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

：佩内洛普·B·普赖姆   译者：何祚康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1992.04

选译自阿里夫·德里克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经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问题》1989年版。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造成了一种有讽刺意味的局面，这导致了两种观点的产生。一种观点认为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发展得相当好，做到了经济增长，为人民提供了基本必需品。另一种观点，包括毛以后的政权的观点，则认为毛的发展方法是一场经济灾难，中国人民希望忘却它。这两种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观点所以能同时并存的一个原因是：毛解决社会主义积累的方法(以文化大革命为最典型)是以推崇简朴来达到迅速工业化的目的。
　　中国的经济根本问题，与其他希望工业化的国家一样，是资金积累问题。增长速度愈高，就愈难以在与经济的其他方面保持平衡的同时获得足够的积累。在社会主义积累的策略里，积累的来源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来源要少得多。一旦进行了土改和国有化，依靠资本家、地主和多国公司来积累的办法就被排除在可供选择办法之外了。依靠国际市场取得盈余也会导致依赖资本主义经济的危险，而这恰是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想要避免的事。依靠将农业品的价格定得相对低于工业品的价格来积累也有问题，例如，毛泽东要以缩小城乡差别来加强工农联盟，这就限制了上述办法的实行。此外，农业迫切需要有现代的投入。这样，就只剩下两个可供选择的积累方法了，即增加工业的产出并用增加的部分再进行投资，和限制消费。提高生产率，虽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在技术低下的农业经济里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所能获得的增长不足以满足快速工业化的要求。因此，使用剩下的办法，即限制消费的办法的诱惑力就很大了，但也只有在人民愿意作出牺牲，或政府能成功地威吓人民时才行得通。
　　在中国，可供选择的积累方法还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的限制。在毛的领导下，中国选择的积累方法在口头上是遵循非精英主义的社会主义“群众路线”，但实际上是以快速工业化为主的。快速工业化应该在不用“资本主义”专业化的方法、不在管理上搞等级制和不过分地依靠技术的情况下完成。中国也不会去依靠外国或国际市场，这实际上就排除了将鼓励出口、外国投资和向外国借贷作为积累的方法。相反，应执行的是社会主义的自力更生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同时促进大、中、小型企业、通过国家所有制和机械化来达到工农联盟、号召提高政治觉悟，和在需要时，以政治觉悟来取代物质刺激。毛主义者谴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和帐目的关心，他们赞成通过各种广为宣传的口号，如“自力更生”、“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重“红”不重“专”和企业管理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斗争。毛主义的方法强调生产关系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社会关系，而不关心技术本身。“经济主义”受到攻击，因为它强调生产和利润，而不关心人民、意识形态和政治”。1967年，人民日报对刘少奇的批判是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搞经济建设、能依靠少数“专家”，“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由他们这些人发号施令，而广大的革命群众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从指挥”。他们挖空心思地制定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办法、条例，处处搞管人、卡人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1967.8.25)
　　这些口号视阶级斗争为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方法，它们开始对中国的革命文化作出了规定，并反复在艺术、文学、电影、教育以及各种运动中表现出来。1966年5月《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说，“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反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确是这样做的。
　　从这些年的生产和消费问题来看，这种革命热情和在文化领域内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不仅是革命者们所说的那些，它们还有助于使人们对限制消费和间暇时间增长的做法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正是发展经济过程所需要的。毛的阶级斗争在经济上的意义就是每个人必须暂时作出牺牲，以便达到经济的快速增长。据说这种快速增长是达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在压缩大量消费，反对在衣服、房屋、美术品、癖好和礼仪上花费为数不多的金钱和时间这些“资产阶级”的倾向上，“文化大革命”是很成功的。“文化大革命”还要求减少国家在文化、教育和卫生计划上的投资，而改由地方和工作单位提供简单得多的服务。对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攻击的部分原因是想要减少社会对消费和正规教育、机构和先进设备的兴趣。总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以阶级斗争为名在全社会攻击消费，从而达到快速工业化。
　　然而，简朴是维持不久的。快速增长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其代价是效率不高和工作没有动力，从而加剧了积累的问题。此外，政府言行不一，有关生产和消费的决定都是国家做出的，工人和农民参予做出决策成为不能兑现的空话。可以说，群众的作用已降为相互监督不要消费过度，造成了隔阂和痛苦。结果，由于坚持要快速工业化，由非精英分子进行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计划未能完成。
　　以上是可以解释中国目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虽然它经济上有成就和毛以后的政府关心向人民提供消费品和提高工资的原因。以下几个段落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重新评价，首先研究那些年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各部门的倾斜，然后将研究结果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积累的三个关键方面联系起来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增长

