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纪念115周年
恽仁祥
恽仁祥
世上沒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沒有无缘无故的恨，只有阶级的爱和阶级的恨。我由1949年解放初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到中、老年时自觉捍卫毛主席、和近30年誓死捍卫毛主席，是社会实践和学习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世界覌改造逐步深化的结果、还可以说是一些反毛人物这些反面教员教育的结果，促成我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认识深化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在1976年9月9日以前的二十多年里，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是绝对多数的中国人高呼的两句响亮口号；但是，1976年10月6日以后，就逐步分清了谁是真心实意喊的，谁是随大流跟着别人喊的，谁是两面派假心假意、甚至心怀恶意喊的。那些当初喊这两句口号喊得最响，而后来攻击毛主席搞“个人迷信”的人，该属于恶意喊的，是陷害毛主席设的圈套。毛主席指出：拥护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反对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坏人。这些充满辨证法的哲理，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不能仅就看一个人一时一事高喊两句口号，而对其作定论，更重要的是看其行动。那种当面奉承，背后捣鬼的人并非个别。
在全国人民纪念115周年之际，回忆我是如何由自发高呼毛主席万岁，到自觉誓死捍卫毛主席这一过程的飞跃，表示对毛主席永远怀念之情。
首先声明，因为本人已发表了一些文章，本文力求避免重复或少重复，但某些重大事件，重复一下也必要。因此，难免有离题之嫌，请谅解。
1938年，日冦刚侵占了我的家乡的当天夜晚，就一把火把我的家和许多人家烧了个精光。当时我年仅6岁，是个初冬季节，父亲背了我和全家逃在三里开外的麦田里，眼看着初冬的夜空，成了一片火海，许多人家被烧成了无等身之处，而住进了土地庙，我家也只得住进土地庙以避风雨。当时全家唯一留到的财产就是每人随身穿着的一套衣服，除此就一无所有。更惨的是，一些百姓当天被日冦枪杀了，一些妇女被强奸了。在如此残暴入侵者面前，号称四万万同胞的中华民族，竟沒有听到一声还击的枪声。这同前些年，我们的使馆被炸、飞机被撞、人员伤亡了，沒有听到还击的枪声，十分相似。
我们一家八口人，只得从废墟中扒出被烧成焦炭的粮食充饥，全家人吃到饭就哭，因为像我当时还不懂事，吃着难下喉的焦炭就哭闹起来，大人也就哭成一团。靠舅舅、姨妈家送来点粮食，也只是当作宝贝，偶而“改善一下生活”。父亲本来身体较弱，如此大的劫难，加上无钱看病，很快病故了，只得借了一口棺材埋了，农村习惯的葬礼就办不起。后来靠几个会瓦、木工的亲戚，用废墟中扒出的破砖、烂瓦等，盖了两间共约24平方的房子，后又盖了一间草屋，才有了个“家”，一直住到我母亲1987年去世。在日冦的铁骑下，遭如此劫难的何只千万户。奇怪的是，一些地主、恶霸、资本家的豪宅却很少被烧，后来才知道，一些地主、资本家、恶霸是打着太阳旗，喊着“大东亚共荣”的口号，放了鞭炮迎接“皇军”的。
国民党逃跑了，来了新四军。我家很快成了新四军的联络站，来往“表叔”、“表哥”均由我大哥接应(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从此，亲见他们去打日冦的堡垒、打日冦汽车、暗杀日冦外出的散兵，…。四万万同胞的中华民族，才听到抗击日冦的枪声，才见到日冦尸横荒野的下场。
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我们抗日胜利了。就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也称“抗日胜利届毕业生”，那时农村孩子唸到小学毕业是不错了，毕业自然就是学到头了，后来才懂得毕业就是失学。更糟糕的是，日冦打败了，沒有打日本鬼子的国民党来夺取了胜利果实。我们这些“共匪家属”就更遭殃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敲诈等接连而来，逼得上吊的上吊、送人的送人，逼得我年近六旬的老母亲拖着我和我的侄儿、女四个孩子无法度日，至解放前夕，姐姐又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共度苦光阴，只得借高利贷买些豆饼(黄豆榨油后的饼泊)，我们这些孩子采树叶、挖野莱度日。在此介绍一下旧社会的高利贷，因当时物价不稳定，上午可买10斤粮的钱，到下午就不值4、5斤粮的钱了，国民党的货币高速贬值，同上世纪80年代人民币快速贬值有相似之处。因此，当时借高利贷都以粮食计算，比如夏收时借的高利贷值100斤小麦的钱，就算借了100斤小麦，年利一般为30％左右；这还不算，到了秋收时，约100斤小麦能换100多斤稻子(一般可折算到130至150斤稻子)；在旧社会，哪种新粮收割上市，就哪种粮大跌价，这时就换算为借了100多斤稻子，到第二年夏收还债时，这时的新麦子特便宜，约100斤稻子可折算到150至180斤麦子；你算一下，当初借100斤麦子的钱，仅一年期要还多少麦子(包括30％的利息)？还得起这个债吗？还祸不单行，我小学毕业失学在家，就那个夏天，到人家地里去拾人家掉落的黄豆，髙度中暑而昏死过去，醒来吐了一大碗血；接着染上了血吸虫病，至1948年底，我的病已是晚期，当时血吸虫病到晚期就很少有救命的希望了，我的邻村，死绝了的人家几乎占全村1/4多。幸好不久，1949年4月23日晨，解放军渡过长江，我的家乡解放了，人民政府给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发了救济粮，并有了治病的条件。当时很自然跟着乡干部高呼毛主席万岁！坦率讲，当时还真不知道毛主席是何人，只是日伪统治期，盛传中国出了朱、毛，我们这些孩子还误听为出了“豬毛”，并到池塘边去寻找豬毛。1949年6月起，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边工作、边冶病。工作中经常学习、听报告，认识到了是毛主席把我全家和我本人，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回来。这是我一生中，开始知道毛主席是劳苦大众的救命大恩人，也是我自觉高呼毛主席万岁的起点；很显然，其中带有很大程度的报恩思想。我在有的文章中讲过，我在解放初期，去县城开会和去南京市，乘座汽车和火车均是买半票，已是17岁的青年竟矮小到如此程度，足见旧社会对我的摧残。直到毛主席《送瘟神》光辉诗篇发表后，才彻底治好了我的血吸虫病，我怎能不高呼：毛主席万岁！
