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炎黄春秋》：对匈牙利事件的认识和思考

对匈牙利事件的认识和思考

——驳《炎黄春秋》林蕴晖文的谬说

奚兆永

《炎黄春秋》第3期刊发了林蕴晖的文章《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关匈牙利事件所做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批评，把1956年10月25日-11月4日十三天中发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事件说成是“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否定“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并且通过宣扬所谓的“刘少奇的思考”否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长时间集体讨论所得出的正确观点。这是《炎黄春秋》近来加强其反新中国、反毛泽东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关大是大非，不可不予置评。

一、是“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还是“反革命复辟”？

《人民日报》在1956年12月29日曾发表过一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其中对于匈牙利事件是这样论述的：“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

“再论”是毛泽东亲自提出要写，亲自定题和提出要点，亲自组织讨论和修改，亲自定稿的一篇重要文章，发表以后曾在国内外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林文”出于反毛的目的，对“再论”的论断妄加评论。文章在引用了“再论”的话以后写道，“这段话说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国际帝国主义；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对“再论”的这一论断，“林文”显然是不赞成的。“林文”自己的结论是这样说的：“关于事件的性质，卡达尔认为，10月23日的运动是‘武装起事’；10月31日-11月1日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卡达尔的观点和立场，但对事件的性质则做了‘这是反革命’的单一结论。”

在这里，“林文”不仅反对“再论”的论断，而且用卡达尔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会谈时讲的话否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对这一事件性质所做的结论。这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知道，卡达尔与乔治乌·德治的会谈是在1956年11月12日进行的，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1956年12月2日到5日举行的，卡达尔的讲话在前，而通过决议在后，而且，一个是个人的谈话，一个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按照道理，当然应该以后来用中央全会名义发表的正式决议为准，而“林文”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先发表的卡达尔的谈话来纠正后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样做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林文”还引用了1989年匈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匈牙利问题专家”阚思静的评论。“经过33年之后，1989年2月10日-11日，匈党中央全会再次就1956年事件做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道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而阚思静则进一步评论说，“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后半期是‘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0页；268-269页）

对于匈牙利党中央1989年2月10-11日会议的决议，需要指出的是，其时正是东欧剧变的前夜，这次中央全会就是否实行多党制、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并为纳吉平反的向题，以格罗为代表的“稳健改革派”与波日高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达成妥协：肯定1956年事件的性质为人民起义，肯定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并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在实行多党制的原则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宪法草案中去掉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去掉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代之“资产阶级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都可以实现”等等。我们知道，正是在198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为社会党，由此导致党的分裂和力量迅速萎缩。可以说，这次中央全会正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10月23日，匈牙利宣布国名更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不复存在。1990年3月，在实行多党制后的首次大选中，社会主义工人党丧失了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国家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显然，以1989年2月中央全会决议的观点作为评判匈牙利事件性质的根据，是完全不正确的。

至于“匈牙利问题专家”阚思静以这次会议的决议为依据所做的进一步评价，就离事实更远了。在匈牙利党中央1989年2月全会的公报里还承认“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而在阚思静的评价里就连这个意思也没有了。他强调的所谓“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显然比匈牙利党的2月决议更加“突出了”；而所谓“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显然也比2月决议更加“淡化了”！

