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疑似误国精英——兼议排行榜提名
：司马无痕 文章发于： 点击数：7911 更新时间：2009-4-9
最近《中国不高兴》大行其道，其中言语给大家的感觉是大骂精英很解恨。近年来，精英误国确实使中国百姓恨得咬牙，但认真看过《中国不高兴》后觉得十分蹊跷，中国不高兴实际上是中国部分小资们不高兴。他们骂的其实大多不是误国精英，就连疑似的大都不是。真正的误国精英几乎没有入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些真正的误国精英推到聚光灯下。
一、谁是误国精英
《中国不高兴》所提到的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宋鸿兵、马立诚、王蒙、王朔、李银河、周孝正。在网上有共识的有：“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杨卖光”、“张产权”“周赶钱”。
以笔者眼光在这些人中真正误国精英也还不在其中。毛主席说过，古往今来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原因就是不能分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真正的敌人。我感觉《中国不高兴》炮轰得不是地方。这样的炮火正轰得误国精英们偷着乐。
那么你认为误国精英是那些人呢？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行，我提出个疑似误国精英的名单供大家参考。
二、关于误国精英的整体、系统分析
谈到误国精英，其实还应该有一些宏观上的分析，若按系统理论的思想，我想先从整体性上入手。建国60年，许多人将其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虽然我认为并非十分妥当，但大家都这样分，我也算同意吧。我认为对于后30年，应该还可以再作细分。不能一棍子就扫荡了三十年。我个人认为这三十年中也应该有个“三七开”的问题，前几年笔者曾作过调研，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改革还是受广大民众拥护的。不说别人77年本来认为此身可能就扎根农村了，永世不得翻身了，当笔者得知我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考大学了，也十分激动的。后来八十年代初，本人也曾对农村作个“万元户”、“专业户”的调查，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也还是没有意见的。更重的是祸害中国改革的那本《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当时就被否定了（这本书祸害中国是在“中国戈巴”在职的五年，实际上改革中出现问题许多根源都在这个时候埋下的）。这就说明邓老总的来说还是清醒的。因此，中国改革出现问题最多，最要命的是“戈巴五年”，三座大山就是从那时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具体情况容后再议）。因此，我认为，改革问题的根源应该集中在那个时期。而那个时期影响决策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戈巴”一上台就祭起了这本改革一开始就被否定的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一个在职的总理，只当一届而下的绝无仅有，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其实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要让未当满两届的在任总理下台是非常难以操作的。历史将证明在那个时期肯定是出了重大问题。而且问题与这本书有关。实际上当年的总理其实也是一个好人，只不过是受了这“一个教父四个徒弟”忽悠了而已。这便使我们联想起了赵本山和他的徒弟们的勾当。
此书本应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光辉”的得意之作，但是，过去我们可以在“超星图书馆”上查到，但五年前，此书确被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超星上给撤了下来，网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了），如果你看看这本书相信你会同意我将这个作为误国精英金金字塔上的前五名。
至于厉以宁，他确实对中国改革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十三大理论研讨班上，他在给我等讲演的时候，就认为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认为中国领导者生病了：“一是犯了老年痴呆症，二是得了小儿麻痹症。”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决策民主化，提出了股份化制度的十大意义（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大谈“经济人”理论“科斯定理”那一套。在一千多人有大教室里，在他在快结束演讲时，他无不煽情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我们只是呈先启后的一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将诞生在你们中间。”想当年，我等20多岁的青年，激动得热泪横溢，手掌都鼓痛了。三十年来，他也还是一直在吹捧资本主义股份制。97年左右又对创新理论感兴趣起来，说实话，他的许多书我也还是比较认真的读过，那一段时间已经不像“十三大”时那样张狂了。在关于讨论“熊彼得的创新理论”问题上，他也还是有一些真实见解的。但是他的什么“杀富济不了贫”；什么老大老二论：“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什么“腐败不但可以摧毁旧体制，而且可以建立一个新体制”；“腐败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那么严重了”；“提倡二房政策”；“市场经济应该也必须把教育当作一门产业来办”；“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种值得欣喜的事情”，什么全国3000万老工人要为改制做出牺牲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国有企业冰棍论”等等。实在是祸国殃民。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如果没有人听他的，也就说如果他这这些理论，没有进入决策，那他的议论就没有什么作用。责任明显不在他，也就是说他“谋”，还要有人“断”，误国才能完成。我认为《中国不高兴》所指的厉以宁应该是一只死老虎，我甚至建议不要将他列为误国精英前五名中（并非本人念他有一日之师的情况，而是真的后面还有更值得列入前五名的精英）。
三、疑似误国精英排行论证（从第五名起）
如果有人认为把这五人团队推上误国精英有意见，或是看完本文后认为老夫排行不当，请指正，说出理由立即更正。（以当下流行的提名方式从第五名开始）
第五名：吴市场是祸国殃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名议上的课题组组长，没有他，这个东西拿不上一定的地方去讨论。论理上说他不应该排在第五名，应该排头名。但是根据李向阳编著的《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介绍，吴市场其时已经58岁高龄，只是一个快退休的学者。让我们来看看一段资料：
