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与四皓
张志和《渔父》诗写道：八月九月芦花飞，南溪老人垂钓归。秋山入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皇储定是非。
诗的最后二句，涉及张良，因为请四皓出山是张良的主意。
张良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辅佐刘邦取天下，所谓“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就是刘邦对他的赞语，他为创立西汉王朝立了大功。在司马迁《史记》里，他的位置，仅次于肖、曹。《年表》记载张良在高祖六年正月被封为文成侯，而《留侯世家》里称他为留侯，说他死后“谥为文成侯”，《资治通鉴》干脆并记为“留文成侯”。史载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有留城。刘邦要封张良，张良请求封于留，因为他初见刘邦是在留地。司马迁本以为张良魁梧奇伟，见到画象，方知其“状貌如妇人好女”，司马迁所见画象当然是可靠的。
所谓四皓，就是四位八十多岁老头，有关档案如下：
东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夏黄公，隐居夏里修道，姓崔，名广，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元道。还有一位绮里季，大约姓季，居绮里。
《史记》所说故事这样：刘邦想废太子（汉惠帝，吕后所生），立赵王如意（戚夫人所生），众臣谏争无用，吕后请张良出力，张良想出一法，让太子写封信，派人带上足够金玉，往请四皓，尊为客，跟着太子出现在朝廷上，刘邦定会改变主意，太子之位就保住了。后来，这一计果然成功，刘邦一见四个老头，就对戚夫人说，太子气候已成，难动摇，吕后是你的主人了。刘邦还悲壮地为戚夫人唱了歌。不久刘邦死去，张良在家练习辟谷，也就是不吃东西，练“道引轻身”的气功，“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但吕后劝他还是吃东西，并且把他利用为保太子的力量，所以张良这条避世的路没有走通。吕后杀了戚夫人及赵王如意，弄得太残酷，汉惠帝被吓得精神颓废，吕后把持皇权，形成吕氏天下，她死后发生刘氏灭吕的宫廷血斗。张良死于吕后主政期间，其时惠帝虽尚未死，但已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不久也驾崩。张良之后，儿子继承侯位十年，犯罪，“国除”。这段历史，《资治通鉴》重写时枯燥地把认为猎奇的部分删去了一些。
我们就司马迁的记载来看，那字里行间是留下许多未尽之意让我们去想的，有这样显然的五点：
一，刘邦想换太子，自有其理，但对追随他打江山的吕后这样绝情绝义，未免犹豫，有此内因，才发生后来变化，见了四皓就说太子不可动摇，不过借口而已。二，戚夫人未必不明白，但对一切无可奈何，只有做牺牲品。三，张良既洞观一切，又身不由己，虽不主张废太子，却要全身远害，尽管本心善良，也不得不面对残酷，难怪他想弃世而去，他死时一定怀着深深遗憾。四，吕后与戚夫人，各有其情，皆可理解，但为什么就非得导致“残酷斗争”不可呢？五，商山四皓，并非高士，乃名利场上老帮闲。
司马迁告诉我们，历史不管多么伟大或怪异，都是人性走过来的路，人性的处境和表现无比复杂以至过于复杂。这个故事，他着笔不多，力透千古，虽有猎奇之嫌，却抓住了历史实质，所猎之奇也自有其生活依据。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七十七条说，他也不喜欢商山四皓，认为是司马迁好奇附会，而历史上并非真有这四个老头。袁枚不喜欢四皓，与许多人是一致的，不过，说这四个人大约是司马迁“好奇附会”出来的，话就说过头一点了。我们也无法有证据说一定有这四个人，只是从历史的可能性看，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是完全会有的。袁枚所摘杜牧诗“四皓安刘是灭刘”，以及所举“安吕非安刘”的说法，都甚有见解。在元曲《赚蒯通》里，张良的去向是跟四皓进山修道去了，是戏笔，不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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