1951年夏，我手头的土改收尾工作，即全区土改后的土地清册的编制工作完成后，江苏镇江地委介绍我到省立镇江中学插入初中二年级唸书。大概是农村工作实践，使我认识了学文化的重要性，失学了六年，能重返学校唸书，真有一股拼劲，我的学习成绩很快达到了优异的水平，以至班主任洪凤仪老师要我每天早自习时间，给学习有点吃力的一些同学复习数学(代数、几何)。学习上去了，并有了富余时间，就看政治书藉，在初中时，我吃力地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主席的几篇哲学著作，遗憾的是政治经济学沒有能抓时间学，这使我政治课不复习也能考优秀成绩。高中一年级时，还被校里指定给初一一个班级每周讲一小时的时事教育课。读初二时，由学校组织参加了镇江市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些学习和社会实践，使我对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的伟大，逐渐有了理性认识。
初中毕业时，吴校长和教导处毛主任都找我谈话，耐心劝说我加强体育锻练，一定把身体练好，否则学习成绩最好，也担当不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因为我当时的身体，上体育课连最低的双杠都上不去，还得体育老师把我抱上去。由此，从高中直至大学毕业，很大精力用在锻练身体方面，学习仅保持在良的水平。到高中三年级，取得了全校运动会5000米长跑冠军的成绩，大学期间一直是系运动会长跑冠军，维持到我毕业。这些就不细讲了。
在大学时，唸到四年级结束，即将期终考试，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大意)：因国防建设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四年级中选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支援国防建设，享受五年制待遇，毕业文凭照发。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情报所(即九局、情报所合一)工作。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习，以及亲历的各次政治运动，对毛主席作出的卓越贡献及其才华，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旧社会使我已踏上去阎王殿的路上，新中国把我从死亡路上拉了回来，还成了想也不敢想的新中国大学毕业生、身体健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且，像我这样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子女，而成了国家的主人，何只是千千万。这不仅仅是单个人的翻身，而是千千万穷苦人民整个阶级的大翻身！我们怎能不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4年至1965年，我分別参加了城市工厂和农村的社教运动。亲自体验了社教后十条、“桃园经验”和前十条、二十三条间的明显区别：是解决“四清四不清”还是重点整党内走资派？清晰地看到了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就是我提升为捍卫毛主席的起点，至文化大革命，尤其近30年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使我逐渐形成了自觉捍卫毛主席的高度责任感和紧迫感。我讲的捍卫毛主席，包含捍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坚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路线。这些年，也是我购买书藉最多的30年，而且大多是政治、历史方面的书藉，并连年看了几种“小报”。那个会议发表的所谓建国后什么历史问题决议。当时听了那个“决议”，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很敏感地想到这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什么区別？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涉及到的问题，几乎都是亲见、亲闻的事，但竟发生了180度的大変化，深感问题的严重。随之而来的社会上一些乌七八糟的腐败爆炸式的蔓延，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城在塌方。旧社会饱受“三座大山”摧残的穷苦人，又陷入吃二边苦、受二荐罪的境地。捍卫毛主席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人肩上。
1、关于农村合作化
毛主席热情支持有觉悟的农民，在土改后很快出现的两极分化，而自覚组成互助组，并又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而走资浱极力反对合作化。这个矛盾最早突出表现在山西省的合作化问题上，陶鲁笳同志著《毛主席教我当省委书记》一书，有详细记载，在此不赘述。陶鲁笳同志多次同本人闲谈时也谈及此事，他说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个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上去后，刘少奇等就一再要他们作检讨，认为这是“头脑发热”，…。陶认为，报告是给主席报告的，还不知主席什么意见，因此拒绝检讨。就这样顶了一段时间，后来毛主席看了报告，支持了山西省委。但事后，刘少奇乘中组部长安子文出差到山西，要安责问陶鲁笳：“你在山西省，是群众听你的话多了，还是你听群众的多了？”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山西省在合作化问题上，做了“群众的尾巴”。但山西省坚持了按毛主席的批示，把合作化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此后搞那个“决议”的时候，搞翻案的头头，不是也说毛主席“头脑发热”嘛！如此合拍，决非偶然。合作化的分歧，从这里也看到其矛盾的本质之一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还是“皇帝”创造了世界？至今“不争论”成了为官的信条，从这里人们就能把当今的问题看得更透彻一些了。
