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翻身农民的楷模

        按：1989年，为庆祝建国四十周，有关部门曾计划出版一套大型丛书。本文是为该丛书《农业卷》提供的史料。原载1988年4月《湖南农业合作化史资料》第六期。文中用生动翔实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业走集体化道路的深刻历史必然性。

一代翻身农民的楷模　　

——全国劳模毕承松的38年　　

全国著名植棉劳动模范毕承松，1913年5 月出生于澧县邓滩区永固乡赵家村（今澧县澧澹乡拥宪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互助组长，初、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拥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书记等职，是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湖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务委员。　　

遭受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小农经济桎梏的中国农民，一旦获得解放，便顽强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毕承松就是这样一代翻身农民的楷模。新中国成立38年来，他沿着中国农村曲折的发展轨迹，带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组织起来的领路人　　

1949年7月23日，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古老的澧州终见光明。1951年1月，赵家村开始了土地改革。11岁起给地主帮工放牛的毕承松，投入了这一场历史的巨变。五口人仅有八分地的毕家，在土改中又分得了7.2亩地。父亲不用再去收破烂，弟兄们不用再去做帮工，全家不用再去种“课田”（即佃田），一家人是何等高兴啊！　　

然而，生产手段极其简陋低下的个体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却难以抵御自然和社会的风浪。毕承松尽管兄弟三人，劳齐力壮，但仅凭一头耕牛和一架破风车去耕种八亩地，不是缺东缺西，就是误这误那。邻居黄承俭，土改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三亩地，打了一把锄头，每天起早贪黑只挖了两分地，还累得手起血泡背脱皮。没有土地盼土地，有了土地愁土地，有人简直有点叶公好龙了。桩桩事实，阵阵议论，针一样刺着毕承松的心。不，土地来之不易，一定要把它种好！他暗暗下着决心，苦苦思索着办法，可是却不得其解。　　

当时，在长江以北已经完成土改的老区，根据“趁热打铁”的方针，正在广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有文化的青年黄大元那里，毕承松得知了这一消息，了解到李顺达开展互助合作的经验，顿时豁然开朗。他和黄大元一起，邀集了邻近7户贫苦农民，每天晚上学习讨论，一致同意开展互助合作。这一自发的想法，立即得到了村、乡、区、县及省农业厅滨湖植棉指导所的支持。1951年四、五月间，土改刚刚结束，澧县最早的互助合作组织之一，毕承松临时互助组宣告成立。在维护土地个体所有的前提下，组员们之间开展了季节性临时劳畜换工，互助互济，单家独户的劳畜不足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同时在滨湖植棉指导所的指导下，全组开展了爱国植棉竞赛活动，改良棉花品种和播种方法，生产水平也有所提高。当年，全组家家户户都获得了超历史的好收成，大家坐在一起庆贺丰收，纷纷把第一杯香茶献给毕承松。群众出自内心的拥戴，使他吸取了更大的力量，想得更深更远。　　

1951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年底，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开始试行。毕承松的思想和视野更加开阔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已不是少数几个农户劳畜工具不足的问题，而是一代初获解放的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身的问题。他要把赵家村的全体父老乡亲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带入一个理想境界。　　

1951年冬，经过充分酝酿，在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毕承松常年互助组成立了。全组增加到了10户、37人，36.5亩耕地。主要生产工具有耕牛2头，犁、耙、风车各4张。适合常年互助组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互助组摸索制定了一套评工记分、多进少出、定期结算、现金找补的换工方法。热情高涨的人们，并不介意它的不周，不论帮人为己，都舍得拿出十分的力气。通过一年奋战，1952年，全组棉花又获得了大丰收，亩产量比单干户高出一倍多。他们还组织起来，开展副业生产，增加了不少收入。11月，毕承松互助组和毕本人，分别被评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出席了全省互助合作先进表彰大会。省人民政府授予毕承松互助组一面“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大奖旗，并奖给了一头大牯牛。高产、增收、荣誉，令附近群众馋了眼，纷纷要求组织起来。1953年，赵家村的互助组一下发展到13个，89户，322人。毕承松互助组则更来了神，1953年又夺得了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毕承松首次上北京，参加了全国棉花生产座谈会。　　

这时，就全国而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已进入组织初级社的阶段。195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12月，澧县县委试办了六个初级社。这对毕承松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认为他的互助组经过三年的发展巩固，已经具备了建社的条件。他的想法与组员们一拍即合。1954年春，在中共邓滩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以毕承松互助组为核心，联合其他两个互助组，共24户，办起了赵家初级农业合作社，毕承松被推选为社长。9月，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颁布，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赵家社更名为拥宪社。1962年10月，周恩来总理向毕承松问明了“拥宪”的来历后，曾称赞这个名字好，嘱咐今后不要变动。　　