“书末的简介中这样描述，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这部饱含郭树清等人心血的研究报告虽然有理有据，论据充分，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想还很有市场，他们的设计显得过于超前，所以并没有获得迅速反应和重视。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阁。”
“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资料来源《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这便是他“一届而下”的根本原因。我们还记得从“软作陆”开始后，便是“大下岗”，扬言要“勇踩地雷阵”，于是便有了“新三座大山”，什么“减员增效”、“住房私自有化”、“医改市场化”、“教改国际化”。一时间大江南北老百姓们把这几项精英忽悠的内容编成了这样的话：“国企改革砸了咱的碗，往房改革端了咱的窝；教育改革断了子孙的路；医疗改革要了咱的命。”
当时我们也有许多不解，总认为中国那么多智者，不可能出的是下策。而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可以看一段《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上的描述：“吴敬琏被经济理论界誉为“吴市场”，在社会上“爆炒”到了令人眩目的程度。在我未见到吴敬琏之前，老觉得他仿佛是高高地飘浮在半空中；当我见吴敬琏之后，却发现他清醒地站立在中国经济改革坚实的大地上。吴敬琏笑着对我们说：“从80年代起，我们这些人就都浮在上面了，号称著名经济学家；名声大，还有官职什么的。冷眼观察，我们这些富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现在看起来已经力不从心喽。也就是在你们这些记者眼里看还有些炒的价值。1983年开始，我是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的ABC。在耶鲁大学时，我身为教授却挤在一群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中去一起听课。我与世界学术界的那些前沿人物交往，我自认为我在理论上已达不到他们的那种水平了。但是他们的理论我还是能懂……”（资料来源《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
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半吊子的经济学家现炒现卖指导出来的东西（甚至在多种场合中，这几个学生都把这本书认定为他们自己的著作，不信可以查他们出版的著作简介。或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么多年靠“摸石头”前进的主要原因）。更有甚者，我们算一算这些人的年龄，可知他们那时也还只是一伙刚30来岁的孩子。其实我们都想不到，这个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基石实际上仅仅只有这么浅的基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出版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那么我们看看当时这几位精英在干什么呢？
楼继伟1950年12月24日生，1982年2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1988年4月到1988年9月 社科院成本价格室主任(正处)。时年38岁。
周小川１９４８年１月生，江苏宜兴人。在职研究生学历，１９８５年在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员。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时年40岁。
李剑阁（老朱秘书），1949年12月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通市。1984年12月到1988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时年41岁。
郭树清生于１９５６年８月，内蒙古人。１９８５年３月至１９８８年２月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同时在职攻读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间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先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等职，时年32岁。
这本书的出版按当时出版周期来说，至少是1987年完成稿子。这帮小子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可能还更早。很不幸，中国的改革大计其实并非“中国伟人们在掌舵”也就是说是计谋出于“一个快60的老头子带着四个30多岁的研究生搞出来的东西”。我并不排除青年人确有一些天才人物，虽然年少也能办大事，但我绝没有想到仅仅靠一两个书生意气的青年，就把中国革命的命给革了。如何评价这些年，自有这些年的实践去检验。实际上中国成千上万下岗工人走上不归路与此书有着很大关系。
虽然中国学者写的书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书也并不是很多的。吴市场虽然可以上榜第一名，但他的学生大多不认为书真正是他写的。常常不著他的名，吴本人也常常在介绍他的学术著作时不提及本书。况且，吴老近几年来看，他还是比较有良心的学者，一是他常常教训他的这些个学生们，不要开“轮盘赌”、“不要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见1999年2月各报），近年来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存在重大错误，但他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不应该集体挨板子。”他的意思很明白，从这几年来看，中国经济学家是应该挨板子的，但不应该是集体而已。当然要挨板子正是需要如本文这样进行评估和排行以后才能公正的“论功行赏”。如此看来，吴老应该算还有一些良心的。本人认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故只能排第五位。
认真研究这四个徒弟，有一个现象，年纪越大越低调。排行榜只从年龄从大到小排行就很合适（如认为不合适的，可以议论，咱再改）
有人会问，你怎么只抓住一个课题组就不放，是不是你只是井底之蛙没有看到其他人？其实我同意张宏良老师的意见，误国以金融业误国精英为最。而这四个人都与金融业有关。
