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炎黄春秋》之《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关于时代特点、国际主义和我国外交

——驳《炎黄春秋》之《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奚兆永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照理说，各个报刊应该多登歌颂建国6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文章，多登歌颂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文章，但是，《炎黄春秋》却反其道而行之，连篇累牍地发表吹捧胡耀邦的文章，刻意否定新中国的成就，特别是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的成就，否定开国领袖毛泽东， 否定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其罪恶用心可说是昭然若揭。

该刊第5期所载宋以敏《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一文也是如此。在宋文看来，从列宁到毛泽东，也包括邓小平在80年代一个时期，对于时代特点、世界革命和中国外交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而只有胡耀邦才“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有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宋文还说什么“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而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对胡的吹捧简直已经到了肉麻和无以复加的程度。

人们要问：事情真如宋文所说的那样吗？

我们要说：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从所谓的“拨乱反正”说起

宋文的题目叫做《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顾名思义，在看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在胡耀邦之前是乱而不正的，这样才有胡耀邦的所谓拨乱反正。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中国曾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从满清政府到蒋介石政府，订立了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人们说，“弱国无外交”，建国之初我国虽然仍然贫穷落后，但是由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亲自掌舵、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辅佐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却搞得有声有色，不仅令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也让世界人民欢欣鼓舞。当然，不高兴的人也是有的，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应该说，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中国历史上最正确、最成功、最光辉的对外关系，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何来乱而不正之说？又何言“拨乱反正”？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周恩来在1952年的一个讲话里曾将其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另起炉灶”。早在1947年春，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周恩来说，“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6页）

（二）“一边倒”。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7月7日发表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周恩来说，“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事实上，一边倒的方针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也打破了国内一些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幻想；它使新中国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巨大的国际支持，同时也使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这种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周恩来在阐述这一方针时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和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四）“礼尚往来”。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同上）

（五）“互通有无”。毛泽东早就说，“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已经开始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周恩来也说过，“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88页）

（六）团结世界人民。周恩来说，“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同上）

只是由于按照这些方针行事，我国在建国初期才在外交战线取得了巨大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并且推进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当然，由于苏共在20大大反斯大林，中苏之间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后来还使这种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从而必须对其中的个别方针（指“一边倒”）进行必要的调整，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方针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毫无疑义的。就以朝鲜战争来说，虽然现在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和性质还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容怀疑的：美帝国主义为了拉拢中国和破坏中苏关系，曾经宣布不协防台湾，同时也曾宣布过不协防韩国，但是当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6月26日就做出了美国军队参战的决定，并且在6月27日作出了派遣第七舰队至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定。这说明，美国参加朝鲜战争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的。后来美帝国主义又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将战火推进至三八线以北，并且把战争打到了鸭绿江边，还对我国边境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矛头其实是针对中国的。1950年7月7日，美国拼凑了一支由十六个联合国会员国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军”，由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麦克阿瑟做了错误的估计，他以为中国人民会逆来顺受，不敢出兵，却没有想到，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得到做得到，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向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碰硬，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展了一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志愿军出国作战后，经过五次战役，给了侵朝美军和南韩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把他们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地区。此事在世界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论，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如果按照麦克阿瑟提出的把中国当作斗争焦点的建议进行战争，将会使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一个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有人以此作为对朝鲜战争的总结，固然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在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之前他一直是这支军队的领导人，他的思想曾经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导思想，却是不能否认的。这场战争显然弄得美国骑虎难下，打也打不下去，走也不好走，最后只好坐下来进行谈判。这对于美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经过两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协定终于签字，代表美国签字的是第三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三年战争换了三个总司令，平均一年换一个，这在战争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他成了“第一个在美国没有获胜的和约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克拉克究竟是为此而感到光荣呢，还是为此而感到耻辱呢？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居然还有中国人要为美国人讲话，这些人的爱美国真是爱到顶了。可惜的是，这样的人毕竟少得可怜，以致人们完全可以对他们忽略不计。全世界人民自有自己的看法。就在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由胡耀邦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事先得知了朝鲜停战谈判协议将在当天签字，于是在发言里增加了相关的内容。朝鲜代表团也知道了消息，也准备讲这件事，要求大会把发言的次序变一下，让朝鲜代表团先讲。这本来也是可以考虑的，毕竟战争是在朝鲜进行的，停战协定的签字也是朝鲜人民军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前面，何况两个国家还是兄弟国家，完全可以谦让一下，但是，胡似乎多了一点风头主义，少了一点老大哥的风度，没有让步，结果仍是自己先讲。胡在会上讲了停战协议在当天签字，中朝人民取得了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时，整个会场沸腾了起来，人们欢呼雀跃，掌声不绝，许多人向他送鲜花、送纪念品，甚至把他抬起来，让他绕场一周。整个过程，时间持续了41分钟。这个生动的场面最清楚不过地说明，朝鲜战争是以朝中人民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结束的。