在此我介绍一下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老母亲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情况。1955年后，我除有一个侄女在老家唸中学外，其余都在外地唸书和工作，家中一切都由我母亲处理。初级社时，我家的土地还有入股分红，加上人民政府发的烈属补贴，以及一亩多的自留地，从没听我母亲说有困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母亲带头把土地证交给了公社。在此多讲几句，前面讲到日冦烧了我家房子，吃焦炭的情况，但熬到第二年夏收，从吃青苗开始，就有填肚子的粮食了，从此母亲更是爱田如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宁住破房子，也不肯卖田。如此爱田如命，能在公社化时带头交出土地证，她对子、孙说：跟毛主席、共产党走，没有错。从此，虽无土地分红，而靠人民政府的烈属补贴，另增加了公社生产队每年给烈属无偿的几百斤口粮和烧草，以及上述一亩多的自留地，生活还比公社化前略有上升。这就是沒有一个劳动力，拿不到一分钱劳动工分报酬的家庭的真实情况。更有意思的是，让“精英们”丑化得一塌糊涂的“三年困难”期间，我们这些回家探亲的子、孙们，从未给我母亲交过粮票，甚至离家时还能带点新米走；更没听说谁家饿死了人。我讲这些，不仅是负责任的，而且经得起核查。但是，我并不否认当时连三年的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然而“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矛盾，很难自圆其说，他们一边大叫大嚷“饿死几千万人”，大诉共产党、毛主席的苦；但同时，又为因当年严重官僚主义而造成死了人的干部，不仅遭到毛主席、党中央的严励批评，并受了应有的处分。 “精英们”均为他们作了平反和动听的赞扬宣传，这不更能证明他们是串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当时的“人祸”，是这伙人上下串通制造的，并同当时记载的史料完全吻合。还用得着找比这更过硬的证据吗？在此，我不想再费笔墨去陈述“精英们”的老祖宗当年是如何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等丑事，因为吃了称砣的“精英们”，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是其阶级本能，造谣、栽赃、诬陷是他们的浑世法宝。如果社会没有这类“精英”，则马克思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就不是真理了。
在此，我向同志们推荐一篇文章：毛泽东旗帜网于12月15日发表的“谁嫁祸了毛泽东---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彔”，甄石同志作。我担心，在大力歌颂“实事求是”的当今社会，“精英们”不一定能容忍这篇文章能同读者有更多见面的机会。关于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及当代“精英”的老祖宗如何搞阴谋弄权、排斥周总理、诋毁毛主席等等，文章中均有较多史料介绍，在此就不摘抄了。
2、关于农村单干和资本主义尾巴问题
那个“决议”出来以后，就大肆宣传分田到户一单干“就灵”，还为此树了个反面教员安徽小岗村。甚至不惜手段，恶意丑化、夸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悲惨场面”，用心之良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凡“精英们”到了不要脸皮的时候，就无所谓事实不事实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就成了他们的天性。
树小岗村时，就大力宣扬“十八户冒死掩血手印分田单干”，是多么催人泪下的“悲壮场面”？电视台、一些官办媒体可以说是热热闹闹折腾了三十年，大加渲染。难道在毛泽东时代，单干真的就要杀头吗？甚至宣扬“掩血手印”后，若有人“牺牲”，还有人能负责把他的孩子拉扯到18岁成人，能独立生活。一出活龙活现的江湖活报剧，就这样上演了30年。它的社会效果、尤其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丑化，有目共睹。请问，有谁听说毛主席杀害过一个普通农民吗？沒有，绝对沒有；倒是近30年被活活打死的普通无辜农民成了家常便饭。那么，“冒死”又从何谈起。
阴谋，终究只能是阴谋，而且终究会被揭穿。请看一些文章揭露的事实。
当初，毛主席不仅在那两个头面人物大刮单干风时说：分田单干，可能短期有效，但很快会出现两极分化。而且毛主席于1962年8月，还亲自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作了修改。在此抄录其中一段文字：“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这种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我理解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农村搞单干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另外，在小岗村“十八户冒死‘掩血手印’”之前，安徽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为“省委六条”。其一是…… ；…… ；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可以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更有在小岗村人“摁手印”之前，同样属安徽省的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早在1978年9月23日就已经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不仅如此，在小井庄村的影响下，附近有10万农户已先于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而小岗村是1978年11月24日“冒死掩血手印”的，比小井庄村晚了整正两个月。更有文章披露：“刘少奇当年搞‘三自一包’正是从小岗村开始的”。这不仅揭开了“精英们”为什么把小岗村树为单干典型的奥妙，而且上述这些，还足以说明：所谓 “冒死”、“掩血手印”，完全是几个资产阶级政客，煞费苦心，精心策划的大阴谋，是对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恶意伤害。