　　虽然中国目前对“十年动乱”的经济持批判态度，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确有长足的增长，尤其在工业方面。中国人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定为1966至1976。的确，在头三年，即1966至1968，暴力事件频繁，工作停顿，分配上也有问题，这些都对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伤害。然而，1969年开始就进入投资与增长的时期，除了少数几年外，这一势头一直继续到80年代。如果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定为1966至1968年，也就是为今后十多年定下思想基础的那几年，经济混乱确是个确切的形容词，然而，如果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间延长到毛逝世的1976年或停止执行毛的政策的1978年，那么，经济增长是相当大的。
　　中国人自己的统计表明，即令将1966至1968年这几个经济表现不好的年份包括进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增长也是相当可观的。表一表明了增长情况。1966至1975年期间，国民收入(即中国人衡量净产出总值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为6.9%。这个增长率比中国得到苏联大量援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8.9%和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的1963-1965年期间的14.7%要少。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增长率比1953至1985年这33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6.6%要高，而这个时期是将1978年以后改革时期高增长的头7年包括在内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6年的216元增至1975年的273元。如果不将经济表现不好的头3年包括在内，那么，1969至1978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8.5%，远比33年的平均数要高，到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也增至315元。
　　各部门净产出值的增长模式与国民收入增长的模式类似。1966至1975，农业产出净值以每年增长3.2%的速度增长，比整个33年的增长率3.4%稍低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产出净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0.3%，重工业的毛值平均增长12.4%，轻工业的增长率为8.1%。除农业外，这些部门在1969至1978期间的增长均大大高于33年的平均数。1966至1975期间，国民收入与重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当于33年的平均数。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1969年以后，经济远不是一场全面的灾难，而是在生产能力和产出方面有相当大的增长。然而，这增长的具体组成表明了毛的方法的内在问题。经济增长中工业增长的速度比其他部门要快，而在工业中，又在牺牲消费品基础上向重工业倾斜。这都是想要快速工业化的结果，也造成了经济生产率的低下。
　　表二及表三表明向工业倾斜的情况。表二说明在各选定的年份里各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最大变化是：工业在生产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52年的19.5%到1980年的45.8%和1985年的41.5%)，而农业，建筑业、交通和商业都下降或停滞。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农业的重要性一般均下降，但是建筑、交通和商业不发展却是不正常的，这导致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严重不平衡。表三表明在工业中，重工业产出比轻工业产出得到更多的倾斜，这加剧了平衡问题，并导致消费品稀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重工业产出值在整个工业产出值中所占比例达到最高点，从1952年的35.5%达到1978年的56.9%。
　　对小企业的鼓励又加重了向重工业倾斜。这是毛主义的方法的关键组成部分。农村企业既是国营企业(“五小”农村工业)，又是集体企业。1965至1976期间，仅公社以上各级的集体工业企业就从12，200家增至106，200家。五小工业的目的是增加农业投入，因此，向重工业倾斜，包括农机、水泥、化肥、钢铁和能源。五小工业起步于1968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在整个产出中占很大比例。如到1977年，县级的农机制造与修理厂有4300家，在公社和大队级有495，000家装配与维修站。这些企业生产出全部的简单农具，几乎100%的中、小型农业机械。氮肥厂约1，350家，生产量占全部产量的43%以上。小磷肥厂在1000家以上，产量占全部产量的50%以上。水泥厂在3000家以上，产量为中国水泥的64%。小水电站的总容量从1966年的200，000千瓦增至1975年的3，000，000千瓦，到1979年又增至6，330，000千瓦。
　　总之，自1969年起，部份由于采取了小规模生产的办法，整个产出，包括农业，国民收入和工业均以长足的速度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其他部门的经济为基础，向重工业倾斜的。同时，虽然重工业的技术有改进，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经常批评工农业中各部门的生产率不高。外国学者的计算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如，在国营工业中，最高的生产率增长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63至1965年期间。大多数的计算均表明，自1965年以后，这一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就很慢，甚至可能抵销了以前的增长。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里，投入的增加比产出大，造成了生产率的负增长。在生产率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继续积累变得愈来愈困难了。

