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格瓦拉已成往事
“切”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打招呼的用语，是一个惊叹词，古巴人用“切”来称呼格瓦拉时，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并伴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柔软情感。许多人在喜欢格瓦拉之前，已经在心里一遍一遍地低语：切，切，切……就连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见到格瓦拉时，也是劈面一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切”。
然而，卡斯特罗说：“切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名，成了一个象征。”
这话简洁而明了地指明，现在我们所谈论的切·格瓦拉，可能已经不是那个具体而真实的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被误读并带着强迫记忆的观念。人类一贯来乐于为死者唱赞歌，并习惯按着自己的想象和一相情愿去图解历史，神化偶像，而切·格瓦拉，很可能是一些人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神化对象，因为他身上具有革命者、梦想家、圣徒、艺术家和受难英雄相混合的复杂气质。什么“尘世基督”，“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什么“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蚀的人”（萨特语，但听起来多像毛泽东对白求恩大夫的评价——难道这是革命者共同拥有的殊荣？），这些闪烁着神圣光芒的词语，从一些人口中说出来时，与曾经有过的诋毁切·格瓦拉的恶毒言语一样理直气壮，它们表面上来自于不同的人群，实际上都源于对革命的过度热爱或过度仇恨，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我相信，假如切·格瓦拉还活在今天，无论是对于美名还是恶名，他都会毅然地从中出走，就像一九六五年他毅然从革命的古巴出走一样。相比之下，格瓦拉更愿意做一个永远在途中的职业革命者，并努力保持对革命的必要警惕，这是在别的革命者身上罕见的闪光品质，正是它，使格瓦拉成功地逃避了从革命走向集权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格瓦拉曾经反复说过：“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 这话，格瓦拉最初是针对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之后的一种忧虑，如今，即便是对于他个人的命运，格瓦拉的这种“担心”也已经不是多余，作为革命的象征，他死后数十年还面临着被异化和被体制化的危险。如今的格瓦拉，在许多人的眼中，再不是那个瘦骨嶙峋的哮喘病人了，他成了革命、青春、激情、力量、梦想和乌托邦的代名词。在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街头，他的名字“切！切！切！”成了法国学生游行时最响亮的口号；在球王马拉多纳的手臂上，他是图腾；在许多人的书房里，他的黑白肖像代表着一个精神高地……
在这些煽情的场面里，切·格瓦拉真的在场吗？我表示怀疑。我宁愿相信，清醒的、愿回丛林打游击的格瓦拉会在这样一些煽情的时刻选择缺席。他甚至也从“尘世基督”，“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蚀的人”这些赞美词中缺席，转而称自己为“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并说“请时时想念我这个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这是他死前不久在给自己父母的告别信中发出的低微请求，一并献给他身后动荡的时代。
然而，前些年有一部剧，就叫《切·格瓦拉》，我虽然没在演出现场，但读过剧本之后，多少也能想象，这又是一个真实的格瓦拉选择缺席的地方，从头到尾，我们看不到那个“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有的只是阔大的理想，空洞的激情，虚假的口号，集体话语的恶劣翻版，以及被浪漫化了的暴力和革命美学，中间还夹杂着商业时代的矫情……打着革命的名义，贩卖的却是庸俗艺术家的疯狂想象，还有根深蒂固的左派思想……这就是《切·格瓦拉》一剧的全部贡献。
