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

未从24万亡灵吸取教训：唐山悲剧正重演     07-27 17:09

据pg日报报道，在唐山地震 30周年之际，全球亦同时踏入地震多发的活跃期。在世界迫切希望可突破短期地震预报的难关时，中国却早在 30多年前已具备了这种能力。中国地震界原本可创造另一人类奇：将地震预报发展成天气预报一样。但是，今日的地震界却面临人才凋零、后继无人的困境，当年曾成功预测到唐山地震的各种「土」办法，全部被摒弃。地震界老专家痛心地说：「这些都没了，没了对付地震的武器，那地震还能报吗？报不了啦！唐山的悲剧肯定还会重演。」
中国在 1975年，首次成功预测出辽宁海城7.3级地震，使800万人逃过劫难，亦令举世震惊，不但打破了全球短期地震无法预测的神话，更奠定了中国地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唐山地震时任地震地质大队队长、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黄相宁说，唐山地震被测出充份证明了当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地方性「群众观测站」及其「土办法」如地应力、水氡、旱震（从气象上预测地震）等预测地震技术均相当准确，亦非常重要：「它不能预测出小地震，但对大地震很敏感，尤其这些站分布在各地区，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出当地的大地震。」

各地观测站被摒弃

不过这些观测站及土办法，在唐山地震后却遭国家地震局的排斥，被指「无科学根据、技术不成熟」，全国1,000多个群众观测站目前只剩下 1%。当中像1976年时成功预测出唐山地震的乐亭观测站，虽获保留却已名存实亡，变成一个行政机关。

消息透露，当年主管唐山地震工作的重要官员之一、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一直排斥群众观测站。她虽漏报唐山地震，但事后却由副主任晋升为主任。消息说，由于她极力排斥、压制，致使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众多老专家，多年来不被重用、不获研究资金、没有学生师从。

地震专家仅剩50人

地震界老专家如黄相宁、耿庆国等人，由80年代开始多番上书国家地震局，要求当局重视人才、保留群众观测站，但得到的回音是：「地震预报仍需长期研究、探索和不断积累经验，这是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事。」

目前像黄相宁这类地震专家，全国只剩下五、六十人。黄相宁迫切希望当局重视群众观测站：「我敢100%保证，只要在全国设立400个观测站，六级以上地震绝不会漏掉！」

地震局瞒报铸成巨灾

唐山地震后当局一直坚称唐山地震为不可预测的天灾，但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专家众口一词地指出，他们早在 1975年已预测出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瞒报、漏报，对各部门呈报上来的种种预报置之不理，才是导致巨灾的真正原因。

「唐山地震说甚么也不应该漏报，那么多人测出来了，只要和市民打个招呼，就不会死那么多人，这绝对可以做到。」现已退休的侯世均， 1976年时在河北红卫中学地震测报小组从事地下物理现象反应来预测地震，并在当年 6月预报出唐山地震。而当时的北京市地震队专家耿庆国，亦从气象上的变化预测出唐山地震，并于7月14日向国家地震局告急，各地区监测站亦纷纷呈报唐山地震预测。

国家地震局掌管包括各地震部门以及地区性的群众观测站地震监测，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胡克实正被揪去批斗，负责地震事务的副局长查志远及掌管华北地区地震事务的副主任梅世蓉并无采取任何行动。一名专家表示：「梅世蓉根本不相信这些预报，她认为大地震前一定会有小地震，这是学派上的固执。」以致唐山地震预报一直没有上报给中央以致铸成大错。耿庆国说：「有震情、有告急，应当组织会商，但置之不理就不对，知之不报亦不对。」

青龙县及时准备　救47万人

相反，邻近的河北青龙县，由于在唐山地震前收到地震消息，当地政府果断及时作出准备，令全县47万人成功避过一劫。而唐山开滦煤矿亦因事前作出防震准备，地震发生时虽有一万人被困在矿井，却仍能安然逃生。耿庆国说，两个地方的成功经验显示，唐山人如果事前获得通知亦可逃过此劫。

云南地震再瞒报

今日是唐山大地震 30周年纪念日，唐山的悲剧却仍在内地反复上演。

内地媒体昨日报道，云南盐津上周发生造成百多人伤亡的5.1级地震，其实早在 7月初就被当地地震局准确地预报，地震发生地的昭通市市长证实确曾收过预报，该市政府在地震发生前一天还在开会研究，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地震的预报并未公开，亦没有传达下去。这次事件与唐山大地震漏报如出一辙。

在中央高层今天高调纪念唐山大地震之际， 30年前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内地地震界权威专家发出了吶喊： 30年了，为何中国仍未从 24万亡灵的哭泣中吸取训？

世人也不禁要问：今日中国拿甚么来超渡唐山的亡灵？还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这种人祸制造的悲剧才能在神州大地绝？

专家哀叹「有劲没处使」

每日清晨、天蒙蒙光，住在河北山海关市、 68岁的吕兴亚走出住所、骑上陪伴他数十年的单车，向郊区驶去：「像吃饭一样，少了一天都不行，已形成个规律了。」他由1970年开始从事水氡观测地震，退休后仍坚持每天骑叁个小时的单车，到郊区的一口古井取水样，再回到那个由杂物房辟出一角的研究室，从事他数十年来风雨不改的地震预测研究。

坚持每天取水验氡气

氡是一种地底石头所散发出来的特殊气体，经由泉水或水蒸气而渗漏至地表。在地震发生前，渗漏的速度会加快，因此测试水中氡气含量是一种预测地震的基本方法。

唐山地震前，吕兴亚亦曾在当地观测站作出预报，并上报给唐山、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但没有回音， 30年来，他每次想起唐山地震都想哭：「退休后想想自己干啥好呢？想起 24万人一瞬间就没了，冲这就要干下去！」但最让他心痛的是他原本所属的研究室被拆了，十多个水氡取水站亦全盖上楼房。他惟有一个人骑单车去更远更偏僻的地方找合适的水氡取水站：「搞地震光靠专业不行，坐在机械前来搞不行，要拿眼看、去实地观察。但现在这些群测点都没了，两条腿就剩下一条了。」

古稀之年的吕老，现时最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小小研究室、在住所附近可以挖一口井供他取水样，他心有不甘地说：「我现在是有劲没处使呀！」

全国的1000多个群众观测站目前只剩下
以免一旦成功就使他们自己的地位降了下去
哪有金庸的小说  值钱
在地震中枢附近发生了大地震
何况新的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如果不及时扭转局势，在他们的统治下，那就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个唐山那样的灾难，又要牺牲多少条人命！每一个有良知的同胞都要努力。
 
 

胡耀邦等受命整顿科学院

     7月18日，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科学院主持工作。

     本年初，周恩来总理病重，实际上开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从抓军队的整顿入手，逐步扩展到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整顿，系统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10月7日，中央通知胡耀邦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任副组长，王屏、刘华清、胡克实为核心小组成员。院核心小组组长仍为郭沫若，武衡继续任核心小组副组长。

     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根据邓小平整顿科学院的指示精神，深入北京地区各研究所，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纠正“左”的错误，促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在8月1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胡耀邦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整顿，后者主要包括在科研路线、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上划清正确与错误的认识，以及明确政治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研究机构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科学院要以科研工作为中心，政治思想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把科研工作搞上去，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胡耀邦多次提出要由科学家当所长，要恢复所长负责制，支持业务干部大胆抓业务工作。他们还否定“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提法，强调要重视人才，奖励出成果，要为“文革”期间受审查者落实政策。

     10月中旬，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作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提出中国人民要进行新的长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号召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

     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向中央、国务院提出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数易其稿后，于8月17日报送邓小平。

     “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有：(一)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上的成绩是主要的。(二)提出为了集中精力搞好中国科学院，把原国家科委的工作划出去。(三)关于力求弄通毛泽东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即：(1)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对科技工作既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要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2)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3)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提出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不能代替它，不能要求任何科研工作都要以工厂、农村为基地，都要“开门办科研”。(4)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既要反对崇洋媚外，盲目照搬，又要反对排外主义，闭关自守。(5)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既要认真解决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又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当前要有计划地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6)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就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就是用计划来领导。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通过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支一派、压一派。(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现有四百万科技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许多人已成为政治上、业务上的骨于。(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五个方面。(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内容包括：整顿机构，健全和调整领导班子，加快落实党的政策，整顿思想作风和关心群众生活。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汇报提纲”。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邓小平让当时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胡乔木帮助修改，要求去掉一些太尖锐的话，但原则要保留。胡乔木作了较多修改，并将原题目《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其内容改作三部分，即：(1)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2)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学技术路线，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编为科技路线的十条；(3)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

     科学家在“百家争鸣”座谈会上谈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文革”的《十六条》规定，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当时，科学院的大多数科学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科研人员要走出实验室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开门办所”，院“革命委员会”组织“相对论批判”，致使基础理论研究工作遭到否定。

     为了尽快恢复科研工作的秩序，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按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25日主持召开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参加的“百家争鸣”座谈会。会后，科学院受华国锋的委托，又连续召开了四次座谈会。

     科学家们在座谈会上，针对“文革”对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冲击，提出要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半导体研究所王守武分析中国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品率远远低于日本的原因，就是基础性工作薄弱，搞不清半导体中存在的问题。大气物理所的周秀骥说，在消雹措施中，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是由于不重视研究雹子的生成规律。生物物理研究所邹承鲁认为现在生物学方面相当多的工作是引入、移植外国的，独创性的工作很少，如果不抓基础理论工作，将来重大的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相当长时间里只能跟着人家走。对于基础理论工作薄弱的原因，他们认为首先是错误思潮，把理论研究与基础性工作批为“三脱离”，人们心有余悸。其次是理论研究工作探索性强，不容易出成果，难以得到支持，工作条件困难。从组织管理工作看，“文革”以来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热门工作重复多，时而一拥而上，时而一哄而下；没有专业分工，在低水平上重复等都阻碍了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希望加强科研计划的组织管理与协调。力学研究所吴仲华则提出，要重视把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1964年中国代表团为买英国的喷气式飞机到英国去考察时，被告知他们研制的喷气式飞机用的燃气轮机内部流动理论是吴仲华提出的。他认为科学院应搞基础性工作，搞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不同于国防和工业部门重点搞型号。座谈会还对科学研究工作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反对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的做法，培养人才等提出意见或建议。每次座谈会的情况，都通过《中国科学院简报》向上反映。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诬为“三株大毒草”之一

     邓小平在领导整顿工作中提出以毛主席的三条重要指示为纲，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间形成的一整套关于整顿的纲领、方针、政策，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个文件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1975年9月间，毛泽东听信毛远新的“进言”，认为邓小平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11月初，又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认为清华大学刘冰等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矛头是指向他的，邓小平偏袒刘冰，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此过程中，“四人帮”下大力量组织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批判，把这三个文件称为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

     “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帮派骨干，把《汇报提纲》的送审稿印发2000多份，把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的插话记录，印成白头文件，发到基层“供批判用”。他们称《汇报提纲》是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因为《汇报提纲》并未成为正式文件，广大科技人员并不知情。当他们通过“批判材料”得知《提纲》的内容后，反倒更加明辨了是非。对《汇报提纲》的批判，在科学院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

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

　　1986年唐山大地震十周年，笔者就准备写作这篇文章了，可因故没能完成，后来又将收集准备的资料丢失了。现在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这是按照当时的口气重新写的，本文主要使用钱钢《唐山大地震》的材料，同时也采用了其他资料。
　　
　　［提要］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是由于有人破坏了群测群防。中长期预报等条件早已经具备，如能群测群防完全可以预报的。唐山人民可以回忆一下1974年有没有搞过群测群防？应该搞过！希望把这方面情况通报出来。1975年有没有搞过？后来怎么停止群测群防工作的。1975年的气候对于群众性科研也非常不利。胡克实是破坏群测群防的最大嫌疑犯。他一撤职群测群防就同步开始了，可惜已经来不及了。汪成民同志对群测群防非常积极，可是国家地震局有人态度仍然冷漠。到目前为止，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责任问题当局仍然竭力回避。甚至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备查的资料长期尘封。国家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也有义务揭露当时谁坚决主张群测群防，谁是群测群防的反对者或阻力。
　　
　　◆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群测群防的作用
　　◆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的异常
　　◆专业的地震工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唐山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该负责
　　◆人为天灾的前兆
　　◆胡克实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同步开始的
　　◆邓小平路线，胡乱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疯狂时代的烙印和有价值的透露
　　
　　
　　唐山大地震已经十周年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问，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有能够得到预报？出现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我们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还很不足，地震预报工作才刚刚开始，谁也不能保证每一次大地震都能预报出来。但是我们确实有过辉煌时期。辽宁南部的营口海城地震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预报了大地震并且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刚发生唐山大地震时出现了一大批谣言，把唐山大地震未能及时预报归罪于“四人帮”。1976年十月阴谋后这种谣言更是不胫而走。但谣言毕竟是谣言，不但没有提出任何足以说服人的证据，连不像样的“理由”也没有一个，后来就无声无息了。捣鬼有术、有效，但是有限。它已经起到了捣鬼者要起的作用了，所以以后无声无息也无妨，只是人们会记住，让捣鬼者在以后做出补偿来的。
　　撇开这些无稽之谈不说，然而唐山大地震毕竟没有预报，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仅仅把它归罪于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足。
　　真是这样吗？唐山大地震真是我们人类没有能够认识到自然规律，真是认识上的问题未能预报？
　　——不是！这次地震从人们的认识上看，从技术上看，应该是能够像辽宁海城地震那样得到预报的，可是终究没能达到预报。谁应该对此负责？这个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回避，当然是为权势者所回避。最近出来的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也是这样。不过还是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可贵的资料。本文就将主要使用钱钢提供的资料来分析，谁是罪魁祸首，当然还得参照其他资料和当时亲身经历的历史。
　　凡事需要对照，成功有成功的经验，失败也有失败的教训。要了解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
　　
　　◆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群测群防的作用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我国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了 7.3级的强烈地震，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经过我国地震工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对这次地震作出了准确的预报。震区广大军民及时采取了有利的预防措施，使这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地震，造成的损失减轻到了最低限度。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各国的地震工公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准确地预报了大地震，并且大大减少了损失。
　　辽南地震预报的成功，有力地说明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是可以实现预报、做好防御的。——尽管这是第一次，也只是一个开头，我们面前的路还长，对地震规律的了解还很不够，还可能会有很多失败，就好像气象预报，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没能准确预报的事还常发生。面对海城地震预报的胜利，既要鼓起自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
　　那么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成功的呢？
　　自从1966年邢台大地震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对于预报地震防止地震破坏的工作。邢台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但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周总理亲临灾区视察，做出了依靠专业人员和群众群测群防地震搞好地震预报工作的决策。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辽南地震得到及时准确的预报就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就是这一正确路线的胜利。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1966年邢台地震后地震预报工作就在当地匆匆上马。起家时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幼稚，也不能不简单不幼稚，任何事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科学工们到各个村子里，向人民群众广泛地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声、光、电、磁、直到井水变化寻找“预报方法”。3月26日中国地震工做出了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十八天之后！但这不过是很不成熟的一次经历，真正的辉煌正是这九年后的海城。
　　经过九年的探索，我国广大地震工研究了许多预报地震的方法。有人从地质学上去探索地震的成因和规律，有人研究我国历史上关于地震前兆和防震的记载，有人研究古代地震资料的科学价值，有人根据地震历史资料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地震发生的几率。有人从声、光、电、磁、潮汐、水文、地质、地壳变动、气候乃至天体运行等等来研究和地震的关系。根据这一切，专业的地震工早就把眼睛盯向了辽南。
　　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北从辽阳市到锦州往南到大连，再转东北到东沟、丹东，然后向北、向西北回到辽阳这么一圈。会后，中共辽宁省委加强了对辽宁地震工作的领导，组建了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圈定了地震危险区，为进一步预报提供了战略工作区域。在加强前兆观察的基础上，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旅大金县观测站在水准观测中发现从1973年9月到1974年6月，金州断裂南端地面大幅度地向西北倾斜，倾斜率为正常年变率的三十倍。国家海洋局几个潮汐观测站的多年海平面升降纪录，反映出辽东半岛向北西方向倾斜，营口从1972年起就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性下降。尤其1973年渤海海平面出现十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反常上升。北大在大连观测到地磁场垂直分量的变化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值。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认为渤海北部地区构造运动加剧，一、二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提出加强这些地区的预测预防措施。把短期预报圈定在以上那个圈内，从鞍山以南到大连以北的一个狭长地带，另外还圈定了一个从丹东到岫岩作为重点控制区。
　　根据这个判断，中共辽宁省委进一步对辽宁地震的预测预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在这个基础上，1974年11月东三省地震形势会商会更加明确地提出：“营口至大连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监视，充分做好捕捉大震的准备。”
　　钱钢是这样描写辽南地震预报的：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地震工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在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万分之一点六。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大寒风里坐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
　　　　七点三十六分，七点三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的神机妙算。
　　　
　　地震工当然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不能仅仅归功于他们，否则就难以理解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有预报成功。海城地震时，地震工还不能说完全破解了地震之谜，只能说有了一些初步肤浅的了解，说不上神机妙算，如果说那时已是神机妙算，难道到了唐山，地震工就不是神机妙算了。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群测群防起了极大的作用。地震工作专家，不过定下了长期的、中期的预报，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工作是卓越的。但是仅仅有着长期和中期的预报对于救灾还是毫无用处。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预见到的地震也许今天晚上就会发生，也许三、四年以后才会发生。也有的地震专家“敢报大震”，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如果贸然作为定论发布出去，也很可能使得人们像说谎的孩子喊“狼来了”那样，到了真正狼来了，人们不再相信了。
　　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并且到了地震专家面前汇总，才使得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国家地震局敢于判断出大地震就在眼前，把发生地震的圈子圈定到了海城到营口的小圈子里，才敢于做出临震预报。
　　由于辽宁省委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迅速地建立了群测群防队伍，大量的地震前兆由大批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群众汇总到辽宁的各专业台站以及国家地震局。
　　如：动物异常，冬眠的蛇在冬天出洞，老鼠不怕人，在大白天成群搬迁。
　　水异常，井水水位突然上涨或下落，以及翻花、冒泡、变色、变味等等。
　　各种群测群防的土仪器突发异常，数据急剧摆动，为正常变化的几倍到几十倍，
　　辽宁省地震办公室综合分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料确定很可能海城到营口地区将会发生较大地震，立即报告辽宁省委。1975年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革会根据省委决定，向全省做出了预防工作的电话通播，并相继向鞍山、营口两市党委传达了省委的防震指示，14时又在海城召开了有海城、营口两县和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参加的防震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的防震知识和措施。
　　海城大地震发生了，房倒屋塌，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撤离了住房，牲口赶离了圈厩，人畜伤亡大大减轻。
　　专业地震工的功劳自不用说，但是广大参加群测群防的人民群众难道是没有功劳的？辽宁省委的功劳难道可以忽视？制定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的正确方针，难道其功劳是可以忽视的。
　　辽南地震预报的最后两个过程就是由于在辽南地区密布的群测群防网点报来的大量前兆现象引起了注意，结合专业台站的观测数据，经过会商，综合分析做出的。其中由三个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女话务员组成的营口县虎庄公社邮电支局业余预报组和由家属、干部组成的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 队群众测报组，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前者在1971年5月就成立了，她们四年如一日地从事单调、刻板、枯燥的工作，观测仪器、做记录、画图表、报读数，积累了可靠的数据。努力学习地震知识，向群众普及地震知识。在公社党委支持下，在所在地设立了六个群众测报点，还选择了一口水井，作为固定的室外观测点。她们的努力得到了群众的响应，全公社干部群众、男女老幼都来关心地震测报，发现异常及时向她们报告。在地震发生前发现了蛇、鼠、鸡、青蛙等不少动物异常，以及各种水异常等，结合她们自己观察到的土地电仪的数字异常，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向上级报告。近四年的努力在1975年2月4日一天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就是那天下午13到15时，她们发现土地电仪出现了几年来最大的异常变化，立即报告上级。地震发生时，她们不顾安危坚守岗位。地震后墙倒房塌砸在她们身上，她们仍然在余震不断中坚守了七天六夜，保证电话畅通无阻，又日夜注视着土地电仪的变化，监视震情。
　　没有这一切，没有群测群防，那会有海城营口地震预报的成功。日本等国的地震专家在总结了我国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验后得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能够及时地收集大量地震前兆的异常情况，并且及时归纳、分析、总结的结果。
　　
　　◆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的异常
　　
　　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是不是在地震前夕不存在异常现象呢？如果不存在异常，那就怪不得任何人。
　　不！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前兆，这个，我们应该感谢钱钢给我们透露了大量的情况。
　　大自然警告过！
　　动物异常！
　　恐怖极了的鱼。陡河水库的鱼这几天怪了，特别好打。鱼儿像是疯了，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歧门河闸附近光着身子的孩子们用小网兜鱼，鱼儿简直是往网中跳，数小时就兜到几十斤。金鱼争着跃出鱼缸。把跳出来的鱼又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养鱼场草鱼成群跳跃，有的跳离水面一尺多高。更有奇者，有的鱼尾朝上头朝下，倒立水面，竟似陀螺一般飞快地打转。油轮周围的海蜇突然增多，成群小鱼急促地游来游去，片刻就能钓上一百多条甚至可以用四只鱼钩同时钓四条鱼。
　　失去“理智”的飞虫、鸟类和蝙蝠。
　　大批的蜻蜓、蝴蝶、蝗虫、蝉，蝼蛄、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鸟纷纷飞到海船上来避难。最后还飞来一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大白天蝙蝠满院飞。屋檐下的老燕子衔着小燕飞走了。蜻蜓如飞蝗般来。
　　动物界胜利大逃亡。
　　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一百多只黄鼠狼，扶老携幼大转移，不停地哀嚎，有面临死期时的恐慌感。
　　鸭子赶不进院，依然站在门外，追逐主人，叫着张开翅膀，拼命用嘴拧着主人的裤腿。
　　猫叫不绝，喂食不吃，乱窜乱跑。非要把人挠醒不可。
　　方圆几百公里，人们都听见了长时间的尖利的犬吠。母狗把才生的小狗，一只只从棚子里叼出来。有一只母狗甚至还刨了一个坑，把小狗安放其中。忠实的狼狗死活不让主人睡觉，要把主人拖出屋去。也有的咬了主人，又像引路似的把主人引向屋外。
　　原来到处都有虫鸣蛙叫，闹嚷嚷的。可眼下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静得叫人发栗。
　　养貂场炸了营，四百一十五只貂在铁笼里乱蹦乱跳，惊恐万状。
　　某大队养鸡场也一片混乱。一千多只鸡来回乱串，上窗台咯咯怪叫。喂食不吃，一、二百只鸡在鸡舍内扇翅惊飞！仿佛有什么在追逐它们。
　　一个大队的一百多匹马乱咬乱踢，最后全部挣断缰绳，争先恐后跑出马厩，在大路上撒蹄狂奔。
　　二百多只鸽子突然倾巢而出，飞到天上盘旋，久久不肯下落。
　　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一场毁灭生灵的巨大灾难已经迫近。
　　水！水也在向人类发出警告！
　　一口五十多米的机井，从七月中旬起就向外“嗤嗤”地冒气，地震前两三天内喷气到达高潮。有的井，平时用扁担就可以提水，七月二十七日扁担挂着的桶已够不到水面。倏忽，下降的水又回升，直接提着水桶就能打满水！有些池塘莫名其妙地干了，有些地方又腾起水柱。水！忽降忽升的水！它在向人类传递大地震的信息！
　　唐山东南的海岸线上，浪涛在发出动人心魄的喧响。七月下旬起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被海水吞没了。距唐山较近的蔡家堡至大神堂海域，从来碧澄澄的海水变得一片浑黄。在不平静的海的深处，就象有一条传说中的龙尾在摆动，在搅动着海底深处的泥土。
　　地热在警告！
　　一个温水井，人们常在它那儿洗澡，现在突然烫得无法忍受。
　　地光地声在警告！
　　据秦皇岛附近水域中作业的一位潜水员说，看见了一条彩色绚丽的光带，就象金色的火龙，转瞬即逝。
　　西方的天特别亮，好像失火了。“呜—— 呜”的巨响，像百八十台汽车在同时发动。
　　一个大火球从地底下钻出来，通红刺眼，噼啪乱响，飞到半空才灭。
　　一块瓜田里看瓜的社员，发现二百多米远的上空忽然明亮起来，西瓜地中的瓜叶、瓜蔓清晰可辨。“怎么，天亮了？”另一个中学生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但一看表才三点多钟。不久天又变暗了，又如墨染的一般。
　　奇怪的雾。
　　林西矿区，飘来一股淡黄色的臭雾，散发着硫磺味，它障人眼目，令人迷惑。人们被那股异味熏糊涂了，他们已经看不清这世界的面目，更弄不清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什么样的悲剧。
　　电磁在警告着人们。
　　距唐山二百多公里，海拔一千三百五十米的一台测雨雷达，附近还有一台空军警戒雷达，26日和27日，连续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一种奇异扇形指状回波，这种回波与海浪干扰、晴空湍流、飞鸟等引起的回波都不一样，使监测人员十分惶惑。京、津、唐一带，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奇特的一个磁场呢？
　　军营里几个士兵惊叫起来，地下的一堆钢筋莫名其妙地迸发出闪亮的火花，仿佛一个隐身人正在那里烧电焊。
　　在北京、唐山，半夜不少人家中，关闭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
　　通县一支卸下的日光灯管在闪闪发光。
　　钱钢在他的文章里非常正确地写道：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
　　　　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变异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得那些于灾难发生之后重新搜集起它们的地震学者们毛骨悚然并陷入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在描写了种种异常后，钱钢又写道：
　　
　　　　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遗憾的是机会丧失了！人们眨着迷惑的眼睛，迷迷蒙蒙、已不知不觉地走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
　　
　　非常正确！如果，如果这个“如果”存在，那么河北唐山就是第二个辽宁海城。
　　而且我们还得进一步说：既然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电磁异常，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在唐山广泛地分布着土地电仪在监视着大地的地磁异常，那么一定能够像海城营口大地震一样，会有大量的地电磁异常数据报上来，汇总后就能够得出唐山正面临着大地震的结论。
　　可是，京、津、唐地区：
　　
　　　　人们就在那样一个强大的磁场中毫无知觉地穿行着。
　　
　　人类高于一切动物，比任何动物都进步。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每一个进步又都是一个退步。在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时，把动物有的许多本能丢失了。以至于动物能够预感到地震而地震科学家们不能。这是我们不能指责自己，也不能指责地震科学家的。但是人们虽然不能直接地感到动物能够感到的地震前兆。人们却可以向动物学习。仅仅从个别的动物异常表现自然不能得出地震的结论，使得动物表现异常的因素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大地上撒下一张网，把各地动物的异常收集综合分析，那就可以得出动物也不能得出的结论。这正是我们人类高于动物的地方。钱钢先生非常正确地指出：

　　　　人是社会的动物，即使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人也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当人们各自为战的时候，他并不比动物有更多的优越性。仅仅依赖本能，人甚至不如动物。在地震这样重大而又神秘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没有形成一个防犯的整体，没有相应的通讯渠道和手段对自然界的异常信息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处理，他们怎能不被突降的恶魔各个击破？
　　　　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吧。

　　作为社会的动物，就应该发挥社会动物的作用，各个人看到各种异常包括动物异常是不能做结论的。只有把人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防犯的整体，采用通讯渠道和手段，及时收集和处理自然界的异常信息，才能得出比动物远要高明的结论。
　　然而钱钢先生虽然提出了上述种种非常正确的问题，却并没有进一步地深究下去。
　　结论很简单：唐山大地震不是不能预报，不是自然界没有警告过人们，而是人们没有做好群测群防，以至于不能正视自然界的警告。为什么没有做出群测群防呢？钱钢先生似乎什么都知道却又并不愿意人们深究下去。相反他在后面的文章中不但没有深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绕开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往其他不相干的地方引，甚至竭力避免人们从他自己提供的材料里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要人们“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但后文却一直躲开大自然的警告。他提出“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却并没有回答这个如果为什么没能实现。相反连一个最最简单的结论也不愿做，那就是：“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人们没有做好群测群防。”在接下去就应该进一步地问，没有搞好群测群防的原因是什么？是客观上的原因，是人们认识的不足？还是主观上的原因？是不是某些人出于某些目的造成的，并因此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后面的文章里一直躲开这个问题。他明明知道海城地震能够及时做好临震预报是由于及时地搞好了群测群防。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却对国家地震局在群测群防中的作用，极少提到，对辽宁省委在领导群测群防中的作用只字不提，对海城营口一带的群测群防网，以及人民群众在群测群防中的作用也只字不提。

　　◆专业的地震工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从辽宁海城营口地震来看，专业地震工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公正地说，人民需要组织，群测群防需要专业地震工提供的长期、中期预报。然而要由有关领导，对海城来说就是辽宁省委和省革委，还有下面各级领导机构。
　　首先得由专业的地震工作出长期预报，辽南几年来可能发生大地震，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辽南，做出中期预报，从鞍山南到大连北一带可能发生大地震。并且向辽宁省委和省革会提出警报，建议搞好群测群防。至此专业地震工对群测群防作了自己的努力了。群测群防得由辽宁省委和省革会以及以下各级领导负责。如果他们未能组织其群测群防那是他们的责任。与专业地震无关，专业地震工的责任是对广大群测群防的人员，并通过他们向全体人民普及地震和防震知识，普及群测群防知识。
　　我们不能要求在任何时候在全国都建立起群测群防队伍，因为这本身也要花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专业地震工的中长期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有了中长期预报，才能在那些地区发动群众，组织起群测群防队伍。
　　那么是不是专业的地震工没能对唐山及时地作出中长期的地震预报呢？也不是！
　　如果确实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指责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因为连中期的预报都没有，谁会想到必须在唐山进行群测群防呢？也不能怪专业的地震工，因为地震预报工作才开始，人们对地震的规律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专业的地震工，只要尽了力的，就不受指责。
　　事实是专业地震工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早就作了中长期的预报。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二年前，甚至早在邢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末最终未能预报“7·28”大震的症结何在？

　　这个问题也问得好，可是也没有真正的回答。
　　钱钢是这样描写地震工的工作的：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北河间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锐敏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作些观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渤海又发生七点四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钱钢重点写了耿庆国对旱震关系的研究结果，1974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然后钱钢说：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协作组应该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八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内蒙、辽、鲁七省（市）。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果然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众所周知：海城七点三级强震和唐山七点八级强震、滦县七点一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最后钱钢得出结论：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这样看来地震工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做了成功的中期预报。因此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广大的地震工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了。关键是短期、短期，临震、临震，为什么这些预报没有能够成功。后面钱钢也写到各专业的地震工的努力，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关键是：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而在这个文件里明明写着地震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可为什么没有见到人民战争？明明写着要抓好群测群防，为什么没有见到群测群防。尤其是在辽南海城群测群防取得巨大成功后，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是河北省委吗？河北省委又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的通知？如果河北省委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要他们及早搞好群测群防的通知，当然没有责任。那么接下去就得追究地震局党组的责任了。可是关于这一些，钱钢不但没有深究下去，他的描写到此为止。在后来写的各个地震工的艰苦工作，甚至像耿庆国、汪成民、华祥文、张国民、张闵厚、李宣瑚、廖官成等地震工眼睁睁地看到一场大灾难就要发生，在痛苦中拼命地挣扎时——对于他们的工作自然必须写的，可是整个过程就只见到这些专业工在忙碌——却根本没有提到由谁提出该赶快搞好群测群防了。这就不能不给人们一个印象，写他们的痛苦努力，目的正是为了掩盖有人破坏群测群防的真相。

　　　　“7·28”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
　　　　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
　　　　对于华北地区潜伏着的这个大地震，地震工已经追踪了那么久，那么久！他们百倍警觉，枕戈待旦，从判别方位到概略瞄准……可是当急需精确瞄准的时候，瞄准镜中却看不清那个恶魔。它藏在哪里？它会在什么时候兴风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如果从来就没能发现这个恶魔那倒也可以理解。如果根本就没能看到它倒也不能怪谁。在分明知道存在着这个恶魔的情况下，在盯了它十年，眼见就要抓住它的尾巴时，却看不真切，归根结底就是由于眼睛太少了，少数专业工是无罪的，但是只靠少数专业工的眼睛自然很难看真切。如果像海城营口那样，让成千上万双眼睛来看，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钱钢不提这一点，却光在那儿感叹看不真切，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早已经背叛自己在文章开始提出的：“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钱钢先生在文章开头这样说：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突变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回忆起、搜集起它们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如果有这个巨人那就好了，确实需要这个巨人，也能够有这个巨人来看。这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一个“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当时如果组织了群测群防，这个巨人——人民群众，一定会感到震惊，并且采取防震抗震的措施，唐山地震的结局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对于唐山大地震在完全有条件做好临震预报的情况下，却没能做好临震预报，是完全应该追究责任的，应该追究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可是在钱钢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却始终避而不谈。飞传的谣言把地震归罪于“四人帮”，除了谣言还是谣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也没有说他们破坏了群测群防。而唐山的许多群众把愤怒泄到地震工身上。那么最后有关人员是怎样总结原因的呢？钱钢不嫌其烦化了不少篇幅，引述了地震出版社出版的《1966－1976中国九大地震》一书的解释，我们也不嫌其烦一字不漏全部照录。文章这样引述道：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七点八级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这是本世纪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一九七六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人就在唐山大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像海城地震那样作出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一九七五年海城七点三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七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然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五至六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四月六日在唐山市以西五百三十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分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四月二十二日还发生四点四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发生有关。第三，地震前几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这与其说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倒不如说是诡辩开脱。那么长的总结中，居然没有一词提到群测群防，甚至连个“群”字也没有。文章中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提到1976年初的年度地震会商会，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即通报河北省委，为什么不立即组织群测群防？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对于这一切，文章顽固地保持沉默。沉默就是答案！谁回避，谁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钱钢却毫无评论地予以摘录，显然他在帮着要使人们相信这一段谎话。
　　文章还反复地强调唐山大地震前夕和海城地震不一样的地方。——海城地震发生前曾经有不少小震，而唐山没有。
　　这同样是为了开脱。——对于专业的地震工来说，他们专业性强但是人数少，没有能力去捕捉只有大多数群众才能捕捉的异常，比如动物异常、水异常、地光地声，乃至通过大量的土地电仪才能测出的电磁异常。他们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作出临震预报只能靠他们的专业手段，包括事先有的大量小震。对专业的地震工来说，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要求。至少现在他们没有小震就不能做出临震预报是不能受指责的。他们可以以此作为自己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的理由，但这能够做为唐山大地震根本不能预报的理由吗？[1974]69号文件分明指出地震工作要“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那么群众呢？人民呢？群众在那里？人民战争在哪里？也要求切实抓好群测群防，可是群测群防在那里？由于根本没有提到群众，没有提到人民战争，没有提到群测群防，正说明了这种“理由”是排斥“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以及群测群防的。这种“理由”也是根本上背离了[1974]69号文件的。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
　　　　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

　　以此说来，唐山并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从来没有开展过群测群防工作。至少文章中已经告诉我们群防是有过的。那么随着地震危险的逼近，为什么竟然没有加强这一工作，反而好像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群测群防，也根本不存在群测群防了呢？事实上在钱钢的文章里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出于客观需要才不能不提到这一词儿。
　　在1974年的文件中，唐山和辽南是相提并论的。既然辽宁海城在那个时候起就搞了群测群防，那么一般来说就没有理由说唐山不搞。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不是明确地要包括河北在内的七省市“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吗？”辽宁搞了，一般来说河北不可能不搞。
　　至少到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后，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唐山地震能不能用专群结合、群测群防法预报呢？——可恰恰相反，唐山大地震所以没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报正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
　　一般来说，人们的思维定势常常使得人们受已有的成功所局限，满足于已有的经验。至于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竟然弃已有的成功于不顾，最后导致失败，这样的事情倒还不多。那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事件。
　　海城地震发生于1975年，早在四年前就开始组织了群众性的测报站。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开始就组织很多测报站。但是先有一些群众性的测报站不但可以取得经验和必要的知识，作为种子，到必要时大大扩展群众测报站的数量，还可以给专业的地震工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从而判断出地震的危险是不是日益临近。而随着地震危险的日益临近，也就可以越来越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起更多的测报站来。从海城地震我们已经知道，1974年6月以后辽宁省委已经进一步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了。对地震群测群防作了部署。群测群防网站就此遍布城乡。前面说到的三个女话务员组成的测报组，也组建了六个群众测报组，队伍扩大到七倍，并且与周围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各种异常都汇总到她们那儿，再由她们总结汇报到上级。
　　那么既然唐山人民在1974年六月就知道地底下藏着一个恶魔了，既然已经做过群众性的防地震演习，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唐山在那时就应该有一定的群众性的测报站，即使数量还不大。到了1976年初，既然已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那为什么居然对群众一声不吭呢？群众抱怨的是为什么一声不吭。进一步地追查就必须追问为什么不在那时加强群测群防呢？
　　辽南从1974年6月以后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到1975年2月4日大震，是七个多月。唐山从1976年初到7月28日也是七个多月。两者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可在钱钢对唐山大地震的描述里，却几乎没看到群测群防的影子。群众抱怨不吭一声，正说明不但没有发动群众，或许还以为测防地震是高深的学问，一般群众不必知道，还一直对群众瞒着。——可以料定，有人会对“瞒着”两字制造谣言，而且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下列声明而停止造谣。这个声明是：我们不是说要把不确切的地震预测告诉群众，而是说应该告诉群众，唐山存在地震的可能，至于是否发生不但要依靠少数专业地震工，而且需要广大群众一起动手去把这个恶魔抓住。
　　可是不但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反而使得不少群众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因此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倒是一般群众可以各人做各人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预报地震，那完全托付给国家的专业性的地震工就是了。给人民灌输的这种观念完全背离了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谁使得唐山人民形成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辽南人民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群测群防就没必要搞了。海城地震的结局就将和唐山一个样子。
　　唐山不但没有进一步搞好群测群防，反而已有的群众性的测防工作被破坏了。
　　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事先没有小震，来为没能预报作解释。大量的小震固然是大地震的前兆，但电磁异常也是大地震的前兆。而且是最容易为群众性的土地电仪所测得的地震前兆。过分地强调前者，正说明了后者的工作没有做好。何况群众能够发现的可能的地震前兆种类多得很，如动物异常、水异常。过分强调小震，也说明了那些工作没有做。
　　钱钢回避了这件事，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在1976年以前，比如1974年和1975年，唐山究竟有没有组建过群众性的地震测报站？真的没有吗？1974年辽宁省就加强了群测群防，既然唐山那时也在[1974]69号文件中，会不搞吗？如果曾经搞过，那么在1976年都到那儿去了？为什么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撤销了？谁破坏了群测群防？
　　如果唐山的确从来就没有搞过群众性的测报站，那就算我们疑心太重吧。如果曾经有过那么你钱钢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的文章中对他们的来龙去脉一字不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唐山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该负责

　　当然国家地震局的专业地震工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就只有一件事被耽误了，没有做。像海城地震那样，关于预报地震的要素其他的都完备了，唯独缺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这件事。正是这件事没有做，才使得唐山地震没有能够及时预报。
　　谁的责任？

　　　　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
　　   “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
　　　　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革”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者的心。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面对着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和其他资料，我们也被激动了，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现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带着疯狂时代味儿的文字，还有一些出于需要的恶意中伤，尽管是现在这个完全畸形的时代，是那个许多人似乎都变了一幅模样的时代，从充满着谎言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被隐瞒扭曲的事实真相。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揭示出来，告诉大众，留给后代。
　　汪成民同志分明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可是为什么这些资料“沉睡”了九年，却一直没有得到翻动，没人去追究原因？没人去追究谁该对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负担罪责。从1976年7月28日到1986年钱钢发表《唐山大地震》为时十年。可他却说资料沉睡了九年。十年扣除九年还差一年。那么这一年在干什么？仅仅是钱钢为了写作，用了一年时间，还是从来就没有翻动过？如果以前曾经翻动过，那么有人追查过原因了，为什么后来忽然不追查了？也没有作出一个像样的解释。当初谁追查过？这与当时的政局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就不追查了。如是这样那是为了包庇谁？如果从来就没有追查过，那么为什么老是不追查？有人究竟要隐瞒什么？怕人们从这些资料中得出什么不利于自己的结论？他们到底是谁？——大概不是林彪“四人帮”吧！如可以加罪于他们，早就加罪了。
　　对于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毫无根据地加到自己的政敌身上。所谓“四人帮”破坏地震预报就是这种货色。看来在尘封了九年的资料中没有能够找出任何根据。所以这一直只能作为不入流的谣言到处飞。钱钢的文章当然不能如此拙劣，但也高明不到那儿去。不过他留下了一些蒙昧的材料似乎足以辟谣。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
　　　　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
　　　　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儿说的“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不是别人，就是“四人帮”里的王洪文。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
　　　　“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时最高决策者中有两位已经逝世，还有一个被撤销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而“四人帮”全套地在这中间。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在里面，不久以后就逝世了。从这一些描写看来，此时尚在的最高决策，无论哪一个对地震都没有责任，包括“四人帮”。破坏地震预报的似乎不是“四人帮”。不管你对“四人帮”如何看？赞不赞成？总不能毫无根据地归罪于他们。
　　但是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难道以后一直无暇追究吗？还是不愿追究？在这些最高决策者中，有四个人不久被捕，还有人很快就被排斥。看来不是他们反对追究的。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那个很快又回来了，那么在剩下的和回来的决策者中，是谁反对追究，使得终究没能得到追究？
　　但是这些问题钱钢都不回答。钱钢也并不是那么老实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欲加罪的也绝不仅仅“四人帮”。

　　　　地震灾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里，也是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事后不止一次向人们说起：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