近年来一些文章，揭露小岗村的这些问题，还说明了小岗村那个领导班子，是个典型的软、懒、散的班子。理由是：其一、内部极不团结，队长、副队长各执一套，并争权夺利，从品质来看，是典型的严重的小农经济思想；其二、如公开揭露的材料属实，有的队领导是完全合格的贪污犯，反而有上下“精英”包庇、信用，就看出树这个典型的问题的严重性，更有其后人公开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明思想落后，选这种人为官，可见当地在宣扬什么、树这个典型目的又是什么？其三、为说明问题，在此不惜笔墨抄录一段一位采访记者发表的一段文章：“他们想对总书记说，希望小岗村在新一轮土地规模经营中，能使得当地老百姓获得更大的收益。村里大面积推广的蘑菇大棚，就让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两年前，三位来自凤阳县城的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在小岗村建立了9个蘑菇大棚，并进而带领当地众多农民投入蘑菇种植，激起了小岗村土地流转的第二次高潮。按照凤阳县维持到现在的政策，2006年，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500元；2007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000元；2008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按照严美昌的说法，地是村里拿钱出租的，地给承包户不用钱，然后每个棚还有补贴。而建大棚等钱不够的话可以有贴息贷款，等卖了蘑菇再还贷款。这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经营方式，但现在，承包人向上级申报的大棚数，和实际经营的并不一致。‘申报几个棚，拿到补贴后，到时候实际上只种其中一小部分大棚，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一位村民说，‘比如有5个棚，就有25000块的收入(注：即财政补贴)，到时候就只做3个棚。’记者在现场的确发现，很多大棚都空着。一位种植户说，因为投入成本高，而且价格受市场影响大，所以后来很多农户就不弄了。而现在，‘明知道蘑菇不赚钱，但还干，因为有钱补贴。’严美昌认为，之所以蘑菇大棚说有收益，是因为‘他们(指种植户们)在拿到5000元补贴后，减少双胞菇的种植，比如原来是8层架子，现在减少几层，这样减少了投入’。严美昌的侄子也培植了双胞菇，但是也亏本了。而流转用于养猪的土地则更让不少村民有了争议。2007年，上海三农公司在小岗村建立一个养殖基地，送来了100多头母猪，并带动了40多户农民养猪，不过这个养猪厂的占地是以4000元一亩的价格一次性买断20年的使用权，已经不同于当时的以出租为主导的模式了。但‘养猪的地，只用了一些地，其它都荒废放在那边几年了(部分用做苗圃)，公司没给钱村里，村里拿钱给村民。’严宏昌说。村民们认为，既然该项目引进的是外地的老板，就应该是承包方支付，而不该是村委会支付，所以他们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结果一年多来，村民反而没得到一分钱租金”。(注：原文没有黑体字)。从摘录的这段报导，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吹了多年的分田到户一单干就灵，到此划了句号：彻底垮台了；其次是当前吹得热火朝天的小岗村式的“土地流转”，一开头就失败了。“流转”后，养猪、种葡萄，却不见了种粮的，就该喝西北风了。另外，不管种葡萄还是养猪，都出现了大片荒地，其结果，只会比分田单干失败得更惨，因为“结果一年多来，村民反而没得到一分钱租金”。更严重的是，“凤阳县维持到现在的政策，2006年，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500元；2007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000元；2008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如果全国农村都按此标准给予财政补贴，搞如此“土地流转”，请问，这个国家还撑得住吗？以上，足以说明，小岗村是一个软、懒、散、贪的班子，是小岗村落后的症结所在。小岗村的“土地流转”，更暴露了浮夸风和“共产风”、外加更弄虚作假风盛行，远超过1958年刮“五风”的水平。我倒是衷心希望小岗村的贫下中农们，你们必须选出能代表你们利益的一心为公的人出来撑舵，并相信发展农业生产，你们最有发言权。千万别再听任一类五壳不分的高官吓指挥了，已经坑了你们三十年，再不能这样听人摆布下去了。千万别再迷信大学生什么的，知识分子不同工农相结合，只能是一事无成，至今沒有听说，有哪个大学问家，坐在办公室，能从微分方程推导出粮食来的新闻。
还应指出的是，那位鼓噪一时，1975年以“整顿软懒散”班子而自吹的大人物，为什么三年后，竟扶植、宣扬、推广一个最软、懒、散，还加了一个贪的小岗村领导班子为典型呢？以前还只知道他爱打牌，一天上两小时班，最近的报纸上还介绍他是：“鬼书武侠爱好者。他也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这些问题，如果发生在任一个别的干部身上，都是十足的软、懒、散的干部，讲实事求是一点，就是个腐败干部。他能树出什么好样板，小岗村就是很好的反面典例。树小岗村这个典型，所采用的种种造假、欺骗、以至不惜动用国家巨额财政伪造这个反面典型，并强行在全国推广。如此胡闹，只能证明我在这之前的结论，并非多虑：它使凡走上小岗村这条复辟路的农村，起码倒退50至60年；现行的小岗村“土地流转”模式，照此下去，将失败得比原来分田到户“一单干就灵”，还要惨败得多；资本家决不会养活农民。
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问题”。 我想凡农村出来的同志，可能都清楚，关于农村保留一部分农民的自留地，而且不用交公粮；农民自养猪、羊、鸡、鸭等副业，包括自留地的农产品、部分手工业、自由市埸等等，自农村合作化以后一直合法存在，而且在节市场出售，还不知什么是交税、市镇管理费等苛捐杂税，一切所得均归农民所有。这类苛捐杂税，均是在“精英们”批臭了“割资本主义尾巴” 后，“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产品，那些像旧社会抓壮丁似的，小贩们一见城管来就逃跑的场景，也是“特色”以后的事，也可以说是世无前例的事。在30年以前的毛泽东时代，就沒有这类敲诈农民的机构。大家都会记得，毛主席批评个别地方不让老太太养鸡时说：老太太沒有事干，养只鸡，下几个蛋，换点零钱花花，为什么不让养。关于自留地等都有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三年自然灾害后，还增加了自留地的比例。这都有案可查。就以我家为例，一亩多自留田，我母亲去世后，由我侄女一直种到现在，养猪一直养到我母亲年迈体力不支才结束，鸡、鸭，一直养到她去世，现在我侄女接着养。而且我家乡种自留地、养猪、羊、鸡、鸭等几乎是每家每户都养。从没有发生像“精英们”编造的那种“割资本主义尾巴”悲惨场面。这类悲剧，倒是这30年来成了家常便饭，开发土地造成的悲剧，何只是村边的自留地，大片良田照样毁于一旦，而且告状无门，上北京告状，就把你押送回去，最近就发生了押回去活活打死，或送入精神病院折磨，…。揭露这类事例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就披露大量农民为了土地而被活活整死的事例。老太太养了鸡，下了几个蛋，上街卖时，被市管人员等一脚踢翻在地，并非罕见，“罪名”是破坏市容。对如此疯狂毁坏农田、自留地，何只是“割尾巴”，不连脑袋也割了嘛！“精英们”吭一声了吗？
3、关于腐败等问题。
