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水战役”看毛泽东军事智慧

从“赤水战役”看毛泽东军事智慧　　

——世界经典战例深度研究　　

二战名将蒙哥马利1960年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毛泽东对他说，其实“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不是一般战争，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凭借中国人的智慧，导演出来的一场光照千秋、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光辉战例，是毛泽东充满军事智慧指挥才能的集中体现。创造了指挥三万人马，对抗蒋介石四十多万正规军取得胜利的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中出奇制胜的最经典的典范。　　

在战争中，以弱胜强的决定性胜利，往往来自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天才的指挥才能全靠智慧的头脑。而毛泽东智慧的头脑又来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于战争，中国人有数千年的经验和众多血的教训。我们说，中国人的智慧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中国伟人们的战争智慧来源于那里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三条：一是从事物联系的系统整体性上把握战略，并懂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二是重视信息在战争博弈中的重要作用，懂得“知已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三是在博弈过程中具有善于随机应变、灵和机动的权变头脑。“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全面运用这些光辉思想，充分发挥智慧的博弈权变典范。　　

本文拟以 “四渡赤水”之战（本文将“四渡赤水”外延扩大，将其作为“赤水战役”的一个部分，并将“赤水战役”定位于“湘江之战”后，“通道会议”起至“南渡乌江”止的一段时间）为例，深度分析毛泽东同志用兵智慧和思想。可能有人说，这些战例已经经过多少人分析研究了，有必要再炒冷饭吗？当然有！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理由：　　

一是长征胜利70周年后许多档案解秘，使深度研究有了可能。　　

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可以改变“盲人摸象”式的研究。变单一研究方法为系统整体性研究方法。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更为全面、系统、科学、客观。　　

三是今天“赤水战役”已成为世界各大军事院校的重要经典战例，受到各国军事专家重视。　　

四是过去许多专家对“四渡赤水”的研究，只是走马观花，对发生在此地的情况多从书上得来，许多党史资料往往来源于对本地不熟悉情况的学者，其中多有未提到，或错误的地名、人名、山形地貌及其间关系等，很少有当地学者深度研究成果进入官方史料。许多人由于没有对当地天时、地理情况的清楚概念，对许多情况只是走马观花。　　

五是过去很少有人重视当地专家研究成果。当地专家也很少有人从比较系统整体的角度对对战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等等很多原因。　　

毛泽东的指挥才能不是偶然的，从井岗山到江西，指挥三次反围剿战役可以看出他对时势的把握，对情报的重视，对信息和细节的敏感，对战略和战术的“权变”，对军事博弈（战争中的适时“奇变”）都是十分老到的。他的智慧至少体现在如下一些地方：　　

1、坚信只要战略思想正确，弱可以胜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汇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红军在突破了四道封锁线后，在湘江战役中由于战略、战术失误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长征途中，蒋介石动用数十万精锐部队，对红军进行围追阻截，要想取得胜利是很难的。但是，以毛泽东坚信以弱胜强是可以办到的，坚信战争的胜负不一定取绝于兵力的大小，而在某种情况下小可以胜大。正如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中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关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不是没有。在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也是多得很的。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见《毛泽东评说中外战争》（转引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37页）因此，他认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　　

他还认为，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他指出：“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毛泽东历来坚信以少可以胜多，以弱可以胜强，劣势可以转化为优势，被动可以转化为主动。从井岗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四渡赤水”他敢于指挥很少的红军与数倍武器精良的敌人抗争，变被动为主动的事实，体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军队运用智慧战胜敌人的奇迹。有了革命队伍能胜、革命必胜的战略思想为前提，也就为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战术上重视敌人，重视情报工作—— 笃信“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知已知彼”是一句简单明确的中国成语，说起来好说，做起来不容易，但是毛泽东从来坚信战争需要知已知彼才能得胜利，更不要说在以弱小对强大，以劣势对优势较多的强敌。中国共产党从来就重视“知彼”的工作。要做到“知彼”，通过破译敌方电台信息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根据解秘的党史资料报道，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于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一些人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人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同时也掌握了其密码的编码规律。　　

