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12）
十二、 栽脏（上）
：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从一九六○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六一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毛主席终于用“坚决退赔”遏制了“无偿调拨农民的劳动果实”；用“缩小社、队规模”解决了“高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用“取消供给制，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原则”解决了“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用“以生产队（初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解决了“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从此，以“一平二调共产风”为核心的“五股歪风”，被毛主席从合作社制度层面上丢进了垃圾堆。
那么，当毛主席进行艰苦纠偏的时候，那LD教条主义集团又在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LD教条主义集团的阳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挖坑、栽脏、逼宫。第一阶段“挖坑”自然是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制造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后果。第二阶段“栽脏”就是把“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责任栽脏给毛主席，栽脏给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栽脏给总路线, 栽脏给人民公社。第三阶段“逼宫”则是利用中央召开会议之际，利用“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栽脏逼迫毛主席放弃权力，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挖坑”的背景。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发展四十条》）的下发，意味着毛主席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主张已经变成了全党的行动。这将对刘的路线“中国生产力水平低，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消息鼓舞下，同年六月到十一月，刘用“反冒进”之名来反对毛主席的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冒进”一词的实际含义是指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是超越阶段的冒进行为。“反冒进” 是指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56年反冒进”事件是刘最后一次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毛主席用“整风运动”来对付“反冒进”。
为什么要用整风运动来对付反对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呢？因为五年的农业合作社实践已经证明了发展农业合作社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粮食产量建国前历史上最高产量为2700亿斤。1949年粮食总产量2260亿斤，1950年粮食总产量2643亿斤，1951年粮食总产量2800亿斤，超过建国前最高产量。51年底开始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粮食总产量达3200亿斤，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年就开门红。1953年粮食总产量达3340亿斤，1954年粮食总产量达3390亿斤，1955年粮食总产量达3680亿斤。80年代，不是有一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用这条标准一套，“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就是一条真理，一条正确的道路。俗话说得好“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连事实都要否认的人，自然就可以通过“整风运动”把他整下去。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党内人物。毛主席将党内反对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人戴了一定帽子“右倾分子”。L要制造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事实，来否定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那他依靠的人也只能是反对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党内右倾分子。那L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整风运动”中，把这些党内右倾分子保护起来。L的保护手法非常高明。他让宣传部成天在报纸上刊登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宣传部长陆定一和这些报纸的总编、社长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投靠L了。没有上头的支持，哪张报纸会吃了豹子胆敢成天刊登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用这些言论来激怒毛主席，等毛主席写文反驳后，L就打着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幌子，成功的将针对党内右倾分子的“整风运动”变成了针对党外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右运动”。 80年代，著名人士丁铃有一段牢骚话特别出名。大意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当初批评她“右”的人，就是80年代批评她“左”的人。”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人就是LD教条主义集团的人。“反右运动”由D负责，竟然在全国抓了五十多万右派。D本身就是反对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重要党内右派人物，他又怎么会抓他的同路人呢？可以说，L的保护非常成功。
当L发现他无法阻挡“整风运动”，也无法阻挡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时，他就开始了周密布置，布置“如何制造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事实，来否定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 这就是“挖坑”的背景。
L在“挖坑” 第一阶段阶段，先是利用毛主席的战略规划，然后再歪曲毛主席的战略规划，最后就是打倒毛主席的战略规划。
一、合作社规模。
你毛泽东不是要发展高级社，发展大社吗？我L就将你规划的“将二、三十户的小社合并为“一乡几社”的大社”，“极左”为“一乡几社”的小社合并为“几乡一社”的大社，直至“一县一社”的大社。在你的最大规模上再给你扩大个十倍，够大了吧？
４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福建省闽侯县“联乡并社发展生产”的消息。还用《编辑的话》的形式，将毛主席发展大社的观点进行公开的歪曲。这种规模扩大十倍的歪曲推动了合作社并社浪潮的极左化。《人民日报》的邓拓已经投靠L。
二、合作社所有制。
你毛泽东不是要把合作社所有制从土地股份合作制转向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吗？我L就将你规划的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的集体所有制，“极左”为全部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全民所有制”。你还想等到猴年马月“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我立马就给你搞到全民所有制去。58年10月，修武就给你搞成了“一县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够大够快了吧？