　　毛泽东经济战略的执行情况

　　在生产率低下使严峻的经济紧缩形势更趋恶化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又怎能做到快速增长的呢?毛主义的积累方法的三个互补的方面既可以解释经济的增长，又可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避免地难以坚持，也就是，难以使之合法化。第一，领导层通过计划将国民收入的很大部分分配给工业的积累，从而刺激了增长，但没有给消费品和其他部门的增长留下余地。第二，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使各地对积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使效益更低。第三，“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就是诱使和威胁人民，使他们牺牲消费，增加工作时间，对这部分时间的工作往往是没有报酬的。这样，以非物质的刺激增加生产和少生产消费品就成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但这种低效益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下面我将依次讨论毛主义积累方法的这三个方面。
　　中国的高积累率，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积累率曾被广为宣传，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毛主义的方法进行批判。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52-1983年积累与消费在每年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积累率最高的两年是1959和1960年，分别为43.8 %与39.6%，这正是中国经济随饥馑而崩溃的两年。因此，随后4年的积累率大幅度下降就不足为奇了。1965年积累率又升至27，1%，1966年达30，6%。1967至1969年积累率有所下降后，1970年又升至32.9%，以后直至80年代初始终为30%以上。最高的一年为1978年，达36.5%。由于国民收入中分配给消费的部分与分配给积累的部分成反比，中国的高积累率，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大部份期间，就意味着在整个产出中分配给消费的部分是很低的，而且多年来呈下降趋势。
　　在积累部分中，用于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也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重点所在。重点在生产性投资，这是指机械与母机是最优先的部门，而象房屋这样的“非生产性的”投资则排在最后。“大跃进”期间，生产性投资最高，1960年达97.4%。1966-1975年期间(并且延续至1978年)，比例也很高，在68.9%和82.2%之间，1966至1975年期间，平均积累率为75.5%。
　　与高积累率相应的是高投资，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这可以解释工业增长的速度和组成情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了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做法又走到极端。如1966到1970年，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为51.1%，1971至1975年期间为49.6%，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则仅为36.1%。相比之下，1966至1970年轻工业的投资只占4.4%，农业仅占10.7%；1971至1975年则分别为5.8%和9.8%。结果，向其他部门，如建筑、交通、教育与卫生的投资相对说来就很少。这是与以上所述的停滞和下降的情况相符的。
　　毛主义积累方法的第二个方面，即自力更生，可以解释各地与小型企业对整个产出所作的贡献愈来愈大。从国际上说，特别是从1960年中苏分裂以后，自力更生意味着中国进口的货物和技术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从国内经济上说，自力更生意味着每一个省应生产自己的粮食、能源和工业用品；而各省内，每个县也应这样做。毛主义发展模式的前提是分权，在这样的地理与空间规模上的分权促使农村地区小规模生产的发展。由于省和县既不能依靠中央分配所需物品，也不能从市场上购得所需物品，他们只要有可能，就会有强烈愿望，要生产自己所需物品。此外，由于农村工业化的目的是增加对农业的现代投入，还由于用于轻工业的农产品仍由中央严格控制，农村工业发展也就向生产资料倾斜。
　　这样，自力更生就与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有利于中国的全面快速工业发展，也促使在生产中向重工业倾斜。地方工业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将地方(往往是不多的)资源积累起来并于以投资，因为国家的资源是留给大企业用的。但是，由于使用了地方原已不多的资源，设备的重复，机械化的重复和对每一产出单位的投入是都大量增加了。投入增加的两个例子是能源和劳力。
　　以能源消耗来说，农业所消耗的国家初级现代能源在1965年为3.1%，到1975年增至6.4%。农业消耗的电力从1965年的4.4%，增至1975年的6.5%，又增至1978年的10.1%。这部分电力消耗的增加是由于机械化程度的增加。例如，用电机灌溉的面积由1965年的8，093，000公顷增至1978年的24，895，000，即由灌溉土地的24.5%增至55.4%。这种增加部份是由于使用了能耗大的设备。如小氨肥厂的平均能耗量为大厂的2.4倍。1978年，小氮肥厂主要使用当地煤生产了全国10%的氮肥，所用能源相当于直接用于农业的量。此外，由于在少矿地区开采了储存量小的煤矿和油田，因此效益也不高。
　　至于劳力投入，“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机械化使一年二熟、三熟成为可能，这导致人口劳力投入的大量增加。在产稻区更是如此，因为插秧和收获的大部分工作仍是人工进行的。此外，在收集、运送有机肥、平整土地和其他修建计划，以及付业都使用了许多工时。如石川滋估计1956年长江流域每公顷水稻的劳力投入量为200天(每天8小时)，到70年末，增至500至800工作日。在一年三熟的某些地区则高达1，500工作日。
　　地区自力更生所采取的形式是将以前未利用的资源，如小矿藏，贫瘠地和工时投入生产，从而增加了累积，但往往使用过度，效益、生产率均低，因而耗费过大。
　　毛主义积累方法的最后一个方面，即减少消费和闲暇时间，是前二者的基础。前面已提及过农业所需工时的增加。闲暇当然是与“有闲阶级”有联系的，因此，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旅馆与日常服务业的数量被大量削减了。计划中不强调消费品和服务，这是与高积累的政策相一致的，而且由于宣传了节约和禁欲的价值，这种做法被合法化了。同时，工资增长很慢，这在农村尤为突出，并使家庭的需求大为减少。
　　当然，毛领导下的中国领导人是关心向广大人民提供基本必需品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相当成功，“大跃进”导致的食品短缺则是个例外。至于寿命和营养，在70年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有优势的。然而，毛“到处种粮”的号召，是以其他产品(如水果，蔬菜、豆腐、肉和鱼)的慢速增长为代价，才完成的。在1957至1977年之间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并无增加。在提供基本必需品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提供廉价住房，但这导致住房拥挤。超过这最低限度的消费则受到限制，因为国家要向其他部门投资，而且公众对想要多消费一点的人则进行监视。
　　在公共消费的领域内，文化、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开支愈益成为当地社团，而不是国家的责任了。如，在公社和大队一级的病床数从1965年的308，000张增至1978年的1，140，000张。医务人员在同期则从880，000人增至1，321，000人。然而，各社团向这些项目投资的能力是随它们的经济情况而定的，这就导致这类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教育方面，虽然学生和学校的数量增长很大，但许多人认为教育与科研工作的质量不高，这又对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经济在内，有不好的影响。
　　虽然中国的发展集中在重工业的增长，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向人民提供某些基本必需品，但为提供这些必需品，个人、家庭和社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工资停滞不增加、许多消费品和服务的缺乏和工作量的增加。这一情况对中国各种人都有影响，但最严重的地方是农村。在农村，一年二熟、三熟和修建计划使工作时间大量增加，而消费量则很低。强迫与自愿的界限很难划清，特别是因为在中国，人们回想起“阶级斗争”时并不总是很愉快的。但是，事实仍然是，这些牺牲是1949年以后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分配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主要基础。

