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求富”路上的洋务运动

倒在“求富”路上的洋务运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近代中国的一次次挨打，也激起了中国人一次次的反抗。中华民族再懦弱，但毕竟是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传承的民族，“逼急眼的兔子都咬人”，何况是人。但是，一次次的反抗，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重。惨痛的教训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有如此丰富的资源、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多彩的文化，但为什么总是挨打？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了我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于是以奕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兴办了一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现代化的工矿企业。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号召，掀起了一场以“自强”为目标、以防止挨打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中清朝兵工厂制造的大炮

以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安庆内军械所为开始，洋务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一八六二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建制炮局，一八六五年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其后又创建了金陵机器制造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马尾创立福建船政局；一八六七年，崇厚在天津创建天津机器局。同一时期，其他一些各省的督抚也先后创建了一些现代化的军工企业和其他企业，于是，一场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开展起来了。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之后，现代军事工业的雏形在中国出现了，为近代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开始筹建北洋海军。在北洋海军筹建的过程中，主力舰只向英国、德国订购，一部分辅助舰只由中国自己制造，聘请洋人担任教练进行日常训练。到一八八八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北洋海军成为一支拥有主力舰只二十五艘，总吨位六万多吨，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八位的强大海军，被清政府命名为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可是，当中国近代的国防工业刚刚有了一点基础，国防力量刚刚有所增强的时候，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刚刚有所缓解之后，传统的儒家文化沉淀在中国人骨髓里的消极因素又开始发挥作用，中国人在战略上短视的毛病和极端利己的思想又显现了出来，改善个人生活，追求生活富裕的要求又开始高涨起来。这时已经成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李鸿章也变得小胜即骄，于是调整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把洋务运动的发展方向从初期的为防止挨打为目的的，以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的“自强”，调整为中期以后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求富”。因此，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到“甲午战争”失败为止，历经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前后是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前期是以防止挨打的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目标是“自强”；后期是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建设为主，目标是“求富”。可惜好景不长，在洋务运动的发展目标调整为“求富”的十几年之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遭到了惨败，在“求富”路上走了不远的洋务运动也就此倒下了。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一八九五年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有：“一是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它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私利，使企业难以发展。二是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三是整个洋务运动在中央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既分散、又有限，难成大业。四是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就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时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以上的总结太过于笼统，也过于的肤浅，甚至有些是自欺其人了。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富强，难道就希望日本富强吗？洋务运动开始时的目标是“自强”，目的是防止挨打。因此洋务运动就与战争发生了必然的联系，与国际因素发生了必然的联系。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了惨败，洋务运动原本为了防止挨打的目的没有实现。所以，人们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不要忘了，整个洋务运动是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的。前一个阶段的“自强”，目的是为了防止挨打，这与战争就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后一个阶段的“求富”，目的是为了实现生活的富裕，与战争也就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正是由于与战争失去了必然联系的“求富”取代了与战争有必然联系的“自强”，才使洋务运动背离了原来的初衷，放弃了国防工业建设，改变了防止挨打的发展战略，这才导致了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了惨败。也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又导致了当时以“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造成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改变，从为了防止整个民族挨打的、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自强”，变成为了以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以经济建设为主“求富”。造成洋务运动发展战略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就是小农经济意识和传统的儒家文化。正是由于自私自利的小农经济的长期侵蚀和腐朽没落、消极保守的儒家文化的长期荼毒，才导致了大多数中国人失去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失去了开拓创新的精神、失去了社会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小胜即骄、小富即安，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战略，没有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目光短浅，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只顾及个人的利益，没有民族整体的利益观念、没有顾及长远的利益观念，更缺少危机意识。中国流传很久很广泛的一句俗语就是对这样的中国人最恰当的描述：“急来抱佛脚，闲时不烧香”。一八六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也使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奕昕、曾国藩、左宗棠等一些有识之士，从中认识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巨大作用，看到了中国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方面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巨大差距。为了防止再次挨打，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国祚，于是开始了以“自强”为目标，以防止挨打为目的，创建以军事工业为主的洋务运动。当洋务运动刚刚奠定了一些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当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刚刚有了一些成就、当有了保障国家安全的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尤其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和一八八四年，中国在与世界殖民大国------法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了近代反侵略战争首次没有落败的战绩，中华民族的现实威胁刚刚有所缓解的时候。有些人就忘记了曾经挨过的打，急切地要求改善个人生活，实现生活富裕了。对我们近邻日本的吞琉球、侵台湾、觊觎朝鲜，把中国作为潜在敌国，已经制定出侵略中国的战略规划，开始磨刀霍霍的行为，却视而不见。再也看不到中国与列强之间在国家实力方面的强弱差距，只看到了自己与外国人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的贫富的距离，也不顾及造成自己与人家个人生活贫富差距的原因。于是 “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开始要求把国家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建设上来。那些外国势力豢养的、靠出卖民族利益发家的洋奴买办汉奸和一些无耻的“帮闲文人”们，为了使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能够实现顺利调整，为了使“求富”的发展战略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又拼命鼓吹这样一条逻辑：“发展经济才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保障”。这不纯粹是傻子和骗子的逻辑吗？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有效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能有国家的安全吗？再精美的绸缎、瓷器也挡不住侵略者手里的“三八大盖”射出的子弹；张大千画的老虎确实逼真，但是能咬死入侵的日本兵吗？这样浅显的道理，可是有的中国人就是不明白，他们对实现个人富裕的渴望远远大于对实现国家强盛的追求。由于这些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没有看到国家安全对保障经济建设和保障经济建设成果上的重要意义，只看到了如果经济建设的发展目标调整为“求富”后，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方面能够发挥的功效。于是，就专门用比较经济效益的理论去衡量以“自强”为目标、以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的洋务运动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得失。在这些人的误导下，在“求富”目标的诱导下，洋务运动背离了当初“自强”的发展战略，改变了防止挨打的发展目的。在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上开始实行“军转民”，转而“求富”，追求改善个人物质生活去了。但是这一战略调整，对洋务运动的本身却是致命的，对中国的命运也是致命的，不但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还差一点就葬送了整个中华民族。　　