我们今天评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显然不应该以33年后在改变了的形势下匈牙利党中央所通过的1989年2月决议为依据，而应该以事件发生时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年纪大一些的人，许多都看过有关匈牙利事件的纪录片，在纪录片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白色恐怖的情景。在街头，许多人被枪杀、被打死，尸体被挂在路灯柱上，双脚倒吊着，惨状让人目不忍睹。反革命分子甚至把在医院里治疗的边防军中尉斯特佛柯·约瑟夫从病床上拖到街上，猛击他的头部，将其活活打死，然后将双脚倒吊起来示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插图；《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附录之照片）据统计，在匈牙利事件中，匈牙利全国死亡人数达2700人。在首都布达佩斯死亡的有1945人，其中85%是该市的居民，其余来自其他各省。全国有近20000人受伤，其中61%住院治疗，而在住院治疗者中有8%死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事实上，早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前，反革命势力就已经开始活动了。首先自然是制造舆论。这个工作应该说在1956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自由欧洲电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其主要矛头是指向他们所说的“外来统治”，旨在破坏匈苏友谊和联盟关系，而具体要求就是要苏军撤出匈牙利；在国内方面，则是鼓吹言论和新闻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战犯和法西斯分子），实现多党制等。实际上，后来爆发10月23日的事件，其口号多来源于此。（雷尼·彼得编：《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历史教训》，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在这方面，裴多菲俱乐部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今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当时这个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右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他们积极配合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为行动。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就是他们决定举行的，口号也是他们决定的。而根据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案件的判决书，阴谋分子集团几乎每天举行秘密会议，有的甚至一天举行几次。1956年10月19日、20日和22日，按照纳吉·伊姆雷的倡议，洛松齐·格佐、多纳特·费伦茨、吉梅什·米克洛什在阴谋集团其他成员参与下着手起草他们所要组成的政府纲领。在10月23日上午，在洛松齐·格佐的住宅中举行了秘密会议，会上拟定了未来政府的人员名单，纳吉·伊坶雷自己担任总理，阴谋集团成员瓜分了各部部长的职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3页）与此同时，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副手洛松齐·格佐还在23日之前四五天主持过一个知识分子大会，他们不允许市委副书记发言，攻击地方议会主席，甚至要将其绞死，会议的空气越来越倾向于反革命，而洛松齐·格佐根本没有想去遏止这种反革命气焰。（同上，第36页）纳吉·伊姆雷的党羽还从一个大学到另一个大学进行活动，为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进行鼓动。10月22日，在工业大学举行的集会上，该校校长表示不赞成示威游行，而纳吉·伊姆雷的党羽西拉吉·约瑟夫两次发言，进行煽动性的反苏宣传，致使该校决定参加23日的示威游行。因此，尽管参加示威游行的几千名大学生和十多万市民并不就是反革命，但是，他们是在纳吉·伊姆雷的党羽们的鼓动下参加到示威游行的队伍中来的。

问题还在于，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有各种反革命分子混进了游行队伍，他们以群众作掩护，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这些反革命活动实际上在23日这天就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正是在这一天，他们首先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推倒布达佩斯道萨·捷耶尔吉大街上的斯大林铜像，然后再用锤子将其砸碎。这实际上是执行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早在8月28日的节目中就已提出过的一句话：“7月18日（即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下台和接替他的格罗上台的日子——引者）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格罗政权采取了什么决定和措施呢？他们有没有把那个立在道萨·捷耶尔吉大街上丑陋的铜像拆下来熔毁掉呢？”（《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114页）也是在这一天，他们的口号里有“打倒红星”、“不要使用同志这个词”，还有要求让纳吉·伊姆雷上台等内容。他们还挖去匈牙利国旗上的国徽标志。他们围攻和袭击了《人民自由报》大楼、广播电台和电话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扔到大街上加以践踏和烧毁。他们还从一些工厂盗窃了许多卡车，从10月23日起他们就盗窃台孚汽车联合企业的卡车，而在10月24日晚盗窃的卡车更达150辆之多，这些卡车被用来运输反动武装、武器和弹药。在发生匈牙利事件期间，许多逃亡国外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还有什么旧时的官吏、军官、律师、宪兵之类的，纷纷从国外回到匈牙利，这些“还乡团”显然是想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的。这些人有不少还通过所谓的“选举”“选上”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其实是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在呼喊声中哄出来的）。总之，事实很清楚，匈牙利事件从一开始就具有反革命的性质，怎么能说只是10月31日-11月1日才是“反革命事件”呢？而且，反革命事件是11月4日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才平息的，“林文”说成是11月1日就结束了，这些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应该指出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性质，甚至从敌人的报刊也能够得到证明。《匈牙利使者》是用匈牙利文在慕尼黑出版的作为“匈牙利难民通讯”的反革命报纸之一，它在一篇社论里说，“我们焚烧了十一年来专门捏造谣言的《人民自由报》。我们捣毁了党委会。我们消灭了了臭名昭著的国家保安局（AVO）的一部分刽子手。我们到处拆毁红星。我们粉碎了足以使我们想起十一年来可诅咒的一切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的革命的可以看得见的标志，可是同时也是革命的象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这些话可说是不打自招，活画出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他们所谓的“革命”，以及一些人所说的“人民起义”，实际上不过是被推翻的阶级进行的阶级报复，不过是要复辟已被推翻的反动政权罢了。这哪里是什么“革命”或“人民起义”？这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反人民的反革命复辟！