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极左”为“全民所有制”的实践操作意味着什么？《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一书又泄露了天机。
为了使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明了这个问题，L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告诉大家，什么叫全民所有制，强调要把地方的产品纳入国家计划。他说：中央认为，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地方存在和中央一条心、两条心、半条心的问题，强调要一条心，要做老实人，要把自己的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例子：有的县，辛辛苦苦，七弄八弄，弄了一点钱，办了一个工厂，在国家调他的产品时，他说，这是我这个县的，我辛辛苦苦，七弄八弄，办了这样一个工厂，结果是你的，不是我的。恐怕这样的工厂，这样的事情相当多。你七弄八弄，弄出这样一个工厂，是属于全民的，还是属于你这个县的？你七弄八弄，办下一个工厂，有功劳，对全民所有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但是财产还是属于全民的。中央要大家统一搞，那叫你们有贡献。你辛辛苦苦搞了，就是你的，就是你这个县的，这样就错了，就犯了错误，对于全民所有制就有所歪曲，有所破坏。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L所述这种“共产”的方法，肯定会削弱地方同志的积极性，因为干和不干一个样。但当时大家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水平。
L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听说福建有个连江县，那个地方出海带，他拿了一批海带，就跟十几个省建立了关系，有到四川的，有到山西的。一个县可以跟十几个省发生关系。这种情况，几千个县恐怕都有，公社也有，工厂也有。因此，满天飞的人员有几百万。这叫什么商业？中央管不到，你们省里边管到管不到，部里面管到管不到，都管不到。这恐怕是全民所有制的自由市场，现在不要他去搞又不行，让他去搞，他就乱搞，纳入不了计划，这是个问题。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搞成合法的，纳入国家商业系统，并成立一个商业部都可以。为各工厂服务，解决物资问题。我们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内部，发生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有点像南斯拉夫的苗头。南斯拉夫的企业，是可以自己搞供、产、销的，产品不是国家占有的，他可以在国内销，也可以在国外销，原材料他自己找，价格他自己定。我看，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候，某些类似南斯拉夫的这些现象，在开始发生时，我们就去注意，恐怕很有必要。如我们现在不整顿这类事情，再发展下去，那就可能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因为有它的经济基础。（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张素华到底还是泄露了L的天机，“干和不干一个样”原来是L以“全民所有制”的名义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果实的结果。至于说“当时大家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水平”则是明显的鬼话，至少毛主席就不是这种认识。L还给连江县自己生产海带自己销售而不愿意给国家调拨产品戴了一顶“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帽子。L同样的逻辑当然也可以用在人民公社上。毛主席一直坚持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L却“极左”为“全民所有制”。按照L的意思，这就意味着人民公社的财产不属于社员，也不属于公社集体所有，而是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社员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就会被国家无偿占有。这是什么？这就是“一平二调共产风”的理论依据。谁要是敢于说人民公社的劳动成果属于公社集体所有，属于社员所有，谁就是破坏全民所有制，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刘所说的修正主义跟毛主席所说的修正主义，意义完全不同。
毛主席批以“一平二调共产风”为核心的五股歪风，实际上全部是在批L。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三、合作社粮食产量。
你毛泽东不是要用12年的时间把粮食产量提高为“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吗？我L则“极左”为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在你最高目标的基础上，再给你放大十倍，粮食产量够多了吧？
你还要用12年的时间实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我L58年一年就给你实现。距离五月下旬，一个月粮食亩产量就由800斤吹到了4000斤。二个月粮食亩产量就吹到了一万斤。三个月粮食亩产量就吹到了三万斤。1958年9月19日到28日，L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邓拓功不可没。
四、钢铁产量。
钢铁产量属于工业计划，跟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本身没有关系，但最终还是对农业合作社产生了重大影响。你既然在莫斯科会议上当着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提出了赶超英国的计划，宣布5年增长480万吨钢铁，我L则“极左”为5年增长2480万吨钢铁，再“极左”为5年增长7480万吨-8480万吨，足足翻了15倍。钢铁产量够多了吧？什么？炼钢工人不够？那就发动合作社社员土法炼钢。搞个几千万人上山，让你粮食丰产不丰收，因无人收割而全部烂在地里。
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就让你粮食生产一是没社员来生产，二即使是有社员来生产，生产的劳动积极性也不高。看你粮食产量下不下来？还不下来，还有办法？粮食征购工作是我的同路人人负责。宣传部的工作也是我的同路人负责。什么？你这个省今年实际生产100亿斤粮食，才比去年多生产5亿斤粮食。严重右倾吗？要插你的白旗，再不改正小心你的官帽。重新统计，今年生产了200亿斤粮食。这才是好同志吗？既然粮食产量翻了一倍，那粮食征购也要翻一倍哟。天啦！要命了，让我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粮食去完成征购？什么？粮食征购不上来？这是分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要坚决打击分散主义，对于那些敢于反抗高征购的干部群众展开反瞒产斗争，要坚决打击、撤职。把你们的口粮都征购上来，让你们饭都吃不饱，看你还敢不敢增产粮食？看你们这些社员还有没有精神跟着毛主席搞农业合作化？什么？你这个省今年实际生产300亿斤粮食，比去年增加了50亿斤粮食。真的吗？真的。因为我们的农田水利设施修好了，旱田都改水田了，所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了。真是好同志，那你们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了。今年，准备在你省征购粮食100亿斤。这么多啊？去年才征购25亿斤粮食啊。这下倒霉了，才多生产50亿斤粮食，征购却多了75亿斤。丰收年吃的粮食却比去年还少啊。那个H省粮食生产还下降了，在国家的支持下，吃的粮食都比我们还多啊！看样子，明年不能这么卖力了，越卖力越吃亏，吃的越少。蠢货，都象你这么卖力，我那“粮食大幅度减产”又如何实现呢？没有“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事实，我又拿什么来否定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呢？不整治你，整治谁啊！