李剑阁，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董事长。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由摩根士丹利与建设银行合资建立，是由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和公司基于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注册资本为1.25亿美元。2003年，国有银行改革之后，中金公司的主要大股东(持有43.35%)，由原建设银行转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全资控股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建银投资)。其在金融海啸时的失误（？）损失了多少，大家都知道。周小川、楼继伟职务和所干的事谁都知道，也不用多说。郭树清是最年纪最小的一个（显然应该是误国精英的冠军）。42岁时，体改委撤消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分管外资和金融。2001年起，郭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同以上几位一样写过很多书。被定义为“学者型官员”。并且，他们都是原国家体改委的人，曾经对中国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关于李、周、楼、郭为什么要提名疑似误国呢？因为金融海啸，中国金融业是重灾区，熟悉中国金融界险情，为中国金融安全担心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多少错误（失误）。每个人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记还是其次，严重的是对中国金融业安全造成的损失恐怕难以计算。如有怀疑，请查张宏良先生的统计资料（其实我希望那些统计数据是假的，因为太使人伤心了）。相信多数学者都会同意我的意见。
可能有人会说你有没有证据呢？其实不用证据，我们应该有办法，一是我们可以使用证据倒置的方式，如他们没有误国（卖国）只要主动将自己财产公布一下即可。二是对这些疑似卖国的人我们可以终身监察他们全家的消费。如果认为不公，谁请你站在“瓜田李下”呢。想必我们这些中国老百姓还是讲理的。如果损失了中国老百姓如此众多的血汗钱，不拍身上，亮亮腰包恐怕老百姓一万年都不会相信没有卖国。他们若是一不愿自觉公布财产，二不愿意受人民监督，那你又怎么能消除别人对你的怀疑呢？
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他们应该有多少钱呢？记得当年我们给郭算了一个帐（其他几个也差不多）。
号称“改革少帅”的郭某，从1982年毕业参加工作，85年工资改革，每月不过60余元工资，85年后他的工资不会超过200元，85年到92年成为助理研究员，其工资每月大约150余元（还是按副处级最高一等算），92年后实行新工资制度，他的工资是助理研究员，副司长，工资不过400余元，到96年后涨工资不过700至800元之间，1996年到2001年他到外汇管理局时，他的全部工资账面工资总额绝对不会超过10万元。而任建行董事长时年薪超过85万元，一年的工资就是中央领导们最高一级工资从49年至2008年的总和还要多（据按历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工资标准计算共为76万元。）
我们一方面要算他“正常”收入，同时也要算算他们是否超除了他们的“正常”收入。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们错了，我们愿意向他们赔礼道欠。
我们前面讨论了第五名，现在我们要确定谁是头榜上榜者呢？笔者过去除与楼、郭常有一会之缘，一席之交外，周、李都未有交道。他们的书也看得少，楼虽然写有著作但也大多没有看过，从他的为人来说也比较和气，大有温文恭俭让的风度。对我等小人物也还比较礼贤下仕的。96年随行香港时，许多时候待我等也还不薄，也深受感动。但投资“黑石”之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失误还是受人协迫不得而知（当然也不排出是高人出的高招也未可知），但笔者认为终究是大错。这三人要排座次其实不难也无用争论。
但要让郭少帅上头榜，当然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否则不能服人。其实郭帅要上头榜证据是充分的。从人品来说与楼相反，完全是一副刚愎自用有样子，每次不管是理论务虚会，还工作务实会，记得他都是“开会常迟到，讲话要优先”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全然一个典型的“华威先生”。完全视当地人为草介，与当年39岁在贵州当书记的胡总在贵州时的礼贤下士有天壤之别（直至今天，二十多年来胡总还是喜欢带他的贵州秘书。在贵州时，常常与叶小文等一干青年团的小字辈打成一遍）。
我认为“走资改”少帅要上头榜的原因至少有如下这些方面：根据2008年09月28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时年不满30岁）、邱树芳和刘吉瑞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设计。国务院领导批示“有益无害”，下令在北京西山为楼继伟、郭树清、许美珍、王芹、李弘、刘吉瑞、邱树芳、宫著铭、贾和亭等年轻人安排了房子，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份《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 （见经济观察报，吴敬琏语）足见其功劳不容抹杀。但是这些个三十多岁的一帮助理研究员用两个月时间设计出的东西。若真是用于“第二次革命”伟大蓝图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理所当然，一出来就被老邓否定了。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老朱掌门后，竟然将其作为改革蓝图。我们不知道这是将“儿戏当改革，还是把改革当儿戏”，老朱在任五年在他们的忽悠下，做了四件事：砸碗、端窝、断路、要命，件件事都是穿老百姓心窝的事（这或许正是一届而下的原因，今后历史将会证明）。新的“三座大山”即形成于此时。而“新三座大山”的始作俑者是谁呢。虽然中国自认精英的人大有人在，但许多人并没有决策操作权。而他则不一样，从理论到实践完全是“少帅”一手完成的。可以认为中国房改、医改、教改都是是他一手完成的，一是看看他在贵州期间的多次讲话（讲话大多出了书的，查起来十分方便），再查查他的《改革攻尖的思考》这一著作，任何人都应该不会有异义了（容附语录于后）。
在中国多数人并不知道，误国害民的中国房改方案实其原本是发端于贵阳市的。中央解散了体改委后（中国体改委为什么解散？这个历史之谜或许还需要一些年头才能真相大白）“少帅”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难以实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贵州推销，当时该省人大、政协60多名委员联名反对，于是便以副省长的名义将方案拿到贵阳试点（可以查贵阳方案出台时间）。贵阳市的头们不知是碍于“下级服从上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推行了现行房改方案。这就是后来的所谓“贵州模式”。 曾几何时，中国一些激进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住房制度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种观点，近年来渐渐地被实践证明完全是痴人说梦。这种提法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 郭某隐瞒贵州民众强烈反对的真相，将“贵州模式”在各种场合吹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国众多省市欲来贵州取经。但许多省来人到贵州考察之后，发现与其吹虚的大相径庭。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与民谋皮”且影响安定团结的“苛政”，断不可学（后来证明贵州房改模式确实没有任何一个省敢于效仿）。房改伟大胜利“顺利实施了，全国推开，顺利实施了做房商品化，乐了房地产商，气死了不少老百姓。这个模式的实施也使贵州人民叫苦不叠。许多人曾找当时腐败书记刘芳仁申诉，刘芳仁也曾拟过问此事，郭某知情后，虽然天天见面，但还采用写信方式告诉刘，房改方案大有来头，是老朱的意思，并附有给老朱写信的复印件。其时刘芳仁案情虽未败露，但自知是“夹屎狗”，只好收声了。贵州老百姓也沉默了。
