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X学家” 胡星斗 先生的学术品质（一）
清华大学 李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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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
一、引子
我从网上乍一看到老 田 先生文章的题目《 胡星斗 教授比康生可怕一百倍》，甚感自己的孤陋寡闻：虽然我不清楚康生是否特别可怕，可是他毕竟曾经位居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一度很著名的，如今有个 胡星斗 教授，能被老 田 先生将之与康生相比，我怎么竟然闻所未闻呢？
读罢老 田 先生的文章，再进一步到网上搜索，方知 胡星斗 先生是为《》网页上 1月5日 登出的一个小倡议 ---“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以下称《倡议》）--- 而大动肝火，立即拼凑了一篇拉拉杂杂数万言，“义正词严”地声讨《》，历数毛泽东“左祸”的文章《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于 1月7日 贴在了网上（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1/7/153595.html）。 胡星斗 先生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给《》定下了一条可怕的罪名：“‘’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开历史倒车”。他还不遗余力地擂鼓进攻：“不要以为这只是几个秀才的沽名钓誉，要知道‘’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他们发表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们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击。”
然而，我 从胡星斗 教授所引的《倡议》中，未见与“改革”有关的一字一词，何来“反对改革”？诚然，《倡议》的有些内容显得很幼稚，建议的一些做法过于形式主义和简单化，但是其主旨是在对抗右派精英的“反毛”和“非毛化”，又与“鼓吹邪教”何干？据我观察，上网《》的人群多是老、中、青大小知识分子；网站上登载的文章，多为在大学、研究院所、民间从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军事学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所作，都是在对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比较严肃的、说理式的讨论和争鸣。难道这些文章的真是 胡星斗 教授“加封”的“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集团”？《》的倡议，恐怕不过是在网站作义务工作的几个年轻人，有感于国内各地各界人士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5周年前后纷纷自发举办纪念和缅怀活动，忽发奇想而写出来的一个征求意见稿。他们的做法也是完全符合 胡星斗 教授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君不见在《倡议》公布6天之后，《》上就发表了《“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征求意见结果》（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00901/65631.html） ，称：
“《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征求意见稿）是根据各地网友自发纪念毛主席的活动提炼总结的一些纪念形式。该倡议公布后，读者中有的赞同，有的反对，但综合的意见是，尽管大家都支持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因此我们建议广大网友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参考以往纪念活动的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采用合适的形式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这难道不是集思广益、尊重多数人成熟意见的结果吗？
我想老 田 先生大概有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认为 胡星斗 教授为了要当一回“政府改革”的“动力”和“积极分子”，便处心积虑地利用《倡议》中的幼稚之处进行发难，“通过举报邪教来立功立言”，“想趁机捞一把好处”，不惜要借《》的“血”，染红自己朝思暮想以求加冕的那顶或有或无的“顶子”。可能为了表示对 胡星斗 教授的不屑，老 田 先生才写了上面提到的那个不太贴切的文章题目。但是，老 田 先生只是点出了 胡星斗 先生的批毛批左文章是“谎话连篇”、是“自由派人士土法上马制造出来的，粗制滥造到了极点”，而没有加以具体的论证。这样对一些天真烂漫、视“教授”头衔为真理标识的青年来说可能还不太有说服力。本文想从事实的角度，给老 田 先生上面的判断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注释，展示一下 胡星斗 教授的言论离真相和真理有多么遥远。
二、一个合格的教授需要遵守哪些基本的学术道德和规范？
我在此不想涉及 胡星斗 教授有什么政治或个人功利追求方面动机的笔墨官司，只是想讨论一下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胡星斗 先生有没有遵守社会多数认可的基本的学术道德和规范。这个问题，是我从网上拜读了 胡星斗 教授的两篇文章以后浮现于脑海的。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另一篇是《为林彪平反》（http://www.tty.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126&id=688608。另外，在博客中国网http://www.blogchina.com/authorEdit/articleCommentAll.php?id=385961里有个条目： “胡星斗 博客专栏 huxingdou.vip.bokee.com 为林彪平反 ：胡星斗 2007-09-18 10:33:47 发表于：博客中国”，但全文链接好像已损坏。）
从网上了解到， 胡星斗 先生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不仅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且是“中国问题学”的“创始人”，这有他在2000年建立的个人网站《胡星斗中国问题学http://www.huxingdou.com.cn 》为证。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许多人穷其一生，也只能钻研其中的一个分支。 胡星斗 先生不仅是经济学教授，而且开创了“中国问题学”，想来他一定是个学富五车的人。“中国问题学”到底是一个什么学科，恐怕迄今为止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世界大百科全书》里也找不到它的定义。不过顾名思义，凡是在中国发生的“问题”，上从天文，下到地理，社会政治，经世济民，无不包括在《胡星斗中国问题学》里了。正因为如此，使 胡 先生变得颇有名气，经常在课堂、书斋之外作讲演、当嘉宾，比如今天我就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听到了他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需要专业化、职业化”（大概等同于“精英化”吧）的高论。 胡 先生的学问涵盖面如此之广，显然“经济学家”的头衔对他而言就过于窄小，故而我试着为他“发明”了 “X学家”这顶桂冠，尊他为一切“中国问题”学问的专家。
为了有一个讨论的基础，首先需要明确在学术圈子里，哪些是社会多数认可的、基本的学术道德和规范。我是个理工科的教授，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的基本学术道德和规范略知一二，比如：
l 要有诚实、严谨的科学态度，对研究对象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l 研究的材料、公式、数据和图表要真实，不造假、不篡改、不歪曲；
l 不能抄袭、剽窃或侵占他人的研究成果，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而贬损他人的学术形象；
l 在学术著作中引述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和表格时，要详加辨别和注释，等等。
我想，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研究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大，但是一些基本的学术道德和规范还是需要遵循的。比如不能歪曲、篡改或捏造事实；不能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不能偷梁换柱，用现象掩盖本质；不能在学术批评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谩骂和诽谤，贬损和侮辱他人的人格与尊严等等。这些对于绝大多数有学术良知的人们来说，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那么， 胡星斗 教授做到这些了吗？