其中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成功，走的是惯常的虏获大众的话语道路：通过诗化革命旅程，来掩饰和抹杀革命的血腥与残酷；通过树立人格神，来取消普通人生存中的个人细节，并禁止他们为自己的私人生活喜怒哀乐；通过出示富人和穷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人民和敌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在每个人心中开辟一个革命和乌托邦的战场，进而激起他们的革命义愤和革命眼泪……它所遵循的逻辑是这样的：成功，是因为革命取得了胜利；失败，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关于这一点，《切·格瓦拉》一剧的主创人员张广天先生在给一位清华博士的信中教导我们说：“我相信，时代的事实会教育越来越多的劳动子弟回到本阶级的立场上来，而且擦干革命先辈的血迹、接过他们的枪，重新奔赴战场。”说得多么慷慨激昂！可是，张先生的语气、用词和判断，我们又是多么的熟悉，在那些有着惨痛经验的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类似的“革命誓言”我们听得还少吗？什么“劳动子弟”、“本阶级的立场”、“革命先辈”、“奔赴战场”……这些空洞、煽情的大词，当张广天以“革命”的名义说出来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它们并非第一次被使用，而是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已经沾满了鲜血、仇恨和耻辱。这些历史积尘还未经过必要的清理以前，张广天以为自己口中只要念着这些大词，就能轻易地接上那条革命的血管，想得也太过简单了。
持这种简单思维的人并不在少数。《切·格瓦拉》上演后，无论在报纸杂志还是网络上，呐喊、欢呼和感动之声不绝，其中不乏年轻人——他们因着缺乏直接的革命记忆，很容易就把革命神圣化和浪漫化，以为太平盛世、幸福生活就躺在革命的身旁，等着每个革命者前去领取。这个现象让我陷入深思：也许，新一代会走向想象中的革命，有时并非只是对革命的向往使然，而仅仅是为了表达对屈辱的现实、对革命之后的平淡生活的一种反抗；说到底，他们还是希望回到一种激情澎湃的岁月中。这种情怀本身是正常的，它实为长期来积存于社会内部的痼疾所致，《切·格瓦拉》利用了这种激进情绪，从而将那些简陋、狂热和有害的革命思想，通过理想和信念的虚假包装，成功地塞入“人民”的手中。
人民，有多少的罪恶都假你的名义而行！甚至连法西斯，使用的也是人民的名义！《切·格瓦拉》一剧主创人员的得意之处也在于此：《切·格瓦拉》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而它受欢迎的原因是，重现了那场以切为中心的神圣“革命”。——够了，这种人民和革命互证的游戏，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我要继续追问的是：整个二十世纪，我们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所干的蠢事还少吗？在中国，在前苏联，在格瓦拉的古巴，更多的时候，人民并没有受益于革命，反而为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严酷的“文化大革命”，难道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吗？难道万千受害者就不是“人民”吗？可惜，《切·格瓦拉》充斥着革命的宏大主题，却难以看到与革命相伴的血腥段落，于是，暴力美学在容易激动的人群中崛起并肆虐。一方面，他们漠视历史中曾经有的苦难，另一方面，支配他们前进的动力依然是乌托邦和集体主义。——与之相对的是，个人权利匮乏，公民意识淡薄，宽容和温和的政治作风被彻底遗忘，民主、法治和人性的基本观念得不到实践……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上述这些扭曲的革命逻辑有足够的警惕，包括格瓦拉。今天的许多人都把格瓦拉所寓示的方向当作进入乌托邦社会的理想道路，至少也认为他代表着革命的理想状态，习惯于在象征（而非现实）意义上谈论格瓦拉。甚至还有人把《格瓦拉的遗体》（阿尔波塔摄）和《基督蒙难》（小霍尔拜因作）摆在一起，以二者在外在形态上的相似，来说明格瓦拉身上所具有的“尘世基督”的一面。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工作，是针对每一个个体的灵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所说的“羊”，就是指每一个个体），他无意于解决社会制度问题，所以他一再拒绝犹太人要他去做王的请求，而格瓦拉的精神重心还是在社会变革上；另外，耶稣基督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创世纪》第九章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他反对流血），而格瓦拉则信仰暴力革命。