应该说，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周恩来具体实施的新中国的对外事务，不仅方针正确，而且展现得威武雄壮，成就斐然；即使在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6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于新中国的对外事务是充分肯定的，其中没有一句微词。当然，这也并不表明外事工作中就没有缺点和错误，但是，对于已经克服的缺点和错误显然也没有抓住不放的理由。决议没有讲什么要“拨乱反正”的话，相反，决议强调的是，“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解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3页）

宋文所说除了制造混乱以外，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二、关于时代的特点

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一个大概念，它不是根据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短时期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来划分的，而是根据世界范围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一般的或基本的特征来划分的。列宁在论及时代时说，“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和那个改进的更具体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43页）

在历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是它那个时代的中心，它决定着那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的发展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内在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普遍的经济危机，而“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当然，马克思也不否定存在着某些进步。他说，“以最近几星期发表的《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同上，第12页）

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十分明显。一方面，它正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转变，另一方面，它也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转变，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只存在了72天，但是，它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却是异常宝贵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写的《法兰西内战》乃是对巴黎公社所做的科学的总结。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大演习，它对后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在公社失败的前几天即1871年的5月23日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77页）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预言。

1875年，马克思针对德国党内与拉萨尔派合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妥协倾向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名著，其中也论述了时代问题。他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列宁说，“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而这个真理就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页）

现在，人们常常把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当作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言的，其实，在马克思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革命还被认为是一个由一切文明国家或至少是由主要的文明国家共同进行的革命，“一国革命” 的理论是后来列宁提出来的，而不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理论。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也可以看做是他对时代问题的观点，但是由于革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时代这一概念当然也应有不同的内涵。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理解为某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而应该理解为整个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资产阶级虽然仍是一个重要的阶级，但是它已经是一个走向没落的阶级，而不再是时代的中心，不再是决定时代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阶级，在新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的这种地位已经开始让位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兴的无产阶级。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说，“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48页）后来，列宁还把世界历史的这个新时代和已经过去的旧时代作了对比说明。他说，“消灭封建主义及其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的原则，在世界历史上用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现共产主义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我们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见，同这种偏见作无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23页）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论述“列宁主义”的定义时，把这个新时代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应该说，斯大林对于时代的概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上述论述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当今的现实的。在今天，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依然存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依然存在，怎么能说当今时代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呢？