1954年，澧县遭受了历史罕见特大水灾。全县43个垸子有6个先后溃决，淹没农田4万余亩；其它各垸也先后五次被渍，渍灾面积达55万余亩。紧临澧水大堤的拥宪社首当其冲。但他们在毕承松的带领下，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一连防汛70余天，保住了堤垸安全；同时积极抗灾生产，及时排渍播种和培管，当年棉花仍然获得了较好收成。新生的拥宪社经受了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终于站稳了脚跟，以铁的事实充分展示了合作经济的巨大优越性，使十年九旱的赵家村人，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根本出路所在。年底，全村又有十个互助组联合组建了两个初级社，不少单干户也被吸收到互助组中来了。1955年，全村一扫旧社会灾后十室九空的局面，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群众生产生活很快得以恢复。拥宪社更是有了新的发展，年终分红，按劳分配部分的工日值达到1.51元，这不仅在当时大米担价只有6.45元时是很高的，而且在往后20多年的澧县集体经济中也是少见的。拥宪社因此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赵家村的其他初级社、互助组和少数单干户，纷纷主动参加到拥宪社组织的学习活动中来，学文化，学技术。　　

1955年7月党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的报告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大大加快。1955年冬，邓滩区、永固乡的党政组织和毕承松本人都认为赵家村具备了高级社的建社条件。经过一番酝酿筹备，赵家村三个初级社很快联合起来，成立了拥宪高级社，毕承松任社长。高级社的性质变了，规模大了，管理工作量相应增加。毕承松把主要精力放在劳动管理上，同社员反复商量，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定额计酬办法和劳动考勤制度。定额计酬办法对农副业生产的73个工种、144个细目的数量、质量和计分标准都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在拥宪社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劳动管理，全社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毕承松和他的伙伴们由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每走一步都留下了一个坚实的脚印，都是自己意愿和自愿的真正体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如果给初级社一个充分完成自己使命的过程，或者让高级社在群众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发展，则中国农村的发展，可能远非今天可比。可惜的是，1956年以后的形势，已经不完全或完全不由毕承松和他的伙伴们作主了。　　

由于拥宪社是由三个初级社合并组建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悬殊较大，加上建社仓促，一哄而起，部分群众是被潮流裹挟进社的，因此到1956年秋，便闹起了一股退社风。有人把入社的农具重新搬了回去，有的入了社的土地仍不许集体耕种。高级社尚未彻底巩固，1958年9月，拥宪社一夜之间又成了有5万多人口的澧东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毕承松也离开了拥宪，去为领导办放棉花“卫星”的样板。随之而来的“五风”，使拥宪的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一个个棉花包掉在河里随波逐流也无人去捞起来。毕承松十分伤心，却无能为力。　　

1961年冬和1962年春，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在拥宪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毕承松重新回到了拥宪，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回来后的第一手，就是彻底清退了“五风”中的平调款；第二手就是坚决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认真落实了“五定大包干”的责任制；第三手就全面恢复了评工记分、定额计酬的劳动管理办法。从而把遭到极大挫伤的群众积极性再度调动起来，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了。1962年，全大队1250亩棉花，亩产皮棉达到150斤，比全县平均亩产61斤高146%。毕承松的5亩试验地，亩产达185斤，其中3亩地亩产突破了200斤。10月，毕承松被评为全国植棉劳模，在全国劳模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并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科学种棉的带头人　　

澧县是湖南省的主产棉县，澧澹是澧县集中的产棉乡，拥宪又是澧澹的纯产棉村。拥宪人的衣食住行主要来源于棉花。棉花产量的高低，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自从有了自己的土地，毕承就与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把科学种棉视为己任。1951年，当他刚刚步入互助合作道路的时候，就革除了历史上因习沿用的土棉花，引进了良种“德字351”，打响了澧县改良棉花品种的第一炮。1952年，常年互助组一建立，他首先提出的是“冬比肥堆，秋比棉堆”，带领组员们“向澧水进军”，挖沙罱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1954年，在特大水灾面前，他开始办起了自己的棉花试验地，采取开深沟抗“鼓”（洪水季节从外河经地下卵石层渗入垸内的水，当地群众称为“鼓水”，对农作物危害很大）排涝获得成功。然而，毕承松在科学种棉方面的最大功绩，是在往后的岁月中，适应洞庭湖区棉区两熟栽培的特点，在各级党政部门和科技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耕作栽培制度。　　