这么多组合拳下来，粮食产量还不下来吗？还有一招呢？这一招一出，粮食产量百分之百下降。可能这一招过于毒辣，我在网上没有搜索他的任何信息。这三本书<<共和国轶事第一卷---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邱石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也没有透漏出半点信息。后面，我又查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庐山会议实录》（李锐）里面也没有透露出半点信息。
这一招，59年7月庐上会议《彭德怀意见书》里面提到过，但提的太抽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制造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毒辣办法”。“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这一招就是把战略性、长远性的布局“少种、多收”混淆为当前具体措施。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的第三封党内通信也谈到了“少种、多收”问题，但由于查不到当年谷物播种面积的数据，所以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会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这一招，英国人罗德里克·麦可法夸尔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少种、多收”应该是“少种、高产、多收”，可能是“高产”二字太容易联系“亩产万斤浮夸风”而暴露出L的狐狸尾巴。所以，《彭德怀意见书》里面把“高产“二字去掉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少种、高产、多收”的详细内容。“少种、高产、多收”也被称为“三三制”耕作制度，即总耕地面积的1/3用于精耕细作生产粮食，1/3用于造林，1/3用于休闲。这一招够毒辣吧，我就只同意你用1/3的耕地来生产粮食，2/3的耕地不生产粮食，把你的粮食播种面积给你降下来，你粮食产量还不下降吗？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100%下降。当然，这么毒辣的粮食减产办法也被宣传为毛主席的主张。就连彭德怀也认为是毛主席的提出的战略性方针，只是被某些人混淆为当前的具体措施。这么毒辣的招数是在什么时间提出的呢？《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一书告诉我们，北戴河会议。我们只要看一看，北戴河会议还提出了什么主张，就可以分析出到底是谁整出了这么毒辣的粮食减产招数。
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举行。在此会议上提出“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6-7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千亿斤到1万亿斤。”
我们可以看出，北戴河会议距《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开始落实的时间不过三个月。而其内容是想用1958年一年的时间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应该用12年时间完成的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北戴河会议是一次反对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会议。反对方式是“形左实右”的“极左“方式。这么干的又会是谁？就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L。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提出“少种、高产、多收”这么毒辣的粮食减产招数的只能是L。毛主席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面就没有这样的内容，这就是证据。
北戴河会议后，在北方和东北诸省负责人参加的农业工作会议上，开始研究落实“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细节问题。（摘自罗德里克·麦可法夸尔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家要注意，这里有个农村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哪个部门负责？中央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部长是谁？邓子恢。邓子恢是谁？就是在L的支持下，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屡次大批砍掉农业合作社的那位。一九六一年二月，毛主席在围剿合作社平均主义的过程，同浙江省委负责人林乎加谈话中，被毛主席批评瞎指挥的就有邓子恢和他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原话是这样的。当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主席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个人怀疑，这套在庐山会议后没有批准就下发的文件，就是造成“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０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的罪魁祸首。网上据传谭震林当时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邓子恢为农村工作部部长。1962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这是我所知道，为“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大面积饿死人”承担责任而被撤消的唯一中央部门。邓子恢也因“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而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改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也就是这么一个在“三年困难时期”负有重大责任而被免职的邓子恢。现在，竟然有人伪造毛主席的话来为他免责。说什么毛主席表扬了邓子恢，说什么“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没邓老的份，后头犯的错误指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没他的份。”既然没他的份，怎么把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都免了，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了。网上小道消息传说，伪造毛主席的话为邓子恢免责的是叶剑英，真假未知？
我们再来看一看，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制定了什么细节来落实“少种、高产、多收”方针。我们再来看一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是如何描写的。
“北戴河会议后，在北方和东北诸省负责人参加的农业工作会议上，这个问题的细节方面显然得到了研究解决，因为其后一周，《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些省份的一些县和地区取得高产的报道和社论。”
看到没有，为了落实粮食减产的毒辣招数，就要先浮夸粮食亩产量。只有粮食亩产量浮夸上去了，“高产”了，才能落实“少种”的目标。至于“多收”只不过是遮丑的话而已。怪不得L，九月份要亲自出马跑到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去鼓吹“亩产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以前，只想到了浮夸风，带来高估产，再带来高征购，然后反瞒产，强占社员口粮，造成大面积饿死人。没有想到，浮夸风还能带来“少种”方针的落实，强迫地方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从而造成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为L否定农业合作社制造事实依据。不知道这个“强迫地方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是否就是五股歪风中的“强迫命令风”？