宋文说，“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90年代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和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且党中央也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现在还有人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者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宋文的这一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据我所知，时代问题曾经是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时，无论是苏方还是中方，实际上都并不否认当今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科学结论，只是苏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突出“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而中方则强调暴力革命。至于说“上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其实人们对这个讨论并不积极，更说不上“热烈”。有一本论述时代问题的书曾在其前言里讲到这一情况：“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和解决的难度，人们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者有之；‘照抄文件，但求无过’者有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编：《当今时代与时代主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实际上，一些人之所以不愿意参加这个问题的研究，正是对某些流行观点持抵制态度的一种表现。所谓“渐趋一致”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宋文还说什么“党中央也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对此我不敢相信。因为《炎黄春秋》刊格不高，在这方面常常搞一些小动作欺骗读者。为慎重起见，我查找了十三大报告，其中并无“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说。那里是这样说的：“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这个说法和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说法显然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报告在讲到美苏两国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后还作了这样的补充：“必须清醒地看到，达成这种原则协议仅仅是朝着裁减军备迈出的第一步。军备竞赛远未停止。‘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个别地区的冲突还存在着升级的危险。国际形势的真正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甚至曲折的过程，各国人民仍需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比较谨慎的。我们知道，邓曾经在第一线参加过中苏论战，他知道在那些曾经与苏方激烈争论的问题上应该保持分寸。不错，邓小平也多次讲和平与发展问题，但是，他是把它们作为当前国际形势的“问题”提出来的，而不是把它们作为时代的特征提出来的。比如他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同上，第96页）“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同上，第105页）“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同上，第281页）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强调说，“和平和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同上，第353页）“世界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同上，第383页）我们显然不能把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看作是他对于时代特征的论述，更不应该用这些论述来否定和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述。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邓小平直到晚年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同上，第382页）这一论述才是他关于时代问题的真正观点，也只有这一论述才符合列宁关于时代是“大的历史时代”，要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的要求，而“和平与发展”的说法显然是不能体现这些要求的。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和平就总要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经64年，64年来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看得还少吗？而这些战争的主要角色都少不了帝国主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哪一场战争不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有关？同样，也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就必定要剥削全世界，首先是剥削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全世界人民要想获得和平、求得发展，就必须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必须进行革命。如果不是这样，想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求得发展，那只能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拉大，就是最好的说明。事实充分证明，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那里就会有反抗，就会有斗争。马克思说，“革命永远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经过革命，人类才能有美好的未来，谁要在当今时代的字典里取消“革命”二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至于宋文说胡耀邦“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其实，那些所谓“新见解”和“新判断”，并不是他的什么新发明，而是从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先生那里贩来的旧货色。这些东西之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不奇怪的。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正确的，但是它也并不是什么“新见解”和“新判断”，而是早已有之的理论观点，把它说是胡耀邦提出的显然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宋文提到的“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和“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这两句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毛泽东早在1946年4月就讲过，“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4页）在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曾经进行了大规模的世界和平运动，也正是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即使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方为了突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没有否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当然，后来提出了“要准备打仗”，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1969年3月了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口号。难道在当时不提出这个口号倒是对的？真是岂有此理！当时还根据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进行了反坦克武器的会战，大大地改进了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装备水平。这又有什么不好？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总是要有强大的国防，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更应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必要了吗？！

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宋文说，“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直到1975年7月（1日）他还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谴责。’但是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开批判反‘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其它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告诉我们，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每一个资本家不仅直接关心对本企业工人的剥削，而且关心整个资本家阶级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剥削。他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列宁更进一步指出，“大股份公司的建立已经不是为了在一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为了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资本家的国际协会出现了。资本的统治是国际性的。因此，工人只有进行反对国际资本的共同斗争，各国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才会取得成就。因此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无论是德国工人、波兰工人或法国工人，都是俄国工人的同志，同样，无论是俄国资本家、波兰资本家或法国资本家，也都是他们的敌人。”（《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82页）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连为一体的，就是不发达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是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连为一体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即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和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曾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做过一个很好的阐述。他说，“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十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4页）因此，他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是苏联派了鲍罗廷当孙中山的顾问，帮助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才出现了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是苏联伸出援手，帮助我们抗日，并且出兵东北，打败了关东军，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当然，美、英、法等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还有，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和许多朝鲜人都曾在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也曾在延安从事日本战俘的反战工作，加拿大的外科医生白求恩曾组织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到中国来救死扶伤，印度医生爱德、卓克、柯棣、巴苏、木克等也组成援华医疗队到中国来，和白求恩一样，柯棣（华）也是客死他乡——中国的。更不用说建国以后苏联所给予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援助了。中国人民得到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如此巨大的援助，怎么可以在自己取得了胜利以后只顾自己而不顾其他国家的革命呢？这岂不是成了民族利己主义者么？

宋文还说什么，“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我们要问：什么是“输出革命”？“输出革命”是帝国主义国家用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常用的一个“武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如日中天，社会主义无论一年是对于一般人还是对那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都向往社会主义。这一点，连美国反共老手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大失败》一书中说，“共产主义之所以能称雄于20世纪大半部历史，主要归功于它所起的适时的‘大简化’作用。共产主义把私有制看做是万恶之源，自以为是地认为取消财产私有制就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就能使人性尽善尽美。这种前途得到千百万人们的赞成向往，使他们充满希望。”（《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为了对付苏联，西方国家就给苏联制造了一顶“帽子”，叫做“输出革命”。后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西方国家的青年也相继效仿，搞起了“造反”，于是这顶帽子又被用来戴在中国头上。其实，革命不同于商品，它是不能作为一个现成的东西输出的。革命是社会的一个突变，一个爆发，它需要长期的量的积累，而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合的土壤，既需要有相应的客观条件，也需要有相应的主观条件，需要有广大群众的自觉参加，旁人是无法越俎代庖的，就是说，它是不能像商品那样由别人制造好输入进来的。一个国家可以从另一个国家吸取思想营养，可以学习别国的经验，但是却无法由别国代替它进行革命。这个道理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世界上总有些人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一再提出这个所谓的“输出革命”问题。尤其不应该的是，在革命队伍内部一些思想极为右倾的人，他们不去理直气壮地批驳西方国家的无端指责，却跟在他们后面大反所谓“输出革命”。这是极为可悲的。尤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当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向他提出“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这样一个很不友好的挑衅性的话题，邓号称“钢铁公司”，仅仅在六个多月前，他还和泰国总理江萨就这个问题说过很强硬的话，理应给以反驳才是，至少也应该对李进行耐心解释，指出的他的所言不当，但是，他在停顿片刻后突然问李：“你要我怎么做？”李即提出“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这两个要求邓居然都答应了。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之外设立像“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这样的机构来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而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帮助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兄弟党呢？据宋文说，“邓小平的相片采纳了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对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宋文所说是否完全属实，可以暂置一边，但是邓小平与李光耀的对话已有公开的报道，应该是可信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某些支持别国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加以改进，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有人说自己“输出革命”就取消对正在进行革命国家的共产党的任何支持，甚至根本取消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任何接触，这就是忘记了历史，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