毛泽东同志更是十分重视军事情报工作，曾赞誉情报人员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2月10日他在参加红军第一期无线电台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会上，对无线电训练班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要求学员学好本领、为战胜敌人服务。在长征中他不仅重视破译敌人电台电讯，还十分重视电台使用中的信息保密工作，据党史资料介绍，他一度将电台上的整流管控制在手上。他非常清楚，只有知彼而不被彼知，才能使以小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可能。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蒋介石的指挥也只能靠电台。因此，重视“知彼”的主要是靠电台破译， 特别是在“四渡赤水”之战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据党史资料，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组织了军委无线电营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要求各无线电队采用接力方式24小时监听敌电台，随时破译敌人电讯。当时，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和破译工作任务。二局成立后，在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的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刻苦努力，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红军在整个长征中共破译敌密码讯号达860多个。　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在四渡赤水之战的过程中也是这样，重视敌人电讯破译工作，为整个战争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党史资料可看出，毛泽东同志四渡赤水之战除了战略和战术上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博弈权变智慧外，更重要的是重视了“知已知彼”的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我军信息战的先河。　　

近年来一些报章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提出了异议，认为红军的胜利其头功应归二局破译敌电台的工作。这并没有错，二局确实在赤水战役中破获了大量情报（其间还有贵州地下党获取国民党密电码等原因）。而毛泽东也自谦说，我不是什么用兵真如神，只是“玻璃杯子里掷骰子，看点子出牌”。但并不是说仅凭这些信息就能取胜的。掌握敌方信息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高明之处，同时掌握了敌方信息也仅仅是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能。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开始，他就非常重视无线电电台的作用（有关资料很多可查）。　　

3、战争中的“博弈权变”思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权变思想”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源泉。中国古代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即是研究事物“变易”、“不易”、“简易”规律的著作。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权变”，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智慧的源泉是“权变”。 “权变”一词的原意是指中国古代“杆称”在称重时的一种现象。所谓“权”即杆称中的“称砣”，“称砣”根据物体的不同重量，在“称杆”移动而寻求平衡的过程即是“权变”的本意。　　

用今天的数学原理来说，“权变”即是一种函数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完全可以用F（x）=y的函数表达方式来表达。这种思维方式的逻辑思想是：“如果——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情况发生某种变化，“那么”对策（或政策）也应该采用某种调节、改变。这种调节和调整过程就是“权变”。“权变”思想方法与“实事求是”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有着相同的逻辑基础。过去我们用“实事求是”来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其实质也即是说具有“函数式”的思维方式，是辩证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论本本文义》其实是最深刻地阐述了他的权变思想观念。从今天来看，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十分科学的认识事物规律的正确的，并不过时的观念。　　

我们说“权变”其实更强调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然而这种“函数理论”思想实际上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权变”认识世界的观念。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中，权变思想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而具体了。《孙子兵法》告诉人们，兵法并不是一层不变的死的东西，而是要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而变化的。《孙子兵法》指出:“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也就是说，兵法本身只是基本的“色”、“味”及基本的音阶一样的东西那样，要真正成曲、成菜、成画还需要作适当的调配。在打仗方面必须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具体条件进行战略战术方面的变化。才有成功的希望。强调兵法最高境界必须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对固有的兵法进行“权变”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指挥战争的本领显然来自于中国古代“权变思想”的灵活运用。在四渡赤水前后，毛泽东同志至少十次纯熟地运用了博弈权变，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胜利。　　