西方列强国家盛行的比较经济效益理论，是根据他们所走的低成本、甚至是无成本的掠夺式的殖民经济发展道路确立的。西方列强凭借工业革命的先行之利，开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打家劫舍”，为自己掳取了巨额的经济财富。他们先由政府出资从军工企业购买武器装备，组建起强大的军队-----这一“抢劫犯罪团伙”，然后“抢劫犯罪团伙”再从弱小的国家那里抢回巨额的财富交给政府。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出大于军工企业生产成本支出的资金，从军工企业那里购买武器装备，组建军队，军工企业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军队再用发动侵略战争的方式，从弱小国家那里掠夺回大于政府组建军队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成本支出的财富交给政府，政府又从侵略战争中获得更高额利润的这样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在这个经济循环中，列强国家的政府、军队、军工企业都从中获得了高额的经济利润，而成本却是由被侵略的国家支出的。因此，西方列强发展军工企业和组建军队，不但没有造成巨大的消耗，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而产生了巨额收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比较经济效益理论的实质，投入是为了发动侵略战争，获利必须在侵略战争获胜之后。中日甲午战争，不算在朝鲜和中国战场上的掳获以及中国所付的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白银的赎款，日本仅从中国勒索的高达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就超过了日本为打败中国所组建海军联合舰队和七个陆军师团的费用支出以及甲午战争的直接战争费用支出。日本人勒紧裤带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付出的巨额投入，终于在三十年后获胜的侵略战争中得到了巨额回报。　　

与西方列强国家相反，中国开展的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兴办现代化的军工企业，组建现代化的军队，都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国防力量，都是为了防止挨打和被掠夺，而不是为了去打别人和掠夺别人。所以从表面看，各个环节都没有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从大的经济循环过程来说，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也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这个效益的表现，就是通过其保护经济建设成果的功效来体现的。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即使是战平，中国就能省下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和赎款以及高额的利息，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八年多的财政收入，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则不是用金钱能够计算出来的。因此，对于有过挨打的经历，并有再次挨打可能的国家，无论在国防建设方面付出多少暂时看不到经济效益的投入都是值得的，否则，任你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也只不过都是为别人准备的。　　