以上所述，本来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常识，毛、邓在与外宾的谈话里论述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宋文却以之与胡耀邦的所谓“新观点”加以对照，将其说成是“输出革命”，将其看作是错误的、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这本身就说明，胡耀邦也好，宋文也好，他们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我在《评李锐的<向胡耀邦学习>》一文里已经指出，胡耀邦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一看法，似乎还有人不是很赞成，其实，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对于胡耀邦也是这么评价的，在中央为胡耀邦写的悼词里，就没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条。据说，于光远对此愤愤不平，很不以为然。其实一个人的一生不是靠别人来评价的，而是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来评价的。他的许多背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包括他关于时代特点、国际主义的否定看法都表明，他的确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关于所谓“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宋文说，“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一位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版本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文章还说，“说我国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

说这番话，显然没有认真查阅有关文献，完全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事实是，1949年9月30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的开国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在其第七章《外交政策》部分的第一条即总第54条就清楚地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攻击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从和战争政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这里明明讲到了“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不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实际上是重申了共同纲领所制订的外交政策。

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文革期间通过单向阀，增加了一部分革命的内容，但是基本内容仍然不变。它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1982年12月4日，中环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相关条文有所修正，对外交政策的表述略有不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补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态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这里的文字和过去有所不同，但是其精神并无变化，其中用了三个“坚持”最清楚不过地指明了政策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除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外，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也有明确的记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5-836页）

事实是如此清楚，宋文又怎么能说“说我国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呢？

宋文不仅否定“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说法，还进一步认为，“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理由，一是说“‘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一是说，“‘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我认为，这两条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先说“一边倒”。

中国革命要靠自己，但也需要援助，需要朋友。毛泽东早在1939年写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里就说，“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苏联才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他提出“以俄为师”，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后的历史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说：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没有他们的原著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658页）

可以说，建国以后奉行“一边倒”的政策不是哪个人的主张，而是历史的必然的选择。

宋文说，“‘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这样说是毫无道理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分清敌我友的问题。在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包围的形势下，中国如果不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只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结果只能断送中国革命。有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做强大的后盾，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失去了自由，而是更加自由了。“一边倒”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要事事经过苏联，事事向苏联请示。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当然不会这样做。问题在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三十多年的经验，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中国遇到一些问题向苏联、向斯大林学习和请教，应该说很正常的。在这方面并不存在领导预备领导的关系。苏联和斯大林的建议，中国人既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斯大林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按少得了的方针办事，而毛泽东就反对这样做。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毛泽东去了，这并不是毛泽东“服从”了斯大林的“命令”，而是认识到了这样做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表明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揭露了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政的狼子野心，从而赢得了民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的有些建议，如1949年提出的分江而治，中国共产党认为并不正确，就没有听，而是坚定地执行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斯大林也认识自己错了。又比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本来并不主张重订，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坚持，还是订了这个条约。这说明，把“一边倒”和“独立自主”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提出“一边倒”并不如宋文所说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说到“一边倒”，人们常常会想到外蒙古问题，认为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有领土野心。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事实是，早在1911年外蒙古就宣布实行自治，当时孙中山并未表示反对。这一点从后来孙中山在1924年1月20日欢迎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说，“外蒙古到民国以来脱离中国，内政是修明的，在陆军一方面也练了很多的骑兵，所以他们现在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于1921年3月1日成立蒙古人民党（后改称人民革命党）。1924年 1月，蒙古派代表巴先生到广州见孙中山，想使“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孙中山说，“由此可见主义大过武力。用主义来建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用武力来征服人，近在 咫尺都是反叛的。”（同上）1924年5月，中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见《各国概况》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不过实际上，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军阀混战和剿共内战，他们并没有行使这个主权，其统治根本未及外蒙古。二战期间雅尔塔协定规定蒙古现状“须予维持”，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客观地说，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是令人向往的，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则是一副衰微破败的景象，毫无吸引力可言，外蒙在当时条件下选择社会主义的前途，走上独立的道路，应该说是进步的，我们显然不应该用狭隘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问题还在于，外蒙古早已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它并没有并入苏联的版图，怎么和斯大林的领土野心联系在一起呢？这里，我还想提供一个反证。新疆军阀盛世才在新疆实行亲苏、反帝政策，曾于1933年和1941年两次向苏联提出要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是，斯大林都没有同意。莫洛托夫曾公开声明：“苏联认为夺取外国领土是同它的政策不相容的，它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转引自黄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当然，苏联在支持和援助中国的过程中根据平等和互利的原则获得某些利益也是正常的，这和领土野心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再说“一条线”。

