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九）
九、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彭德怀借毛主席持续纠偏的东风，抓住了刘扰乱国家正常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采取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等五股歪风的过错，要刘做公开检讨，差点断送了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由于LD教条主义集团的势力强大，他们成功的将彭德怀追究刘过错的议题扭曲为否定农业合作化，否定大跃进，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议题，由此引起毛主席的强烈反击。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没有认识到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在彭、刘的斗争中，再次选择了刘。彭德怀以“反党集团阴谋篡党”的罪名被打倒。 由于彭德怀是因为支持毛主席的持续纠偏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所以彭的下台完全断送了毛主席自1958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持续纠偏的成果。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得以继续实施。把集体所有制混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全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混同于商品极大丰富下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被LD教条主义集团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在全国推广。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０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０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新四十条原来准备用十年的时间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被毛主席拉长为十五年。现在倒好，十年都不用了，只要八年了。毛主席持续纠偏行动中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2月10日 ）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成了屁话，根本不执行。“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０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毛泽东传（1949-1976）》上的这一段话，到底还是泄露了天机。所谓的五股歪风仅仅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而被毛主席的持续纠偏会议所终结的论调，只不过是为了掩盖“LD教条主义集团掀起的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等五股歪风才是造成“饿死几十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真正原因。所谓的“自然灾害说”，也只不过是用来维护党的威信的借口，大家都还没有勇气来面对这段历史。
在LD教条主义集团指挥下的“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毛主席又在做什么呢？据邓力群的回忆，毛主席那个时候正在读书。鉴于一九五八年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毛主席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 ，到一九六０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后来，经邓力群等人的努力，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整理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里面忠实的反映了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有兴趣了解毛主席经济建设思想的人应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LD教条主义集团再次掀起的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等五股歪风很快就反应到毛主席那里。一九六０年二月二十五日，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引起了毛主席的特别注意，并写下批语。
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一九六○年 三月五日 ）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
今年春季，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会期十天至十四天，如果是六级，则省、地、县、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到人，第五第六两级在一个公社内只到穷队富队的代表各一人，如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但是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如有余裕时间，也可以讨论一些别的重大问题。春季会议，最好在 三月三十日 以前开完，因为三月除两广外还不是农业大忙的时候，四月就大忙了。这种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今年共开两次。广东省委已经发出通知，在三月上旬召开这种会议，讨论上述五个问题。此件及附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 央
一九六○年 三月三日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最近省委对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此，省委特作如下指示：一、目前我省人民公社的发展状况证明，去年郑州会议确定的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适合当前生产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一定要继续贯彻执行。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要明确方向，埋头苦干，积极创造过渡的条件。对有些地方想加快过渡的苗头，一定要注意防止和纠正。省委确定，过渡为基本社有制的公社，除已批准的三十六个外，今年不再增加，一定要严格控制住。二、积极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的力量，是为过渡积极准备条件的核心，也是发展当前生产、提高整个公社的生产水平所必需的。但必须明确，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公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决不能孤立地发展，更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必须认识在三几年内，发展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大队。目前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必须及早引起全党严重重视，坚决堵死。对此，省委作了六项具体规定。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这是关系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大问题。省委确定：（一）对去年的分配工作，应普遍进行一次检查，该分的一定要保证全部分到社员手上。（二）应在生产发展和适当增加积累的前提下，使社员的收入水平，逐年有显著的增加。（三）要适当提高工资部分的比例，力争按月或按季发工资。（四）要坚持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计分、按劳动日发工资的制度和大队对小队的“三包一奖”制度。（五）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不应采取“大集中”的办法，重刮“共产风”。(１９５９年５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出台的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又成了根本就没有执行的屁话。)四、公社一级党委必须树立经济核算观念，学会经济工作，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讲究经济效果。在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加强对公社财政开支的检查和监督。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对此，必须认真对待，加以纠正。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下面我们看一看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简报。