1、目标的权变——首次权变思想的提出。湘江之战后的第一次战术性权变是“通道会议”毛泽东提出避实就虚，他指出战术目标需要权变 “无论如何不能按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了。”建议向贵州前进。当然毛泽东提出转兵贵州依据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1934年12月12日凌晨，由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领导的“破译组”破译了国民党军第1兵团总指挥刘建绪关于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信息。当然，此时到贵州边境一带（川、黔、湘西、云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当时并没有变（他也没有改变战略的权力）。围绕建立根据地战略博弈目标，蒋介石为阻止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立了层层封锁，红军到达通道之时，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蒋介石围剿江西根据地的五路大军有两路大军已经运动到红军主力北面，其中第1路的16师、62师、63师、19师一部与第3路的5师、13师、96师、99师汇合，已先期到达北面靖县形成第一道封锁线；而第2路59师、90师、92师、93师从武冈占住巫水的洪江一带，形成第二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前，红军指挥者“三人团”除周恩来同志外（他必竟是多年靠此开展工作的），大多对一个木盒子装的电台（见长征电台实物）提供的情况并不在意，甚至戏称“戏匣子”。不顾情况发生变化，执意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　　

二是二六军团那边情况不容乐观。二六军团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根据12月14日，野战军军司令部曾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 可证明一点，那就是中央与二六军团的电报是畅通的。虽然我们没有能发现当时电报内容。但我们可从贺龙年谱可知，二六军团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也就是说长征一开始与二六军团汇合的决定就注定是要失败的。让我们看看历史资料： 　　

 任弼时与贺龙在贵州印江黄木会师后，举行过黄木会师联欢大会，在会师后任弼时当然要向贺龙提到中央机关投靠二六军团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事。贺龙年谱记载了这件事“贺龙、关向应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两军领导人，在木黄水浒庙（原国民党乡公所）举行了紧急会议，对当前形势和下一步行动初步交换了意见，就建立以梵净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或是进入湘江西寻求新发展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哪些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缺乏当时资料。但从年谱的记载来看，至少可以看出当时讨论的是：在梵净山建立根据地，还是回湘西：“认为（？谁认为，任弼时，还是双方都认为？书里无记载）梵净山的地形作为根据地固然好，但活动范围太窄，离群众较远。且东天积雪，部队过冬有困难；到湖南发展比较有利。梵净山可作必要退路。初步订下了会师后的前进方向。” （见贺龙年谱1934年10月至11月）　　

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时任弼时与加龙曾经讨论过如何安顿中央机关的事，当时一旦订下来，中央机关与二六军团汇合，贺龙给中央安排的就是梵净山一带。（见贺龙年谱1934年10月至11月）　　

就是在这一带，也还不是保险的地方，年谱中说：“在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联欢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报告当前形势和任务后，贺龙也讲了话，他首先对六军团的全体同志一路跋山涉水克敌制胜来到这里，表示了热烈欢迎，并提出了加强两军间团结的要求。接着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然后他指出：“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脚板上。”勉励大家再接再厉，英勇奋斗，去开辟新局面。” （见贺龙年谱1934年10月至11月）　　

这是贺龙年谱中，十二月前后的一段记录。黄木会师后，由于贵州黔东根据开创不久，根本没有落脚之地。不得不东躲西藏。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二六军团当时本身也没有可靠的根据地，用贺龙的话来说：“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脚板上。” 一个庞大的中央机关去依靠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根底的地方，重新建立根据地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冒险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接纳一个十万人的中央红军，光每天粮食来源就成问题。十万红军如果去依靠一个“脚板上的根据地”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决定。　　

