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10）
十、毛主席的再次纠偏(上)
：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毛主席面对“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的危险局面，迅速查明了五股歪风才是灾难的根源。一九六○年 十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十二月三十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更是发出严厉指示“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有“人祸”的原因，并且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毛主席对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把五股歪风的兴起归结于几个大办“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只是，这个理由太过牵强，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难道“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就允许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五股歪风？就允许剥夺农民？就允许什么也不给，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逻辑不通。
也许正是这个理由太过牵强，毛主席自己也难以相信。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一月十三日 ，毛主席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题的讲话。号召大家回去之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真实原因搞过水落石出。他说：“…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这是毛主席又拿起了调查研究的法宝。两年前的1958年10月，毛主席就派过吴冷西、田家英，去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去弄清楚刘少奇是怎样做的。这次只不过是规模更大而已。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 一月十四日 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又提了大办粮食，难道中央又在提倡什么也不给，剥夺农民，平调农民的粮食吗？把五股歪风的兴起归结于几个大办，难以服人。毛主席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毛主席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求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去搞调查。其中田家英去浙江，胡乔木去湖南，陈伯达去广东。每个调查组又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
一月下旬，毛主席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的报告。听汇报时，毛主席插话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到达杭州后，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了他所调查的最坏的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个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根据田家英的调查结果，五股歪风才是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的罪魁祸首。78年以后，把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归结于全面落实《农业发展四十条》（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归结于大批量、大规模的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罪魁祸首“五股歪风”，从而保护“五股歪风”的推动者LD教条主义集团。
二月六日 ，毛主席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情况。他说：“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毛主席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毛主席提出以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是从制度上遏制LD教条主义集团搞平均主义的歪风。在这次调查研究过程中，毛主席多次谈到合作社的管理制度。社员对合作社层级、管理制度不了解、稀里糊涂，我很怀疑是LD教条主义集团在蓄意用内涵概念模糊不清的生产小队、生产队、生产大队来取代各级合作社。把社员搞得胡里胡涂，然后才好浑水摸鱼，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因为对于各级合作社，我们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此为初级社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对于生产小队、生产队、生产大队，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通过什么正式的规章制度，从而给LD教条主义集团可乘之机。
二月八日 ，毛主席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毛主席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主席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五股歪风”的目的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大跃进，破坏全面落实《农业发展四十条》（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主席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毛主席在听湖南调查组(胡乔木带队的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 二月十一日 ，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 二月十二日 ，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主席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主席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 毛主席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主席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 毛主席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主席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主席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 毛主席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主席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１日、１２日。）
春节一过，毛主席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二十五日，三个调查组集体会议开始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把LD教条主义集团利用“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五股歪风扰乱的合作社管理制度再戴上一个新的金箍咒。然后，社员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金箍咒来对付五股歪风。很多人以为人民公社是一个全新的组织，实际上不是那回事情。人民公社就是高级社的联合体。既然是联合那高级社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中还是有效的，只是有人蓄意把他破坏了而已。人民公社的三级中的队、大队、公社相对应的就是初级社、高级社、联合体。
我们知道，一九六○年 十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而共产风的全称是“一平二调共产风”。“一平”指的是平均主义，“二调”指的是无偿调拨农民的劳动果实。“无偿调拨农民的劳动果实”在毛主席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的严厉指示下，基本上得到了遏制。所以，这次纠正共产风的重点就放在了“如何消灭平均主义？”上面。此前，毛主席在与浙江调查组、湖南调查组的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即初级社）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
广东调查组得知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陈伯达在 二月十九日 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在这三个调查组的集体会议上，毛主席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初级合作社）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同陶铸等人关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谈话的简要记录，１９６１年２月２５日。）毛主席指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我们知道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大队与大队（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二个层面是大队内部队与队（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三个层面是生产队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第一个层面大队与大队（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的方案是缩小社、队规模。解决第二个层面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的方案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解决第三个层面生产队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的方案是取消粮食供给制，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原则。然而，毛主席的再次纠偏行动被LD教条主义集团利用各种借口进行抵制。
三月五日 ，毛主席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这是利用各种借口抵制解决第一个层面大队与大队（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主席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最后，毛主席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３月５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 三月十一日 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主席主持。在 三月十三日 的三南会议上，毛主席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三月十三日 ，毛主席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指示。
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
（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
