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立法机构 2009年1月19日 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出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382名代表一致表决同意，将每年的 3月28日 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今天是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我想简单谈谈我对西藏发展的历史和藏族与我国其它民族关系的看法。
一、古代西藏与民族交往
1．青藏高原的古人类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在西藏高原。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古人类活动遗址，有一部分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其中对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北郊曲贡遗址的发掘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据考古学家鉴定，卡若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它证明当时西藏人类种群的一部分正逐渐进入定居时代，生产活动已从采猎扩展到兼营农业和饲养家畜。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进化水平基本相同，而且文化内涵有很大的相似性。拉萨曲贡遗址有一枚骨针在针尖穿一针鼻，针尾无鼻，其原理与现代缝纫机针相似，是全国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另外，曲贡遗址中发现双肩石铲、石磨盘，表明4000年前拉萨一带农业经济已经产生。
藏族的传说和古籍中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藏族古老宗教苯教的文献中，认为世界最初是由五种本原物质产生的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还有的传说认为是由猕猴和岩魔女的结合传出西藏的人种，并且认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泽当的附近。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
青藏高原的古人类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羌人和西羌部落。向东发展的羌人部落有许多前后加入到黄河中下游的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通过语言上的相近还能够看到他们在民族起源上的亲缘关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为藏族。藏族在血缘上属于黄种人华南族群，与华夏族很接近；在语言上属汉藏语系，与汉语千丝万缕。
可以看出，汉族、藏族、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祖先，早在民族起源时期就已经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在血缘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2．民族交往与吐蕃王朝的兴衰
在公元6世纪以前，整个青藏高原都分布著很多说藏语的小国家和部族。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在松赞干布(569年-650年)继位以前，已经传承了20余世。大约在581年左右，隋朝建立同时，松赞干布以13岁的年纪登上王位，并在布达拉山上建立皇宫。约于633 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迁都逻些，正式建立吐蕃王朝。
公元634 年，松赞干布向唐朝遣使入贡，请通婚。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率部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也率领迎亲队伍从拉萨远道至黄河源头的柏海，以“子婿之礼”拜见李道宗，明确了与大唐朝廷的臣属关系。其后，松赞干布一路恭迎和保护文成公主到达拉萨，举行盛大的婚礼。此后，中央朝廷接受吐蕃王朝的上表奏疏，帮助松赞干布巩固了刚建立的吐蕃政权，并不断派遣工匠与技术人员到西藏地方，协助吐蕃发展农牧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吐蕃王朝日益强大起来。吐蕃王朝也积极支持中央朝廷。649 年，唐高宗李治即皇帝位，松赞干布致书于唐朝大臣长孙无忌：“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唐朝也在这一时期日益强盛。
吐蕃王朝日益强大以后，与中央朝廷发生了多次战争，公元763年10月，吐蕃军借安史之乱之机攻入长安。由于连年征战，民众困于兵役，又结怨近邻，加上灾荒不断，激起人民起义，社会动乱，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落大体同时，吐蕃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落。公元869年，吐蕃王朝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吐蕃王朝崩溃。稍后的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也使唐朝崩溃。
由吐蕃王朝和唐朝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兴衰有相当的同步性，吐蕃王朝和唐朝的相互支持和友好民族交往促成了双方的共同繁荣，而双方的交恶和战争是双方衰亡的重要原因。
3．中央政府的管辖与藏族的发展
唐王朝崩溃后开始了五代十国的政权纷争。随后开始了辽宋夏金对峙的时代。由于中原的政局混乱以及没有强大的中央朝廷的支持，西藏社会在各个大农奴主集团的相互残酷杀戮中，陷入了四百多年的内乱，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倒退，西藏地区陷入为贫穷不堪的困境，西藏人民陷入痛苦灾难的深渊。有的大农奴主或大僧侣要自立藏王（赞普）。而吐蕃旧臣、大将伦恐热却起兵反对。他的最大理由是“无大唐册封，何名赞普？”这充分证明了西藏地方王朝和中央朝廷之间的依存关系。而西藏任何一个部落或教派的力量，都完成不了重新统一西藏的任务。
西藏地区第二次进入政权统一局面和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在祖国中原内地的朝代更替至元朝帝国的建立之后。忽必烈在公元1253年亲自率领大军远征川藏滇藏，并派精兵强将挺进西藏，扫平了吐蕃各个割据部落，结束了西藏四百多年的内战和混乱局面。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划，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 “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清朝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公元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93年清朝正式颁布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各黄教大活佛的转世，须由驻藏大臣监督履行“金瓶掣签”；驻藏大臣监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凡西藏对外交涉事宜，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中央政府的管辖不仅结束了西藏社会四百多年的内乱，而且大力帮助西藏抵御外国侵略和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抵御外国侵略最典型的是1788--1791年，尼泊尔（廓尔喀）军队两次大举入侵西藏。特别是第二次，入侵者进至日喀则，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七世班禅从日喀则逃至拉萨避难。1792年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入藏，大败尼泊尔，进抵加德满都，尼泊尔投降。此役的后勤工作极为繁重，耗费白银共1052万两（全国税收总数的25%）。这对西藏社会发展有极大的帮助。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最典型的是明代，有的卫所治下的藏族人民与明朝的驻屯军人，共同开垦耕地，种植小麦、粟米等作物和清朝“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设置专门机构，监督铸造银币，统一货币的成色和折算比价。这一切极大的帮助了西藏的发展。