从以上年谱的记载来看，贺龙与任弼时、肖克、王震在黄木（贵州黔东南境内）曾对下一步行动交换意见的内容有两个去向，一是回湘西，一是到以梵净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即如红军与二六军团汇合后即是中央红军的归宿地）。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最高峰，境内完全是原始森林。再说，铜仁、印江、黔东一带，外人不知但贵州、湖南一带的人都知道：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起军阀李晓炎与周西成争夺省贵州省主席时，在印江、沿河一带开战，黔东一带的粮食、牛马全部被军阀部队洗劫一空。当地人民深受其害。两边军阀在四川、云南搬兵混战，一时间整个黔东每天都有残兵败将四处抢劫，无恶不作。当时有民谣说：“兵如梳，匪如篦，团防来了如剃刀剃。”这是官、兵、匪巧取豪夺的真实写照。诸如税中有税、租赁典当、利上滚利。国民党县长们一年换几任，每任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巧立苛捐，乱课杂税。据记载，当时光捐款名目就有：欠户捐、牲牙捐、保路捐、自卫特捐、国历捐、钢厂捐、船捐、船头捐、造船捐、油行捐、豆行捐、米行捐、靛行捐、烟行捐、粉行捐、林木捐、茶木捐、桐卷捐、桃木捐、渔捐、庙祖谷捐、烟火捐、花捐、懒捐……　　

光当时所对百姓课税计有：田税、赋税付加、特货税、烟灯税、统税、盐税、百货税、营业税、遗产税、房产税、屠宰税、皮革税、红白契税、土价税、增殖税、肩挑兽驮所得税、单据合同印花税、酒类税、糖类税、烟叶税、锡箔税、化妆品税、土、洋布匹税、印染税、毛线税、矿产税、金税、朱砂税、点斗税、公称税、牲畜交易税、缓纳税等等。　　

在这样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虽然干革命有群众基础，但众多红军总是要吃饭穿衣的。对于这些情况，从当时电台比较畅通的情况来看，任弼时不可能不通过电台告诉毛泽东这些情况。根据敌情，我情。不管是从哪方面讲，执意与二六军团汇合显然都是一条死路。毛泽东提出的前进目标的“权变”之前，肯定得到了任弼时关于二六军团那边的情况的。虽然目前“通道会议”上议过哪些问题，目前还缺少更详细资料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要使“三人团”同意转兵贵州，显然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信息作支撑的。　　

2、时势的权变——二次权变思想的提出。虽然通道会议上，红军指挥者（“三人团”）同意前往贵州黎平，但到黎平后还是要执意北上湘西。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指出转兵贵州的想法是基于北上形势不利，贵州兵力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权变意图的。黎平会议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汇合的意见并不是毛泽东想当然，其原因应该有二：一是他对二六军团那边情况的判断。中央机关要去依靠一个“脚板上的根据地”其后果可想而知。二是依据12月16日，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破译组破译的敌人密电证明，国民党军的企图仍然是要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的途中意图未变，并已完成形成战略包围，在此情况下三万红军北上湘西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以红军战斗力与黔军相比，占有优势。三是到贵州在群众基础，党的一大代表中就有贵州的邓恩铭，当时情况下，与周恩来一同在法国留学的，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若飞即是贵州人，其舅黄奇生是贵州著名达德学校多年校长，贵州众多学人、名流大多是他的学生。想必这些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从毛泽东年谱看，当年　　

虽然博古等想继续坚持原议，但在铁的事实和准确的情报面前，大多数同志支持并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从毛泽东年谱上可见这样的记载：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于稼样、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这实际上也是在战术上体现了“山无常形，水无常势，因时因势而变”的权变思想。从黎平进入贵州后，红军先头部队在黔东北击溃了黔军侯之担部．连续攻克了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当然，此次权变也并没有放弃到贵州边境（黔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即占领地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未改变），只是暂避针芒。这一次可以说只是一次战术性的权变。　　

战略的权变——三次权变思想的实现。在遵义会议上，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有了军事指挥权的权变，使得战略思想的权变有了可能。这次权变从“战术权变“上升到”战略性权变：一是领导集团的领导和指挥权的权变，二是对红军方向路线的权变。将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权变为“北上抗日”，即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博弈目标，重新确立保存实力、北上抗日，即将建立根据地的博弈目标更换为（革命播种机、宣传队，完成民族使命——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是毛泽东一向战略主张，早在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第二天，还在瑞金城外养病的毛泽东就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随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正式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北上抗日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此次战略性权变，实际上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实施战略权变的主动权变——第四次权变的实施。从遵义会议后，由于战略上有了重大权变，一渡赤水属于主动权变，即欲占领赤水，北渡长江向川西、川西北与四方面军汇合北上抗日。也就是说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创建新的根据地”的目标再次进行了“权变”，即放弃在湘西或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从战略权变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将“占领地盘”的博弈目标，权变为“保存实力”、北上抗日的博弈目标。一渡赤水是实现“北上抗日”目标的第一步。一渡赤水也是依据二局提供的破译敌密电作出的决定。　　