我们再来看一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是如何描写的。“后面的报道说明了各省是怎样筹划执行会议决议的。先行的省份山西，1958年的播种面积已经比1957年的数字有了减少，现在又准备在1959年进一步大幅度削减实际1/3的耕地面积，数字达到210万公顷。其他一些人口相对稀少，而且农业不占主要地位的北方和西北的一些省份，象内蒙、青海计划减少21%的可耕地面积。另一方面，人口稠密的“米仓”四川省，仅打算减少8%多一点。这个省计划用15%的谷物耕地作为高产田，指望1959年高产田的粮食产量能达到1958年普通田每公顷产粮7.5吨的10倍,甚至普通田的产量也要达到每公顷22.5~37.5吨。东北的吉林省也确立了相似的目标，但吉林省的地形有利于大面积耕作，因而没有计划减少耕地。······在安徽，1959年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大约16%，广东只减少7%，辽宁减少8%。黑龙江---那是大面积耕作的典范，耕地面积实际增加了10%。·····尽管一些省委书记在贯彻“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过程中显得非常谨慎，1958年谷物播种面积还是减少了600万公顷，1959年又减少1160万公顷，两年累计减少13%。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查到的数据，1959年谷物播种面积比1957谷物播种面积减少了1760万公顷，减少了13%。我们再联系国家公布的1957年粮食总产量39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3400亿斤，我们可以计算出粮食减产率为12.8%，（3900亿斤-3400亿斤）/3900亿斤 = 12.8%,这与谷物播种面积减少13%完全一致。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由谷物播种面积减少引起。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查到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957年谷物播种面积约为13538万公顷。1958年谷物播种面积约为12938万公顷。1959年谷物播种面积约为11778万公顷。再根据1957年粮食总产量39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3400亿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2870亿斤来计算。1958年粮食总产量不是公布的4000亿斤，而是约为3727亿斤，比1957年减少170亿斤。1960年谷物播种面积约为9962万公顷比1957年谷物播种面积减少3575公顷，下降26%。当然这些数据现在保密，主要防止有人分析出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主要原因是谷物播种面积的大幅度减少引起。谷物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又是由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落实L毒辣粮食减产招数“少种、高产、多收”而瞎指挥引起。
L这一粮食减产的毒辣招数“少种、高产、多收”，果然一用就灵，神仙也没有办法挽回。一九六○年十一月，毛主席面对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大面积饿死人的危险局面，迅速查明了五股歪风才是灾难的根源。今天，我们已经对五股歪风中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对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则没有找到更多的事实依据来说明。其中，瞎指挥由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实施，强迫地方减少谷物播种面积。浮夸风由陆定一领导的宣传部实施，大力宣扬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共产风由无数个人民公社的领导机关实施，无偿占有合作社的劳动果实再大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如今，“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后果已经造成，第一阶段“挖坑”目的圆满完成，那接下来的自然就是第二阶段“栽脏”了。在“栽脏”的第二阶段，L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先利用毛主席的讲话，再歪曲毛主席的讲话，最后是打倒毛主席。
1958年10月，毛主席召开了一系列的纠偏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在这些纠偏会议过程中，毛主席就发现：干部不敢讲真话，特别是面对上级错误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上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是L转移“整风运动”斗争方向，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真正的左派整为右派分子带来的后遗症。敢讲真话的都被整为右派了，剩下的自然是不敢讲真话的。 1959年4月2日 晚上，毛主席观看湘剧《生死牌》，海瑞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 4月4日 上午大会上，当讲到人民公社整顿问题时，毛主席推开发言稿，扳起右指，向与会者说起了清官海瑞：海瑞是忠臣，大忠臣！他对崇道求仙的嘉靖皇帝很不满，给皇帝的上疏中就讲，嘉靖，嘉靖，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结果惹恼了皇帝老官，被关进了大牢。讲完海瑞的故事，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提倡海瑞这种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他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好好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有小道消息“毛主席把《明史·海瑞传》拿给了彭德怀看”，很让人怀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发言,受到了毛主席的鼓动。一时间，海瑞成了各大媒体的热门。 4月17日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专稿--蒋星煜《南包公--海瑞》； 6月16日 《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明史专家吴晗署名文勉之的《海瑞骂皇帝》； 9月21日 《人民日报》文发表了专稿--吴晗的《论海瑞》；1959年国庆节，做为献礼节目，上海京剧院推出了许思言执笔、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北京京剧团的 马连良 先生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宣扬敢讲真话的海瑞精神，几次去北京市政府，请副市长吴晗写一出海瑞戏。L则成功的利用吴晗写的这部海瑞戏，将毛主席推动的“面对上级错误的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励干部讲真话”的海瑞热潮，歪曲成了“鼓励退田，反对农业合作社”的海瑞热潮。而且成功的利用彭德怀庐上会议被免职事件，将“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责任栽脏给毛主席，栽脏给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可谓之为一箭数雕。吴晗此时已投靠LD教条主义集团。
吴晗作为历史学家，对京剧十分陌生，为了完成这一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用了近一年时间，七易其稿，终于在1960年底完成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我们再来看看《海瑞罢官》究竟怎样栽脏?
