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出使缅甸：尽力促和 加强友好
程瑞声
2009年08月27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新中国成立前，耿飚是身经百战、横扫千军的著名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调外交部工作，成为杰出的外交家。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耿飚出任驻缅甸大使，这是中央赋予耿飚的一项新的十分重要的特殊使命。
临阵换帅
1963年，缅甸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由奈温将军领导的缅甸政府决定同缅甸共产党举行和谈。这一和谈是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两国于1950年建交。同时，由于中共和缅共有兄弟党的关系，缅共在中国派有常驻代表团。由于缅共、中缅边界、华侨、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缅北等问题，缅甸在建交初期对中国有较大的疑虑。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两国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革命不能输出”，并首次就缅共问题进行了劝和，但吴努没有接受。
1958年9月，缅甸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利用缅甸执政党的分裂，发动不流血政变，迫使吴努辞职，奈温自任看守政府总理。奈温本人是一位有政治见解和抱负的政治家。
1960年1月，在缅甸即将举行大选前，奈温以看守政府总理身份访华，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得以解决。两国同时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奈温对中缅关系所作的重大贡献。
1960年2月，吴努在大选中获胜。在这之后的两年内，缅甸实际上存在吴努和奈温两个权力中心。他们在国内是政敌，但都对中国友好。中缅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使中缅友好出现了高潮。
耿飚于1960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不愧是将军出身的外交家，有非凡的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因此工作效率很高。
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由于1960年4月吴努重新担任总理后希望能在他同年访华时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而中缅双方需要为此进行大量的勘界、划界工作，任务艰巨而紧迫。然而，双方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有关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耿飚作为主管副部长指挥有方，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9月底至10月初，吴努和奈温访华，参加中国国庆，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参加缅甸独立节庆祝活动，并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有关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极其繁重。耿飚全力以赴，动员了各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部署，使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事后，周恩来曾当面表扬耿飚的工作做得很好。
正当中缅关系一浪高于一浪地不断发展的时候，1962年3月，奈温再次发动政变，彻底推翻了吴努政府，组成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政府。不久，他宣布缅甸将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大力推行国有化，强行取消私人资本，缅甸经济出现了滑坡和混乱。缅甸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奈温是中国的老朋友，但对奈温推行的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初期没有公开表态，奈温颇感不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3年4月访问了缅甸。
刘少奇的访问对奈温有重大的影响。同年6月，奈温以缅甸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愿同各派反政府武装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并保证谈判代表来往安全。同月，缅共中央主席德钦丹东复函奈温，同意同革命委员会举行谈判。同年7月至8月，缅方同意，包括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内的一些在华缅共人员参加谈判。
中央考虑，鉴于奈温同缅共即将和谈，需要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担任驻缅甸大使。耿飚是出身将军的外交家，在抗日战争后曾参加北平军调部的工作，在担任副外长期间，又主管缅甸，参与了1960年至1962年中缅两国的高层友好往来，并结识了奈温等缅甸领导人，显然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1963年7月，中央决定派耿飚担任驻缅甸大使。 耿飚感到任务重大，义不容辞。当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找他谈话时，他表示：“党派我去，我就去。”
在赴缅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同耿飚谈了话。
毛泽东指示耿飚注意把国家之间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指出从国家关系来看，我们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从党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同情和支持别国的共产党。说的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为要搞好国家关系，就不许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要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毛泽东说：“对于这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
刘少奇要求耿飚对缅甸政府和缅共之间的和平谈判起促进作用，并加强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联系。他还将一封致奈温的亲笔签名信交给耿飚带去，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二是介绍耿飚的经历，指出耿飚过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请奈温对耿飚的工作给予大力协助。
周恩来告诉耿飚，派他担任驻缅甸大使是毛泽东的指示，他说：“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呀!”周恩来要求耿飚继续贯彻中国睦邻政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努力发展中缅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
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临行前一般都会个别或集体受到一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但像耿飚这次赴缅前受到那么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是十分少有的，充分表明他肩负使命的重要。