当是时：驻遵义之黔军4纵队之教导师一部，逃往盆山、芝麻坪一带；另一部逃往板桥、娄山关上。黔军四纵队1、2、3师目前已从贵阳到了打鼓新场、安底一带。黔4纵队电报来至正安县。中央军周浑元部目前尚在贵阳。　　

为了争取主动，因而1935年1月中旬，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了红军今后前进方向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占领赤水，北渡长江向川西、川西北与四方面军汇合。计划还规定了中央红军将在四川省泸州上游各渡河点渡过长江。但是由于土城战役前，破译员错译电文内容，将十多个团译为四个团，出现“知彼”失察，因而土城一战失利。　　

土城一战失利情况即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撤向川南、古蔺、叙永一带。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原拟从川西北宜宾一带渡过长江的计划受阻。于是被迫前往云南扎西一带。　　

被动权变——第五次权变的决策。北渡长江计划受阻后，何去何从，毛泽东根据当时处境和情报又策划了下一次权变。从当时情况来看（二局破译的情报），扎西目前形势也比较危急：扎西是川、滇、黔交界之处，而前方云南方面：敌滇3纵队2、5、7旅镇守毕节，7旅从镇雄、5旅从大湾子方向向扎西合围， 也就是说要去云南方向几不可能。而四川方向，有川模范师3旅、川教导师3旅，在洛表、王家场一带固守。川一师3旅在筠连、川5师14旅在高县、川独4旅在建武形成了四道坚固的封锁线。通过二局情报，毛泽东对贵州、云南、四川情况的分析后，决定对前进方向进行再次“权变”（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没有变），于是有了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之举。这是再渡赤水，对目标进行再次局部战术权变的原因。一渡赤水后，军委二局及时向军委提供了截获的准确情报，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前进方向进行再次“权变”（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没有变），1935年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国民党军驻川、黔各部慌忙调兵阻止，并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毛泽东等领导人又依据军委二局破译敌情：根据吴奇伟部两个师的位置，判断这两个师在两日内绝不可能赶到遵义城，当即决定乘川军和吴奇伟部未赶到遵义前，对娄山关之敌予以打击，随及再攻占遵义城。　　

若是以占领地盘为胜利，蒋介石确实阻止了红军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应该是“大获全胜”。由于红军已经改变了战略目标，放弃了建立根据地的博弈目标，红军保存了实力，获得了主动权，当然也应该是重大胜利。这就是所谓“双赢”。从蒋介石来说，他的战略意图应该说是实现了的，但是毛泽东已经不玩同你玩“围棋”而是与蒋介石玩“象棋”了。　　

战略与战术的综合性权变——第六次权变。第六次权变是在二渡赤水后，红军再战遵义，3月10日  在狗坝(后名苟坝、现已更名枫香镇)会议上讨论了进攻打鼓新场(“打鼓新场”是一个地名，常被正式出版物误为“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原名)的计划。会上多数同志（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都赞成进攻打鼓新场。都因为是否打打鼓新场这个问题，从今天来看，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中的关键。也是毛泽东智慧与人不同的关键，更是第一次没有得到朱德、周恩来支持的少数人意见。因此不得不多说几句：　　