共产党在近三十年来的腐败，已是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揭露腐败的文章、案例，已举不胜举，人们也见怪不怪了。问题不仅严重在，凡新建一个反腐机构，结果这类反腐机构更腐败，甚至反腐同腐败互相勾结，用数学式子表示，就是腐败的二次方、三次方，……。就像医药上的癌细胞快速扩散，成了不治之症。而是更严重在还讳疾忌医，“不争论”，沒有人站出来说明腐败的根子在哪里？相反倒大有其人宣传30年的“不动摇”、“全身和谐”、“太平建康”、“五脏小康”、“投靠美国医生OK！”…。俗话说见了棺材也不落泪。世上谁见过法官比贪官腐败、检察官比法官腐败、反贪的官又比贪官更腐败，大官比小官更更腐败，……。谁听说过世界上有140多个情妇的贪官吗？那个朝代或那个国家生产敌敌畏火腿、大头娃娃、三鹿奶粉、……？又有哪个朝代比得上当今黄、赌、毒泛滥成灾？又哪个朝代或国家道德沦丧贻尽？至于卖国求荣、污染求荣、卖灵魂求荣、……，就更不提了。“精英们”在腐败问题上，极力把人们視线引上几个“贪官”身上，贪官是很遭人恨的。但是腐败的本质已是执政党腐败了。2008年12月1日，京华时报第A16版，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别报导”：林喆同志的文章“腐败就是权力的腐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异化机制’。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会走向腐败。”由此，某些权力不受限制的“人民公安”机关打死人，己是平常事。更严重的是，权力不受限制的顶尖人物掌控的：清查所谓三种人、那年春夏之交出动数十万武装大屠杀、和三次“严打运动”， 甚至把“在街上撤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而判刑、杀头了(参见京华时报”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其中滥处分、滥关押和滥判刑、滥杀无辜的数量，一旦公诸于众，定会一片哗然。难道这不就是“精英们”高唱的“和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平等、自由、博爱”、……的真面目嘛！事实雄辩的记录了：权力不受限制、不争论，而所隐藏的深重罪恶。然而，正如林喆同志指出的：“忌讳时代”；这类滥处分、滥判、滥杀无辜的行为是不让人民谈论的，甚至还为之歌功颂德。权力成了官官相护、颠倒是非的工具，请问，还能解决腐败问题吗？
在此着重谈一下学术腐败，而重点谈军营里的学术腐败。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案例，三十年来逐步升温。历来学术均是人们称颂的圣洁“天堂”，近些年更有学者朝拜孔圣人，更有人把之吹捧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凡冠以学术“官衔”的学者，不管你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抓住学术头衔的都是“好猫”。2008年12月16日“作家文摘报”，第11版，发表了题为“揭开官员权学交易的灰幕”。文章较长，在此摘其部分前言：“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青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这场…‘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 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髙级别的‘乌纱帽’”。文章分别以“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原始冲动”、“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权学交易歪风极待解决”等四个小标题展开论述。
其实，何只是“博士顶戴”，“院士顶戴”不也是如此嘛！
我们应当肯定，有些慱士、院士、教授、专家，确实为国、为民，在学术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对他们是尊重的。本人在文中指控的是那些欠把火的、根本不够资格的“学术顶戴”。
毛主席在世时，1965年，在军队系统，取消了军衔制和技术职称。改为官兵一律戴红领章、五星红帽徽；差别仅是干部多两个口袋；同时实行同地方一致的行政级别(干部分为4至22行政级)。这一改革，明鲜缩小了原来的等级制度，是深受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官兵拥护的。毛主席去世后，有人就否定这一改革的积极意义，又复旧为军衔制和技术职称。以原国防科工委为例，复旧以后，同原来大不一样，原国防科工委划入国务院，即主要的科研、生产任务和技术力量以及科研、生产单位，均由国务院管辖。留下的(机关、发射基地等)同某部装备部合并后，称为现在的总装备部。其任务、编制大大缩小了。
我首先表态，我至今仍拥护毛主席取消军衔、技术职称的改革决策，实践证明这一改革，利多于弊(内容略)。
原国防科工委的军衔、技术职称“评定”，照直而言，在张爱萍一手把持下，具有浓厚的帮派特征。制造的矛盾，给党的威望和人民军队的声誉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害。对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像张爱萍那样株连九族、和避免损害一些知识分子，不可能把问题讲得过细。但又尽量把问题说清楚，涉及本人的情况就多一点，请大家能理解。张爱萍自称是D某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注：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不惜同旧社会上海青、红帮划等号，而横行霸道，而为了掩盖他同王洪文勾结，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并滥用职权，私下组织人员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攻击、诽谤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等等严重问题。为了灭口，不惜手段陷害知其这些严重问题的李敏等二十多位同志，他凭空捏造了“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天大的冤案”， (注：这是中央集体的决定，参见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以及由李瑞环同题写、孔淑静著《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这两本书)。遭他迫害的二十多位同志，沒有一位被授军衔，其中是知识分子的，没有一个被评定技术职称。相反，张爱萍的左膀右臂、亲人、尊称他叔叔的、甚至我无法直说同他是什么乌七八糟关系的女同志、……等，都提升了不知多少级，其中最低的由正师提为正军，提级最多的由连、排级提为副大军区级，军衔最高的为上将、中将，…。其中能定技术职称的，最高的为院士，最低也是4或3级以上研究员。