一、建立麦、豆、油轮流换茬耕作制度。拥宪由于是个纯棉区，群众口粮不能自给。为弥补口粮不足，历史上前作物多以麦类等粮食作物为主，耗肥量大，容易瘦地。而种蚕豆、油菜，则有利于养地。通过长期摸索，毕承松建立了一套麦、豆、油轮流换茬耕作制度。头年种麦类的棉地，次年种蚕豆、油菜，一年一轮。这样充分利用了蚕豆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和油菜饼肥还田，把用地和养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棉区两熟作物都持续高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套制度于七十年代基本定型，并在澧县和澧水流域得到了普遍推广。

二、引进和繁育高产配套良种。不断更新作物品种，是毕承松科学种棉的一大突出特点。从六十年代起，他便以拥宪为良种繁育基地，建立了三年三圃的良种繁育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良种引进试种和繁育推广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中，他一共引进了棉花良种10个，小麦良种8个，大麦良种5个，油菜良种10个。其中在本地试种成功并繁育推广的棉花良种5个，小麦良种3个，大麦良种2个，蚕豆良种2个，油菜良种3个。曾经在澧县粮棉油生产上的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许多良种，如棉花良种岱字棉、洞庭1号、岱红岱、豫86-1，大小麦良种矮粒多、扬麦3号、繁六、友谊、荆州1号、早熟3号，蚕豆良种浙白、启豆，油菜良种胜利、川油2号等等，很多都是经过毕承松引进试种，从拥宪繁育起来，推广开来的。六十年代初，省棉花试验站专家唐迪培育出了岱红岱棉花新品种，毕承松闻讯后，立即请求让他试种。唐迪把已经播下的种子从地里抠出100粒送给他繁育，终于在拥宪形成了规模生产，使拥宪成为全县重要的岱红岱供应基地。至今，这一品种在一些无病棉区仍然久种不衰。七十年代后期，被称为棉花“癌症”的枯黄萎病困扰着澧县大部棉区，岱红岱因抗性差已不适于在病区种植。在有关领导和科研单位支持下，毕承松又引进和繁育了高抗品种豫86-1，为把病区棉花从“癌症”中挽救出来作出了贡献。　　

三、试验和推广棉花育苗移栽。在澧县棉区实行粮棉、油棉两熟栽培，前后作物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季节冲突。春粮春油要在5月上中旬才能收割，而棉花却要在4月中下旬播种，中间有近一个月的“争夺区”。随着粮油高产迟熟品种的推广，这个矛盾显得愈加突出。过去解决这个矛盾，采取在麦林、豆林、油林中点播棉花，或在前作物中预先留下棉花播幅的方法，这对两季夺高产都很不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1958年，毕承松开始试验棉花营养缽育苗移栽。即按照棉花的正常播种期，首先在棉地外制营养缽育苗，待春收作物收割后移栽下大田。棉花营养缽育苗移栽，是澧县植棉史上破天荒的事，思想阻力大，技术难度大。有人嘲笑说：“红杆黄叶，要死不活，一把扯起，打得过河”。但毕承松全然不顾这些，通过多年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配料、制缽、移栽、培管等一系列技术难关。特别是通过对棉花群体结构的研究，提出了适合不同土壤特点的种植密度和“密”、“矮”、“早”的栽培措施。1962年获得试验地亩产200斤，大面积亩产150斤的巨大成就，从而在全县得以逐年推开，今天已成为主产棉区棉农的一种栽培习惯。　　

四、摸索棉花高产的培育管理措施。毕承松常说：“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险。”如何搞好棉花的培育管理？他根据对棉花全生育期的长期观察、试验和研究，依据“促—控—促”原理，对棉花各个生育阶段的肥水施用、中耕松土、整枝打芽、防治病虫以及微量元素和生物调节素的使用等，都提出了系统的技术措施。在防止蕾铃脱落问题上，也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他特别反对棉花营养生长期施肥过多过猛，认为这是蕾铃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只能是“叶子包得盐，杆子撑得船”，而有效蕾铃不多，导致减产。　　

放牛娃出身的毕承松，解放前目不识丁。在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长期实践中，他刻苦学习文化，学习植棉科学技术，不仅有丰富的棉花生产实践经验，而且有一定的棉花理论修养；不仅能身做口传，而且能著书立说。其主要著作有《棉花育苗移栽好处多》（上海出版社1974年出版）、《谈谈棉花密植问题》（载1974年《棉花》第5期）。　　

毕承松科学种棉的经验，对提高拥宪村、澧县乃至整个洞庭湖地区的棉花产量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全国各地到拥宪学习取经的人不下50万人次。1979年，他再度荣获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即使到了今天，他所提出的许多重要原理，所探索的许多重大技术，所繁育的许多优良品种，仍在广大的范围内应用着。现在，澧县棉花平均亩产已达到157斤，春粮平均亩产已达到340斤，油菜籽平均亩产已达到228斤，不能说没有毕承松的一份重要功劳。　　