二、说帝国主义“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全面”吗？

“再论”援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林文”说，“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说其依据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我们在与原决议相比较以后，可以发现上述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表述，是不全面的。”

“再论”明明是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又怎么说是“不全面”的呢？至于“再论”说“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说法来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这一点从“林文”的大段引证看也不存在任何引用不当的问题，又何错之有？在“林文”看来，这“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放在决议“四个原因”中作为“最后”一个原因说的，应该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应该也不可能“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我看来，“林文”这样看问题，未免太机械，太形而上学了。很多时候，放在最后讲，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它特别重要。其实，人们讲话或写文章的次序，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由前到后），也可以按照空间的顺序（由近到远），也可以按照事物的逻辑顺序（由表及里，或者是由抽象到具体），当然也可以按照重要程度顺序（由重到轻，或者由轻到重），但是，决不可机械地认为第一就一定是第一位的，就是最重要的，最后就是最末位的，就是最不重要的。英语里由一个短语，也可以说是一句“名言”，叫做last but not least，意思就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

这里了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共讲了十二点，其第十二点即最后一点是讲“划清两种界限”。他说，“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吧延安的官僚主义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吗？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吧事情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页）显然，毛泽东在十二点即最后一点讲的这格问题绝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联系到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中最后讲的原因是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呢？显然也不是。这一点，由决议所作的论断已经充分说明，它说“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既然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还能不重要吗？

当然，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当时的历史事实。

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亚出现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国家又没有办法。二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经哀叹：“同苏联专制政权奴役下的人们取得联系，已经成为最困难任务之一。苏联共产党的铁幕非常严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27-228页）于是，他不得不去研究共产党的做法。他发现，共产党很善于宣传，而且在组织和技术上也很高明。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说，“应用苏联共产党所用的方法，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它是以夸大的宣传获得胜利的；因此当共产党开始掌握政权时，他们往往受到欢迎，被看成是解放者，为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同上，第226页）因此，杜勒斯认为，“如果美国要把任何理想、消息和善良愿望的信息带给被奴役的人民，就必须发展特殊的技术。”他说，“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在组织和技术上都有了发展。它有训练煽动人员的学校，也有广播网；它在自由世界的报章、广播和电影上，都有公开和秘密低视力；它有经过训练的侦探和间谍。而在我们一方面前夜很少有门路把理想或消息送到铁幕后面去，或了解那里的情况。”他承认，“在过去五年间，我们耗费了许多亿美元准备一场可能发生的用炸弹、飞机和大炮的战争；但是我们在思想战争中所花费的钱却很少。我们正在界限一场思想战争，而且正遭受到用军事力量无法挽救的失败。”（同上，第228页）这就是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策略或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

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人物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首先出现的是“美国之音”。接着，在1950年3月，在希腊境内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播站。“还有一个叫做自由欧洲民族委员会的私人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949年6月，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衷心赞助，对于来自中欧的主要政治流亡分子，给予援助和庇护。为了使他们同国内朋友保持联系，和使他们的同胞内心所燃起的自由火焰不知熄灭，这个组织正在建立自己的广播机构，称为‘自由欧洲’。”（同上，第289页）很清楚，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很坏作用的自由欧洲电台是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衷心赞助”建立起来的一个宣传机构。

