五四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敌人
这几年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兴起，1990年代就开始的对五四的批判也越来越极端，甚至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撕裂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的。
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也是个很大的误会。之所以会造成这种误会，首先是当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自觉地站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保守派立场上去了。其次，当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下意识地认为五四的主流就是对中国自身传统和儒家的批判。再次，认为五四时期的保守派与新派文人只有对立斗争的一面，而没有统一的一面。最后，下意识地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敌人，只有彻底打倒五四，才能完成儒家的复兴。
然而，这些原因恰恰都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五四时期的保守派也是有限度的保守，虽然对新派文人有所批判，但并不是全盘反对，这与当今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其次，五四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运动，它本身既有对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整理和认识，只是方法上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了。再次，五四时期的保守派与新派文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对立斗争，在更早的时候，他们本身是在同一个阵营里的。最后，五四运动本身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并不是要彻底地打倒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而是要为它寻找新的出路。而且，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真的有批评者们说的那么彻底，为什么仍然薪火不绝，到今天仍然存在呢？
一个最重要却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不是别的，而是恰恰是五四运动完成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历史任务，中国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重新在国际秩序里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定位的前提。
这些年比较流行用帝国范式来概括中国历史，比如汉朝、唐朝、明朝，都被理解成了帝国。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帝国是有边界的，而中国是从来都没有边界意识的，有的只有天下，皇帝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都是天子臣民。比如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出兵援救之后，中日达成停战协议，丰臣秀吉写给明朝皇帝的书信在明朝看来就是谢表，而丰臣秀吉在格式和措辞上居然敢有“不逊语”，站在明朝的立场上看来，这就是不正常的，属于“无人臣状”的行为。这种意识在最发达的唐太宗时期，唐太宗甚至认为“蛮夷”只要是归顺了的，就都是天子臣民，应该与汉人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比如碰上饥荒朝廷就应该振恤，发生内部叛乱朝廷就应该代为平息。
如果真正要说帝国，那么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帝国就不是别的，而应该是“兴帝国”，也就是明朝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经过嘉靖皇帝与朝臣的长期斗争，终于如愿将其父兴献王追谥为皇帝，并且将牌位迁入太庙。亲王被追谥为皇帝，那么他原来的封国也就不能再叫王国了，而应该叫做帝国。所以说，在被追谥为皇帝之后的兴国才是真正的帝国，虽然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存在的时候是王国，成为帝国的时候帝国已经没有继承人了，因为继承人成了明朝的天子。
所以，中国的现代国家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事实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而对中国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完全是欧洲用鸦片和大炮送过来的。因为这是一个被动接受接受的过程，上到皇帝下到普通老百姓，时常会有不接受和下意识地抗拒。这在晚清时就能看得出来，朝廷上的内部讨论中西方国家仍然被称为蛮夷，而在对外时则不使用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措辞。在中国已经自身难保的1894年，清朝仍然履行了一个宗主国的义务，在朝鲜受到日本侵略的时候毅然出兵援救。虽然残酷的现实已经高速普通中国人和帝王公卿们，中国早已不再是天朝上国了，而是地球上的民族国家中的一个，但中国人仍然在顽固地抗拒这个概念，即使在表面上肯接受，在内心仍然没有接受。
顺便在这里也说说蛮夷这个概念。一般西方人都习惯性地将这个概念理解为中国人对非中国人的侮辱性称呼，其实完全是个误会。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观念体系里，本身没有褒贬，只是一个事实描述，意义相当于基督教国家里的“异教徒”。它只是描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信从儒家礼教的，而你们不信。只要是不信儒家礼教的人，在中国人眼里，就都是蛮夷。而且，在历史上，中国周边的蛮夷们也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一称呼，都是愿意接受的。而且，中国于欧洲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儒家礼教本身是没有侵略行的，受过儒家传统教育的士大夫们都知道，蛮夷是否信从儒家礼教，这是别人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必须尊重人家的选择。只要你服从天子治下的国际秩序，谨修职供，是不是信从儒家礼教，都没关系。所以，象十字军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人来说，就是不能理解的。
从“天下”下降到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漫长的。而完成这一过程最关键的一环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批判和对西方新思想的译介，中国才完成了从天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
五四运动上承辛亥革命，下启社会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先成功而后又归于失败，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自身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失败了，原来晚清时期突出的满汉民族矛盾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而且出现了新的比民族矛盾更严重的南北矛盾。而社会主义革命先挫折终成功就是因为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转变。
任何运动的成败都应该用一个标准来评判，即是否为自己培养了接班人，完成了运动本身提出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正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人，他们因时制宜，抛弃了在当时的内外条件下已不合时宜的天下观念，高举着民族国家的旗帜，最后完成了百年来中国最痛苦的嬗变，成为新国际体系中的合格成员，为中国开了新命，也为中国文化和儒家开出了新命。
这从新中国的国号上就能看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共和国，而不是象苏联那样的苏维埃联盟。或者用比较流行的说法，中国革命完成的是对境内各民族的整合，而苏联则是联合。既然是联合，本身就仍然保留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中国的整合则大体上可以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基本上继承了清朝的版图。与革命前大体相似的土耳其帝国相比，同样被动接受了现代性，同样经历了革命，而土耳其在革命後分崩离析中国却能在遭遇挫折後重新革命并最后成功，同时保持国家领土主权的几本完整统一，两者的差别其实也就在于有没有新文化运动。
但是，应该特别说明的是，这样说并不是为启蒙辩护，而是为五四本身辩护。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五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有各种各样的成分，用启蒙运动这样简单的概念是无法概括的。反对启蒙的同时不一定要反对五四，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这应该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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