从实施这种被老百姓称为“祸弊化”房改方案出现以来，不但给贵州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在全国也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影响。虽然“住房是新经济增长点”的房改观点已经被否定，但其留下的后遗症确是致命的。
回过头来看十年房改，其恶果早已被实践证明了其荒唐性。 面对今天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10年以来的现状，回首十年来的历程，再看看今天不断攀升的房价，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其改革方案的失误（其实从改革一开始我们对房改的认识就是错误的，比如说“从福利分房到货币分房”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试问，中国何时有过福利分房？？？？当时只不过是用福利的形式按排租房。从来没有说单位分的房子是个人拥有的。）也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近年两会上，住房改革设计始作俑者郭树清也承认“十年住房制度改革教训深刻”）。从当年来看，一则于老百姓来说，由于多年的低工资，还将所剩无几的工资全部一夜间填进深坑；从政府角度看，当年各类人员为解决住房问题，对政府增加工资的压力和呼声增大，政府则不得不多次提高、增加工资。从今天看，政府过去将公有住房产权廉价卖给职工，那点钱早已不管用了，况且那些钱怎么用的已经是前几届政府的事了。如果今天需再赎回单位公房，则需花数倍的价格还未必能赎回。对于房改造成的灾难性恶果，可以说使得党和政府进退两难。虽然2007年下半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六大措施，但是，即使是从现在起改弦更张，调整土地审批政策、重新制定住房标准、落实廉租房制度，要改善住房问题也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有所缓解（同时，由于解困廉租房（贵阳市定价每平米750元）对于房开商来说，他未必高兴与政府合作。以至于未必不会成为政府一厢情愿的愿望）可以说这些政策可能于老百姓来说只是“画饼充饥”。
从以上情况来看，显然中国房改从定位到实施都是错误的。我注意到当年朱总上任是把住房作为经济增长点，但到他五年后离任时却只字未提这方面的功劳。今天，我们看到了医改已经从市场化的道路改到了公益性的公共产品的指向，虽然还不能说三座大山倒了一座，从趋势来看其他两座大山也应该快了。笔者从十七大的“五有”看，房改的回归应该不远了。按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教育改革也有回头的意思。下岗问题近年大家都知道，本届政府反而是要求“保岗求稳”。应该说“新三座大山”在科学发展观的强震下，应该说倒掉是有希望的。
由此观三十年，除了那五年和几个精英的忽悠，总体来说还应该是好的时候是多数。其实我不同意中国“极左”人仕的观点，认为建国后三十年如何如何。要整体否定三十年改革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任何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树敌过多?）。再说老邓也还是有他的原则的，从他不同意老帅、少帅们的“整体设计”方案就可看出，他是不同意“踩这些地雷”的。1985年3月7日，他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作过调查，在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中国老百姓还是很高兴的。其实要害不在于三十年有没有成就，而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的过程中，我们的“双赢”结果，资本主义赢了什么，我们赢了什么，比较起来值不值才是关键。
这使我想起，控制论维纳先生说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他朋友处见到了一个从印度带回来的“猴掌”，朋友告诉他，它可以给拥有它的人实现三个要求或是愿望。并告诉他虽然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但以前拥有它的几个人每一个都不得善终。故他不敢向“猴掌”提要求。于是这个人要朋友将“猴掌”转送给他。他得到“猴掌”后，回到家便向“猴掌”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请给我2500美元。话刚落音便响起了敲门声，有人给他送来了2500美元——他儿子阵亡的抚恤金。于是他伤心地对”猴掌”提出了第二个要求，我要我的儿子回来。到了晚上他几子的灵魂回到家中又哭又叫。一家人不得安宁，于是他又向“猴掌”提出了第三个要求，请让我儿子的灵魂安息吧。于是他儿子的灵魂离开了他的家。维纳先生总结说，有时候，我们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有时候我们从表面上得到了我们所要的东西，但我们所得的东西远远不值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只有从这样的意义上来探讨才有些意义。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从十六大以来，许多苛政正在被改变。科学发展观正在抚平中国民众的创伤。
如果大家还认为他够不上头榜，请看所附语录。（如还不认可，我们还可再议议他推行国有银行股份化的严重后果（请看郎咸平先生对中国国有银行不应、不该股份化的议论）
附：关于房改问题我们再看看“走资改”少帅在《改革攻尖的思考》和《1996年-1998的经济和政策》著作中如何说的：
“住房支出在职工生活费支出中的比重和改革前相比几乎没的提高，许多城市甚至还有所下降，租金和售价合理化的最大障碍常常被归结为“缺乏承受能力”，实质问题是，国有单位职工的工资中长期以来不包含全部住房费用。即使工资中原来包含的那一部分住房费用，由于租金不能随着物价和工资的上升而调整，个人实际负担的比重越来越低，也没有完全被用于住房支出。 ”
“包括职工第二职业收入、单位以各种名义发放钱物、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了倒买倒卖活动的收入，等等。有些收入不合理但是合法，有些收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属于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这些非工资性收入比工资性收入增长得更快，成为职工总收入过快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在职工总收入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按照上述基本思路，租金价格提到合理水平可以很快做到，除去给公有部门职工折扣优惠之后，实际回收的现金流量可能达到合理价格的一半左右（各地可适当有所差异），住房资金进入良性循环已没有问题，其他过去不公平分配遗留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矫正，国家不需要增加任何新的投入，企业亦如此，房改难点即可攻破。”
“历史地考虑住房分配关系，同时把握“暗补”和“明补”，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我们就不会再纠缠于“承受能力”的问题上。