自从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从“自强”转为“求富”后，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经济建设上，自一八八八年北洋舰队成军后，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六年多的时间里，北洋舰队没有添置一艘新舰，舰队的军事训练强度和官兵的个人战斗素质也急剧下降，尤其是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上至朝廷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包括担负保国卫民重任的大清官兵以及躲在幕后操纵国家实际权力的慈禧老太后，都喜滋滋走在“求富”的路上，忘记了曾经多次挨过的打，对随时有再次挨打的可能，更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在“求富”的路上，李鸿章利用特权，办起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从中牟取暴利；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北洋舰队司令部驻地刘公岛大搞房地产开发，建起了大量的别墅，出租给北洋舰队的军官，从中捞取外快；一些军官动用军舰经营客货运输，甚至参与走私，从中赚钱；军工厂为了增加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开源节流，用沙子代替炸药，装入炮弹。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普通士兵疏于训练，违章违纪日益严重，酗酒赌博渐成习惯。为加强经费管理，降低成本，节约开支，北洋舰队在日常经费管理方式上，采取与企业管理方式一致的措施，实行各舰日常训练、生活经费由管带包干，节余归己的做法。由于实行了这一“先进”的经费管理办法，整个舰队的日常管理费用极大的降低。各级管理干部，为了得到更多的节余，便拼命地减少训练安排，造成了日常训练强度的极大降低，从而造成了官兵的战斗素质极大下降。由于腐败之风逐渐形成并日益蔓延，造成了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也日益下滑，从而造成了整个舰队战斗力的极大减弱。在“求富”目标的引领下，一时间，全国上下、全军上下都忘了国家仍处在群狼环视的恶境中，再也无人去关心中国的“自强”，再也无人去想着如何防止挨打，再也无人去想着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了。全国人民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建设之中，全力以赴地奔“小康”去了。　　

“以“求富”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效果如何？因为找不到完全、详细的资料，具体准确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从以后发生的事去推测，应该说这场以“求富”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李鸿章伸手在中国的渤海湾画了一个圈，神奇地般崛起旅顺、威海城，渤海湾扬起浩浩风帆。仅李鸿章经办的轮船招商局，从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三年的二十年里就获利白银六百多万两，这些利润虽然都进了李鸿章个人的腰包，但也符合“藏富于民”的现代经济学逻辑。但是没过多久，期待中的唤醒东方神州的滚滚春雷没有出现，渤海湾里却响起了日本兵船发出的隆隆炮声，中华民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苦难。从当年李鸿章经办的轮船招商局这一家国有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就能看出，自从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转为“求富”之后，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快速增长，人口是大量增加。否则的话，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帝国拿什么去支付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白银的赎款呢？为什么日军将旅顺全城的中国人杀得只剩下三十六人，后来中国人也没见少呢？　　

甲午战争，中国遭到了惨败，整个民族“求富”的梦想破灭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少数人先富起来”。一九0一年，把洋务运动从“自强”领到“求富”路上的李鸿章死了。李鸿章死后留下了四千多万两白银的遗产，正如当时人们说的；“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个人早就实现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求富”梦，可是整个民族的“求富”不但破灭了，而且还陷入了更加苦难的危机中。从李鸿章的本身就能让人明白，无论国家的命运如何？无论民族的命运如何？即使像大清帝国那样灭亡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也还是能够走通的。　　