《海瑞罢官》的剧情是这样的：明朝松江府华亭县，曾做过当朝首相的徐阶，告老在家，人称江南第一富户。徐阶之子徐瑛，霸占赵玉山祖传农田，气死赵玉山的独子。他又在清明节抢走赵玉山的孙女赵小兰，打伤赵玉山。赵玉山到县衙告状，徐瑛以黄金三百两收买松江知府，黄金二百两收买华亭知县，结果华亭知县以诬告的罪名将赵玉山活活打死。正在这时，海瑞当了应天巡抚，到苏州就任抚台。赵玉山的儿媳妇洪阿兰孤身一人前往苏州抚台衙门告状。海瑞查明案情，判处徐瑛、华亭知县死刑，松江知府革职囚禁。结果引发大量百姓状告徐阶与乡官强占老百姓的田地。海瑞为民做作主，发下榜文：“十日之内，叫乡官将强占老百姓的田地，即日归还原主，若有违背者，严惩不贷！” 徐阶联络被强令退田的多位乡官，贿赂朝廷官员，诬蔑海瑞“鱼肉乡绅”，致使海瑞被罢官。但是海瑞在交印之前，处死了徐瑛，最后举印结束。
看了《海瑞罢官》的剧情，我们就知道吴晗只不过是打着“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的旗帜，售卖自己的私货而已。因为《海瑞罢官》的剧情与“面对上级压力，敢讲真话”是风牛马不相及。那《海瑞罢官》又售卖了什么私货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网络文章〈〈〈海瑞罢官〉成稿前后〉〉 2006-1-25 王宏志 金若年。来源：中外书摘
“在１９６０年底再次彩排时，剧名已改为《海瑞罢官》。为了进一步征求意见，吴晗还把脚本送给市委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彩排过程中，吴晗还请文化部领导前来观看演出，又给民盟中央领导送戏票，让大家提意见。大家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出切中时弊的好戏。《海瑞罢官》从动笔到写成，七易其稿。吴晗作为一个京剧的地道外行，能写成这个剧本，确实煞费苦心。”
就这一句话“大家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出切中时弊的好戏”，就把吴晗售卖的私货暴露出来了。那1960年底，又有什么时弊呢？时弊就是全国都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这种民不聊生的危险局面？毛主席将危险局面的原因定为“有人大搞五股歪风，在破坏社会主义”。而吴晗伪造历史暗喻现实，这种民不聊生的危险局面，是由于农民的农田被人民公社霸占的结果。只要拆散人民公社，把农田退给农民，农民就有好日子过了。“退田”之后，“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这就是切中时弊的真正含义。
Lujun1999
2009-07-20
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13）
十三、 栽脏（下）
：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伪造历史暗喻现实。“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这种民不聊生的危险局面，是由于农民的农田被人民公社霸占的结果。只要拆散人民公社，把农田退给农民，农民就有好日子过了。“退田”之后，“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这就是切中时弊的真正含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读一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９〕。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１０〕，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１１〕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１２〕，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摘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
“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１７〕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 (摘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可以看出，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松江知府没有被革职、华亭知县、徐瑛也没有被杀,这说明“平冤狱”一事为假。“退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是是为了解决封建皇朝的财政困难。因为官僚地主通过接受“投献田地”，将本应该由朝廷享有的徭役赋税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明朝有法律规定，官僚地主可以根据级别免役免税。“反投献”可以将这部分徭役赋税重新收归朝廷。这种“反投献”应该受到皇帝的支持，而不是打击。这种性质的“退田”，剧中的大反派徐阶也干过，而且退的田达数万公顷是海瑞退田数万亩的十多倍。如果海瑞退田数万亩是个大英雄，而值得吴晗大书特书。那按照同样的逻辑，大反派徐阶退田高达数万公顷，那更是一个比海瑞还高大的超级大英雄了。所以说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伪造历史。作为一部戏剧来说，编造一些历史事件来表现戏剧的主题，无可厚非，也很普遍。百分之九九点九的戏剧创作都是这样，这既不是罪也不是过。问题出在戏剧所宣扬的主题？如果宣扬的主题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将魔鬼打扮成天使，将天使描绘成魔鬼，那自然是值得批判。前面已经说过，《海瑞罢官》所宣扬的主题与毛主席赞扬的海瑞“面对上级压力，敢讲真话”是风牛马不相及。那《海瑞罢官》到底宣扬了什么主题呢？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回答是：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利用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鼓吹“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海瑞罢官》就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的图谋作宣传，鼓吹退田，反对农业合作化。吴晗借众乡民之口，对“退田”大唱赞歌：“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但也有缺点，就是没有抓住要害。毛主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同彭德怀相关，同庐山会议相关”。很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相关，同庐山会议相关，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在为彭德怀鸣冤叫曲。这其实是LD教条主义集团有意误导的结果。彭真也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组织上也没有任何联系”来否定毛主席“《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讲话。问题是吴晗的重点原本就不是为彭德怀被罢官喊冤。
吴晗作为LD教条主义集团的重要文字打手，他很清楚彭德怀是因“抓住L蓄意掀起五股歪风的错误不放，要刘做检讨”而被刘打倒并罢官。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九月二十一日，吴晗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配合LD教条主义集团攻击彭德怀。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摘自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看到没有，吴晗在攻击彭德怀假冒海瑞，并且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只要再读一读《彭德怀意见书》的这一段话就很容易明白，到底是彭德怀右倾？还是L搞极左？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 （摘自《彭德怀意见书》）
吴晗配合LD教条主义集团阳谋攻击彭德怀的《论海瑞》一文，收入了吴晗的《灯下集》，在一四六──一六八页。我是在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看到了这条信息。有心人可以去查一查《灯下集》，看能否证实。当然，最好是查1976年以前出版的《灯下集》。1976年以后出版的《灯下集》，有被篡改的可能。毛主席的著作、讲话都可以被断章取义、隐瞒、篡改，小小改动一下《灯下集》那太小儿科了。