当然，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一些民族压迫也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对藏族人民的压迫还是支持藏族压迫其他民族（如元朝尊崇喇嘛）都不利于西藏发展。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发展也确实比较缓慢，甚至某些方面出现倒退（如清朝西藏人口有所下降）。但是，能不能说民族压迫是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呢？显然不能，说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管辖和说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衰落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援助西藏太多一样荒唐。正如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衰落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发展缓慢也主要是因为西藏农奴主的腐朽没落，例如，清朝西藏喇嘛人口竟占总人口一半以上。
总之，中央政府的管辖对西藏社会发展有极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包括西藏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发展缓慢，呈现衰落的态势。但是，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无论西藏社会还是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只会更加困难。试想，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管辖，西藏社会的内乱继续持续下去，加上外国侵略，或许今天藏族也像美洲一些民族一样灭亡了。同时，失去了西藏的中华民族近代必将遭受更大的灾难。
二、殖民侵略下的近代西藏
1．西藏遭受入侵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英国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此时沙皇俄国也在觊觎新疆，企图进而南下与英国争夺西藏。但是，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威胁，远不如英国严重和直接，其主要方式是进行政治上的笼络。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国遭受的侵略日益严重。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野心膨胀起来，1888年，英军开始向驻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进攻。西藏军队被迫后撤至亚东、帕里等地，隆吐山失陷于英军之手。英军越过则里拉山口，深入亚东仁青岗、春丕等地，掳去住春丕之锡金王。清政府1890年在加尔各答同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历来西藏的藩属锡金，被英人攫走了。
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英国趁机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开始将其侵略势力向西藏的腹心地区推进。1903年，英国派荣赫鹏和驻锡金专员怀特率英军300人，经锡金北部侵入西藏岗巴宗。接着，英国迅速向隆吐山以北调集3000兵力，由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率领北进。1904年，英军在堆纳、多庆之间的曲米香果、骨鲁等地与藏军对峙。英军施展阴谋，射杀500多藏兵和谈判代表。最终英军攻陷了江孜，并进抵拉萨。
可以说，这一时期西藏遭受入侵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承受了巨大的屈辱和灾难。
2．“藏独”势力的产生及其恶果
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即开始实施在藏族统治集团中寻找代理人的策略。英国侵略者转而拉拢西藏地方当局，竭力笼络十三世达赖集团，挑拨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由于英国的影响、清朝中央政府以及西藏部分农奴主的日益买办化，西藏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以达赖为首的亲英买办势力。这股势力在英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下，趁国内政局动荡、政体更替之机，阴谋西藏“独立”，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
1909 年6月，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的管理，令川军2000人调驻西藏。英印当局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川军入藏，并唆使西藏三大领主发动叛乱。川军粉碎了叛军的抵抗，于1910 年2月进入拉萨。达赖带领亲信逃亡印度，要求得到英国的保护。英国和俄国驻华公使遂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迫使清政府取消对达赖的处分。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怂恿下，达赖集团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1912 年初，西藏分裂集团乘政体更替之机，以达赖的名义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围攻驻藏川军。1913 年1 月，达赖进入拉萨，宣称“独立”。英军则借口“护商”，侵入拉萨。
英国支持“藏独”当然是要好处的。 1913年10月13日 ，西藏、英国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麦克马洪为会议准备了一份备有附图的条约草案。将中印边界东段边界线悄悄向北推移约 96千米 。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9万平方千米的地区划归英属印度。 1914年3月24日 ，伦钦夏托拉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德里同麦克马洪秘密换文，接受了麦克马洪提出的上述边界线。秘密换文中未就麦克马洪线走向作任何文字说明，亦未提出划线依据。 1914年7月3日 ，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奉国内训示，拒绝在所谓“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发表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麦克马洪亦承认 ，未能使中国政府“正式签字”。但是，从此9万平方千米的地区就被英属印度非法占领。