正是这个自由欧洲电台直接指导和参与了匈牙利事件。在10月29日的节目里，这个电台公开歇斯底里地吼叫：“自由战士们，不要放下武器，……不要给这个布达佩斯政府一块煤、一滴汽油。……要以宣布总罢工给予英勇的自由战士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而在同一天的特别消息中则说，“苏军立即全部撤出匈牙利领土；放弃华沙条约；立即完全解散国家保安局。应该把新的警察或治安力量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未在以前任何一届内阁或共产党中央机构任过职的部长。完全赦免所有参加起义的自由战士。应在派出代表基础上由各种爱国者集团组成政府的多数。召开通过自由秘密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以建立新政府，提出执政纲领。”当时，大部分反革命集团和政党都把这一方针看成是权威性的。有人很快就把自由欧洲电台的要求作为自己的意见在10月30日的《匈牙利独立报》公布了，所用的题目是《我们也不承认现政府》，而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连联合政府也不承认。”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里也有人认为进展太快了也不好。美国驻布达佩斯临时代办给前去拜访的纳吉·伊姆雷以指示，提出请他至少对西方表示出一点不信任。至少在苏军撤离国家之前。……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对纳吉·伊姆雷不要过快取消共产主义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我们给他出的这个主意过迟了。原来，纳吉·伊姆雷已经在11月1日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宣布“匈牙利政府立即废弃华沙条约，同时声明匈牙利中立，向联合国求援，……”了。（雷尼·彼得：《1956年协议了时间的经过和历史教训》，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5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在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祝贺匈牙利宣布中立和纳吉·伊姆雷声称匈牙利想要退出华约。同时他强调，应高度警惕地关注匈牙利事件。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在其回忆录中说，“匈牙利目前的问题是，暴动者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纳吉·伊姆雷将垮台，起义者将要求他引渡。假如匈牙利人民以天主教的热情给以支持的话，明曾蒂红衣主教可以当领袖。”（同上，第65-66页）果然，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回到匈牙利的红衣大主教明曾蒂的住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找他的人很多。不过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政府的建立和苏军进入布达佩斯，粉碎了艾森豪威尔的美梦，也粉碎了那个红衣主教的美梦。匈牙利事件最终以革命人民的胜利和反动势力的失败而告结束。

此外，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国际帝国主义还对反革命势力提供了物质的支援。反革命分子的武器弹药除了一部分是从军火弹药库抢劫来的外，也有不少是由国际帝国主义提供的。凯奇凯什·费伦茨，一个布达佩斯居民，曾经在一所小学目击了一批外国武器送给反革命分子指挥部的情形。他说，“1956 年11月4日下午，武装反革命分子当着我们的面，在普拉特尔街小学的地下室里，打开许多木头箱子，上面写着德文，并有红十字标志。他们说，这是那天货车送来的。这些有红十字的木箱——大约是50×50公分——被金属板隔成几部分。一边装着柠檬、桔子、巧克力和其他食物，另一边是手榴弹。”而费洛·拉纳什，吉尔医院的看门人，在证词里说，“反革命叛乱期间，我一直在医院里。1956年10月27-28日，一辆西德汽车开到医院的大门前。车子里有三个西德人，他们抬进来一个受了伤的匈牙利人。我好几次亲眼看见在这些运送伤兵都带有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牌照的汽车里，以及撤离的人的身上，携带各种不同的武器。我验明上述那辆西德汽车时，我发现在车子里前后放着六支枪。”（匈牙利人们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着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页）

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匈牙利事件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导演的，而自由欧洲电台则充当了前线总指挥，纳吉·伊姆雷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傀儡而已。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里说“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引用决议的说法也是完全正确的，而“林文”批评其“不全面”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三、关于所谓“匈牙利事件引发的刘少奇的思考”

本来，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但是，“林文”却从另外的角度来论述“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文章说，“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情况的了解，是10月23日到31日在莫斯科直接从苏共中央得知的。在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认识上是一致的。”还说，“中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的讨论，是1956年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的时局问题的报告。它对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六点，略）然后写道：“三个远因，三个近因。”文章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提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