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这期简报说，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于今天上午听取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报告后，有以下几点初步反映：一、关于过渡问题。无棣县一位公社干部说，听了报告后方向更明确了，原来急于求成，想秋后过渡，今天才知道过渡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枣庄市反映，干部中急于过渡的思想苗头较普遍，主要表现在合并核算单位上，都觉得越大越好。历城县在讨论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认为过渡条件还不成熟；另一种认为过渡条件已成熟，应马上过渡。二、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安丘县一大队干部说：“公社调了俺七十头母猪，也不给钱，社员不积极了，干部也不记工分，今天舒同同志报告句句说到我心里，这样办，公社定能越办越巩固。”三、关于生活问题。沾化县委第一书记反映，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节后因此病死了五百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收得乱。无棣县委第一书记说，前段时间有的公社对生活情况反映不真实，主要是怕受批评，向上要粮怕说是右倾，怕算产量帐。四、关于作风问题。五、关于非生产性建设问题。
当毛主席看到这些简报时，十分愤怒。以极严厉的口气起草了一个批语。
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一九六○年 三月二十三日 ）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釆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 央
一九六○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0年三月的一个月内，毛主席为中央起草重要批语和指示将近20件，大都是针对各地重刮“共产风” 、“浮夸风”问题。很可惜的是，即使是毛主席再愤怒，口气再严厉，恐怕也没有人跟进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愤怒了多少次，口气又是多么严厉。“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彭德怀相信了毛主席的愤怒，在庐山会议上要追究直接领导者刘的责任，要刘做检讨，结果却被打成反党集团。面对“共产风”、“浮夸风”的再次泛滥成灾，毛主席的又一次次的愤怒，再也没有彭德怀那样的血性男儿出来支持毛主席了。愤怒多了，恐怕大家都还以为毛主席在和刘少奇唱双簧，为刘少奇顺利接班清除障碍。当初，毛主席在彭、刘斗争中，再次选择刘少奇。就是因为毛主席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彭信中所指责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等错误是毛主席多次批评而刘少奇已经改正了和正在改正的缺点错误。才半年多一点时间，事实将毛主席这个判断打得粉碎。
一九五七年，LD教条主义集团在广东一个省小试牛刀，导致广东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一九五八年7、8、9、10月份，LD教条主义集团将五股歪风扩展到全国。1959年初春全国就有15个省区出现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五省出现严重缺粮现象，农民大量外流，浮肿病普遍发生。根据彭德怀实际调查的情况是农村已经饿死人了。这也是彭坚持要刘作检查的重要原因。 1959年4月17日 周总理收到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送的两件灾情报告后立即送毛主席。毛主席将这两个文件做了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随后，政府采取措施，调运粮食，解除了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暂时缺粮的紧急危机。而对LD教条主义集团在一九五九年8月份重新掀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所造成的1960年春全国性的缺粮危机，就不是那么好解决了。因为政府手中掌握的粮食不多了。一九五七年，LD教条主义集团只是在广东一个省搞试点，没有影响到全国的粮食产量。虽然广东饿死了人，但全国还是一个大丰收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亿斤。一九五八年7、8、9、10月份，LD教条主义集团开始将五股歪风扩展到全国，但刚开始搞五股歪风，大家都没有底，各级干部也有抵制。等到LD教条主义集团整肃完各级干部，粮食播种工作也早就干完了。五八年五股歪风对粮食生产的破坏主要体现在粮食收割和高征购上。社员都被瞎指挥到干别的事情上去了，有些粮食没有收割上来。网上有不少文章回忆：“58年秋收时候，生产队干部却不准干净地收获庄稼，也就是说，只让社员草草地把地里庄稼收获一遍，遗漏的就不准收了，有的甚至整块地都不让收，直接耕起来掩埋了；还有的是耽误了收获季节，全烂在地里了。干部的理由是：现在已经是共产主义了，物质极大丰富了，谁还在乎那点东西；谁收谁就给共产主义丢脸。结果造成很多粮食都被糟蹋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听老人说过，不收割的理由据说是“肥田”。解放不过十年，生产队干部基本上都是翻身农民出身，哪有不爱惜、不收割粮食的道理。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严厉高压，他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即使这样，58年仍然是个大丰收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000亿斤。1959年初春全国15个省区出现春荒，并不是因为58年粮食减产造成大家没饭吃。而是因为58年五股歪风之一的浮夸风带来的粮食高征购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收走了，造成老百姓没饭吃。还有就是平调农民的粮食，打击了农民五九年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是，政府手上还是有大批粮食。经过政府紧急调运粮食，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五九年五股歪风被LD教条主义集团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在全国推广所造成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LD教条主义集团已经完成对各级干部的整肃，积极反对搞五股歪风的挑头分子绝大部分已经被用“右倾”罪名清洗掉了。在河南省，LD教条主义集团的干将省长吴芝圃（就是制订出“鱼目混珠，移赃嫁祸的新四十条”，要把粮食亩产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的吴芝圃），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LD教条主义集团的整肃搞得干部人人自危。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在河南省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特别是在夏粮收割、秋粮播种的关键时刻，反对搞五股歪风要追究刘少奇责任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更是助长了LD教条主义集团搞五股歪风的气焰。五股歪风的泛滥又直接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最终的结果就是1959年粮食总产量剧烈下降为3400亿斤，比1958年粮食总产量下降了600亿斤。因为59年1月—6月实际上吃的是58年生产的粮食（7月夏粮才开始收割，而且夏粮只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80%。），59年7月—10月吃的是58年生产的粮食和59年的夏粮。所以虽然1959年粮食总产量剧烈下降为3400亿斤，但老百姓在59年10月以前，还是有58年的粮吃。10月以后，58年的粮食基本上吃完了。本来59年粮食减产，浮夸风却吹成高产再来一个高征购，只给老百姓留下相当少的粮食，老百姓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了。当老百姓留下的相当少的粮食吃完之后，饿死人的现象就开始大面积出现。
1960年3月29日 ，周总理收到一封自称“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以及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荒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同年四月，山西省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途径北京时向周总理报告了严重缺乏粮食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情况最严重的信阳地区也慢慢的暴露出来了。
１９５９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２０多亿斤，而信阳地委浮报为５０多亿斤，浮夸风带来高估产，高估产又带来高征购，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９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１０亿斤以上，从而造成征了过头粮。而且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搞光了，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有的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 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大面积出现。信阳地委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 １９６０年４、５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关于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逼死人的消息，立即向河南省监察委员会询问。河南省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刘名榜就是信阳人，家里也有人被饿死，可是他不敢讲真情。因为河南省自反潘、杨、王运动以来，五风极为严重。“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干部都害怕讲实话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河南省监察委员会那里得不到信息，就直接派人到了情况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光山县。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７０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摘自《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乔培华）