英国一手策划十三世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叛乱，遭到藏族爱国僧俗上层和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侵略分子贝尔承认，在藏族农民中，“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当达赖投靠英国搞独立时，西藏部分官员表示反对，认为西藏“独立”，会“有外力侵入之虞”。藏族人民在贝尔进入拉萨煽动达赖扩大分裂时，爆发了围攻贝尔的起义。西姆拉会议后，达赖的态度逐渐有了重大的变化，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1920年，达赖致函甘督张广建称：“嗣后关于藏内一切事件，仍望始终维持，以飨倾向之念。”表达了与中央和好的愿望。同年在送中央政府代表朱绣等人时，达赖说：“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 这样，在藏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被暂时挫败。
回顾“藏独”势力的产生之初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藏独”产生之初就给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遭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强烈反对。不仅如此，包括“藏独”势力自身也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藏独”早期活动唯一的后果是使藏族人民时代居住的9万平方千米的地区被英属印度非法占领至今。（顺便说一句，今天十四世达赖集团已经于1959年逃印后正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我想对达赖说：你不是要搞“大藏区”吗？那么你先把“麦克马洪线”以南藏族人民时代居住的9万平方千米的地区，最好包括西藏历来的藩属锡金从印度手里要回来吧，那可是养育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地方啊！）
3．旧西藏是旧中国的缩影
在帝国主义和包括“藏独”势力在内的国内买办集团的压迫下，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1840年至1949年中国多次遭受入侵，首都三次失陷，许多入侵是针对西藏的，西藏首府拉萨同样两度失陷。
1840年至1949年中国共签订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签约国不仅有列强，也有墨西哥，巴西这些半殖民地国家，或者说包括了除中国外世界所有国家。当时流传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中国人地位的真实写照。旧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是殖民者的天堂。尼泊尔虽是个小国，又是英国的半殖民地，但当时它在西藏享受多项特权，如尼泊尔侨民在西藏犯罪，西藏不能处理；尼泊尔商人在西藏不需交税、货物不受检查等。在西藏享有特权的尼泊尔商人中，很多有家室的人娶藏族妇女为妾，所生子女，藏语叫卡扎儿，即混血儿意思。这些卡扎儿中，男的属尼泊尔籍，女的属藏籍。属尼籍的卡扎儿不能回尼泊尔，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尼泊尔都有家室，如果回尼泊尔后享受不了任何待遇，并且被歧视。但他们却同父亲一样，在西藏享受治外法权。印度商人不但享有同尼商一样的特权，还在亚东、江孜派驻了军队。
1949年中国人均GDP仅27美元，是1840年人均GDP的一半，全世界倒数第一。一向以赤贫著称的非洲1949年人均GDP超过100美元，而买办集团的四大家族资产达200亿美元。1950年的西藏有100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90万人，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
1840年至1949年世界人口增长了1.5倍，而中国人口始终徘徊在5亿左右（官方统计为4亿多），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西藏人口也始终徘徊在100万左右，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饥饿。
够了，我们可以看出，旧西藏是旧中国的缩影，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旧中国都生活在人间地狱中。只有把西藏农奴制度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西藏农奴制度的黑暗。如果把西藏百万农奴解放和5亿中国人解放割裂开，单单强调西藏农奴制度的黑暗，同时又为更为黑暗的中华民国招魂，不但不会有好的效果，甚至可能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加剧矛盾。
三、新中国的成立与西藏的发展
1．新中国的建立与民主改革前的西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6月，除西藏、台湾和沿海一些岛屿外，5亿中国人中绝大多数赢得了解放。这时，西藏的解放问题成为毛主席考虑的当务之急。为最大程度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毛主席对西藏制定了和平解放及延迟民主改革的战略部署。 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毛主席出于尊重西藏的民族传统和团结包括爱国农奴主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考虑，没有贸然进行民主改革。毛主席提出了“最大程度争取、团结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集团，争取他们自觉认识民主改革的必要性，何时认识清楚了愿意改革了再改革。六年或更长，但最终一定要改”的正确方针。1956年8月，毛泽东复信十四世达赖，说现在还不是改革的时候。9月，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指示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但是，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较之解放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废除了外国特权。例如：1953年中国与印度进行印藏关系谈判，1954年两国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正式废除印度在西藏的特权。1956年，中国与尼泊尔方面谈判，商定卡扎尔年满十八岁后可以自由选择国籍，之后许多卡扎尔选择了尼泊尔籍，正式废除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其次，大力援助西藏经济文化建设。例如：1952年8月，拉萨小学正式开学；9月，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1954年2月25曰，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1956年9月，拉萨中学正式开学。最后，加强西藏政治建设。例如： 1956年4月22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举行成立大会，正式成立。这一切极大的促进了西藏的发展，受到西藏人民热烈欢迎，如冰雪融化般循序渐进的消除了对共产党新政权的陌生隔阂和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欺压所形成的民族鸿沟，为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新中国的建立后，不但整个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复兴时期，就西藏地区而言，和平解放后的西藏虽然尚未进行民主改革，但较之解放前已经有了重大发展，为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西藏民主改革
