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

我是1973年春天在湖南省临湘县桃林乡长春大队上小学的。那时大队还没有通电，小孩子过生日才能吃上一个鸡蛋，“阶级斗争”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不过时代的苦难和生活的重担主要是由大人们（成年人）来承担的。对于小孩子来说，食不果腹的大饥荒时代早已过去，“三月不知肉味”反而造就了一个好胃口，吃什么都喷喷香，白米不够吃可以多吃红薯或南瓜，营养不良尚不至影响身体发育（除了身高普遍较低之外）和心理健康。夏天头上的疖子和冬天手脚上的冻疮虽然让人痛苦，但那毕竟是暂时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好玩的事情上时很容易遗忘：40℃高温的炎炎烈日下照样有不少孩子捕蝉掏鸟窝，最冷的日子里每个孩子随身携带的燃着木炭的小铁碗同样可以用来戏耍。电闪雷鸣都是景观，绿水青山都是玩具。记得那时大队每隔两个月左右请公社的放映员来放场电影，1975年通电以后是每个月一场，地点就是学校操场，时间是晚上，孩子们往往下午三、四点就从家里搬了椅子替父母和爷爷奶奶占位置，看完电影才回家吃晚饭，还要兴奋地谈论好多天。俗话说，“大人望栽田，小孩望过年。”小孩子只要肚子不饿就体会不到生活的艰辛，普遍的贫穷基本消除了相互攀比的庸人自扰，学习负担很轻，家有兄弟或姐妹为伴，父母离婚率极低，这些快乐之源远非后来物质生活的改善所能弥补。

由于人口的增长，每个大队都有了自己的完全小学，孩子们从家里到学校的时间大约在五至十分钟之间。这不但保证了孩子们的睡眠和休息时间，也为哥哥或姐姐带弟弟或妹妹上学、回家提供了可能，使得适龄儿童入学率迅速提高。

每天上午是上四节课还是三节课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冬天早晨不愿意起床，怕冷，非等太阳晒屁股了才在父母的催促下起床，匆匆地洗脸、漱口、吃饭，然后背着书包去上学。因此，至少在冬天，是上午九点钟才上课的。下午只有两节课，夏天三点钟开始，冬天两点钟开始。如果天气晴朗，下午放学后姐姐可能去采挖猪吃的野菜，我在后面跟着挖。周六下午和周日我常常跟着哥哥和几个堂兄去砍柴。家里并不指望我干活产生什么经济效益，让我跟着干活的目的，大概一是为了我的安全，二是为了让我养成劳动的习惯，所以并没有给我定任务，干多少是多少。这反而保护了我的劳动兴趣，除了“点粪”（对蔬菜施农家肥）因为太臭而刻意逃避外，凡是不需要特殊技能（如缝补）和巨大体力（如耕地）的农活与家务活，我都挺喜欢干，总是希望自己干得比同龄人更出色。

学校每周给学生安排两节劳动课，不是在教室里上课，而是让学生下地干活，老师在旁边指导，收入归大队。小学鼓励孩子们放学后参加家务劳动，不像寄宿制的中学那样每天下午给孩子们安排一节课外体育活动。放学的钟声一响，孩子们就从教室里冲出来，每个生产队（自然村）的孩子列成一队，不分年级，允许自家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站在一起。列队完成后，值日老师会把给家长的通知、信函交给他们的孩子，没有孩子在学校读书的“社员”的通知、信函也是托同队比较大的孩子转交的。那时邮递员送信、送报只送到大队部，农民中文盲还相当多，所以小学成了农村的邮件处理终端，小学高年级学生扮演了义务投递员和读信志愿者的角色。此外，学校每学期还放一周农忙假，让孩子们参加所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学生的学习负担很轻。周一到周六每天一节语文，一节算术，一节自习课做课堂作业，寒暑假才有家庭作业，平时和农忙假都没有。此外，每周有两节体育、两节音乐、两节劳动、两节政治，美术是低年级的课程，常识（自然）和作文则高年级才有。上午两节课之后要做广播体操，如果下雨就在教室里做眼保健操。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也低，一般只要求他们学会识常用字和做加减乘除。不少家长甚至明确向老师表示，他们送孩子上学的目的是“看水”，就是让老师帮他们看住孩子别让水淹死了。这种状况在1977年下半年因为恢复高考发生了急剧变化。

除了语文和算术，其他的课程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老师开会或大队组织的各种活动而不时被耽搁，何况老师本身也五音不全、只会“画鬼”，一对没有球网的篮球架和两个以木板代网的乒乓球台（估计是坏了没钱买新的）是学校仅有的体育器材，因此农村出来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往往被认为 “综合素质”低。