被张爱萍打击廹害，而被转业出部队的，倒是因祸得福，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了几亿大企家的有之，被重用为骨干、高级干部的有之。
在被张爱萍迫害人员中，未转业去地方的，仅本人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是，是受张爱萍打击迫害最严重的，我不知道他降了我多少级。他残酷迫害我的原因可以说很卑鄙，除了我知道他上述犯罪活动外，最重要的“罪状”是，他一纸便条，要给情报所塞进二十三名不懂技术的人来，其中包括前述我无法直说同他是什么乱七八糟关系的那个女的。仅凭共产党对我的培养、教育，起码我懂得一点调干的程序，何况当时按中央军委座谈会精神，本所要无条件压缩一百几十名干部的编制，其中大多是技术干部。张爱萍不仅参加了那次军委座谈会，而且囯防科委如何贯彻座谈会压缩编制的精神，也包括他的意见在内。然而，为了他那点见不得人的私情，不仅无视军委座谈会的精神，而且对其自身参与的集体决定，也可随意推翻。这理所当然，我不能容忍这样的混帐事在我手下通过，要为党、为人民、也为张爱萍本人的声誉负责，把住这个关。因此，我在张爱萍的便条上批了：“23份挡案退张爱萍同志，人员请另行安排”。为此，他记恨在心，不久在毛主席去世后， 张爱萍等人，竟能无中生有，捏造出一堆骇人听闻的，诬陷我同陶鲁笳同志、李敏同志三人联合犯下一大堆“滔天大罪”，其中包括“杀人案”，进行残酷迫害。(注：本人在已发表的“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并披露了必要的证据)。进行如此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还何谈评技术职称。
本人，即便分工负责情报所的政冶运动等工作，只是感到忙得很，工作到深夜1、2点是常事，不是开会，就是学习，或是接待来访人员(在第十、第十四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期间)，也沒有放松科研工作。仅以1974年为例，搞运动方面，总结出了坚持全所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不让批斗一个干部和群众，强调自我教育，集中批林，仅用三个月时间，解决了被刘毅民等人彻底搞瘫痪长达三年之久的全部遗留问题，全所许多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一些同志发表了好几篇受到中央重视的技术论文。总结出的这套办法，国防科委在驻京各单位进行了推广，对稳定科研和生产秩序起了一定作用。在我去第十、第十四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时，因本人臭名气在外，绝大部分问题，干部、群众来找我处理，也还是我上述那些办法，均用了约三个月时间，和工作组全体同志、依靠本单位广大干部、群众，把当时被称为“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顺利解决了。本人付出的代价仅是人瘦到了91市斤，掉了约10市斤肉。同时，在科研工作方面，本人认真研究了相控阵预警雷达(并能多目标跟踪)的技术问题，对国内外相控阵预誓雷达进行对比，美国的这类雷达仅天线阵面就相当五层楼房，我国的是占了某地一个山头；另外，不仅造价高，维修费用更高，三年的维修费就相当生产一台新的。仅就这两个突出问题，那么大的天线，不仅不能机动，目标也大，打仗时很容易被摧毁；预警雷达必须全天候运转，那么大的维修费，是个大问题。针对这两大主要问题，本人提出了全新概念的超大型相控阵雷达方案：天线可方便机动，还很难被摧毁，大大利于实战要求；研制周期可大大缩短；研制费用和维修费用可大大降低；可靠性大大提高；……，(具体内容略)。经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论证，结论是：方案可行。并在雷达技术交流会上被专家们认同和好评。即便张爱萍们强迫我身体健康、年仅49岁退休后，还义务幇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并在人民大会堂开了新闻发布会，王光英、李佩瑶两位副委员长、杨成武上将委托其夫人、陶鲁笳同志，还有美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等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日、新加坡、台湾、美、英等国家和地区报导了这一消息，国内中央台、北京台等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北京台报导中还说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为国争了光。
靠张爱萍的残酷迫害，我“荣获”了全军几个最：全军相同学历的最低级别；“荣获”了具相同学历，全军无技术职称的一个。还包括我至今是全军不仅沒有保持毛主席给我的待遇，还不知降了几级，只是人民币贬值，相对薪金比毛主席在世时髙了几十倍。还享受了该离休不给办离休的待遇。我欣慰的是，情报所一些对级别、职称评定不公而想不通的同志，一听说我的情况，竟当面向我表示，想通了，并表示要学习我的胸怀宽阔的同志决不是一两个。我的回答是：要轻钱财，要是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能同我一样，早就“小康”了，只要不吃喝嫖睹去腐败，我现在的退休金也花不完，我同那些高级“研究员”、“院士”等相比，仅是花不掉的钱比他们少，但眼睛一闭，去向马克思、毛主席报到，谁也是空手，都是无产阶级。
在这里介绍一个情况，当今军队里四级研究员，工资享受正军级待遇；三级研究员为副大军区级待遇，以此推算。上世纪80年代刚授军衔时，总装备部是大校多于上校，上校多于中校，…；校官多于尉官，这在解放军军史上也算是特色；现在传说是少将多得泛滥。在地方工作的，1960年前后的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能定为相当于正军级(即省、部级)待遇的技术职称的，可能不容易吧！可是在总装备部并不稀罕。如果真是拿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讲难听一点，要是狗屁不是，也定为正军级待遇，岂不是把人民的血汗收买人心嘛！更荒唐的是，真出了力，为两弹一星作了些贡献的，相反定为六级、七级研究员，其中女同志占多数，共产党提倡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在总装备部也成了屁话。更糟糕的是，解放战争立过功的，1960年前后大学毕业生和初高中生调来本所时，他已是副处职大尉军衔，但至今定为正团级，而那些大学生和初高中生，均基本是副师级以上，正军以上占了不小的比例。拿枪杆的，不如握笔杆的，货真价实的“劳心者治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就不知道，要是再打仗，是不是拿了笔杆子去打呢？这些我就无法再细讲了，作为一个退休军人，许多腐败内情，我都感到无脸面在此公开。我只能再次建议，取消军衔、取消技术职称，并衷心希望，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总装备部的技术职称进行一次彻查。对利用定职、定职称搞腐败的，予以严肃处理。在国内外已造成的中国学术腐败、权学交易的坏名声，不仅仅损害了党和民族的声誉，而且将贻害几代人才，比捞两个线的贪官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有人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而“第一生产力”都腐败了，则他们创造出什么呢？