1956年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1958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年GDP增长24%（改革开放后保守估计），居世界第一位。这一切使西藏人民欢欣鼓舞，反动农奴主集团惊恐万状。 1959年3月10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7日 ，达赖逃离拉萨。 1959年3月22日 ，拉萨战役胜利结束，拉萨市区的叛乱被彻底粉碎。至此，西藏民主改革的条件完全成熟。
1959年3月28日 ， 周总理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权职权。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1959年7月17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在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顺应西藏人民的愿望，提前进行西藏民主改革。至此，西藏民主改革全面展开。
民主改革是分阶段、有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减租减息运动。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第二步是对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的政策，国家出钱赎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而美国没有解决黑人奴隶的土地问题，“解放”后的黑人奴隶每年至少把收成一半交给种植园主，和种植园主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这些政策、办法和措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因而得到了各阶层人民，首先是贫困农奴和奴隶的欢迎，也争取了更多的上层人士的理解和合作，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牧民协会、平叛保畜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西藏民主改革胜利完成。
在支持西藏民主改革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大力援助西藏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1960年4月22日 据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在自治区筹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自从平叛以来，全区新修公路24条，总长 2200公里 ：增设贸易点232个；增设公办小学10所，民办小学456年，夜校128所，入学学生2.5万余人；医疗队为藏族人民免费治病85万余人次。 1960年5月25日 ,中国登山队的3名队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于北京时间4点20分首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写下了人类首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光辉篇章。其中贡布是中国第一个登上珠峰的藏族翻身农奴，这既是西藏人民的光荣，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1958—1960年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核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运动存有偏见。今天，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了解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对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有极大的帮助，也给了胡星斗、岩石之流一计响亮的耳光。
3．文化大革命与西藏的发展
1960年之后，西藏继续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前夕， 1965年9月1日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以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大会，并表示祝贺。大会于8日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等7人为副主席。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1966年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以上，和发展日益艰难并最终陷入了滞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援藏的力度，西藏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成就有：1966年曲水大桥建成通车，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贡嘎机场建成通航。1968年，中国科学院综合科学考察队对珠峰朗玛峰地区进行大规模考察。1972年，周总理批准修建从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线，阿里地区第一所中学-----狮泉河中学开学。内地八省市医疗队来藏为藏族群众治病，岗嘎大桥建成，种植冬小麦获丰收。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在西藏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成立西藏师范学院，西藏最大的水库------林周农场虎头山水库竣工。1976年卫生部组织医疗队赴阿里为群众治病，滇藏公路建成通车，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初试通油。
这一时期，尽管印度、美国等国积极训练达赖集团叛军，多次策动西藏叛乱，但是由于西藏人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好处，坚决抵制叛乱，西藏局势一直比较稳定，也没有人关注“西藏问题”。当时世界普遍关注的是美国和西欧左派的斗争。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西藏发展与问题
1．改革开放与“西藏问题”的重新凸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继续前进，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援助西藏，西藏进一步发展。仅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主要成就就有：1978年羊八井地热电站初步建成，试发电成功，1981年开始向拉萨供电。1984年拉萨河达孜大桥建成通车。1985年中央批准修建羊卓雍湖水电站，青藏公路沥青路面全面铺通。