　　谁都明白！这儿说的政治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当时的批邓，反正不会指反对批邓，到处制造谣言，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甚至在天安门、在全国各地打砸抢、行凶打人、杀人放火的反革命暴徒。看来钱钢是要把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责任推给批邓了。而批邓不是“四人帮”独自搞的，而是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也有才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份。所以按钱钢的说法，他们全都有罪，全都得对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负责。那时候的确有股风，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谁反对邓小平谁就是反对四个现代化，这儿又把邓小平、胡克实作为地震工作的化身，谁反对邓小平、胡克实，谁就是反对地震工作。
　　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总有政治活动伴随着，不管哪一派上台掌权都一样。如果这就是要对唐山大地震负罪责的理由，那么政坛上谁都跑不脱。如1981年四川水灾，尽管有电影对四川领导进行高八度的吹捧，但群众是很不满的，实际是他们延误了救灾。又如安康的大水更有群众认为是人为的大水灾。在那段时间里不是没有政治活动，最大的事就是“审判江青”。那么既然如此，钱钢为什么不把那些灾害的罪责算在“审判江青”上？自从邓小平复辟以来，提出了“改革开放”，能不能说以后有了灾害不由分说就可以归之于“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改革开放呢”？如果要仔细追究，不少灾难倒的确要归之于“改革开放”。如“改革开放”以来大肆攻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使得河道失修堵塞，1984年辽宁省分明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辽河却差点溢了出来。到了去年（1985年）终于溢出来了，而水量不过2000个流量，《中国青年报》甚至供认只有1700个流量，而1968年是这个数字的三倍，5000个流量也没有溢出来。——这不是“改革开放”的罪恶又是什么？又如“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为了“先富起来”挖了长江大堤的土做砖头，到了长江涨水，差点决口，不得不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去修补大堤堵决口。可洪水刚过又有人在挖土制砖了。还有……类似的事举不胜举。今后还会有天灾，还会有相应的人祸。——但是我们历来主张要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罪就决不能够放过，与改革开放无关，也不能毫无根据地或勉强地强加之。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第二，政治活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从1975年到1976年邓小平急于当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夕，一批反革命暴乱分子，不上班，不工作，脱离工作岗位，伪造“总理遗嘱”，制造各种反革命谣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全国各地搞反革命暴乱，行凶打人、打砸抢、还杀人放火，他们确实是破坏因素，有人虽然在岗也因为对批邓不满对工作抱消极态度。为什么不说是他们的责任？——看来指责政治活动妨碍了预报唐山大地震，纯然是出于需要和好恶。对立的双方都在搞政治，赞成的就捧上了天，再大的罪恶也是功劳，反对的就贬下地，把一切过错和责任强加到头上，不由分说，不要别的证据。
　　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没有正确预报是由于批邓，那么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就是当时的批林批孔了？看样子钱钢决没有这个意思，也决不会同意。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要把当时的功过归之于当时的政治，什么时候与当时的政治无关呢？看来只能看人们的需要和好恶了，需要贬低一个时代，贬低一个政治活动时，一切功劳与他无份，而一切罪过加到头上，需要抬高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治活动时，就一切功劳归之与他，一切罪过与他无关。总之一切功劳归之与自己，一切过错归之与对立面。这种需要和好恶难道不是政治活动和目的吗？
　　其实在国务院文件里倒确实明确提到“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中央地震工作路线的。看来这一文件自己认为自己是应该归功于批林批孔的。
　　钱钢的意思是由于批邓，地震局忙于运动而未搞工作，所以唐山地震预报工作没有做好。第一这是自相矛盾。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明明说“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短期和临震预报的成功，离不开中期预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在数年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而且他还用了不少篇幅描写了大地震前，专业的地震工做的大量工作。可见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批邓而被耽误。
　　第二：钱钢说地震前地震局长刘英勇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真是这样吗？——这个说法无异于招供：唐山地震没能预报是地震局长失职，工作没做好。如果真被耽误的话，那就得追究他的责任了。可为了开脱，他自己，还有钱钢归罪于政治活动。这样的借口是绝不能为失职开脱的，而且也没有回答主要是哪一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才使得地震未能预报的。是不是把群测群防工作耽误了？刘英勇对群测群防是什么态度。这一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回避就是理穷辞曲，无言以对。
　　在那一年，尤其是唐山大地震前，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地。都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本就不存在被批邓耽误的事。实际上1976年唐山地震前比许多年份还好得多。最最足以说服人的是：尽管这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大灾，水、旱、虫、雹等灾也很重，但即使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显然缩小的数字，该年农业还是创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那年夏粮又是一次大丰收。工业也有微小的增长，正像钱钢说的“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可是尽管如此，1976年的工业居然不是下降。这与当年上半年经济形势非常地好有关。上半年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既然其他人都不因为批邓而影响了工作甚至还比许多年份好得多，地震局就能以批邓为自己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开脱吗？
　　既然唐山地震可以预报而没能预报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就必须追究是谁破坏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破坏群测群防就是谁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地震局里必须进行排查，每个人都要查查他对群测群防的态度，有没有反对和破坏行为。坚决主张积极行动的有功，反对破坏的有罪。
　　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有一些人很想掩盖过去，钱钢也适应他们的需要，竭力掩盖。而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去，必须一追到底。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谁的责任？使得唐山大地震原应做好群测群防的，结果却没有做？
　　
　　　　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
　　　　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
　　　　“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这一系列问题问得很好，可是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以备审查”的历史资料都被尘封了九年之久。或者根本就没有追查责任者，或者追查了一会儿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历史资料为什么会被尘封了九年，钱钢也都避而不谈。究竟是谁要掩盖什么？要为谁开脱？
　　“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枪毙地震局局长？谁都知道，我国历来党大于长，如果说应该枪毙谁，那也应该首先枪毙地震局的党组组长。而国家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不是别人，正是胡克实。如果说有人该枪毙，首先应该枪毙胡克实。
　　一提起胡克实，人们就会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团中央的三胡。谁都知道团中央的三胡是邓小平的心腹。现在这三胡都高升了。
　　第一个就是人人皆知的信口开河的“总书记”，雅号胡乱邦。就是这个胡乱邦在邓小平复辟后，很快就当上了总书记，并且窜到西藏说要把汉人全部撤回来，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藏汉矛盾。去年（1985年）“总书记”又窜到香港，公然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捧孙中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还是认为现在还是“中华民国”？
　　第二个就是人称“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理论家”。就是这个“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个青年刊物里醇醇教导青年“六六六所以叫六六六，是因为做了六百六十六次试验才成功”（六六六是因为它的化学分子式C6H6Cl6才得名）
　　第三个就是这个胡克实。
　　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不过是中央第七号人物。可他竟然把团中央成员召集拢来封官许愿。说：“你们这些人，将来有的人要当总理，有的人要当部长，你们思想不革命化怎么行？”
　　什么“思想革命化”？拆穿了，不就是邓小平化吗？
　　当时邓小平不过第七把手，凭什么来封官许愿？凭什么说一定要让他的心腹来组阁，一定要让他们当总理，当部长？周总理还健在，是第三把手，国防部长副总理林彪也比他高一级。刘少奇和他结伙。看来也没有在他的眼里。就是党的主席组阁也要和大家讨论，他凭什么私自封官许愿？他不是到了1975年才急于当总理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把总理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打破了他的迷梦。
　　不过由于毛主席逝世，又没有一个好的接班人，他总算如愿以偿了。这时胡乱帮并不是当总理，而是当“总书记”。
　　至于在1976年时，正是胡克实在当国家地震局党组组长。实际担任这一职务还要早得多。
　　没有搞好群测群防他该不该承担责任呢？先让我们回到1975年海城地震以后。既然海城地震的主要经验是搞好了群测群防，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那么我们就得探究究竟谁破坏了群测群防。
　　
　　◆人为天灾的前兆
　　
　　唐山大地震在应该得到预报也完全有条件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得到预报决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时代背景。钱钢和一切带着现在这个疯狂时代气息的人都毫无理由地把唐山大地震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拉扯在一起——自然是和他们的政治对头硬拉在一起。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钱钢说。
　　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唐山大地震》中那些由于毫无根据不得不以低八度的暗示和乱拉关系的恶意中伤，而撒布的很不光明的诬陷，而把眼光投向所透露的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我们便能作出判断：连钱钢也知道当时中国大地充斥着各种谣言和无稽之谈。但在时间上被隐瞒了，这类荒唐的谣言早在1975年就已经十分盛行了。他知道，他当然知道，而且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
　　1975年尤其是夏秋以来对于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就出现了许多谣言，流言像飞蝗似地到处乱飞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
　　“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其实我国也从没人宣传过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没有一张报纸有这种说法，报上只是按照新闻原则公布了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消息。而有些人从来就见不得我国的任何成功。一见到就忍不住要否定、要攻击。
　　国外倒帮我们“吹”过。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可他们却坚持说：“营口地震预报成功是吹的”
　　可海城地震明明得到了预报了的，大批的人民群众明明得以免除一次死神的邀请，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对此他们决不会没有办法，反正只需要一张嘴巴两层皮，舌头一转什么事情都可以解释。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我们中国什么都不行，连万里长城也是日本人帮我们造的呢？何况地震预报。
　　外国人尊重事实的还能够准确地评价我国的成绩，在他们的著作里非常客观地肯定了海城预报的成绩和经验。而那些据说也是中国人的假洋鬼子却恨不得扒下自己的黄皮肤换上一身白皮肤。
　　类似的事还有，我国的风庆轮远航五大洋，表明了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体系终于建成。这些人一开始拼命反对，远航成功后却到处造谣说：“风庆轮上的东西都是外国的，所有的设备仪器都是外国的，连绳子也是外国的。”事实真相是，风庆轮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外国的，连一条绳子都不能外国的。开船前夜全体船员检查，发现船上有外国的东西就扔出去。结果除了一条绳子以外没有一样是外国的。决定是不能用。上海市革会安排，上海一家小厂连夜加班，到了早上开船前，终于把自己做的绳子拴到了船上。可是这样一件事到了他们那儿竟然完全走了样。其创造的灵感和厚颜无耻实在使人惊奇。
　　这些人不仅仅具有惊人的造谣功夫，而且还直接地干扰了我国的各项工作和路线政策。
　　他们以高八度的口气攻击和贬低海城地震时，正是集中力量重点攻击群测群防的。
　　他们把发动群众收集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等，说成是瞎胡闹。把取得的大量信息得以汇总起来令专业地震工分析出有价值的结果，说成是吹牛。
　　他们大力散布“地震工作神秘论”，说“预报地震还是要依靠专家，大老粗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大肆宣布中国不如外国，说“当前世界上日本预报地震最先进了，我们中国算了。没有日本专家，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反对党的一元化的领导，认为地震工作党不该过问，只需让地震专家去搞就可以了。然而如果没有辽宁省委发动群众，海城地震能够搞起群测群防吗？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必然破坏了群测群防。
　　他们还说道：“地震预报必须有精密的仪器，只有专家才能玩得转，一般人行吗？”“一只电表，两根电线，能够预报地震吗？”——这是对群测群防中广泛使用的土地电仪的攻击。
　　地震预报当然也需要一些精密高级的仪器，有这些仪器当然是好的，多一点更好，但越是高级数量越不能不有限。而许多群众性的土仪器虽然灵敏度比不上高级仪器，精密度更没法比，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只电表，两根电线和一堆钢筋来比，灵敏度总要高得多，比日光灯管也要高得多。如果说一堆钢筋会冒出火花，好像有个隐身人在烧电焊，从而表明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异常，那么如果在唐山大地震前，早已密布了大量的群众性的土地电仪，不是可以更早测出唐山一带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异常，从而得知一场大地震正在孕育中吗？
　　群众性的土仪器也包括简易的测量大地颤动仪，灵敏度当然远不如国家地震局里的精密仪器地震仪。但当地震来临时，即使人们不能感觉得到，它们往往已经感觉到了，这就可以使得群众广泛地测得有感的和无感的小地震，当大量的小地震成为大地震的前兆时，综合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预报地震，在海城就有这样的仪器并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在唐山大地震中固然不能起到预报作用，也决不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由于地震就发生在北京国家地震局附近，以至大地震发生时，国家地震局的精密仪器不是被震翻，就是严重出了格。使得地震发生好久还定不下震中在那儿。这使得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先生们又有了攻击的借口。其实根本怪不得谁。这叫灯下黑，懂吗？正因为离震中近，仪器震翻出了格能怪谁？恰恰相反倒是我国国家地震局里的仪器都太精密了。如果京津唐存在大量的群众性的土地震仪，它们比较简陋粗糙，但坚固不会震翻，灵敏度不高但在大震下不会出格，到大震发生时，灵敏度已经不重要了，不高的灵敏度反而容易测得数据，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那么还会地震好久还不知道震中吗？从这件事应该得出启示，国家地震局里不能仅仅存在灵敏度高的地震仪，也应该有一些坚固而灵敏度不高的仪器，平时依靠灵敏精密的仪器捕捉微震、远震，近处发生大地震时，主要依靠坚固但又灵敏度不高的仪器来测量。量体裁衣用不着游标卡尺和千分仪，修路造桥用不着精确到毫米。
　　从这儿还可以知道群测群防不但对预报地震是重要的，在地震发生后同样是重要的。三个女报务员在海城地震发生后坚持岗位七天六夜不正说明这一重要性。——顺便提个建议，以后简易的群众性测量地震仪器应该制式化，同样信息测得的结果要尽量一致，效果要提高，价格要极低廉。
　　那些如蝗虫一般的谣言和攻击，正是破坏群测群防工作的腐蚀剂。即使这些谣言仅仅出于最下层的小爬虫，一样起着严重地涣散军心，松懈斗志，破坏组织工作，干扰对认识地震预防地震工作的部署，妨碍地震工作开展的作用。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正是这些谣言给唐山人民灌输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因此老百姓不用管。至少这些谣言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好像在作战前夕散布失败情绪，干扰军事部署的人应该受到军法重处那样，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这些人在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后，更活跃了。于是谣言又出来了。
　　他们幸灾乐祸地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吗？这次怎么没有预报？”
　　“唐山大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正在唐山帮我们预报地震，后来被气走了。”
　　被什么气走了，不言自明，不就是说被批邓气走了吗？
　　据说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得已只好把日本专家又请回来。可是后来日本专家又要走了，结果在唐山发生了一片恐慌情绪。”
　　他们的谣言完全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想通过打倒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按照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或者按照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所说，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在地震工作上正是群测群防。可正是他们最最听不得，大肆攻击和激烈反对的对象。他们以极其轻蔑的态度说：“又是这老一套”
　　可正是这“老一套”，使得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设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地震预报中的群测群防原理在抗日战争中就广泛地使用了。八路军没有侦察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甚至连望远镜也很少，但消息比日本鬼子灵通得多。靠的正是“群测群防”。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密切监视日本鬼子的活动，往往鬼子一出动就知道了，而日本鬼子倒常常两眼抹黑。一位老大娘、一个儿童也会给八路军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那时也有土设备，不是土地电仪，而是消息树、鸡毛信。解放后也正是这“老一套”把我国由一穷二白饿殍遍野的国家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人民有吃有穿，工业和科学位居世界前几位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老一套”如果说他们有切齿之痛，那倒不假。但说“老一套”没有极大的威力，那究竟算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呢？还算是什么呢？因为也正是这“老一套”在他们颠覆伟大人民共和国的美梦眼看就要成真时，却不意遭到了“十年之苦”，尽管不过进进五七干校，参加几天劳动。比他们把大批的不同意见者投入监狱甚至予以杀害、比他们拉大批完全无辜者来顶缸施以残暴苛刑，不知要温和多少倍。
　　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确实和政治有关。但政治至少是两方面的，一般是多方面的，关键是在哪一方。既然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的原因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只要看看究竟哪一股政治力量反对群测群防就可以确定嫌疑犯了。政治舞台上决不是只有一方面才大力投入，另一方面只是无害而可怜的受害者。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一股政治上的寒流，这股寒流又历来以最卑劣的各种阴谋、造谣和流言作为手段。这股寒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1975年这股寒流又到了疯狂的地步。并且1976年也并不因批邓而低沉下去，反而更疯狂了。
　　蛇出洞，鼠乱窜，预告人们地下的恶魔正在孕育着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
　　同样疯狂的阴谋、流言和谣言表明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又一次面临着被颠覆的严重危机。而且酿成了疯狂的暴乱，可笑的是不但不堪一击，实际尚未一击只是一篇广播讲话就如鸟兽散了。只是由于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被颠覆的危机才成了被颠覆的现实。
　　各种谣言无奇不有，这些人简直像发急了的疯狗一样见到什么都要狂吠，碰到什么都要乱咬。
　　比如，明明我国十年来连续丰收，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大中型国家中居于第一位，而且是在没有大量易垦荒地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艰苦的劳动、科学的态度提高单产实现的。他们却偏要说我国的农业不但增长不快，反而在倒退。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来也承认我们养活八亿人口是一个很大的成就。——22年以前他们可是预言我国养不活四亿人民，早晚要跪在他们面前的。可是他们竟然连这位曾经是封锁我们的敌国的总统都不如。尤其1972年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遇到了严重的天灾，全世界饿死了几千万人，而我国纹凤不动。别的不说，华北大旱，我国广大农民学习大寨，光机井就打了一百多万口，使得大旱年不见旱象，1973年又是大丰收。从此以后“百分之七的耕地，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就誉满全球。可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后，竟然说“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不是事实，是吹牛。而现在明明由于包产到户农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我国成了继老大哥后第二大粮食进口国，第三世界惊恐地害怕中国在世界上抢购粮食，可他们居然可以毫不知耻地吹成大丰收。这才是“高八度的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不知怎么没有使钱钢先生动容，下同。
　　又如明明我国十年来工业迅速增长，他们竟然说没搞生产。明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现在又是十年了，在中国大地上的工厂大多数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星罗棋布，余下的主要是大跃进留下的。他们却说没有什么工厂建设起来。而最近十年来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建设起几个工厂，就是建成的主要也是那十年快要建成遗留下来的，或者不合他们的意在他们摧残下艰难地建成的。而他们居然可以吹为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
　　明明在那个时期我国大批年轻人就业，十年以前留下的待业青年全部得到安置。尽管如此还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农村又招收了1400万农民进城。以至于1972年发生了严重的三个突破——就业突破，吃商品粮突破和工资总额突破，后来仍然继续猛增。而他们居然可以说由于没搞生产、没搞建设所以造成严重就业问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是为了改变农村缺乏文化的落后面貌，也确实大大改变了农村的文化面貌，本来要求知青扎根农村终身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可由于工业建设和其他社会发展急需要人，不得不把1600万知青调了1300万回城。可是他们居然说知青下乡就是为了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而最近十年来才是严重的就业问题，以至于要青年自谋职业摆茶摊。他们倒可以说安排就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明明我国高中生增加了十倍，初中生增加了三倍，绝大多数儿童都能受到教育，大多数的中学都是那个时代建立的，不少农村有了中学。可他们居然说教育一片破败。而现在不少农村儿童，尤其女童已经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出现了一大批新文盲，可是他们居然说是“教育的春天”。
　　明明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导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导弹驱逐舰、歼八飞机等等，并且已经着手发射通讯卫星和载人飞船，航天飞行员已经培养，光农作物优良品种就是一大批，占世界半数，其中以杂交水稻最为突出。这些优良品种都不仅仅是哪一个科技人员的贡献，而是集体攻关的结果。以杂交水稻来说，不但袁隆平有功，而且是在1967年教育革命时作为试点，1969年提出科学种地时定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它的具体组织者至今还是对人民隐瞒。1973年为此还召开了十几个省一千多人的大会重点解决三系配套。工业上以电子科学为例，我们先搞出了集成电路并且开始批量生产，紧接着搞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与世界的差距大大减小。可他们居然可以说我国的科学没有发展反而落后了。现在航天飞行员不知道那儿去了，发射通信卫星的“时间之长是空前的”，海军、空军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农业好久没有新品种培养出来了，电子工业成了外国的组装车间，越来越落后了，却说到了什么“科学的春天”。
　　明明我国在1972年邓小平在江西时，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比如《唐山大地震》里的陡河电站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大地震中几乎毁灭，1978年3月还是胜利地正式投产。地震的破坏只使它多付了10%的建设费。可他们竟然说我国“闭关锁国”、“排外”，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开脱罪责，倒扣在我国自己身上。
　　这是一群疯狗，见到什么都要狂吠，碰到什么都要乱咬。对地震工作同样如此。1975年我国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自然也难以逃脱他们的攻击。
　　这些谣言的制造者他们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们的谣言和流言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至少它会使得唐山人民和全国人民认为既然我国的地震工作不先进，海城全靠日本专家预报的，既然现在有日本专家在我国工作而日本地震工作最先进，那么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关心地震，到时候国家自然会通知大家的。既然群测群防和各种土仪器是如此的无效而又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摆设，那么我们又何必去凑这个热闹呢？像这样唐山和全国的群测群防工作还能进行吗？这种谣言的制造者不正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破坏地震预报工作吗？
　　这些人不但是破坏者，而且当破坏出现严重损失后，更会夸大损失。他们历来善于把自己造成的灾难推给他们的对立面，又尽量夸大灾难进一步给对立面加罪。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就是他们造成的，就是在推给对立面后又尽量夸大。1976年更是危言耸听。据说：“我国原来有九亿人口，现在只剩下八亿了。”言下之意有一亿人在地震和批邓中死亡了。
　　这种疯话不是哪一个人在说，而是某个特别人群的群体现象。当我们周围属于这一人群的人在这样说时，我们曾问他们：“我国每九个人里死了一个？照你们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单位有××××人，就有×百人死了，请问那×百人死了。”结果没有答案，只有更加仇恨的眼光。
　　这决不是个别分子的热疯的胡话，而是代表着一种颠覆人民共和国的势力。何况这股风也决不仅仅在下层，这股风还是从一个防空洞里吹出来的。而这一防空洞正与胡克实有关。

　　◆胡克实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同步开始的
　　
　　胡克实无论如何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嫌疑犯。
　　有人会说胡克实后来不是被批邓撤了职吗？可是1976年初批邓还没有正式开始，既然已经发现唐山存在地震危险，决定加强该地区的工作，作为党组组长就不该对于没有搞群测群防负责吗？邓小平那时也没有撤职，而且主持了周总理的追悼会。
　　有人可能会说胡克实撤职后另外换了党组负责人，为什么不叫他们来负责？另外换的党组负责人是谁，我们不知道，钱钢也没有说，他不应该不知道。但是我们可确切地相信另外的党组负责人绝对没有责任。
　　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没有做好群测群防，可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1974年这一工作应该已经开始了，至少群防是演习过了。而在胡克实撤职后群测群防也几乎同步开始了。关键是在这中间1975年和1976年胡克实撤职前，群测群防是怎样被破坏的。
　　钱钢曾经给了我们一个倒数时间。我们也数一下时间。
　　胡克实撤职的第一天。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据国家地震局干部周英志回忆：十二日，出席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代表陆续到达唐山。……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又是老一套，好像他们挨批判很委屈，可是却从来不说究竟给他们加的什么样的具体罪名，具体的证据和各种细节，也没有对这一切的反驳。只有最最没有理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这可以算是冤屈的话，那么任何罪犯都可以算冤屈了。杀人犯可以不提他的罪名是杀人，不提人们给他加的杀人罪，以及各种证据是否确实，反正判他死刑就是对他的诬陷和迫害。强奸犯也可以不提人家给他加的强奸罪，以及各种证据是否确切，反正送他进监狱就是对他的诬陷和迫害。
　　但尽管如此我们恰恰看到，这真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尽管唐山大地震前群测群防工作没有做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做。但是这一切正是在党组组长胡克实罢官那一天开始的。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1975年，没有见到在唐山进行群测群防这个词。1976年初也没有看到这个词眼。在他的整篇文章中，“群测群防”这个词儿总共只提了六次，没有一次是为了探索地震为什么不能预报而提的。就拿这一次来说，所以要提这个词儿，是因为那次会议叫做“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提到后也没有进一步深究，好像这次会议并不是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那样。更没有去探索唐山地震没有预报与群测群防没搞好有没有关系，差不多能够回避就尽量回避。可是我们看到了事实，胡克实一撤职，群测群防就开始了。胡克实的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工作同步开始的。他撤职就是群测群防的开始，群测群防的开始就是他撤职。反过来，他不撤职就看不到群测群防的影子，只有他撤职后才看到了群测群防。
　　钱钢没有告诉我们，胡克实罢官后谁负责党组工作，或者虽没明确的党组组长，也应该有个实际负责人。从当时来看既然胡克实被罢官，那么主持罢他官的人当是实际负责人。但从钱钢的描写中最最起码应该得出结论，这一位对唐山大地震未能预报没有任何责任，也不该由他负责。应该做的工作做到家了。群测群防不是立即开始了吗？可是钱钢非常吝惜笔墨，居然连这个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的名字也不肯透露。他不应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不应该不知道是怎样决定、是谁决定开始群测群防的、又是怎样搞的。这一些极重要的事情，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有透露。——不透露也是透露，可见凡是反对胡克实并且罢他官的人，都不该对唐山地震未能预报负责。钱钢的态度显然跟他们非常对立，同情心完全放在胡克实一边。可他对他们是否破坏地震虽然很想加罪，暗示罢免胡克实破坏了地震预报，似乎胡克实就等于地震预报，谁反对胡克实，谁就是反对地震预报——这就表明他很有这个想头，可是他无词以对，没法公开明确地给他们加罪，拿不出任何稍微可能使人们对他们怀疑的材料，所以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提。
　　拿不出任何根据就采用“暗示”，引导人们把地震未能预报的罪责加到胡克实的对立面，这决不是一种光彩的手段。
　　胡克实撤职后第三天。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距唐山地震十三天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注着刘英勇。
　　　　“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七月十五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
　　
　　从北京到唐山就需要时间，到了唐山还需要生活等各种安顿，需要等各位参会者到达，而主持单位照例应该先到。主持单位到达唐山后，不过三天时间，会议就正式开始了。钱钢也没有告诉我们这“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详细情况，只是提到了汪成民同志。
　　胡克实撤职后第五天。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
　　
　　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已经开了三天。日程安排较紧，连休息时间也利用起来了。
　　汪成民同志无疑是有功的。对于群测群防工作也是积极的。可惜这一工作才进行了五天，目前刚刚正式开始，正因为时间短，也只能靠他发三百多份调查表，这是远远不够的。也已经晚了，这些表格在唐山地震前大多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才有表陆续寄到。
　　
　　胡克实撤职后第十天。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六天。
　　
　　　　汪成民回京。
　　　　唐山之行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临震异常。还没有充足的依据，发出京、津、唐临震预报。
　　　　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汪成民等人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这是两张大字报，明确提出地震活动可能将转移到北京地区，要紧急动员，用临震姿态注意本区地震动向。为节省篇幅，大字报其余内容就略了。
　　汪成民同志虽然对群测群防工作是积极的。但是表格才由他发出去怎么可能马上得到答复呢？所以在他的大字报里只有专业队的内容。尽管他唐山之行是去搞群测群防的，但短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指望他能从群众中得到更多的临震异常、充足的依据，从而发出临震预报呢？
　　钱钢把汪成民同志写大字报的原因归之于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能够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吗？就以地震预报来说，有提倡让工农群众来做科学的主人，广泛发动群众群测群防，也有主张紧闭地震局大门，只由少数专业的地震工来从事研究。——这既是政治又是紧密地联系着业务。不在政治上战胜反对群测群防的人，业务也就只好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开展。
　　当时站在各种不同立场各派力量都在忙于政治斗争。为什么偏偏要把责任毫无根据地推向与自己对立的一方呢？
　　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制造谣言、拨弄是非、行凶打人，搞打砸抢、杀人放火的暴徒无一不声称要刮业务台风。其中也有科技部门的。但实际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政治，这种政治不过要让一股邪恶势力篡权上台，业务不过是一个借口。从可恶的1966年算起，不过九年就有海城的辉煌，现在（1986年）又是十年了地震工作有什么辉煌？其他业务工作有什么进展，为什么反而大大不如被加上“只搞政治，反对业务”的罪名的时代。他们自己刮的才完全是政治台风，造谣言、拨是非、行凶打人、打砸抢、杀人放火，那一件属于业务。他们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全国其他地方搞暴乱，这是干业务吗？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正忙于反革命的暴乱政治，很少过问业务工作。
　　他们的政治台风不过是一股邪恶的西风，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连群测群防地震也可以阻扰反对，置千百万人的生命于不顾。这种政治才真正破坏了业务工作——钱钢指责政治运动影响了业务工作，可为什么对那些却没有一点批评呢？那不也是政治吗？
　　在邓小平一伙复辟篡权的滔滔浊浪中，全国没有一块地方可以成为安定的绿洲。而且这种人很有一些在科技部门，国家地震局自然也不会是世外桃源。对于那些不搞业务忙于反革命暴乱的人，对于出于政治需要攻击群测群防的人，对于大肆反对钱钢也不能不承认功绩巨大不可抹煞的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人，钱钢为什么仍然没有一点批评呢？正是这一文件中提出了我国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反对这一路线也就是破坏了地震工作。
　　较量中的双方都是密切关心政治的，只有把反对群测群防的邪恶政治势力打下去，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才能开始。反对邪恶政治自然也是政治，但就因为这个就得扣上破坏地震预报的罪名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邪恶势力为了自己复辟篡权，肆意破坏在海城行之有效的群测群防工作，却不许坚持已经为实践证实的正确的地震预报路线？为了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必须反击邪恶政治。只有这种政治才真正有利于业务。可却偏偏是钱钢攻击的对象。
　　汪成民等同志使用了大字报。可那时候这些人不正忙于把邓小平捧上台，而邓小平刚复辟上台，立即就把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用一句话就定为非法了，并扣上文化大革命极左的罪名——参加和支持天安门广场暴乱的人贴的大字报除外。以此来论，汪成民的大字报实在属于违法。不知道钱钢认为他的大字报究竟是有利于预报唐山大地震，还是破坏预报大地震。如是有利于预报唐山大地震，不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推动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吗？不然，不然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介汪成民的大字报了。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汪成民等同志不得不使用大字报，正是由于他们的意见受到了冷漠。钱钢用“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这是为冷漠者开脱，并且嫁祸于人。
　　胡克实撤职后第十四天。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许——距唐山地震四十四小时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行十五人，由汪成民等人带队，前往北京市地震队会商。
　　　　面前的情况是：
　　　　对于京津唐地区的发震可能，中期预报早已作出（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贯彻为标志），中短期异常也已出现（以北京市地震队“七大异常”为标志），但是临震预报——即有较为明确的地点、时间、震级的预报，尚难作出。
　　　　会商双方一致认为情况严重，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
　　　　……
　　　　问题的关键已很清楚：要立刻向领导汇报，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
　　
　　别的工作都已经做了，唯一缺乏的是临震预报尚难作出。已经决定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只有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可惜太晚了！太晚了！距唐山地震只有四十四小时了。
　　胡克实撤职后第十五天。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
　　
　　　　在汪成民等人再三要求下，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听取分析预报室汇报。参加者有副主任梅世蓉、专业工汪成民、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介绍震情的汪成民事先写了汇报稿，他念道：
　　　　“局领导：自七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计四十八次，仅七月份就有十次，其中七次是七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汪成民念了与贴在局长门前的“大字报”内容相同的一段文字。接着说：
　　　　“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北京队已提出自建队以来最突出的异常形势，但大家都同意何时发震要看临震异常。我们已发了表格，但收到还不多。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过去几次大震反映临震较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
　　　　军人出身的张魁三副局长：“说了半天，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与会者无言以对。
　　　　会议由技术人员出身的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最后拍板：“鉴于目前科学院会议较多，这样，一、你们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资料；二、下星期准备一周，要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三、明天派一辆车到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都表示同意。
　　　　会议于中午结束，距唐山地震发震时刻只有十五个小时了。
　　
　　发出去的表格已有收到，但收到还不多。汪成民等人再三要求下介绍震情的汇报稿，主要还是写的专业地震工的工作情况。还没有什么内容写到群众提供的地震前兆。仅仅根据专业地震台站提供的信息谁也不能做出结论。
　　事实上在这个时候，群众性的测报组还不可能有时间来得及建成。可是地下的恶魔所给的时间只有十五小时了。
　　太晚了！太晚了！在胡克实撤职后，尽管群测群防工作马上就开始了，行动不可谓不快，汪成民等同志也是尽了最大力量的。可是就凭胡克实撤职后的不到十六天，要搞起群测群防太晚了。十五小时后地下的恶魔肆虐了，突然其来的大灾难发生了。这以后的一两天里，汪成民同志的表格才陆续寄到。可是太晚了！太晚了！数量也不够。尽管胡克实一撤职就立即开展了群测群防，尽管胡克实的撤职和群测群防的开始是同一天，行动不可谓不快，可是还是太迟了！太迟了！地下的恶魔走到了人们的前面。尽管有汪成名等同志努力过，但是还是没能收到及时的效果。
　　然而在七月二十七日会议上还不是没有一丝可能改善局势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冒昧地发出地震预报自然是不妥的。但立即“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还有十七个小时的机会。告诉群众，目前唐山有大地震的危险，是否一定发生我们还不能肯定，需要广大群众配合，大量捕捉异常情况。同时广泛地宣传抗震防震知识。还有十七个小时的机会。——如能这样做，即使后来没有发生地震也并不等于喊“狼来了”，不会是后果严重的误报。虽然并不等于正确地预报了地震，不能把损失减到最低程度，但至少群众还可以像耿庆国的父母那样在地震突发时“赶紧裹上棉被”。更进一步，当这样的消息发布后，虽然不是预报地震，各地发现如动物异常、水异常、地声地光、地磁异常、地热等各种反常现象的群众，就会立即把它们和地震联系起来，或许已经来不及上报了，但他们自己和他们周围的人，当有机会逃脱地下恶魔的魔爪。伤亡和损失将大大减小。
　　这次会议是绝对有问题的。汪成民分明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请领导赶快研究措施。可是作为领导的张魁三副局长却逼着他们表示自己的“倾向性看法”，提供“规律性的东西”。对此他们自然只能无言以对。如果他们那时已经可以提供这一切，那不是他们对地震已经做出了肯定或者否定的答复了吗？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条件吗？汪成民等人分明确定只有发动群众，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可现在却不提发动群众而要他们马上作不可能作的结论。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的最后拍板也是错误的，他提出的三点全是专业人员的工作，对于汪成民等人要求的发动群众却没有一字。
　　查志远、张魁三还是在汪成民再三要求下才听取汇报的，对于这次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们表现了奇特的冷漠，对于发动群众似乎也不那么感兴趣。汪成民等同志甚至提出“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作为领导自然不能不对此抱郑重的态度，这我们可以谅解，但是对于并没有大风险的“发动群众”为什么也那么冷漠呢？最使人遗憾的是如此冷漠的查志远，成了“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主持人。在钱钢给我们提供的材料里，除了汪成民同志以外，这次会议其他什么结果都没有给。而且汪成民同志要求发言，查志远还没有同意。汪只好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都表示同意”，那么次要人员呢？次要人员中看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的意见中有没有强烈表示必须立即通告群众？汪成民同志算不算次要人员？看样子算。另外还有哪些次要人员不赞成？他们是谁？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张魁三的问话完全违背了汪成民同志的初衷，在这突然其来的质问中，要他们立即表态，大概把汪成民同志完全问懵了。面对这样预先没有想到的质问，如果我们处于汪成民同志的地位，也难保哑口无言。但是如果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汪成民同志是完全可以给以回答的。他可以说：“根据海城的经验，必须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夜震。目前地震的危机已经非常紧迫，但是仅靠我们专业人员掌握的有限的材料，还没法做结论，也不能苛求我们做结论。我们并不是要求立即发地震预报，现在发预报还不具备条件。我们要求的只是像海城那样立即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赶快搞群测群防，紧急动员起来，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希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立即决策。我们无法肯定大震一定发生，但是大震的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如果一旦发生措手不及，谁来负担责任？必须立即把真相告诉群众。”辽南海城地震前，从从容容地组织起群测群防队伍，可现在汪成民同志连紧急措施也求之不得了。从这些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汪成名等同志要用大字报大声疾呼了，不是什么忙于政治运动，而是他们“紧急动员”的意见受到了漠视。
　　确实必须立即把真相告诉群众。我们拟定了一篇当时应该立即广播的发言稿，大家来判断有没有道理。
　　
　　京津唐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各级领导同志们：
　　我们是国家地震局，今天把京津唐地区的地震情况通报给大家，希望大家既要热烈认真，又不要慌乱。京津唐地区存在着一个地下恶魔，已经被我们追踪了好几年了。但是仅仅凭着我们少数专业工的努力是完全不够的，希望立即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上开展群测群防，希望各级党委领导立即行动起来组织群众搞好群测群防。
　　我们所以在今天要做这个广播，不是说已经可以肯定今天就会发生地震，而是说地震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的专业工工作很辛苦，但是地震预报工作开始还不很久。尽管我们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并不等于地下的奥秘已经完全掌握了。海城地震也是依靠专群结合，搞好了群测群防，群众提供了大量前兆供我们归纳分析，我们才得以作出正确预报的。
　　目前我们的地震工有的认为今明就可能发生地震，有的却认为将在几年以后。他们都有道理，但他们的根据都不充足，他们也都承认自己没有百分之×十的把握，更谈不上百分之一百的把握。根据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必须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夜震，事情已经非常紧迫，但是还不能确定。我们不可能在现在便作出或者马上发生、或者暂不发生的结论。关键就是仅仅依靠我们专业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协助我们。
　　如果发生突然其来的地震，希望大家冷静，不要作出跳楼等蠢举来。而应该……，如果大家正在睡觉，要立即紧紧用被子裹住身体。如果……
　　希望各级领导立即组织群测群防，把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微震、地形变化、地声地光地热、海平面和潮水起落等等异常收集起来火速通报我们，以供我们分析。也希望广大群众在群众性的地震测报组建立起来前。如果发现严重异常或较大面积的异常时，一方面要及时通报我们，同时大家应该各自为战，做好自己周围的防震抗震工作。
　　我们把全部真相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慌乱，不要轻易干扰现在的工作，但又能火速行动。在不妨碍工作下，尽可能地少在危险地方待留，现在反正是夏天，晚上可以不睡在家里的就尽可能睡在外面。
　　以上这些希望得到大家支持，如果不发生地震，希望得到大家谅解。
　　国家地震局1976年7月27日
　　
　　这不是地震预报，如果地震不来，不存在“狼来了”。如果地震很快来了可以减少很多损失。如果地震在一个月或几个月后来，群测群防工作已经严阵以待，第二个海城将会实现。当然大自然对我们这一工作的报答只能是第二项。会有很大的损失，但又可以大大减少损失。要相信群众，要对群众说真话。既不是冒冒失失地发布不成熟的地震预报，又不搞神秘化，不是只让少数地震工冷冷清清地办事，一直到自认为成熟了才向群众施恩。
　　这次会议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当然要一个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工农兵作科学主人的党的领导，一个在地震工作中努力贯彻党的地震工作路线，积极支持和领导群众性的预报地震、抗震防震的领导。
　　如果是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群测群防，反对马克思主义，窃取共产党名义的党的领导，不如早一点把他们撤职好。
　　唐山大地震的群测群防工作是和胡克实下台同步进行的。胡克实下台后才有群测群防。此前一年多钱钢没有给我们提到过一次群测群防。哪怕附带地也没有提到过。这不表明胡克实正是唐山大地震前，破坏群测群防的最大嫌疑犯吗？从汪成民等同志要求发动群众受到冷漠看，也不是胡克实撤职后胡克实所代表的势力就销声匿迹了。看来他的影响还存在。
　　如果胡克实确实是群测群防的反对者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胡克实被批判、被罢官有什么可以不满的话，就不是别的，只能抱怨批邓的手脚太慢了，胡克实被撤得太晚了，批邓工作也太不彻底了，以至于胡克实撤职后还留下了最后的后患。
　　如果批邓的进展快一点，如果胡克实早一点被罢官，如果批判彻底一点，胡克实的影响不再存在，至少是大大地被压下去了。那么群测群防就可以早一点进行，即使未能及时进行，至少还来得及做到汪成民等同志提出的立即“公开发动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损失也就可以大大减小。
　　那么胡克实是否是群测群防的反对者呢？对于批邓中，给胡克实列的罪状，钱钢只给我们一个空洞的、笼统的“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其他一个字也不肯给我们。作为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他的罪状里绝对不会没有和地震无关的东西，是有道理的还是横加罪名，作为读者只有看了才能做出判断。尤其应该跟我们讲清他对群测群防究竟是赞成努力去办还是反对。可是钱钢却根本不要我们做什么判断，只要我们接受他的结论——即暗示我们，批邓、批胡克实破坏了预报唐山大地震。我们对他必须绝对盲从，对胡克实绝对同情。在邓小平上台以来的疯狂时期，大批的文章都是这样的。甚至他们今天这样主张，我们必须这样相信，明天那样主张也必须那样相信，到那时昨天的主张就必须绝对忘记，决不许我们有丝毫质疑的表现。钱钢的文章就是这种连篇累牍的文章中的一个。
　　胡克实怎么对待群测群防他没有说。不过他不是承认他“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吗？而刘少奇、邓小平就是一贯地反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工农群众来参加科技工作做科学的主人。用来指导地震工作就是反对群测群防。钱钢的文章中，从不能不提的情况下总共才有六次“群测群防”这个词来看，从他从来不追究谁破坏了群测群防看，从他明明知道唐山大地震有许多前兆现象，只要收集归纳结果就是另一个样子，却一再地回避深究看，显然和他站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边是一致的。要替他们掩盖什么。
　　我们不说以前，就说唐山大地震前一年多来邓小平等人的路线吧！
　　
　　◆邓小平路线，胡乱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胡克实不但是邓小平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且还有胡乱邦、李昌等人作为顶头上司和同伙。
　　1975年以来的谣言横飞正是从他们那个防空洞里吹出来的。
　　尽管文化大革命时很少公布成绩，例如杂交水稻和其他一大批农业科技成果主要是在1969年定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并且几乎都是在1975年完全成功成熟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报上，这些成果一个都没有公布。氢弹、人造卫星、回收卫星都是在成功以后才公之于众，一般这类成果也不能不公之于众的。至于核潜艇、导弹驱逐舰、歼八飞机从来就没有公布过。通讯卫星、航天飞行员也从来没有吹过。倒是邓小平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公布我国已经准备发射载人飞船，航天飞行员已经培养，好像这一些都是他上台的功劳。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也从来没有吹过。
　　可是邓小平集团历来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吹牛。
　　那是因为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见不得那一时代的成就。可在那一时代成就累累本来就是事实，不管公布不公布都是事实，他们是真切地知道的。他们仇恨这个时代，也就仇恨这个时代的一切成就。这个时代的成就越大，他们就越是坐立不安。从这一本能出发，他们必须贬低那一时代，于是每听到出现了一个成绩，尽管没有谁在“吹”，他们也必须污之为“吹”。
　　诸如“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营口地震预报成功是吹的”这些谣言到处乱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完全来自之于上面。就在这些谣言乱飞的同时。上面邓小平的追随者率先开始了类似的说法。
　　当时邓小平主管国务院，胡乱邦在管科技，大概以为时机成熟了，以前“永不翻案”的指天发誓可以抛掉了，都纷纷跳了出来。
　　科技部门胡乱邦就有类似说法。
　　比如1975年10月15日在心理所他说：“本来成绩不大，硬要吹成成绩很大，不要自我麻醉，自我陶醉。”
　　1975年10月胡乱邦又在数学所座谈会上说：“不能吹，有些人拼命讲成绩，不讲问题，任务是轻率的，讲问题是右派言论。”
　　1975年10月6日胡乱邦又一次在心理所说：“本来成绩不大，不能硬吹成绩大，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谨慎也弄不清楚，吹牛算不算谨慎？算不算负责？瞎吹牛不算。”
　　谁在吹？谁拼命地讲成绩，不讲问题？谁说过讲问题就是右派言论？他们应该知道，那时大多数成绩都根本不见报，这能说是什么“拼命吹”吗？邓小平复辟以来才是拼命吹，把以前的没公布的成绩全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嫌其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吹嘘“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那才是明明没有成绩，却硬要吹成成绩很大，才是自我麻醉，自我陶醉。农业明明严重的危机，却要一再地吹嘘什么大丰收，把减产说成高产这才是拼命讲成绩，不讲问题。
　　谁不讲问题？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在电话里说：“叫你们局长！……”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注着刘英勇“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这是不讲问题吗？唐山地震的资料尘封了九年，而且至今千方百计绕开为什么没有进行群测群防，这是讲问题吗？
　　邓小平、胡乱邦等人大概还不至于象下面的小爬虫那样制造出什么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但是实际上一样，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在那个时候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在有些方面可能还不小，但在地震上不是我们中国，是外国记者把海城地震预报说成是奇迹。可是胡乱邦却说：“差距很大，不是一个很大，恐要两个很大，美籍华人科学家说：‘不相信二十年内科技能够赶上美国’他的话是科学的预见，总得听嘛！”
　　如果让邓小平胡乱邦这些人来搞，那不要说二十年，只要他们在统治，那就永远不要想赶上美国，只怕和外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至于当时，就以地震来说我们起家才九年，就预报了海城地震，这还能说差距很大吗？
　　然而他们最最多的言论就是反对开门办科技了。
　　什么叫开门办科技，这就是说科技工作不能少数专业科技人员在科研机构冷冷清清地搞。而要打开科研机构的大门走出去，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从工农中吸取新鲜知识，和工农群众一起实践在实践中长知识。工农群众也不能被排斥在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门之外，工农群众应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当科学文化知识的主人。科技工作不但要有专业的科技人员参加，也应该广泛地吸取工农群众参加。
　　在地震工作中则表现得最最明显的了。1966年我国才开始起步地震预报工作。当时除了有一些地质学家以外，什么都没有，谁也不能称之为地震学家。而地质学和地震学虽有联系毕竟不是一个学科。一切都从头开始。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再次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三月二十六日。奇迹出现了。彷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在灾区的科学工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的规律，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八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们下决心发布“预报”。
　　
　　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是那么地相处无间。专业的工深入村子。虽然钱钢回避了“广泛搜集地震前兆”时，有没有向农民请教，可以想见是向以前历来被“大学者”们所蔑视的农民请教了的。从耿庆国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事实，这儿钱钢无意之中透露了出来。炊事员、小车司机本来只要煮好他们的饭，开好他们的车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但也关心预报地震，而且也亲自提供了前兆。就是这种时代的背景，或者说就是“那个畸形的时代”仅仅十八天就发出了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窥得了大自然的一些秘密。尽管还是很初步的。
　　就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九年以后我国在海城取得了“真正的辉煌”。辽宁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准备决战一番。责令渤海北部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在辽南许多群众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方法。
　　什么叫“开门办科技”，这就是“开门办科技”。在科技界通用的名词叫做“开门办科技”，在地震科学部门的专用名词就叫做“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地震学界的“开门办科技”。反对“开门办科技”在地震学界的具体表现就是反对“群测群防”。所以看看他们对“开门办科技”的态度也就可以知道他们对“群测群防”的态度了。
　　在一次会议上胡乱邦说：“不要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又对科学院计划局人员说：“我非但反对开门办科研，还要关上门，在门口站几个岗呢？”在与科学出版社人员谈话时，胡乱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能够开门办原子能所吗？哪里还‘谢绝参观’哩！……开门办所是弄巧成拙。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这完全是胡搅蛮缠！硬把形象化的说法“开门办科技”和科技上的必要保密混在一起。
　　现在科技上所以必须一定的保密，其最主要的原因首先还是由于存在着国外的敌人。我们保密原不是对着人民群众的，尽管为了保密不得不缩小知道面。
　　邓小平集团和其胡乱邦等人，对于科技上的保密好像最最认真，其实里通外国，出卖国家机密的正是他们。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几乎马上就单方面地把毛泽东时代花了很大力量，在大批科技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牺牲了个人自由的代价下，甚至牺牲了后代受教育权等等代价下，辛辛苦苦地研究出来的大量科技成果一览无遗地奉献给了他们的外国主子。我们的飞机工业都给外国看了，我们的西昌卫星基地都给外国看了，我们的核潜艇也给外国看了。可是外国是不是把他们的秘密给我们看了呢？没有，绝对没有。邓小平集团的理由是什么“科学属于全人类”，如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西昌要给美国看，美国的休斯敦就不给我们看？什么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属于全人类，全是一套谎话。是为了给他们的卖国勾当制造“理由”。
　　他们对外国帝国主义是如此那么对自己的人民呢？那就是另一副样子了。他们的保密原来就是对着我国的人民的。讲穿了他们就是要将人群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数人民群众被压在低下，一类是精神贵族高踞于前者的头上。后者剥削着前者。这是他们不对外国保密却对人民保密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也不是现在才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这样。许多东西对人民故意弄得很神秘，而外国人来了什么都会拿出来给他们看，甚至提供资料、允许照相。他们反对开门办科研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如此。
　　现在科技上所以必须一定的保密，还在于科学并不是什么“全人类的财富”，而是到了谁的手里就是谁的财富。邓小平卖国集团上台以来有多少我国的科研成果无偿地奉献给了他们的外国主子，甚至主动送上门，提供样品，提供资料，详细地跟人家讲解。而这些成果本来必须由我们自己独占利益或者必须让外国出大价钱来买的。可是全被他们拿来孝敬外国主子了。
　　他们宣称什么“科学是全人类的财富”。外国的科技成果为什么不无偿地提供给我们？有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卖给我们，不然就要出大价钱。而且买到手以后往往还得接受苛刻的条件，从此以后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一旦他们真的全部卖给我们了，往往是他们要淘汰了。
　　科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全人类的财富”而是到了谁的手里就是谁的财富。在外国资本家手里的科学不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想取得必须出钱买。同样我们自己研究的成果也根本就不应该是全人类的财富。外国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也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手里的科学是全人类的财富。邓小平之流这类宣传纯粹是欺骗我国的人民，为了掩盖他们的卖国行为。
　　如果不是上述原因，那么不少科技部门倒确实可不不必站岗放哨，不必“谢绝参观”。
　　李昌在和黑龙江科委人员谈话时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1975年9月28日又对河北科委说：“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在物理所还说什么：“开门办所不科学。”
　　这又是胡说八道。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瓦特是一个工人，创造了蒸汽机，没有他的蒸汽机，就没有卡诺的定理。我国的地震工如果在1966年以来不是深入到群众中去，也不会有地震理论。耿庆国的理论启发自一个老农、邢台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还有大寨。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或者说在“那个畸形的时代”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和工农结合，也不会有他的旱震理论。
　　地震工作的成绩正是反驳这个在地震工作刚开始时就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的谬论的最好证据。
　　这类谬论几乎是成堆的。如:
　　胡乱邦在1975年8月在李昌办公室里讲：“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业生产中去？”
　　李昌在1975年7月31日在计算所领导小组会上说：“数学所文化大革命中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
　　邓小平搞的《汇报提纲》提出不能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后来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删去。李昌说：“不写不等于开门办所是对的”
　　在地震工作中是建立群测群防网站，在农业科技中就是建立四级农科网。在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开门办科技”就应该数四级农科网了。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一般来说我们还不能花过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普遍地长期地建立地震群测群防网。只能先由专业地震工作出长期、中期预报后才开始建立这样的网，而且在地震还不十分紧迫时规模也不能太大，随着地震危险日益临近逐渐地扩大这样的网站。但是农科网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在全国所有的农村都建立起来并且永远存在下去。可是邓小平集团对于四级农科网是激烈地反对的，如黑龙江科委报告开门办所，掺沙子，建立四级农科网时，李昌就说：“这些提法不全面，不成熟，我对农科四级网就打个问号。”
　　四级农科网对于我国农业科技是立了大功的。不少科技成果是四级农科网研究的，或者参加研究的，还有由于存在四级农科网，许多农民知道了科学种田，并且在农民自己研究农业科技时不再孤立，有了依靠，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大量优良品种，有一些就是农民培育出来的。还有四级农科网更是推广农业科研成果的好中介。
　　可是邓小平复辟以后，四级农科网很快地就被他们撕得粉碎。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会那么少，已经研究出来的会有那么多没有推广。尤其是许多以前对于培养优良品种作出贡献的农民再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成就了，更不用说出现新的农民发明家了。包产到户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邓小平集团既然会破坏四级农科网，自然更会破坏地震的群测群报网了。十年来人们经常谈到唐山大地震，也谈到其他地震，如海城和其他得到预报的地震，可是“群测群防”这四个字却很少见到。钱钢的文章也是一样。他不能不提到六次，却没有一次表明群测群防有没有效，该不该搞，更没有在说唐山地震没有预报时作为一个问题提到过。相反它的文章实际是竭力回避这一问题的。尤其竭力躲开“谁破坏了群测群防”。而且帮着他们推卸责任。推到他们的对立面上。
　　由于我们没有胡克实的材料，所以没法说，钱钢又竭力回避。但是作为邓小平的走卒和胡乱邦、李昌的下属和同伙在对待开门办科研上，在地震工作中就是“群测群防”，如果他不反对那才是怪事。批邓中给他开列的罪行和罪证，和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以备审查的资料一样是探究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能在完全可以预报的情况下没有预报的重要资料，甚至是更重要的资料。钱钢如果认为胡克实是无辜的，对他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把它们全部公布出来呢？让群众来判断，也好洗刷他的冤屈。反过来如果这样的资料长期不予公布，那也是一种公布，告诉我们里面一定有鬼，就像恶鬼害怕阳光那样，他们害怕自己干的见不得人的事见到太阳。
　　我们希望凡是掌握这些资料的同志能够把它们公布于众。让群众来判断。
　　唐山大地震未能搞群测群防，胡克实做为党的领导不追求他的责任该追求谁呢？如果说1976年他被批判不能搞，那么1975年呢？正是他们最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就是1976年不但不是年初就受到批判，而且只要尚未撤职，还是党组领导，该做的事还是得做。他尽到了党的领导的责任了吗？为什么牵涉到这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呢？党的领导决不是无限制的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是要做好本质工作。在地震工作上就是要做好：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或者按照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所说，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
　　搞好群测群防，正是地震工作中的党的领导。
　　对于真正党的领导该做的不做。只是到处抓权，这决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邓小平、胡乱邦这些人虽然窃取党的名义，至今还以共产党的名义窃取权力，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对共产党。但是真正共产党的领导早就被他们放弃了。
　　邓小平不是说过，要给专家作过后勤部长吗？他这是共产党的领导吗？既然他只愿意做后勤部长，那么就让他做个后勤部长好了，又何必要以共产党的领导自居呢？
　　既然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那么很自然他必然同意邓小平的这一主张。这样看来他本来就不应该当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他最合适的位置是当地震局的后勤部长。这样看来1976年7月12日撤他的职又有什么错误呢？他本来就不该尸位素餐。他既然没有起到党的领导的作用，一开始就不能让他当党的领导。
　　1975年10月胡乱邦在数学所说：“业务由所长抓，支部书记专管支部工作”如果支部书记只管所谓的支部工作，而这支部工作和业务居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么要这支部干什么？
　　1975年10月29日胡乱邦在微生物所党委、支部书记会上讲：“如果我是第一把手，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听你的，老老实实。”10页6日在心理所又说：“党委书记不懂业务就老实说：‘所长同志，听你的’如果不听所长的，你这个外行一定要领导内行，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
　　如果党仅仅是所长的尾巴的话，要这个党的领导干什么？邓小平集团实际上已经把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完全取消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认为，他们一上台就干脆把共产党解散算了。可是他们偏偏还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权力，是要压迫人民，利用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窃取权力，谁反对他们就给谁加上反党的罪名。
　　党的领导当然不是包办一切，不是要干涉自己不懂的业务。就是懂得一定业务的党的领导，也不仅仅是在自己懂得的范围内根据自己所知的事情发号施令，如有业务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业务知识发号施令，那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业务工。
　　外行就一定不能领导内行吗？——在实际上从来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如果我乘出租汽车，我不会开汽车，我是外行。但是既然我上了出租汽车，出租汽车司机就必须受我的领导。这不是说由我去掌握驾驶盘。而是说，我上了车后，对司机说，到某某地方去，司机就必须听我的。决不是什么“所长同志，听你的。”如果听司机的，我知道他要把我送到那儿去？
　　一支军队有各种兵种，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来当军长？军长可以不会开坦克、不会开大炮、不会擒拿格斗、不会发射导弹，甚至也不是神枪手。他只要会使用这各种兵种就可以了。
　　毛泽东主席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遗传学家。那么他就不能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了吗？谁能否定他在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中的巨大功绩。当李四光的理论和谈家桢的摩尔根学派受压时，他提出“百家争鸣”要让李四光搞他的理论，让谈家桢搞他的摩尔根。后来我国终于找到了石油，也克服了苏联让李森科独霸遗传学的片面性，使得我国的遗传学在极低的基础上走到了苏联的前面。后来在培养农业优良品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毛主席的党的领导，至于李四光和谈家桢正不正确，他大概是个外行，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是内行。如果他仅仅根据丰富的地质和遗传知识支持他们，那他就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科技人员到了领导岗位，凭自己的偏爱支持了自己喜欢的学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学科，我们能让每个学科的人到这个领导岗位吗？当出现不同学派时，谁来决定让那一派到这个领导岗位呢？一个领导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党的领导首先不是依靠自己的业务知识，而是贯彻正确的党的路线。
　　同样，地震工作也应该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是说党包办地震工作。党的领导首先就是要贯彻党的路线，在地震工作上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当许多专业工埋头于自己的研究时，党的领导尤其要注意，自己不一定要懂得地震理论，但是要关心地震工作的进展。当专业工已经作出中期的预报，就要注意先是适度地发动群众，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到了由于群众性的测报站提供的资料、由于自己的研究，使得专业地震工感到地震日益临近时，就应日益扩大群测群报网点的数量。自然这一工作必须和地方领导配合。
　　就以上述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会议来说，当张魁三副局长和技术人员出身的副局长查志远对汪成名等同志冷漠时，如有正确的党的领导在场就可以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做出决断，批准汪成民等人的“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和“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至于“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必须作为建议立即向上级汇报并且通报地方领导。——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作用。并不是说要党的领导亲自去像耿庆国或者其他人那样研究地震。
　　党的领导当然也不仅仅干这些事。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1975年出现大量的流言和谣言攻击海城地震时，必须立即出来辟谣，指出并没有什么日本专家帮我们预报地震。我们虽然还没能完全掌握地震规律，但是海城地震确实完全是我们自己预报的。海城地震预报中群测群防和土地电仪具有巨大的功绩。并且责问造谣和故意传谣者，你们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谣言？你们的用心何在？今后我们预报地震或许会有失误，但是海城的经验，群测群防是一定要搞的。地震工作一定要打人民战争。决不许你们制造谣言、涣散军心、破坏群测群防。”
　　这些都是党的领导应该做的事，胡克实他做了没有？没有！
　　尽管钱钢拒绝给我们提供胡克实对群测群防等的态度，但是胡克实的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对耿庆国同志的工作化了最多的篇幅。他当然是有功劳的。但从文章里看，最最正确的应该是汪成民同志。他不是“敢报大震的人”，但他是对群测群防最积极的人。他在群测群防会议上利用会议间隙开会发下表格，又及时地向查志远、张魁三等领导反映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请领导赶快研究措施。还提出“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而查志远、张魁三对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显然是有责任的。不过他们还不是最主要的责任者，他们不是党的领导。
　　如果破坏群测群防的直接责任人确实是胡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说最最正确，最有功绩的还不是汪成民同志。而是批判胡克实并把他拉下马的同志，至于没有来得及更早地把他拉下马，没有来得及对他作彻底的批判肃清影响，那是怪不得他们的。全国批邓都很艰巨，谁也不能一个晚上就把一股历时几十年，并且继承了几千年反动统治传统的的反动腐朽势力就予以肃清。伟大的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相比之下唐山大地震的损失实在就算不得什么了。
　　钱钢看来是把他们作为罪人来对待。可是除了他们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胡克实以外，又拿不出他们真正的破坏地震的证据。难道刘少奇、邓小平、胡克实真的就是地震工作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搞地震预报。
　　很可能对胡克实的批判中还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所以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敢留下。我们要问，胡克实的批判者对于群测群防是什么态度？在他们的批判中有没有指控胡克实反对群测群防？如果不然，为什么胡克实一撤职群测群防就能立即同时开始了？
　　一切都是现在这个疯狂年代的正常现象！确实我们现在对于破坏唐山地震的罪犯谁都没有办法。他们包庇自己也互相包庇，消息封锁得比铁桶还紧。但是不管如何涂改，只要稍微写一点事实，明眼人可以从充满着谎言的文章中看出真相来。自然现在不能据此就把他们押上法庭。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现在的法律正是这伙卷土重来的吸血鬼意志的反映，正是保护这一小撮罪犯的工具，怎么可能对它寄托希望呢？连刘少奇都有王光美替他证明不是叛徒。但他们确实已经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总有一天人民将行动起来，揪出元凶，替死难者报仇！
　　
　　◆疯狂时代的烙印和有价值的透露
　　
　　《唐山大地震》发表于1986年。既然文章能够发表，就不能不带有那个疯狂的复辟时代味儿的文字。尽管该文章对于我们认识唐山大地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仍然不可避免地看到在这个腐朽、反动、残暴时代能够得到发表的文章的特点。离开了扭曲事实真相，就不能通过这个时代的“言论自由”。许多事情无端地就要对于十年前过来的那个时代，放射出这样那样的暗箭。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这是毛主席的地震路线，历史已经从正面和反面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可是在《唐山大地震》里只有一次提到毛主席路线。既不是肯定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甚至也不是对这条路线是否正确进行正面的讨论。既然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了，那么指导地震工作的路线是否正确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可是文章没有任何严肃的批评或探讨的态度，只是采用反衬的办法，向这条路线发出暗箭。
　　
　　　　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泄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一九七五年，辽宁海城，一次七点三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
　　
　　我们可以相信有这种人，他们连“海城地震是日本人预报的，唐山地震前日本专家在那儿工作，后来被气跑了。”这样的谣言都造得出来，那么撕几张旧报纸又有什么奇怪呢？但实际上唐山大地震后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路线并没有很多人提出异议。事实上在数以亿计躲地震的人民中，土办法被大量地自发地使用起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有的人不但在1975年大肆宣传不入流的谣言，而且在唐山大地震后更是起劲地传播这些流言蜚语。但当他们自己躲地震时，一些比“一只电表。两根电线”更粗陋的“仪器”也用上了。唯恐地震压倒了自己。看来这些土办法在骨子里他们还是信的。
　　除此以外，对待海城地震成功后，人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发表的文章，钱钢却用上了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
　　看来我们只有换一种说法辽宁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这是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失败。
　　是不是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胜利且不管了。不过指导我国地震工作的路线确实是毛主席的，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如果和这条路线无关或者是背离了这条路线实现的，那倒还说得过去，可是正是按照这条路线做的，成功了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为什么就成了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看来如果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胜利倒还不打紧，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取得了任何成就，有的人就更加仇恨了，他们绝对见不得毛主席路线的任何成功。所以一旦唐山地震没有预报，就不顾一切把自己的仇恨发泄出来了。不在唐山的人则幸灾乐祸。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根本的原因是有人破坏了群测群防，而群众路线正是毛主席路线的精髓。那么就应该得出结论，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不但不等于毛主席路线的错误或失败，反过来正好在反面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就好像邓小平上台以来许多工作都被破坏了，从反面衬托了毛主席路线的正确，而不能把邓小平上台以来造成的严重问题归罪于毛主席路线那样。海城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做了就成功，唐山没按毛主席的路线做就失败。从正反两面检验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自然唐山和海城都还有特殊的客观条件使得它们都是应该成功的。
　　可以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那些在1975年大造谣言的人，跟他们是永远说不清的，因为他们只有罪恶的政治需要，从来不是寻求真理。如果以后毛主席制定的地震工作路线又一次回来后，会不会发生大地震没能预报的事呢？——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我们对地震的认识还有限，还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地震的规律。比如，专业的地震工没能做出长期和中期的预报，那自然不可能安排群测群防。又如，虽然群测群防都已经安排了，但是现在我们掌握的大自然的警告，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微震、地形变化、地声地光地热、海平面和潮水起落等等异常全都失灵了呢？那时群测群防自然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到了那个时候那些人一定又会大哗起来，好像捞到了一根稻草。这些人只会出于需要胡搅，不来捣蛋才怪呢。我们在本文中非常客观地评价了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除了群测群防必须扭住不放以外，其他都充分地表示了理解和谅解。我们能够要求这些人也有这种态度吗？当然不能！尽管唐山大地震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才没能预报的，可是这些最最反对群众性科技的人们却猪八戒倒打一钉耙。把责任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显然也有那么一点意思。不然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又是怎么出来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在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后突然提到人们背诵这条语录与其说是赞扬倒不如说是嘲笑。尤其“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更带着讽刺意味。可是钱钢先生没让这条语录背下去。甚至他没有注意或者故意忽视“不断”两个字。这两个字说明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永远的，不会有什么“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一旦登上就一劳永逸了。这是钱钢发明强加到毛主席身上的。
　　语录的下面有“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分明说自然界总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必须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不能有了一点成就就骄傲自满起来。而且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他举的例子中正包括了地球史。毛主席好像早就知道有人要对他的文章断章取义那样。可是钱钢砍掉了下面，以利于暗射。
　　在唐山大地震后，唐山人是坚强的，普遍有着一种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给他们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以很大的帮助。钱钢描写了这一精神。可是最后还是要在一锅好汤里加上一颗老鼠屎。据说：一个大学理论教师告诉他这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是极端恶劣的条件，使人类的需要层次降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在那种时候，人们会本能地互相依存。不是任何意义的进步，而是退化！还有什么非理性的，甚至接近了原始状态云云。
　　正是这样吗？自古以来人类遇到的大灾难多得不计其数，国外也不是没有地震或其他大灾难的。在那种时候，人们都会本能地互相依存吗？西方世界的电影界不乏大混乱片，哪一个曾有唐山那样的共产主义精神。相反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们成了野兽，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甚至互相残食倒是很普遍的。无论如何唐山大地震后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只有那个“畸形的时代”、“不正常的时代”才会有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在这重大灾难中。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可以互相帮助牺牲自己。如果换一支军队早就溃散了，军队在饥饿时人相食的历史记载层出不穷。什么时候有过“原始共产主义精神”？邓小平复辟以来，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灾害，我们且不管它有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祸，极端恶劣的条件什么时候使得人们本能地互相依存。安康的水灾中有什么“原始共产主义精神”吗？新疆的火灾中丧心病狂的官僚要群众让他们先逃命，甚至不顾一切从儿童的身上踏过去。这一些该如何解释？只要邓小平的复辟还在继续，以后还会有灾难，大家还可以看到是不是必然会出现“原始共产主义精神”，是不是极端恶劣的条件必然使得人们本能地互相依存。
　　
　　　　十年前的许多事情，在事后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连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当时，处处充满着“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笔者保存着三个十年前在唐山所用的笔记本，重新翻阅，恍若隔世，其中许多真实的人和事都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恍若隔世！这话算是说对了！
　　确实是隔世！以前是社会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现在是什么？是复辟时期，是法西斯统治时期，是一群卑鄙的窃国大盗霸占了整个社会的时期。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占据统治地位。那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现在毒化着整个社会并且吞噬着整个社会的恶鬼们根本无法理解的。
　　那些卑劣的小人怎么能够用他们的卑劣的心境来理解那个伟大时代中的伟大人民的心境呢？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写到潘冬子的坚强时有这样一个场景，母亲被敌人烧死时，乡亲们要去救，他含着眼泪说：“妈妈说的，共产党员决不能让人民吃亏。”邓小平复辟后，很有一些人大放厥词，而且见诸于报纸，罪名是“不真实”。他们知道什么真不真实？不就是他们的卑劣心态不能理解吗？他们的卑劣心态成了检验事实的根据？！我们在唐山大地震中看到了不少真实的事实。潘冬子还已经十几岁了。而唐山大地震中。一个不过七岁的孩子头皮被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没有麻药必须“清创”，盐水冲着孩子血肉模糊的头颅，一点一点刷着嵌在肉里的砂粒。碰一碰，孩子就痛得抽搐一下。他妈妈在旁边喊：“好孩子，忍住，忍住，别怕疼，你要像解放军一样，勇敢……”孩子咬着牙，真的没哭，真的没哭啊！这是那些卑劣的小人能够理解的吗？
　　唐山的共产主义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结果。它的内容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并且已经和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永载史册。如：学习小靳庄，邓小平不是到处指责“学小不学大”吗？因此这是批邓。
　　钱钢也写了那个时候出现的抢劫现象，这不用奇怪。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出现这些现象才怪呢？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左中右之分，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关键不在于有人抢劫，而在于有更多的人来保卫国家的财产。1976年并不因为有些抢劫而蒙耻，倒应该为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来保卫国家财产而骄傲。相反一百万人的唐山，抢劫者竟然那么地少，只抓到1800多人。这个比例，比现在非灾难时期抓捕的还要少得多。应该公正地承认钱钢并没有用夸张的口气写。可是到最后他还是要丢一颗令人恶心的老鼠屎在里面。“我忽然想到，唐山大地震如果发生在1956年或是1965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这个钱钢极不公正。
　　1956年或是1965年当然也是好时期，前者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者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期。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说：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出现这些现象才怪呢？出现这些现象也不等于玷污一个时代。
　　钱钢为什么不举1958年，那时尽管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还存在——这在后来以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追随者刮起的五风显示在人们面前，但是那也确实是一个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时期，以至于使得许多群众一时只看到这些光明面，没有意识到刘、邓一伙正以另一种形式，共产风和浮夸风等煽起了卑劣自私的个人主义。钱钢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知是否知道“第十二次特别快车”还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
　　钱钢为什么不举1962年，尤其那年上半年。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那时一切罪恶会严重得多。这一年正是“六二年的右倾”。
　　最不公正的是钱钢为什么不举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
　　在现在即使没有大火，打劫的人还不少，不但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出来阻止抢劫，能够各保自身就不错了。邓小平上台后我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比唐山更大的地震，不少工厂被震垮，工厂里的设备财产被大批劫走。农村包产到户更是一场大地震，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化为乌有。在安康的黄金开采场到处都是一群群发了疯的淘金狂，安康发大水时钱钢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不去采访一下？为什么不问，如果发生在1966年、1967年、1976年或是1958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张家五姐弟地震中父母双亡，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对此钱钢也不忘加上一颗老鼠屎。在“幸福”两字上大做文章、大加嘲笑。对孩子来说失去父母自然是个大悲剧。但是别人同样遭灾却还来关心他们，这能说没有幸福吗？钱钢为什么不把他们和现在那些父母都在，却不得不失学的儿童比，不把他们和新疆大火中被只顾自己逃命的官僚踢到，并从身上踩过去的儿童比？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确实是一桌好菜，可惜的是写在现在这个疯狂时代，每一道菜里都有、都放了使人恶心的老鼠屎。太不正常了，在现在这个“正常”的时代！
　　好了就举上述几个例子不多说了。
　　不过钱钢还是有可爱的地方，或许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可爱处。1975年邓小平急于抢班夺权，什么样的话都会说。一度到处指责“学小不学大”，好像他才是大寨的正宗提倡者。到处给人们扣上“不学大寨”的帽子。有的地方本来已经建设了水利设施还没有配套，尚需要继续建设配套设施使其发挥效益。可是邓小平却逼着上新项目。1978年他刚刚复辟篡权时更是变本加厉。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是一转眼大寨又成了极左，盲目上新的水利项目又归罪于“四人帮”，反动电影“泪痕”就是这样的杰作。接着大寨受到了大肆攻击，诬蔑和恶意作弄。陈永贵死不瞑目。1972年和1973年昔阳“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也被说成是吹牛。可是钱钢在讲耿庆国研究旱震关系时无意中澄清了事实真相。
　　
　　一九七二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几乎也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的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1972年是世界性的严重天灾，全世界饿死了几千万人。我国的灾害也极重，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学大寨运动中，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广大农民战天斗地在大灾之年人民生活纹风不动。1973年又取得了大丰收。
　　邓小平复辟以来，尤其1980年包产到户以来，一方面年年吹嘘大丰收，可明明是大减产，于是又年年哭诉遇到了几十年未遇的天灾。其中也有旱灾。据说都是几十年未遇的干旱，还不止一年。根据耿庆国同志的理论：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与1965年和1968年那两次大旱情形相似。而1965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七点二级地震；1968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七点四级地震。而1972年大旱则孕育着海城和唐山两次大地震。
　　那么包产到户以来的年年遇到的几十年未遇的大旱呢？按耿庆国的理论不是表明又要发生大地震了吗？时间拖得越长震级就越大。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看来是一场比海城、比唐山大不知多少倍的地震。越是它不来，震级就越大。我们就只好提心吊胆地等着。
　　又：钱钢是这样描写唐山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的：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的煤中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港、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唐山的电力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上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至一九七五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十亿元。
　　　　还有冶金业、纺织业、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看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流动的血液。只有一片废墟！
　　　　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唐山经济在“7.28”地震中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感谢他说了真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邓小平复辟时大肆诬蔑毛泽东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实际情况怎样呢？尽管遇到了这样大的灾难我国的工业并不是减产，根据邓小平显然缩小的数据还有微小的增加。所谓经济崩溃的谎言在钱钢透露的真相面前崩溃了。他们攻击说1976年我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近30亿元的财政赤字。可是仅仅在唐山可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三十亿元以上。间接的呢？唐山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作为中国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垮了，将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中国那个时候平均每一吨煤可以创造1000元的工业总产值，430 元的国民收入。而唐山的煤因其质量好加上供给东北和上海这些经济效益最好的工业地区，所创造的产值和国民收入还远远不止那一些。所以仅仅从缺少煤炭造成的工厂开工不足等间接损失就难以计数。可是那一年我国的工业居然没有减产。这正是奇迹中的奇迹。可是邓小平一伙出于复辟的需要居然诬蔑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复辟以来我国年年财政大赤字，和1976年比，1978年算上借债是唐山大地震的两倍多，1979年七倍，1980年近六倍至今年年大赤字，只要他们在统治就一直没有结束的时候。邓小平的复辟比唐山大地震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看来不把我国的经济拖入崩溃的境地就不甘休。
　　众所周知，邓小平复辟以后给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横加了“闭关锁国”、“排外”的罪名。可是钱钢告诉我们，陡河发电站是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有九名日本技术人员，有三名遇难。也就是说是从外国引进的。——这个陡河发电站是毛主席在1972年决策兴建的，邓小平还在江西。也不因批邓而停工。这就在无意中又一次揭穿了邓小平的无耻谎言。暴露了他们攻击我国“闭关锁国”“排外”不但不是事实，而且真正原因正是他们是一伙卖国贼，对于对他们卖国的批判不满，就造谣反扑。相反邓小平复辟以后，为了标榜惟有自己是四个现代化的代表引进了二十二个项目，它们又建设得如何了呢？去年宝钢点火引起的学生抗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钱钢给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决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到此为止。