三、 胡星斗 教授学术品质的硬伤
胡星斗 先生为了证明《》在鼓吹 “极左”“邪教”，除了抓住《倡议》中的一些幼稚和缺点做文章，重点是从一切方面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从中共党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从政治到军事，从内政到外交，从著书立说到私生活 ---把毛泽东同志丑化成了《》“鼓吹崇拜“的“极左邪教”之“神”。 胡星斗 先生的逻辑是：“极左派所崇拜的神”毛泽东祸害无穷，《》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社会运动”，所以《》“已经走到了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抨击”。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 胡星斗 先生历数的所谓毛泽东的“左祸”真实不真实？倘有真实的成分，真到什么程度？ 胡星斗 先生使用的论证方法有没有科学性？如果 胡星斗 先生打造的讨伐《》的武器质量和打造方法本身都出了大问题，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搞了“豆腐渣工程”，那么 胡星斗 先生岂不是在自打耳光，自我颠覆？
由 于胡星斗 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列举的毛泽东同志的“左祸”问题有“X”（数不清）之多，本人才疏学浅，并且仅凭兴趣在业余看过一些涉及党史、军事、国史的材料，无法对 胡星斗 先生列举的问题一一鉴别，而只能利用我手头有限的正式出版物，试对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进行讨论。我所引用的出版物，主要有《毛泽东年谱 -- 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3）、《毛泽东传 -- 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第1版）、《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第1版）《周恩来年谱 -- 一八九八 - 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8）、《周恩来传 -- 一八九八 - 一九七六》（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8年3月第2版）等权威书籍，为了行文方便和节省时间，在文中没有一一列出所引内容的具体出处。
1. 关于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肃反和中央苏区的打“AB团”
胡星斗 先生主要是全文引用高华写的文章《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与高华所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中的内容相同）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一点评论语言，攻击毛泽东的。如：
“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 1930年12月3日 ，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的确，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闽西、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苏区，还有陕北苏区都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是 胡星斗 先生以上的叙述存在几个致命的漏洞，对读者会产生严重的误导：（1）有意隐去了在中央苏区打“AB团”的大背景和演变过程；（2）搞错了各根据地肃反的相互关系；（3）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参与打“AB团”的出发点，夸大了他的错误。
（1） 毛泽东同志是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主要领导者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400多人离开井冈山，深入赣南、闽西，历尽艰难困苦，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使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不断发展；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闽西长汀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全军团共一万多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红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到1930年8月，红一军团发展到1万8千人，在浏阳文家市的战斗中，取得了全歼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敌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的重大胜利，然后与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同时任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1930年12月底和次年1月初，与朱德率红一方面军，5天内两战大捷，俘敌师长张辉瓒，共歼敌1万5千人，缴枪一万余枝，粉碎了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以鲁涤平为行营主任的国民党10万多大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这个时期，红四军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土围子，粉碎国民党正规军的会剿和围剿，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扩大根据地和红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二、三、四次围剿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以上都是历史的真实。正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满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高举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旗帜，率领革命群众开辟布满荆棘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道路，世人皆知。 胡星斗 先生为什么栽赃说“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毛泽东“始终”“组织了” “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呢？
（2） 毛泽东同志是党和红军正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的代表
在上述对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正面斗争的同时，红四军内部在建军路线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中共中央领导层也产生了严重的路线之争，而在这些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代表了正确的方面。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使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派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起了挑动派别争论的不好作用。尽管毛泽东没有被选上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他在最后发言中仍说：还是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由于红四军失去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一度军内思想混乱，直到11月陈毅同志从上海带回了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毛泽东才又回到四军工作，并在12月的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的巨大成功，使红四军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1930年6月，“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占了主导地位，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对红四军的指示中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列举红四军前委“‘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等“错误”，命令红四军打南昌，打长沙。虽然毛泽东、朱德表示反对，但在军事部署的方向上还是服从了中央的指令，不过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仍然相机行事，如在经过侦察后，红一军团没有去打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周围地形复杂的南昌，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多数人主张打长沙的情况下，攻打失利后坚决撤围，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更大损失。