恕我孤陋寡闻，在读宋文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一条线”的说法。我上“百度”和“谷歌”检索，它们虽然设有“一条线”词条，但是，却没有一条是讲外交方面“一条线”的。看来，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或规范的说法。这样，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地对其进行正儿八经的评论了。从宋文的批评来看，所谓“一条线”就是联美反苏。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可以利益美苏矛盾，但是，我们的政策绝对不能建立在与美国联合的基础之上。其实，毛泽东对于美国从来也不抱幻想，总是号召人们组成最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就是在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之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用所谓“联美反苏”来概括毛泽东70年代以后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不恰当的。

宋文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什么是革命外交？什么是正常外交？要抛弃外交的革命灵魂，要回复所谓“正常”的外交套路，其实就是一种背叛。文章大量引用胡耀邦1981年3月9日的一个讲话，放肆地攻击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的外交决策。这个讲话，连思想很右的赵紫阳都说，“你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但是他的这个讲话寿命不长，只过了三个多月，即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经过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对建国32年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实际上驳斥了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一股否定毛泽东、否定新中国外交的歪风。而从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有关“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的革命内容依然保持着，而后来对宪法的几次修正也没有将其取消，又何来“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之说？

当然，对于一些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他们确实连做梦都要“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但是他们在13亿人口中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他们决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他们终将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是宋文还提到了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问题。宋文说，“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说周恩来在“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了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这样要求。”同时引用胡耀邦在上面提到的1981年3月9日讲话中说的“要提倡闯和钻研的精神”来加以批评。这也是极其错误的。外交工作之所以“授权有限”，是因为它不是代表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具体单位讲话，而是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话，它当然要求高度集中统一，而不能政出多门，更不能让每个人都去“闯”去，都去发挥什么“主动性和创造性”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自己，对于一些事情也是极为谨慎的。比如“乒乓外交”，是请还是不清美国乒乓球队？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条件不成熟，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也画了圈，交外交部去办。但是他仍然在考虑这个问题，甚至在吃了安眠药之后还在考虑。最后他认为还是应该请。根据他以前的规矩，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这次护士长问他算不算？他一挥手，表示算。这一下就发了邀请。这个“乒乓外交”在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小球转动大球”，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外交无小事”，它需要高度集中统一，这样，国家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很懂这个道理。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胡耀邦像是要给周恩来抱不平，殊不知，毛泽东是一位战略家、理论家，而周恩来则是一位实行家，毛泽东是伟大领袖，周恩来是其得力助手，他们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有我国外交的巨大成就。宋庆龄在毛泽东逝世后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的：“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总之，我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认为建国后头30年的外交政策不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认为只是胡耀邦在1982年所做的十二大报告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认为胡耀邦对我国外交事业进行了什么“拨乱反正”，这是对毛泽东和新中国外交的污蔑，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肆意歪曲！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他们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们已经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但是，他们终究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中国的前途，中国的未来，不是由他们决定的。

毛泽东词曰：“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毛泽东和新中国是大树，而胡耀邦及其鼓吹者不过是“夸大国”和“撼树”的蚂蚁或蚍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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