我们明白了吴晗对彭德怀的攻击，也就知道了吴晗不可能去为彭德怀鸣冤叫曲，更加不可能为彭德怀去写一部《海瑞罢官》。那毛主席为什么又要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同彭德怀相关，同庐山会议相关呢？我们知道,LD教条主义集团移脏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挖坑、栽脏、逼宫。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抓住L蓄意掀起五股歪风的错误不放，要刘做检讨”这个举动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L夺权三部曲刚刚走了第一步“挖坑”，并且还只挖了一个小坑“已经有了粮食减产、人民饿死的苗头”，还没有挖成一个大坑”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就被火眼睛睛的彭德怀抓住了。要L做检讨，要动摇L接班人地位。接班人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才确立，又怎能因一时之过而动摇呢？毛主席又如何能够支持彭德怀呢？在彭德怀与L的PK中，毛主席还是选择了L。虽然，彭德怀最后以“反党集团阴谋篡党”的罪名被打倒，但L“蓄意掀起五股歪风、大搞极左”的狐狸尾巴却是藏不住了。这狐狸尾巴却只是在党内高层藏不住，在老百姓那里还是藏得住的，因为党的保密制度不允许将党内高层的分歧暴露于众。但时间一长，纸终究包不住火，怎么办呢？
现在，第一阶段“挖坑”结束，要进入第二阶段“栽脏”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L的PK，就成了他们绕不过的坎坎。继续批彭德怀，事实根据不支持，而且也不利于LD教条主义集团的移脏嫁祸，逼宫夺权。给彭德怀翻案，那就是L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怎么办？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台就是最高明的办法。通过伪造海瑞因退田而被皇帝罢官的历史，来影射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的原因。找吴晗这个历史学家来编写《海瑞罢官》，也是一个高招。历史学家这个身份也就意味着这部新编历史剧反映的历史事实真实、可信。如果，找一个写小说的人来编写《海瑞罢官》，那效果就会差很远。毛主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同彭德怀相关，同庐山会议相关。”个人分析，毛主席的意思应该是，吴晗在故意误导人们“彭德怀被罢官的原因是因为要退人民公社的田”。只要让老百姓相信了彭德怀是因为退田而被罢官，那LD教条主义集团就大功告成。因为退田也就意味着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这是毛主席所决不允许。这样一来，就成功的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L的PK，歪曲成了彭德怀与毛主席的PK。彭德怀“抓住L蓄意掀起五股歪风的错误不放，要刘做检讨”而被L罢官，也被歪曲成了彭德怀“退田，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被毛主席罢官。特别是彭德怀对L蓄意掀起五股歪风而提出的警告“农村饿死人”，也被LD教条主义集团大书特书为毛主席不听劝告，坚持搞人民公社，坚持搞大跃进，致使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群众大面积饿死。从而将LD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掀起五股歪风，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责任栽脏给毛主席，栽脏给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栽脏给总路线, 栽脏给人民公社。
所以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宣扬的主题与毛主席赞扬的海瑞“面对上级压力，敢讲真话”是风牛马不相及。其宣扬的主题：表面是退田，要害是影射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的原因，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栽脏。只要让老百姓相信了彭德怀是因为退田而被罢官，那“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群众大面积饿死”的政治责任就一定会栽脏到毛主席头上。这就是LD教条主义集团在一九六0年底炮制出《海瑞罢官》这部新编历史剧的最终目的。《海瑞罢官》的完稿，正式宣告了第一阶段（挖坑阶段）结束，第二阶段（栽赃阶段）开始了。
《海瑞罢官》实际是栽脏阶段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大量的政治谣言和LD教条主义集团文字走狗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疯狂表现。80年代，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量政治谣言，其实在60年代就已经出笼了。这些谣言就是LD教条主义集团在第二阶段（栽赃阶段）的工作成果。这些谣言在整个改革开放年代一直在给人民洗脑，我们就在这种谣言的宣传中长大。一九六一年，正是毛主席对以一平二调共产风为核心的五股歪风进行艰苦纠偏的时候，却是LD教条主义集团大肆造谣放毒的时候。其中邓拓经常造谣放毒的地方是《北京晚报》、《前线》；吴晗则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廖沫沙在《前线》。
一九六一年三月，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十月，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些专栏就是LD教条主义集团造谣放毒的阵地。对于文章的要求，邓拓谈过。“每篇文章不超过千字。内容是，什么都讲，一字不空。要政治，整个的都是政治眼光贯串着，但是要生动。"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邓拓在对《前线》编辑部全体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要敢于发表意见"之后，很具体地讲到如何利用历史故事写文章的问题。他说："······过去一些历史上的故事，现在还可以讲。可以把几个例子，同类性质的，放在一起，进行加工，综合在一起。使人看了是针对当前的，而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否则，现实意义不大。假如现成的故事中缺少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要自己去找，……实在找不到，自己写上一段话。"看了邓拓对文章的要求及他怎样写文章，那我们读他们写的文章，读文章里的故事。就一定要联系政治、时事，要弄清楚他们所针对的当前现实意义，这样才能读懂他们的文章。
对于这些杂文专栏的效果，邓拓的老婆丁一岚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不单是为了纪念——写在《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一文中有过描写。“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看到没有，这“切中时弊、富有寓意”充分说明，他们的文章都是针对时局政治来写的，而且寓有深刻的含义。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捧场和支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回信廖沫沙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并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
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鼓动更多的人出来参与造谣放毒。在一阵阵的紧锣密鼓声中，一九六一年三月，造谣放毒的主将邓拓登台了。《燕山夜话》专栏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
大家要记住的是，《人民日报》1958年下半年报道了大量牛皮消息，从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千斤，一直吹到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全部都是邓拓的杰作。由于居心不良的报道了大量牛皮消息，给农业合作化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受到毛主席的批评。59年被迫离开《人民日报》。自邓拓离开之后，《人民日报》“亩产万斤”的笑话基本没有了。如今，居心不良报道了大量牛皮消息的邓拓开始冒充客观公正，开始大肆造谣放毒了。个人认为，LD教条主义集团用居心不良报道了大量牛皮消息的邓拓来担当造谣放毒的主将，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败笔。以至于邓成功翻案上台后，根本拿不出上得了台面的说辞来为邓拓翻案，只好拿了一个空洞无物的“文字狱”来为邓拓翻案。至于给邓拓定罪的证据，那就更加要藏得严严实实，千万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证据确凿，无法反驳。
一九六一年三月，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专栏。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欢迎"杂家"》一文，开始竖起大旗招兵买马。