在创立赣南、闽西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同志与赣西南地区某些领导人的分歧根本不是所谓的毛泽东打击对其个人权威不满并进行挑战的无原则的个人或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是在土地革命政策和红军行动战略和作战方针方面的原则争论，而这些正是关系到工农武装割据能否成功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这个时期是毛泽东正确的土地革命思想和政策逐步发展和成熟的最重要的阶段。1929年4月，就是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的三个月后，毛泽东到达兴国县城，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及少天地的农民耕种使用”。这就把土地革命的对象集中于地主阶级，保护了贫雇农的利益，照顾了中农的利益。在3个月后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毛泽东指导和帮助下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比《兴国土地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红四军“九大”以后，1930年2月，毛泽东负责筹备和主持了红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陂头会议，亦称“二七会议”），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按劳动力和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错误，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调动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推动了赣西南土地革命和工农政权的发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对这次调查，毛泽东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在随后写的名作《调查工作》（上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经典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月上旬，趁红四军在战斗空隙于闽西分兵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又作了才溪乡调查；6月中、下旬，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汀州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其中关于土地分配，肯定了“抽多补少”的原则，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至此，毛泽东的一整套土地分配政策臻于完善。
1930年11月中旬，正值第一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代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出席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和扩大会议，在听取陈毅、陈正人等关于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的报告后指出，赣西南党内自八月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后，一贯地取消土地革命的路线；反对江汉波式的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办法，指出他的错误仍在于帮助富农妨碍贫农的利益。在整理出的《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一文中指出：有些地区的富农力量强大，阻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许多地区政府在工作中对土地革命问题没有专门报告和讨论；有些干部对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和观点存在分歧意见，影响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这集中反映了毛泽东与赣西南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政策方面的分歧。无疑，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在红军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方面，毛泽东与赣西南地区及红20军的某些领导人也有分歧。从1930年6月到10月，正是立三路线的高潮阶段。虽然毛泽东、朱德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命令，采取攻打南昌、长沙的步骤，但他们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机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不但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而且还使红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于10月初取得了攻克吉安的重大胜利。10月下旬，国民党10万大军陆续开进江西，以红一方面军和赣南、赣西南地区为围剿的重点。在研究应敌之策的罗坊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但是李文林等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虽然会议对不打南昌、九江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但是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到11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放弃吉安向东转移途中，毛泽东等发现吉安县战备情况不好，红20军少数干部对“诱敌深入”方针有怀疑，决定该地不宜作反围剿的战场，部队继续向东、向南的根据地腹地撤退。
以上历史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坚持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是非常正确的，即使他在被指责为“家长制”、“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而受误解、排挤的时候，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达到分清是非、加强团结的目的，不存在毛泽东“肃清异己”的问题。胡星斗说毛泽东在红军中肃清曾经反对毛的人，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什么？在红四军内，朱德、陈毅、林彪都与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前前后后的中央代表、特派员都反对过他，毛泽东“肃清“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吗？
（3）中央苏区打“AB团”的脉络与“富田事变”
