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纲领；我们不去谈论共产党员中出现的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纲领看一个组织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今天的共产党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遭遇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説的：“感冒了，生病了；”感冒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贪污腐化的极端出现，造成了今天局部地区干群关系极端对立；很多普通群众已经看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党。
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共产党之所以能影响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团结一心，那是当年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敢对官僚主义痛下重拳，用这样的药治疗感冒。毛泽东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有时刻保持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高压态势，我们才能不断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解放初期有一起普通的案件惊动了毛泽东。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纪凯夫案件”。
事情的起因和过程并不复杂，但由于官僚主义干扰，处理过程却一波三折。1951年4月12日下午6点下班后，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总务科1200万元（旧币）存款被盗。事后查明，这是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监守自盗。但因为怀疑医院职工纪凯夫曾写人民来信给中央告自己状的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和王清却以纪凯夫有政治问题和事发后表现反常“贼喊捉贼”为由，将纪凯夫拘留。宋瑛还直接向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汇报。周季方听了宋瑛的报告，在没有认真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纪凯夫再次逮捕。4月30日，在市委书记张平化主持下召开会议，肯定市政府的处理是正确的。市长吴德峰也认为纪凯夫是“阴谋陷害案”的策划者。市公安局对此案的侦破工作则专门对纪凯夫下功夫，追究纪的政治问题、家庭社会关系、亲属朋友的政治身份及一切社会活动的细节，追究不出问题就刑讯逼供，连续60多个小时的审讯不准休息，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送衣物，用尽一切办法迫使纪招认犯罪事实。后来，在中南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深入调查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这时正是中央决定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此事即作为一个典型事例反映到毛泽东处。很显然，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中，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立即作出批示，要中南局迅速处理。
很快，有关责任人受到了严厉处分：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给予当面警告的处分并降为副书记；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吴德峰同志给以撤销工作的处分；直接参加对此案侦察审讯的市委第二副书记兼市纪检查委员会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谢治邦同志给予撤销工作的处分；副市长周季方则因压制民主，侵犯人权，而被处有期徒刑9个月；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因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而被处有期徒刑2年。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党政高官掀起的问责风暴。在被问责的党政要员中，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和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是功勋卓著的老同志。张平化同志在红军长征中已是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晋绥军民反蚕食、反“扫荡”，巩固和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吴德峰同志则在1924年就入党，是董必武的学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先后担任过中共武汉地委代理军委书记、中共湖北省鄂南特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赣北特委书记、河南省委军委书记等重要职务，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中共郑州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郑州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正因为两人参加革命时间长，对革命贡献较大，所以，毛泽东对两人的问责引起了强烈震动。据有关回忆材料说，当时在德明饭店（即今江汉饭店）大礼堂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吴德峰在这一案件中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予撤职，会场鸦雀无声，情绪十分紧张，与会人员无不惊叹“共产党员真了不起，大官犯官僚照样拉下来”。会议主持人要求大家发表意见，开展讨论。当时副市长陈经畲（民主人士）在会上发言：“我作为市长的助手，也请求给予处分……”。在全体委员大会上，有些民主人士纷纷表示：“共产党带头守法、执法，不管再大的官也一样受处分，这非常令人敬佩和信服”，还有些委员表示：“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要把这次教训铭刻在心。”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事人的态度。以吴德峰同志为例。在受处分之后，他诚恳地说：“接受教训，服从组织决定”。会后吴德峰将警卫员和汽车等一并上交，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警卫员不交，仍跟随他，照顾其安全。之后不久，吴德峰同志被分到中南交际处主持“三反运动”，每天徒步上下班，并说：“要以我为戒，不搞特殊。”
这件事已过去多年了，而且，后经组织上的认定，当时对相关同志的处理有过重之处。但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育却是永久的。其一，任何官僚主义现象，都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大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干部问责，就直指官僚主义。“纪凯夫案件”之所以引起广泛震动，就是因为官僚主义让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原则，失去了基本的群众路线。毛泽东一直痛恨官僚主义，他在中国革命初期就曾号召“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他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相：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他说官僚主义者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象外，其他方面都很象这个神像。
毛泽东为什么对官僚主义如此痛恨？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官僚主义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们的事业发展危害甚大，他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通俗易懂，却又一针见血，撼人心灵！
其二，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巩固群众基础的最大障碍，只有与之进行彻底斗争，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其实，早在中国革命初期，就有一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而被毛泽东问责。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裁判条例》和1931年11月中央执委会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均规定了对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给予撤职乃至查办的条例。根据这些法规受到惩处的有下至县、区、乡苏维埃主席及各部部长，上至省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干部。如福建省苏代理财政部长张赞元、中革军委动员武装部长杨岳彬、中央邮政总局长赖绍尧等，均因官僚主义被撤职。继张平化、吴德峰被问责后，毛泽东又亲自过问了一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的干部的处理问题。比如，1953年3月7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副部长卜盛光、钱亦民和工业部副部长王盛荣等因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敌我不分，以至腐化堕落等错误，被撤职依法逮捕。为了根除官僚主义形成的根源，毛泽东也向机构臃肿现象发出战斗令：“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响鼓不用重锤，生病需下猛药；无论是昨天毛泽东主席对官僚主义痛下重拳，还是今天我们新一代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决心，只有赢回民心才是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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