再联系到资本家和腐败反动官僚对人民的残害、环境污染、黑砖厂、没完沒了的矿难、残害含冤上访的劳苦农民和农民工、贩卖妇女儿童、一年二十四万无辜自杀、上万工人断手、……等等现实。我们怎么能不深情地怀念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那是个沒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时代；尽管粗茶淡饭，但豬肉里沒有注水和添加敌敌畏，蔬菜不含剧毒农药，…，人民吃得欢畅放心，不提心吊胆的时代；是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知防盗门铁护栏是何物的时代；是个沒有妓女、赌博、贩毒吸毒、黑社会、凶杀、绑票的时代；是个沒有人敢撞我飞机、炸我大使馆的时代；是个沒有人敢用一架飞机掠夺我八亿件衬衫的时代；………。同志们，我们怎能不勇敢挺起腰杆、誓死捍卫毛主席呢！
4、毛主席独裁吗？
“精英们”、反动腐败官僚、资改派咒骂毛泽东“独裁”。朋友们，你们说对了，不仅毛主席自己承认他“独裁”，不仅他对反动派“独裁”，还对混进共产党的腐败分子“独裁”，还不是一般不让乱说乱动的“独裁”，还是杀头的“独裁”。朋友们都知道，在延安时期，中央苏区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把他枪毙了；还有一位叫黄克功的“老革命”强迫刚到延安的女青年同他恋爱，女青年不从，结果“老革命”把女青年枪杀了；毛主席非常气愤，批准把“老革命”枪毙了；还有刚解放，把腐败分子张志善和刘青山两位“老革命”枪毙了。
在此，我还可以为“精英们”攻击毛主席“独裁”，提供一些“炮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可以把它看作“独裁”运动。凡血债累累的反革命，能把他抓住的，基本上都杀了。但镇压反革命是敌人逼了我们干的，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十分嚣张。就本人亲见，在他们煽动下，我们有一个秋征粮库，几十万斤公粮，几个小时被一抢而空。区武装部去了，架着的机枪也被他们砸坏了。但上级指示，不准向群众开枪，是眼看着几十万斤公粮被抢光的。后来查明是一个姓白的潜伏反革命分子煽动的，把他枪毙了，这是我们家乡镇压反革命杀的第一个人。至于参与抢粮的老百姓，只是教育，沒有惩治一个人。这之后，例如抓住的伪区长於东海，被枪毙了，其罪状是杀害了我们二十多个地下工，最多一夜，他就杀掉我们地下工8、9个。这类例子就不举了，确实是罪大恶极、民愤特大，并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一批。“精英们”完全可以进行“血泪控诉”：共产党杀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这何只是“独裁”？
对他们是“独裁”了，请问“精英们”，沒有这个独裁行吗？同时，我还得请问“精英们”，毛主席领导下，我上述那抢粮的场面，宁愿机枪被砸了，也不准向群众开枪，还处在刚解放的非常时期；再有王海蓉向毛主席汇报说，他们学校有人写反动标语“蒋介石X岁”，该查出来把他抓起来、并开除学藉。毛主席回答说(大意)：只要他不杀人，既不要抓，也不要开除，还可开个会，让他讲为什么这样？你们也讲为什么说蒋介石不好，讨论问题，有对立面，不好嘛！要是你们学校有这样6、7个，只要他不杀人，也不要紧。与此对照，“精英们”的老板，见了12位军以上干部写信给他，劝他(大意是)不要篡权。结果他把12位同志都处理掉了。另外，我请问“精英们”，你们听说过毛主席调动几十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开枪扫射吗？你们听说过毛主席把在街上撒尿、男女青年一起跳舞、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等定为“流氓罪”，而判刑、杀头吗？我坚信.，“精英们”拿不出证据来；但这些恰恰是“精英们”的老板干的。毛主席决不滥杀无辜，而且凡胆敢残害人民的，不管你官多大、资格多老，概严惩不怠。毛主席所杀的，95％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会齐声称道：杀得好！是为民除害！也就是说，毛主席“独裁”，“独裁”得好，“独裁”得大快人心。而“精英们”颂扬的“自由、博爱、民主、平等”，恰恰是一而再的滥杀无辜，杀到了你们的后台老板美国佬都通不过，而指责你们人权问题严重。“人权”成了问题，是近三十年的“新生事物”。毛泽东时代，人民享有的真正人权，不仅沒有帝国主义敢来指责，那些帝国主义想学，都永远学不了。
5、关于人口问题
毛主席去世时，大概不到十亿人口吧，但比解放初的四亿多约增加一倍。可是围绕人口问题，“精英们”做了三十来年文章，该骂的话也基本放出来了。可见他们反毛、非毛已是绞尽脑汁，也够辛苦的。
谈人口，必涉及这三十年来的“基本国策”，即计划生育。决非谦虚，本人对人口、计划生育确实一窍不懂。只能以事论事，谈点看法。
这个问题的分歧焦点是因为毛主席曾批评过马寅初老先生的人口论。马老的人口论，我没有认真看过，更谈不上研究二字。所以我无资格参与这类学术上的讨论。
关于人口的问题，我见到的文章有两种对立的覌点。一种认为中国就这么大，生产的粮食等只能供多少人食用，人多了要饿肚皮。另一种认为，科学在发展，人多一点也可以。但对计划生育都赞同，但如何计划法？分歧较大。中国倒底有多少人口好？至今未见有权威性的结论。
有一次，我遇上一位人口论的专家，又是老朋友，同他淡了点本人的看法，他未置对否。
我说，中国这块土地，解放前，四亿人口，但大部分受饥挨饿，而解放后，20多年，人口增加一倍，反而解决了温饱问题。可见人口问题很复杂，涉及的学科领域可能也很多。但我认为不能用简单的算术来推算，比如说中国能生产多少粮食，每人每年用粮多少，简单一除就能算出中国只能有多少人口。这显然是机械人口论，理论上属唯心的范畴。因为他沒有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沒有考虑科学在发展，……等等，只是把人当作吃饭、拉屎、撒尿的机器，是错误的。人不仅吃饭、拉屎、撒尿，更主要他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其中很多因素是随机变化的，另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例如气候、水资源、天体、……等等，也都是随机変化的，都对人口有影响。用高等数学概念解释，不仅数学方程本身复杂，而且边界条件复杂。如果谁能把所有或主要应考虑的因素考虑进去，而科学地推算出在什么什么条件下，中国最佳人口约是多少？而这个最佳数始终在变化，人们最多能估算出一个时段的最佳人口数，这就是了不起的大贡献。虽然我们的讨论，无能得出这个最佳人口数，但基本上表达了我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