　　2006.6.25.修改

坚决揭开唐山地震案的盖子——唐山地震预报破坏犯排查

　　◆最高当权派中封锁消息捂盖子者排查
　　◆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领导班子，揪出刘英勇
　　◆专家路线造成的恶果
　　◆梅世蓉罪不容诛
　　◆国家地震局内部的两大派。钱钢的说法。
　　◆梅世蓉供词一：谁使得地震工作专群两条线的
　　◆梅世蓉供词二：查志远罪责难逃
　　◆梅世蓉供词三：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是文革派的功劳
　　◆梅世蓉供词四：唐山地震完全可以预报，是人为的天灾
　　◆被长期掩盖的青龙奇迹，根本经验是什么？
　　◆被抹煞的开滦奇迹，又一个文革派的功绩
　　◆四川“奇迹”，揪出赵紫阳
　　◆唐山的群测群防
　　◆刘小汉教授的“老一套”
　　◆科技战线上的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的复辟和群测群防的终结，中国地震科学的没落
　　◆知识私有带来的恶果
　　◆反共极右派的批判
　　◆因特网和地震预报

　　凡是读过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的都知道，唐山大地震确实可以预报，但是被人破坏了，这些破坏者一直在拚命捂盖子，至今三十年了还拚命捂着。在现在即使一个关心这事的普通网民，都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谁都知道，张庆洲同志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采访并且写出了这一本书，化了极大的功夫。至今不管是有罪的、还是有功的人，都不愿意谈论。有罪的自不必说，有功的也被禁口。张庆洲同志也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
　　尤其当我们读到杨友宸从干校回来，从废墟里扒图纸资料。打开“地震记录本”，1976年7月26日空白！1976年7月27日空白！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26、27日是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两天，而这最关键的两天都是空白！杨友宸急得骂娘，不久以后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竟然均不翼而飞！可是这样的事居然没有追查。实在使人震惊。不仅如此，除了把一切责任归罪于批邓和“四人帮”以外，任何追查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责任人的行动都是禁止的。知情者中连冒着风险对于青龙四十七万人民立下了大功的冉广岐都被禁止披露事实真相。尤其是，张庆洲同志在花了两年时间的辛苦写了《唐山警世录》后，于2000年应该发表了，却必须经过国家地震局的审查，审查的结果是不准发表。一直拖了五年。去年2005年总算发表了，却几乎立即又成了禁书。只是在网上还存在着电子版。近来又听说张庆洲同志受尽了迫害，失去工作，居无定所，这种法西斯暴行真是令人发指。
　　我们在写《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后，准备发表，此时刚进入七月中旬。发表以前，不免在网上搜索了一番，果然网上谈论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文章成千上万。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有这本《唐山警世录》。同时又下载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电子版。有1986版的，也有1996版的。我们发现钱钢在1996年再版《唐山大地震》时作了一些修改。——那是一些自作聪明的修改，仅管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但客观上对于证实我们的观点反而极其有用。时间不允许我们作认真的阅读和修改。我们就主要在7月27日上午的会议上和其他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许多地方还是保留着原来的痕迹。另外还写了一篇《质问钱钢》，这在以前都已说过。对于钱钢我们原来还是抱着非常宽容的态度，希望他是一个比较忠实的作家，仅管他的文章中到处都打上了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的烙印，还是希望只是他在这个疯狂时期受的影响，而不是一个御用。可是《唐山大地震》的再版打破了我们这一个善良的愿望。钱钢就是有意识地为这个疯狂时期效劳，为破坏预报唐山大地震的罪犯开脱。
　　我们自然也不会放弃对于《唐山警世录》的搜索和下载。可是和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相反，我们从七月中旬初开始进行了好多次搜索，却一直没有能够下载到这篇不为罪犯避讳，而是探究事实真相的文章。尤其在使用突破封锁的“代理”前根本下载不到，使用“代理”后也很困难，那倒不是受了封锁的原因，而是这样一来出现了一大批文章，被封锁的文章还真不少。一直到八月上旬我们才得以下载《唐山警世录》，大约花了三个多星期。这才得以阅读和写作本文。可见当局心中有鬼，封锁得真是严啊？如果张庆洲同志的文章不符事实可以公开反驳么！网上毫无根据没有道理的攻击性文章当然也不少，那就是反共极右派的文章。即使对我们的文章和中间群众的文章，有不当之处也可以批驳，在争论中以求让真理取得大多数人民的公认。可这是他们不会干的。他们这种极不光彩的封锁态度，适见他们心中有鬼。鬼是见不得太阳的，只有暗中捣乱。
　　至于我们的文章受到的封锁就更不用说了。7月26日贴到网上后，第二天去看已经被删得干干净净，一篇也没有留下。值得庆幸的是《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发表后反响还是不小的，已经有热心的读者下载，并且扩散了出去。经搜索，好几个网站有我们的文章，而且数量滚雪球似地上升。尚未走出七月，就可以搜索到三十多篇。不久又达到了六十多篇，大概十二天的功夫就猛增到了360多篇。但当局也没有休息，有一些转贴的文章很快就不见了，实际被转贴的当更多。又过了二、三天以后去搜索就下降到了160多篇，再过几天又下降到了三十多篇。显而易见国内网站的转贴已经几乎全被删掉了。如果不用“代理”，更不易搜索，如搜狐根本不能搜索，国外的搜索引擎搜出来后也点不动。而且搜索页很快就消失了，并且出现“有不良内容”的警告。我们也已经感觉到“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已经成了敏感词受到彻底的封锁。所以大家以后要用到这个短句时最好用些符号和空档分割开来。
　　当局会删，我们会贴，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和正义的朋友在阅读《唐山警世录》以及其他认真讨论唐山大地震为什么被漏报的文章和我们的文章时，不要仅仅读过就算了，而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正像有个贴子说的那样，要跟贴，要转贴，要使当局防不胜防，删不胜删，要造成声势，要使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披露到每一个群众中去。现在大多数群众对这一触目惊心的罪行还被蒙在鼓里，谁能说当局捣鬼无术、无效呢？问题是要靠我们使他们的捣鬼归于无效，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尤其不能到了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一过就无声无息了。每一个革命同志和正义的朋友努力啊！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说：“既然唐山地震可以预报而没能预报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就必须追究是谁破坏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破坏群测群防就是谁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地震局里必须进行排查，每个人都要查查他对群测群防的态度，有没有反对和破坏行为。坚决主张积极行动的有功，反对破坏的有罪。”现在看来仅仅在国家地震局里排查还是远远不够的。一起关系到24万多条人命的严重事件，一直被封锁了三十年。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有关资料以备审查，结果到御用文人钱钢写作《唐山大地震》时被尘封了九年才打开，而且一直到现在这一问题还是禁区，不准讨论还被严重封锁着，这决不仅仅是国家地震局的问题了，问题发生在最高当权者身上必须对最高当权者进行排查。本文就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对从最高当权者开始直到地方基层和国家地震局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排查。包括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也包括钱钢的两版《唐山大地震》。也包括我们知道的其他材料。
　　首先我们得追查一下究竟是谁在封锁消息？谁封锁谁就是责任者。

　　◆最高当权派中封锁消息捂盖子者排查

　　对于我国的最高当权者必须进行排查，看看究竟是谁在捂盖子，对人民封锁唐山大地震漏报责任者的消息。
　　197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了中央委员会，又由中央委员选出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们就从这些人中进行排查。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以上六人加上张春桥、朱德、董必武共九人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依姓氏笔画）为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
　　以上共计22人。
　　另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依姓氏笔画）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周恩来、康生、朱德、董必武已经去世。按规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以填补上去。而且华国锋升任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身患重病，不久去世。
　　以上去世者和重病者对于捂盖子是绝对没有责任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当然没有责任。毛主席是我国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制订者，这一路线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或者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这一路线已经得到海城辉煌的正面证实，也从唐山大地震没有贯彻这一路线从而没有得到预报在反面得到证实。张庆洲同志的文章还可以看到，这一路线实际上已经为许多国外有识之士包括联合国科尔博士等的肯定。这一路线当然是正确的，怎么能够把这一正确路线的制订者说成必须对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负责。何况他已重病在身不久去世，对于捂盖子更是没有责任。周总理也是毛主席这一正确的地震工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别的不说了吧，光1974年69号文件就足以说明周总理决不是一个责任者。他的功绩同样是不可估量的。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们是非常崇敬的，历来不直呼名字，不过在这次排查名单时，依例必须直呼名字不能用尊称，现在既然排除就又可以称毛主席和周总理。
　　另有一个邓小平在十大中没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补上。再后来又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在1974年他还装得很老实，似乎一切都按照“永不翻案”办事。在联合国大会上，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发表了讲话，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一讲话不是他的本意，他自己也不会再按这一路线办事了，而是一切都反着来。可见1974年胡克实主持了地震会议也不等于他就是群测群防路线的拥护者，“他才复出”，还不得不作出一副对于自己反对的路线非常热心的样子，以骗取信任谋取更大的权力。何况69号文件还是国务院发的不是他发的。1975年夏天，周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了三个月的国务院工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立即翻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各种谣言像飞蝗似地扑来，其中也有贬低攻击海城地震预报，攻击群策群防，和把海城地震说成日本预报的谣言。1976年批邓，邓小平的拥护者大规模地制造谣言、煽风点火、搞反革命暴乱打砸抢烧杀，甚至连总理遗言也敢于伪造，急于捧邓小平上台。邓小平也利用毛主席病重和周总理逝世急于篡权复辟。他女儿供认北京四·五暴乱时他就在现场。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他的一切职务，给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处分。与此同时华国锋成了中央第一副主席。仅次于毛主席。
　　李德生地位也早已下降不再是政治局常委。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发生十月阴谋。先是文革派内讧，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叶剑英、李先念挑动下的华国锋、汪东兴逮捕。罪名“四人帮”。紧接着华国锋把邓小平扶了出来。又不久吴桂贤和另三个中央委员因为要坚持批邓，被打成了“小四人帮”排挤了出去。接着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也因为批邓被打成了“帮四人”——正是天晓得！“四人帮”可是汪东兴动手抓起来的，怎么也成了“帮四人”？陈永贵也被打成极左受到了排挤，大寨和昔阳县受到了恶捉弄。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是唐山大地震资料尘封了九年的责任者，更不可能是长期紧捂盖子的责任者。最后，尽管华国锋把邓小平扶植了出来，还是被邓小平排挤了下去。华国锋也不大可能是个捂盖子的人，至少当时是这样。下面我们将看到有事实证明一开始华国锋曾追查过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责任问题。至于后来就难说了。邓小平说“我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你们信不信？”邓小平不说我们也相信，所以后来他捂没捂过盖子，那就得看邓小平的态度了。总的来说，这个人物不重要了，把他勾销了吧！就能证明他捂过盖子也不过是个追随者，也许还没有捂过。
　　随着邓小平出来，邓小平的亲信也纷纷加官进爵。如胡乱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等。再后来胡启立也得以“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还有李鹏、乔石等，再后来他们又有了接班人如：江泽民、朱镕基等。
　　这样上面的名单中就变成：
　　邓小平、胡乱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李鹏、乔石、叶剑英、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李先念、李德生、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作为最高决策者，封锁消息、捂盖子和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责任者，就在这中间。
　　自然不是说这些人个个都是罪犯，有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最高决策者，有的后来也受到了排挤。如刘伯承、许世友我们可以相信他们无罪，但是按照规矩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以前只能把他们排在里面。有的人我们可以相信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前他们是无罪的，发生后一段时间里也是无罪的，但是他们出于某种利益需要，后来继承了捂盖子的“事业”，就由无罪变成了有罪了。
　　对于最高决策者的排名下面还要讲到。下面回到国家地震局。

　　◆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领导班子，揪出刘英勇

　　众所周知，汪成民同志在国家地震局里为了预报唐山大地震做出了不朽的功勋，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地震路线，一再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群测群防，青龙县的奇迹就有他不可磨灭的功劳。又是汪成民同志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至少在目前，国家地震局中我们知道名字的人中间，他是最正确、功劳最大的一个。那么他的功劳得到了表彰了吗？他的正确主张得到肯定了吗？他提出封存的资料，得到审查了吗？
　　不但没有，而且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的事实简直令人发指。
　　这样一个大功臣，竟然成了替罪的羔羊！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南海传唤。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刘英勇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他眼里关心的就是露不露脸。
　　可是汪成民同志关心的不是自己露脸，他奉命也许他自己就急着到唐山灾区去工作。在那儿他受到了不了解事情真相的同行马希融的误解，也受到了不了解情况的灾民的打骂。——这世界真不公正，为什么不让那些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真正罪责的人，去唐山挨那应该挨的拳脚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误解，马希融开始检举他后来就理解了他。不了解真情的群众把他打到了桌子底下，有解放军战士保护他。回来后他才发现一种比误解更严重的打击。
　　汪成民同志对张庆洲说：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尽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国家地震局真是人妖颠倒的地方！一个对于唐山大地震在学术上有大贡献的人，一个正确地震工作路线最最坚决的执行人，一个对青龙县四十七万人民的生命安全立了大功的人，竟然成了替罪羊！天理何在？！正义何在？！
　　“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地震局里有鬼！这样的鬼是不能指望御用文人钱钢得以披露的。功臣面临着监狱，连无辜的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以至于最后夫妻离婚，自己也几乎被逼得自杀，真是到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境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罪名总是有的。实在没有别的罪名可加时，于是给了他一个罪名“突出自己”？！
　　什么是“突出自己”？谁“突出自己”了？
　　难道只有他们自己对于百万唐山人民的生命，对于首都的安全抱冷漠态度才叫做不“突出自己”？！
　　刘英勇在说什么露脸不露脸时，其口气里无疑带着一股酸溜溜的醋味。他们自己才巴不得什么时候能够“突出自己”。
　　如果说汪成民同志真的突出出来了，那不是别的，正是那些对于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抱着冷漠态度的人，正是那些反对群测群防的人，正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地震工作路线的人。汪成民地位不高，不过是个小小的组长，本来执行发动群众、搞好群测群防等工作的首先不是他。地震局的领导理应执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这一正确路线。可是他们不做，却让一个小小的组长一再呼吁直至出大字报，出了大字报也不予理睬。正是这样才把汪成民同志“突出”出来的。可是现在这居然成了罪名？！
　　这种事情历来不少见。就以江青来说，许多人非议她地位的突出。有人指责毛主席提拔自己的妻子，另有人则把“罪责”归之于周总理。其实江青所以会“突出”与其说是毛和周，不如说是周扬和陆定一，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文艺上也有自己的作品出来，于是有达·芬奇，有莎士比亚。同样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有自己的文艺。如果中宣部长周扬，文化部长陆定一都能热心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而不是只热心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么江青作为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何至于会“突出”出来。正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艺，才让一个小小的处长成了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不管巴金做不做恶梦，样板戏还有如《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等剧目是成功的。以至于今天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不能抹掉。《红色娘子军》到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如澳大利亚等国家，还是轰动了。邓小平上台不久，一伙人到了美国却发现美国姑娘在发样板戏的宣传材料。他们对她们说：“这是极左”，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会如此对待自己国家的艺术，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艺术。”西方的资产阶级有达·芬奇，有莎士比亚。而东方的无产阶级有江青，有样板戏等。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也不管江青有没有缺点错误，这一切已经注定要永垂史册。
　　同样如果说汪成民同志“突出”出来了，我们正有理由问：他上面的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在干什么？主任丁国瑜在云南就不说他了。副局长张魁三、查志远和局长刘英勇在干什么？还有1975年正春风得意的胡克实又在干什么？为什么竟然会让一个小小的组长突出出来了呢？汪成民的突出，正表明他们不是一个渎职者，就是一个破坏者。
　　“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正是如此！可这些真正的罪人却一个都没有得到处置，甚至事实真相至今长期被捂着。我们能够指望在这个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里，封存的资料得到审查吗？何况毛主席逝世以后不久，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一个人妖颠倒的时代，这些资料就只好尘封九年，直到钱钢需要写他的御用文学时才被启封。
　　“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根子正是在最上面。刘英勇罪责难逃！他自己至少是渎职，后来又嫁祸于汪成民，还嫁祸于批邓，嫁祸于“四人帮”。
　　对于刘英勇我们原来一直非常宽容的，尽量不伤到他。这一直维持了二十年，直到我们2006年7月中旬读到钱钢的96版《唐山大地震》为止，即使如此在读到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以前，也仅仅是鄙视他，还没有想到他竟会如此地卑劣。
　　我们所以会如此宽容他，归根结底在于他的情况完全来自于御用文人钱钢，受了他的影响。钱钢说他是一个红小鬼、老红军，这就使我们肃然起敬，没有任何根据使我们能够认为他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地位的改变蜕化变质了。钱钢说他被召进中南海汇报,让汪成民同志随同前去时，在路上说：“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这使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能负责任的人。又据钱钢说大地震发生时他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这使我们得出结论：刘英勇不愧英勇之名。对“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们曾经指望这是钱钢自己，或者其他人告诉他的一句谎话。胡克实无疑是个反对群测群防、反对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最主要的嫌疑犯，至今还是最主要的嫌疑犯，但在胡克实罢官时，地震群测群防会议也就同步进行了，这使我们猜测召开这次会议或许是刘英勇的功劳，在以前他受了胡克实的制肘。
　　可现在读了张庆洲的文章才发觉我们完全受骗了。对他的话必须另行解读。而一旦在新的情况下重新解读，结果就触目惊心。
　　“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这话为什么要对汪成民同志讲？我们？我们？我们是谁？也包括汪成民同志吗？
　　可刘英勇却偏偏要对他这样说，要把他包括在“我们”中间，这就不是什么责任心的表现，而是包藏祸心要毫无责任而有大功绩的汪成民同志和他们分担罪责，“推不掉的，推不掉的……”。而分担罪责的结果是汪成民当了替罪羊，把一切罪责推到了这个恰恰最最不该负责的功臣身上。真正有罪责的人却完全不负一点责任。
　　“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
　　——这完全是一句谎言！
　　或者钱钢在说谎，或者其他人对钱钢说谎而钱钢照录，或者刘英勇时过境迁后对钱钢说谎，或者当时刘英勇确实说过，也是一句谎言，他口头上做得很“英勇”，眼睛却东溜西转寻找替罪羊，并在车上已经把汪成民和自己这一伙人硬拉在一起，最后终于让汪成民当了替罪羊。后来又把责任算在批邓和“四人帮”身上。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指出7月27日上午的汇报会里没有党的领导。其实在胡克实罢官后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是存在的。刘英勇是党组副组长，按例，胡克实罢官后，如果没有另行安排党组组长，那么刘英勇就成了实际的党的负责人，可是这次会议他不到场。如果说胡克实罢官以前国家地震局不搞群测群防，该首先由胡克实负责的话，那么那以后就该由刘英勇负责了，有的群众要求枪毙地震局长，我们曾经为他辩护，说历来党大于长，要杀该先杀党的负责人。应该指出刘英勇在群测群防上是做了面子的，胡克实罢官的同一天，就开始了唐山的群测群防会，效果如何下面见分晓。
　　我们要问钱钢：对于这样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推卸自己责任的老官僚，渎职犯甚至破坏犯为什么要写出他的什么光荣历史呢？汪成民同志明明和刘英勇等人不是一伙的，他们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斗争，为什么要对广大读者隐瞒着呢？
　　钱钢强调刘英勇每天夜里要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目的显然是使人们误以为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但是现在都被嫁祸于汪成民同志这一事实揭穿了。今后就是他吞下三百片安眠药也只能给他做个畏罪自杀的结论。可他连畏罪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偏偏要厚着脸皮生活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
　　刘英勇的问题不仅仅这一些，下面还要再说。
　　还有一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不久毛主席逝世，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故迭起，我们不能不问，汪成民同志在唐山工作了好几个月，在他回来时胡汉三有没有回来？
　　胡汉三是我们给胡克实起的雅号，他在邓小平的三胡中，不是位居第三吗？
　　谁都知道1976年批邓很不彻底，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十月阴谋，离唐山大地震不过70天，想必汪成民同志在唐山决不至于才工作了两个多月。尽管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大多数地方和部门批邓已经停了下来。甚至还有单位出动广播车，肉麻地宣布什么“邓小平同志身体非常健康”。他们口称拥护华国锋，实际上又何尚真正拥护过。当时华国锋大概真正主张继续批邓，可是不久就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主张，让邓小平不做任何起码的检讨就出来了。再后来还可耻地为自己镇压的四·五暴乱填写什么《天安门诗抄》。当时最最坚决地坚持批邓的地方是天津，但是后来这作为解学恭的罪行，说他：“在粉碎‘四人帮’后还在批邓。”
　　我们要问：在汪成民同志回来时，胡克实有没有回来？他对于这次上上下下口径一致地嫁祸于汪成民同志是什么态度？钱钢的1996版《唐山大地震》告诉我们，胡克实一直没有离开国家地震局。他在地震发生后传接电话，贴信封，发震情，真的仅仅如此吗？最最起码的是他对于汪成民同志最正确、有大功，对于国家地震局嫁祸于汪成民同志应该是完全知情的，那么后来他的地位又一次飞升，对于汪成民同志的冤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为他平反？有没有惩罚嫁祸于人的人？显而易见——没有！如果说十月阴谋后有的单位不管“英明领袖”许诺的“继续批邓”，而大肆宣传“邓小平非常健康”的话，那么在国家地震局更有可能胡汉三又回来了，即使没有回到地震局党组负责人的地位，影响也早就回来了。既然国家地震局那么多领导一直在为胡克实鸣冤叫屈，那么这说明了尽管1976年7月12日胡克实被罢官，但是阴魂一直不散，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和胡克实原本是一路货。所以十月阴谋后，即使没有恢复职务，实际上也已经是他在领导了。嫁祸于汪成民同志，让他当替罪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胡汉三。
　　对于唐山地震局人妖颠倒，从上到下口径一致地让汪成民同志当替罪羊，钱钢是什么态度呢？汪成民同志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他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可他并没有提起。在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些话：

　　　　汪成民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他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半年来，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带核查异常情况，如此关注一个地区，在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凭着自己的直觉，他感到一场大地震已日益迫近。可是他不能像耿庆国那样大声疾呼，甚至断言“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他的身分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
　　　　他清楚，万一漏报，一场大地震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他也清楚，万一虚报，在京、津地区会造成什么样不堪设想的动荡。

　　地震预报当然要谨慎，不能漏报也不能虚报，这没有错。但是这一些话不写在别的地方，偏偏写在汪成民同志头上，是为了干什么？
　　很显然钱钢是对人们进行误导，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唐山大地震所以没有得到预报完全是汪成民同志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果断行动。
　　对于地震预报汪成民同志他有这个权力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长，在他上面有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有主任、再上面还有副局长张魁三、查志远，再上面则是局长刘英勇。在唐山 “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汪成民同志要求作震情发言，查志远还不同意。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虽被允许了，还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能代表地震局”。后来被许多人——善意的和恶意的看成是一次“越轨”行动。汪成民大小还是个组长，连大会上发言都没有权利，还能决定地震预报吗？看来胡克实没有真正罢官，汪成民同志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却实际上被罢官了，京津唐地区开地震群测群防会议，这个京津组组长居然没有发言权。
　　钱钢把这一段话加到汪成民同志头上，正是为了配合国家地震局人妖颠倒，从上到下让汪成民同志当替罪羊。
　　汪成民同志要求的是紧急动员起来，用临震姿态注意京津唐地区的地震动向，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他要求“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可是领导却逼着他对地震情况立即拿出什么“倾向性看法”和“规律性的东西”，拖了十三天的汇报会，又把行动时间拖到下星期一周以后。闭口不谈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钱钢也闭口不谈他的要求被忽视，却说“他的身分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这和张魁三完全一样。
　　“他并不信任我，也怀疑我的理解能力。”钱钢说。汪成民同志不相信钱钢是很自然的。
　　他拿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史料对钱钢说：“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正是如此，尽管汪成民同志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以及家破妻离的痛苦，但是伪造篡改历史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历史最终还是会给出最最公正的答案，并且已经给汪成民同志给出了公正的答案。联合国都请汪成民同志去作报告。而人妖颠倒的人和时代终究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专家路线造成的恶果

　　这是个老问题了。长期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的不是群众路线，历来是专家路线。什么“专家治厂”、“专家治国”、在学校是“教授治校”、在科研机构是“专家治所”。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张庆洲：据我调查，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有四十几个台站，田金武、马希融等人都曾经发出了准确的临震预报，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冒昧地问一句，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耿庆国：别说基层地方监测人员了，我们专业工又如何！就在我们北京市地震队告急的同时，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

　　从这一对话里我们已经看到，张庆洲同志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国家地震局有人对于群测群防实际上是反对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明确地反对，而是以流言蜚语和冷漠的态度出现。而且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比以前我们只能根据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作出的判断严重得多，并不因为胡克实被罢官而结束。胡克实罢官后，反对地震工作必须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的阻力仍然十分严重。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已经着重谈到了破坏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在地震工作中则是反对群测群防，必然造成了如何严重的恶果。其实这还仅仅是专家路线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是专家和专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说，但文章中有如下一些话：

　　　　党的领导当然不是包办一切，不是要干涉自己不懂的业务。就是懂得一定业务的党的领导，也不仅仅是在自己懂得的范围内根据自己所知的事情发号施令，如有业务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业务知识发号施令，那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业务工。
　　　　……
　　　　一支军队有各种兵种，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来当军长？军长可以不会开坦克、不会开大炮、不会擒拿格斗、不会发射导弹，甚至也不是神枪手。他只要会使用这各种兵种就可以了。
　　　　毛泽东主席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遗传学家。那么他就不能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了吗？谁能否定他在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中的巨大功绩。当李四光的理论和谈家桢的摩尔根学派受压时，他提出“百家争鸣”要让李四光搞他的理论，让谈家桢搞他的摩尔根。后来我国终于找到了石油，也克服了苏联让李森科独霸遗传学的片面性，使得我国的遗传学在极低的基础上走到了苏联的前面。后来在培养农业优良品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毛主席的党的领导，至于李四光和谈家桢正不正确，他大概是个外行，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是内行。如果他仅仅根据丰富的地质和遗传知识支持他们，那他就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科技人员到了领导岗位，凭自己的偏爱支持了自己喜欢的学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学科，我们能让每个学科的人到这个领导岗位吗？当出现不同学派时，谁来决定让那一派到这个领导岗位呢？一个领导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党的领导首先不是依靠自己的业务知识，而是贯彻正确的党的路线。