应该相信，格瓦拉身上有许多革命者所共有的可怕的局限性，是他的早逝，使这些局限性没有被充分实践出来。据《读书》杂志1998年第3期程映虹的《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一文所记述，格瓦拉在一九六０年八月一次对古巴医务工的演说中，为了提出“新人”这个口号，他以自己从一个医生转变为革命家的经历为例，宣扬革命的核心是消灭个人主义，号召用“彻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旧时代留给个人的一切，“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成为自己的设计师的话，创造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将是新古巴的象征——就将容易得多”。他曾定义人为“一件半成品”，并把“新人”比作革命车轮上的一颗“幸福的齿轮”，一颗“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比如，他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的结尾说，以牺牲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古巴人民不但是义务而且是需要，“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比如，他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感到非常愤怒，私下里称之为背叛，并在一次接受英国记者的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当时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射出去了；又比如，一九六０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一届拉美青年大会上，格瓦拉这样告诉从各国来的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
一个要彻底消灭个人主义的格瓦拉，一个要别人去做“齿轮”的格瓦拉，一个以“牺牲”和“鲜血”作为自由的“营养物质”的格瓦拉，一个有勇气摁下导弹按钮的格瓦拉，一个古巴人民在“热核战争中被全部消灭”后还要别人“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的格瓦拉，实在是一点都不诗意，不浪漫，也与自由、正义无关，反而与那些使我们受害至深的“革命”思想如出一辙。这并非格瓦拉一个人的悲哀，实在是崇尚暴力革命者共有的宿命。由于人类与生俱来就有暴力倾向，加上世界秩序中有太多的不公正，暴力作为简单直接的反抗方式，还将长时间受到青年的青睐，革命还将继续深入人心，类似《切·格瓦拉》这样的东西也还会继续赚取“人民”廉价的眼泪。
不等于要屈从于它。如同许多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可以完成民主变革一样，我相信，革命、青春、激情、理想、乌托邦，也可以找到新的解释方式，至少不能再是“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了。切·格瓦拉为革命光荣地死了，我想，他的死，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不死。因此今天，我们面对格瓦拉不应该是简单的沉醉，而应该在格瓦拉丧失的地方开始跋涉，从革命的乌托邦高地下落，回到常识，回到理性，回到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回到生存一切细微的喜乐中，在通往自由、民主和公正的路途上，也做一个“渺小的征人”。
鲁迅先生说得好，“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生的”，从这个角度说，一个人与其为那个宏大的革命目标而死，还不如为争取属于他自己的微小的公民权利而生，因为许多人的伟大的死，有时反而会使一个社会变得冷酷而专制（一些人的死，成了另一些人冷酷和专制的资本），而许许多多人普通的、坚韧的生，却有可能构筑起一个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最坚固的人性基础。
因此，我喜欢那个写家书的格瓦拉，那时，他是柔软的父亲，深情的丈夫，忠诚的儿子。——他的人性部分在家书中发挥得最为突出；我喜欢那个向卡斯特罗递辞行信的格瓦拉，他成了罕见的从集权主义的阴影中自我突围的革命者。——他的批判激情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尖锐；我喜欢说这话的格瓦拉：“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有的道理是无需证明的，我讨厌还要为此而争辩。”——他的革命思想在这些话中酝酿得最为成熟。
而我最终想要说的是，我们在这里纪念、谈论格瓦拉的目的，不是希望有更多的格瓦拉诞生，而是希望格瓦拉式的人物能够成为往事，因为一个健康、民主、人性的公民社会，是不需要格瓦拉这样的人物的：不需要他骑着骡子战斗（那不先进），不需要他带着哮喘病去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那不人道），不需要他回到丛林里打游击（那不安全），不需要他成为革命、青春、乌托邦的代名词（那不真实）……此刻，我是多么怀念格瓦拉，同时也多么想望一个不再需要格瓦拉的公民社会。
所有的人都必须学习过一种没有格瓦拉的生活，一种不革命也不是不革命的生活。格瓦拉为这种生活提供了最后的证据——他那死后被玻利维亚政府军砍下、现供奉于哈瓦那广场的双手，坚定地证明：无论是革命的一方还是反对革命的一方，他们的双手都有血迹。让这种红色生活离我们远去，让口号式的“切！”从我们口中消失，让每个人都能用平常的、人性的声音这样称呼他：“切。”这或许是格瓦拉最后的价值。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