自从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让刘在一线实际主持工作以便培养威信接班之后，周总理实际上只是一个管外交的总理。现在所有公开发行的资料说的都是周总理收到各地严重缺乏粮食和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然后报告给毛主席。有心人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不是在一线实际负责工作的刘接到报告，然后报告给毛主席呢？反而是周总理呢？有时候，我也想：“真的要追究饿死几十万老百姓的责任，第一个要下台的恐怕还不是国家主席毛泽东，而是政府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毕竟，周总理是名义上的政府机构最高负责人，他必须对这种状况负责任。”
难道在一线实际负责工作的刘根本就不知道饿死人的情况吗？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老百姓无辜的生命来换取老百姓对合作社的痛恨，然后才好打倒合作社。三月份的“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就反应了饿死人的情况。沾化县委第一书记反映，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节后因此病死了五百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收得乱。一九六０年三月，毛主席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决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这个时候，六0年的粮食生产还没有开始。如果刘能够停止实施他们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停止推广“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等五股歪风。六0年的粮食生产还是可以挽救，缺粮的时间也不会搞这么长，饿死的人也可以大幅度的减少。然而LD教条主义集团反而大刮“共产风”，在各地竞相搞过渡试点，更加助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拿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一平二调搞了一整年”。到了十月，LD教条主义集团搞乱粮食生产的目的终于达到，一九六０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的3400亿斤又少了530亿斤。比一九五八的4000亿斤少了1130亿斤，下降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七以上。
一九六０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０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58年的五股歪风就是一线实际主持工作的刘刮起来的，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也只有在一线实际主持经济工作的刘才能够依靠权力用“一吹二压三许愿”的方法刮起来。如果是主持国防工作的彭德怀再怎么用“一吹二压三许愿”的方法也不可能在经济工作领域刮起共产风。
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主席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面对危险局面，毛主席迅速查明了五股歪风才是灾难的根源。一九六○年 十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1]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2]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3]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4]，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 央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２〕 指中共沔阳县委一九六○年 十一月三日 关于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以贯彻省委“十项政策”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地解决“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的问题。从揭发情况看，全县所有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在经济、政治上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二）对过去所犯的政策错误和作风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还在继续纠正。对“共产风”中的损失，坚决兑现，物在还物，物不在赔钱。其他政策问题，根据省委“十项政策”一一作了检查处理。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都向群众作了深刻检讨。（三）经过整风整社，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密切起来了。生产形势变了，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四）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就是通海口公社总结的五条：领导下决心，干部、群众“两头挤”，把兑现抓到底，明确地划界线，与生产扭在一起。此外，我们也有些新的体会：运动必须坚持分批展开，要不断壮大干部队伍；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策兑现中的“恩赐观点”和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正确掌握政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群众；必须把政策、作风、生产、生活紧紧地扭在一起，以处理“共产风”为重点全面贯彻“十项政策”。经验证明，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哪里搞得彻底，哪里工作就能前进。
一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至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再次狠批LD教条主义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严厉指示“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并且，明确提出了饿死人有“人祸”的原因。而且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年 十二月三十日 )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2]指一九六○年 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4]“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6]指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至 四月一日 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7]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8]指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
在这篇讲话里，毛主席第一次明确了饿死人有“人为祸害”的原因，并且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我们完全可以判定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五股歪风的人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在这里，毛主席将五股歪风的兴起归结于几个大办“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说明毛主席对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读了毛主席写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月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两篇指示。还有谁会认为：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毛主席的持续纠偏，人民公社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呢？
Lujun1999
200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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