如上所述，1929年初-1931年初，党和红军在赣南、闽西的主要活动是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政权和新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的会剿与围剿，同时中共和红军内部发生了多次路线的争论和斗争，这是主流；而地方和红军中的肃反是伴随主要斗争而发生的侧面斗争。尽管如此，肃反扩大化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央苏区的打“AB团”，开始也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和胡星斗一样极端反毛、非毛的高华在他的书中也承认：“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1930年）‘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 ……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定凯注：应为10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和怎样发生转变的呢？是否像 胡星斗 先生说的“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是要“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30年9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攻打长沙失利中撤出，随后毛泽东说服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使他放弃了要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和南昌的计划，而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暂时不打南昌而打敌军力量较弱的吉安。 10月4日 ，红一军团胜利攻下吉安城。接着，在吉安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在这时，在吉安得到了关于“AB团”的错误情报，于是毛泽东在 10月14日 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南方局转中央，报告攻克吉安的胜利和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等问题，其中反映出毛泽东受到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如说：“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这为12月份的“富田事变”埋下了伏笔。
1930年12月上旬，正值第一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李韶九在富田采取了过火的措施，乱抓人，刑讯逼供，激化了矛盾。12日，红二十军军官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400余人，发动了“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采取了一系列分裂红军、分裂革命队伍的步骤，如把红二十军主力脱离红一方面军，带到赣江以西；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伪造毛泽东签名给古柏的信，挑动红军内部的分裂，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给第一次反围剿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4）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态度
对中央苏区反“AB团”和肃反扩大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就有了明确的反省和结论。1931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将AB团扩大化了”。1932年初，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离开上海刚进入苏区，就发现并着手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 1月7日 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一方面肯定了“过去反AB团反社党斗争的正确和绝对必要”，同时又指出了苏区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和简单化，“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方法的错误”，“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
1945年5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报告中，讲了“整风、审干、锄奸” 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其中就检讨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肃反扩大化。他说：“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显然，对中央苏区曾经发生的包括打AB团在内的肃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态度历来是光明正大的：第一，革命队伍中混有反革命，肃反是必要的和应该的；第二，肃反扩大化了，搞错了很多人，走了痛苦的弯路，必须承认错误，引以为戒。所以才有后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需要指出的是，“AB团”本身不是空穴来风的编造，它是1926年底在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在共产党和红军创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敌强我弱，斗争无比困难和残酷，敌人的武装镇压和渗透破坏，革命队伍中投机分子的动摇和叛变是经常发生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打“AB团”是事出有因的。这个历史上已经清楚的旧案，在50多年后却被李锐、高华、胡星斗这样的“老中青一条龙”人群 “挖掘”出来作为“新发现”，按照他们的需要，在阴谋论的故事结构下进行重新编排、叙述和解读，作为毛泽东“一贯‘极左’”、“专断”、“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顾“党道德和党伦理”“镇压异己力量”的所谓“证据”，岂不是枉费心机？
（5）毛泽东同志不能对其它革命根据地内的肃反扩大化负责
众所周知，除赣西南苏区以外，闽西、洪湖-湘鄂西、鄂豫皖、苏鲁豫边区（即湖西地区）、陕甘等苏区都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尤以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为甚。这一方面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远离各根据地，对肃反的指示和领导失当有关，更与各根据地的领导人的错误有关。当年各根据地之间在地理上互不连接，在组织上互不隶属，各自都是通过信函、电报、中央派的特派员、巡视员等方式直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毛泽东虽然在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和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分别被补选和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他都没有出席这些会议，而一直在湘赣边界和赣南、闽西、赣西南的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中坚持探索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途，怎么能对其他根据地里的肃反扩大化负责呢？
需要指出的是，在1931-1934年王明路线统治的4年时间里，中共中央的领导层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要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政策，伤害了大批坚持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策略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同志就是遭受打击和排挤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毛泽东同志自己受到排挤，他还竭尽所能保护受到不白之冤的同志。1934年1月，在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苏区黎川失守、浒湾战斗失利后，李德等人加罪于时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和红七军团政委的肖劲光，主张杀掉他，因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反对救了他一条命。后来对肖劲光进行公审，判处5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遵义会议后，对一批受到错误路线打击的同志，如罗明、肖劲光、江华、刘晓、邓小平等人进行平反。在王明路线统治期间，一些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认真的纠正，而且更加持久和严重。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仍被关押的情况，立刻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会见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当听到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还有300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事实证明，毛泽东是纠正其它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胡星斗为了污蔑毛泽东，不惜采取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手段歪曲事实，难道是严肃的治学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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