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城市人口过分膨胀不好。”

毛泽东说：“城市人口过分膨胀不好。”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当时领导干部普遍缺少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以便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专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区、县四级党委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同志又重申了这个读书的建议。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的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不仅读得很仔细，很认真，而且还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富于远见的谈话。这些谈话涉及到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许多方面。这些谈话，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我们今天做好工作，应对各种挑战，妥善解决各种现实问题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在这些谈话中，有一段话是专门谈城市化问题的。如何面对城市化，这正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从多年的情况看，各方的意见似乎也不尽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读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听听他当时发表的声音，无疑是极其有益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8页）　　

说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不仅在于他远在40多年前，在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不长，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还不太不久的时候就及时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因而就必然要面对一个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向何处去这样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而且在于他指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正确思路和途径。这就是不要“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这也就是说，既要适应工业化必然会促进农业机械化，进而必然会促进城市化的趋势，适当地增加城市的数量和扩大城市的规模，使城市能够得到“膨胀”；同时又要适度地控制城市的规模，不要让它“过分膨胀”。　　

毛泽东说不要“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是因为过分膨胀了“不好”。那么，城市人口过分膨胀有什么“不好”呢？由于当时他主要不是论述城市化问题，所以对此他并没有展开来说。因而，他所说的“不好”究竟指的是什么，也就无从具体知晓。不过，从他一向坚持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他所说的“过分膨胀不好”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过分膨胀”会带来许多的“大城市病”。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临界点，在临界点以内的发展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超过了临界点，就会出现“不好”的状况。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事实证明，城市的“膨胀”，是一把双刃剑：当着它膨胀的速度和规模遵循着客观规律、处于适度状态时，它会促进现代化，也极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当它在速度和规模上“过分膨胀”时，就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影响现代化和变得并非最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关于这一点，先于中国进入城市化的国家已经有许多的经验可资借鉴。有鉴如此，毛泽东同志就及时地提醒我们“从现在起（即从1959年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还不久的那个时候起），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提醒，的确是超前的，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城市规模的“膨胀”必须与它所处的经济区位相适应。不仅是大城市，如直辖市、省会城市是如此，就是一些中小城市也是如此，也要与它所处的区位经济优势相适应；绝不能脱离所处的区位状况来人为地促进其“膨胀”。从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情况看，脱离区位状况强求城市“膨胀”的现象是比比皆是的。据说，全国有100多座城市提出要把自己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不仅一些省会城市这样提，一些地区级城市也这样提，甚至于某些东部地区的县级市也这样提城市规划目标。这就严重地脱离了自己的区位经济状况。实际上，真正的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人为地建设不起来的，它是要以其所处的区位优势为基础来建设和形成的。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内，能够建设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总是极其有限的。不顾客观情况，硬要这样提，勉为其难地这样去做，其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贻笑大方。至于具体到一座城市，它“膨胀”的最佳临界点是什么，这是需要反复比较、认真研究才能确定的，不是任何人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　　

二是城市“膨胀（即城市化）”的速度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协调。从根本上来说，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可以而且应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及时地认识这个过程，正确地把握这个过程，恰当地规划这个过程，以便“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然而却不能拔苗助长式的催生这个过程。拔苗助长式的“催生”，结果也会适得其反。我国在上个世纪的80至90年代就突出地存在着拔苗助长的现象。当时，不是根据经济的发展而促进城市的自然生长，而是通过行政手段，仿照58年大跃进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作法，突击地搞“县改市”，“地改市”，“市改区”，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增加了几百座城市，“地区”这一行政区划几乎从中国的行政版图中消失了（因之也极大的膨胀了中国的官员队伍，缩小了官民比例，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这种人为地“跑步实现城市化”的作法是相当可笑的，也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过分膨胀”会损失过多的土地。中国人口众多，而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却极其有限，人与土地的矛盾相当尖锐。而城市“过分膨胀”所占用的土地几乎全部都是良田沃土，其损失容易再生则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珍惜每一寸土地，尤其是耕地。这的确是涉及子孙后代根本利益的特大问题。　　

第三，“过分膨胀”不利于备战。我们谁也不希望有战争。但是，战争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人类还远远没有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就现实状况而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在地球上存在并肆虐；中国是否会面临大的战争，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即不能由我们说了算。而现在以及未来的战争的武器和式样都是大大地有别于从前的。当战争来临时，“过分膨胀”的大城市最容易受到攻击。这是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的。　　

第四，城市“过分膨胀”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协调发展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在《论十大关系》等多篇著作中，他都着重地论述了这样的思想。在这篇谈话中他说“城市过分膨胀不好”，无疑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而在最近20多年中，我国执政当局突出地注重了东部却相当地忽视了中西部，突出地注重了沿海却相当地忽视了内地，突出地注重了城市却严重的忽视了农村，这不能不说是理论政策上和工作上的一个极大的失误。现在，中央继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之后，又突出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目标。这无疑是对上述失误的纠正。这样的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又非常令人感到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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