　　这些话就好像专门用于批评梅世蓉等西派，压制汪成民和耿庆国等东派一样。本节主要谈此问题。对于反对群测群防，另外必要时再讲述。但是不会面面俱到，大家读了《唐山警世录》已经足以明白了。
　　邓小平复辟后似乎非常重视内行当领导，但他自己包揽了几乎一切权力。他对我国各行各业都是内行吗？他不一样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是一种极糟糕的外行领导内行。
　　邓小平他们以数学家苏步青当某综合性大学校长作为内行领导的例子。可是在综合性大学中有文科有理工科，苏步青都是内行吗？对于新闻系、法律系他也是内行吗？就是在理工科中他对于生物系也是内行吗？其实就是数学他也不过擅长于几何学，其他数学未必比别的数学教授更内行，甚至只能算外行。他不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吗？不知道他的几何学是不是有不同学派的争论，但是对于显然存在着不同学派争论的教授来说，一旦当上了领导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学派问题。
　　唐山大地震时就存在学术上如果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家地震局内，存在着以汪成民等同志为代表的东派，和以梅世蓉为代表的西派的争论。北京队的耿庆国也一样，河北队的贾云年也主张东面的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只是时间上晚了一点。但是梅世蓉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的专家。至于马希融、杨友宸等，作为群测群防工尽管水平并不亚于专家，就更不放在他们眼里了。
　　西派和东派原本是一个学术争论，作为领导应该按照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对待。现在反共极右派抓住西派和东派的争论大做文章，钱钢也片面地谈论东西之争，他们的目的不一样。钱钢知道东西之争不过是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意见是完全无罪的，他故意避开群测群防，要用东西之争来为反对和破坏群测群防的人造成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开脱。而右派原本就没有任何认真的态度，用东西之争的存在，来加罪于毛主席为首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这一个学术上争论的存在作为政治上攻击的工具。
　　应该指出西派并不是一切都错了，那一年我国西部确实发生了云南龙陵和四川松潘、平武的大地震，在学术上西派也是有功的。作为学术问题即使西派完全错了，没有发生云南和四川的地震，我们也只能说他们这一个学派错了，而不能说他们有罪。
　　国家地震局的问题在于查志远、梅世蓉等西派掌了权，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
　　地震科学家可不可以当领导？——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专家一定不能当领导，没有说过批判专家路线就是要把已在领导岗位的专家全部赶下台，也没有说过没有当上领导的专家一定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是一个专家一旦当上了领导，他就首先不是专家而是领导，就必须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办事。查志远、梅世蓉等专家掌了权，第一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极为冷漠，这就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对于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对抗。第二他们自己是西派，就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压制东派。这同样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作为领导应该百家争鸣，即使自己不同意的学派也应该得到尊重。他们身居领导岗位，其表现却不是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而是一个学术上的恶霸，就像李森科那样。
　　正像汪成民同志所说的那样：

　　　　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已经说了。我们在这儿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和冷漠。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汪成民同志要说话，查志远不让他说，他多次提出不予理睬。被迫贴大字报，把国家地震局轰动了，就是当领导的纹风不动。7月27日上午开会，刘英勇不参加，梅世蓉不说话，张魁三把他发动群众的要求转为逼迫他发表确实的意见，而查志远拍板再拖一个星期。
　　其次北京队14日要求听取汇报，梅世蓉拖到21日，到了21日又拖了五天。北京地震队很明白这事报告汪成民同志不顶用，大权掌握在梅世蓉等人手里，因此只有向梅世蓉报告才行。可是到了26日，梅世蓉还是不去北京队，让汪成民同志去听汇报，第二天上午会议上，梅世蓉又不说话。
　　第三他们堵塞言路，阻隔上听。
　　照道理，国家地震局应该定时向国务院报告震情。在报告里不但要有拥有权力的人们的意见，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报告应该完全真实，不能违背事实，也不能隐瞒。就以这次唐山地震来说，报告中应该写明地震工存在着两派意见，西派如梅世蓉等认为华北已经不可能有大地震了，理由是什么，但是汪成民和北京队、天津队、地震地质大队认为还存在严重的大地震的威胁，理由又是什么，还得加上群测群防点的一般意见和比较重要的群测群防点比如马希融、田金武等的意见，唐山地震杨的意见自然更不能忽视。
　　可是，从《唐山警世录》里可以看到，向国务院报告地震情况的大权完全把持在西派和刘英勇等老官僚手里，胡克实罢官以前当然也把持在胡克实手里，但是不同意见通向国务院的路，被这伙人隔断了。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始终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也不让东派的意见上达。北京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不得已，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坚持说：“69号文件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不同意见是能够上达到周总理那儿的。据耿庆国同志说，如果能够打电话报告给国务院值班室：

　　　　按照周总理生前的程序，一个副总理就会出面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你小耿为什么报7级，为什么是7月29日之前？你讲你的。有人说5级也没有，为什么没有？都可以说。一般讲，国务院会按照最坏的估计做准备。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国家的组织工作是很到位的！

　　而且周总理历来雷厉风行。据汪成民同志回忆：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张庆洲同志问道：“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周总理日理万机，作为总理原本没有义务非管这种小事的，可是他如此地对待不同的学术争论，行动是如此地雷厉风行——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这本来就是国家地震局的职责么！可是这次在国家地震局从局长、副局长到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梅世蓉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却表现了惊人的冷漠，行动上极其拖沓。北京队预报大地震，这样要命的事情居然可以拖一个星期后又拖五天，26日终于不得不对北京队作出反映了，梅世蓉可以不去。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7月27日7点30分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刘英勇终算答应10点听汇报！但本人忙着去看鼻炎。副局长可以再拖一个星期，汪成民同志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大自然已经不能等待，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了。
　　专家路线对于专家也是不公正的，专家路线真是害死人。

　　◆梅世蓉罪不容诛

　　梅世蓉有可杀之罪。不杀不足以儆效尤，不足以平民愤。
　　因为她是西派，不认为唐山有地震危险吗？不是！我们已经说过东西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有错误没有罪行。在这个问题上她有错，但没有罪。她也不是全都错了，四川、云南确实发生了地震，或许在有错的同时她还有功。
　　是她作为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汪成民同志等东派吗？也不是！她有罪，但罪不至死。
　　那么她的死罪在哪儿呢？在于她在中央最高决策者追查责任时当面说谎，掩盖真相。
　　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大地震以20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害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国内外新闻媒体曾予以充分报道。其中李先念等六位中央领导接见开滦矿务局李玉林的报道，尤其令世人瞩目。
　　　　然而，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接见，新闻媒体至今未予以报道。

　　对于这次报道三十年来一直讳莫如深，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里也绝口不谈。现在张庆洲同志已经证实，像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尽管汪成民同志要求审查的材料长期被尘封，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唐山大地震漏报的责任还是追查过的，而且行动上还很迅速。7月28日凌晨地震，当天晚上就进行了追查，最多只有20个小时。可是钱钢只告诉我们：这天上午“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时他们必须把救灾抢险放在第一位，这是正确的。但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追究责任。恰恰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被封锁，钱钢也不对我们透露一个字。
　　据张庆洲同志说，七·二八清晨国家地震局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曾经向国家地震局作了唐山地震临震预报的文字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向与会者汇报了这一情况。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华国锋总理等人就召他去报告。晚上11点半左右才进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刘英勇和梅世蓉已经在场。

　　　　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曾于1976年7月28日，召见了国家地震局的三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物：刘英勇、梅世蓉和黄相宁。昔年的首长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已经告别人世。被召见人在人世的仅存两位：梅世蓉和黄相宁。这次召见的意义并不在于哪些高层领导人出面，而在于国家地震局如何就唐山大地震漏报经过作出解释。毛泽东主席在病中，华国锋、江青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天”了。
　　　　　　……
　　　　黄相宁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在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黄相宁坐在指给他的座位上。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
　　　　黄相宁听见梅世蓉副主任那样说，就觉着相当的为难，可他面对的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看到了内参，他不能不说实话。

　　他报告了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他们曾经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京津唐地区将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随即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地震预测报告的文字意见，还有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放在桌上展开。给华国锋等人看并作了解说。尽管做了预报，黄相宁还是做了深深的自责。召见结束，是7月29日凌晨两点多钟。
　　相比之下梅世蓉怎么和黄相宁同志比呢？黄相宁是有功之臣，受了他们的压制还是做了深深的自责。而梅世蓉在说谎，她在这个最高决策者追查责任的会议上掩盖事实真相，谎报军情。
　　她说这是突发性地震不可预测，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可是不少群测群防小组不是作出了正确预报？她真的不知道吗？她应该不知道吗？就算他们看不起土八路有理吧，那么专业地震工呢？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尤其主任不在场时，她能够不知道北京队对地震的预报吗？她能够不知道耿庆国、张国民、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刘惠琳、刘德富、黄德瑜吗？难道她不知道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在国家地震局她能够不知道汪成民吗？难道她不知道年初由于她不出席，汪成民同志主持的会议认为京津唐仍有大地震的可能？难道不知道1976年1月28日由此以国家地震局名义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的报告》？难道不知道1976年3月3日国家建委召开京津河北和国务院各部地震工作会议。汪成民到会做业务报告，解释京津唐渤张地区年内可能发生五到六级地震的预报。难道不知道长期的东西之争？而她还是西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对手是坚持华北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的。她难道不知道汪成民同志曾经不得不写大字报以图唤醒神经麻木的他们？难道不知道张国民汇报北京队的“七大异常”要她听取汇报被她拖延了又拖延？难道不知道她自己不去，让汪成民同志去后，7月27日上午汪成民的汇报？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汪成民传达的“意见”？尤其是，她难道不知道黄相宁就在眼面前？
　　她完全应该明白有不少专业的和业余的地震工作了这次地震预报，受到了她和其他官僚的冷漠。应该知道事实已经证明：唐山地震完全是可以预报的，只是被漠视了、压制了。现在地震已经发生，并且带来了血淋淋的现实，事实已经证明东派正确，他们的预报是有根据的。
　　可是面对着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她竟然敢于说谎！而且还敢于在作了预报的黄相宁同志存在下向中央说谎。
　　梅世蓉有“欺君之罪”罪不容诛！
　　一个汽车司机不小心撞死了人，出了车祸，一般来说就不过一、两年的牢狱之罪，而且可以监外执行。但如果撞死了人逃逸，那就不是一个责任问题了。唐山大地震撞死了24万人，十几万人重伤，无数人轻伤，国家财产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她不但没有一点内疚，还面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说谎！那是比出了车祸逃逸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的罪行。而且她还对黄相宁汇报作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梅世蓉真正该杀！
　　最起码她应该说出国家地震局内部存在东西两派的争论，并且承认现在看来我们西派错了。即使如此也只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认错，根本上回避了自己和其他国家地震局领导对东派的压制，尤其是对群测群防的鄙视和不屑一顾。可她连这样的认错也不做，干脆欺骗中央，说唐山地震根本不可能预报。
　　刘英勇在场，他究竟是怎么表态的？由于这儿说到的情况是通过黄相宁眼睛看到的，黄相宁不知道，到达时只见到梅世蓉在讲话。
　　无疑刘英勇也没有说实话。至少他对于梅世蓉汇报作了默认。这也是大罪，至少有隐瞒之罪。如果他也对中央说唐山地震不可预报，那也是罪不容诛。至少他应该知道汪成民同志的大字报，直到昨天上午汪成民同志还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拦住他要求开会研究震情。
　　现在再来看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可以发现上午刘英勇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在说谎了。钱钢是这么描写的：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

　　我们？！我们？！又是我们！！！谁是我们？
　　刘英勇不是不知道，国家地震局早就分成了“我们”和“他们”了。“我们”掌权，“他们”在野；“我们”不认为京津唐会有地震，“他们”认为有；“我们”压制了“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意见漠视反对，“他们”还写了大字报；“他们”的代表汪成民昨天一大早还在办公室门口堵我，一定要“我们”听他的汇报。“我们”不搞群测群防，“他们”重视群测群防；“他们”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捕捉大震的前兆，“我们”置之不理；“他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冷如冰水，稳坐在钓鱼台。
　　可是刘英勇居然面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把“他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记到“我们”的功劳簿上，把“我们”应付了事（这下面再谈）“他们”严肃认真的唐山群测群防会，拿来为自己开脱搪塞。在路上他把“他们”的代表人物汪成民同志归到“我们”中来“责任是推不掉的”，最后则是自己的责任推掉了，汪成民同志却成了推不掉的替罪羊。现在当着中央最高决策者的面，他又把汪成民等同志作的工作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刘英勇上午就已经有“欺君之罪”了！只是还没有晚上梅世蓉那样严重的程度。
　　华国锋对黄相宁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不知该如何解释？
　　一个解释是这是对黄相宁同志说的，另一种解释是受了梅世蓉的欺骗，也可以解释为毕竟大灾在前，抢险救灾要紧。其他人又是如何表态的？非常遗憾，目前内容不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央在唐山地震的当天就追查过责任问题。在场的四个人都是文革派、都是批邓派。70天以后，由于毛主席逝世，文革派在别人的挑动下内讧，江青被捕，不久纪登奎和吴德被排斥，邓小平复辟，又不久华国锋也被排斥。不但追查工作没有继续下去，这次会议也成了禁区。至今我们所知还是不多。仅仅限于黄相宁同志给我们的那一些。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以备审查的资料，也就因此被尘封了九年，直到御用文人钱钢需要写一篇御用文章《唐山大地震》以欺骗世人为止。
　　那以后执行毛主席的正确地震路线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立有大功的汪成民同志成了替罪羊，而犯有大罪的梅世蓉却荣升为分析预报室的主人。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何止是国家地震局？那个时候不是到处在平反“冤假错案”吗？他们是不是冤假错案且不提，但汪成民同志分明是严重的冤假错案，为什么长期不见平反，相反倒是和那股平反风同步地受到了长期的诬陷打击？现在许多真相已经大白，汪成民同志也到了联合国去报告了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可是为什么不明确公开地为他平反，为什么对于诬陷者不作出一丝处理，为什么张庆洲同志披露了事实还受到封杀和打击。谁是这一切的总后台？
　　附带说一下，在唐山大地震预报中，凡是做自责的几乎都是对这次地震作了巨大贡献的同志，而真正负有罪责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作了自我批评。除个别人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能开脱就开脱，能抵赖就抵赖，最后把责任推向别人，如推向汪成民同志，推向批邓、批胡克实，“四人帮”自然免不了成为罪魁祸首。那天江青在参加追查责任时，大概是根本想不到的。

　　◆国家地震局内部的两大派。钱钢的说法。

　　任何人读了《唐山警世录》后都会发现，在国家地震局里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存在着两大派，这绝不仅仅是什么“纯学术的争论”，绝不仅仅是什么“东西之争”，而是一派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压制了另一派的不同意见，而这一意见恰恰又是正确的。一派坚决要求继续贯彻国务院[1974]69号文件，另一派甚至要撤销这一文件，一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坚持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另一派敷衍塞职，实际上反对这一正确路线。
　　读了《唐山警世录》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这儿也不举例说明了。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如何描写的呢？在他的文章里丝毫看不到这两种路线的对立和激烈斗争，除了批邓被咒骂以外，看不到任何矛盾，似乎一片和谐。钱钢不是不知道事情真相，可他是一个御用文人必须有意地歪曲事实。他不但没有给我们披露汪成民同志受到诬陷，成了替罪羊，甚至连汪成民同志受到冷漠后，不得不写大字报的原因也说成是“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归罪于批邓。（可以想见刘英勇等人确实完全可能以批邓作为冷遇汪成民等同志的借口，后来大罪铸成，又嫁祸于批邓为自己开脱。）1996年再版时干脆连“大字报”三个字也成了禁区。至於汪成民同志在7月27日一大早就在办公室门口堵刘英勇等领导，并因此才得以在上午十点开会，他就隐而不写了，刘英勇没参加会议的原因也不是批邓，而是去看鼻炎。
　　他不能不写汪成民、耿庆国等等同志的功绩，但绝不是好意。他的目的和刘英勇一样，把汪成民等同志和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打成一堆。把“他们”的功绩写成都是“我们”的功绩，把罪责也都和“我们”连在一起。最后则通过曲笔暗示：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汪成民同志举棋不定，即让他来当替罪羊。对耿庆国同志也是一样，耿庆国同志有大功，但是却写了他的自责，好像他也真的有罪。而真的有罪却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的梅世蓉，他竭力为她评功摆好，百般开脱。刘英勇明明是个卑微的官僚，一样竭力开脱自己罪责，嫁祸于人，却把他写得好像是一个英雄。
　　许多事他不能不知道，但他掩盖着。
　　比如他不是不知道是梅世蓉借口“四川北部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不过是压制北京队的意见，他不可能不知道1976年4月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发现大量异常，而梅世蓉乘机把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开成了降调会，不是不知道是梅世蓉公开提出要撤销“国务院69号文件”，却故意都不点名，也根本不用“降调会”这三个字。他明明知道是梅世蓉借口汪成民不在，拖延北京队的汇报会，后来又一再拖延，在1986年版里却根本不提梅世蓉的名字。1996版提到了梅世蓉却为她辩护说：“梅世蓉认为自己掌握的情况还不多”。掌握情况不多更应该认真去了解，汪成民等同志了解事情多，正是他们热心工作的结果，可是梅世蓉居然可以以此作为自己不去听汇报，一星期一星期地拖延汇报会的根据！而钱钢也以此为她粉饰。他明明知道梅世蓉是西派，可是却说“她不是没有注意过华北地震危险问题。”以海城地震前的行为来为她评功摆好，而在读者面前掩盖了她后来压制东派的罪行。
　　他不可能不知道查志远不让汪成民同志在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发言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也“不能代表地震局”。可是他倒把查志远敷衍塞职地主持的这一个会议，写得好像很忙碌，把汪成民“不代表国家地震局”的座谈会和散发调查表，暗示为整个国家地震局的功劳。事实上在他写的这次会议上提的唯一有价值的正是汪成民同志“不能代表地震局”的行为。
　　他从来就没有一处提到过耿庆国同志说的那样，不但群测群防被不屑一顾，而且功绩巨大的专业地震工的意见也受到了压制。
　　他在写“历史记着他们”时，把对唐山地震预报只有罪恶、毫无功绩的刘英勇、梅世蓉写在前面，1996版又写上了胡克实，而汪成民、耿庆国等倒写在后面，他不能不写他们，没有他们，他又怎么使人们发生错觉，认为国家地震局领导和梅世蓉等人对唐山地震预报具有很大的功绩呢？实际上功绩都是汪成民、耿庆国等同志立下的，他要用“他们”的功绩来为“我们”粉饰。
　　钱钢的手法是高明的，许多地方他根本就不用直接说谎，只是在披露事实真相时有所取舍就制造了谎言，给人们造成了错觉。为了说明他的高明手法，现在我们写下如下一段话，其中有方括号，希望大家读时不要去管这些方括号。这一段话是：

　　[由于一贯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让工农兵做科学的主人、反对地震工作必须群测群防的胡克实被批判，立场完全站在胡克实一边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不得不召开了一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这]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
　　　　[在时间上也和胡克实罢官]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这正是国家地震局领导不得不召开“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根本原因]
　　[由于害怕坚持京津唐地区存在严重大地震危险的东派代表，同时又是坚持要求发动群众搞好群测群防的汪成民“添乱”，没有让这个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的组长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认为华北不存在地震危险，骨子里坚决反对群测群防的副局长查志远主持，目的很明显，只要敷衍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汪成民同志还是自己赶去了，查志远觉得真是棘手。]
　　　　[原因是汪成民留在北京，可是他坐立不安。早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就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现象，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只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则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现象，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副主任梅世蓉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说没有时间听。]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二是利用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不想让这个东派代表、添乱分子打乱原定的方针和部署，把这次群测群防会议弄假成真，就以]因“日程安排较紧”[为理由]而未同意。[剥夺了这个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发言权。]汪[成民就提出要]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对他真没有办法，查志远不能连这样的要求也不同意。只好点头，但是严厉地警告他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能代表地震局”。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事先准备的]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略）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汪成民真切地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

　　我们可以发现方括号里的话，大部份不是别人的，正是张庆洲同志写的。有的则是我们写的，或者在文字上对张庆洲同志的说法有些变动，内容没有改变。可是把上面方括号里的话全部删去后就成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略）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这不是别的，就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但意思已经完全变样，查志远和梅世蓉等当权派和汪成民同志为代表的在野派的严重对立和斗争不见了，汪成民同志违背压死人的大官的初衷所做的事情，成了整个国家地震局所做的了。他没有说一句谎话，“仅仅”隐瞒了“部份”真相，但他还是散布了谎言，给读者以严重的误导。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大量地存在着这样的“真话”。他的手法比许多反共极右派实在要高明得多。
　　即使像我们这样历来被人们说成过分的人，在读了他的1986版的《唐山大地震》后，也只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胡克实罢官后，群测群防立即就开始了，仅仅是时间上来不及了。在读到上述那段话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这次会议很忙，有许多群测群防点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至于汪成民同志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座谈，座谈会代表了国家地震局的意见，汪成民同志发的表格也是代表了国家地震局的。读了1996版后才感到胡克实罢官后，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中反对群测群防的阴魂不散，初步感到汪成民等同志的意见不被尊重。那时候对于国家地震局的内幕，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我们唯一的资料。现在有了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就应该完全重新作出结论了。
　　钱钢说：“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对于这样的恭维话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在那个畸形的时代”、“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不仅地球仍在转动，而且我国的科学技术飞速前进，是一个取得了空前成就的时代。就以地震工作来说，我们是和这个时代同时起步，仅仅九年就取得了海城的辉煌。被世界称为奇迹。但是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艰辛地探索，都做出了巨大的功绩那就错了。就以唐山地震预报来说，汪成民同志为代表的在野派的确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尽管他们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在王春青同志的配合下，尤其在青龙县委冉广歧同志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还是创造了青龙奇迹。至于梅世蓉、查志远等掌权的东派，决不能和汪成民等同志相提并论。也绝对不能把功绩归之于刘英勇之流。

　　◆梅世蓉供词一：谁使得地震工作专群两条线的

　　如果指望一个面对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谎的罪犯，会老老实实供出事实真相，那是一种奢望。这种人一般来说总是回避人们的问话，列宁说过，就好像一个小偷总要回避偷过东西的地方。
　　钱钢本是御用文人，要掩饰事实真相，为罪犯开脱并为他们评功摆好。即使如此，钱钢要采访她时，她仍然说：“是否不谈了吧？”钱钢又不加疑问地写出了她的借口。“梅世蓉很忙。……她不是有会，便是有外事活动。有一段时间又患病住院，去外地疗养。”面对着张庆洲同志，她自然更要回避了。张庆洲同志是这样说的：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经过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张庆洲才有机会进入梅世蓉的家。
　　由于梅世蓉年龄不小了，张庆洲同志对她还是非常尊敬，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敬老是一种美德，但并不等于年龄老了都会说实话。我们可不能那么轻信。我们要根据他的供词分析出一些她不愿意让人们想到的结论。
　　她首先就是大谈海城的辉煌，以及国务院的通报嘉奖，用功绩来掩盖罪恶。更重要的是要说明海城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其他的也是处处为了证明唐山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她还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言多必失么！她提到了海城地震中的群测群防，对于唐山的群测群防也说了一些，但都是为了否定这些预报的，其他一些她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她不但自己尽量回避，甚至还要求张庆洲同志“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
　　张庆洲同志和她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张庆洲：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我，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那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张庆洲：唐山地区的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有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没收到？
　　　　梅世蓉：我没看到。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张庆洲：我听说，5级以上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吗？
　　　　梅世蓉：你问我这个呢，我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也可能跟当时的体制有关，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张庆洲：这两条线不可能是平行线吧，它不在分析预报室相交，总得有个相交的地方。否则，群测群防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

　　一问三不知！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她企图用“我不知道”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可不管是不是事实，她的话仍然说明了她自己有着严重的罪行，而且提供了其他人的罪证。
　　她说群测群防提供的许多情况她一概不知道。她真的一点不知道吗？她应该不知道吗？群测群防是我国地震工作的路线，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就又重申了这一路线。作为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即使没有人告诉她群测群防小组提供的情报，自己也得去问有关部门。不然就是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自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分析预报组的副主任非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群测群防上，但群测群防的结果是应该知道的。别的不说，就以这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来说，会议可以不是她主持，甚至完全可以不去，但查志远回来后，就应该立即到查志远哪儿去打听情况。即使查志远不向大家报告，她自己也完全有责任询问，甚至还可以向查志远提出意见，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一次会议不对我们报告。
　　为了“证明”自己不知道，梅世蓉说她根本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次会议。这也是谎言！汪成民同志是她下面的一个组长不是主动去参加的吗？我们不是说她一定要参加，国家地震局当然不能个个都去甚至大多数仍必须留守或做其他事，如汪成民同志开始还得收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我们是说她应该关心这个会议的情况。几天的会议，听上一个小时的报告总应该吧！总该大致了解会议情况了吧！在发现田金武等同志提供的警报后，就应该做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无论如何不能一问三不知，更不能二十多年后还说什么“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如果是假的不知，那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罪行的托词，如果真的不知，那就是尽管发生了唐山的血淋淋的现实，在二十多年里仍然始终漠视群测群防工作。
　　世界上有的事情不知道不为罪，另有一些事情不知道就是罪。比如不懂交通规则就驾车，出事后能够说声“我不知道”就没罪了吗？相反比熟悉交通规则出了意外事故的人罪还更大。
　　张庆洲同志问她查志远回来后有没有讲，有没有通气。她为了给自己开脱，实际上已经一口咬定查志远没有通过气。这并不能为她自己开脱罪行。而且如果查志远回来后还是说过的，那还是说谎。
　　不过这一供词也告诉我们很可能查志远回来确实没有通气，或者没有认真通气。
　　对查志远来说，这就是严重的失职！严重的罪行！梅世蓉等人有义务主动询问，他更有义务主动报告，不然开这次会议的意义又是什么？
　　梅世蓉既要为自己开脱，又要为查志远开脱，就编出“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作为理由。
　　这种事情能够瞎猜的吗？
　　作为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应该不在场吗？如果整个会议期间介绍经验的群测群防点只有个别的单位，他能够不在场吗？他连个别典型的经验也不听，这是在尽一个群测群防会议主持人的职责吗？如果介绍经验的单位很多，并且遇到特殊原故，确有正当理由，或许可以有个别单位的介绍可以不到场。但是这只能是个别情况，不但大多数还是应该到场的，另外对于没到场的事后也必须要求其他参加者向他汇报。总之作为会议主持人，根本不应该不知道田金武同志的预报。不知道，正说明作为会议主持人失职，主持这次会议不过是在敷衍了事。作为会议主持人回来后，也应该向整个国家地震局，包括梅世蓉这个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作报告，不然开这个会不就走过场了吗？总之从梅世蓉的整个供词中可以得出结论，查志远去开这个会议不过是敷衍了事。自然这还得通过查志远自己的供词和其他证据来作最后的结论。
　　查志远不通气固然是查志远的罪行，但是梅世蓉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在查志远回来后不主动去问也一样有罪。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查志远和梅世蓉，归根结底并没把群测群防放在心上。地震局长刘英勇在查志远回来后，也理应要求他对大家作汇报，如果发现严重情况如田金武的警报等，也应该立即讨论，作出判断，商量对策，不能会议开过就算了，作为局长不对查志远的失职进行督促，也是失职。归根结底也是没有把群测群防放在心上，对这个会议也不过敷衍了事。
　　尤其不能明明知道，却对群测群防的警报熟视无睹，嘴上不说，心里根本就不赞成群测群防，看不起群众测报的结果。梅世蓉自己在一开始为了拿海城的成就来为自己和同伙开脱，不是还说到过海城地震中 “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吗？她说，唐山和海城不同，没有那么多前兆和异常，但是实际上除了没有小震以外，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土仪器所测结果异常不比海城少，海城还没有大批电表被烧毁的情况。她一方面应该去了解的不去了解，另一方面又干叫“没有前兆”。
　　梅世蓉又说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那是谎言。国家地震局会有很多机构，但是最后的地震结论应该出于分析预报室。所以不管这个室多么小，都是国家地震局最最关键的机构。她还说她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据此说国家地震局里还有个“群测群防处”。可是钱钢却根本不提。不提就是提，说明了根本没把群测群防当作一回事，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没有一处是真正提到群测群防的。梅世蓉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难道就不应该从群测群防处理去索取资料吗？不然该处不是个摆设吗？
　　从梅世蓉供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正如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里说的那样，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没有搞好群测群防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地震局里存在着反对群测群防，反对毛主席的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势力。张庆洲同志的文章还明确地告诉我们，这股势力还根深蒂固，不因胡克实罢官就不存在了，掌权的还是这些反对群测群防的人。除此以外正像耿庆国同志说的那样，他们对于专业地震队的意见也是惊人地漠视的。
　　许多专业队报上来的前兆她总应该知道了吗？实际情况是专业队如北京队等向她报告情况，她先拖了一周，后来又是五天，最后还是不愿意到场，汪成民同志于7月26日去后，第二天向领导报告，她一言不发，而刘英勇不到场。张魁三和查志远根本不顾汪成民同志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抓住大震前兆等要求，使得这次汇报会完全脱离了汪成民同志的初衷，把时间又拖了一个星期。
　　更荒唐的是她把自己蔑视群测群防，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地震工作正确方针，以及违反百家争鸣方针利用行政权力压制不同意见硬和“‘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拉在一起。——不论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不能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说到底梅世蓉、查志远等人还有刘英勇、张魁三等人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总之一切对于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犯下了罪行的人，都是反对群测群防的。梅世蓉、查志远等人是自以为自己是大专家、大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群众，连文化水平很高的群测群防人员如田金武、马希融等同志也看不起，甚至连北京、天津、地震地质大队等专业队的专家也看不起，这能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吗？那是把尾巴翘到田金武、马希融、耿庆国、汪成民等同志的头上去了。梅世蓉自称“规规矩矩做工作”，地震工作的正确方针强调群测群防，鄙视群测群防，不执行地震工作的正确方针，这能够叫做“规规矩矩做工作”吗？最荒唐的是她干脆把群测群防称之为“与我无关的事”，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她对群测群防的反对态度了。
　　值得重视的是梅世蓉供出了当时国家地震局内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仅管她的话不能全部相信，比如她说查志远没和她通气，谁知道？也许查志远还是说过，但只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她只是当作耳边风，刘英勇也一样不督促大家重视起来，只是应付了事。就是查志远和梅世蓉说过，也完全可能只是把群众测报点提供的情况当作笑料互相嬉笑一阵就作数。另一个专家钱复业去马家沟听了马希融报告的异常回来汇报时，不是以嘲笑的口吻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不过汪成民同志却没有把它当作笑料，而是严肃认真地对待的。——但是总的来说，梅世蓉供出的当时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成了两条线是可以信赖的。不然那么多群众测报点提供的大量情况怎么会不被重视呢？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梅世蓉至今还可以公然把群测群防称之为“与我无关的事”，群众测报点提供的大量情况又怎么可能不被漠视呢？
　　张庆洲同志提出：“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还不够。地震工作要依靠群众这是党的路线，不但应该有专门的部门或领导“相交”，而且每一个地震工都应该自觉地执行这条路线。当然专门的部门或者领导还是必要的，不然会弄得谁都不负责，谁都不关心的境地。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以前国家地震局有没有专门的领导和部门负责，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存在了？是谁取消了这一交会处？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党的方针是专群结合，取消这个交汇处，就是取消专群结合，对抗党的方针。毫无疑问胡克实应该对此负主要的责任。海城地震以前他已经是国家地震局的党的领导了，他能对这样的交会处的取消或者名存实亡不负责任吗？就是原来并不存在这一交会处，他也应该按照党的地震工作路线建立起来。
　　其实分析预报室本来就应该成为交会处的，进行分析预报必须广泛地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具体地，群测群防的资料应该由群测群防处收集整理和汇总归纳并进行最初的分析，然后定时地交给分析预报室。如果群测群防处不及时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分析预报室也应该主动地去索取和督促这方面的材料。在地位上分析预报室应该处于群测群防处的上面，处于一切地震预报业务机构的上面。梅世蓉的供词只能说明她自己和其他起决定作用的分析预报室领导，早就不把群测群防放在眼里了。而局长、副局长也熟视无睹，不加督促。作为党组负责人胡克实就不仅仅是失责了，因为党的领导就是要执行党的路线。
　　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成了两条线，实际是只剩下了专业一条线，群测群防被打入了另册。张庆洲同志不是说：“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张庆洲同志还告诉我们：唐山大地震以后，“在小组会上，唐山的代表议论纷纷，对地震局的个别专家很有看法。一向与世无争的王书蔚老师说话了，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里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咱们的地应力好像就在地表，他们能打到岩石层，谁瞧得起。”
　　党的方针是专群结合，梅世蓉说：“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这是执行党的方针，专群结合吗？国家地震局就是被这一伙反对党的群测群防路线的人把持了。
　　辽宁海城地震时，群测群防对地震预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梅世蓉也承认的。当时——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专业地震工都尊重群测群防和提供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专业地震工和群测群防结合得很好的，没有这个结合就没有海城的辉煌。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了唐山大地震前就成了两条线了呢？海城以后一年多来国家地震局里发生了什么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辽南地震时，辽宁的地震队在辽宁省委的领导下对群测群防比较重视，专群结合得比较好。但是从国家地震局还有汪成民等同志那样热心于执行党的群测群防路线的专家来看，原来国家地震局也不至於对群众测报采取那么冷漠的态度。在这一年里邓小平一度掌握国务院大权，仅管只有三个多月，但是他们急于篡党夺权的心情已经通过他们的行动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谣言也如同飞蝗般地向人们扑来。其中也包括了诸如“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营口地震是日本人预报的”等等谎话，以及对群测群防的大肆攻击。这配合了国家地震局里反对群测群防势力的篡权。被他们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主张群测群防的汪成民等同志受到了压制。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我们就认为唐山和海城应该一样，搞过群测群防，张庆洲的文章证实了我们的这一推测。为了掩盖某些人破坏群测群防的罪行，钱钢连一个字也不愿透露给我们，甚至在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近百名地震工到唐山二中参观以及田金武同志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这样的消息也瞒着。以至于查志远主持的会议，除了汪成民同志的“越轨”以外，什么都没有说，查志远做的事除了剥夺汪成民同志发言权外居然一无可取。当时我们就提出：“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应该提出：“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把群测群防和专业工作分成了两条线。”对国家地震队来说，分成了两条线也就等于结束了群测群防。唐山的群测群防队伍还存在，但是国家地震局已经把他们撇在一边，让他们自生自灭，群测群防的同志还在努力地工作，但是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国家地震局的态度已经是你搞你的，我不理睬你，就当你不存在。或者用梅世蓉的话说：“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对于他们辛勤劳动提供的信息尤如看待儿戏，连听也不愿意听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还不能一下子把群测群防取消了，不得已时就应付一下子，如查志远主持的会议，但也不过是应付而已。飞蝗般的流言已经把群测群防和文化大革命一起“彻底否定”，如果梅世蓉提出的于六月撤销国务院1974年69文件成了事实的话，那么唐山，还有京津乃至整个华北的群测群防真的要被完全彻底结束了。
　　从海城地震时群测群防起了很大作用，到唐山时专群两条线，这总得有个变化的过程。从梅世蓉的供词可以做出结论，这一变化由来已久。
　　1976年7月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和胡克实的罢官同步，这说明了群测群防的处境至少在面子上比以前要改善，因此不可能想象是由于胡克实罢官才完成的。——且不管查志远以什么态度来主持。
　　也不会批邓以后才发生的。在这一段时间内乃至以前，我们已经看不到国家地震局对群测群防作任何工作了。在张庆洲同志笔下，我们只看到国家地震局对群测群防的蔑视，也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做了什么工作。汪成民等同志按查志远的说法“不代表国家地震局”。无论是钱钢还是中央电视台，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他们都对群测群防采取根本回避的态度。
　　因此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批邓以前。那时胡克实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他正春风得意，他不负责谁负责？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国家地震局专群分成两条线完全是胡克实统治的结果，是从海城以后到批邓以前完成的，主要在1975年，很可能就是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七、八、九三个月完成的。那个时候胡乱邦、李昌正在科学院大肆攻击开门办科研，攻击四级农科网，攻击工农群众做科学技术的主人，各种谣言包括攻击我国的地震工作，攻击群测群防的谣言也象飞蝗般地到处乱窜，这也是同步的。
　　梅世蓉想用海城的辉煌来为自己唐山时犯下的罪责开脱，并且承认了海城时群测群防的作用，可是没想到却弄巧成拙，把破坏专群结合、破坏群测群防的事件和人物大致牵连出来了。看她怎么向胡克实交待？

◆ 　　梅世蓉供词二：查志远罪责难逃
◆ 
　　在思想肤浅的人看来，如果查志远的确没有向梅世蓉通气的话，梅世蓉应该恨他才对，应该抱怨他对自己封锁了消息，使得自己没能对唐山地震作出正确的认识，以至于现在给她带来了麻烦。但这种想法只是从个人之间的关系看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查志远和梅世蓉原本就是一路货，比如反对群测群防都是一致的，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采用行政手段压制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梅世蓉一方面在实际上一口咬定了查志远没和她通气，另一方面还要为查志远掩饰和辩护。
　　自然对梅世蓉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轻信，面对着张庆洲同志的提问，首先要把自己保过关，她就说田金武等同志的预报根本不知道。这话能不能相信呢？不能！我们至多只能得出结论：她自己是反对群测群防的，她的供词说明查志远也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但是我们要重证据不能轻信口供。
　　如果梅世蓉的口供是实，查志远无疑更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但是即使是句谎话，查志远和她通过气，那么作为国家地震局的副局长，居然可以让梅世蓉对于自己召开的群测群防会议带来的情报如此漠视而不加以督促，这说明查志远自己也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主持这个会议纯然为了应付，敷衍了事一番。所以除非查志远自己出来辟谣，和梅世蓉当场对质，说明他自己不但对梅世蓉说过，也认真地督促过，不然就脱不了反对群测群防的干系。
　　不知道什么原因，张庆洲同志的文章里没有对查志远的采访，他究竟是死了还是拒访？如果他活着，应该把他拉出来审问一下。而且如果发现和梅世蓉所说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让他和梅世蓉对质。
　　实际上查志远当然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他去开这个会议不是出于本心，当时形势所迫而无奈，只不过敷衍一番。
　　这类事情我们可以说看得多了。举个例子说，也是那个时候许多地方农村到处写上了“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那儿的领导也召开过不少次学大寨会议，在会上也慷慨激昂地做过必须认真学大寨的报告，但是几年过去山河依旧。到了邓小平上台，他们立即又跟着攻击大寨极左了，尤其不赞成社会主义的集体道路，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把农民拥护的公社大队都强行解散，集体财产都被败光了。所以，如果查志远在大会上做过报告，强调过群测群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在海城中的功绩，我们丝毫不必过于认真，不要以为这就是他的心声，以为他真心提倡群测群防。关键还得看他的行动和效果。
　　第一：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汪成民同志是真心拥护群测群防的，他原来没能参加，专程到会，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他的借口是“时间安排紧”。可汪成民同志不是一般成员，他的官在国家地震局里不算大，但好歹是个分析预报组的组长，而且正是京津唐地区的组长。他没有发言权，还有多少人有发言权？
　　汪成民同志要求利用休息时间座谈，他不能不同意了，却还特别警告 “不能代表地震局”。查志远反对群测群防实在到了十分汲汲的地步。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警告。在经验交流会上任何人谈论震情都是和别人交流自己的经验。就是他让汪成民同志发言同样只是交流经验，只代表他自己。所以他本来完全可以不说，这样一说反而把自己反对群测群防、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现在被我们抓住了？
　　第二：梅世蓉说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场都是问题。当然不能轻信。但查志远如果在场听了又如何呢？人家拿出那么多的根据，提供了大量数据，画了图，又讲解了，仍然置若罔闻，这不是在走过场，敷衍应付吗？
　　钱钢为了根本上躲开群测群防，对于这次会议能够说的就只剩下了汪成民同志不代表地震局而开的会外会，也许以后再版《唐山大地震》，钱钢会写出查志远的许多“积极支持”群测群防的事迹来。比如查志远作的报告中如何强调群测群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等，还有田金武同志介绍震情也可以归功于查志远的安排，但有什么用呢？关键是：怎么汪成民同志的会外会有效果，而他查志远却没有带来任何效果呢？而且这样一改动，又带来了一件麻烦事，人们如果问起田金武等同志的震情警报为什么没有产生结果，该如何回答呢？
　　总之让一个反对群测群防的人去主持一个群测群防会议只能敷衍了事，做个过场。这是无法掩盖的。
　　梅世蓉说，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一定会特别重视的！——这话根本不可靠，完全是应付和欺骗。唐山地震前有多个群测点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当然是真的，但至少田金武同志就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当时去开会的也不是查志远一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算田金武介绍经验并且发出警报时查志远没参加事后也没有过问有理吧，那应该也有其他人参加，可是回来后竟然在国家地震局里没有引起反响。不会每个人都没有通气吧，关键是有人捅出后，在国家地震局占统治地位的人是怎么对待的。
　　第三：这次会议叫做“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按理来说应该会有很多群测群防工作人员讲话，谈自己的经验和提供自己测得的数据，可不知为什么现在我们只知道二中的田金武和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异常，还笼统地知道巴中也异常。钱钢则闭口不谈，张庆洲同志也没有提到其他人，究竟这次会议确实只有这三个单位介绍呢！还是什么原因。
　　张庆洲同志说：“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记性）了！无论谁坐上那把椅子，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走马灯似的局长们谁也无法抹掉这个记忆。”显然张庆洲同志对查志远是持谴责态度的。
　　第四：据张庆洲同志披露，对于这次会议许多参会者也不满意，他们的态度更激烈。县地办有的同志认为查志远主持的这次会是一次麻痹群众的会。会议期间迁西、滦南、抚宁、秦皇岛（当时均属唐山地区）等市县地办的同志要求会商，研究当前震情，但会议始终没有安排。更有群众说，国家地震局震前在唐山召开这样的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会有问题，要揪出这个走资派来。
　　会议结束时，查志远做了总结发言，提出要加强震情监视。但这只是官样文章。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个会上说：“我们根本就反对群测群防，你们不要加强观测统统解散好了。”让别人做事情总是容易的，哪怕明明把他们的工作当作无用功。关键是各群测群防点的同志辛辛苦苦地工作，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以及对于地震情况的意见出来后，国家地震局是怎么对待的？不然他们再辛苦也是白搭。不要说以后加强震情监视，就是当时已经提供出来的震情也没有得到正视。
　　当时首先不是要求群测点加强震情监视的问题，查志远不说大家都是认真做的。倒是查志远和国家地震局必须加强对群测点提供的情况重视的问题。他们首先应该要求自己才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可恰恰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查志远什么都没有说。
　　第五：张庆洲同志又发现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记录“如此简单”而且“既不呈送也不下达”。他还是从河北队那儿看来的，国家地震局有没有文件？
　　按理作为一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应该有很多人的发言纪录，应该编一份相当厚的论文集，可在这一纪录中竟然没有记什么“经验交流”，连二中的现场会和田金武的讲话也没有，只是简略地提到“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这些经验也理应加上一个概括的介绍，呈送到上级机关备案，尤其应该送交国务院，并且送交各专业地震队，也应该下达到各群测群防组，让大家吸取经验，还应该发到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及以下各级领导，使他们对地震预测情况有个了解，既有利于防震抗震，又有利于他们加强群测群防工作提供指导。
　　我们且把7月27日上午查志远的拍板放在一边，仅仅从这次群测群防会议看，就纯粹是应付性的，敷衍了事。对专群结合、土洋结合骨子里是反对的。可他们不能说出口来。他们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搞群测群防，但又不能不干。胡乱邦受批判和胡克实罢官后，看起来雷厉风行的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同时开幕了。许多群测群防组，如田金武等同志抱了很大的希望，汪成民同志也主动赶到现场去，希望对于预报唐山地震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主持会议的查志远等人却不过应付而已，既不让很多的群测群防点的同志发言和交流经验，又不让汪成民同志发言以免他“添乱”。最后总结时说 “要加强震情监视”，“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但对他们发言根本就不准备真正重视，所以也没有必要详细记录。唐山各市县地办的同志要求会商研究当前震情，也就没有必要安排了。回到国家地震局，也不准备用来帮助地震预报工作。或许对大家还是得报告一下，还不至於像梅世蓉说的那样一点都不通气，但也只是官样文章。所以会开过说过，就算党的群测群防路线已经执行过了，一切还是我行我素。后来判断京津唐地区有没有地震时，还是自己以前的思维定势，根本没把群测群防点的意见考虑在内。
　　刘英勇在派查志远去开会前也是知道他会这样做的，大家也许不一定捅破这层纸，但心中都有数。什么群测群防？！敷衍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以后如果脱离了现在这个“畸形的时代”，大家又都会出来说，当初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什么群测群防，该结束了。”后来邓小平复辟也果然结束了。
　　对付不赞成的党的路线，敷衍是最好的办法。用钱钢的话说：“太正常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
　　但是热心参加会议的人不满了，于是认为会议是“麻痹群众的会”，认为“这个会有问题，要揪出这个走资派来”。梅世蓉为查志远抱不平说：“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得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可见早在张庆洲同志采访以前，反对之声已经很烈。
　　总之查志远罪责难逃！

　　◆梅世蓉供词三：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是文革派的功劳

　　为了替查志远辩护开脱，梅世蓉再三强调查志远在作工作。这种论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如则可以算是里有世界上就没有破坏罪了。
　　没有人说查志远什么都没做。关键是做什么工作。他确实主持了唐山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但是态度严肃认真是作工作，敷衍了事也可以算是作工作。真心实意地执行党的群测群防路线是在作工作，表面上也在主持群测群防会，骨子里却反对群测群防，也可以算是作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不但没有真正交流群测群防经验，反而成了热心于群测群防的同志所说的“麻痹群众的会议”。按他们的话说查志远就是一个破坏群测群防的走资派。
　　当然这次会议还是有功绩的，但那和查志远无关。汪成名同志的座谈和发表格，就是功绩。既然查志远说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当然只能归功于汪成名同志和他的支持者以及会议的热心参加者。田金武等同志的交流经验和地震警报也只能归功于田金武等同志。这次会议开还是比不开好，当然那是在批邓、批胡克实的大形势下被迫开的。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当权派，骨子里根本就不赞成开这次会议，正是批邓批胡使他们不得不应付一下。但汪成民和田金武等同志也就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像这种极好的经验和触目惊心的警报，竟然可以不作为重要论文和震情报告上呈下达。查志远是在主持一次群测群防会议吗？
　　地震前一天，由于汪成民同志扭住不放，总算听取了汪成民同志的汇报，最后查志远作的是什么结论呢？——难道这也可以算是工作？！
　　为了证明查志远在工作，梅世蓉就把海城地震抬了出来。她说什么：“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的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因为地震要死人，所以没人敢不抓。——真是这样的吗？照这样说在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渎职犯、破坏犯了。世界上要死人的事多了，有一种死人的事就有一种渎职犯，破坏犯，更有明知要死人却故意让人死亡的罪犯。
　　梅世蓉的逻辑又是造反派是注定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由于地震是要死人的，连注定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造反派也不能不抓，因此查志远不会不做工作。
　　造反派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这本来就是强加罪名，查志远是不是注定比造反派要热心工作，我们且不讨论了。最起码的是看事实，事实是造反派的工作就是比查志远、梅世蓉还有一切攻击造反派，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做得好。梅世蓉弄巧成拙。我们早就明白海城地震是文革派创造的奇迹，可是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以及《质问钱钢》中我们还没有说出口，梅世蓉倒说出来了。
　　这些人的逻辑非常奇怪，他们要给对立面加什么罪名不要任何根据加上就是。尽管事实证明根本不是这样，但不但不能使他们放弃诬陷，撤销给对立面横加的罪名，在后来需要时还可以根据对立面并不是那样，来为自己的另一些谬论作根据。
　　比如，邓小平上台时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使得犯罪大大增加。——其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使得犯罪大大增加，而是一些高干子弟原来仗着自己的父母是大官就横行霸道谁也看不起，一旦父母作为走资派揪出，失落感又使得他们从不可一世的衙内成了刑事犯罪分子。这些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原本就极少，横行霸道的衙内早就是罪犯了，不过从一种犯罪走向了另一种犯罪。——可是尽管是他们自己的衙内干下的孽事，经过邓小平集团的大肆宣扬，似乎文化大革命真的到处都是刑事犯罪案一样。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犯罪非常少，拾金不昧成风，物资堆在马路上没人拿，大串联时十几岁的大姑娘出门千里父母不担忧。红卫兵进京男男女女挤在一堆睡觉，从来没有听说出了什么风流事。国家的监狱几乎是空的，警察也大大减少。这些话在邓小平刚上台时是不允许说的，谁说谁就是“歌德派”，而且难免一顶可怕的极左帽子。现在还是这样。
　　可是1989年五月风暴时，群众提出那一段时期社会治安非常好，犯罪率很低。邓小平一伙不是以此承认五月风暴的合理性，反而提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治安也非常好，犯罪率更低”来作为否定五月风暴的根据。
　　又如我国的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走在法国的前面，分明是造反派的功绩。后来邓小平集团说到这件事时居然说：“连夺了权的造反派也提出我国的氢弹必须走在法国的前面。”
　　从这些人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类颠倒的逻辑。他们可以用以前的污蔑为今天的污蔑作根据，如八九年五月风暴。也可以用昨天的污蔑为今天的开脱罪责作根据，如梅世蓉那样。他们也可以用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又可以用昨天的自我吹嘘来为今天的自我吹嘘作根据。比如农业包产到户后分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他们可以在去年把减产吹成大丰收，到了今年不得不承认比去年减产，可是因为去年“大丰收”，今年又搭车丰收。到明年又是如此。
　　辽宁海城大地震预报当然是造反派的功劳。——梅世蓉总算还是说了实话的，尽管出于为查志远开脱罪行的目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奇迹，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因成功预报防止了地震造成巨大损失。这是造反派创造下的奇迹。也正如此，邓小平复辟后对这次成功预报绝口不提。钱钢在唐山地震十年后写的《唐山大地震》也只是说到这次地震是一次辉煌，绝口不提这正是文革派、造反派的成就。
　　从那个时候来的人谁不知道辽宁省委是文革派，是坚定的批邓派。而海城奇迹正是在辽宁省委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成功地把专业地震工和群测群防结合起来创造的。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在说到如飞蝗般的谣言攻击贬低海城地震预报时说：