尽力促和
1963年9月9日，耿飚飞抵仰光履任。
9月20日，耿飚向奈温呈递国书，并转交刘少奇的信件。奈温表示：刘少奇信中提到的两点，一定都会做到，他自己也是一名军人，军人之间容易沟通，以后有事，可以随时找他。
在这之后，奈温同耿飚进行过几次重要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奈温谈了一些内心话。他谈到缅甸现在的机构是旧的，不可靠；干部太少，要培训；也谈了解决缅甸土地问题的步骤和工厂还在资本家手里的危险。耿飚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奈温介绍了中国进行土地改革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经验以及反对贪污和改造旧国家机器的做法。这次谈话气氛友好。
缅甸和谈先遣代表团于9月2日开始同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在初期是比较顺利的。通过和谈活动，缅共的影响和实力有所扩大，缅共国内和国外的同志也取得了联系，形势很好。
然而，缅共威信的提高和实力的发展引起了革命委员会的担忧，革命委员会内部又一直存在反对和谈的强硬派，加之缅军和缅共在过去长期内战中积怨较深，在1963年11月初，革命委员会的态度转趋强硬，提出一些苛刻条件。
在这一关键时刻，奈温再次会见耿飚。他说：“能否请你对德钦巴登顶施加影响，使缅共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
耿飚答道：“我可以请他到使馆来交谈，以促进你们的和平谈判，因为我国政府希望贵国能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团结起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你们如何谈判以及谈判的内容和条件等等，这些都是你们双方之间的事，我们不便干预。我们也不能要求缅共按照我们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总之，我们支持你们进行和谈以求实现国内和解，但是我们不能干涉贵国的内政，也不能干涉缅共的内部事务。”
耿飚的答复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是非常中肯的。奈温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并感谢中国政府对缅甸国内和谈的支持。
由于缅共中央拒绝接受革命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双方的谈判于1963年11月中旬破裂。
中国在推动缅甸国内和谈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少有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外交行动。尽管和谈没有成功，但在缅甸历史上仍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耿飚为贯彻中央有关政策所开展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加强友好
由于中国坚持对缅甸的友好政策，缅甸和谈的破裂并没有给中缅友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中缅两国保持了高层互访，两国友好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周恩来先后于1964年2月、1964年7月、1965年4月初、同年4月下旬访问缅甸达4次之多。刘少奇也于1966年4月再次访缅。
在周恩来的4次访问中，1964年7月的访问是一次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访问，是按照毛泽东的一项重大决策安排的，而毛泽东的决策又是根据耿飚反映的缅甸形势动向作出的。
1964年6月初，耿飚以驻缅甸使馆名义连续向国内紧急报告了缅甸政局中一些新的动向，认为缅甸政局将更加不稳，有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建议通过适当方式提醒奈温注意安全。
使馆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6月8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总理：应当积极争取奈温，请你考虑决定，在四五天内发出指示。”
这是毛泽东对东南亚和缅甸形势进行深入思考后作出的一次重大的决策。1964年，由于越南战争趋向扩大，东南亚形势十分紧张。而奈温是当时中国邻国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华友好的领导人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继续向奈温施加种种压力，缅甸确实存在突然事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贯彻毛泽东关于支持奈温的指示，对于维护中缅友好，防止东南亚形势的逆转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周恩来立即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指示的方案。
6月16日，耿飚根据国内指示单独约见奈温，表示奉刘少奇、周恩来之命，向他通报有关情况，并表示如果奈温需要，周恩来或陈毅可以来仰光与奈温交换意见。奈温表示感谢刘少奇、周恩来如此关心他的安全，他愿意同中国领导人见面，会见方式将与同事们商量一下。18日，奈温再次接见耿飚，表示他认为周恩来和陈毅越早访缅越好。7月7日，奈温又约见耿飚，表示为了保密，周恩来等离京前不需在缅甸驻华使馆办理签证，一切手续可待抵仰光后再办。
7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行抵仰光后，当天下午就和奈温以及缅方几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我方只有耿飚参加。周恩来着重剖析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局势，并通报和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缅甸的颠覆活动，希望奈温对突然事变做好准备。
7月11日上午，周恩来和奈温举行了单独会谈，会谈从上午8时一直谈到下午1时半。在会谈中，周恩来运用他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外交才能，结合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坦率而诚恳地谈了对缅甸国内问题的意见，建议奈温在经济上打击面不宜过宽，计划不宜过急，否则主观愿望虽好，但生产力受到破坏，不利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周恩来建议奈温要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反对最少数的敌人，这样就不会孤立了。
奈温承认在某些方面他走得太快了一些，但说这是由于资本家捣乱所致。他认为周恩来提的一些建议原则是正确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陈毅又同奈温以及其他缅甸领导人举行了大型会谈。当晚8时，周恩来到使馆同耿飚研究了工作，于凌晨1时离仰光回国。
这次访问是对奈温的很大支持，进一步巩固了中缅友好，大大加深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使帝国主义企图把反华包围圈扩大到缅甸的阴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65年7月，奈温首次以缅甸国家元首身份访华，耿飚回国陪同，中缅友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峰。目睹毛泽东会见奈温时同奈温手拉手地走进房间，两位领导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这也生动地反映了耿飚在缅甸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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