中日两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各自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一个半途而废，导致国家民族沦入更加苦难的深渊；一个一举成功，从此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中国洋务运动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一场战争，一场日本完胜，中国惨败的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的是必然的结果，这是一场在打响之前就已经分出胜负的战争。战争是人与物质有机结合的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因为再精良的武器也是需要人来操纵的。战争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最根本的还是交战双方文化的较量。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物质力量不及日本，而是精神力量差得太多。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文士”的文化，讲求的是彬彬有礼，讲求的是“温、良、恭、俭、让”，“文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中坚力量。而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武士”的文化，讲求的是忠勇强悍，讲求的是“七生报国”，“武士”是日本古代社会传统的骨干力量。“文士”文化和“武士”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中日两国民族性格的不同，造成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精神意志方面的差异，明朝抗倭的过程就清晰的反映出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精神意志方面的巨大反差。洋务运动前期，为了防止挨打，在“自强”目标的引导下，在为了抵抗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在为抵抗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准备了一定的精神力量。到了洋务运动后期，由于发展战略转为“求富”，经济建设成为了重点，虽然间接也能为抵抗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准备，但是，由于全国上下、全军上下都集中精神“求富”去了，也就没有人再为抵抗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去准备精神力量了，如此一来，中国人原本就比日本人弱了许多的精神意志变得更加脆弱了。在中日双方物质力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精神力量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在缺少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意志原本就比日本人脆弱的中国人输掉这场战争也就是必然的了。因此说，洋务运动后期的“求富”目标，将中国人的主要注意力引入到追求个人生活富裕上，而忘记了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忘记了还要为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去做必要的精神准备，没有在战斗意志方面对官兵进行必要的训练。正是由于对可能到来的侵略战争缺少必要的精神准备和官兵在战斗意志方面缺少必要的训练，才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这也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以“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必然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求富”梦破灭了，日本人的“强国”梦实现了，这是中国洋务运动后期“求富”的发展道路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的发展道路不同所导致的，导致中日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两国不同的文化。中国人在“自强”梦做了一半的时候，就转而去做“求富”梦了，这是中国人自私自利，缺乏国家民族整体意识，过于讲求现实的绝佳体现，也是中国人做事一贯遵循的“基本上”、“差不多”态度的真实写照。而日本人却将强国梦一直做了下去，直到成功。在实现了强国梦之后，日本人又实现了富国梦，最后实现了人人富裕，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中对事物认真、执着的追求态度和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所说的团队精神的完美表现。　　

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明治维新的成功，不是根据中日两国人民谁生活的更为富裕来体现的，而是由中日两国在战场上较量的胜负来判明的。某种战略的正确与否，要经得起长时间的检验，某种战略的作用，可能要在较长的时间后，才能显现和发挥出来。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崇尚现实的民族，一贯表现为急功近利，大多数人没有内心的精神世界，缺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极端讲求物质追求，极端看重物质利益，讲求现世现报。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但是在经过了十几年后，由于没有人来打我们，因此，还未等它的作用发挥出来，就有的人就开始怀疑这个战略的正确性。国家的实力因为事关国家机密，不会轻易示人，所以国家的强弱，不好比较，不通过战争是不易显现出来的。可是国家的贫富却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的，饿肚子，生活不富裕的现实，可是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人们。在没有挨打这个现实威胁的情况下，“自强”的发展目标远不如“求富”这个目标更能吸引人。如果把发展的战略目标从实现国家强盛的“自强”，改变为能够迅速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求富”，它的作用马上就会显现出来。人们自会通过前后两个发展战略给自己带来的实惠，来评价哪个发展战略正确。李鸿章为了证明自己的英明、正确，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丰功伟绩，为了在人民群众中留下光辉灿烂的形象，为了青史留名，于是在掌握了洋务运动的领导权之后，锐意创新、大胆改革，把洋务运动的战略发展方向从“自强”调整到“求富’。谁曾料想，十几年后，一个小小的日本竟将大清帝国打的落花流水。“求富”攒下的那些家底，全都送给日本人当作战争失败的赔款和赎回辽东半岛的赎款。李鸿章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卖国贼，他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没有了“灿”，只剩下“烂”了，青史留名倒是真的，可留下的只是卖国贼这样一个千古骂名。　　