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这是在配合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是"自命不凡"的"妄人"，"起码的知识一点也不懂"，就"以为从此可不必再请老师了"，"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不能虚心团结"。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此文是为农村“退田单干”作舆论支持。一九六0年，“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一九六一年，LD教条主义集团在全国某些地方鼓动“退田单干”的风潮。有些官员要堵住这股“退田单干”的风潮，有些官员要支持这股“退田单干”的风潮。《堵塞不如开导》一文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实际上是支持这股“退田单干”的风潮。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
---邓拓这是在利用“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后果，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爱护劳动力"，实际是为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舆论宣传。同时，还顺带栽赃。既然“不爱护劳动力”是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引起，那“不爱护劳动力”的人自然就是支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毛主席。这样一来，又把胡乱翻番失败、水利建设任务过重死人的责任栽赃到了毛主席的头上。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毛主席在 1958年11月23日 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大家自然就心领神会。
“在1958年1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毛主席还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惟恐老百姓看不懂《海瑞罢官》是在影射彭德怀被罢官，又抛出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此八字的评价用在彭德怀身上最合适不过）。再次影射彭德怀被冤枉罢官，并特别注明于谦官至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内容无非就是：于谦，职务兵部尚书，领导了北京的保卫战，保住了北京城，为国家立了大功。其人生性朴素、性格刚直。老百姓很喜欢于谦，但权贵们却恨死了他，最后杀害了他。虽然于谦死了，广大人民却深深悼念他。到了宪宗的时候，于谦终于被恢复了名誉。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 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从三到万》一文。
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说：“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遗楚士。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氏者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
“这个故事比较通俗易懂，有的相声演员也曾讲过。但是，人们大都只把它当做笑话，而不把它看成一个严肃的讽刺性故事。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以为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吸取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过程中有若干重要的关节，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影响学习的成败。初学的一个最重要关节，就是在刚刚学会一、二、三或外国文Ａ、Ｂ、Ｃ等等的时候。有一些轻浮的人，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欣欣然”起来，以为“得矣，得矣”，什么都懂得了。这也好象学打拳的人，刚学会几个动作的时候，多半以为自己很了不得，处处想跟别人较量几下子。倒是学得多了，真正有一些本领，才反而虚心起来。由此可见，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越是有本领的才越加谦虚谨慎。
"学生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他以为从此可不必再请老师了。殊不知他根本还不曾入门，只学会一、二、三，对于所谓'六书'等起码的知识一点也不懂，所以他父亲叫他给姓万的亲友写一个请帖，他就傻眼了。"
"我们不懂的东西还很不少，都迫切需要虚心学习。但是，在学习方面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从三到万这个故事似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我们无妨以此为例，举一反三，想一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加强我们的学习吧。"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从三到万》的故事，当时是听后哈哈大笑。今天，再读这篇文章，此文用意一目了然。此文和《交友待客之道》是一条线上的，只是攻击的力度更强了。文中所说的富翁的儿子实际上是寓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先生寓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苏联。富翁的儿子从先生那里学习了“一、二、三”，寓指中国共产党从苏联那里学了暴力革命、计划经济、农业合作社。而现在，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否定了列宁的暴力革命，否定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否定了农业合作社，走上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修正主义道路。这就是“四”的写法。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苏联这个老师一脚踢开，在这里一条路走到黑，大搞农业合作社。文中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实际上是在骂毛主席。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廖沫沙在《前线》上，发表了《调查和算帐》，鼓动人到基层去"算帐"，"既要查旧帐，又要算新帐"。实际上是准备用他们的栽赃算毛主席的帐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太露眼了，收入《分阴集》时，他偷偷地改为《从"无数"到"有数"》。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廖沫沙要算毛主席的帐。作为LD教条主义集团的文字走狗，他所反映的实际是LD教条主义集团的想法。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主席就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主动还是被逼？还是上了LD教条主义集团的圈套？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说大话的故事》一文。讽刺毛主席"爱说大话"，是"吹牛的骗子"；"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一个鸡蛋的家当》一文。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至《易·系辞》及孟、荀，下迄周、邵、二程，均有评讥，于，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时，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领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地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这个故事实际是在讽刺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得不偿失。纲要就是设计十二年需要达到的目标。讽刺纲要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聚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最后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生气了，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一个鸡蛋的家当被打得粉碎。这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诬蔑我们党"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打得精光"。