“现有公房近30亿平方米，按重置价，至少在3万亿元左右。抱着这么大一块实实在在的资产，却在说房改承受能力太低，岂不可笑？ ”
“房改步履蹒跚，最大的障碍是所谓‘没有存受能力’。这是一个蒙蔽我们多年的认识误区，实际上我们有多少实物房屋和建设规模，我们就有多大承受能力。”（《1996年-1998的经济和政策》252页）看来，直到今天，还把拥有房屋和承受能力扯在一起。
“由于目前职工工龄是20年左右，所以按工作年限均摊，大体上是每人每年对应有1500元。这样工作40年的人有6万元。工作10年的有1.5万元，工作2年的有3000元分别记在帐户上，这个存量资产基金不能提取现金，只有一个用途，按规定的办法抵交购房款或抵交房租。假如一对夫妇工作30年，两人共有9万元记在帐上，当他们买一套80平方米的住宅，就可以只付3万元（1500*80-90000=30000）。”（《1996年-1998的经济和政策》253页）
“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提高租金和售房价格，回收资金，一年增加几个亿，没有问题。”
“在住房问题上，显然也存在这个问题。世界银行有的专家指出，在过去，工人的工资固然很低，但与此同时他们已经得到分配的住房和服务，这样二者可以抵消了。”
“但问题在于并非每个职工都能在同一时间分配到相同数量的住房。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的分配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到目前为止，住房的公平分配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也不可能解决，实际上这也是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
“房改要全社会统一推行，各城市方案根据当地情况，可有所不同。现在的公房虽然有单位、部门之分，但住房的人却早已多重交叉了，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可在不同行业工作，所以房改必须一起搞，否则社会有许多矛盾、漏洞，防不胜防。
“政府机关，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办事员，最好都能一起参加房放。无非是将暗翻明的补贴（即“存量资产公积金”）差别拉到合理水平而已。从总体情况看，我国政府官员（包括高级官员）的实际住房水平与一般职工的差别并不比其他国家大。越南房改一步到位，租金提高数十倍，补贴返还不按工资平均比例搞，考虑了各种合理差别，社会完全接受。”
还说：“房改提租和出售就是典型的例子，反反复复，步履艰难，困难总是被归结为收入水平低、承受能力差，这是错觉，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仅仅是实物分配转变为货币分配，并不减少职工的收入。”
“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提高租金和售房价格，回收资金，一年增加几个亿，没有问题。”
“所谓高收入者高价，中低收入者低价，既无道理也难操作。长期允许标准价而且要限制出售是根本做不到的，结果只能促进“黑市”或“灰市”的繁荣。”
“一个市长的工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两倍，但是市长得到的住房可能是一个普通工人的4倍，当统一提租并按工资一定比例发放补贴后，对这个普通工人来说可能增支和增收正好相等，而市长却要另外再净增加支出一大块。又如在售房方面，尽管有地方和单位的不同，有种种优惠，但对住在同一类房屋里的住户是几乎没有区别的，工作了几十年的职工和刚刚就业的职工，权益基本相等，这正是世界银行官员所坚决不赞成的。由于不能区别不同人群，所以无论是提租还是售房，我们只能按所谓最低承受能力水平来设计，这是典型的“木桶效应”
“按成本价、标准价购房的职工离退休后，家庭生活发生困难的，可将所购住房抵押给原售房单位或其所属的住房资金管理分中心，并按届时其家庭收入低于全市中等家庭生活费支出的部分，按月从抵押中支取生活费。抵押人及其配偶辞世后，抵押权人方可按有关规定处置住房。抵押金支付生活费不足的，不足部分由抵押权人补发；有剩余的，按抵押人遗嘱处理。”
“租售回收资金应由政府统一归集、管理和运用。除用于现期必要的维修管理支出之外，其余部分必须用于新住宅建设。按市场经济的方向要求，企业和单位今后要把房管权责分离出来，一步做不到完全脱钩，也要保证资金的集中使用，不能继续承认企业和单位的所有权。”
“因为建设住宅靠银行增加贷款是十分困难的，而房改可以把居民储蓄动员出来，直接转移到住宅建设，这又不减少银行的信贷规模，是非常划算的。”
鉴于篇幅，《改革攻尖的思考》一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教育产业化”、“保障社会化”、“国有资产流失合理化”等等极其荒谬的错误观点不胜枚举，容后另文再议。若认为排行不当请指正，并请往下排，将这些误国精英都放在聚光灯下。
再附网上一篇声讨误国精英的奇文共赏。
《讨逆檄文》
芸芸众生，失德则泠；烝烝灵息，无仪则獍。人有温热，天有暗明；荣于善行，耻于恶名。富坐金山，不仁劣性；贫居寒窟，德守温情。当思泽东系民，一统德道盛兴。拭目今日，邪恶横行；法不能畅，制不得清；老无所养，少入窘境。不守节操，淫乱成性。食民之不敢食，饮人所未尝饮，嫖稀少之年龄，赌大笔之数额，包别墅之娇伶。弃德之昭明，抛心之魂灵，阳为人之形状，阴则阿谀后庭。登堂妒忌，官位争相沽名；入室纷争，以讨蛾眉高兴；谗语掩杀，对手怏怏无命。怂恿污流，演义肮脏之风；金钱万能，可以不要魂灵。为钱，卖笑纵情；为钱，抛却亲情；为钱，放弃爱情；为钱，丧尽人性；为钱，远离友情。如今神人共怒，天地更所不容。犹有暗藏祸心，妄想天崩。以达乱中取胜，饱囊别宫。国之蝥虫，祸害已成；民之贼子，何其求成？噫嘻！国人幡然悟醒，独尊悠久孔孟。柳丝飘拂，觉春来之绿生；荷珠映彩，喜夏花之幽净。
愚一介布衣，无所适名。谨奉党之宗旨，循泽东之志，演仲尼之遗风，气冲云天，立志长缨，顺乎民心，爰举义旗，吁呼之诚，竭尽所能，但求清风，呼唤道德，呐喊人性！
复苏复苏兮，道德！回归回归兮，人性！
牵衽散人金学孟感慨于丙戌秋
2009/04/08
吴敬琏“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方略与智慧
：司马无痕 文章发于： 点击数：1840 更新时间：2010-4-3
吴敬琏 “和平演变” 中国经济的方略与智慧
在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的今天，中国经济“和平演变”的图谋广泛地受到了阻击。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住房、医疗、教育的泛市场化改革受到了全面质疑和阻击。实行了十年的生产型“增值税”在09年已被叫停，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鲜为人知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曾经是吴敬琏经济“和平演变”的暗渡陈仓的重要“突破口”。笔者在生产型“增值税”开始推行之时，就大惑不解，但笔者毕竟不是税收方面的专门研究者。但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生产型“增值税”发展，终于在09年看到了这种祸国殃民的生产型“增值税”被党中央叫停了。（文后将附近些年来专家们控诉生产型“增值税”推行的灾难性后果）。
一、吴敬琏“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方略