3月10日下午 在苟坝（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即今枫香镇。会议内容是林彪3月9日发来电报，内容是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个行动方案，我看很方案非常详细。朱德认为分析比较符合实际，应该可行。周恩来认为五个行动方案比较周围全，料想这样一个小镇，对一军团来说。应该不会有问题。王稼祥认为一军团在娄山关打了胜仗，一鼓作气再攻打鼓新场我看应该是一着好棋。毛泽东：认为不妥，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朱德则认为打鼓新场是孤立之敌，一军团若是打下打鼓新场，我们也有个退路，对全局并无影响。张闻天说他对于军事不熟悉，朱老总等大家都是内行，我服从多数决定。毛泽东再次认为黔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这是固守之敌，若用硬攻代价必然较大，我认为不能去啃这块硬骨头。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老毛，你这话没有说服力了，我们三万大军都敢于与蒋介石三十万大军对抗，还怕他一个小小打鼓新场的黔军？这同你一向风格不符啊。我也认为打打鼓新场应该没有问题。”毛泽东欲言又止。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还有想法未说要求他再作解释。毛泽东还是不愿讲真话，他辩说打鼓新场虽是孤立之敌，但同时也是固守之敌，若是攻城不下，补给将成问题。同时他认为不是现在也不是主要任务，应该坚持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就算能打下，也没有能力守住它，那还打来干什么？由于红军急需补给和休整，这话明显没有说服力，大家都不同意。于是周恩来只好提议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大家举手表态。因此除毛泽东所有人都赞成一军团打打鼓新场。周恩来立即布置起草战斗计划。毛泽东急了，他申称：“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我就不干了!”张闻天也不客气说：“你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也就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则认为攻打打鼓新场不是上策，中是企图用一般道理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其实毛泽东早已有了一个妙招——南渡乌江。但他懂得“败在语泄，事在密成”（韩非子语）的道理才出此言。　　

其实他通过情况已经知道（二局情报）：贵阳方向十分空虚仅有敌1纵队90师、92师、93师、59师在息烽一带。而黔4纵队（暂8师）远在绥阳，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突围方向。毛泽东早有南渡乌江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同意许多将领提出攻占打鼓新场的意图。从事后来看，毛泽东的考虑应该是：若攻占打鼓新场，定会“打草惊蛇”使敌发现红军有南渡乌江的意图，因为打鼓新场离乌江实在太近。若这一妙计哪怕是走露半点风声，蒋介石只要一个电话即可用几个团的人就可封死南渡乌江的想法。今天若从卫星地图上看看，你就知道乌江为什么是天险了。　　

夜深了，毛泽东越想越不对劲，当时毛泽东的驻地与中革军委临时指近部有近两公里地，当时地面天雨地滑，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急切地问他命令发出去了没有？周恩来说已经拟定好了。准备明天一早就发出。毛泽东把南渡乌江的想法细细对周恩来一讲。周恩来恍然大悟。毛泽东深知：。　　

果然第二天清晨，二局破译敌情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蒋介石致电周浑元，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要周从鲁班场直赴打鼓新场，同时致电滇军，如果红军向打鼓新场方向运动，要他们立即向乌江下压。另外就是蒋介石将要亲到贵阳督战。这一次会议，证明了“有时候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的道理。这一次权变，其中包含了许多战略和战术上的智慧。　　

战略目标不变的战术性主动权变——第七次权变。蒋介石一直判断红军定会依托遵义建立根据地在黔北打游击，故蒋介石将所有力量合围遵义，他的所有部署都是不要让红军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当蒋介石完成合围遵义的部署时，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已经不可能了。红军部队集结鸭溪地域寻求战机时，遵义被敌人袭占，致使部队失却后方。3月14日红军在长干山区域伏击不成和部队在鲁班场攻敌周浑元纵队不下的情况下，红军优势渐渐丧失。3月16日 到达仁怀县茅台镇。当晚至十七日十二时前，中央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这样，红军于3月16日在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发，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　　