其实，八届二中全会并不是专们讨论匈牙利事件的一次会议，刘少奇的报告也不是专就匈牙利事件发表看法的。按照《刘少奇年谱》的说法，这次中央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 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炸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显然，这里并不是全面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方方面面，而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结合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从中吸取教训。刘少奇没有提帝国主义这个因素，显然也不是否认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否认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从12月2日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要讨论与波匈事件密切相关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刘少奇参加了每一次会议的讨论，但是他并没有反对文章关于“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的观点，相反，他还曾在会上发言说，“修正主义者现在大讲‘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他们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主义加以反对的。要把这个问题说透。”（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对于敌对势力对匈牙利事件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对此专门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写道：

“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对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围内的阶级斗争。”（《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我们大段地引证“再论”的论述，是为了说明，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历史教训，当然应该从不同方面去进行分析，但是却万万不可忘掉分清敌我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人们也许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的错误，或许匈牙利事件就可以避免。在这方面，许多人喜欢把匈牙利事件归之于拉科西个人，把拉科西说成是“斯大林分子”，好像一切问题都是他造成的。其实，拉科西对于匈牙利的革命事业是一位有功之臣。拉科西是匈牙利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10年就参加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参与了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建，并且参加了1918年10月30日的匈牙利革命和1919年3月22日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他曾担任副商业人民委员和生产人民委员委员（部长）。虽然这个革命政权只存在了133天，但是，列宁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1919年5月27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4页）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后曾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于1921年任书记。1924年回国参与匈牙利共产党的重建，1925年被霍尔蒂政府逮捕，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度过了15年，后经苏联政府干预被释放，侨居苏联。1945年回到匈牙利，担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党，他继续担任总书记和第一书记。苏共20大以后，在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粗暴干预下，他于1956年7月辞去这一职务。拉科西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一点，甚至连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杜勒斯在讲冷战“五年来的总结”时说，“共产党最惊人的成就是，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全部政权。1945 年11月4日的选举，表明共产党是一个极小的少数。‘小农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大多数。但共产党的少数却借惊人的共产党手段取得了统治权。”（杜勒斯：《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9页）虽然杜勒斯讲这样的话是不怀好意的，但是，匈牙利共产党从不利的情况下开始最后终于掌握了全部政权却是事实。实际上，在苏共20大之前，拉科西在人民群众中也是很有威信的。有一首歌叫《拉科西颂》，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赴匈牙利等国访问时曾作为节目之一在匈牙利演出过；如果拉科西名声很不好，是不可能选此节目的。总政歌舞团回国后到福建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在对厦门大学师生进行演出时也演出了这首很有气势的合唱曲；如果这首歌在匈牙利演出时不受欢迎的话，估计他们也是不会在中国再演的。当然，拉科西也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苏共领导人对其进行粗暴的处置却是不应该的。至于把他称为“斯大林分子”而加以排斥，也是完全错误的。“再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某些人把拉科西作为“斯大林分子”来反，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在这方面，还有人把匈牙利事件归之于拉科西的照搬苏联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应该说这个问题被人为地夸大了。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共同的道路，它当然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而且，当时的苏联对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总的来说也是友好的，苏匈之间的关系本来并不紧张，只是由于苏共20大以后自由欧洲电台的反动宣传，使一些人对苏联抱有反感，要求苏联撤军。但是即使如此，根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的记述，10月27日，当苏联军队基本上控制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群众与苏军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他们互相开玩笑，小孩爬到苏军坦克上玩。人们在纪录片上也看过这样的镜头。这说明，匈牙利的劳动群众是拥护苏军平息叛乱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些重要因素却不是匈牙利党自己可以决定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是匈牙利党指挥不了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转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事实也正是这样。不管你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帝国主义总是要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联系今天的情况，国际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发展强大总是看作是“威胁”，他们对各种分裂势力，包括“台独”、“藏独”和“疆独”都一概给以支持，难道是因为我们做错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经济有什么错？我们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有什么错？我们解放西藏的农奴有什么错？但是，他们就是要反对，要捣乱，要破坏。这些事件其实也和匈牙利事件一样，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不首先分清敌我，不解决根本立场问题，那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恰恰是在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林文”借助于所谓的“刘少奇的思考”提出了极其错误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毛泽东主持下由包括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自始至终参加讨论和写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林文”这样做，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也是对当前现实的误导，其危害极大；我们之所以要对该文进行批驳，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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