　　　　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见不得那一时代的成就。可在那一时代成就累累本来就是事实，不管公布不公布都是事实，他们是真切地知道的。他们仇恨这个时代，也就仇恨这个时代的一切成就。这个时代的成就越大，他们就越是坐立不安。从这一本能出发，他们必须贬低那一时代，于是每听到出现了一个成绩，尽管没有谁在“吹”，他们也必须污之为“吹”

　　这是从普遍的方面来说，具体地他们所以要攻击海城地震预报，正因为海城地震预报是辽宁省委搞的，而辽宁省委是造反派、文革派，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的地震工作路线。预报成功后，辽宁省委也根本没有“吹”，而是下归功于广大的地震工包括群测群防点，上归功于地震工作路线，于是有“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的说法。邓小平集团和他们的社会基础以及反共极右派、一切反动派所以仇恨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并要造谣攻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功绩他们创造不出来，而是他们的对头干的。如是他们干的还不吹上天？许多明明不是他们的功绩，他们也恬不知耻地归功于自己。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在一开始就受到了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和他们的社会基础，反共极右派和一切反动派的大肆攻击。卑劣的谣言攻势创造了诸如“中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忙预报的”等等奇谈怪论。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们就更来劲了，只要自己置身于灾区以外就是一片幸灾乐祸的态度，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最先进吗？这次为什么没有预报？”这种情况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但是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开始，就又出了另一种说法。海城被他们承认为辉煌，开始得到了宣扬，梅世蓉谈话中也是一开口就大谈海城中“我们如何如何”。今年六月从25日开始到30日为止，中央电视台播放《天崩地裂》，所以会播出这样的节目，讲穿了就是因为有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在流传，目的正是为唐山大地震本应得到预报而没有预报作掩盖。在这一节目里，也大谈海城的预报成功。他们为什么一反常态言必称海城了呢？讲穿了都是一个目的，用海城的成功来为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罪犯作辩护和掩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绝对不要指望他们在说辽南海城的地震预报成功以及出色的防震工作时，能够提到辽宁省委。钱钢是如此，这次电视也是如此，倒是梅世蓉不够沉着，竟为了替查志远辩护，泄露了天机。原来辽南的奇迹是在造反派辽宁省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创造的。
　　中央电视台节目的时间也安排得非常巧妙，半夜一点半，使得不知道张庆洲文章的大多数群众尽可能少地知道，另一方面知道张庆洲同志文章并对他们提出质疑的人们由于关心，不可能不知道。这就使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辩解，而不致让听到的人太多。尤其许多质疑来自于海外，他们可以在中国封杀《唐山警世录》，但不可能在海外封杀，根据时差，半夜一点钟在海外正是人们活动时期。如果他们真的是在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并且总结经验教训，那理应在黄金时段播出。
　　对于这一节目我们不准备作过多的反驳了，大家可以去和《唐山警世录》对照着看。这儿要指出，对于查志远敷衍了事、麻痹群众的群测群防会议，他们竟然说：“华北确实异常不多的缘故，这次大会竟没有发现多少异常情况。”对于大量的群测群防发现的异常和作出的预报竟然只字不提。对于汪成民同志坚决要求下召开的7月26日会议他们居然说：“这次会议没有新的情况”。天津队和地质地震大队也根本不提。
　　他们说：“世界地震预报水平就是，一个海城的成功，一个唐山的失败。”——凭什么说这样的话？从技术上来说，条件已经具备，唐山完全应该成功。我们只能说：“地震预报和政治的关系就是，一个海城在文革派的领导下的成功，一个唐山对抗毛主席路线造成了失败。”而破坏唐山预报的政治势力一直到现在还在捂盖子。
　　说到辽宁省委，还有一段公案。1972年毛主席批准从国外引进的一大批先进项目中，有一个是辽宁省的辽阳石油化工总厂。这一大批项目中有四个化纤厂，辽阳和上海的金山最大。
　　上海金山于1974年1月1日正式动工，短短三年到1976年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95%，并且部份试生产，1977年7月全面试生产，1978年正式投产。到1981年时已经收回了投资，成为我国自古以来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至今尚无来者。这一项目不是别人正是上海市委和市革会的一元化领导下建设的。谁都知道上海市委是文革派，市委书记是张春桥。上海市工交组是直接领导者，负责人是“卖身投靠的老干部”马天水。具体指挥是陈去非和方荷生，十月阴谋后仅管筹建指挥部召开了声讨“四人帮”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工作组还是在11月29日派人来总厂“协助工作”，并参加总厂筹建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接着原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指挥陈去非、副组长兼副指挥方荷生罢官。
　　辽阳比金山不过晚了八个月结果却大不一样。1974年8月开始建设，到1983年才正式投产，还没有达到设计要求，1986年才达到设计要求。为时十三年，还多用了20.25%的投资，比受到唐山大地震破坏的陡河发电厂还多了一倍。
　　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一天，人民日报有篇批邓文章《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设工程调查》，谴责邓小平集团拖延了这次工程。文章说：“从1974年8月辽化工程破土动工到1975年6月的11个月里，由于重搞条条专政不依靠地方党委，工地上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形成，整个工地死气沉沉冷冷清清，月月完不成施工计划。然而邓小平反说：‘这个项目放在辽宁是个错误，辽宁搞不好，赶快下决心拿走。’……1975年前六个月辽化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只完成年计划的22.7%，工期一拖再拖。下半年在辽宁省委领导下，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市、县，各行各业都来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2200多个单位参加会战，人数占辽宁地方施工队伍总数的30%左右。结果下半年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建设计划，创建厂以来最高水平。”
　　邓小平复辟上台时对这篇文章进行反扑，指责正是辽宁省委破坏了辽阳的建设。
　　但只要看一下究竟谁在主持建设时速度快效益高，谁主持建设时速度慢不就可以得出结论了？1975年前六个月是邓小平集团在搞，半年只完成全年工作量的不到四分之一。下半年是辽宁省委在搞，不但把全年的工作量都完成了，把邓小平拉下的工作也作了，还超出了全年的计划，辽宁省委的速度至少是邓小平集团的三倍多。如果以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还可以看邓小平上台后的情况，到1978年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已经到了收尾阶段，这个尾巴一收就是五年，超过了上海金山建设的全部时间，而且还效益低不能达到设计水平，久久收不回投资。究竟谁在认真建设，谁在破坏捣乱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梅世蓉之流居然还要说造反派注定破坏工作。
　　网上不少关心唐山大地震的朋友询问当时谁是辽宁的领导？这大概是一些年轻朋友。也有人提出不管如何，辽宁省委是有大功的。这大概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知道辽宁省委是文革派并且被打倒，还有人直接点了毛远新、陈锡联的名。其实不但辽宁省委对于海城地震预报有大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唐山地震前夕，北京队和天津队对于京津唐地震工作都很认真，都作出了将发生大震的预报，可是被国家地震局的老爷们漠视了。
　　北京市委书记是吴德，天津是解学恭，都是文革派、批邓派。国家地震局和他们的顶头上司是胡克实和胡乱邦，是邓小平的死党。
　　邓小平复辟已经近三十年了，我国的地震工作究竟怎样了，取得了什么成果？——几乎没有什么成果。

　　◆梅世蓉供词四：唐山地震完全可以预报，是人为的天灾

　　梅世蓉说：“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在差不多的时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张庆洲同志得出结论：“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唐山也许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唐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者。”
　　这就是说，梅世蓉在实际上也不能不承认唐山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用张庆洲同志的话说只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我们则称之为“人为的天灾”必须揪出元凶。可是御用文人钱钢却到现在还说不同意唐山大地震是“人祸”，指责这是什么政治化、情绪化的说法，还说什么“被认为像非典那样，是被隐瞒被压制了；而这件事现在又不让媒体碰，神神秘秘，好象真有要‘捂’的东西。”——真是欲盖弥彰。
　　梅世蓉这一供词说明了1976年7月28日晚上她面对着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国家最高决策人做的汇报，什么：“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完全不是事实，可是一开始面对着张庆洲同志，她仍然在重复着这一谎言。
　　她也许会说：“我是今天才知道，我是从张庆洲哪儿才知道。以前我的确不知道。”——经过了二十多年她还敢说这样的话？！张庆洲同志是作家不是地震专家，而一个地震专家经过二十多年才从一个作家哪儿知道真情，这能使人相信吗？首先这绝不能相信，无疑是谎言。
　　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14日上午，国家地震局派两名地震专家到达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其中一个我们知道叫钱复业，就是分析预报室的，她虽然反对群测群防回来后还是做了汇报的，她梅世蓉会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蜂拥而至。了解地震前兆，许多群测群防点的资料就给他们借走或者干脆不还，难道这一些她梅世蓉都不知道？
　　即使真不知道，我们也得问：她那个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后来又荣升为主任的地震专家，是怎么当的？如果地震没能预报，即使纯是客观原因，也必须尽可能地去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看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前兆，有没有其他以前不注意的相关因素，对以后的地震预报工作提供经验教训。实际事实是唐山许多群测群防点发现了大量的异常，许多地震工都到唐山来，向群测群防人员要图纸要资料。可是她在二十多年里居然对于这一切一问三不知，这多半是谎言。即使是事实，也说明她根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根本没去总结血的教训。对群测群防从根本上反对的。
　　既然唐山大地震本该预报却由于“哪个环节出了毛病”，才没有预报，我们当然必须把这个“环节”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像张庆洲同志那样去探索，去挖掘，而不该捂着盖着，谁捂盖子谁就是罪犯，或者是在为罪犯逃脱罪责效劳，可这个盖子三十年了，至今还有人死死捂着，以致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还成了禁书，这些人把持着舆论，来头还真不小呢！

　　◆被长期掩盖的青龙奇迹，根本经验是什么？

　　许多关心唐山大地震的人士现在都知道了，1995年10月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无一人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一真实的奇迹。现在已经得到世界公认，我们国内却一直低调处理，许多群众还不知道。
　　对于这个青龙县的奇迹，人们有各种说法，许多人归功于带回消息的王春青。尤其绝大多数反共极右派更是只提王春青，有的也提汪成民同志。但是绝不提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冉广歧。个别反共极右派笼统地说到青龙县领导，可竟说成是什么“一念之差”。这很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反共分子，要尽可能地妖魔化共产党，当然不想说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无私无畏，担着极大的风险，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保护了四十七万人民的生命。
　　但如果不带偏心，就应该承认，真正创造青龙县奇迹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冉广歧。
　　汪成民同志的极大功绩当然不能抹煞，但他是对着几十个主动来参加会议的地震群测群防工说的，这一奇迹会发生，汪成民同志具有主要的功绩。但是发生在青龙而不发生在其地方就主要数冉广歧书记了。
　　不是说王春青同志没有功绩或者功绩很少，王春青同志极端负责，工作极其认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许多人虽然把王春青同志说成了青龙奇迹的创造者，实际上大大低估了他的工作。他们仅仅说他听取了汪成民同志的座谈就回去说有地震。实际情况远不止此。这次座谈会他没有得到通知参加，对他来说可去可不去，可是他去了。那天晚上他吃完饭正在床上，听到省地震局的一个女同志敲门进来说，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汪成民要讲震情就主动去参加了。那个女同志也有功劳。当然听了田金武同志的经验介绍和震情预报。因此应该说汪成民同志对他固然起了主要影响，首先也是他自己主动和重视。他在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听了经验介绍，参观了二中、八中等观测点。田金武等同志以及八中等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想见他在会议空隙时间里和其他地震工，如其他群测群防点做过交流。因此他带回去的已经不仅仅是汪成民同志的报告，而是多方面的消息，通过他自己归纳分析加工出来的情报。
　　责任心使得他非常焦急。回去后立即向领导汇报，让领导决策。连夜整理记录。县里正开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他一连向好几个领导报告。在写给领导的报告中引用了国务院69号文件“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以引起领导的重视。仅管对冉广歧同志来说，这也许是多此一举，但对他来说也是各尽各的责吧！除了报告了唐山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重点汪成民同志通报的震情以外，作为青龙县的群测群报地震工，他又汇报了全县16个地震监测点的异常，这些异常虽然不能断定有没有大地震，但和汪成民等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介绍结合起来就不同了。——这就是党的专群结合路线。因此我们应该说王春青同志也不仅仅从唐山带回去了消息，他归纳分析加工出来的情报中也包含了青龙群测群报点的观察结果。
　　在抗震防震的日子里，王春青成了最忙碌的人。科委地震办在北院简易棚，县领导在南院简易棚，南北两院中间隔一条街。王春青穿梭于两院之间，向县领导汇报最新震情。大量的青龙县群测群防点和群众观察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汇总到他那儿，并送到了领导手中。王春青同志的功劳当然不小，他做的工作比人们出于不同目的传说的要多得多。
　　但是王春青同志仅凭自己能够使得青龙县每一个村民都知道地震消息吗？能够防止青龙县也成为唐山和其他县那样的悲剧吗？如果他心急如焚地赶回来化尽心血向领导报告，领道却把它束之高阁呢？或者不过应付一下呢？或者拖拖沓沓呢？
　　在国家地震局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情况吗？仅管汪成民同志和北京队天津队等同志心急如焚，为了对付这些领导麻木的神经，汪成民同志还写了大字报，最后唐山大地震还是成了大悲剧，而不是比海城更辉煌的奇迹。国家地震局的职责还是专管地震的呢？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可不是专门管地震的。
　　关键要有一个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当然是能够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而不是窃据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冉广歧同志就是认真地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的好领导。所以说青龙奇迹的真正创造者是冉广歧，不是王春青。王春青同志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不知道当年冉书记咋想的，压力一准儿特大，要不咋连夜召开常委会呢。发布临震警报，震了好说，要是不震呢，咋跟上头交待，咋跟全县47万父老乡亲交待呀。”
　　王春青是有大功的，但他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尽力地干了自己能够干的工作。
　　汪成民同志当然也是有大功的。中国会有一个县或者其他单位，创造出奇迹来，这得首先归功于汪成民，但这个奇迹在青龙不在其他地方不属于汪成民，他也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尽力地干了自己能够干的工作。
　　参加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绝不是王春青一个人，参观二中、八中听了田金武同志讲话的也绝不是王春青一个人。这些人当然各种情况都有，会有人没有王春青同志那样负责，但是晚上的座谈会原本只有二十多个人，实际参加的却有六十多人，可见主动、认真、负责的还真不少。不知道这些人回去有多少人向领导作了报告，有多少人像王春青同志那样焦急和尽责，我们可以想见绝不会是王春青一个人，但青龙奇迹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我们无意把除了青龙以外的领导一竿子都打死了，但可以相信，一定会有一些领导并不负责，把“本地的王春青”带来的警报束之高阁了。或者是个只管自己仕途的官僚，明明知道地震的威胁很大，却怕预报不准承担破坏生产扰乱人心的责任，不愿意为几十万父老乡亲的生命安全担风险。他们没有冉广歧同志那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一些领导或许有可以原谅之处，比如当“本地的王春青”报告情况时，总觉得国家地震局没有发布任何消息，汪成民同志不过是一个工作人员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因此没有重视，或没有足够重视。这就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了。但是他们那儿有没有搞群测群防点也是重要的因素。
　　许多人惋惜这次会议，认为如果在其他地方开，唐山大地震的结果或者就是另一个样子。理由就是，由于这次会议在唐山召开，所以当地的群测群防工晚上都回家了，没能参加这个“不代表国家地震局”的个人座谈会，不然唐山市将会有不少人参加并听到汪成民同志的讲话。那么唐山也就有可能像青龙县那样行动起来，而且唐山的与会者不是青龙那样只有王春青同志一个人，面对汪专家的告诫，会使他们加强联络，人多也会对唐山的领导形成强烈的呐喊声。这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查志远压制汪成民同志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吗？如果不是他阻止汪成民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就是让汪成民同志座谈会在白天开，也是好的。
　　青龙奇迹绝不是偶然的，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冉广歧同志从1974年开始就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他的极高尚的人品，这些因素只要少了一个，就没有青龙奇迹。
　　有人说青龙县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冉广歧同志说他们心瞎眼也瞎。我们说这些人是心黑、嘴歪、手毒。
　　青龙奇迹绝不是偶然的，它源远流长。事情正得从1974年说起。
　　1974年冉广歧同志当上了青龙县委书记。正好遇到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那以前冉广歧同志连地震都没有听说过。
　　据冉广岐同志说：“我任青龙县委书记以后就总琢磨，京津唐渤张要闹大地震可不得了。我对地震一无所知，只知道要有地震。但为啥地震，地震怎么发生怎么预防，一点不知道哇。”
　　不知道就学。他说老人家有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还说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他托人上科委上外地找资料。学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板块学说，研究地震预报学。
　　冉广歧同志可尊敬的还不在于这次地震预报，还在于他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青龙的水利化建设居全国第4位，全县修了好多小水库。所以他研究地质和地震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他说：“研究这个不光是为了对付地震，青龙要修小水库啊。我修的水库不能在断裂带上，漏水呀，怎么防渗，挖多深合适。”
　　不仅如此，他还认真按照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办事，走群众路线，群测群防，建了16个地震观测点。
　　如果不是认真学了地震和地质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是建立了群测群防点，仅仅靠王春青同志带来的汪成民同志的意见，是不可能创造青龙奇迹的。
　　不是说每个县委书记都要当地震专家。冉广歧同志也说：“政府官员不用学太深奥的理论，那是地震专家的事，但是起码的地震知识一定要掌握，你要对一方百姓负责！我觉得这是关键。”应该知道冉广歧同志学得已经相当不少了，一般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每一个县委书记都学得像他那么多，县委书记要管的事很多，如果每一方面都要学成专家，谁当得下来。但是接到国务院69号文件后，知道当地可能发生地震，至少得学到“科普级”吧！至少不能比大多数老百姓知道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做官当老爷是一种态度，对人民极端负责，努力学习又是一种态度。
　　正像冉广歧同志说的那样：“防灾备灾关键是政府官员，尤其是处在全球地震断裂带上的官员，他们应该学点地震学。我体会，学与不学不一样。我要是事先对地震一无所知，地球构造是什么，地应力是什么，地震是怎样形成的？什么也不知道，也就谈不上拍板决策了。说实话，就是掌握了一些地震知识，还难以决策呢。何况是不知道！盲人骑瞎马，早晚出事。”
　　他建立的群测群防点也在发挥工作。如果没有专家汪成民同志在群测群防会议上放风，没有王春青在二中、八中等地的参观学习，没有田金武等同志的经验介绍和预报，仅仅根据青龙县16个群测群防点的异常，也是不可能有青龙奇迹的。但仅仅有这些远远不够，因为汪成民同志虽然是专家，但没有权力代表国家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对这次大地震麻木不仁。换一个人就会说，国家地震局都没有明确预报，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一个小小的组长呢？至于二中和八中都是土八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也不相信呢！
　　可是恰恰冉广歧同志是按照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做的。王春青同志在向他报告中也说了群测群防点的异常。他们就加强了观察。而且还发动群众捕捉地震前兆。不久更多的异常报了上来。
　　有个温泉的温度突然上升了，负责温泉的老人是地震观测员，及时上报了情况。冉广歧同志亲自去落实，结果属实。
　　有一口井，井水上升，冉广歧同志亲自蹲到井沿上，手拿着瓢就能舀水。说明地壳已经开始活动啦。
　　水库要是裂了可不是小事情，他不敢掉以轻心，又紧着奔他亲自领导修的水库。
　　他又发动群众观察，宏观现象都要上报。发现牲口不进圈，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这些工作好早就在进行了，也不等到王春青同志去开地震工作会议回来。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青龙县会有个王春青也决不是偶然的，他原来是个中学教师，1975年12月才调到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他不是专家，总共才有八个月的地震工作经验，那时才22岁。他能够主管地震工作，并且极其认真负责，立下了极大的功勋，也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吧！
　　危险的信息频频传来：
　　气象局的地电微安表出格！
　　娄丈子中学地应力异常！
　　双山子中学土地电微安表出格！
　　7月27日，某泉水异常。平日清亮见底，那天却不断地往上翻白浆，水搅成了乳白色。平时趴在水底的黑虫子也浮上水面来回蹿动。地震监测员说，比海城地震前兆还邪乎！
　　青龙县中学地震研究小组发现黄鼠狼在白天乱跑。学校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地震专题讨论会提前到7月27日举行。
　　…………
　　所以冉广歧同志能够在关键时刻拍板决不是偶然的。
　　完全可以说，青龙县的经验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
　　冉广歧同志为首的青龙县委就是发挥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没有这个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不会有青龙奇迹。整个青龙奇迹就是在冉广歧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创造出来的。汪成民同志的座谈结合青龙县群测群防观察到的异常，这就是专群结合，而冉广歧同志首先就是群测群防的建设者，他紧紧地依靠广大群众，二年多来辛苦努力在1976年7月28日那天开花结果。
　　所以青龙县的成功，决不仅仅是汪成民同志的吹风。同样的吹风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创造出奇迹来。青龙县也决不仅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除此以外还需要一条，那就是作为青龙县第一把手，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的无私无畏。遇到事情私字当头，个人利益第一，患得患失，那也就不会有青龙奇迹。
　　地震预报工作本来就是要担风险的，尤其像县委书记那样的第一把手拍板更需要勇气。一旦预报失灵是要承担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的罪责的。而冉广歧同志不失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做官当老爷，不是整天只考虑自己的乌纱帽，而是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这和战场上共产党员到了关键时刻冲锋陷阵是同样要担风险的，甚至还有自己政治生命上的风险。一个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仅仅丧失了生命，政治上还成了烈士。而冉广歧同志面临的却是一旦预报失灵，自己就可能在政治上成为罪人。六十年代“红旗渠”的建设者也是同样承担着政治风险创造了“人工天河”的。
　　冉广歧同志说：

　　　　说实话吧，我也有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地掂哪。毛主席的话还真给我壮胆了，共产党员要具备“五不怕”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

　　冉广歧同志又说：“当时我不拍板，全县不能动，是吧？”“谁让我是一把手呢。”看到这儿就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一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冉书记拍板后，县常委会紧急行动作出决定：加强各级领导，建立防震指挥部，保持通讯线路24小时畅通。加强观测站，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每天向防震指挥部报告，在防空洞内安装地震仪器。向群众广泛宣传预防地震的知识，要求各级领导、群众要随时警惕。1976年7月25日，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尽管青龙是山区，交通很不方便。但是他们或坐班车，或骑自行车，或翻山越岭地走，去跟死神争夺父老乡亲的生命。26日早8点，全县43个公社的干部按照县委的死命令，全部到岗，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临震总动员。
　　就这样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中47万人民没有一个伤亡。
　　没有共产党员的宽广襟怀，没有无私无畏的品质，就没有青龙县的奇迹。王春青同志极端认真负责，但是精神上和政治上受的压力却远没有冉广歧同志大。
　　相比之下，我们看看曾经是地质部矿产司司长的刘英勇，这类卑微小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唐山大地震在可以预报的情况下没能预报，而且事实上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鄙视群测群防，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却没有看到他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除了到处推卸责任，找替罪羊以外，其他就是钱钢在《唐山大地震》里说的：

　　　　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找到了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他后悔（注意！）一九六九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他的确没有想到，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

　　他的贡献就是争地位。如果他当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即使王春青是个水平很高的专家向他报告青龙县必然会有地震，需要他来拍板，青龙县人民还是在劫难逃。在47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乌纱帽之间，他必然选择的是乌纱帽。
　　冉广歧同志不仅仅创造了青龙奇迹——看了他的事迹后，甚至我们会觉得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创造这样的奇迹是题中应有的事。他两袖清风，青龙年产万两黄金。冉书记过手数不清，但从来就没给老婆弄两克打个戒指。他还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分子。青龙县的水利建设当时居全国第四，他建设了不少水利工程。当时还正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
　　农业学大寨早就被国内外的反动派攻击为极左了。如果是刘英勇领导一个县，我们不能指望他在农业学大寨上创造出什么成绩来。但是可以相信，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一定也会召开，当然那是应付。如果有了什么事情需要他负责而出了纰漏的话，那么在邓小平复辟上台大肆攻击大寨极左的时代，尽管他学大寨没有任何成绩，他也一定会说：“我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农业学大寨”就好像在地震工作上犯下了大罪后，他归罪于：“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另别人。”那样。
　　冉广歧同志认真学大寨并没有耽误了地震工作，而且可以说正好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对于创造青龙奇迹起了很大积极作用。不然的话，把消息通知到每一个人，还没有那么方便。
　　冉广歧同志不但保住了青龙县47万人民，难能可贵的还是尽管他们没死人，但毕竟房倒屋塌，灾情十分严重。可是还心怀其他地方的人民，地震后不过五个小时，青龙县就派出了医疗队，后来青龙成了唐山的后方医院，接收的伤员最多。
　　7月28日下午4点，从唐山回来的人说，唐山是震中！尽管没有上级的命令，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第二天他们就集中青龙所有的汽车，拉着食品迅速去唐山救灾。由于学过地震知识，冉广歧同志知道自来水管在地震中必然受到破坏，唐山准没水喝！所以还拉着水，真可谓雪中送炭。——灾民支援灾民。
　　还有一个医生董武，出差唐山，由于事先知道地震预报不但自己是幸存者。还救了一家人。逃生后还在唐山参加抢救伤员。以至于家人以为他遇难了。
　　张庆洲同志曾问冉书记：“您内心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给地委打一个电话，假若不震也是一条退路，这也是为官之道啊！”从冉广歧同志的回答看对于地委书记好像不大以为然，认为他是个官僚主义者。不过张庆洲同志说，冉广岐同志又告诉他：“唐山地委书记李悦农临死前大骂，看他妈的谁管地震，把他枪崩了！地委书记死不瞑目。”
　　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永远载入了史册。而青龙满族自治县成功发布了临震预报，却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人死亡。
　　张庆洲同志非常正确地得出结论：

　　　　如果青龙真的成功预防了唐山大地震，反而会使唐山超过24万遇难者的亲属无法接受，会使有正义和良知的地震工悔恨不已，也会使不明真相的新闻机构感到震惊——假如唐山也和青龙一样公开预报了大地震。

　　由于长期劳累，地震后十几天，青龙人民的冉书记就倒下了，累瘫了。
　　张庆洲同志说，王春青应该成为青龙的英雄，可是他没有。其实冉广歧同志更是英雄。——谁在掌权？
　　是他们的事迹上面不知道吗？不是！绝对不是！那是有意识的抹煞！
　　早在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就发出地震群测群防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报唐山大地震这一令人深思的事实。张庆洲同志说：“我不知道简报出自何人之手、何人签发、发至什么范围，但我知道这份简报的分量。”确实要好好地去研究究竟是谁发了这份简报，有一点可以肯定，发这一简报的人一定不会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人，只有罪犯才会掩盖真相。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又比较详细地披露了青龙县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就像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后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羊那样。不久以后简报就被回收了。冉广歧同志也莫名其妙地得到了警告，承德地委书记跟他说：“这个事我跟省委汇报了，就不要声张了。国家地震局7月14号在唐山召开了一个会，汪成民发出了地震信息。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作为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偏偏冉广歧同志又是一个不喜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他说毛主席老人家有教导：“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你老吹自个做什么呀？
　　他把功劳归于党的地震路线，归于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归于周总理，归于李四光，这个事就压下了。
　　从此以后冉书记从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尽管曾有朋友相劝，说他谢绝采访。张庆洲同志还是执意去了保定。但是冉书记儿子冉文彦还是告诉他，老爷子说我还是组织的人哩。——就这样，“组织”利用冉广歧同志的谦虚，达到了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批评冉广歧同志，尽管他确实是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但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还没有完全学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也许冉广歧同志不知道，现在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了，而是有人要掩盖事实真相，这是原则问题，不能不和他们作斗争。不能让他们永久掩盖事实以售其奸。
　　和张钦礼、焦裕禄一样冉，广歧同志是优秀县委书记的典范。可是他们的英雄业绩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就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褒之者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贬之者说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是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年代。冉广歧同志得到了警告不许说出去，而焦裕禄被打成了极左，张钦礼同志更是不久就被投入了监狱，到了九十年代才放出来。不久前逝世。但是历史真相是不可能永久地被掩盖着的，人民也是不会永久沉默的，尤其不会忘怀的。张钦礼同志逝世时，兰考县十几万群众自发地为这个“劳改释放犯”召开了追悼会就是明证。
　　当张庆洲同志去青龙采访真实的奇迹时，所到之处的人们都不愿说得太深沉，尤其不愿留下自己的声音。他们说：“人家政府愿意不愿意，同意不同意呀！”看来除了他们的冉书记以外，他们对现在的“政府”并不相信，认为要掩盖真相，说出真相是危险的，“政府”不同意，触犯了“政府”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张庆洲同志说：“青龙的山民很质朴，质朴中有点愚昧也有点可怜。不论说好说坏，都不敢涉及政府的事。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这样。”但是青龙的山民还是说出了不少真相，冉广歧同志在沉默了二十多年以后毕竟还是说出了不少真相。我们明白张庆洲同志说的是真话，也没有把所知道的真相全都说出来，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警世之言，加上这一句大实话。我们不能过分地要求张庆洲同志，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他的书还是长期被封杀。除了个人遭遇以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把全部真相都说出来了，那么就不会有去年的疏忽让他出版了。
　　1977年冉广歧同志被调任望都县委第一书记。没有升官却被换了地方。很显然这是有意识地拔根。冉书记创造的奇迹在青龙，不让他在青龙县呆下去，让这一个青龙人民的好书记和青龙人民分割开来，以免人们动不动就想起了青龙奇迹。1978年8月冉广歧同志又改任保定市委副书记。由一个县的书记，成了一个市的副职，一切都是预谋的，好像没有贬，或许还升了，但是实权显然大为削弱了。1983年8月16日又调任邢台政协副主席。不是他犯了错误却无故被贬了。1988年60岁回保定离休，在那个时候，许多官吏“发挥余热”，实际是“发挥余权”，而冉广歧同志却不能不要求离休。——这就是一个对人民作出了极大贡献的好书记的结果，但和张钦礼、焦裕禄等比起来，确实是“安全着陆”了。
　　对于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来说，冉广歧和青龙奇迹的存在实在很棘手。——不是我们习惯于把人心看得太坏，长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实在太善良了，往往把有些人的心思看得和我们自己一样善良。最后却常常使我们发现上当。——我们敢于说，在那些人眼里，巴不得没有青龙奇迹，巴不得青龙县和唐山一样，47万人民也被覆盖在废墟之下，死他几万人，到时候唐山这个烂酸梨就好说了，就可以像梅世蓉对中央的最高决策者说的那样——“我们早就说过，唐山大地震是不可预报的嘛。”现在有了这个该死的青龙奇迹，就什么都不好说了，这就是他们拼命地捂盖子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原因，1986年御用文人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对这个青龙奇迹只字不提，就像不提群测群防那样。他能够不知道吗？他根本不可能不知道！ 1996年联合国科尔博士经过调查把青龙奇迹捅到国际上了，他才不能不提一笔，调子却很低，青龙奇迹的根本没有一字提出来。
　　出于不同心态，许多人对青龙奇迹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抱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的说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果按这个原则办，那么耿庆国同志和其他同志所作的失败的预报也必须大动干戈，让社会长期处于临震状态了。这样一来，今天这儿报警，紧急防震，人们都从屋里出来，搭起防震棚，明天那个地方报警，紧急防震，照这样人们还能正常生产和生活吗？社会经不起虚惊的损失，但是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直接的经济上和生活上，而在于天天喊“狼来了”结果狼不来，久而久之人们也就疲惫了、习惯了。那么以后即使有了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再发地震报警时人们还会相信吗？人们会说：“看来又是一次虚惊。”
　　所以这种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这一说法也完全违背了青龙经验的根本。
　　反共极右派也都是这样说，他们只有政治需要，甚至提出：“宁可千次虚报，不可以此漏报”这样说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那是他们出于反共的需要。而决不是真正关心唐山人民。如果对于青龙县的经验要抓根本，那就不能违背根本的事实——青龙县的经验不是别的，正是发挥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不是别人正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干部，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创造的。还有大批的干部不辞辛劳配合。冉广岐同志在说话中处处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他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的。他执行了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对周总理非常尊敬。他事到临头敢于不怕个人的安危，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他还说，青龙无一伤亡固然使他欣慰，但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听共产党的话，相信科学，没错！
　　这一些显然不是反共及右派需要的。于是他们就对共产党作出不负责任的指责。他们要求“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采取的。他们指责对于虚报地震破坏了生产和人民生活进行处罚是“共产党的暴政”。
　　其实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人们随便地高喊：“狼来了”。虚报灾难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是要受处罚的。美国允许人们大喊“地震来了”吗？日本允许人们大喊“地震来了”吗？
　　现在西方国家正在大力“反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对于人们虚报的“炸弹”，他们并没有以“宁可千次虚报，不可一次漏报”的态度来处置，而是要逮捕和坐牢的。
　　最稀罕的是有人竟然还把这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归罪于文化大革命。现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已经二十多年了，难道就允许人们随便发地震警报吗？
　　许多人都说汪成民同志“越轨”，这不符合事实。汪成民同志没有越轨。作为一个地震工作的专家，他在地震工作会议上面对地震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什么越轨可言。田金武同志不也作了唐山地震的预报的吗？何况汪成民同志仅仅是在“不代表地震局”的座谈会上说，还说得十分策略。我们至多只能说汪成民同志“用足了政策”。
　　刘小汉教授说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将有专章来说。但是关于青龙县的经验他的有些观点我们不能够苟同。他说青龙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采用的措施有些极端。当年青龙政府坚信要发生大地震，学校在操场上课，商店在外边卖货，这毕竟对社会经济影响太大。假如北京也这样，外国使馆人员都得出来，可了不得了。国家地震局为什么不推广青龙经验？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大家都照青龙的经验办，上海三天两头搞防震，北京三天两头搬出去，国家怎么办？不可想象。”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归根结底是刘小汉教授对青龙经验的根本还不完全了解。他大概也以为青龙县仅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冉广歧同志也说过的，但有条件的。他明确地说：“如果出现了微观异常，又出现了宏观异常，再加上专家们的警告，这就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
　　可以看到他有三个大前提。这三个前提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微观异常这要靠党的一元化领导重视和学习，大量的宏观异常要靠群测群防来获取，而专家们的警告，就是专群结合。青龙县正是在这三个条件具备时才决定处于临震状态的。
　　当汪成民同志座谈时不知有多少把握？耿庆国说他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把握，黄相宁的地应力研究联合国给了33.1%的评介。那么汪成民同志作的预报也许只有30%或最多40%的把握。如果他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也不会仅仅说最近要发生五级地震了。
　　但王春青同志参观了二中、八中，听了田金武同志的预报，百分比就又提高了一步，再加上青龙县的群测群防点的异常，把握就又大了。在报告了冉书记后，冉书记采取措施，广泛地收集地震前兆，让各群测群防点加强异常观察，到那个时候，对于地震发生的可能，他即使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也至少已经有了八分的把握了。刘小汉教授不是明确地说：“这个科学家说可能震，那个科学家说可能不震，综合起来大概是怎么样。今天发生地震的概率是30％，明天可能是40％，临震可能达到60％，宏观异常出来就80％了。”他也承认对青龙县来讲，宏观异常出现了很多，不震的概率已经很低了。
　　认真来说，在青龙县，地震预报不是汪成民同志做的，汪成民同志没有“越轨”，也不是王春青或其他同志做的，而是冉广歧同志做出的，80%的几率。
　　冉广歧同志说话非常有分寸，不能割裂开来。
　　如果北京当时也处于这种情况，那么当然也得预报，外国大使馆人员搬出来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北京没有召开群测群防会议，没有得到汪成民同志的预报，北京地震队又受了梅世蓉等人的压制，连耿庆国同志在言路闭塞，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时，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也受到梅世蓉的指责：“胡闹，给我捅娄子。”现在不知道耿庆国同志报到那一级，看来没有报到吴德那儿。如果报到了吴德那儿，一般来说吴德就应该如下做：他的地位可以使他问国家地震局情况如何，然而又问北京队、问耿庆国为什么认为有大震，然而让北京地震办把北京群测群防点的情况汇总上来，让他们加强观察，把这个方面的情况汇总后，如果看到危险较大，就应该在群众中积极宣传防震知识，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了，到了群众观察到的动物、水等异常大量出现时，那就不必犹豫了，立即进入临震状态，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就应该搬出来了。这也是80%的几率。
　　自然根据吴德所处的地位，还得先向中央报告。
　　我们不是说当“北京的王春青”向吴德报告有一位叫做汪成民的专家说有地震时，就应该不由分说立即让外国使馆人员搬出来。
　　至于国家地震局为什么不推广青龙经验？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隐瞒事实真相的需要，因为有关人士对于唐山大地震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们要掩盖自己的罪责。
　　当然我们坚决相信，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左中右之分，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任何再好的经验，再好的政策总会遇到歪嘴和尚念歪的。如果以后社会走向正常，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破坏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再次回来后，那么在推广青龙县的经验时，必然会出现那么一些人，他们决不肯像冉广歧同志那样认真学习地震和地质知识。也不愿意像他那样辛苦踏实地发动群众，建立群测群防点，他们歪曲青龙经验，见了风就是雨，稍有风吹草动就全民大动员，希翼遇到一个大地震，可以创造出一个某某奇迹来，作为自己功劳骗取“某某的冉广歧”那样的称号。结果地震没有发生，生产和人民生活受了影响，甚至出现了社会大混乱。到那时他们又会把一切归罪于学青龙经验，说：“冉广歧不是说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此我们仅仅是在按青龙经验办事，我们没有责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以后社会又进入一个反动时期，他们又会第一个出来攻击青龙经验，攻击冉广歧同志。到那个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早就说过，青龙县不过是瞎猫遇到了一个死耗子。岂能推广？”推广青龙经验也就会变成了极左，冉广歧同志也会受到中伤和否定。
　　大跃进中有共产风和浮夸风等五风，四清运动有桃源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别人正是走资派和保守派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还把红卫兵运动歪曲为“扫四旧”运动，和大串联运动，事后又是这些人把自己干下的罪恶归罪于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然后“彻底否定”。
　　毛主席说过，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他们不这样干是不可能的。歪嘴和尚会把经往各种方向念，不论我们想得到的方向还是我们想不到的方向，他们都会念出来。
　　现在的问题时是谁要有意地抹煞青龙经验。他们的来头真不小，居然把青龙奇迹捂了十九年，以至到联合国科尔博士到中国来作出调查后为止，才为国外知道。即使如此当局还是低调处理，尽量不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冉广歧同志还是不能随便把青龙奇迹说出来。
　　我们不能不问：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权力实在不小呢，想必现在最高的当权者早就知道了吧，这一切却一直维持着，甚至越来越严。

　　◆被抹煞的开滦奇迹，又一个文革派的功绩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国外都说：“开滦完了”，但是开滦没有完。很快开滦就又出煤了。开滦所以很快恢复生产是由于突然而来的大地震中人员伤亡惊人地少。一万多工人只死了七个。不能说西方国家说：“开滦完了”完全没有根据，按照常例开滦确实完了。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国的地震工作，不过短短十年就创造了三个奇迹。一是海城奇迹，一是青龙奇迹，还有一个就是这开滦奇迹。这是现在国际上已经公认的奇迹。张震洲同志说：

　　　　开滦矿务局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了。在中长期背景已经出现的地方怎样进行适度的防灾备灾，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开滦创造的奇迹也许比青龙更有价值。

　　可现在竟然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好像开滦的奇迹不是人们的努力所创造的，而是天然就应该有的，发生大地震时，人在地下的矿井里比在地面上要安全。“再有大地震就下井！”
　　这完全是误导的结果，是因为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当权者竭力抹煞开滦奇迹造成的。抹煞者不会是文革派。唐山大地震不久，中国政局就发生剧变，毛主席逝世，邓小平复辟，文革派全都被打击排挤下去了。以至于开滦奇迹没有来得及总结，不过一开始对于开滦没有完，工人绝大部分获救还是有报道的，尽管没有“吹”，但还是被邓小平的拥护者和反共极右派以及一切反动派攻击为“吹牛”、“报喜不报忧”。
　　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开滦的奇迹决不是偶然的，人在地下的矿井中也决不比地上安全。事实上要危险得多。在地上人们被倒塌的房屋覆盖后，有的还可以自己爬出来，不能爬出来的还可以等待别人救援，虽然饥饿和干渴，他们还可以活上几天。而在地下，如果不是事先有周密的抗震防震措施并且落实的话，那么“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让人窒息，夺去人的脆弱生命。”
　　早在1974年唐山开滦煤矿的党委在党委书记的一元化领导下，就制定了周密的抗震防震计划，并且全部得到了落实。在突然其来的大地震发生时，很快发挥了作用。电源供应中断，可是煤矿早就准备了使用柴油发电机，以至于尽管矿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地面上的许多设备完全破坏，靠电力运转的设备全部停转时，不久新鲜的空气送入了矿井，地下水也不断地抽走。地下的工人得以活了下来。地下一片漆黑，但在密如蛛网的地下坑道里早就做好了各种标记，使得工人们不至在地下迷路。得以很快地逃生。
　　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地震以后，新闻媒体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描写开滦矿工战胜艰难险阻重返井上的篇章尤为震撼人心。张跃明的通讯《无私无畏的带头人》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介绍了开滦范各庄矿采煤一区副区长王同焕在井下临危不惧，带领一百三十多名矿工脱险的事迹。
　　　　7月28日凌晨，四周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采面剧烈地晃动起来，顶板冒落，煤壁劈邦，电断风停，煤尘飞扬……他随即大喊一声：“地震了，赶快往外撤！”
　　　　不断抖动着的大巷里，由于断电，涌水不断上涨；由于断风，大家呼吸越来越感到困难。在他们找不到路的情况下，王同焕和班长费玉春两个人都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继续在半尺多深的涌水里奔跑。
　　　　“路标！路标！”两个人几乎同时叫起来。前面的巷壁上清楚地用粉笔画着“去风井”的大箭头，旁边还写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王同焕他们顺着路标找到风井，胜利脱险。
　　　　“去风井”的箭头是谁画的？没有交待，路标只是通讯中的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如果没有周密的抗震防震准备，工人们怎么可能脱险？可是文章不过简单地报道了一些情况，根本就没有“吹”。危难中是怎么想到去风井的，工人们又怎么知道有路标？谁画的路标？为什么在路标边正好会有鼓励士气的毛主席语录？都没有交代。
　　到了邓小平复辟后，这一切便不再提起。
　　如果事先没有周密计划，并且得到落实，不在工人中作了抗震防震的宣传，那会有那么多人脱险？一万多工人中竟然死亡只有七人！
　　唐山大地震给开滦造成的伤亡如此地少，当然离不开人们事先的周密计划。详情可见《唐山警世录》。
　　张庆洲同志给我们展示了三份正式的“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文件”，（1975）开革震字281号和（1976）开革震字第17号，在抄送矿务局各厂矿和有关处室的同时，也呈报了国家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在唐山大地震前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指示，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摆在首位，为发生突然其来的地震灾害时，井下万名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首先层层成立防震抗震领导小组。为做到有震不乱，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建立24小时昼夜值班制，切实加强防震抗震工作的领导和指挥。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各种抢险救灾组织。发挥现场干部领导作用。在防震抗震工作中，现场管理干部既是生产指挥者又是抗震指挥者，一旦地震发生，现场干部要根据灾情查清人数，有组织、有计划地按避灾路线迅速撤离受灾地点。
　　第二对群众加强宣传教育，牢固树立“地震是有预兆的，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唯物主义观点，.树立长期防震抗震思想，做到既不麻痹，又不惊慌。，对要害部门职工，如电话员、调度员、大型绞车司机、水泵司机、变电站值班员、扇风机司机、井口上下信号工等进行纪律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一旦地震发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沉着，冷静，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第三落实了技术措施。井下要加强采掘开工作面的规格质量，加强矿井瓦斯管理，及时观测分析，发现异常现象及时上报。加强矿井排水能力。井上井下各排水设备要做到使用、配套、备用三完好。矿井各水仓要求保持低水位。为防万一停电水泵不能运行，经开滦防震领导小组批准，将工作人员全部撤到安全地带后方可按各矿制定的放水路线放水。还有加强矿井火灾预防，对各出口如马路、梯子间等要保证畅通无阻，并设指路标。此外各采掘开班组长以上的现场管理干部必须熟悉撤人路线，当好撤人向导。
　　井上部分规定，开滦各矿、厂、院校发出的警报命令全部由开滦防震领导小组下达。警报时间连续长鸣十分钟。
　　开滦煤矿没有把措施停留在文字上，截至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开滦煤矿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工作摆在首位，为井下矿工能迅速脱险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方法并付诸实施。
　　他们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拨出专款进行加固和维修。根据1975年9月4日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1975）第646号文件规定：发电机房、变电站、井架、天桥、绞车机房、压风机房共64项，是生产系统关键部位的抗震必保项目，必须在1975、1976年内解决，初步计算共需134万元。与生产关系密切，人员比较集中和存有重要设备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计算共需133万元。在工房、宿舍中，确实比较危险的部分，初步计算共需510万元。这些全都得到了落实。
　　各矿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矿井改扩建提出方案。为了预防地震发生后断电，井下人员能安全地撤到地面，各矿都已做好直通地表的撤人安全出口。为了防备地震时涌水和瓦斯爆炸，准备一定容量的柴油发电机以备供排水用电急需。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才有开滦的奇迹。
　　王同焕同志不就是这样，他在井下可以很快就判断出发生了地震，知道必须立即撤出而且知道该从那儿撤出。还有路标指导他们撤出。以至无一伤亡。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各级领导按照规定很快到岗。如唐山矿负责通风的一位科长，在大地还在震动的时候，顾不上亲人的安危，立即奔向他的岗位，指挥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不到一个小时打开了全部风门，矿井自然通风，结果地处极震区的唐山矿无一人伤亡。抢险队负责井下险情的排除。如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范各庄矿抢险队迅速组织起来奔向正在开凿的竖井，他们将无法运转的电动稳车改成手摇稳车，拴上保险梯、保险带系下井，将27名工人从520米深的竖井中安全提升到地面，避免了停电淹井可能造成的人员死亡。按规定现场管理者即是抗震指挥者。如吕家坨矿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与一千多名职工，滞留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这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名机关干部，竟然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几百米深的竖井是矿工生还的惟一通道。铁梯子只能容一个人往上攀登。他们头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脚下是不断摇动的大地。可他们既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女同志先上！”、“新工人上！”、“老工人上！”，然后才是干部，最后安全返回地面的就是这位副矿长贾邦友。
　　其实贾邦友同志也不是非自己最后一个退出不可。他的职责在于指挥全体人员安全撤出，一般来说如果有三分之二的人员安全撤出后，他自己就可以撤出了，那是不该受任何人指责的，正像我们没有理由要一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在进攻前冲在第一位，撤出时走在最后一位那样。自然在他退出前必须指定一位负责的下级干部接替他，指挥其余三分之一人员撤出。可是他却把生的希望留给广大工人，把最大的危险留给自己。
　　就是这个原因，唐山大地震开滦煤矿才创造出一万多工人只死七人的奇迹。
　　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去年唐山的煤矿发生了矿难——那完全是人祸，却造成了九十人死亡，二十多人失踪的惨案。自从邓小平集团复辟以来，到处都是人为的矿难，大批工人遇难，比唐山大地震还厉害得多。去年唐山的矿难只是其中之一。仅这一起死亡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十几倍。使人触目心惊。张庆洲同志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主任王建功提出：“开滦矿务局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研究地震又与出煤无关，成立时有难度吗？”在现在，资本家只知道自己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所谓“国有矿山”在一小撮官僚把持下，也只关心自己升官发财。矿难死去的一批批工人，根本就不会使他们伤心。可是在那个时候，由于领导重视亲自挂帅，抗震防震工作到底周密地建立和落实了。
　　张庆洲同志要求王建功同志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可是王建功面露难色，承认自己有看法，可是不能说。因为不但触及小人物还触及大人物。
　　——这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大人物。如果他们把工人的死活放在心上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工人死于矿难，那时也不会有唐山大地震的预报被压制被破坏了。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按理来说，开滦煤矿创造了这一奇迹应该广泛地介绍他们的经验。这样，以后其他矿山也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受益，遇到天灾人祸可以减少伤亡。可自从邓小平复辟后这是绝对忌讳的，因为这是“吹”。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大地震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井下矿工绝处逢生靠的是什么？开滦矿务局创造的奇迹犹如一船宝藏，沉入大海深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打捞上来。
　　开滦矿务局创造的井下奇迹绝非偶然，本不该沉默至今！