　　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国的经验

　　在毛泽东的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部分考验(结果)就是做到了快速增长。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限制，再加上社会主义积累的方法又受限制，为达到快速增长，对简朴节约的要求始终很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简朴节约好处的宣传达到极点。
　　当然，这种节俭的风气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现代日本的高储蓄率和北欧所谓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就是二个例子。有一个高国民储蓄率的时期，对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成为(或保持)先进的工业经济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就不成功呢?要对中国出了什么毛病作出全面的回答需要从多种学科来研究。在这里，只提出一些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
　　第一，在毛泽东的中国，在确定需要作出多少牺牲、厉行节约才能达到增长可能做得过份了。生活得俭朴些，以便今后能有更好的生活，是一回事，而将粮食储存起来直到漫出储粮的桶，仍然不准生活作大幅度的改善和变换食谱，则是另一回事。象豆腐这样的基本食品变得稀少了，工资二十年基本不动，甚至象家里盆裁花草这样的简单享受也要受批评。中国领导人许愿说经济将有大幅度增加，但长期节俭(低生产率使情况变得更糟)与高期望值很不协调。
　　第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俭朴节约与高储蓄率，并不是各个家庭自行决定的，而是上级强加的。再加上人们相互监视行为、思想和消费，使得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做得过分，对此人们都有痛苦的记忆。人们认为，那些决定广大人民应该节俭的人，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很好，这又加重了人们的痛苦之感。
　　最后，虽然人们对毛主义在中国积累方法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邓政权现在是建立在(毛政权所取得的)成就之上却也是应该承认的。如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国际政策是不借债，资金不外逃。有了这二条，国内又有相当的工业基础，邓可以容易地重返国际市场而不用害怕会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此外，中国目前所以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发展得以成功，其基础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工业政策。用其他办法也可以取得目前的成果，但是不应该忽视现在的成果是毛主义的发展策略的结果。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两个教训：贫困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要快速工业化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有信仰福利国家的危险。以各种指标来衡量，在毛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然而，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的发展方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它批判经济主义忽视人(的因素)，这个批判本身在生产过程中就危及到革命。
　　毛泽东的这个矛盾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可能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阿列克诺夫在讨论是否有可能不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来建立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时说，“用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名义来推迟当前的消费是必须的，对高收入征收高额税和避免大量消费可以使人民更容易接受这种做法。”中国的例子证明，这种做法也可能走得太远。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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