吴敬琏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不知何故此书多年前已从各种电子图书馆——如超星，中撤除，在各种场合也绝少再提此书，但笔者手中目前尚保存此书扫描电子版，若有需要，可提供讨论。）中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或某些战时经济在朝向商品经济的改革的逆转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生政治上权力变化，这里且存而不论。另一种是“和平演变式”的逆转。”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吴敬琏、周小川等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76页，本文所有引摘均出自此版并作认真校对，该书编者说明，本板除增加周小川两篇文章和楼继伟一篇文章外未作任何修改）。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就是这样一部如何“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总体设计。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说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是“摸石头过河”，其实辩证地看不全是，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在邓小平同志把关的时代，虽然有走资本主义的呼声，但公有制的主体没有动摇，他的改革底线是不出千万富翁和两极分划。“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占主导地位。说前十年是“摸石头过河”还有些可信。因为吴敬琏的旨在“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被老邓否定并“搁置一旁”。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出版过两个版本，第一版是1988年版，其出版背景如本书后记所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形成于1987年底。 当时，继1986年底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方案被搁置一旁，改革战略从配套改革转向以企业改革为突破口的思路。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主张整体改革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战略转变”的方向是不正确的，他们希望将1984—1987年期间所写的方案、经验总结和理论文章出版发表，以期把整体改革派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介绍给更多关注我国经济改革事业的人。”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511页）
改革的前十年“走资改”并没有市场。老吴“和平演变”的纲领的启用是改革十年之后的事。根据《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介绍“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
一般而言，作为社科研究者来说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任由你书中有多少谬论，如果不形成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都是有限的。要命的是这些具有重大政治错误的研究成果一旦形成政策，那将是致命的。从现在我们才明白当年为什么要搞“三讲”。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其实讲政治就是针对热心于“砸碗、端窝、断路、要命”踩“地雷”的“锅巴”，这正是他一届而下的应有结果。党的十六大以后，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党中央一直是在努力做“转折”的工作。因此，其实本人对两个“三十年”的划分并不赞成。
老吴说改革是“摸石头”摸过来的，那就肯定是在忽倏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开宗明义就是要设计一套整体的，系统的中国经济 “和平演变”纲领。其内容包括“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的整体的“和平演变”纲领。而绝非是根据现实情况 “摸”出来的。如果说“摸石头过河”能够成功完成“走资改”，那无异于是说“猴子在打字机上跳出了一部莎士比亚”。 他所谓“摸石头”的说法不过是掩盖有预谋复辟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主动性图谋。
我们知道要，完成中国经济的“和平演变”并非一个领导人的讲话，一个纲领、一句口号、一个设计就可以完成的。没有党内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思潮的支持和拥护的“内因”，“石头”也是不会孵出小鸡来的。笔者在体制内与改革同行近三十年，深知只有口号，而没有方案，没有纲领，没有战略目标、方针、原则、步骤、战略突破口永远都只是空中楼阁。我们不能想象，一句口号、一个谈话就能将“旧灯换了新灯”？“锅巴”没有那些背后的“司爷”及其手下的操作，鸡蛋也孵不出小鸡的。吴敬琏充当的正是这样一个“外因”的角色。由于他在战略选择上的智慧，导致中国经济“和平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完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这个“司爷”及走卒是如何成功把我们给忽倏了的呢？
一是战略选择高妙：吴敬琏们深知从理论上讲“政治权力变化”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路线的捷径，但是吴老深知在社会主义中国办不到，他们巧地选择了经济“和平演变”的方式。显然，他们选对了战略措施。这是一条极为稳妥的妙计（或阴招）。
有人提到这样的“和平演变”方式容易发生逆转。吴老胸有成竹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改革发生逆转，也不会回到与原先一模一样的状况。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人们的追求利润的动机会普遍增强。行政官员也难于免俗。而一旦强化行政分配，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水平回不到原有的状态，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等渎职腐败行为却会急剧增加。整个经济在退向旧体制的同时。会或多或少地滑向腐败的官僚经济，给日后再度改革增添严重的障碍。” （《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第77页）
吴敬琏们改革的设计绝不是“头痛医头，脚步痛医”脚的“摸石头”，而是从整体的“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的整体联动改革。如果说是“摸石头”摸不着，还可以退回来，而吴大师却是给我国经济的“和平演变”设计的路却是一条“不归路”。显然他完全知道我们今天会进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的。