　　关键是：谁制定并且落实了这一周密的规划，或者说当时谁是唐山矿务局的领导，谁是开滦的党委书记？
　　这是必须隐瞒和忌讳的。因为作出这一伟业的是开滦党委书记肖寒，正是他领导制定这一周密的规划，成立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并且亲任组长。
　　后来肖寒当了煤炭工业部部长。钱钢已经透露，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他立即赴开滦救灾抢险。可是钱钢尽管也写了开滦工人脱险的一些情节，对于这一规划却没有一个字透露给我们。他本不应该不知道，但是他不说。原因是唐山地震不久，肖寒就“出事”了，罪名“四人帮”。正是因为创造这个开滦奇迹的是文革派、批邓派，所以这个御用文人又是有意识地隐瞒。
　　张庆洲同志是从开滦地震办工程师马彩欣那儿采访到这一情况的。马彩欣同志说：“你写这个小心点！”据张庆洲同志说：“我说明采访目的以后，马彩欣女士看起来忧心忡忡。”马彩欣说：“唐山大地震以后，我直接参与了调查。很明显，唐山地震之前，开滦矿务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个大功劳。地震后不久就粉碎‘四人帮’了，这又是‘文革’的功劳了，能说吗？当时，开滦矿务局地震领导小组组长是肖寒。这是人们回避的事，一直没人敢写。”
　　令人尊敬的是，张庆州尊重事实敢写，马彩欣同志也敢说。不仅有人证，张庆洲同志还找到了那三份红头子文件，这是最最强硬的铁证。如果说今天这一船宝藏还没有打捞上来的话，那么张庆洲同志已经潜入水下，向马彩欣、王建功等人处探出了宝藏的地点。
　　现在我们再来看，刘英勇一伙把自己的严重失职归罪于“批邓”和“四人帮”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不值一驳！肖寒就是个文革派，就是批邓派，不但没有妨碍煤炭开采，当时全国都在学开滦。而且他不是一个地震工，他是煤矿的书记，却创造了开滦抗震防震的奇迹。当时开滦仅吕家坨矿就有一百多个干部在井下工作，遇到危险，他们把生还的希望首先给女同志、给工人，自己走在最后，贾邦友是革委会副主任也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我们早就说过：1976年批邓时，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地，比别的年份还做得更好，为什么开滦的干部可以下井，而刘英勇一伙却可以把自己的罪责推到“运动”上。开滦的经验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批邓为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罪犯开脱。
　　从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的表现看，他们都是批邓的死硬反对者，都是胡克实的私党，国家地震局的大权就是掌握在这伙人手里，胡克实罢官后他的班子还在。就是他们对人民犯下了绝大的罪行，就是他们杀害了唐山24万人民。当时他们死保邓小平、胡乱邦、李昌、胡汉三，后来邓小平复辟就投桃报李，将他们全都包庇了下来，还升了官。自然还存在着一个利害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被送上了审判台，那么他们的后台老板能够安然无事吗？所以至今事实真相还被紧捂着，是非曲直还被颠倒着。
　　他们如此充当邓小平集团的私党，那么我们就有权利问，1976年当一伙反革命暴徒制造谣言，捏造总理遗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暴乱时他们有没有参加，就算没有直接参加，有没有有意散布过反革命的谣言？他们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会什么都不干吗？
　　政治注定要破坏业务工作吗？那么他们作为邓小平集团的私党不也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了吗？只是另一种政治。究竟是批邓破坏了地震工作，还是他们那种政治活动破坏了地震工作？

　　◆四川“奇迹”，揪出赵紫阳

　　目前在世界上，地震工作公认有三个奇迹，都是我们中国创造的，而且正是“十年浩劫”创造的。一个海城奇迹，直接地是辽宁省委创造的，一个开滦奇迹肖寒书记为首的矿务局党委创造的。这两个都是文革派、批邓派，后来都遭了殃。另一个青龙奇迹，首先是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创造的。冉广歧同志或许不是文革派，但绝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指导他思想和行动的正是毛泽东思想，说话中时不时地引用了“老人家”的话。他还绝对是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个百万黄金过手不贪一克的廉洁干部。他虽然没有遭殃，但也受到排斥以“安全着落”告终。这三大奇迹的创造者都是共产党员，并且有广大干部协助。在他们上面是周总理，到处都可以看到周总理为我国地震工作付出的心血。而在周总理之上则是毛主席制订的地震工作路线。周总理和这三大奇迹的创造者都是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在世界上还没有地震工作，人们还完全不了解地下的恶魔时，地震发生了就发生了，那是没有办法的。而在人们开始能够预报地震后，就可能出现应该预报却没能预报的现象。唐山大地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人祸，或者说人为的天灾。自然人们对于地下恶魔的活动规律还认识不够，确实没能预报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至今为止，气象预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还常常预报不准或不能预报。在人类历史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就是在地震得到预报后，也存在接下去怎样干，干得好不好的问题。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也可能因人祸而走向反面。1976年四川的地震就是典型。
　　同样的事情，因为人们思想、组织和随后的工作会有不同的结果。突然其来的灾难下由于人的因素可能使社会大混乱，也会由于人的因素有开滦奇迹。当人们事先认识到灾难必然来临时，同样由于人的因素也会有从容应付几乎免除了损失和出现大混乱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事先得知灾难即将来临，可人们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争相逃命，甚至自相践踏。结果灾害还没有到，已经损失惨重，这类记载并不少见。西方国家的大混乱片里，就描写了不少这样的人为灾难。抗战时期在南京保卫战中发生了大批中国士兵自相践踏的惨剧，长沙在日本鬼子的影子还没看到时，已经自己放火把长沙烧了——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的结果。
　　1976年除了上面所说的三大奇迹以外，四川省就创造了另一种“奇迹”。地震还没来，社会就大乱，后来地震来到时也没能把损失减少到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这样的“奇迹”也只有我们中国才能发生，因为至今只有我们中国才成功地预报了地震。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人类创造的奇迹都是好事的话，那这个世界也太不协调了。
　　四川的“奇迹”得归“功”于四川省委。1975年辽宁海城发布了地震预报，在辽宁省委领导下，人们有条不紊地抗震防震，做好了预报和疏散。青龙47万人在县委领导下有条不紊地从房内撤出，无一人伤亡。开滦在突然其来的大地震下，由于党委事先有周密计划，事发后干部迅速到岗，认真组织指挥，把生的希望首先留给群众，绝大多数人员安全撤出。如果说辽宁省委、开滦党委和青龙县委创造了正面的奇迹的话，那么四川省委就创造了地震预报后发生大混乱的“奇迹”。
　　应该说地震工是有重大功绩的，国家地震局早就把眼光放向了西边，东派认为华北仍会发生大地震，也没说西边就平安无事，四川的专业地震队也于五月份发出了地震即将来临的预报。由于这些预报，四川地震发生时伤亡还是很小的，但如果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四川的松潘、平武地震人员损失率比辽宁海城和河北青龙县还是高得多。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地震7.2级，比辽宁海城、营口7.3级略低，比唐山7.8级低得多。按理伤亡也应该低。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青龙县47万人民群众没有一个死伤，这或许是特例。辽南地震受灾人口八、九百万，仅仅死亡1328人，占人口总数的0.016%，重伤4292人，占人口总数的0.051%。现在另有一种说法，那时包括轻伤，辽南总计伤亡人数29579人，占人口总数的0.32%，其中死亡2041人，占总人口的0.02%。伤亡人员多为老、弱、病、残、儿童和不听指挥的人。
　　可是四川呢？
　　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松潘8608平方公里，经过二十四年增殖，截止2000年末，全县总人口约6.75万人，1990年，64641人，那么1976年当更少。平武县是四川绵阳市所辖的一个县。总面积5974平方公里，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87799人。在这次地震中平武受灾11478户，45509人。震中在两县中间，加上南面较远的茂汶、北面较远的南坪两县波及区，受灾人口不到十万人。可是死亡41人，重伤156人，轻伤600余人，总计伤亡八百多人。比例显然比辽南高得多。
　　仅仅平武县，45509受灾人口中，死亡军民23人，重伤90人，轻伤477人，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可以算得死亡率为0.05%以上，是辽南的三倍多，重伤率是0.198%，是辽南的近四倍，总伤亡590人，伤亡率1.3%，是辽南的四倍。
　　这个比较还不算公平。由于没有经过大震，对地震波动现象辩别不清，辽南发生了一些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伤亡。如六度区房屋基本没有倒塌，但震时应急避难不当，高门脸、女儿墙等塌落，砸死砸伤431人，其中死亡76人。震后三个月内，仅抗震棚火灾就达3142起，烧伤1000余人，死多人。以上占地震直接伤亡的30%左右。而四川是在有了辽南经验的基础上发生的。
　　还有，辽南不少房屋是预制板结构，最容易造成严重伤亡。而松潘、平武，县内山脉高耸,森林覆盖面积大。震中区在小河、叶塘、双河、虎牙、草原、黄羊、水晶、白马、土城一带。地震烈度八度，三次地震叠加为九度。极震区规模小，长半轴仅5公里，短半轴仅1.5公里，面积仅29平方公里。民用建筑物抗震性能良好，松潘县从1970年以来，就开始考虑建筑抗震问题。新建的房屋，大都按抗震规范设计，场址、地基较为坚实，再加上震区及其附近地区森林茂盛，木材丰富，绝大多数房屋为质量较好的穿枓木架结构，这类房屋在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经济以农业或农牧业为主,工业经济欠发达。因此，相对于工业、交通、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人口密度大的辽南地区来说，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本应该小得多。但绝对值是如此，相对的比例大大超出辽南。
　　还不仅如此。地震预报发出后，四川省人心浮动，农村不少地方群众大量杀猪杀鸡宰鸭，许多人大吃大喝，抢购商品，提取存款。简直就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许多人逃离本地，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躲避地震。还有不少职工也擅离工作岗位外出避震，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实际上地震还没有来，许多地方根本就不是灾区。
　　从六月开始，四川就出现了许多荒唐的自惊自扰现象。一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地疑为地震的来临。在地震预报期间，地震谣言广为传播，什么“成都要发生7到8级地震，成都要变成大海”等等。一些谣言还伴随着荒诞无稽的说法和迷信活动,直接影响了社会治安。最典型的是，6月24日某厂生活区一锅炉放气，人们误认为是地震前的地声，一人喊叫，众人惊起，一片混乱，因楼梯狭窄及从窗口往下抛贵重物品，挤伤、砸伤数十人，另有三人跳楼，其中一人重伤，二人轻伤。也是这个月的下旬一天晚上，因风雨使火车站旅馆背后的警报器碰线鸣响，其他单位误以为是发布地震警报，也拉响自己的警报器，转瞬间惊扰了数万人，纷纷逃出户外。这些都发生在四川政治、经济中心，人口集中的川西平原，受影响地区还达到了川东。又如由于有人擅自泄露了地震会商会上有关“灌县是危险区的危险点”的估计，就有谣言说“灌县要下沉”，导致该县大批人员外逃躲震，使个人经济和工农业生产都遭到损失。成都要变成大海的谣言也使得不少成都人外逃。
　　邓小平复辟当局说，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地震预报期较长，前后约9个月，按公布短期预报算起,前后约3个月。
　　地震预报时间长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辽南地震早在1974年6月国务院69号文件发布后就大大加强了群测群防工作，群众都知道辽南要发生大地震，为什么就没有发生这类大混乱？按照钱钢的说法也是一连串的“怎么不‘奇’呢？”辽宁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在省委布置下，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就准备决战一番。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人民群众发现的其他地震前兆，也大量地送到了辽宁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其中有动物异常近900起。地下水异常600处。群测群防站各种观测记录都有异常显示。一直到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才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大寒风里坐等地震的到来。有的地方正在放映电影，在地震前半个小时撤出。一切都是从从容容，好像已经知道地震将发生在几点几分那样。
　　梅世蓉等以海城发生大量小震，来断言唐山地震不能预报。可是如果换了四川，频频发生的小震想必又是一次次地引起一片大混乱，不伤人的有感小震在大混乱中造成了不少死伤。
　　辽宁省并没有发生大混乱，而是充分利用了预警时间，为什么四川省地震前三个月发出警报就发生大混乱了。为什么四川省没有充分利用大自然特别优惠的时间，稳定人心，搞好群测群防。在领导、群众和专业地震工中，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关键，四川省委罪责难逃！
　　现在当局又说是由于“唐山地震的影响，致使震前预报的社会效应较为突出，部分群众对地震恐慌，由此导致了一些社会混乱现象的发生。”
　　——这又是说谎，四川的大混乱早在六月份就发生了，那时唐山会发生大地震，全国大多数人民还蒙在鼓里，在国家地震局只有汪成民等为代表的在野派坚持华北的大地震威胁还没有过，不少地方地震队和群测群防队认为有地震，可是被国家地震局占统治地位的西派堵塞了言路，哪可能会“影响”四川，造成了六月开始的大混乱？梅世蓉不是还用四川的大混乱，作为压制东派的借口？现在却用唐山大地震，来为四川的大混乱辩解，为四川省委开脱。
　　不是说唐山地震没有“影响”到四川，但那是以后的事，这在下面就会说到。这方面四川省委同样罪责难逃。
　　他们的另一理由是：“当时正值上有干扰，下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影响的社会背景”——一看就知道，又是他们把自己的罪责加罪于文革派，加罪于批邓。辽宁省委和开滦煤矿正是在文革派、批邓派领导下，为什么就没有大混乱？青龙县也没有大混乱，反而秩序井然。他们把责任归罪于下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可是我们要问？四川省委不是政府又是什么？他们说下面“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无非是说群众不听他们。可是作为领导，为人民的、正确的观点大多数群众怎么会不听呢？辽宁群众没有不听省委的正确指挥，开滦工人听从矿务局党委的指挥。贾邦友同志指挥群众以次序先上，自己留在最后，这样的领导群众怎么不爱戴，他们的指挥怎么会不听呢？青龙县几百名干部不辞劳苦通知到每家每户，群众又怎么会不听呢？正是他们的模范行为鼓舞了广大群众，在群众中有了极大的威望。冉广岐同志不是说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听共产党的话，相信科学，没错！
　　关键是四川省委要群众听的究竟是他们什么样的指挥？自己行为不端，在群众中自然不会有威信。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如果说四川确实存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话，根子正在四川省委的机会主义上。
　　1976年8月16日晚上9点多，四川松潘、平武发生了大地震。这次地震可以说是成功预报的，因为它毕竟发生了；但也可以说预报并不很成功，由于没有认真利用大自然给的充分时间搞好群测群防，它的发生仍然带有突然性，以至损失比辽南高得多。地震发生前后四川省委没有组织好防震抗震抢险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四川是一个大省，包括今重庆面积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松潘、平武的地震受灾区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可在整个四川，近亿人口都发生了严重的地震恐慌症，从而出现了惊慌、外逃、外迁、跳楼等，给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地震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加剧了社会不安定状况，造成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厂矿停产。许多地方一夕数惊，一旦有人喊：“地震了”，顿时逃跑的逃跑，拥挤的拥挤，跳楼的跳楼，不少地方没有地震，或者仅仅有一些震感，却造成了不少不应有的伤亡，这一方面的数字当时没有来得及统计，不久以后就长期被捂着没有公布。
　　问题的关键正在领导。
　　不少地方，8月16日晚上九点，群众感到发生了地震后，惊慌地逃了出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当地的地方党委上，指望他们会很快在有线广播中通告群众，跟大家讲一下当地的震情，究竟当地是有感而无险还是有险。大家认为当地党委是一定会跟大家说的。可是广播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终这次地震大恐慌，二十几天里广播一直不提。许多群众等不及了，就到当地地方党委机关去询问，得到的却是一番训斥，说：“我们这儿不过有感，又没有什么风险，你们惊扰什么？”可是这些群众进入机关时，亲眼看到机关大院里睡满了人，都是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说，你们官吏要命，我们小百姓就不要命了吗？就这样四川近亿人口，在8月16日以后的二十多天里天天这样。这种情况终这次地震大恐慌而存在。消息飞快地流传着，有震感的地方是这样，没有震感的地方也是这样。上述这些社会混乱现象，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以成都某机械厂为例，共损失734万元，其中停产损失产值650万元，工资60多万元，搭防震棚费用24万元。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后来就把停产等损失归罪于“帮派”，其实不少“帮派”在地震问题上对他们是提出严厉指责的。
　　这些干部只会对群众滥发威风，却不做出一点带头和模范行为来。或者说，他们在各保自己的生命上，起了带头和模范作用。
　　四川的地震大恐慌正是四川省委和各地党委造成的，首先是四川省委。如果四川省委认真组织，并督促下属就不至于到了这个样子。他们历来最讲纪律，要广大群众守他们的纪律，包括他们瞒上欺下的纪律，但在这种问题上，纪律就都荡然无存了。我们可以相信，辽宁、开滦、青龙的干部虽然有不少人是不辞辛劳和个人安危，认真地为人民服务的，但绝不会每个干部都如此。有的人本来会带头自己逃命，但在坚强的领导、严格的纪律和监督下，到那时也不能不为群众做有益的工作。本来8月16日地震发生后，四川各非灾区领导应该立即通过有线广播通告群众，当地只是有感区，或者连松潘地震的震感也不会有。希望广大群众不要慌张，各自回到家里安心睡觉。并且通知各级干部和机关办事员带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带头，睡到家里去。书记和自己的家属首先得睡在家里，不得睡在露天。同时严令如果有干部睡在露天的一律严加惩办。群众看到干部带头睡到家里，人心自然安定，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跳楼之类的悲剧。就是有群众不安心到当地党委来询问，也得好言相告，不能滥施淫威，动不动就加以训斥。
　　更进一步地说，四川有地震原来也只有预计的破坏区有预报，其他有感区没人对广大群众说过，除了有人逃来避震外，一般群众根本不知道。所以到了地震发生时，就像突然其来就特别恐慌。其实早就该跟群众说了。在六月就应该对群众说，四川要发生地震，我们这儿是有感区，没有危险，如地震发生大家不要惊慌。就是有不同风险的地方也得对大家做好抗震防震的宣传工作，告诉大家地震来临时该如何应付，见了异常要报告。可是四川没有认真做，尤其对于有感无险区更是一直瞒着。
　　刘小汉教授非常正确地说：

　　　　社会不安定的恐慌心理是怎么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老百姓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流言蜚语就产生了。这些流言蜚语往往不是科学家的预测意见，而是在一些很奇怪的渠道里滋生出来的。

　　这好像专门对四川说的。
　　最最严重的是，四川还发生了情节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安县仪昌乡红光村事件。
　　1976年8月26日晚11时左右，四川绵阳地区安县汉昌公社红光九队。在反动会道门“一步登天道”挑动下，全队近半数的人口，男女老少六十余人为乘坐所谓仙界“金船”，集体跳入当地一口大泉塘，造成了四十一人淹死的特大惨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将该事件拍为“内参片”。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因地震谣言而造成众多死亡的悲剧。仅这一次事件，死亡人数就和松潘地震造成的死亡相等。
　　酿成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叫黄官全，本不过是农村一普通青年，时年仅22岁。虽然从小游手好闲，但正式成为“神仙”，却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他的幕后黑手叫吴兴贵。1971年，当时的县革委人保组，破获了“一步登天道”，自称张天师的头目张自金入狱，专司掌管文印的“师伯”吴兴贵侥幸漏网。此人不思悔改，继续从事封建迷信活动。1976年6月前后，遇到地震预报，就又活跃起来，认识了黄官全，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6月18日，他俩窜进了“道友”李开元家。听说来了神仙，当天晚上全院子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可黄官全“道行”不深，连简单的“过场”也不会，大家也就慢慢散了。吴兴贵看他骗不了人，就对他说：自己神道不高没人相信，愿意教他练功打坐，念咒求神。这样从第二天起，两人就躲在屋子里传授装神弄鬼的全套“功课”。吴兴贵又在乡邻中大肆吹捧黄官全是张天师派来的，很历害，并带头称黄官全为“上叔”。私下还教黄官全一定要装威风一点。不然唬不住人没人相信。
　　经过几天学习，黄官全迅速“成仙”出师了。进入76年8月份后，装神弄仙的表演逐渐骗得了红光九队信徒们的认同，其队伍也越来越大，这时候他开始向入道者散布天下就要大乱了的邪说。
　　8月5日，黄官全召集十四个新旧信徒开会，制造谣言胡说“昆明、甘孜发生地震，吉林下了石头雨，这些都是劫难再现，现在劫难己经轮到四川，四川要发生大地震，沉为汪洋大海。王母要下界收恶人，要想躲过这场灾难，只有抓紧时间练功，拜了我黄上叔，才能一步登天，到时候天师会派金船来接大家上宝山，七七四十九天后再还魂回到人间。不真心的上不了慈船，不能回西天躲地震避灾。”
　　松潘、平武地震后黄官全聚集了六十多人集会，经过连续四天迷信活动，8月26日午夜，黄官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仙童”，光着上身，两肩交系着红布，手拿一根牛尾巴做的拂尘，带着信徒们又唱又跳，并拿出所谓的“仙酒”让大家轮流喝，小孩则用“仙酒”拍头顶，据说喝了“仙酒”就可以一步登天成神仙。
　　十时左右，黄官全向众人讲：“神仙派船来接善人，慈船已到了泉塘，我们已被恶人发现，赶快泉塘上船。”“时辰已到，天门开了，金船正等着我们，冲呀！”
　　于是夜幕下61人提着马灯，扶老携幼，边走边唱着什么“十愁歌”，吼着“收恶渡善，打倒恶人，胜利上船”的口号，来到了半里外的那口大泉塘。
　　在黄官全带领下，举行了祭拜仪式。燃烧香蜡纸钱的火光映在水里，在被“仙酒”灌得迷迷糊糊的信徒们眼中看来，仿佛泉塘里真有艘什么“金船”。十一时许，黄官全带头跳了下去，他见有人还迟疑，便在塘里踩着水，假意做出划船的动作，大叫道：“快上船哟”。于是六十来人，一齐喊着：“船来了”，然后手挽手跳了下去。跳下去的人猛灌了几口冰凉的泉水，觉察到危险时，大部份已没法上岸了。不会水的死死拉着会水的，一齐沉了下去。只有少数单独跳水的，勉强浮到了塘边。
　　黄官全第一个下水也是第一个上岸的，看到有少数人也在往上爬，他还叫这些人等一下，“金船”马上还要回来。
　　经过一番生死搏斗，二十个人重新回到了人间。这些人清醒后，见大事不好，全吓呆了，黄官全又趁机诱骗，胁持了六，七个男女企图逃之夭夭。三天后才被抓获。
　　27日凌晨，附近的人们赶来了。所有的人都永远忘不了眼前的惨像，六，七百平方米的塘面上，像树叶一样密密麻麻的漂浮着一层死尸，很多死者还是相互拉扯紧抱着，其垂死挣扎的模样让人惨不忍睹。死者被水灌胀的身体和泡得发白的肤色，看后让人几天吃不下饭。经过两天的打捞，共清理出四十一具尸体。经挨家挨户核对人数后，整理出了这场惨剧的结果：
　　参加这次集体跳塘的共计六十一人，死亡四十一人，其中男十七人，女二十四人，包括一名孕妇，尤其不堪的是竟有两家共十一人因此绝户。可悲的是有的人还是拿钱贿赂黄官全后才买到了上“金船”的权利。
　　1976年10月20日，安县法院对黄官全、吴兴贵进行了公开宣判。黄官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吴兴贵判处死缓，实际服刑十九年半，现早已被释放。
　　使得人们百思不解的是，黄官全仅22岁，初识字，为啥就有那么大的能力把六十多人哄得心甘情愿地跳下了泉塘？这些人里面，甚至还有三名共产党员，包括一个干部。鬼闹了两个多月，闹得乌烟瘴气，当地的公社大队却无丝毫表示。包括当地一些部门官吏，都无人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严厉打击封建迷信，尤其严厉打击反动会道门，全国大多数地方连算命卜卦都已绝迹，为什么四川此时却还让黄官全、吴兴贵之流如此嚣张。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奇怪。
　　尽管黄官全、吴兴贵很快就得到了判决，但很快这一事件又被压了下去，只有少数人看到了“内参片”，对大多数人民仍然长期隐瞒着。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当局忽然感到不能让李洪志再闹下去了，必须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此事才浮出了水面，知道的人也不多。他们的目的很明白，一则利用这件事说明打击李洪志的必要性，二则说明邪教不是复辟时期才有的，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可是与李洪志比，黄官全、吴兴贵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李洪志不是得意了好多年吗？而他们不过闹腾了两个多月，仅收到61个信徒，而且在地震灾害制造了气氛的情况下，才取得这样的成果。而李洪志所收的信徒，据当局说二百多万，他们自称一千多万。
　　凡邪教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煽动世界末日的邪说，然而说只有信他们的邪教，跟他们走才可以逃脱劫难。如此以逞其奸。
　　1949年以前全国邪教盛行，最出名的便是“一贯道”，解放后经过打击很快就解决了，自此以后邪教便很难生存。邪教的存在有他的历史原因，大凡社会腐朽没落人民受难邪教就会猖獗起来。在腐朽没落的社会人民本来就在受苦，“世界末日论”就会有众多的人们相信。一旦经过革命，社会清明，腐朽没落一扫而光，人民有了指望，邪教的根基也就拔掉了。解放以前国民党对一贯道也是要打击的，但老是打不下去。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人民得到了解放，社会欣欣向荣，世界末日论失去了市场，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邪教能够很快打下去并且很难生存的原因。邓小平复辟以后，人民重新落入到了苦难之中，许多人感到没有出路，邪教就又盛行起来，不管他们怎样打击，总解决不了。
　　自然谁也不能说毛泽东时代绝对没有邪教，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主席就首先不会同意。但邪教确实很少市场，因为人民群众并没有处于苦难之中，就是社会有困难，只要并不腐败，大多数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世界末日之说也没有什么市场。自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的敌人受到了专政，对他们来说确实世界到了末日，这就是邪教虽然很少市场，却还不能绝迹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集团，对其他继续作恶不思悔改的人民敌人也再一次作了收拾，他们当然会认为世界到了末日。1975年我国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大规模建设，社会已经非常疲劳，加上随着新的生产力大规模地建设起来了，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这一新的工人阶级还不成熟，同时一批新的走资派又出现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一直还不能收拾他们——也就是说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就又会出现又需要解决。这一新的矛盾是文化革命以前不存在，或者只处于萌芽状态的。于是就有人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大革命革错了。在这种情况下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刘邓路线和一切反动派就会又一次地猖獗起来，企图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给他们这一反动阶级带来的浩劫，说成是整个社会遇到了十年浩劫，把自己这个反动阶级的末日说成世界到了末日。为此他们必然要夸大其词，明明国民经济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经过了一次大发展，说成遇到了大破坏，明明科学事业如地震预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说成科学遇到了冬天。
　　在这种情况下，邪教就必然会乘机而起。频繁的地震灾害又助纣为虐。对于如四川红光九队的闹剧本来很容易避免的，那就是必须严加禁止世界末日的谣言。可当时宣扬世界末日的岂止是黄官全、吴兴贵两人。谣言攻势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从来没有断过，1975年更是盛行，1976年仍然大肆泛滥，中央坚决禁止各种反革命谣言，可是从上到下都有人抵制。四川省委就没有真正禁止过反革命谣言。世界末日的谣言首先就是邓小平集团那儿刮出来的，如果提出禁止这类谣言，打击对象首先就是邓小平集团的复辟阴谋。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世界末日，当时的批邓就是世界末日，邓小平集团的灭亡就是世界的灭亡。1976年我国尽管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严重天灾，农业还是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工业还有微小的增长而不是下降。上半年工业形势之好是少有的，夏粮也得到了大丰收，唐山地震也只是使得国家财政发生不到30亿的赤字。可是邓小平复辟时却大肆造谣说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集团就是最大的世界末日鼓吹者，邓小平的所谓理论就是最大的邪教。在当时四川省委对于疯狂流行的谣言放任流行。我们能够要求邓小平集团禁止反动谣言吗？只要邓小平集团的谣言不得禁止，黄官全、吴兴贵的“一步登天道”也乘机在夹缝里取得了生存权。
　　有人在说到这一事件时这样说：

　　　　76年也的确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岁月，巨星陨落，时局混乱，自然灾害频繁，继唐山大地震后，省内各地又接连传来地震的消息。一个个的天灾人祸，似乎更为黄官全散布的“四川要沈为大海”的异端邪说提供了“佐证”。

　　从字面上看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关键是怎样理解“76年也的确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岁月”，如果是指邓小平集团急于上台，和其他反动派一起大肆散布反革命的谣言，制造反革命的暴乱，那就在实际内容上也完全正确的了。
　　邓小平上台并没有禁止封建迷信，反而更为盛行了。现在原红光大队的村委会驻地旁，就建了一座塑满了神像的小庙，庙前缭绕着香火。这在全国已经不算罕见的了。
　　四川省委对于四川地震时期发生的“奇迹”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抗震防震该干的不干，正是他们自己不带头执行中央的路线，也不约束下面的干部使他们像辽宁、开滦和青龙县的干部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群众面前做出表率，正是他们放纵了各种政治谣言，从而也放纵了诸如黄官全、吴兴贵这样的小丑，以及“一步登天道”，在他们鬼闹了两个多月时，当地干部居然听之任之不加阻拦。
　　四川省委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的最主要党羽赵紫阳。赵紫阳就是四川“奇迹”的主要制造者。唐山大地震应该预报而没能预报，四川在预报下发生大混乱，这两者将和辽南、开滦以及青龙一齐永载史册。赵紫阳也因此将“名垂千古”。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邓小平集团还没有在全国复辟，他们的急先锋赵紫阳已经篡夺了四川的大权。
　　话也要说过来，四川也不是历来一无是处，比如“一步登天道”早就受过严厉的打击，还有松潘县从1970年以来，就开始考虑建筑抗震问题。新建的房屋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但是这与赵紫阳无关，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到四川。
　　中央一套6月29日夜1：30在“剖析”唐山大地震漏报原因时说：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关注的目光这在紧盯西南时，6月四川省地震局根据异常情况决定，发布了一份预报意见：在四川龙门山断裂以南地区，要发生5到6级地震。谁能想到这个预报意见，竟引得四川省内大乱，人们纷纷涌向其他城市，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逃地震。中央大怒认为是地震宣传工作不力，于是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因此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带队于6月20日赶往四川。

　　众所周知，不是别人正是梅世蓉在自己不去北京队听取汇报让汪成民同志去时，要汪成民同志带去这样的意见：“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汪成民同志自然不得不传话——尽管他自己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把北京队的意见带了回来。但当汪成民同志把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焦急对他汇报时。她却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梅世蓉真的认为四川不会发生地震吗？她是西派的首领，怎么会这样认为呢？她不过是以此作为漠视华北震情，压制不同意见的一个借口。她说 “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实际上已经包含下列意思在内了：华北是绝对不会发生大地震的，谁主张华北存在大地震的危险，谁就是不慎重，就是要在包括首都的京津唐地区制造大乱。
　　且不管四川“闹得不可收拾”是谁的责任，有一点应该肯定，如果确实知道北京将发生大地震，那么不管如何，预报是必须发的。梅世蓉口上说的是预报要慎重，实际上却是根本就不必发预报，因为她认为根本就不会发生地震，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北京队一再要求她去听汇报，她根本就不想听，还若无其事地拖了又拖。
　　有人提出：

　　　　不过我想，媒体在这里显然打了马虎眼。中央只是一个机构，本身没有七情六欲，怎么可能大怒呢？如果说大怒，只能是某位中央领导，或者说一批中央领导人大怒。当时的中央，周总理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叶剑英隐退，掌权的华国锋资历有限。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

　　其实这正是中央电视台要达到的目的，把唐山大地震应该预报而没有预报归罪于“中央大怒”上。谁都知道邓小平已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给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叶剑英也已令退位，李先念也不受重视。在当时中央包括华国锋在内，掌权的都是文革派，中央电视台正是要把责任归罪于文革派。至于所谓的“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也正符合邓小平复辟集团一贯说法的。“四人帮”顾名思义不过四个人，可他们把凡是反对自己、赞成文化革命的一概都打成了“四人帮”。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吴桂贤等就不用说了，连执行十月阴谋的汪东兴也被打下去了，华国锋虽然可耻地向他们投降，最后也被他们排挤掉了。陈永贵不是也受到了他们攻击和恶捉弄。实际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大多数都被作为“四人帮”受到了他们的排挤打击。现在又用“中央大怒”来再一次地加罪。反共极右派也趁机喧嚣起来。
　　“中央大怒”怒错了吗？我们上面提到的事情已经触目惊心，地震没来就一片大混乱，既破坏了生产又制造了不应有的死伤。仅仅两个小丑制造的惨剧造成的死亡就和死于地震的人数相等。遇到这种情况中央不该大怒吗？毫无疑义，当时中央的大怒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的，如果中央不大怒，还不知道四川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这一位还说：

　　　　三十年过后，大多数绝密档案都能曝光。建议把“中央大怒”的原话公之于众，没有必要再“为尊者讳”了吧。

　　这一说法简直太幼稚了。他们难道真的没有看出中央台说了个大谎？绝不是什么“打了马虎眼”。毛泽东主席去世了，当时中央有实权的人都被邓小平集团打下去了。邓小平复辟当局控制下的中央台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为尊者讳”吗？毛泽东主席都被打得粉碎了，什么样的污水都可以向他泼，何况其他人呢？
　　这位先生居然会看不出当时国家地震局绝不是中央大怒的主要对象，或许还不是对象。在四川大规模发生地震恐慌症时，调一批地震工作人员去做宣传是必要的，但中央大怒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四川省委，而且很可能还点了赵紫阳的名。就算没有点名，只要提到四川省委也就等于点了他的名。不管我们对国家地震局里的胡克实、刘英勇等人如何地反感，有一点可以公正地说，四川省的大乱主要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甚至完全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而首先是四川省委的责任。在邓小平集团复辟当局还存在时，能够指望他们公布当时中央大怒的原话吗？这一公布不是暴露了他们的主要成员在四川犯下的罪恶了吗？而且这一罪恶也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犯下的，正是整个邓小平集团在地震工作上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群测群防，只图自己的私利造成的。更不能指望他们会像辽宁、开滦、青龙那样为人民敢于承担风险。他们为了自己复辟上台大肆制造谣言，放纵各种谣言，才造成了四川省的大乱。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已经把赵紫阳抛出来了，但1976年四川大乱是他们整个反动集团的罪责，真相一旦暴露，对这个集团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邓小平集团控制下的中央台所以要提出“中央大怒”来，目的正是要把自己犯下的罪恶推到自己的政敌身上。可是他们和钱钢改《唐山大地震》一样，又一次弄巧成拙。无意之中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探索，从而把他们一手造成的四川“奇迹”揭示了出来。

　　◆唐山的群测群防

　　辽宁省委创造了海城奇迹，赵紫阳为首的四川省委创造了四川“奇迹”。那么河北呢？唐山大地震发生在河北，河北省委和唐山的干部有没有责任呢？应该指出四川事先得到国家地震局短期预报的，估计在提供了大量群测群防发现的异常下，辽宁也得到国家地震局的短期预报。而河北却没有。无论御用文人钱钢还是张庆洲同志都没有提到河北省委，对唐山的领导钱钢也不提，张庆洲同志倒是提了的。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能下结论。首先得看他们对待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抗震防震工作，而首先得看他们对群测群防的态度。
　　不过我们要注意了，和北京队、天津队比，河北的专业地震队工作做得最差。北京队、天津队和地质地震大队都做出了唐山地震的预报，除了听说有个贾云年以外，几乎没人提到河北队对唐山地震预报做了什么贡献。河北省地震局业务处处长侯立臣说，京津唐渤张这一大块地区，不完全是河北省管的。国家地震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京津唐渤张协作组，由他们来管。所以，很多问题不完全清楚。这轻轻的一下就把责任问题推开了。以此说北京队真正是多管闲事了。
　　至于群测群防，钱钢更是对我们隐瞒着，只字不提，张庆洲同志倒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说明唐山的群测群防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指出了没有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原因。至少梅世蓉已经供认专群两条线。
　　他给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名字，以及他们采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详细情况可以读《唐山警世录》，这儿不多说。
　　他们是马希融、王建功、田金武、李伯齐、王书蔚、吕兴亚、侯世钧、吴宝刚、周萼、安继辉、姜义仓、杨友宸。这中间杨友宸是群龙之首。他是唐山群测群防的直接组织者。
　　众所周知我国的地震工作是和文化大革命同步开展起来的。1968年，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匆匆上马，杨友宸受命组建。开始是仨人，以后就剩了他一个人一部电话一间房。杨友宸想，组织上把人命关天的事交给咱，胡弄不行，就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起来了。骑着自行车，在唐山市方圆几十里，每天跑百八十里地，跑有条件搞地震观测的基层单位。找那些头头说，磨破了嘴皮子也得说。大清早，包两个馒头夹点红糖就走，到谁家那儿要点水喝就算。经过几个年头辛劳，骑坏了自行车，先建立了四十多个地震观测点，后来扩大到八十五个。建立了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有唐山八中、二中、十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撵庄、赵各庄、曹家口、常各庄、范各庄、殷各庄、洼里、新城子、供电局，供电局下属的变电站建了几个。开滦是大户，十几个矿厂竟然都建了。
　　说到杨友宸同志，又不能不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倾那段公案。反共极右派大做文章，许多无知的人们也把他和反右联系起来。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友宸同志的遭遇和反右实在是两码事，那是彭德怀篡军夺权中打击异己的受害者。
　　杨友宸出身很苦，后来参加革命。1949年南下解放海南，在广东英德剿匪中立过大功。1953年抗美援朝过了江，任作战参谋，荣立三等功，参加过上甘岭战役。1955年进入中国颇有名气的军官摇篮，江西南昌步校。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如果唐山大地震前夕不是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的遭遇，他将再一次创造更大的辉煌。
　　1957年军队内的“批反苏”使他遭遇到人生的一次大曲折。反共极右派做出一付为他抱不平的样子，借此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在朝鲜战场、在上甘岭痛打过他们的美国主子的英雄来说，对他们的廉价同情大概不会认可吧！既然他们在1957年军内“批反苏”上大做文章，我们也就不能不化相当篇幅澄清事实真相。
　　长期以来彭德怀就在党内进行了篡夺军权的活动，打击了很多同志，积怨甚深。尤其把矛头指向威望甚高，国内外公认的军事专家刘伯承同志。刘伯承曾任瑞金红校校长，长征时任红军大学校长，门生遍布全军。对军队建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于带兵且战功卓著，正因为如此彭德怀常常借机攻击一番。解放后不久刘伯承元帅尽管已经退避三舍，当了军校的校长，但彭德怀仍然不放过。1957年有个上校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对苏军顾问机械地强求训练演习与苏军一致，主张不要照搬苏军条例。第一上将萧克未加反对、张宗逊表示过同样意见。彭德怀就借机在军内，尤其在军校内开展了“批反苏”。张宗逊历来是彭德怀的亲信就没事。而萧克被认为是刘伯承的人，成了主要打击对象。在彭德怀的授意下，形成了对萧克和训练总监察部的围攻。由于赫鲁晓夫大力赞扬彭德怀，“批反苏”就又成了批反彭。这次“批反苏”矛头直指刘伯承，在军内打击异己以达到彭德怀篡夺军权的目的。杨友宸同志无疑就是这次“批反苏”的受害者。
　　彭德怀自己就是盲目照搬苏联的，可是到了第二年，1958年他又一反常态，成了最坚决的“反教条主义者”。关键还是为了打击刘伯承元帅。原因是毛主席发现军校内只讲苏联的“十大打击”，不讲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对刘伯承和粟裕提出了批评，彭德怀以为时机又来到了，就借题发挥。毛主席原本和刘伯承是不同意见的争论，原则上不能妥协，但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可是彭德怀却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刘伯承正生病住院，毛主席曾关照：“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彭德怀却逼着刘伯承检讨，甚至危言耸听地对毛主席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刘伯承为了省事就抱病检讨，检讨时受过伤的眼睛里老泪纵横，在场的军官无不动容，检讨完毕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刘帅的支持。
　　在此以前，我国军队内的总参谋长最最倒霉了，都逃不出彭德怀的打击。解放前一直是叶剑英当总参谋长，彭德怀就把打击矛头指向叶剑英。叶剑英知趣地退避三舍，保全了自己。接着徐向前当过一段时间因病退出由聂荣臻当。彭德怀又把矛头指向了聂荣臻。可聂荣臻自己行为不检点最后也不能不下台。原来粟裕定时要向毛主席报告军内情况，可聂荣臻却要他停止报告，由他决定。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朝鲜打仗，大概聂荣臻以为由此可以控制军权了。毛主席发现后对聂作了严厉的批评，而粟裕作了自我批评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并由粟裕担任了总参谋长，这样彭德怀又把矛头指向了粟裕，聂荣臻也因此对粟裕怀恨在心。
　　为了打击刘伯承，彭德怀又把五十年代初刘伯承起草的一个军事条例作为罪名。有个大校说这个条例是毛主席批准的，彭德怀自己也同意并参加了修改，这话一出口就大大地得罪了彭德怀。该大校被开除军籍，解送黑龙江劳改。杨友宸同志的命运比他好得多。
　　彭德怀通过反教条主义终于使得自己的亲信黄克诚当了总参谋长。粟裕受到排斥，萧克被迫退伍，刘伯承退休。彭德怀在军内的权力运用达到了顶峰。
　　有位将军这样形容彭德怀：“目的变成了手段，以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至于手段本身原来是什么，没人在乎了。一旦手段转化成了目的，那么离一败涂地已经不远了。”——正是如此，政坛上这类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他自己不就是搞全盘苏化的吗？连军服也非苏化不可。由于1957年“批反苏”目的是通过打击萧克而打击刘伯承，所以耐人寻味的是，贴大字报的上校最后居然倒没有事。有个老将军很无奈地说：“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也有人形容他：“专横跋扈、心胸狭窄、目中无人、瑕疵必报”——这仅仅从个人的品质上来说。彭德怀真正目的还是为了篡夺军权。可就在他自以为稳掌了军权时，也为自己的最后垮台打下了基础。在将军中得罪的人太多了，虽然得到了总参谋长，却失去了人心。
　　可他还不知足，开始挑战国家的最高权力。接下去就是如何对付文官了，他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以便架空毛主席，夺取最高权力。后来庐山会议上他如果说有什么“观点”的话，其实是来自陈云的，陈云也不支持他。文官中只有张闻天一个人和他合伙。
　　1959年在莫斯科他就宣布国内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只有苏联红军出兵才能解决，他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可回国后并没有什么匈牙利事件，大干一场无从下手。但没想到庐山会议的召开和进展，使他认为遇到了一个好时机。他对张闻天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苏联红军一出兵，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也首先得怪刘少奇、邓小平自己不争气。1958年大跃进他们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等五风，毛主席召开了六次会议，发了三篇《党内通讯》力纠五风。这时彭德怀并没有任何突出的行为。庐山会议对五风进行了最后的打击，刘少奇、邓小平（因故未到场）的五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受到了严肃的点名批评。本来会议已经达到目的要结束了，毛主席并没有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却突然发现新的机会来临了。于是就有他的上书，毛主席当然知道他的目的，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让大家讨论自己请假。只是彭德怀的上书没有标题，就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料这在后来成了刘少奇、邓小平推卸自己责任的主要理由。《意见书》原本就是中性名字，最最使得刘少奇、邓小平伤心的正是7月14日毛主席拿到上书后一言不发，而是让大家讨论，他自己一直到7月23日才出来表态，这时政治局里大局已经定了，他不过最后拍板而已。所以要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除了在“意见书”三个字上做文章外，竟然还找不到第四个字。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庐山会议这九天来的开会情况所知还几乎一片空白，谁究竟说了什么没有任何材料公布，总不可能因为毛主席请假就大家放假吧！文化大革命中说最先起来反对的是刘少奇和柯老，并透露了刘少奇的一句名言：“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但没有公布详细发言。邓小平复辟后对刘少奇的发言只字不提，只提到柯老起来反对彭德怀，也没披露只字。原因不是别的，柯老在庐山会议上原本是做了充分准备最最坚决反“五风”的，这一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对于彭德怀的上书他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他是仓促上阵批彭的。他的讲话必然为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鼓吹者刘邓所忌讳，所以除了说他坚决批彭外，没有一个字能够公布。
　　倒彭实际上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文官当然不甘心自己被打倒，武将们也一样。对他们来说，大跃进或者浮夸风、共产风都不是他们武将的事，最最重要的是专横跋扈、心胸狭窄、积怨甚深的彭德怀倒霉了，于是趁机群起而攻之，彭德怀就这样垮台了。周总理这样批评他：“十个元帅有九个对你有意见，十个大将有九个对你有意见”除他自己以外，没意见的只有他的亲信大将黄克诚。毛主席后来的讲话中也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那以后粟裕和刘伯承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毛主席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当然盲目学苏联还是错误的。
　　彭德怀的上书也并不是真的为了大跃进或者浮夸风、共产风。“目的变成了手段”“一旦手段转化成了目的，那么离一败涂地已经不远了。”毛主席问他，在此以前我开了六次会议，写了三封《党内通讯》，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讲。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你才来上书。这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于是他就突然吐出了举世闻名的“操娘”，刘少奇说：“真不象话”。
　　刘少奇等人要对他进行更严厉的处分，毛主席只同意罢官。自然长期让这个野心勃勃的人当国防部长是危险的。彭德怀看到形势不妙，做了检讨，内容和邓小平一样，无非说对他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对我的挽救，保证永不翻案，决不搞打击报复”。毛主席肯定了这份检讨，做了批语，要求传达下去，并且提出反右倾就此结束。这在时间上是1959年9月9日。可是一直受到抵制没有传达，反右倾也继续进行并且大大地扩大化了。所以那以后的“反右倾”与毛主席绝对无关，不少被打成右倾的人还由毛主席给他们平了反。
　　从张庆洲同志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1960年杨友宸同志的处境好像有了改善，不知是不是与彭德怀罢官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他重新得到启用1968年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这是组织上第一次启用他，不幸的是还拖了个很长的尾巴“严重右倾只能用不能升”。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一腔子热血全倒出来了。
　　杨友宸同志的工作是艰苦的，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也是得到各级组织支持的。如果没有支持就凭他一个人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也搞不起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啊！不信？现在你去说说各级组织和各企业老板，看他们愿不愿意出人、出力、出钱、买仪器设备、提供房子，干这一不赚钱二不升官的事。
　　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但是我们知道，人也给了，房也腾了，群测点也建立起来了，资金所需不多开始没人批得找财政局长，财政局长也给了。而反共极右派最乐意看到的就是把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建设说成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和为他被打成右倾鸣不平一样不怀好意。杨友宸同志想必也不会接受。
　　在他的努力下，就有前面一长串名字的优秀地震群测群防工以及对唐山地震的预报。他们的工作认真负责，采用的检测手段是多方面的这儿就不重复了。
　　张庆洲同志是这样描写他们的：“他们一旦得知故乡显现了大震的征兆，便不顾一切地捕捉地震的信息了。故乡不能毁灭，家不能毁灭，亲人的生命不能毁灭啊！他们捕捉到了临震的信息。……他们曾声嘶力竭地告急！这一切没有感动上苍。父老乡亲大都还在睡梦中，一场大毁灭席卷了整个唐山！他们从此沉默。新闻界也从此沉默。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吗？假如唐山大地震预报成功了，新闻界会怎样呢？这不公平！他们是唐山人的骄傲。尽管他们不是哥白尼也不是海力布，只是一介草民。草民该做的他们做了，草民不该做的他们也做了。他们很优秀，优秀的事迹却沉埋了二十多年。”而且看来竭力捂盖子的当局巴不得将他们的优秀事迹永远沉埋下去。
　　关键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国家地震局是怎样对待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据梅世蓉说，他们辛苦劳动的成果她居然一件都不知道。从这儿就可以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群测群防的意见放在眼里。
　　许多人在网上都重复说着这样一件事。
　　1976年5月28日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的马希融发现地电阻率异常。他反复地仔细检查，结果仪器正常，线路无损，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干扰。这表明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他夜以继日地观测计算，又与其他台站进行交流，并且注意了对地下水和动物变化的观察。于1976年7月6日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上午，国家地震局两名地震专家到达了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汪成民同志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叫钱复业。专家毫无理由地认为地电阻率下降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双方的对话很干脆，钱复业根本不承认是异常，最后语带讽刺地说：“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态度十分傲慢，言下之意你还嫩得很，显然看不起群测群防点。不过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专家好像还是要好一些。那时的专家大抵不会来，就是偶然来了也早就拂袖而去了。而她却还能叫他“好好学习学习”。其实那些专家自己也不摸摸自己的底。我国地震工作是从1966年开始的，他们除了比马希融所处地位高以外，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马希融不就是没进国家地震局的门吗？真的要论水平谁知道谁就一定比谁高？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张庆洲同志又告诉我们，以后他又多次预报地震成功，证明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这个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概就叫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在文化革命中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的态度有了改变，做了一些好事。有的作了一些好事，邓小平复辟后又旧病复发了。有的从来就没有过长进。
　　比如杂交水稻，现在大家都知道袁隆平。但当时袁隆平处境和马希融比也差不多。他早在1961年就形成了杂交水稻的理论。过了三年才得到杂志上发表的机会——这比现在要好一些，现在恐怕三十年也不一定给你发表。发表后没机会实践。直到1967年文化革命教改小分队才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1969年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各行各业都大发展，科学技术也一样。报上发表了文章，《科学种田，越种越甜》。农业科技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提倡。尤其是培育优良品种。这时杂交水稻被立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1971年研究有了一些眉目。可正在这时，也来了两个专家，不知是不是才解放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袁隆平他们的研究不屑一顾，尽管袁隆平早就发现水稻杂交长的就是好，他们却一口咬定水稻是自我传粉的作物，不能杂交，就是培育了杂交水稻也没有杂种优势。不听解释就拂袖而去。
　　不过现在大家也只知道袁隆平。其实仅仅有个袁隆平是根本不可能有杂交水稻的。我国的原子弹、导弹、航天技术大家一开始不知道邓稼先等人，只知道聂荣臻、张爱萍等组织者，一直到毛主席周总理。杂交水稻相反，只知道专家袁隆平，不知道组织者。而现在航天更不一样，只知道杨利伟，既不知道专家也不知道组织者。其实我国的载人航天在1970年发射人造卫星后就得到毛主席的批准了，苏联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四年后加加林上天。我们第一颗人造卫星比他们第一颗重一倍多，准备以比他们短的时间内上天。后来有人上书说，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规模建设高潮，不和他们比这个，应该集中力量搞建设，得到了毛主席批准暂缓。1975年大建设已经有了眉目，人造卫星回收也成功了。毛主席就再次批准选拔航天员，准备到1980年，当三届人大宣布的四个现代化规划的第一阶段完满实现后，就同时庆祝载人航天。不幸的是毛主席逝世邓小平复辟，刚开始邓小平急急忙忙地透露了这一消息，作为他正在搞四个现代化的依据，闭口不谈他在江西时就准备载人航天的事实。后来一则财政严重危机，二则“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终于把我国第一批航天飞行员“彻底否定”了。真不知道杨利伟上天后他们是什么感想。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国载人航天既不说组织者也不说科技专家。同样杂交水稻没有人组织光靠袁隆平是不可能成功的。1973年三系配套还差一系，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1000多人开会攻关，这个会议不是袁隆平有能力组织的。会后当年就找到了第三系。1974年试验育种，1975试种得丰收，杂交水稻正式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组织杂交水稻攻关，召开这个会议的是什么人我们都可以想象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只知道袁隆平而不知道组织者。运十飞机被“彻底否定”不就因为是“四人帮”搞的吗？
　　唐山大地震所以许多事情被捂着，原因更复杂，就是因为死了二十四万人。既不能给文革派记功，如辽宁省委和肖寒，又要掩盖自己的罪行。
　　钱复业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她的否定沉重地打击了马希融。但他更尊重科学。他夜以继日地继续严密监测，地电阻率的异常令人惊悸。终于他冒着一旦误报给自己必然带来的极大风险，为了千百万人民再次发出临震警报。1976年7月27日18点，他拿起了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可是来不及了，九小时以后，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他痛苦，他愤怒，一度把怨气泄到汪成民同志身上，对着唐山人民检举汪成民是国家地震局的人，使他冤受了一顿饱打。汪成民同志没有怨他，还面对着张庆洲同志说了马希融的功绩。
　　钱复业回来总算作了汇报，这一点她没有失职。但是她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梅世蓉不可能没听过她的汇报，可见她说群测群防点的结果都不知道完全是谎话。他们根本不想听，因此听得少才是事实。汪成民同志说：“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
　　后来钱复业来信给马希融，承认自己水平有限，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对人民有罪。张庆洲同志相信这是地震专家真心的忏悔。我们却不能不保留。首先要看看她对汪成民同志的态度再说。汪成民同志在唐山回来后成了替罪羊，“上上下下一个口径”。这儿所说的下，包括钱复业吗？如果不包括，那么汪成民同志用词不够严格，不是完全地一个口径。如果包括，这是真心忏悔吗？第二也得看她在公开场合有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仅仅对马希融认错，谁能保证不是为了更大的掩盖呢？我们希望钱复业能够真心忏悔，但是为此她必须面对着全体唐山人民，也面对着全国人民不仅仅作自我批评，而且要尽自己所知揭开唐山大地震未能预报的真相。揭开国家地震局内，谁是反对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反对群测群防、不搞百家争鸣、压制不同意见的罪魁祸首，以及其他一切罪人。不知道如果张庆洲同志采访她，她将怎样回答。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钱复业有罪并且没有真心忏悔也不是主要罪人。她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一下就可以了。她不是运动的重点，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者才是最大的罪人。
　　唐山二中田金武的地震三要素，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异常，这些查志远都知道，也都应该知道，可是这个主持群测群防会议的人没有把群测群防的结果放在心上。无怪乎有人要揪出这个走资派。也无怪乎一向与世无争的王书蔚批评“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里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的侯世钧，曾在1976年7月16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上报有破坏性地震发生。并且郑重地加盖了“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他说：

