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中，总理是具有很大实权的职位，许多具体的工作，都是由总理组织实施的。因此，总理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
现在的对周总理的纪念，主要集中在周总理的为人道德上。周总理的道德肯定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对国家的管理工作，人民也肯定是满意的。不大可能一个当总理的人道德一流，管理国家的业务能力很差，弄得民不聊生，大家反而光是因为这个道德而纪念他。
就全人类各个国家的发展史来看，也有许多领导人逝世的情况，但是，如果有某一个领导人的逝世，导致人民群众的痛哭失声，非常悲痛，那就不大可能是整个社会一片黑暗，专制腐败什么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过后，也有许多人当过总理，今后也还会有更多的人担任总理这个职务，真能够当到周总理的这个份上，能够使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人逝世，就非常悲痛，能够“十里长街送”，这是很难的事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敢说这个人的工作一定不错，人民的生活一定不能够用“民不聊生”来形容。
我认为，甚至能够用一个人死了以后，纪念这个人的人气，来衡量一个人生前的成就，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尤其是，这个纪念活动如果是人民群众自发的，不是政府组织的，这种真正的人气的反应，能够评价这个人的工作。
我不大相信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一个人自身道德一流，国家却弄得一塌糊涂，人民却只是因为他的道德而纪念他。
这个规律不仅可以用在总理这个职务上，甚至可以用在任何一个省级干部，市级县级干部，公社大队干部，乡镇干部，任何一个企业事业单位上。如果一个单位真的有一个领导，死了以后这个单位的人都痛哭失声，这个领导抓的单位工作一定不错，并不仅仅是因为道德好。而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把单位搞得一塌胡涂，那他死了不会有什么人痛哭失声的。右派有的时候诬蔑道“奴性”什么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不会有什么奴性一说，盖馆论定就是盖馆论定，一个领导在位的时候做得好和做得不好，死了以后他下面的群众的反应就是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讲，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纪念，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肯定，虽然有一些错误，甚至有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错误，但成绩和错误相抵，成绩依然是主要的。
虽然在那个时代苏联也搞计划经济，中国也搞计划经济，但是苏联领导人死了就没有什么人民群众怀念他们，而中国的周总理抓的计划经济，就有大批的群众怀念他，这就说明同是计划经济，也有搞得好的和搞得不好的。正如市场经济也有搞得好的和搞得不好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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