刘、周、陈、邓、彭[1]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2]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3]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4]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5]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6]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 泽 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 ，广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 三月十四日 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毛主席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现在，很多人都把人民公社大食堂当作造成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原因。实际上，人民公社大食堂只是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表面现象。粮食供给制，才是造成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根本原因。毛主席在解决各种各样的平均主义，而刘少奇呢？则是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平均主义。大家是否还记得刘少奇 1957年2月28日 《在新乡地委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时的指示》呢？“..你先搞了一年大社，把富村分的很伤心了，你今年少拿一点，他就同意了..”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三月十六日 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主席的意见很明确。“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所以要取消粮食供给制度。毛主席要取消粮食供给制度，要打破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那与毛主席意见很不一致的那方自然是坚持实行粮食供给制，坚决维护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LD教条主义集团。----毛主席解决生产队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的方案又受到了LD教条主义集团的抵制。
毛主席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都不赞成的结果意味着“毛主席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来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方案也受到了LD教条主义集团的抵制。”在三南会议上，毛主席解决平均主义的主张“缩小社队规模、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取消粮食供给制度”都还能获得多数支持通过。一但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开，毛主席解决平均主义的主张在LD教条主义集团的抵制下，就没能获得多数支持而通过。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就印发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这个公社包死任务的详细资料就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 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在材料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结果毛主席“在各地推广包死任务的提议”没有被通过。
三月十九日 ，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这是毛主席通过增加参会人员来寻求支持,以便多数通过被LD教条主义集团抵制的解决平均主义的主张。
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主要内容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０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０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０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的传达记录，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９日。）
三月二十一日 ，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
今天，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三易其稿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我们就会发现毛主席的再次纠偏行动在LD教条主义集团的抵制下进行的异常艰难。要把LD教条主义集团利用“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五股歪风扰乱的合作社管理制度再戴上一个金箍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能说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三个层面上的平均主义，除了高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用“缩小社、队规模”的方案解决之外，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平均主义问题，都没有解决。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恢复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有效性。既然人民公社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那人民公社组成之一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自身的管理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自然就是有效的。
农村人民公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是针对LD教条主义集团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形左实右行动的。实际上是恢复了毛主席持续纠偏行动中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2月10日 ）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规模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公社的规模一般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应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毛主席解决大队与大队（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的方案“缩小社、队规模”获得通过。
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主席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方案“以生产队（初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被LD教条主义集团否定。
在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叁成。----毛主席解决社员和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方案“取消供给制，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原则。”被LD教条主义集团否定。
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版，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毛主席并不满意此次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Lujun1999
2009-06-05
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11）
十一、毛主席的再次纠偏(下)
：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广州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三易其稿，毛主席的再次纠偏行动在LD教条主义集团的抵制下进行的异常艰难。虽然广州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三个层面上的平均主义，除了高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用“缩小社、队规模”的方案解决之外，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平均主义问题，都没有解决。
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毛主席并不满意此次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广州会议后，毛主席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主席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主席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主席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毛主席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 毛主席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主席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主席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１９６１年３月３１日。）
毛主席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四月八日下午，毛主席离开武汉回到长沙。四月九日，毛主席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 毛主席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 毛主席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毛主席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毛主席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４月９日。）。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九五七年采用“评工记分、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时，是不存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的。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泛滥是在1958年五月，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后，LD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之后才出现的。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否定LD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的做法，支持毛主席解决三个层面平均主义的人越来越多。