二是战略步骤稳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与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987年时，吴大师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只是顺利通过了制造舆论、发动群众和使新体制的某些要素在国民经济中试行的发动阶段，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轨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第4页）。“制造舆论、发动群众”还不够，于是“资改派”抛出了忽倏人的“初级阶段论”、 “补市场经济课论”、“二次革命论”等为“走资改”大造舆论。
回想那段时间，正是笔者20来岁血气方刚的年代，有幸晋京聆听厉、吴等大师们的“发动”。当时确实是热血沸腾。与厉大师不同的是吴大师总是娓娓道来，不像厉大师一开口就是“政府得了老年痴呆症”、“国企得了小儿麻痹症”，从而高调推销他的“股份化”方略。而吴大师只是大讲市场经济的美好图景，但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后，数千万国有企业工人要下岗；国有资产会大规模流失，资本家开的工厂除了榨取你的血汗外，不再有学校、医院、不再为你提供住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代会、工会，你要争取权利，就得在权利和失业间作选择。资本家如何可以通过税收巨大的漏洞偷税漏税，如何通过股份化将国有资产化为私有，如何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掠夺人民的财产，如何通过金融、贸易将劳动者的血汗输送到洋主子手里去，从而分得一杯羮。你的儿子、孙子，需要你一家三代人的一生积储才有房住。你的儿子、孙子需要高额学费才能上大学等等。你得了重病只能提前送终。
记得一个名人说过，骗子往往只给你描绘你将可能得到的，他永远不会给你讲你将失去的。正如维纳给我们讲的关于“猴掌”的故事，它可以给你带来2500美元，但条件是你儿子的生命。想当年在“十三大”以后的一段时间，老吴上窜下跳，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制造了多少舆论，大家都清楚。显然“吴市场”不是浪得虚名的。什么“计划经济”如何僵化、“初级阶段”需要用市场经济补资本主义的课。
回首当年，他为什么要造舆论、发动群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是战略目标明确：吴大师的整体设计对“和平演变”作了长期、中期、短期规划。详见《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中“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各章。
四是突破口选择出人预料。在《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实行增值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章节中他指出：“通过这一税制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外贸占国民经济比重大的国家的主要目的，即在进出口的国内税收制度上与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如欧洲共同体国家)衔接起来。在外贸体制改革中，要想真正取得这一方面的好处，就必须把这一税制改革与汇率政策、国内价格改革和外贸企业化经营结合起来。如果实现了这种同步配套的改革，实行出口退税、进口复征的增值税，对促进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处是十分巨大的。”从这段看起来很美的话，我们仿佛看到了增值税的巨大前景和好处。但实际实行增值税后，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抵扣凭证多样化，缺乏规范性，增加了管理难度。抵扣凭证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还有运输发票和农副产品及废旧物品的收购凭证等。由于这些交易对象主要为农户和个体劳动者，大多采用现金交易方式，收购凭证由收购方随意填写，稽查无据。造成企业虚报抵扣、重复抵扣等。
二是抵扣税款以时间划分不能体现销项税与进项税额配比抵扣原则，导致大量企业尤其是商业企业利用抵扣时间大做文章，达到长期挤占应缴税款、延期纳税的目的。
三是我国现行增值税是采用凭票扣税的办法计税的，因此增值税源能否有效控制，关键在于凭票扣税中的"票"能否如实反映经济活动，以票管税只局限于票面审核，而票面所反映的经济内容的真实性难以控制，从而造成"票"的含金量高，不法分子不惜铤而走险，采用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以达到偷逃税的目的。
不少“皮包公司”的结论则是：“比抢银行还便利”。（我们只要在网上查一查，增值税犯罪触目惊心，从最近的情况看，仅一个长虹“通过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形成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至少在20亿元以上。”（北京晨报）
1995年山东研究者王仲礼就指出：“从我们已破获的利用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案件来看，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都有。抢银行都达不到那么高的数额。再看难易程度，由于购进扣税法，见发票就可以抵扣税，凭发票可退税，有的开个皮包公司不用生产，只开发票就来钱。）（全文详见附件1）。十多年来，利用增值税发票鲸吞国有资产的数量大得惊人。这也就是十余年来我国亿万富翁奇迹般增长的原因之一。反观十年增值税推行以来，它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税制的改革，而是吴敬琏推行经济“和平演变”的重大配套措施。可以说中国私有制企业大多有偷税漏税的原罪。
二、“和平演变”的“突破口”选择有“暗渡陈仓”之效
当然有人会说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出现今天的现状或许是吴敬琏们始料未及的。实际上关于“增值税”开征将会产生的风险他是知道的。就在他的团队中，在《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书中由刘力群、石小敏执笔的“税制改革的反思”部分就指出了增值税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流转税改革的方向，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从目前现实的无论哪个角度看，近期上马增值税都是既无条件，又不急需的。根据国际经验，我国要改行增值税，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实行增值税的产品价格要改为自由价，而现在是双轨制，真正放开的价格并不多。第二，税率要较大幅度降低并规范化为三至五个档次。而我国目前的增值税率是要按原产品税率换算的，税率既高，档次又多(现行产品税率档次有20～30种)，使扣除法与外贸退税都无法实行，这样，深加工产品税负重的问题就仍未解决。第三，财会制度与征税技术也要大改。目前，我国企业财务帐户上生产、生活、福利等项支出混帐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若用加法计征增值税则应税额偷漏太多，而用减法却又太繁杂。此外，改行增值税一般是与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完全联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是因为当外贸自由化后，出口产品不能再靠财政明补贴，须以出口退税代替；而进口产品也不能再靠高关税限制，只有用国内的增值税顶住；当外贸进一步自由化后，进口产品的品种、渠道大增，即使遍地设关也难防偷税漏税，只有靠增值税的扣税法来查补关税。”同时还指出：“如若一味急于上马，所换得的增值税就难免徒具其名，实际上还是产品税，费力不小但问题依旧，还会造成更多的偷漏。据有人估算，去年，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仅机械产品增值税的偷漏额就达几十亿元。在流转税改革上退步固守不好，在增值税改革上急于求成同样是有害的。” （《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160页）