目标改变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经过了十几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后，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社会安定，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大量增加，内部没有大规模的人民造反，外部没有太急迫的眼前威胁，全社会一片歌舞升平，大清帝国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大好形势。人民群众对大胆改革，带领他们走上致富路的领路人李鸿章无不心存感激。直到前两年，在许多电视台热播的《走向共和》的这部电视剧中，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卖国贼李鸿章竟还被描绘成忧国忧民的典型代表，受到了该剧编剧、导演、演员们的追捧和缅怀。可是，大清帝国“同光中兴”的好景不长，当一些人的发财梦还没有作完的时候，当“求富”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东洋小日本却打上门来。那些早已被“小康”生活腐蚀了斗志、那些早已被烟花柳巷销蚀了筋骨的北洋官兵却难以上阵杀敌了，诺大的大清帝国眼睁睁的看着被小日本打得如落花流水，无奈的只得跪地求饶。让朝鲜、失辽东、割台湾、弃澎湖，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幸亏李鸿章等人早有“远见”，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以大量的出口矿产资源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否则真不知拿什么去支付二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和三千万两白银的赎回辽东半岛的赎款。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华民族又一次看到了眼前的现实危机，中国人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轮回中。巨大的现实危机和深重的痛苦再一次激起了一些有识之士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心。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挺身而出，领导一群“大学生”推动“戊戌变法”，试图拯救残破的大清帝国。但是，由于“戊戌变法”在实际上触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触动了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慈禧太后调动大军入京，血洗京城，囚禁了徒有一个牌位的假皇帝，杀了积极变法的“六君子”。试图拯救大清帝国，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华民族又一次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当中国人还在那痛苦的轮回中苦苦受煎熬的时候，当大清帝国开始日渐沉沦的时候，东方的小日本却靠着从大清帝国勒索来的巨额战争赔款和赎款，实现了国家的军事崛起和经济起飞，短短几年，便国力大增，赶上了西方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走上了在全世界“打家劫舍”的道路。日本人民也因国家骤然强盛而跨越了艰苦的“求富”阶段，直接实现了社会富裕，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而中国人民却因战争失败，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被用来支付战争失败的巨额赔款和赎款，“小康”的生活不但没有过上，还开始了卖儿卖女。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以“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以“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以“自强”为目标，以防止挨打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最后却因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而倒在了“求富”的路上。甲午战争的惨败，是上苍对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缺乏整体意识，民族性格懦弱不堪，民族精神萎靡不振，一盘散沙且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尤其擅长“窝里斗”的中国人的最好的惩罚。这是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形态所导致的必然，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导致的必然。洋务运动的失败，彻底的暴露出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虚弱的本质和极端的腐朽没落，洋务运动的失败，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民族振兴的机会，从此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四千万强悍的日本人集合在强国的同一旗帜下，万众一心，打败了虽然拥有四亿之众，但却也拥有四亿个不同的“求富”目标和四亿种不同的“求富”手段的、一盘散沙似的、懦弱的中国人。追求生活富裕本是人民正当合理的要求，但是关健在于如何去追求富裕和如何去实现富裕。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首先要有保障国家和民族生存安全的能力，然后才有实现生活富裕的可能。在工业化的时代里，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实现生活富裕的基础。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越来越讲求整体竞争的时代，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也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真正的个人富裕，但是，洋奴、买办、汉奸除外。确立一个全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根本保证。洋务运动前期的“自强”目标，使中国人在为了国家强盛这同一个目标下团结起来，因此民族凝聚力也有所增强的。到了洋务运动后期，由于失去了追求民族强盛这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心中的“求富”方向，而且，由于在“求富”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目的和手段是不同的，所以使得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变得更散了，民族的凝聚力也因此更加减弱了。正是由于缺少一个共同的目标，使得虽然拥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四亿中国人，因为缺少民族凝聚力而变成了一盘散沙，才被只有四千万人，但却团结一心的小日本所打败。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长期挨打的中国人本应从这痛苦的轮回中汲取教训，找出防止挨打的办法，结束中华民族这痛苦的轮回。可是，甲午战争仅仅过去三十几年，中国出了个蒋介石。深受儒家文化荼毒的蒋介石发扬光大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尤其擅长“窝里斗”的“优良传统”，在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因政见不和，杀共产党人也可以不算什么，只要你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保证中国人不再挨打就行。可是蒋介石在掌握了领导权后，继续走李鸿章走过的老路，毫不动摇地坚持“求富”的发展战略，严格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发展顺序，集中精力大搞投资少、见效快的资源出口、来料加工工业等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放弃了重工业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幻想着等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之后，等筹集到进行重工业建设的足够资金后，再进行重工业建设。蒋介石的设想确实不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当时的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赢得了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经济发展“黄金十年”的美誉。直到一九三六年三月，蒋介石统御下的国民政府才制定出了《重工业建设计划》，但为时已晚。果不其然，一九三七年，日本又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且是全面的战争。中国新一轮的挨打又开始了，并留下了南京大屠杀等令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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