当时蒋介石弄不清楚红军的意图。其实毛泽东是采用声东击西、欲南先北之计，三渡赤水的命令使3军团一部经鸭溪、泮水，一部经枫香坝、长干山分两路向鲁班场发起攻击，一部牵制敌人，一部向大村、铁厂一带冲击做出再次向川南冲击的态势， 当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此举还是要北渡长江，急调所有部队向川南阻击，决心在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叙水地区与红军决战。其实此次西渡的目的，毛泽东就是想要造成红军渡长江北上的态势，以调敌人过河。当敌人作好决战准备后，红军抓住时机，立即实施第四次东渡赤水，把敌人抛在赤水河西岸。　　

四渡赤水，应该属于“主动权变”，故意令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北上佯攻敌军，迷惑敌人，使之认为红军目的还是北上，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同时即将九军伪装主力（将红军主力的电台调到9军，有意识将红军意图暴露给敌人）四渡赤水迷惑敌军。根据党史资料，毛泽东根据二局提出的对策，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电令周浑元、吴奇伟部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　　

使敌军误以为红军再次北上或与二六军团汇合。调动敌军部署后，使用“金蝉脱壳之计”，将前军变后军迅速抽身南渡乌江。中央军委从白腊坎一带急速南进。3月31日午后，除红9军团继续伪装中央电台迷惑敌人外，中央红军红1、红3、红5军团全部实现南渡乌江。9军的佯攻，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南渡乌江争取了十分宝贵的时间。　　

试想若没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其实是非常险的一着棋，盖因南渡乌江的线路是一条十分险峻的天险。这一带是峡谷地带，峡长80多公里，包括玉龙峡、炼鹰峡、赤壁峡、叠翠峡、猴愁峡、凝碧峡、玉泉峡，峡谷沿岸巨崖高耸，绝壁千峋，江面或窄或宽，山石或窄或幽。总称乌江七峡。无论从哪个渡口过河，都是下十里才能到江边，上十里才到平地的地方，大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历代军家很少敢于冒险考虑的险路。　　

同时，我们对毛泽东调查深入则更加敬佩。从南渡乌江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并非没有想到红军会南渡乌江一计，但他（即使今日，在贵州学者中，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走过这些只有当地江边的人才知道的小渡口）只知道在乌江渡仅有的大桥已经被炸掉，上游80多公里的七峡，沿岸巨崖高耸，绝壁千峋，江面或窄或宽，山石或窄或幽，要过江，要下有十余里，上有十余里。　　

在乌江渡之上游，虽然有一古驿道——黄沙渡口，古时贵阳到重庆的五尺古驿道，笔者曾走过这些路，要想抬头看岩顶，帽子必然掉地上。就是当地人都知道，要想从这些地方过大军，山高水急，不可思议。而南渡乌江的路则是选在乌江渡（即现乌江镇）与黄沙渡口之间的三个更不为人知的小渡口——梯子岩、大塘、江口（江口是梯子岩附近的一个小地名，不是江口县）。毛泽东从何处知道？如何选择了这条南渡乌江的路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些路，今天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三个渡口的存在。笔者在此工作了几十年也从未走过这条南渡乌江的小路。　　

可以说没有赤水三渡和四渡引开敌人注意，或是冒然攻打了打鼓新场，或敌人发现南渡乌江的企图，只要用很少兵力即可在乌江峡谷置红军于全军覆没。　　

1953年3月20日，红军主力向南直插，开始于安底附近南渡乌江。当日，二局截获国民党军的动向：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6个师的部队正由安底西北的枫香坝、茅台地区向泮水、打鼓新场（今金沙）方向前进。此刻，红1、红3军团及军委纵队正在渡江，红5军团、红9军团则担任着阻击任务。枫香坝、茅台距红军渡江的安底、沙土一带，只有30～50公里的路程。同时在乌江南岸20余公里处，也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但红军南渡乌江这些天（1935年3月31日中午12时），已到贵阳的蒋介石茫然不知中央红军到那里去了？当蒋介石知道红军南渡乌江的消息，中央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峡谷地带。座镇的贵阳蒋介石，只得调来飞机沿途轰炸红军。在乌江南岸的鹿窝（报恩寺）、九庄（祖师观）、息烽流长等地造成了百余名红军伤亡，（已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同志也在此时飞机轰炸时遇难）。　　