　　　　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测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测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姜义仓悲哀地说：地震专家们，在大地震之前来赵各庄地震台一趟多好啊！你们是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异常，还是抽不出时间来？哪怕给我们一个公式也行！
　　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

　　　　大地震发生以后，赵各庄矿地震台抢救仪器设备的同时，也扒出了全部《地震知识》挂图。这些挂图凝聚着杨友宸的心血。二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的官员们来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的“土”东西，老外们却很感兴趣。

　　他举例说明仅仅赵各庄矿地震台就有大量的联合国和外国的记者、专家参观、拍照和录像。数量之多使他无法全部摘录下来。

　　　　我们的土东西呀，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土东西！蓝眼珠黄头发的老外们，唐僧一样不远万里而来，就为一部真经。可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地震的国土上，有几人当回事了？我凝望着杨友宸的杰作终于明白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数以百计的地震工为什么怀念杨友宸；也似乎明白了，我在采访杨友宸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泣不成声！
　　　　二十多年了，人们不知道在这场大劫难之前，各种监测手段曾出现过许多的临震异常，而且不是震前一两天才出现的！比如赵各庄矿地震台从1975年11月中旬出现异常，1976年7月中旬结束，异常长达270天！

　　群测点的工作成绩是不可否定的，但是被国家地震局的权势者们否定了。而这又和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有着无法扯断的联系。在社会上如飞蝗似地乱窜的谣言和国家地震局里的权势者是一样地反对并且大肆攻击群测群防的。
　　河北队唐山监测中心台的刘占武等同志和国家地震队就不是同一个样子，张庆洲同志说刘占武总有一种负罪感。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倒是认真工作的，汇集了各方面的情况，只是他们的动作慢了一步。这一些钱钢都没有说。我们必须原谅他们，胜败是兵家常事，不必过多自责。他们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地区监测站，河北队比国家地震局小得多，他们又是河北队的下属机构，梅世蓉自称分析预报室是很小的机构，但是全国的地震信息都得在她那儿汇总，而唐山监测中心台只能汇总唐山的信息，他们自己的观测手段当然远远比不上国家地震局。他们手下只有七个专业地震台，对于昌黎的地电异常他们做过反复的观察，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扰，一直到1976年7月27日晚上6点多钟还很不放心准备第二天再会商，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知道他们尽职地向国家地震局报告了这一异常。我们不能据此对他们指责。各个群测群报点报上来的异常，如田金武、李伯齐、马希融、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讨论过，给予过指导。到过现场，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过汇报。他坦率地承认他们都向他们做过报告，不像梅世蓉矢口否定。该做的工作他们都做了，另外他们的权力也太小了。如果国家地震局里手握大权的人，人人都能够像他们一样，那么唐山大地震就必然是另一个样子。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唐山、或许在河北省发生什么了？唐山的地震群测群防点是被国家地震局所瞧不起的，但他们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把情况先报给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杨友宸同志，由杨友宸汇总做出预报报给当地领导。由当地领导作出防震的决定。为什么这事也没能作好。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杨友宸上五七干校的事。唐山的群测群防网群龙无首了。
　　首先我们要指出，群测群防点没有向上作出地震预报的义务，他们的职责是发现异常，向上报告，像上面所提的田金武、马希融等同志的工作已经大大超出他们的本职了。他们就是这样认真负责地工作着。一般来说仅仅根据一个群测点发现的异常是不能做出预报的，他们或者像田金武那样用了多种手段，或者像马希融那样做了认真长期的观察，或者和其他群测点联系做出了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在唐山八十多个群测群防点总数中占少数，而责备其他的点。
　　地震发现异常的绝不仅仅上述那些单位和人，他们仅仅是工作成绩特别大而又受到国家地震局漠视的一些例子。大多数群测点都发生了异常，光地电仪就烧掉了几十个。还有其他异常，杨友宸同志说宏观异常能写一本书。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些信息汇总到杨友宸那儿，不但可以向上报，杨友宸同志也一定会向国家地震局，向河北队，向刘占武报的，而且自己也一定可以得出唐山大地震已经逼近的结论。即使国家地震局不理睬，刘占武同志也会得出结论来，从而加强了呐喊声。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地震局不理睬，事后也容易追求他们的责任。
　　一般来说，这些地震观测点的职责是把自己观察到的异常向杨友宸同志报告，他们也一直在报，杨友宸同志一直密切地追踪着唐山的地震趋势。而且直接找到了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作了汇报。
　　早在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就主持召开了防震工作会议，通报了杨友宸和各群测点的研究成果，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各部门相继成立了防震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推动了防震工作的深入开展。杨友宸白天跑各个监测台站，回来以后接各个点的电话。按市地震办的规定，每天18点以前报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还经常跟沈阳、济南、天津等地地震局沟通情况。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渠道已经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许家信指示由副主任王耐林负责，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杨友宸向几百名与会者通报了唐山地震形势：唐山在原有的发震背景中，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近日来发出地震预报的单位增多，频率很高，呼声很大。因此近期存在着强震的危险。临震预防工作刻不容缓，要抓紧组织实施。杨友宸发言结束，一阵沉寂过后，第一把手们悄悄议论开了。最后王耐林作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因此，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但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以便迅速采取相应的防震措施。
　　许家信的做法看来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张庆洲同志称他“圆滑”。我们确实不能对他做出任何指责，不能要求市委书记事必躬亲，让副主任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已经说得过去了，如果会没开好，造成的后果得由副主任负责了。不知道他问过王耐林没有。
　　至于王耐林的指示却与杨友宸正好唱反调，不知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做出的结论。另一方面却又说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也不知有什么具体措施还是应景。但是他又说：“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好像是把球踢回到杨友宸同志那儿了。杨友宸同志要求抓紧组织实施。他却不说组织上该采取什么措施。没他指示，杨友宸同志和唐山的群测群防网点也都是高度重视前兆并且上报的。紧急动员群众防震或许还过早，但像辽宁省委那样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总还是可以的，在这时普及防地震常识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什么就不能对群众说，有地震危险但目前还不能做结论，要求群众一起加强宏观异常的观察并且随时上报呢？
　　最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让杨友宸同志去五·七干校了。
　　这儿不能不说一下，就是这一件事，使得反共极右派和邓小平分子大开了胃口，好像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就是五·七干校的罪。那些人都是把进五·七干校作为受惩罚对待的。讲穿了那是一些官老爷和自认为贵族的人们，借题发挥，要求维持自己的贵族地位。在他们看来自己作为贵族是绝对不能和草民一样从事体力劳动的。其实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就进过五·七干校，八十年代她的儿子长大了，她还要送儿子上五·七干校呢！五·七干校是从文化革命以前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演化来的，目的是要干部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并不是说干部犯了错误才得进五·七干校，所有的干部除老弱病残以外都得去五·七干校轮训。本身无可指责。应该承认有的人把自己进五·七干校当作受惩罚，作为贵族他们是干上一天的体力劳动都要作为一辈子话把的。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把五·七干校作为惩罚他人的手段。事实上七十年代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某某人因为和领导过不去，所以这次到五·七干校去了，大家要吸取教训。”说后往往还欲盖弥彰地补充一句：“当然五·七干校是锻炼干部的好地方”
　　不是说杨友宸同志不能去五·七干校，关键是：第一不能作为惩罚的手段。送他去五·七干校不就是因为他和军代表有什么过不去吗？其他罪名都是陪衬。比如：光拉车不看路。他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怎么能够说成不看路呢？说穿了所谓的不看路不就是不跟那个军代表亦步亦趋吗？第二不是个时候。毛主席提出干部参加劳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不废事、二不死人。他们让杨友宸同志在关键时刻去五七干校，一废了事，二死了人，而且死了二十四万人，这能说是无罪的吗？能把责任归罪于五·七干校吗？不要说去五·七干校，这个时候就是让他去地震学校深造也是犯罪，当然不能因此说地震学校不能办、不能去。当一支军队摆好了阵势，准备迎击进犯的敌军时，能够把主帅调到军事院校去深造吗？
　　杨友宸同志不是不可以去五·七干校。但是第一在这地震危险逼近，王耐林尚且指示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时，绝对不能让地震办公室实际的也是唯一的挂帅人物离开岗位。第二就是地震危险不大时，让他去五·七干校，也必须安排好得力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
　　实际所派的一个女教师不管事，另外的人尽管有他的反复叮嘱仍然当做了耳边风。他回来后从废墟中刨出资料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最关键两天，26日空白！27日空白！都是空白！群测群防主要是发现异常，这些异常必须经过杨友宸那样的挂帅人物来汇总，才能发现异常不是个别地点，不是其他原因，不是干扰，不能因为田金武等同志作了正确的预报就依赖像他那样特别优秀的群众性的地震测报员。挂帅人物一走，各群测点发现的异常就不能汇总，有人打电话到唐山地震办，跟那个女教师说不清，事情就拖下来了，后来才发现大多数群测点都发现了异常，可是那已经来不及了，二十四万条生命已经被地下的恶魔夺去了。
　　7月27日晚上安继辉就向杨友宸报告严重异常，接电话的正是那个不承担责任的女教师。安继辉想：有人组织分析分析就好了。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会商，发现异常要立即上报，无论是谁值班，地震前兆异常还是要报！至于为什么安排杨友宸去干校，为什么调一个老师到地震办公室，那就是“权力”的事了。
　　大多数发现异常的点，只知道另外两三个点有异常，当然不能苛求他们发出预报。他们更没有这个权力。群测群防必须是一个网，而不是一些点。总之由于杨友宸同志走了，又没有派出得力负责的人接替，唐山的群测群防网被撕碎了，成了一些群龙无首的散点。这些散点再努力，也不能解决问题。侯世钧同志是一个优秀的群众测报员，他向唐山地区地震队刘占武他们白纸黑字发出了临震预报。准备负虚报的责任。唐山地区地震队开始不相信，来考察后也不安了。但他们也没有发预报的权力，必须向上汇报。但是急性子遇到了慢郎中是没有办法的。面对天真可爱的孩子侯世钧同志再也受不了了，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还通报了一些教师。不知他这一报告起了多大作用，救了多少人命。但这样做严重违纪，不能提倡。他知道，是谁把他逼到这一条路上去的呢？还有他的预报毕竟没有权威性，收到这一消息的家长都相信吗？
　　杨友宸同志恨透了通知他去干校的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这个人甚至敢于说：“这是组织决定，地震办的工作你甭管了！你甭负责！”他当然是传声筒，他背后是什么人呢？什么人这样大胆？看来这些人是杨友宸同志的顶头上司。什么时候他的直接领导变了？1968年让他搞地震，此时却不要他负责，以至于追踪了八年的唐山大地震临到发生前却让它跑掉了。难道他们不知道地震的厉害吗？
　　毫无疑问，李世信罪责难逃，谁给这个代理支部书记那么大的权利，可以漠视百万唐山人民的生命安全呢？那个军代表当然也跑不掉，这中间的纠葛看来得由杨友宸同志来揭发。
　　最使人恐怖的是地震发生后杨友宸同志冒着余震危险从废墟中刨出了地震资料发现一片空白，气得大骂，不久这些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就不翼而飞了！面对着如此严重的毁尸灭迹行为，三十年来居然还没有受到追查，张庆洲同志披露了这一严重事件，他的书倒成了禁书。
　　张庆洲同志是在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后，得知有位杨友宸并且开始采访的。电话的声音都很低沉，可见这些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知情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透露这些情况个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近三十年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道，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啊？
　　但王耐林有没有责任呢？既然说：“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并且已经把球踢回到杨友宸那儿，那么为什么不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仅仅从加强地震预报工作的领导来说，就不能让任何人把杨友宸调离岗位，而是应该加强他的权力。还有许家信呢？他们不是杨友宸的顶头上司，但是怎么就让一个代理书记逼着杨友宸同志离岗呢？
　　还有河北省委有没有责任？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发出后，辽宁省委做得很好，唐山也在文件中，河北省委仅仅是没有人通报以至无从着手还是什么？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有没有把结果通报河北省委？1976年5月，济南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杨友宸指着数据图表，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山东、天津等省市的代表表示赞同。有的省市代表也提出了异议。这有的省市包不包括河北呢？应该指出河北地震队对可能发生唐山大地震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他们有没有把这次会议向河北省委报告呢？河北地震队是不是也像国家地震局那样排斥群测群防，压制学术上的不同派别呢？
　　以上这些都是必须查清的。当然最大的责任还在于国家地震局。
　　对许家信当时有这样的评介，也列在这儿：

　　中共唐山市委第1书记许家信被抢救出来后，立即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建立起“抗震救灾指挥部”。4点钟，一辆大轿车风驰电掣般驰过烟尘弥漫、余震频繁的大地，直奔市委而来，这是第一个向市委报到的人民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和她的战友，她急切地抓着市委第一书记的手："我们有140辆车完好无损，整装待发。现在，救护阶级兄弟需要我们，运输物资需要我们，宣传动员需要我们，下命令吧！"
　　据8月25日《人民日报·伟大的核心力量》中记载，“许家信望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这个二十五岁的新干部，心情十分激动”。清晨6点10分，即发生地震后两个半小时，震中唐山终于确定出来。
　　此时的黎明，一个失去了往日喧闹、失去了生气活力、失去了生命的清晨来到了。曾忙碌的身影已无处追寻，天真的笑语成为绝音。但中共唐山市委的常委们却丢下个人的一切，纷纷赶到书记身边，在李玉珍的公共汽车里，举行了震后第一次常委会。许家信含着热泪，对大家说：“在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坚信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迅速援救唐山人民！”

　　这些都是对许家信正面的评介。杨友宸也认为如果他不去干校，许家信会发布临震预报的。市委书记有这个权力，然后向省里备案。唐山市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就是有力的佐证！但是我们在这次责任者排查中任何人都必须经受严格的审查。不知什么原因，叮嘱冉广歧同志不得透露青龙奇迹的不是唐山的地委，而是承德的地委。是唐山地委书记李悦农死不瞑目吗？中央—河北省委—承德地委—青龙县，这中间是什么关系呢？
　　王建功同志根据开滦系统各矿厂地震办报上来的意见，总结分析了他们的图纸资料和预报意见，提出在7月底8月初，唐山将发生5级以上的强震。1976年7月24日左右，去参加河北省地震局的会议。临走之前写了地震预报意见。由于见不着局长，连局长秘书都很少见着，交给了局办公室，让他们转给局长。到石家庄后又交给了河北省地震局。可是会议开了两三天，唐山就震了。
　　不管怎样，除了国家地震局以外，地方上还是有人必须对这次本可避免的悲剧负责。张庆洲同志说：

　　　　我想，唐山大地震前夕，许多台站都曾发出过临震警报，关键性的综合分析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收到这些信息了吗？如果收到了，他们至少也应该在百忙之中交代一下。如果没有收到，这些弥足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还沉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桌里呢？
　　　　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而像吕兴亚、侯世钧他们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则不是直接呈报给国家地震局，那些“有关部门”是否层层往上转了呢？如果没转，是哪一级的官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我只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人。因为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一个行政部门犯错误不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种错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错误，它以数十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

　　但不管如何，杨友宸和唐山的群测群防工并没有白辛苦。不管什么人当初怎样破坏群测群防，后来又怎样捂盖子。他们的努力还是告诉我们，即使事先并没有小震，唐山大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这从反面说明了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正确，也说明了刘英勇、梅世蓉之流以及他们的后台散布的“天命论”和“地震不可知论”的破产。让御用文人钱钢去骂“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吧！
　　张庆洲和刘小汉教授在谈话中高度地评介了群测群防。
　　他们认为我国政府从60年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任何大地震在爆发前都有前兆异常，因此是可以预测预报的。
　　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很多人，如杨友宸、马希融、田金武、李伯齐、王建功、姜义仓、侯世钧、吕兴亚等都很有水平，报得最准确的不是科学家，而是这些唐山地震工！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现在还是遥遥无期。一些经验性的土办法地应力、地磁、次声波、天体引力激发地震等等倒是比较灵光，报得非常准确。预报意见和实际发生对比，评分比较高的都是属于经验科学的。轻视已有的宝贵经验，甚至对之持否定态度，是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这些经验目前确实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这第一步是很可贵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人们认识任何事物，一般都是先从“看图识字”开始的。阳春白雪虽好但目前还没有，倒是下里巴人已经起了一些消灾除难的作用。
　　不能你正规军打不成，我民兵能打，可你不相信我民兵，又不让我民兵打。
　　这些意见都非常中肯，但是我们不能不作两点纠正。
　　第一，杨友宸、马希融、田金武、李伯齐、王建功、姜义仓、侯世钧、吕兴亚等等同志才是科学家。从实践中来并在实践中经过证实的就是知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什么知识。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19世纪末期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联合起来和物理学家的一场论战。物理学家历来非常骄傲，根本看不起生物学和地质学，认为他们不过是经验科学。而物理学却能够用数学的语言来精确地描绘。其实能够用数学来描绘的正是最最简单的科学。正因为它简单所以人们很快就学会用数学来描绘了。有了量子物理后人们已经知道，可以用数学来描述化学，称之为量子化学。但尽管现在有了极高速的电子计算机，人们还不能计算出一个最简单的化合物，因为这太复杂了。有机化学比无机化学高一层，生物学又比化学高级得多。因此在那场论战中决不能认为物理学能用数学描绘，非常精确就一定胜利。实际上这场论战物理学家是输定了。论战的题目是地球和太阳系究竟有多少年了。物理学家认为最多2000万年，而生物学和地质学认为至少二十亿年。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大概46亿年，太阳系也差不多。关键就是当时物理学家只知道引力能，认为太阳的能量来自于万有引力。根本不知道还有热核能。还是毛主席说的那样，人类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而物理学家因为自认为精确，就骄傲了，认识上也停止了。一直到放射性和光速不变的实验使他们先陷入困境，后来才明白自己的夜郎自大。生物学现在已从经验科学发展到了DNA阶段。同样现在地震学上这些经验科学也是将来精确的地震科学的先声。
　　第二，张庆洲同志特别强调了杨友宸、马希融、田金武、李伯齐、王建功、姜义仓、侯世钧、吕兴亚等等同志的高水平，他们的水平当然高的，必须肯定他们的功绩。这在揭露查志远、梅世蓉、钱复业等翘起尾巴做人上很有益处。他们的学历也是很高的，和他们比，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查志远、梅世蓉等人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专家。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指出，群测群防的工，有较高的学历当然好，但不能光看重高学历的。我国的教育事业不能不有限，低学历的人不能不占多数，解放前绝大多数人不识字，初中文化就算小知识分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初中生还很少，大城市初中生看不起农民，小城市初中生还看不起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初中生了，高中生也不少，初中生的尾巴翘不起来了，相反也成了看不起的对象。正因为学历高的是少数，地震预报工作必须依靠群众，不能仅仅依靠高学历的人，不能把科学说得太神秘，捕住地震前兆有的需要一定的学历才能干，像水异常、动物异常连文盲也能够捕捉到的，要把科学尽量通俗地传播到群众中去。田金武等同志学历高在群测群防工中贡献很大，成了真正的专家，做出了高水平的预报。但是在八十几个群测群防站中像他那样水平的就只有几个。这决不是说其他群测点可有可无了。几十块电表被烧，如果没有田金武等同志，把那些学历比较低的群测群防工观察到的异常乃至没有文化的群众观察到的动物、水等宏观异常综合起来也能做出大地震即将来临的结果。海城地震中那三个女话务员，和由家属、干部组成的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队群众测报祖，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估计他们的学历并不高吧。
　　还有青龙县冉广歧同志建设的16个群测群防点，没有一个做了地震预报，看来他们的水平不高，学历也不会高。负责温泉的老人是地震观测员，也许根本就没有学历吧！王春青师范学校毕业，原是中学教师。生于1953年，看来他那师范连大专都不是。他尚如此，何况其他人呢。他们都不是田金武那样学历高，从群测群防点出身的专家。但是谁能说他们没为青龙奇迹做出贡献呢？唐山有着那么强的群测群防队伍反而没有做到。
　　我们不是贬低田金武等同志的工作，也不是说学历高不好，而是为了防止忽视低学历同志工作的倾向。如果发生这种倾向那和梅世蓉之流也就差不多了。当然文化低的同志也要认真学习文化，也要争取成为专家，成了专家后也不要鄙视工农群众。总之工农群众要当科学的主人，不是由其中一部分人成为高踞于工农之上的贵族。

　　——30年后杨友宸同志平反了，但彭德怀平反却比他早得多。也不是真正平反，不过是邓小平为了复辟，巩固自己的统治，多拉一些人对付革命派而已。1959年的死对头联合起来了，大家都是好东西，暗中还是在较劲。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并没还他个国防部长，虽说他已死，黄克诚是大将，不该接替他的国防部长？甚至还没能恢复黄的总参谋长。杨友宸的平反不但也是雨过送伞，对他在唐山大地震前的工作和遭遇也没有做任何肯定。而且我们要注意那是和被彭德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粟裕、刘伯承平反是同时的。
　　与其给他平反，倒不如好好地大张旗鼓地追查一下在关键时刻让他离开地震岗位和偷走资料毁尸灭迹的罪犯吧！听说杨友宸同志已经不幸去世，临终以前还对老伴念念不忘唐山大地震。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地悲哀。时间又减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刘小汉教授的“老一套”

　　刘小汉教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

　　防灾备灾不能封闭型必须开放型
　　科学家、政府官员和群众充分交流信息，而不应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三堵墙。这需要行政管理者、科学家和社会公众在观念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尤其政府要有一个质的转变。
　　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三大群体，政府是关键，不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如青龙县的行政领导，层层的关键岗位，每一层思想都很一致，让老百姓参加到防灾的具体行动中来。
　　无论多么及时地救灾也不如更好地防灾，而防灾的关键就是预报。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就是依靠群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把公众的能量调动出来。政府应该把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让他们参加到预报科学活动中来。
　　老百姓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比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科学家要大得多得多！地震前兆往往是通过老百姓来获得的。如果大家都有地震知识，就会积极主动地观察，如动物异常，动物的临震前兆异常是比较准确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宏观异常现象。
　　要重视土办法，像土地电、地应力等群测群防手段
　　等到宏观异常大量出现，不震的概率已经很低了。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狗、猫反常了，黄鼠狼搬家了，老鼠满街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地震，老百姓也会很理解，绝对不会怨恨政府！
　　要向社会公众交底，让公众自己判断，公众参与了就有能力判断。让社会公众清楚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百姓封锁消息，政府突然发布临震警报，在这种情况下地震没有发生，老百姓才会怨恨政府。老百姓参与不参与防灾，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行政管理者往往想不到这一层。
　　还要有政府和科学家的引导和建议。

　　以上这些现在联合国也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些意见完全正确，但是它们不是别的，在我们中国早被人们嚼烂了，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正是邓小平集团和反共极右派以及一切反动派攻击的“老一套”
　　毛主席路线的精髓就是群众路线，正像他说的：“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要依靠群众，但领导是关键。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
　　科学家、政府官员和群众充分交流信息，而不应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三堵墙。——这不就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干部（领导）、群众和科技人员的三结合吗？也就是地震工作中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专群结合。
　　毛主席路线不是主张以预防为主吗？要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夜震。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领导要走在群众的前面，但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压制群众，不能把群众当作群氓，不能把群众当作阿斗。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
　　我们不知道刘小汉教授真的是以为自己有了新的发明创造，还是在现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曲折地表达毛泽东思想。
　　也许刘小汉教授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和探索才得出这一切的。但是这不是别的，他不过无意之中重新发现了毛主席早已运用得十分纯熟的思想。群众路线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解放以前毛主席在革命战争中发明了人民战争的理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后他运用类似的思想建设祖国，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在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建立起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又实现了三届人大宣布的四个现代化方案的第一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他的管理工业的鞍钢宪法不就是“政治挂帅，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建设中他一贯提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甚至解决绝大多数人民的医疗问题，他也提倡赤脚医生和专业医生相结合，除四害讲卫生也大打人民战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从而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刘小汉教授说：

　　这种信息并不是要么震要么不震。而是这个科学家说可能震，那个科学家说可能不震，综合起来大概是怎么样。今天发生地震的概率是30％，明天可能是40％，临震可能达到60％，宏观异常出来就80％了。社区公众关心自己的家乡，就会注意观察，采取备灾措施。
　　地震科学家预报了一个地震，根据临震预报停工放假人们都去躲避地震，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公众搬出去一个礼拜了不震，过了十天半月的还不震，你科学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大都采取这种极端化的措施。就没有类似天气预报降水概率50％或是30％那种概率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问题上，不管是当初的国家地震局的老爷和自命不凡的专家，不管是御用文人钱钢还是中央电视台乃至现在的当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唐山大地震要么就封锁，要么就预报，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选择。谁如果谴责他们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他们就拿出种种理由来说明当时预报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今天突然感到捞到了一颗重磅炮弹的反共极右派们其实也是这样，他们纯然出于政治需要，要求一发现一些异常就立即发出地震预报。甚至极不负责地提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他们的话千万不能信，尤其不能做，如果依了他们，那就国家大乱了，到那时他们决不会对自己造成的结果负责，反而要生出一些新的理由来作为进一步的反共炮弹。
　　二十四万条生命也不能唤起丝毫内疚的梅世蓉之流、御用文人钱钢、中央电视台、现在的当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拼命地掩盖抹煞唐山大地震可以预报的事实，对于做出预报的群测群防点和北京队、天津队、地质地震大队和汪成民同志尽量地抹煞他们的成绩，甚至痛恨青龙县奇迹的存在。
　　我们早就说过，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走这样两个极端。海城地震是做了预报的，广播一遍遍地告诫人们从屋子里走出来，到滴水成冰的露天里来避震，但在这以前，辽南人民早就得到招呼了，存在地震危险，要大家睁大眼睛捕捉地老虎。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参与下，大量的地震前兆汇总到了领导和专家的手里，才有把握地发出了正式的预报。
　　关键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只相信自己和专家。他们总宣称如果让群众知道了真相，就会发生大混乱。
　　相信群众并不等于简单地把地震消息告诉群众就算了事。赵紫阳的四川“奇迹”，所以会发生大混乱并不是搞了开放性的防灾备灾，而正是在“要么就封锁，要么就预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中走了后一条路，唐山的灾难则是走了前一条。唐山和四川正是这种两个极端政策的两个例子。四川的群众并没有在四川省委的领导下真正地参与进去。一方面没有向社会公众真正交底，在地震可能的破坏区只是简单地向群众宣布地震预报就了事，没有组织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没有认真对群众宣传抗震防震知识，没有认真组织和安抚群众做好抗震防震工作，在这儿领导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而其他有感区和无感区，则什么都不对群众说，光会训斥群众。为首的领导就必须认真为人民服务，干部队伍必须作人民群众的表率，在为首领导以身作则下，对干部队伍必须严格要求，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使得他们在地震发生前积极地组织群众预报地震和抗震，发生后，要不顾自己安危组织群众抢险救灾。四川“奇迹”正是由于干部没有做出表率来。到了关键时刻自己首先怕死，就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尽管你说的“本地仅仅有感无险”都是真话，群众也不相信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看着干部，而干部的行动是无声的引导，或者引导到好的方面，或者引导到了大混乱之中。
　　张庆洲同志是完全赞同刘小汉同志意见的，现在在网上有个说法，据说张庆洲同志认为：“宁可错报一千次，不可漏报一次”对此不能相信，这很可能是捂盖子的当局或者反共极右派的造谣。在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我们不但根本看不到这一说法。而且张庆洲和刘小汉教授的意见很明白，是要公众参与，决不是在要么封锁，要么预报两个极端之间选择。

　　◆科技战线上的法西斯专政

　　胡乱邦、李昌等人是最最反对在科技部门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了。他们的总后台邓小平自然也不例外。
　　如：李昌在物理所的一次动员大会上说：“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科学不能专政，不能把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口号套到科技界来。”
　　1975年8月6日与黑龙江科委的谈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对的，当时在科技界怎么样？要不要提，我看不要提。”
　　前面说“是对的”是陪衬，真正的文章在“但是”后面。
　　其实他们岂止在科技部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要用法西斯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专政在复辟以前已经存在了。在1976年尽管邓小平、胡乱邦、李昌和胡汉三都受到批判，被罢了官，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还存在着，而且有着相当的力量。
　　毛主席说过三分天下有其二。列宁说，建立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什么是国家？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就是专政，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资产阶级国家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而且资产阶级专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正像毛主席说的：“总有一部分人受压。”小人物不喜欢掌权的大官们的压迫，就要革命。
　　在国家地震局里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压迫着广大的群测群防工，马希融不是在地震的废墟上把母亲的血衣拿出来，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就是北京队、天津队、地质地震大队还不是受压制的？整个东派都受压制，他们用行政手段排斥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唐山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作为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的组长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为了百万唐山人民的生命安全，汪成民不得不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越轨”。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们不做反省，反而当汪成民同志去唐山几个月后回来，成了替罪羊，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弄得他家破妻离，面临坐监狱，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这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可是汪成民同志顽强地活下来了，这需要多大的勇气！终于有机会对张庆洲同志说出了事实真相，并且使我们有机会看到。
　　邓小平集团借口不能对科学技术专政，来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对科学专政了？不是别人，对科学专政的正是他们自己。西派对东派的压制不是对科学的专政又是什么？就和李森科一样，他们是一批学阀，一批学术上的霸王，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他们指责群测群防水平低不科学，也压制东派，对上封锁东派的意见，那才是道道地地的对科学专政。梅世蓉就是对科学专政的杰出代表。
　　如果说毛主席在世时他们已经通过这种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制造了一起本可避免的大悲剧的话，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我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就更肆意妄为了。
　　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真相长期被捂着。功臣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开滦的肖寒和辽宁省委就不必说了，冉广歧同志也被禁口，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不但没有表彰和嘉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相反不久就调出青龙县。后来又被贬官，他能安全着落实在是很大的幸运。我们已经知道张庆洲同志到哪儿都看到，不管是罪人还是功臣，乃至普通群众，都不大愿意说话，许多群众显然有顾忌。
　　使得张庆洲同志去查访的是一个电话，一个神秘的电话，告诉他去找杨友宸同志，电话的声音都是压低了的，显然怕被打击报复。
　　张庆洲同志到青龙县，青龙的山民不论说好说坏，都不敢涉及政府的事。
　　披露青龙县成功预报唐山大地震的两份简报，后来就被收回了。
　　张庆洲同志要求王建功同志讲当时的情况。王建功面露难色，承认自己有看法，可是不能说。因为不但触及小人物还触及大人物。
　　小汉先生很机敏也很健谈，但是谈到中国的土办法下马时却很吃力，吞吞吐吐似有许多难言之隐。
　　张庆洲同志就开滦奇迹去采访马彩欣同志。马彩欣告诫他：“你写这个小心点！唐山地震之前，开滦矿务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个大功劳。地震后不久就粉碎‘四人帮’了，这又是‘文革’的功劳了，能说吗？当时，开滦矿务局地震领导小组组长是肖寒。这是人们回避的事，一直没人敢写。”
　　张庆洲同志问：如果我将咱们的谈话公之于众将如何。汪成民同志回答道：“我意识到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据说汪成民同志不是党员，但我们总是觉得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张庆洲同志说：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似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也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我们能够体谅张庆洲同志的处境，如果他什么都直言不讳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能有一丝机会出版，我们也只好从御用文人钱钢哪儿得到一些官方愿意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了。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说几千年来封建史家颠倒黑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反动封建统治和农民革命的真相的话，在御用文人的文章中也足以看到一些真相，而且越涂越黑。钱钢没想到他的再版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和张魁三，也暴露了胡汉三。邓小平集团把持的中央电视台本想中伤当时的党中央，反把赵紫阳在四川创造的“奇迹”暴露了。
　　现在真正的罪犯还活得好好的，有的人还很滋润，如梅世蓉不久就升了官，当了分析预报室的主任。有的人如胡汉三、刘英勇已经寿终正寝。而张庆洲所写的《唐山警世录》却被当局列为禁书。这部禁书的张庆洲由此受到当局打压，失去工作、居无定所。张庆洲说：“这是罔顾历史，应该正视这段历史。”
　　一直到现在传播这本书，并且对唐山大地震提出疑问的人都知道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当局还在拼命地捂盖子，谁要揭这个盖子谁就有罪。
　　这一些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不是法西斯专政又是什么？

　　◆邓小平的复辟和群测群防的终结，中国地震科学的没落

　　唐山地震以后，按理应该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群测群防取得了巨大成果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地震局把群测群防打入了另册，而唐山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代理书记，可以不顾百万人民的安危，把群测群报网的统帅调走而又不调入得力的干部继任，从而使得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可是不久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邓小平复辟。唐山大地震当天晚上追究责任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全都被打击排斥。连不久就背叛文化革命的华国锋也不例外。追究唐山大地震责任的工作就搁置下来了。
　　汪成民同志回来后，真正的罪犯不于追查，汪成民同志倒成了替罪羊。群测群防工作也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被否定了。
　　刘小汉教授和张庆洲同志的谈话里就说到：

　　国家地震局……对一些比较“土”的经验类预报方法，他们就顾不上管也不大相信。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一般不大考虑土办法，像土地电、地应力等群测群防手段，在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相继下马，任其自生自灭了。
　　国际地震界一些科学家认为中国“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自己却大大咧咧地扔掉了。今天扔一点明天扔一点，一直扔得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心疼了，拨出款项来资助地应力等土办法能够继续研究。
　　在70年代，中国是提倡群测群防的，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后来呢，就慢慢地不提倡群测群防了。

　　土办法下马了。总之在邓小平复辟以后群测群防和土办法都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彻底否定”了。从那以后群测群防确实不提了，也看不到了，群测群防点几乎都被撤销了。一切群众性的科研活动都停了下来。连农村的四级农科网都撕碎了，其他防灾工作都停了下来。比如以前让农民用高炮和土火箭防冰雹，高炮不见了，土火箭也不见了，以前尽管已经很少有蝗虫了，但各地每年群众性的治蝗工作都一直在进行，复辟以后也停了下来，现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连血吸虫病也卷土重来了。
　　侯世钧同志是坚决主张专群结合和群测群防的。邓小平复辟后他还在坚持地震预报工作。可是1983年他从乐亭红卫中学调走，临走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可1989年回去发现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他抱怨说：“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测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长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地震界老专家如黄相宁、耿庆国等人，由80年代开始多番上书国家地震局，要求重视人才、保留群众观测站，但得到的回音却是：“地震预报仍需长期研究、探索和不断积累经验，这是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事。”
　　有人悲哀地说：“中国地震界原本可创造另一人类奇迹，将地震预报发展成天气预报一样。但是，今日的地震界却面临人才凋零、后继无人的困境，当年曾成功预测到唐山地震的各种‘土’办法，全部被摒弃。地震界老专家痛心地说：‘这些都没了，没了对付地震的武器，那地震还能报吗？报不了啦！唐山的悲剧肯定还会重演。’”
　　这些观测站及土办法，在唐山地震后都遭国家地震局的排斥，被指责为“无科学根据、技术不成熟”，文化大革命建设起来的遍布全国的1000多个群众观测站目前只剩下1%。1976年成功预测出唐山地震的乐亭观测站，虽获保留却已名存实亡，变成行政机关，多一个衙门好多一批贪官。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反对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破坏群测群防的正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唐山大地震之前，胡克实正被揭批，这被刘英勇等人作为推卸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责任的根据。似乎只要他在就可以避免悲剧发生。耿庆国同志为自己被国家地震局向上封锁而着急。不得已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受到梅世蓉的指责，说：“胡闹，给我捅娄子。”到1979年他问这个胡汉三，胡汉三对耿庆国同志说，只要打一个电话报告给国务院值班室就可以了。
　　作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张庆洲同志也许不知道，但钱钢在1996年再版的《唐山大地震》中已经告诉我们了。1976年7月12日被罢官以后，胡汉三并没有离开国家地震局。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在防震棚里，传接电话，贴信封，发震情。这就是说他一直还在国家地震局里。那么对于国家地震局里发生的一切他都应该知道。他应该知道梅世蓉对北京队的汇报一拖再拖最后没有去，应该知道那轰动了整个国家地震局的汪成民同志的大字报。他也应该知道刘英勇、查志远、张魁三、梅世蓉等根本就排斥汪成民等东派的意见。就是对于7月27日上午的会议他虽然不是参加者，也有可能知道。毕竟汪成民同志是在办公室门口拦住刘英勇要求汇报的。更进一步，作为在国家地震局已经工作了两年多的最高领导，地震局存在东派和西派之争，西派掌权而且一贯压制东派，他会不知道吗？该年六月他还没有罢官时梅世蓉就扬言要撤销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他会不知道吗？如果他真的都不知道，那么他这个官罢了也一点都不冤枉，最最起码他就是一个糊涂官。
　　他对群测群防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他一贯坚决执行的，那么尽管已经罢官，对国家地震局排斥群测群防他应该不赞成，应该支持汪成民等同志提出的立即发动群众，抓地震前兆，也就是辽宁省委说的：“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如果他是主张百家争鸣的，那么他应该反对梅世蓉等人一家独霸，堵住言路，阻隔上听，帮助汪成民等同志把消息通到上面去。
　　他虽然已经罢官，但既然知道可以给国务院值班室打一个电话，即使自己不能打，为什么当时不跟汪成民等同志打个招呼？不仅如此，他的社会联系总还存在，他跟中央的许多人，比如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还有其他人总还可以联系，就是和江青等人也未必没有联系，在科学院他也可以跟批邓派说，跟批判他的人说。如果他说了他们不转达，不采取行动，那他们倒是名副其实地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可是他给他们报告过没有？他连报告都没有，还能够把罪责推到批邓和批邓派身上吗？也许他在批邓时和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人还有过秘密的联系，但是报告震情，他毕竟没有作过。
　　其实国家地震局的权势者不都同情他吗？他们不就是他留下的领导班底吗？胡汉三企图利用自己已经罢官来逃脱自己的罪者没有那么容易。
　　有人指出：“唐山地震后当局一直坚称唐山地震为不可预测的天灾，但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专家众口一词地指出，他们早在 1975年已预测出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瞒报、漏报，对各部门呈报上来的种种预报置之不理，才是导致巨灾的真正原因。”1975年正是胡汉三春风得意的时候，唐山大地震该预报而没有预报，不怪他怪谁？在他领导下不但1975年已开始压制认为唐山有地震的专家和群测群防了，而且在他罢官后，国家地震局还留下了一个没有胡汉三的胡汉三领导班子。
　　尽管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批邓时的胡汉三的材料，但是已经可以肯定他和胡乱邦等是一伙的，邓小平则是总后台。大家不能忘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搞了三个文件，其中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胡汉三就是直接参与炮制的。
　　1976年10月5日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发表了一篇批判《汇报提纲》的文章。文章说：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久，就授意炮制《汇报提纲》这株大毒草，……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指胡乱邦、李昌和胡汉三）更露骨地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邓小平阴谋用这个反动提纲在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进而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正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科技战线让资产阶级实现了法西斯的专政。
　　文章又说：

　　　　邓小平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操着当年右派的腔调，公开鼓吹要由“科学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权，叫嚷什么：“党委书记不要发号施令，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走资派妄图取消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其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使科技阵地永久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国家地震局成了查志远、梅世蓉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独霸的一统天下。就是连汪成民、耿庆国等不同意见的专家，也受到了他们的压制。汪成民后来还得替他们背黑锅，被弄得家破妻离，几乎被逼死。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不见了，胡克实、刘英勇这些走资派都是听查志远、梅世蓉这样的专家，做他们的尾巴的。查志远、梅世蓉本身也是走资派。汪成民受到冤屈还得首先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有：

　　　　《汇报提纲》拚命鼓吹什么“小集体搞”，“一个人钻研”，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科技人员走出去、请进来，以多种形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实行开门办科研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极力反对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妄图使科技工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依靠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广大工农兵登上科技舞台，大搞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科学纲领》宣扬什么发展科学技术只能依靠那些“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即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邓小平更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们还诬蔑工农兵科技人员“科学理论知识还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并鼓吹要“以研究员为中心”。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待工农兵群众的资产阶级老爷态度。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走资派，都是与工农群众根本对立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就好像直接针对着国家地震局说的，群测群防和专家成了两条线，被打入了另册，群测群防点的意见被冷漠，不得已时应付一下，甚至根本就不予理睬。
　　不幸的是，批邓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更谈不到彻底。如果这些批判能够落实，国家地震局中的反对群测群防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都能揪出来，换上认真执行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领导，唐山大地震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无疑这是批邓在地震战线取得的巨大成果。到那时批邓派也就成了大功臣了。
　　在科技战线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没有对胡克实、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这些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政或专政不力，才使得他们有机会破坏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二十四万人死亡的大血案。