其实，矛盾突出的焦点在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可能大多数人都同意，但如何计划生育，分歧很大。我赞同毛主席、周总理主张的加强宣传教育，让人们自覚认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提高这方面的科技水平，让人舒舒服服计划生育。也可以有一定的其它措施，但坚决反对强迫措施、更反对违法措施。这可能是我要讲的重点。
中国几千年的“多子多福”、“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这还明显夹带着重男轻女，习惯上沒有儿子就称“绝代”，南方人叫“绝屁股”。所以不少人养了4、5个女孩，还非得生个男孩，没有男孩，就一直生到46、7岁不能生了，才罢休。你一下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只准生一个，行得通吗？在农村，“绝屁股”千年被看作“不光彩”，相信迷信的闲话就更多，思想工作跟不上、一些必要的安抚措施(比如单身老人怎么安排等等)为零，只准生一个成了硬指标，不出事才怪。这类政策，是典型的“老爷们”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的产物。而且还“不争论”，后果之严重，触目惊心。现在大家都看到，独生子女，娇生贵养，不仅超胖儿童不少，一些成年人病，如糖尿病、肥胖病之类少年化，弱智儿童有增无减，以至刑事犯罪少年化，等等。独生子女的素质高了还是低了，还要讨论吗！现在好在不打仗，独生子女兵，打起仗来怎么样？在农村的定能见到，姑娘一出嫁，老两口到晚年不能动，连挑担水的人都沒有。或者是小两口，扶养双方父母，共四个老人，还不考虑可能还有爷爷、姥姥辈要负担，在各顾各一单干“就灵”的社会，小两口负担得了吗？这还不考虑看病、小孩上学之类问题。
现在讲点在农村见到、听到的违法强迫流产的问题。有的怀孕了第二胎的妇女，就象做了贼见不得人似的，东逃西躲。乡、村干部就像抓土匪似的到处去抓，甚至不惜远涉千里去抓。如果在那里抓到了，甚至就随即强制就地流产，条件极差，有的已怀孕6、7个月，如此强制流产的结果是什么，我不讲大家也知道。如果到处抓不到，就拆房子，有豬宰豬、有羊杀羊、有粮拿粮，洗劫一空。这还能算“计划生育”吗？我想，要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如此胡为，定是有几个枪毙几个。可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被冠以“完成了计划生育任务”，不仅送绵旗，还加实惠的奖励。
这就不难辩别，在人口问题上，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方针、政策、措施正确，还是“精英们”的正确？
一些，无懒的“知识精英”，玩弄一些人口数字，掩盖其灭绝人性的恶行。还有什么资格对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方针说三道四？
6、人民向往毛主席
当前，美国因经济危机，被拖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到了民怨沸腾。布什跑到伊拉克，记者脱下鞋向他连连砸去，其镜头之动人，定成为二十一世纪摄像精品，大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本主义的威风。这两鞋皮，定能唤醒工农千百万，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霸权主义必将灭亡。不知天天高喊“同美国接轨”的“精英们”看了有何感触，是不是也感到脑袋上也飞来了人民砸来硬硬的皮鞋，或者是砸在布什头上，而痛在你们心上？否则就不叫亲密的“伙伴”了！资本主义的“不动摇”成了昨天的梦话。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的《资本论》畅销，中国的北京晚报也发表文章，呼吁“我们也要重温《资本论》”，书店在一个多月内，《毛泽东选集》销售了二百多套。报纸上报导了一些同志一听到宣扬近三十年时，就关了电視学习马、列、毛著作。
有文章统计了毛泽东纪念馆和“精英们”的领头人的纪念馆的参观者留言统计结果。现摘录如下。
今年前9个月的参观留言：
毛主席纪念馆的留言帖是按天记录的：平均每天153条，平均每月4603条，共计41430条，其中祭日9月9日有3031条；
“精英们”的领头人纪念馆的留言帖是按月记录的：平均每天13条，平均每月391条，共计3518条，其中祭日2月19日有52条。
前3组数字相比，毛馆是那个馆的11.7倍。祭日相比，毛馆是那个馆的58倍。
不足毛馆1/11的那个人的馆里留言帖中，有36%却是献给毛泽东的。这就是说，献给那个人的实际只有平均每天8.3条、平均每月251条，而献给毛泽东的实际达到平均每天157.7条、平均每月4743条。因此，实际毛馆是那个馆的19倍。
献给毛泽东的留言全是颂扬帖，无一贬帖。而献给那个人的留言中，有3%竟是贬帖。(注：有些贬贴内容非常尖锐，具体内容略)。
以上这些统计数据可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伟大，“精英”是骂不倒的；“精英们”的老板只能是反面人物，不管“精英”如何吹捧，也扶不起来。人民心里有杆称，谁怎么样？老百姓心中一清二楚。这才是真正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
我还为之高兴的是，迟浩田同志以沉重的心情写下了“沒有霸权就只能任人宰割”的文章，明确提出了要准备反击美霸入侵的战争。成都军区驻滇某集团军副军长张兆垠同志在“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应抛弃和平建军观念随时准备打仗”。这些文章的现实意义，同志们一看标题就清楚。三十年来，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流毒该清算了，让“学习美国宪法、把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美国人就高兴，仗就打不起来”的反动、卖国理论见鬼去吧！人民永远向往毛主席！
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已是穷途末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必将在祖国大地取得胜利！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永远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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