一九六一年十月，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十一月间，彭真指使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在西部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下发的所有指示和文件。LD教条主义集团开始收集毛主席的材料，寻找有利于他们栽赃的证据。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一文。
"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因此，遇有这样的事情，就必须加以劝阻。"
凑巧得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不久以前，他写了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褓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首诗里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褓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
到了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说出的话才能动人。否则内容空虚，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这是针对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来说的。即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东风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力量。西风代表帝国主义的力量。赫鲁晓夫、LD教条主义集团都想跟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毛主席的论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打中了修正主义的要害，是赫鲁晓夫、LD教条主义集团的大敌。
赫鲁晓夫就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赫鲁晓夫污蔑中国“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用空洞的咒文、响亮的辞句和挥舞马粪纸做的剑”。邓拓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实际上是配合赫鲁晓夫攻击毛主席的论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邓拓文中劝说“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实际是要毛主席休息，下台，放弃权力，不要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怕鬼的"雅谑"》一文。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这当然是本好书。但是现在看来，单是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还不够用，还得有一本《怕鬼的故事》。"
"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论怕鬼的与不怕鬼的，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承认有鬼。是一群'有鬼论'者，而不是'无鬼论'者。"
"王富敢于'出尸而伏棺'，并且自己去装鬼吓人，可见他心目中是没有鬼的，所以他不怕。张祥虽口出大言：'吾能黑夜出之'，实际上却心里怀着一个鬼胎，所以一见棺已离盖，就惊疑不止，再见棺中伸出两只手，更心惊胆裂，分不清是人是鬼，慌忙告饶许愿；还不行，就失声大叫，以至惊恐欲绝，显出一副活见鬼的丑态。"
"张祥既是一个怕鬼怕得要死的人，为什么又口讲大话，敢连夜去开棺出尸呢？故事中也交待：为了赌胜王富所许的一坛酒，就连自己的胆量究竟是大是小，也忘之脑后。他不但好酒贪杯，见利忘义，而且是个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的赌棍。"
"我说，还得有一本《怕鬼的故事》，就正是要挑选一些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把他们写成故事，以便活画出他们的丑态百出。""上引故事的原，署名为'浮白斋主人'。看他写的这段故事，倒真是值得浮一大白；他的书名是《雅谑"》，也的确是既雅且谑。一个明朝人能这样写作，难道我们今日就没有这样的有才有志之士来'雅谑'一番么？"
---此文还是攻击毛主席是一个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的赌棍。赫鲁晓夫要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LD教条主义集团跟风在中国推行“三和一少”。毛主席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反对和平竞赛，也反对LD教条主义集团的“三和一少”。此文讽刺毛主席是口头上不怕帝国主义而实际上却怕帝国主义怕得要死的人，因此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敢于帝国主义开展和平竞赛。所以才"丑态百出"的反对赫鲁晓夫和LD教条主义集团。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两则外国寓言》一文。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这话立刻优越传遍了全世界。恐怖包围着海神京城里的居民；鸟儿成群地飞翔；许多野兽都从林子里跑出来观看，海洋将怎样烧旺起来。甚至于有人说神三个阶段，他的哲学相应也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这种鱼汤就连包税专卖的人和顶阔绰的人，也从来没有请官署的秘书们喝过。人们都汇集拢来。大家默默地凝视海洋，等待着；偶而有人低声地说：快要沸滚了，马上就要烧起来啦！可是，事实并不这样。海水并没有烧着。至少总沸滚了吧？也没有。这伟大的计谋结果怎样呢？山雀害羞地飞去了；它放了一通谣言，海可没有烧着。”
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汤匙赴宴的没有？这些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简直是司空见惯，毫不希奇。他们动不动就宣称要把海水烧干；或者用其他吹牛的方法，想要吓倒什么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海水根本没有被烧着，而那些爱喝鱼汤的人们终于大失所望。这类事情发生在充满阴谋诡计的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和身上，应该承认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讽刺马赫派的反科学理论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这个寓言。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身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行，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在人的本质中，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要求实现一个真正的人类，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此文是讽刺毛主席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吹牛皮，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群众大面积饿死证明牛皮吹破了。此文和《说大话的故事》是一条线，《说大话的故事》还只是讽刺毛主席"爱说大话"，是"吹牛的骗子"；"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那《两则外国寓言》就开始鼓吹“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叫嚣要用LD教条主义集团的栽赃来追究毛主席的政治责任，赶毛主席下台。
Lujun1999
200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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