1983年，毕承松因年事已高，被儿子接进县城安度晚年。但他始终忘不了与他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棉花。进城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院子里种了12株棉花，代表一年12个月，继续进行防止蕾铃脱落的观察研究。1987年搬上了二楼居住，为了不打断研究，仍然在阳台上盆栽了一株棉花。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民和共产党员，毕承松不仅同棉花感情深厚，同群众更是鱼水难分。1951年棉花培管的紧急关头，毕承松临时互助组的生产搞得热气腾腾，而邻居孤寡老人赵老头地里的草比棉花还高，毕承松带领组员们不声不响地为他把草锄得干干净净。1954年整治洞庭湖，一支300多人的山区民工队伍因不会驾船，在赶赴工地的途中隔河受阻，萍水相逢的毕承松挺身而出，操舵掌桨，全部把他们渡过河去。如果说当时还是出于某种同情恻隐和仗义行好，那么在他往后带领拥宪群众改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则更多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他在拥宪的“执政”期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办了四件大好事。　　

一、挖岗填洼，平整土地。解放前的拥宪村，有“三岗”、“四洼”。一遇干旱，“三岗”一片焦土，朵瓣难收；一到汛期，“四洼”堤外涨水，堤内撑船。“三岗”“四洼”是拥宪群众祖祖辈辈的一块心病。1957年，高级社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为在全村范围内大规模平整土地提供了条件。毕承松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始了挖岗填洼的巨大工程。但是，由于随后而到的一系列折腾，使这项工程一度搁浅。宏愿未酬，像石头一样在毕承松心中磨了十多年。七十年代学大寨治山治水，他立即抓住战机，再度上马。1977年，终于搬掉了“三岗”，填平了“四洼”。全村1400亩土地，平整得坦荡无垠。　　

二、建设电力排灌系统。拥宪村人多地少，几乎没有蓄水能力。平整土地只是给自流灌溉提供了条件，没有配套的排灌系统，天旱水涝，仍然只能望洋兴叹。1971年3月，毕承松在北京参加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向华国锋专门汇报了情况，华国锋指示湖南省委帮助解决。在湖南省委的直接支持下，建成了55千瓦的电力排灌站，群众照明打米也用上了电，全村人无不欢欣鼓舞。毕承松趁热打铁，又带领群众投入了渠道配套工程。拥宪的土质是冲击沙土，修建地上土渠和排灌分开，既易垮易渗，又占用大量耕地。于是他决心修建排灌合一的地下石暗渠，利用自然落差排渍，利用微压灌溉。远离山区的拥宪没有石头，修石渠谈何时容易？不为困难所屈的拥宪群众，没有石头进山自己开，没有砂卵石自己下河采，没有运输工具自己肩挑手推。当年毕承松已高龄66岁，还身先士卒往返90里到县水泥厂运水泥。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奋战，两易其工，建成了9700米地下石暗渠，千百年来的渍涝干旱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　　

三、修筑公路。拥宪村离公路较远，虽然靠近澧水，享有舟辑之利，但物资进出，仍需翻越十多米高的大堤手提肩扛。1970年，毕承松带领群众修建了一条3000米长的公路，将拥宪与县城和临近的津市直接沟通。加上后来修成的渠道和建成的居民新村，全村形成了户户通汽车的公路网，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进出十分方便。对今天拥宪发展商品经济，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改善居住和饮水条件。患有“恐水”心理的拥宪群众，历来筑台构屋，草舍茅庵，拥挤肮脏不堪。饮水要么翻越大堤，往返数里去河里挑，要么数百人共用一个小水坑，又脏又臭。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垸区安全系数的提高，他们迫切要求改善居住和饮水条件。1974年，毕承松和大队党支部统一规划，自力更生，烧制砖瓦，建成了4万平方米的居民新村，全村1900人全部住进了明亮舒适的红砖瓦房。1983年，毕承松已经年达古稀，还了却了他的最后一桩心愿，就是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器材，建成了自来水塔和5000米主输水管，使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毕承松在带领拥宪群众改变生产生活条件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失误。如超过群众承受能力的积累，核算单位之间的平调，一律化、一刀切的工作方法，都曾在拥宪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是不能完全由毕承松自主的，今天更不能去苛求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　　

进城以后，毕承松始终不忘拥宪群众，不忘与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战友，一有空暇就要回拥宪去看看他们，叙旧话新，并询问他们的乐与忧，了解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及时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反映，忠实地履行一个人民代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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