但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影响了西藏的发展。首先，平反运动中有过分宽大的情况。1978年拉萨召开大会释放一批上层反动集团罪犯和特务人员。1979年宽大处理1959年参叛人员。为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等平反。其中有的人后来继续宣传“藏独”。其次，思想解放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使一些藏族同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出现了信仰空虚，喇嘛教影响有所扩大，在一些藏族同胞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民主改革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再次，对“藏独”势力和外国干涉势力反击不够有力。此外，还有改革开放中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西藏和汉族居住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中一度片面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藏族干部不够重视；改革开放中西藏少数干部出现了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引发了西藏人民的不满，为“藏独”势力的沉渣泛起提供了土壤。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西藏地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今天，支持“藏独”势力的只是极少数，这些问题也是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的。但是绝不能就西藏论西藏，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安排，集中纠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而相比之下，英国北爱尔兰、法国科西嘉、日本冲绳、加拿大魁北克、印度旁遮普、美国得克萨斯等地区的民族问题是资本主义民族压迫的产物，是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的，如果这些国家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德国东部不是民族问题是地区压迫的产物，但同样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
2．1989年的西藏动乱与北京动乱
1986年年底，北京发生了学潮。1987年的 9月27日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第一次骚乱发生。从1987年到1989年，拉萨发生了一系列骚乱事件，其中仅游行就有四次。到1989年初，全国和西藏地区的形势日益严峻。
1989年3月5日 和6日，拉萨出现大规模的暴力事件，24个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被冲击，900多家商店被抢劫和砸毁，局势严峻到了“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学校不能正常开课，商店不能正常营业”的地步。 1989年3月7日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发布了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自 1989年3月8日 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施行戒严令。时任西藏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临危不乱，力挽狂澜，平定了西藏这次危机，为藏族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由于有了处理西藏动乱的经验，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1989年的西藏动乱与北京动乱中可以看出，所谓“西藏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妄图实行和平演变，颠覆、肢解中国的重要一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0月，中国动乱平息后，气急败坏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授予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至今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达赖喇嘛领奖时赠送给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人皮人骨制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欣然接受，并表示这些人皮人骨制品传达的精神真正代表了诺贝尔奖反映的人类的普世价值（其实是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再次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诺贝尔奖及其反映的“人类的普世价值”的真面目。
3．314事件与当前的形势
2008年3月14日 ，少数不法僧人和不法分子在拉萨市区制造了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他们在拉萨市主要路段和主要路面，包括一些中小学校、医院、银行、电力和通讯设施、新闻单位实施了打砸抢烧，焚烧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特别是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使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也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拉萨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中，有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砍死。致伤群众382人，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重伤23人、牺牲1人。造成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
如果把视线放宽一点，可以看出，314事件不是孤立地。最近一两年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国内买办集团掀起的重大反共事件有：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西山会议；否定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敌视共产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普世价值理论；徐景安对陈奎元的突袭等。特别在最近，以反对为中心，组织上有“深青社”，刊物上有《炎黄春秋》，干将有茅于轼、胡星斗、马立诚等，还有美国在南海的间谍船配合，这一切构成了一次妄图打倒中国共产党，颠覆、肢解中国的逆流。一切仿佛回到了1989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但是，今天广大人民已经觉醒，绝不会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国内买办集团利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一定会采取果断措施，击退这次打着反对旗号的反共反华逆流。20年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国内买办集团打倒中国共产党，颠覆、肢解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今天更不会得逞。
最后，我要说，历史和现实都清楚地表明，藏族是中华民族重要一员，西藏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是风雨同舟，兴衰与共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必将得到妥善解决，一切妄图把西藏同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都必将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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