　　　　邓小平曾经策划，一俟《汇报提纲》获得“通过”，就要立即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合法”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并进一步“改造”上层建筑其它各个领域。这说明走资派，特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窃取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可以假借党的名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上而下地通过组织系统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欺骗性，确实比资本家还厉害。

　　正是如此，由于批邓，邓小平这一目的一时没有实现，但是复辟以后便急急忙忙地召开了科技大会，群测群防也就此告终。
　　不仅如此，不少专家的工作也被停顿了下来。我国的地震科学已经全面没落，正在走向灭亡。
　　地质地震大队的黄相宁同志是李四光的学生。李四光最早认识唐山地区的危险性，他提出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预报地震途径。在李四光的部署下，黄相宁等同志从1967年就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李四光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当时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在他的指导下，黄相宁等同志建了地应力观测站，这使得后来他能够正确预报唐山大地震。在他执笔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中，已经把唐山地区圈进了危险三角区，也准确预报了四川的松潘大地震和渤海地震。这份正式呈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文件，距唐山大地震仅6个多月。1976年7月14日又向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和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呈报了临震预报意见可是梅世蓉居然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谎说唐山大地震是根本不能预报的。
　　可早在1975年，黄相宁等同志的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就停止了，原因是不给经费了。为什么干了那么多年突然就不发经费了呢？谁干的？出于什么心态？我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造成了这一情况？——那时正是邓小平掌管国务院工作，正是他和胡乱邦、胡汉三等春风得意的时候。1975年凡好事都得归功于邓小平集团，那么坏事呢？
　　最关键的是1977年邓小平复辟上台，这一工作正式被打入了另册。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建立的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到1981年以后，就只剩十几个了，这一工作也就停顿了下来。事情很明白这一破坏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集团的杰作。
　　邓小平集团如此对待，而联合国知道后却对黄相宁等同志的工作给了极高的评介。1995年联合国全球计划（UNGP-IPASD）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成功率为33.1％，决定对地震地质—地应力予以赞助，并付诸了实施。就这样我国自己研究出来的地震预报方法，要靠联合国的接济才能维持下去了。
　　水氡研究专家吕兴亚亦曾在唐山地震前，从当地观测站作出预报，并上报给唐山、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但没有回音。30年来，他每次想起唐山地震都想哭：“退休后想想自己干啥好呢？想起 24万人一瞬间就没了，冲这就要干下去！”但最让他心痛的是他原本所属的研究室被拆了，十多个水氡取水站亦全盖上楼房。他惟有一个人骑自行车去更远更偏僻的地方找合适的水氡取水站，天天如此，古稀之年从不中断。“搞地震光靠专业不行，坐在机械前来搞不行，要拿眼看、去实地观察。但现在这些群测点都没了，两条腿就剩下一条了。”吕兴亚同志现时最希望的是自己有一个真正的小小研究室、在住所附近，可以挖一口井供他取水样，他心有不甘地说：“我现在是有劲没处使呀！”
　　幸亏邓小平复辟以来地震进入了沉寂期，否则不知道将会带来多少个唐山那样的灾难。1976年七级以上大地震就多达七次。但即使如此，复辟以来地震还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1979年7月9日，江苏溧阳发生6.0级地震，死亡41人，重伤654人，轻伤2305人。死亡的41人中，被慌乱不堪的人群踩死的就有9人，占22%；654名重伤人员，524人是震时应急方法不当，刚跑出门外，被塌下的前檐斗墙或门头所砸，占重伤人员的80%。距溧阳震中85公里的镇江市，发生了多起跳楼事件，造成12人重伤，距震中75公里的马鞍山市发生两起跳楼事件，7人重伤，1人当场死亡，南京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总之比1976年松潘7.2级高得多。
　　1984年南黄海地震，距震中130公里的上海市和85公里的南通市，因惊慌跳楼，造成50余人摔伤，50人致残。仅同济大学就有125名学生因此致伤。
　　1985年3月29日，四川自贡发生4.8级地震，倒塌房屋仅8000多平方米，而伤亡竟达281人。其中非地震伤亡244人，占伤亡总人数的85%。
　　1989年9月四川小金且发生6.6级地震，非地震伤亡竟占地震伤亡总人数的93.5%。其中西河乡中心小学有451名学生，震前毫不准备，震时学生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互相拥挤，争相抢道，因挤压踩踏和跳楼致伤的就达100余人。人为灾害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
　　1980年7月20日，香港《明报》发表题为《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矿大洞，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的署名报导，声称“这次大地震将在八月发生”，地点在“闽南泉州地区”，“强度在8级以上”。当天，香港法新社发出电讯，香港《星岛日报》、《香港时报》等多家报纸也相继作了报导。信息发出，人心浮动，许多人大吃大喝，抢购商品，提取存款，还有不少职工擅离工作岗位外出避震，导致工业、外贸产值波动，侨汇大幅回落，外事旅游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地震的震级都不很大。但在这儿我们没有看到海城，没有看到青龙，也没有看到开滦。不但看到了许多小唐山，而且看到了许多赵紫阳式的四川“奇迹”。绝大多数伤亡都是人为的。在这些灾难中，不知道为什么不但没有看到钱钢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反而看到了不少各顾自己以致自相践踏等惨剧。西河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和张家五姐弟比，究竟谁更幸福？
　　地震不仅仅要预报，而且领导还要认真地组织群众抗震，必须在群众中以身作则，地震发生后要临危不惧地组织群众撤出或其他应急措施，在现在当官的只知道自己升官发财，有了灾难只知道自己逃命，在这种情况下预报后大混乱造成的伤亡，甚至可能比突然其来的地震还大。以上所说都是例子。八十年代过来的许多人都知道，新疆在一次大火中，当官的不但不组织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反而要群众让他们先逃命，甚至不惜从儿童的身上踏过去，就是范例，这样的干部面对地震怎么会不造成大混乱呢？
　　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近来云南盐津发生地震仅5.1级，造成了一百多人伤亡。其实早在7月初就被当地地震局准确地预报，地震发生地的昭通市市长证实确实收过预报，该市政府在地震发生前一天还在开会研究，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预报并未公开，亦没有传达下去。这次事件与唐山大地震漏报如出一辙。——也许他们还是对的，在现在这个疯狂时期是对的。也许地震预报发出后，社会出现大混乱，造成的伤亡将更大。
　　——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
　　有人说：按你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搞地震预报，不懂！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群测群防，这是肯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建立了大批群测群防点，织成了一个捕捉地震的网。都是工厂、机关、学校乃至农村的人民公社搞的。能够想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和农场能够腾出房子、提供人员并给他们发工资、拨出资金购买仪器，去进行没有利润的地震预报工作吗？
　　我们也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可能搞地震预报工作，但那只有国家来进行行政干预。群测群防点是不可能建立的，但由国家建立一支防地震的军队，分布在国土上建立起一张网来，普通百姓充其量在地震即将来临时提供一些动物异常、水异常等现象。所需费用由国家拨款，并设立专门的防震税向纳税人摊派。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准备这样做。日本是个多地震国家，却已经放弃了地震预报的工作。——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地震预报都不能进行了，又怎么可能在1975年到我国来预报海城地震呢？那时为了让邓小平复辟而制造的谣言真是可笑！

　　总之，邓小平集团及其复辟活动就是破坏唐山大地震的元凶。胡汉三是直接责任者。也正如此，他们一直在拼命地捂盖子，对于企图揭开真相的人们拼命地打击。
　　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批邓时关于胡汉三的材料。由于邓小平集团和他们的继承者一直在捂盖子，许多内情还有待于揭发，分散在各地的知情人也得动员他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提供出来。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公民，尤其是毛主席路线的继承者都有责任广泛地全面地从事这一工作。决不能让欠下二十四万条人命的罪犯跑掉。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能提供的同胞，也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正像有个贴子说的那样，有力的帮个力场，没力的帮个人场，大家都去宣传，都来造成声势，上网的要跟贴，要转贴，也要通过电子邮件散发，要使当局防不胜防，删不胜删，要使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披露到每一个群众中去。使这件事不能因为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过去而冷下来。
　　何况新的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如果不及时扭转局势，在他们的统治下，那就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个唐山那样的灾难，又要牺牲多少条人命！每一个有良知的同胞都要努力。

　　◆知识私有带来的恶果

　　现在问题已经大致清楚了，大多数的罪犯也已经揪出来了。尽管许多细节我们还不明白，必须继续追查。
　　当前剩下的问题就是动机问题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自从人类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开始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大分工。这种分工后来到了这样的地步，社会上的人群分成了两大类。一类从事劳动管理、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从事文学、艺术、新闻和科学，这是少数特权分子，他们是贵族，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大多数群众被排斥在外，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马克思告诉我们，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和阶级实际上是同义词。前者利用特权压迫和剥削着后者。
　　正因为要保持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就竭力提倡一系列观念，把大多数劳动者说成是愚昧的低级人种，把自己封为高贵的聪明能干的高级人种。可是大多数群众和他们实际上一样是有头脑的，一样可以从事劳动管理，参与国事，从事文学艺术和科学等等的能力。只是他们没有全面地接触到这一些的条件，因此不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前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就要扼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竭力排斥大多数人民群众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这就更是把他们排斥到这些脑力劳动之外。
　　文化和知识原来正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首先他们创造了一切文化和知识赖以得来的条件，如以地震工作来说，所有的仪器、设备、建筑等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还有许多知识和理论的最初原料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直接创造的，经过人们的总结才成为了理论，才有了大部大部的书籍。这些书籍，从造纸到印刷哪一样不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就是地震工也是工人农民养活的。本来养活他们是为了大多数人民服务。可是有人就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种特权，知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是不能像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如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企业那样剥夺的，关键就在于要求这些脑力劳动者必须为大多数人民服务。另外他们原本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不过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在人民群众中原本有的是聪明才智，他们也是可以为科学等做出贡献。张庆洲同志和刘小汉教授已经明白老百姓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比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科学家要大得多得多！——正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说到底正是为了开发民智。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应该承认知识私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西方的工业革命时不少资本家技术水平是非常高的，成了技术革命的旗手。工人由于把他们当作了机器的附件一度还采用捣毁机器来反抗，表明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爱迪生对人类的贡献大家都不否认。许多人搞发明创造正是为了他们自己，专利制度一度起了积极的作用。用柳宗元的话说吧。像秦始皇，吞并六国是为了把天下作为一己之私产，为此生有阿房宫，死有骊山墓，最好是不死，把天下作为自己的永久私产，因此又有寻找长生不老药。如果归根结底还是要死的，就作为遗产传给后代一直到万万世。可以说是至私之极了，但是柳宗元却指出公天下从秦始。
　　然而，现在爱迪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至少许多重大的科技工作已经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能够干得了的。即使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还有航天、核舰艇等等都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毛主席上升到理论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三结合已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自觉地运用了。国家承担起这一工作，有的则操纵在大财团手里。但是在发挥普通员工的聪明才智上他们谁也比不上毛主席。更不会去发动广大群众，提出让群众做科学文化的主人了。所以鄙视和排斥大多数群众，扼杀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是还是层出不穷。在我们中国也不可能因为毛主席的提倡就一帆风顺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抵制。邓小平复辟后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因为有的科技人员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贵族地位，从而保持他们的贵族利益，生怕工农群众掌握了科学文化就威胁了他们的地位和利益。
　　正因为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精神贵族的地位，那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邓小平集团，胡乱邦和李昌之流，反对开门搞科研，大喊要关上门，并且在门口站几个岗，但他们一上台就把我国科研机构的大门大批地打开了，请外国人参观，把我国的科技成就大批地无偿地出卖给外国了。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早已说过，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存在这种现象，许多科技上的事情对老百姓保密，弄得很神秘，但是却可以让外国人来参观照相。关键就在于外国来的也是专家，不会威胁他们的精神贵族的地位，而让中国自己的人民知道了，就威胁了他们的精神贵族的地位。他们需要神秘化，在人民群众面前弄得高不可攀，使人们望而生畏。反过来也就保住了他们在人民群众面前的威风。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上台就急急忙忙地否定群众性的科技活动。
　　知识私有不是从来就只有积极性，而没有消极和破坏作用的。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次大规模人民革命，尤其是中国的农民革命，可以说就是知识私有把社会拖向了绝境，人民群众不得不亲自起来打破这一僵局，亲自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人民革命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许多没有文化的工农后来成了杰出的人才。李自成、张献忠后来都看起书来，张献忠还学过几何代数，直到哥白尼学说。共产党中的不少将军原来不过是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甚至放牛娃成了将军，成了打下美国王牌飞行员的空中英雄。杨友宸同志不是出生很苦吗？大概在他年轻时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被迫离开某处两三天，就关系到二十四万条生命。冉广歧同志也是没饭吃参加革命的，谁知到后来他不仅领导着47万人民，建设了大量的水利，位居全国第四，而且当听到地震两字时还捧起了地质力学，最后创造了青龙奇迹。
　　到了现在这个时期，知识私有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像地震科学。可是像查志远、梅世蓉等人为了保持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或者说为了取得特殊地位，就竭力防止知识被大多数人民群众掌握了，为此他们就本能地反对群测群防，而邓小平集团代表了干部队伍中一些想成为特权阶级的人，他们管理生产、掌握国事，企图垄断这些脑力劳动，成为高踞于人民群众头上的贵族，也代表了查志远、梅世蓉等想当精神贵族的人，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共同起来反对开门搞科研，反对工农群众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
　　就以专利制度来说，也早已过时了，正是专利制度造成了技术封锁，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的专利档案中绝大多数不过是一些垃圾。而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专利，这虽然也曾经发生我国的辛苦研究成果被国外窃盗的事情，但毕竟把一个几乎没有工业没有科学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工业位居世界前几名，科学上大到航天、核武器位居世界第三，小到许多科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世界水平。地震科学对人民群众的依赖，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位居世界前列，创造了三大奇迹。
　　可是邓小平的复辟正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所以复辟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大大地落后了。为实践证明的地震科学的成就也被丢弃了，倒被联合国的官员发现了。
　　邓小平集团就是提倡和保护知识私有的。复辟以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1975年他们也是这样提倡的。但正因为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明明是提倡知识私有，却竭力否定知识的所有制问题。如李昌在物理所一次动员大会上就说：“知识私有，是谁提的？你们风吹草动，无非是一些地方小报批了。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有什么私有不私有？公有私有又怎么分得清楚？谁见过‘知识私有’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私有的知识是梯形的、菱形的？我是知识私无。”
　　正是在这样一些胡搅蛮缠下，他们让查志远、梅世蓉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
　　也正因为他们把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给他们提供的知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要用它来谋私利，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同样是专家中排斥异己，打击不同意见者，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搞科学研究，这是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适应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因为它可以高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体攻关，使得经济基础很差的国家最有效地使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苏联依靠这，从一个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成为科学技术可以和美国抗衡，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加加林第一个上天，最先造出原子能发电站的国家。中国靠了它从几乎一无所有很快赶到了世界前几个国家之一。像地震预报1966年和文化大革命同时起步，不过九年就创造了海城奇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不过凡事都会走向反面的，行政权力和知识私有的专家结合就会成学阀，就会成为学术界的霸王。在国家地震局里以梅世蓉为首的西派占据了领导地位，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压制了以汪成民同志为首的东派吗？正是梅霸天的专横跋扈，使东派的意见受到压制还不能上达。周总理还在工作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苏联先有李森科压制摩尔根学派，赫鲁晓夫下台后，摩尔根学派又反过来，不但把米丘林否定了，连威廉斯土壤学也一起否定了。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为了保住他们学术上霸主的地位。不能允许和他们不同的意见出现，以免一旦成功就使他们自己的地位降了下去。这就是专家路线必然要反对百家争鸣的原因。苏联没有在科技文化领域进行过革命，结果学术界许多部门都出现了这样的霸王。
　　梅霸天之流尽管在唐山大地震中犯下了弥天大罪，但在邓小平集团的卵翼下，不但没有得到追究，反而还对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学派进行更严重的压制。她当了分析预报室主任后，权力就更大了，后面还有人在支持她。由于她极力排斥，对唐山大地震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众多老专家，多年来不被重用，研究的资金、物资都受卡，甚至许多人没有让他们带学生。我国的地震专家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那时我国涌现了一大批地震专家。包括像杨友宸、田金武、马希融那样出自群测群防的专家。但现在凡是做出过杰出贡献，取得巨大成就的大多数没有学生。专家们一个个地衰老，甚至死去，目前普遍地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地震界面临人才凋零，我国的地震工作正在走向彻底灭亡。群测群防工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像黄相宁这类地震专家，全国只剩下五、六十人，全都已临古稀。黄相宁迫切希望当局重视群众观测站：“我敢100%保证，只要在全国设立400个观测站，六级以上地震绝不会漏掉！”
　　而以前，刘占武印象特别深的是，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以后，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国家注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更新改造。测震仪器达到了双套配备运行。再就是选建新的台站，因为沿海那边缺少一个地震台。1974年开始新建滦南地震台，1976年刚投入运行就地震了。可惜的是由于查志远、梅霸天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把持了国家地震局大权，唐山并没有因此逃过劫难。
　　我们早就在邓小平刚复辟时就说过了：“什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们是极端地蔑视知识、鄙视知识、仇视知识，对真正的人才也是这样。”
　　正因为知识私有，科学和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所以科研人员就在从事科研时首先要看一下对自己有没有利。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要担风险的更不敢问津。地震工作就是应该为国家为社会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但是又是一个极有风险的事业。正像钱钢说的那样和地质勘探比：“找到了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而地震工作漏报了大家埋怨，脸却是认识上的原因不能预报还是会埋怨的，如果由于失职还会锒铛入狱，虚报了也有破坏社会治安扰乱经济之罪。
　　患得患失的结果就是如张庆洲同志和刘小汉教授谈话中说的那样，西方国家的许多地震工早已经不搞预报从事纯理论研究了，邓小平上台以后：

　　由于指导思想上轻视实践的观点尚未得到根本的纠正，这些台站在人力物力等方面还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有些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已经或正在脱离观测和预报的第一线，逐渐往所谓的“纯”理论研究方面转……这些都使震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受到了削弱。

　　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在地震工作方面，而是在几乎所有的学科方面。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复辟前后的论文集，对照一下科学方面的杂志，就会发现前后迥然不同。复辟以前论文的水平往往“很低”，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不少论文讨论，其实这些讨论的目的都是在研究如何使它实用化，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不断地补充改进，终于得到了使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果。而复辟以来却水平“很高”，许多指标高到了吓人的高度，而且绝大多数文章出来后，就没有讨论的了。至于能不能用到工农业生产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实用价值，那就不管了。大量的论文都是这样的。不过它们倒有一个用处是复辟以前所缺乏的，那就是可以谋得个人的名利。这儿的利益倒未必是稿费，现在讲经济效益，科研论文读者少，印量少，哪有金庸的小说值钱呢？但是它们往往是评职称等需要的。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

　　　　地震科学家为难到什么程度呢，就干脆躲开短临预报这个研究领域了。但是打的旗号还是要研究，实际内容却偏重理论研究了，什么岩石圈结构，什么岩土力学等等，我也可以写论文也可以有研究成果。但是向政府发布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我不愿意干。有意无意之间就回避了。
　　　　从职能部门来讲，他很清楚完不成这个任务，但职责又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可能就考虑宁可少报，非得有特别大的把握才报。而“特别大的把握”，只是一种理想或是幻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地震预报工心里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前几年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地震预报研究，在世界灾害预报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很轰动的争论。地震预报究竟该不该做，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报，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部门，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日本政府已经不再投入了。美国的投入越来越少。

　　啊！资本主义；啊！知识私有；啊！私有社会。

　　◆反共极右派的批判

　　这次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反共的极右派比谁都积极，在网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文章，在这方面左派倒大大不如他们。对于他们在唐山大地震中发表的高见我们前面已经批驳过不少。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在唐山大地震上他们以前历来没有这么积极过。
　　他们现在站在一旁指手画脚，那是最容易的。但是他们不应该忘记，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在1975年和1976年时和邓小平集团结成一伙，大肆散播谣言，正是他们当时极力支持邓小平集团出来复辟。如飞蝗般的谣言他们双方散播得已经难以分出你我来了，所说的话都众口一词。
　　现在他们总算承认我国当时的地震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可是当时他们和邓小平集团一样到处造谣说：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
　　“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他们一样集中力量重点攻击群测群防，把发动群众收集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等说成是瞎胡闹。把取得的大量信息得以汇总起来令专业地震工分析出有价值的结果，说成是吹牛。他们尤其仇恨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攻击为“又是这老一套”。
　　他们一样大力散布“地震工作神秘论”，说“预报地震还是要依靠专家，大老粗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一样声称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说诸如：当前世界上日本预报地震最先进了，我们中国算了。没有日本专家，怎么能够预报地震？地震预报必须有精密的仪器，只有专家才能玩得转，一般人行吗？一只电表，两根电线，能够预报地震吗？
　　他们那些如飞蝗一般的谣言和攻击，正是破坏群测群防工作的腐蚀剂，起着严重地涣散军心，松懈斗志，破坏组织工作，干扰认识地震预防地震工作的部署，妨碍地震工作开展的作用。他们同样是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破坏者，只是他们所处的地位不能做得更多罢了。在唐山大地震的预报被破坏后，更活跃了，幸灾乐祸地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吗？这次怎么没有预报？”
　　还有“唐山大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正在唐山帮我们预报地震，后来被气走了。”等等，他们都说过。
　　然而现在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出来后，他们就好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样，全都兴奋起来了，要用这几十万人的死难来为自己的反动政治服务。他们关心的决不是唐山人民，而是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在地震科学的路线上，他们和邓小平集团完全是一丘之貉。
　　正因为如此，对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原因，都是不顾实际情况，认为什么可以攻击就攻击。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也没有真正中肯的批判，没有一处是打在点子上。这样的批判没有任何说服力，实际是在帮倒忙，所以钱钢出了一篇文章，已经足以把他们击得体无完肤了。
　　比如他们原本也是竭力反对群测群防的，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群测群防这样的字眼还真少见。大家都知道在张庆洲同志的文章中，探索唐山大地震漏报时，群测群防的作用放在极高的位置，而他们的文章却竭力回避，不得不说时称之为“业余地震爱好者”，而且硬和共产党对立起来，把邓小平集团和查志远、梅霸天之流对群测群防的破坏，说成是共产党对地震预报的破坏。
　　什么“业余地震爱好者”？我国的广布城乡的地震群测群防网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建设起来的，是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选拔人员，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企业提供资金，房屋和设备，在这之上则是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地震工作路线，把群测群防工作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来对待。他们中不少人是专业的，如杨友宸就是专门抓地震工作的，田金武原来是教师后来也不教书专门测报地震了，马希融也是专搞地震。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提倡和组织就不会有群测群防点。邓小平复辟后，虽然窃取共产党的名义，但是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路线，群测群防不再搞了，广布城乡的地震群测群防网也就不再存在了。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这本来是她个人，充其量她所代表的那股势力提出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借口，出于需要反共极右派把这说成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生命的漠视。这在逻辑上一窍不通。党中央此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呢！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难道党中央愿意和人民一起挨砸，而不愿意预报吗？
　　他们在东派和西派上大做文章，这本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仅仅是西派，有错误而没有罪。汪成民同志作为东派代表，也认为这仅仅是学术问题，关键是不能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学术上的不同意见。
　　他们又在国家地震局在大地震中仪器有的出了格，有的被震翻，以至于一时没能定下震中上大做文章，好像这就是共产党的罪，但这又有什么文章可做的呢？这叫灯下黑，懂吗？仪器震翻了能够怪谁呢？美国或者日本，在地震中枢附近发生了大地震，能够避免定不下震中吗？他们只会指手画脚，不负责任地发表各种指责，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倒对此提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那就是以后专业的地震部门不但要有精密、灵敏度高的仪器，也要有不大精密灵敏度低但是坚固不易翻倒和出格的仪器。
　　他们在当时没有公布伤亡人数上大做文章，这又有什么好做的呢？当时就是这样，唐山人民是坚强的，在严重的天灾面前，需要的是鼓劲，团结一致救灾抢险，而不是让大家坐下来哭鼻子。当时的报刊杂志，乃至飞机上洒下来的传单给唐山和全国人民鼓劲，对战胜这一天灾人祸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又对我国婉拒国际援助大加攻击，据说那是唐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要掩盖，这也是连一点起码的事实都不知道，唐山有外国人，有日本专家参加毛主席引进的唐山陡河发电厂的建设，还有其他外宾一共几十人，问问他们当时见到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他们见到的是中国人民在灾难中对他们的照顾和礼遇。婉拒国际援助是为了使大家发奋图强，断绝依赖思想，坚持靠自己的努力来战胜灾害，我们中国是个大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足以战胜任何困难了，没有任何理由说会比接受外援造成更大的死伤。在抗日战争时一些美国人到了延安，共产党是个穷党，他们原以为共产党会像蒋介石那样开出一张单子问他们要这要那，没想到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难道那也是由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掩盖吗？
　　他们又在震级上大做文章，据说实际是八级，因为八级以上外国可以强行干涉所以降低说是七点八级。这又是造谣，当时公布的震级确实五花八门，在现在都一致地认为七点八级。
　　唐山大地震时那种共产主义精神是人人见到的，可是他们竟然在这上面也要作文章，说唐山地震后人民死伤无数，而共产党却还要做宣传，如：“×××从废墟中钻出，不救家人，首先救生产队的牲口”、“××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着的毛主席像，问毛主席被碰着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这是卑鄙自私的反共极右分子用他们的小人之心所不可能理解的。马希融同志不是也带着腰伤，冒着余震危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废墟上寻找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地震观测资料。他顾不上给自家盖简易棚，顾不上看望被砸伤的老伴。很快修复仪器投入到紧张的地震监测工作中，不久又正确地预报了好几个地震。他们又为什么不提大灾难发生不久，许多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不顾自己家人，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抢救外宾。难道这也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是需要掩盖吗？在这方面钱钢就比他们聪明得多。他写出了这一些，同时用另一种方法暗中攻击。因为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大量地存在，否定他们就是自己在人民群众中暴露了出于反共需要就不顾事实的小丑面目。而钱钢，只要假话没市场就一律不讲，就骗得了不少人的信任。他也说一些假话，但主要是靠隐瞒真相对读者造成误导来造成事实上的谎言来欺骗。
　　他们连地震发生后，中央要确保北京也要攻击。他们知不知道，北京有五百万人口，是比唐山更发达的工业，又是国家中枢神经。任何国家都会保卫首都。他们知不知道，美国还有一支队伍，一旦发生核战争，专门确保总统和最高决策班子。
　　他们又在一旦预报失灵要承担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的罪责上大做文章。请问他们崇尚的西方国家那个允许随便发布地震和其他灾难预报？预报失灵一样要承担罪责的。
　　最后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们就提出了要无条件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广大人民群众千万不可上他们的当，如果按他们的说法做，我国十几亿人民就疲于奔命了。到最后真正的地震预报来时，大家已经不信了。到那时难道还能去找那些反共极右派算帐？恐怕他们早已是另一种说法了。就好像1976年他们一种说法，现在又是一种说法那样。这种做法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的，美国和日本允许吗？地震工作应该像刘小汉教授说的那样，搞开放型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群众路线，让广大群众来参加，要对人民群众说真话。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里，我们起草了一份《告京津唐人民书》，而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六月份半夜的广播提出“中央大怒”，本是邓小平集团恶意中伤当时的中央的，他们也一样借此大肆攻击。赵紫阳在四川搞得鸡飞狗跳墙，难道中央能不大怒吗？美国和日本允不允许这种情况？辽宁、青龙、开滦在地震预报或突然袭击面前所以没有出现四川那样的大乱，是因为党委起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作用，干部带头。而这一些是反共极右派不愿相信也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又要“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那全国就天天大混乱了。
　　还有一些简直就是纯粹的流氓文章，比如说是毛主席生命垂危要把唐山的24万人民一起带走，这种纯粹诽谤性的论调除了暴露自己的低劣和无聊还有什么作用呢？
　　他们借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会儿又归结于什么体制，一会儿又归结为什么制度，说穿了要借唐山大地震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无知还是什么，我国的地震工作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我们的地震队伍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锻炼出来的，我们不过短短的九年就在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辽宁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创造了海城奇迹，使得我们的地震工作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使他们悲哀的是，尽管唐山地震预报受到了走资派邓小平集团，以及查志远、梅世蓉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的破坏，还有他们的破坏，但我们还是创造了青龙奇迹，为首者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学大寨的好典型，人民的好书记，青龙县委书记冉广歧。还有一个文革派、批邓派开滦矿务局党委书记肖寒创造的开滦奇迹。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绝口避免谈海城奇迹，至少不会谈谁创造了海城奇迹，对开滦奇迹也绝口不谈。就是青龙奇迹他们也只是提王春青同志，不提县委书记的决定性作用。
　　不管是邓小平集团还是反共极右派，不管他们如何攻击，如何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顽强的事实正是我国的地震工作和文化大革命是同龄人，而且创造奇迹的正是文革派和毛主席的好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面前一切诬蔑攻击都灰飞烟灭了。

　　◆因特网和地震预报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的电脑和网络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搞地震预报呢？首先只要中国还是邓小平集团在统治，只要还没有恢复毛主席路线，包括地震工作没有恢复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我国的地震工作就只能走下坡路。讲明白点，只有推翻邓小平集团的复辟政权，重建社会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重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我国才能重新开展起地震工作。
　　但是现在说的是，今后如具备了条件应该如何预报地震呢？应该指出因特网的发展如能用于群测群防，那一定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全国应该有一个国家开设的专门的地震网站，全国各地的群测群防点都在网站上设立专门的户口，提供自己的经纬度，并且各点定时地向该网站通报数据，都根据自己的观察随时改变。为了防止黑客捣乱，这些注册的户口都必须有当地的证明，并且使用只有工才知道的绝密的复杂的密码。
　　有一些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比如网站上出现一张很大的地图，各群测点提供的情况都历历在目，比如土地电仪的异常，以各种颜色来表示，如用绿、黄绿、黄、橙、红来表示该点测得的地点情况，如果在一片地区，大多数点都成了黄色的了，那就要警惕了，成了橙色的了那就危险了，成了红色的那就是地电严重异常，可能已经临震了。当然也可能其他原因而发生大面积的地电异常，这就要结合其他因素来考虑了，比如地应力、地倾斜、磁偏角、水氡异常等等。也各有自己的地图可以采用这种办法直观地表示出来。这些情况都不对群众保密，一般群众不能在上面发表，但可以阅读，一旦发现自己所在的那个地区好几种地图都变黄色、橙色和红色了，就会自己相应地采取措施了，各地各单位的党的领导也必须有人经常上这样的网站，观察。发现地震危险，既要安定人心，又要领导群众做好抗震防震工作。
　　唐山大地震前，地电严重异常。如果那时有因特网，各群测点都把自己观察到的异常送到该网上的话，必然是一片红色，要知道电表都烧毁几十块了。这样大家都知道严重的地震危险正在逼近，就会采取措施。灾难也就可以避免。梅罢天等对下漠视群测群防点，对上封锁消息也就不能得逞了。也决不至于杨友宸一走群测群防网就立即破碎。网络的优点就是它是网状结构，不是树状结构，不至杨友宸同志那样的主干倒下，就全树崩溃，大多数群测点最多只知道自己和两三个网站有异常。当然网络是人建立的，也会有网络霸王出来捣乱，这是另外的话了。
　　除了地图以外也可以用曲线等表示方法。比如某个点现在地图上是黄色了，点击该点就可以出现该群测点该类数据的曲线图等等。还有其他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表示。
　　网上要有三个论坛。一个是专家论坛，各位有名望有过成就的专家可以在这儿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要慎重，不能因为自己的名望，使自己发表的意见主导了舆论。一个是一般的群测群防点的工作人员的论坛，说话可以稍微随便点，但必须负责任。另一个一般的群众论坛，谁都可以去注册发表言论，那就可以比较随便（当然不提倡在这儿灌水和说假话，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为此主张不使用化名，必须真名实姓并且提供所在单位或公社街道）。比如我家的老鼠搬家啦，他家的水井溢出啦，都可以在上面发表。应该让各地群众知道当地的群测群防点，有了情况先到那儿去反映。工作人员就可以到那儿去观察，看是否属实，是否是干扰或其他原因，然后根据情况可以以群测点的名义在群测点工作人员的论坛上发表。如果工作人员对群众所报的异常否定了，而报告者不服气，就可以在群众论坛上发表自己发现的情况和意见。
　　不多说了，其他只要搞起来了，大家会提出更好的意见来的。总之这样一来，广大群众都参与了地震预报工作，我们这个地方安不安全，上了网就一目了然。专家作的中长期预报意见也没有必要对大多数群众隐瞒，也可以把他们划出的地震危险区域地图展示在因特网上，使得大家都知道。
　　目前我国的工业能力实际已经非常强大，因此许多测量的土仪器应该制式化，测量结果要尽可能统一，价格要极低廉。有不少数据实际是求它的异常，即与平常比高了或低了。这样就可以才仪器里装一个专用的计算器，对于数据积分，并除以时间，这样得出一个平均值，然后用来除即时值，如果没有异常就大致上在一左右，异常了就大大超出一或低于一，这样各地的数据就比较一致了。当然数据的绝对值也是要的。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无往而不胜，不同时期对待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
　　以上的办法也可以对付空袭。海湾战争以后究竟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人民战争还灵不灵？应该说不但还灵，而且因为因特网的出现更加灵了。就像各种土仪器测量地下的恶魔那样，对于飞贼，也可以用价格低廉，但是数量庞大的仪器来测量，也可以发动群众来进行人民防空，使得天空对我们透明，甚至连隐形的飞贼也可以让它显原形。这样群测群防点就既管地又管天，地震的危险来临时重点管地，敌人入侵时重点管天。对敌机和敌导弹，也可以用大量简单的和价格低廉的干扰设备，来进行干扰，使它们变成瞎子、聋子、哑巴，同时用硬杀伤武器把它打下来。如此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2006.9.9.  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质问钱钢

：金睛

　　钱钢先生，我的《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原来在1986年就准备写的，因为客观原因没能写成，后来准备的材料也大多失去了。但是你的文章还保存着。在那个时候，你的文章迎合当f局口味就可以得到发表，我的文章就是写了也没有机会发表的。所以后来也没有补写。1996年二十周年，在7月27日工人日报上看到了摘登发现有所改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今年三十周年，我就写了二十年前就准备写的文章，并且还是按照二十年前的口气，准备在三十周年时在网上发表。可是当我在网上下载你的《唐山大地震》电子版时，才发现你在1996年已经新版，一些地方做了较大的改动和补充。

　　我已经没有时间认真对照阅读你的新版，也没有时间对自己写的文章做较大的改动，我得在 7.28.以前发表我的文章。所以只在1976年 7月27日的会议问题上作了一些修改补充。也许出于你的意料之外，你提供的材料使我发现查志远、张魁三两人对于唐山地震没能预报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尽管他们不是罪魁祸首。又进一步感到汪成民同志能够按照当时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做，对于群测群防非常积极可惜被他们冷漠了。所以你的新版对于追查这场本来完全有条件预报的灾难却没能预报的直接责任者，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也许这出于你的意料之外。

　　但是我不能不向你提出质问——现在这个质问也只能是不完全的，你做的有些改动，为什么要这样改？

　　首先胡f克实作为地震局党组负责人，对于唐山大地震没有能够群测群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山在1974年就和辽南并列，并且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明明说明必须“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那时唐山也不是没有就群测群防作过工作，至少你的文章里披露群防已经搞过。照理群测也不可能不和辽南一起上马。可是在整整1975年没有看到胡f克实提出组织群测群防。没有理由说他那时受到了谁的妨碍。他正春风得意，自以为时机已到可以攀着邓**高升了。因此只能说是他失职不做。1976年也不是一开始就批d邓的。年初邓**尚且主持了周总理追悼会，他更不可能失去权利。可是在年初唐山地震危险已经逼近时，他还是没有提出搞好群测群防工作。就是在他受批判的日子里，只要他还没有撤职，他也得做好这一工作。可是他始终不做。

　　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不是不能预报，事实上辽南地震预报的要素，唐山都具备了，惟一缺乏的就是群测群防。对此作为国家地震局党组负责人的胡f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谁不知道他们那伙人一贯反对人民群众参加科技工作，反映在在地震工作上就是反对群测群防了。因此他是造成唐山地震没能预报的第一个嫌疑犯。你为他撤职鸣冤叫屈，甚至好像他就是地震预报的化身，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地震预报，就得对唐山地震未能预报负责。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倒是，如果他能早一点被撤职，或许唐山就是第二个海城。

　　可是不但在你的1986年版《唐山大地震》里对于群测群防的作用从来没有作过正面的描写，没有追查过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在1996年版里你仍然竭力回避这个问题。对于群测群防在地震预报中的作用始终没有一点正面的材料。（非正面有透露，比如耿庆国的理论就是在农民和老乡的启示下发现的）也不对是谁反对群测群防提供一点新材料。相反，你还对胡f克实这个最大的反对群测群防的嫌疑犯大大地加强了篇幅，进一步为他鸣冤叫屈。

　　你又没有把当时人们给他开列的罪行和提供的罪证拿出来，展示在大家面前，让大家来评论他究竟是不是冤屈，我们又怎么能够听了你的所说就可以肯定他确实冤屈而不是罪有应得呢？

　　他被批判时给他开列的罪行中有没有和地震预报有关的？如果没有，那么按照法庭上的语言说：“此事与本案无关”，根本不该写在《唐山大地震》这样的文章里。地球不会因为少了谁而不转了，国家地震局也不会因为他受批判就不运转了。事情总会有人干的，倒是占据高位不干事或反而倒行逆施才是最最危险的。你把“与本案无关”写在里面占了那么多的篇幅干什么？要利用唐山人民所受的灾难让人们对他同情吗？

　　如果人们的指控与地震预报有关，那你就更得把人们指控的罪状和罪证拿出来，让大家评评，胡f克实在地震工作上对还是不对，正确还是有罪。如果这些指控有理的话，比如指控了他反对群测群防，那么这正说明了他是破坏唐山地震预报的无可开脱的罪人。可是你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一丝材料，相反用更多的篇幅要人们同情他。

　　对于当时人们给他开列的罪状，以及提供的证据，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应该提供出来，也必须提供出来。既然已经把批胡f克实提到这样一篇文章中了，那么就应该让大家来辨别一下。如果确实胡f克实坚决地主张群测群防，而是批判他的人反对群测群防并且批判他就是为了破坏群测群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你，是批胡破坏了地震预报。可是你一直不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又怎么能使我们相信批胡破坏地震预报的结论呢？如果他坚决反对群测群防，从而是个地震预报的破坏者的话，那么批判他不正是应该的吗？而且因为到 7.12.才罢了他的官，我们不是应该惋惜为什么没能早一点把他从地震党组负责人的位置上清除出去，不然唐山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还是希望你在现在早一点把这方面材料全部提供出来，让大家分析。如果久久不拿出来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这中间有鬼。

　　你还替胡f克实评功摆好。许多内容无非是把他描绘成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种样子我们看得太多了，上当也太多了，已经不能再欺骗我们了。邓**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对我的批判是对我的挽救，保证永不翻案，决不搞打击报复”可是结果如何呢？有人说：“江 青为他转了这封信，并提议让他出来，江 青作了东郭先生。”你在《唐山大地震》中写那么多与地震无关的事情干什么？如果需要，你另外写一篇“伤痕文学”好了。不要写在《唐山大地震》里。

　　在你给胡f克实补充的材料里只有一件事好像与地震工作有关。

　　1986年你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可是1996年你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由领导小组组长胡f克实主持，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你特别提到会议是胡f克实主持的。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归到胡f克实身上。可是你弄巧成拙。

　　国务院文件的功劳属于国务院，怎么能够归到胡f克实身上。而且国务院的文件明明写得很清楚：“望你们在搞好批 林批 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而胡f克实没有提出群测群防，没有大打人民战争，正是他对抗了国务院文件和地震工作路线。

　　你在文章里还把胡l耀邦、李昌也提了出来。他们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说他们干什么。你本意是为了说明“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日子”。可是你又一次弄巧成拙。现在年轻人很少知道胡f克实的顶头上司是胡l耀邦和李昌。就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也很少知道或还记得。我在文章里已经拿出了当时的材料证明这两个人是反对群众搞科技的，如果应用到地震工作上就是反对群测群防。说实话，我倒很担心我的文章发表后，人们会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化很大的篇幅来说胡耀邦和李昌。现在好了，你明确地说他们在“国家地震局的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并且和胡f克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这下好了！胡l耀邦和李昌反对群众搞科技，那么具体到地震工作就是胡f克实反对群测群防了。——真要谢谢你呢？

　　对地震局长刘英勇你还加上一段话：“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另别人……”

　　刘英勇真是这样吗？这真使我们感到吃惊，难道这就是当年的红小鬼、老红军吗？我原来的文章中一直尽量避开他，不伤着他，这在现在文章里还保留着。但是他如真的这样说倒不能不鄙视他了。哪有这样的英雄？这不分明是一个官迷心窍的老官僚吗？一个襟怀坦荡的人，对于自己担任的职务，如果做得下来就做，如果做不下来或者上面的路线或要求，不合自己的心意，那就干脆辞职。而他却在那儿患得患失，揣摸人意，遇到事情需要负责的能推给别人就推给别人。尤其是决不会舍得丢掉乌纱帽去辞职。让这样的老官僚主持地震工作真的不误事才怪。

　　现在看来汪成名同志为什么要写大d字z报了。就是他们的意见被这班官僚冷漠了。

　　可是钱钢先生，我真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在这个新版的《唐山大地震》里，你把汪成名同志写的大d字z报也改了。1986年你是这样写的：

大d字z报之一：……

大d字z报之二：……

　　可是现在成了：

其一：

其二：

　　大d字z报就是大d字z报。汪成名同志所写的本来就是大d字z报。可是你为什么要突然回避这个词呢？

　　在另一处你原来是这样写的：

　　汪成民念了与贴在局长门前的大d字z报内容相同的一段文字。

　　可是新版里你在大d字z报上加了个引号，众所周知，加引号就是说它原本不是大d字z报。

　　你为什么这样回避大d字z报这个词呢？是不是那是文 化大革 命的极左，写汪成名用大d字z报反映意见就是表明那是极左的功劳？是不是大d字z报不受邓**的法律保护，正确说为他的法律所镇压。——这个不追究了。可是光从这个事实看，钱钢先生你并不客观，你的文章出于需要可以对事实进行加工。那么你说汪成名同志写大d字z报是因为“国家地震局正忙于运动”我们还能相信吗？大d字z报是写给大家看的，是为了向大多数人呼吁，如果真的“国家地震局正忙于运动”因此领导没有重视，那么只要到领导的办公室里用手推推领导对领导的语气强烈一些就可以了。用不着大d字z报。你又一次弄巧成拙。我以前也没有就此深思，现在应该得出结论，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对于唐山地震没有预报是有责任的。大d字z报里提出要“紧急动员”，也就是要搞群测群防，可是被地震局的领导漠视了，汪成民同志不得不用大d字z报大声疾呼。大声疾呼还是被冷漠。

　　有一段话你原来是这样写的：

　　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
　　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脸柜里沉睡了九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革”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可是这次我惊奇地发现“九年”竟然被你改成了“多年”你做这样的改变干什么？看来你原来泄露了天机。可是1986年一出版就被我抓住了。汪成民要求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可是这些关系到二十四万条人命的资料竟然被尘封了九年。或者当时审查过，不久就不查了，——不是正好政 治气候变了吧！或者从来就没有审查过，也根本就不想审查。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究竟要隐瞒什么呢？1985年资料到了你的手里，你无意中把这一天机泄露了出来，大多数人还不注意，可是那些要想隐瞒真相的人倒着急了，于是1996年再版时你急急忙忙为他们避讳，就这样“九年”改成了“多年”，好像此事已经审查过了。

　　钱钢先生，看来在你的文章里避讳的事多着呢？你不是对于唐山地震没有预报的真正原因一点不知道，你是在为他们开脱。并且把责任推到他们的对立面。对于他们的对立面你一个名字也没有提，我们倒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他们在群测群防问题上有没有指控过胡f克实等人。

　　如果不是避讳的话，老老实实地把这些指控全部倒出来吧，让大家来分析到底是冤枉了胡f克实还是……

　　还有一段话，1986年是：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突变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回忆起、搜集起它们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1996年版是：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这些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收集资料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篇幅大大减少。最主要是把“巨人”的观察砍掉了。为什么要砍呢？很简单，写了巨人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一位“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如果当时搞了群测群防，人民一定会感到震惊。唐山地震就得到了预报了。钱钢是在有意识地掩盖这一点。他是有意识地包庇破坏群测群防的人。

　　好了！限于篇幅，关于责任的问题到此为止。现在说点别的。

　　对唐山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大地震的影响原来是这样说的：

　　唐山，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约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一，而产值约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一！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的煤中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港、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唐山的电力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上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自一九七五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十亿元。
　　还有冶金业、纺织业、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看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流动的血液。只有一片废墟！
　　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唐山经济在“7.28”地震中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但是在1996版中却只剩下这些了。

　　唐山，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约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一，而产值约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一！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煤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支持着中国的主要钢铁厂。
　　唐山的电力举足轻重，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上下唐山还有冶金业、纺织业、还有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然而作为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看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流动的血液。只有一片废墟！

　　篇幅大幅度减少。显然大大缩小了唐山大地震对我国经济的破坏和严重的后果。为什么钱钢先生突然要缩小唐山大地震对经济的破坏和严重的后果呢？事实是，邓**要把1976年我国的经v济说成已经到了崩 溃的边缘了。而实际情况是：即使根据邓**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1976年我国粮食还是创历史最高水平，夏粮大丰收。该年水、旱、虫、雹也很严重。而工业，我国尽管倒了一根经济支柱还有微小的增长。——这是一个奇迹。邓**当然希望尽量地缩小天灾，而钱钢适应了他们的这个需要。把1986年不经意中透露的损失尽量缩小。这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写得更明白。这儿不多说了。

　　还有钱钢把“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发电站”也删了。那是因为陡河发电站是毛主席1972年邓**在江西时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项目之一。暴露了1976年，就使得邓**为了篡权给毛主席、给文化革命和批 邓加的“排外”、“闭关锁国”的谎言也暴露于公众之中了。

　　当然钱钢先生也有改得很对的，如：

　　如果我们今天一代代人生存、繁衍的七大洲，是远古年代由一个“联合古陆”漂移或断裂而成，那么，就可以说，七大洲是在一系列强烈地震中诞生的！而我们的远祖也是在山摇地动中降世的！

　　这“远古年代”原来是“二百多万年前”。钱钢先生在新版里总算把原来的外行话给改过来了。

　　钱钢先生的1996版还没有认真对照着看。先说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对照着看。

　　最后，请问钱钢先生，1996年7月27日的工人日报想必你不会没有看过吧。第四版载着你的《唐山大地震》摘录。不知道你看过第一版没有。其中《无价真情永在……》有这么一段话：

　　曾几何时大地震使人们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吃穿住用，互通有无，风雨同舟……
　　曾经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依照他们的说法，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类的需要降低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人们会本能地互相依存……而当条件稍有变化，人们的私有欲又会故态复萌。
　　20年后，唐山人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不知你读后有什么感想？你还是坚持你原来的观点吗？那么请问1986年以后我国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灾害——天灾，或者人祸，或者由于人祸而加重了的天灾。请问在最近二十年来遇到这类情况，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类的需要降低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后，人们是不是本能地互相依存？是不是也出现了共 产主 义？

　　第一版还有另一篇文章。《洪水围困，旅客受难 92次特快，岂能趁灾打劫》

　　内容不必介绍了，看来并没有出现共 产主 义，倒是让抢劫和罪恶占了上风。

　　我忽然想到，92次特快被洪水围困如果发生在1966年、1976年或是1958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在现 在这个盗贼蜂起的年 代，每年有15000多罪犯被杀，许多抢劫不算犯罪案子。无灾无难时，一家新开张的超级市场，也会有成群的人哄抢，甚至钻到厕所里吃鸡喝饮料，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对他们谁也没有办法也确实不能当作罪犯。唐山大地震时 100万人中因抢劫而被捕的不过1800人，真是隔世。

200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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