这其实是城市中心论的偏见。为什么模仿鸟兽的声音不算音乐？为什么跋山涉水不算体育？为什么自制各种取材于大自然的玩具不算创作？为什么有利于家庭和谐的生活能力和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不算“综合素质”？我个人倒觉得，教育条件恶劣的农村孩子考同样的成绩意味着他们有着更高的智商，而兄弟姐妹多的孩子具有更高的情商。但是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偏见和歧视打击了尚未成熟的农家大学生的自信心，使他们自认平庸，甚至被极度扭曲。

长春大队共有五个老师，一个公办教师和四个民办教师，都没有受过师范专业训练。民办教师大多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公办教师则好像是来示范的，干一年就跑了。更成问题的是那时的小学教师必须强迫自己成为通才，每个人带一个年级，语文、算术、政治、音乐、体育、美术、劳动都要教，人口密度较小的山区甚至有一个老师把两个年级、三个年级的课程全包下来的，同一间教室里左边的孩子在做作业、右边的孩子在听课，被称为“复式班”。恢复高考以后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逐渐多起来，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孩子减少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复式班”在山区农村反而越来越多了。

语文和算术的教学比其他课程要好得多，在效果上仅次于劳动。音乐、体育、美术课实际上只承担了游戏和休息的功能，语文和算术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实现了让孩子们识字和计算的目标。虽然跟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但也不是很难弥补。我大舅那时在长沙教小学毕业班，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把长沙的试题拿来考我，结论是我在他们那里也够得上“中上”水平。以五年后高考的成绩来衡量，情形正好反过来：我是优秀的，大舅教过的那些跟我年龄相仿的曾经的优等生都变成了“中上”水平。这可能说明小学学到的那点存量知识并不重要，没必要强迫孩子们学习更多的存量知识，身心正常发育、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玩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我的语文和算术学习成绩在小学一直是最好的。不过语文好是相对于本校其他孩子而言的，初中入学考试我因为作文五十分只字未写（题目是“我爱红领巾”，但是我并不是少先队员）而语文不及格，靠算术一百二十分的满分，以倒数第几名的总成绩进入临湘二中。我的经历表明：“毛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爱华主席”这样的句子同样可以教会孩子识字、阅读和掌握基本的语法规则，但总是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开头绝对是写不好作文的，作文课一直是我小学期间最头痛的课程。至于“刘胡兰”、“刘文学”、“杨白劳”这样的人物形象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儿童心灵的负面影响，那更是一言难尽。

父亲当时担任小学校长，但他从不辅导我学习。我从姐姐和哥哥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东西多得多，虽然他们也没有刻意辅导我学习。除了通过交往和模仿学习之外，姐姐和哥哥读过的旧书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并非天生喜欢读书，尤其不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老师讲过的书。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喜欢野外生活，不管是游戏还是劳动。只有下大雨或冬天里最冷的日子，妈妈在家做布鞋、缝补衣服，我因为年幼恋母，才坐在妈妈身边读书。妈妈出身于地主家庭，读过小学四年级，即使是父亲都认为“读书无用”的岁月，妈妈仍然鼓励我们姐弟读书——尽管我从来没见过她自己读书。一是为了能够多陪伴在妈妈身边，二是因为读了哥哥的书可以在学校里显得自己比同学高明，我养成了提前读书的习惯和自学的能力，这使我终身受益。

父亲当校长的作用，首先是我上学比别的孩子稍早些。在我的印象中，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年龄小的孩子学习成绩反而较好。其次是有一次我冒犯了班主任老师，她命令全班同学不理我，几天之后我受不了，发誓永不读书，但逃学第三天就被父亲发现了。

由于春季招生改秋季招生，我的小学读了五年半，中学读了五年。我觉得还是太长了，小学和中学最后各有半年完全是为应付考试而重复学习。考虑到高中的学习过于紧张，中学也许需要五年，但小学无论如何不需要五年半。在幼儿教育发达的城市地区，也许小学读四年就足够了。

缩短学制尤其是小学学制的好处很多。首先，六岁入学读五年小学，可以把小学生的年龄控制在十二周岁以下，这样师资相对薄弱的小学就可以避免令人头痛的青春期问题。其次，中小学压缩到十年，国家只需要增加不多的经费就可以将义务教育延长到覆盖整个中小学阶段，使每一个孩子都有考大学的机会，不至于因为穷人的孩子没钱读高中而埋没人才。第三，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社会抚养比的提高，需要缩短普通劳动力的培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