胡乔木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主席汇报。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主席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主席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 毛主席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 毛主席：“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 毛主席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 毛主席：“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 毛主席：“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主席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 毛主席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 毛主席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毛主席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 毛主席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 毛主席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四月十一日，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主席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１９６１年４月４日。）
这是毛主席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主席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主席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王任重日记，１９６１年。）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毛主席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四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５日。）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五月八日，毛主席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１９６１年５月８日。）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主席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１９６１年５月９日。）
毛主席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指张平化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０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３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０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１９６１年５月９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４日。）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在毛主席的努力下，消灭平均主义的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终于通过“取消供给制，实行多劳多得”的方案得到解决。现在的宣传都把“取消公共食堂制度”作为一个亮点，实际上是只看表面不及实质的肤浅看法。其实，“取消了供给制度的公共食堂制度，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平均主义的？现在的学校、工厂、企业很多都有公共食堂，但没有供给制度，又有谁说它们是在搞平均主义呢？如果不取消供给制度，即使取消了公共食堂，还不是照样存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平均主义（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还没有解决，我们再来看一看毛主席和LD教条主义集团如何交锋？
第二次庐山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毛主席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就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不要以为有了一个“六十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这样的。在他看来，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据王任重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二十一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二十二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二十三日晚给主席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二十四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王任重日记，１９６１年。）
毛主席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主席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毛主席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主席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 毛主席：“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主席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最后，毛主席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给中央常委的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其主要内容如下：“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９日。）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主席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１９６１年月１０月４日。）
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十月七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问题。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我们看到，毛主席对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掀起的五股歪风一步一步的进行纠偏。LD教条主义集团则逐渐退让时不时反击一下。前面《人民公社大呼隆？》一文中的所谈到的“1961年冬，彭真的周家庄公社一行”实际上就是对毛主席再次纠偏行动的反击。我们知道，毛主席的方案“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实际上是对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采用的“釜底抽薪”之计，剥夺了大队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则无论是谁，想在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再搞平均主义是搞不起来的。大队拥有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在队与队之间搞平均主义。有搞平均主义的，也有不搞平均主义的。但是，大队失去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则队与队之间一定不会有平均主义。而“彭真的周家庄公社一行”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这个大队拥有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但没有搞平均主义的特例”来否定毛主席消灭队与队之间平均主义的方案。而从当时人民公社管理的实际效果来看，“大队拥有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不搞平均主义的”公社是少数。“大队拥有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搞平均主义的”公社是大多数。
在毛主席对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掀起的五股歪风一步一步的纠偏中，LD教条主义集团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人顶不住毛主席的压力，另外事实也证明了毛主席意见的正确，而被迫支持了毛主席的纠偏行动。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反正大面积饿死人的恶果已经造成，蓄意掀起五股歪风的阶段性目的已经达到，支持毛主席纠偏行动已经无碍他们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反而可以起到麻痹毛主席的作用。
胡耀邦报送毛主席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
十二月十二日，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主张基本核算单位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毛主席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至此，从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算起，历时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先是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要求各级政府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接着发出《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严厉指示，基本上遏制了“无偿调拨农民的劳动果实”的问题，砍掉了 “一平二调共产风”中的“调”的这条腿。再接着三个调查组出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力围剿“一平二调共产风”中的“平”的这条腿，也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问题。再接着广州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一年三月），用“缩小社、队规模”的方案解决了高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再接着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一年五月），用“取消供给制，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原则”解决了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再接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一九六一年十月），用“以生产队（初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解决了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三个层面上的平均主义问题都得到解决，终于砍掉了 “一平二调共产风”中的另一条腿“平”，总算，“一平二调共产风”趴下去了。从此，以“一平二调共产风”为核心的“五股歪风”，被毛主席从合作社制度层面上丢进了垃圾堆。
从此，被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的合作社管理制度得到了纠正，人民公社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再后来，就是当刘少奇彻底垮台之后，据周总理总结说“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再也没有下降过”。再后来，就是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健康稳定发展二十年的人民公社（按照1962-1982计算）被教条主义集团成功整死。
整死的理由据说是“人民公社大锅饭、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导致人民群众饿死”，而这恰恰又是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并且发生在二十年前。
Lujun1999
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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