南渡乌江后，红军以攻为守，用一个团的兵力伪装红军先头主力佯攻离贵阳七十公里的息烽，其目的引出贵阳驻军两个师增援息烽。　　

蒋介石急调中央军59师与93师正从贵阳前往息烽县城。4月1日，毛泽东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命令（见毛泽东年谱）。中央红军红三团佯攻息烽。红三团由黑神庙经过盘脚营、三合土、螺丝田、马当田到达响水桥。然后兵分三路向息烽县城北郊的蚕桑坡的敌军防御阵地发起了强攻。很快便摧毁了外围的4个碉堡，将敌59师345团的l个连长和10多名官兵击毙。但是，敌1个营的兵力死守蚕桑坡主堡，用机枪居高临下，封锁住红军进攻的道路。激烈的战斗进行了近4个小时，敌军不知是不是主力部队，要求飞机增援。在佯攻息烽的战斗中，l名营长不幸牺牲，还有1名连长和10多名战士伤亡。红一军团从息烽县城西、西南、西北三面逼围，将城外敌军赶入蚕桑坡、牛角坡等14座大小硐堡内。民国息烽县政府与守城的中央军93师强迫民众在城内构筑防御工事，大街小巷均设置障碍物。十一点左右红军佯攻息烽的任务已经完成，红三团主动撤出战斗。　　

而红军真正主力前锋则马不停蹄，绕开息烽急速向贵阳推进，当将介石刚派贵阳中央军增援息烽，调滇军入黔之时，才接到情报，朱德已率真正的中央主力已达离贵阳仅几十公里的地方——扎佐，而贵阳城中几乎是空城，先头部队已到贵阳周围。蒋介石吓得措手不及，一边急令云南军队前往贵州增援，一边准备逃跑（由于没有汽车，贵州军方给蒋准备了二十余人的滑杆队，直奔清镇机场），第七次权变采用声东击西的计谋。声称改变博弈目标和战略，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大造声势，到处书写标语“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这显然是在博弈中改变博弈意图和战略，也就是将“围棋”式博弈（建立根据地）改为“象棋”式博弈（将死老将）。这次博弈权变完全不同于前次目标，即公开表示更换博弈模式。　　

抢占先机转战云南——第八次权变。红军为了争取时间放弃了攻进贵阳活捉蒋的意图，趁云南军队增援贵阳之机，4月8日，中央红军穿插至贵阳东面的贵定、高寨等地。中央红军主力以日行六十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直入敌兵力空虚的云南。使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将国民党军围堵红军的40万大军抛在了贵州，使红军获得了革命的生存权和主动权。　　

“赤水战役”之战是毛泽东同志进行博弈权变的典型例子。他根据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战争形势进行评估后，作为一系列权变：一是对战略目标进行权变：从在黔东建立根据地的目标转为尽快北上抗日。二是对战术进行权变，由于博弈目标的不同，导致战略战术的不同。蒋介石根据原来博弈目标进行调兵遣将，从不让红军在贵州边境建立根据地的目的来说，应该说目的是实现了的，也就是说其博弈目标是成功的。而红军，由于改变了博弈目标，红军虽然没有建立根据地，但保存了实力，北上抗日的意图得以实现，因此，从局部和短期博弈来说，这可以说是一局“双赢”的战争。在这十次权变中，有“主动权变”，有“被动权变”，有“战略权变”，有“战术权变”，有“因变权变”，有“自变权变”。因此我们说“四渡赤水”是革命战略中一次 “复合博弈权变”典型战例。

从四渡赤水之战，我们可以看出，两军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除了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有“知已知彼”的措施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战争的变化，进行一系列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复杂的“复合博弈权变”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称作：以智慧取胜的方式。我们从赤水战役的一系列“复合博弈权变”过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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