但是吴大师更有棋高一招的看法，他在文中指出：“这项改革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决不能把实行增值税单纯看作是税制改革，而应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综合设计，配套出台，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186页）同时还指出：“对推行增值税所引起的利益调整及其对实行增值税的阻力，应有所准备。一方面，应让企业报告利益调整的情况，对利益损失较大者应采取过渡性补救措施；另一方面，对利益受损者的反对应有思想准备，以便顶住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180页）他所言的预期效果显然就是中国经济的“和平演变”，他不是不知道增值税的危害，而是为了推行“和平演变”， 增值税的推行不可或缺。增值税的推行全面垫定了中国私自有化的强大基础。
从今天来看，除了上属弊端外，就我国税收改革发展来看，专家们还普遍认为：生产型增值税弊端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它切断了增值税的征收链条，不能彻底消除重复征税，有悖于增值税建立的初衷。二是它不利于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悖于我国的产业政策。三是它阻碍了征税范围的扩大，不利于增值税的完善。四是使增值税的发票交叉审计功能弱化，增加了征管难度，使税源流失难以控制。
从“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的整体联动的“走资改”整体设计来看，仅仅是一个“增值税”的推行，就给我国的“走社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他也从来没有讳言他的“和平演变”就是要走资本主义，就是要“革”公有制的命。他在书中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它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好处不象“打土豪分田地”那样直接和明显。同时由于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不能不引起一定的社会矛盾和困难。目前已有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措施。” （《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39页）。“资改派”之所以将“改革”定性为“第二次革命”实际上他们想“革”的就是“革命”的命。关于什么是革命，我想毛泽东同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把改革称为“革命”其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私有制替代社会主义公有制。
显然，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而非我们所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完善的“改革”。我们今天说要用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是指用社会主义改革方式，否定“走资改”的改革。这当然不是走回头路，因为改革过程中并非没有我们和“资改派”的斗争，在“走社改”和“走资改”在博弈中，多数时候是在前进的，只能说我们在 “走资改”的牵牵制下中走了一些弯路。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去。由于“资改派”给我们设计的是一条“不归路”，需要较大的能量阻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贯性。这当然需要时间。回头路我们当然是不会走，比如已经停止的执行的部分“出口退税”、生产型“增值税”的转型等当然不会再走回去。当然，我们的任重道远，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还会继续忽倏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由于本人精力、水平有限，希望乌有能对《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在“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进行全面揭批。
2020年4月2日
附录1
完善增值税几个问题的研究——关于增值税征税对象
王仲礼
摘要： 增值税是中性税种。但世界各国大都没有实施中性的增值税。其实质是对增值税的扭曲。特别是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扭曲得更严重。消费型增值税也不是中性的，抵扣税过多，其实是对设备投资的鼓励措施。本文试图探索增值税的实质，以找到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增值税、研究
增值税就是对增值额征税。所以能够做到"道道征税,税不重征"。这就是增值税的生命力之所在。怎么能保证做到对新增加的价值征税呢?起码要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纳税人必须是全面的,就是只要是属于增值税"链条"上的纳税人,都必须缴纳增值税;二是税率必须是单一的；三是征税对象必须是真正的增值额。这里先仅就第三点进行探讨。如果增值额不是新增加的价值,那么,这个增值税则被扭曲。增值额中包含的非新增加价值的成份越多,则扭曲程度越严重。例如，税率为单一税率17%，商品价格为200元，其中增值额为100元，另100元就是非增值额了。对商品征收纯增值税，增值税额应该是:100元×17%=17元。如果该商品增值额中含10元的非增值额成份，增值税额则是110元×17%=18.7元。如果增值额中包含全部非增值额成份，增值税就是200元×17%=34元，这实质就是对商品征收产品税，而不是征收增值税。相反，如果计税依据少于100元，那也不是对新增加的价值征税。如果少到净利润的程度，则是对所得征税。那么，这个增值税就又变成了所得税。所以，从道理上讲，我们既然选择了增值税，抛弃了产品税，后面还要征收所得税，就应该把我国的增值税政策目标定在对真正的增值额--新增加的价值征税上。
我国增值税的计算公式是: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这只在当期进销项相匹配、税率单一时，才会符合增值税原理。例如，税率为17%，销售额200元，销售额包含的购进货物及劳务100元。用扣额法计算，应纳税额=(200元一100元)× 17%=17元。用扣税法计算：应纳税额=200元×17%-100元×17%=17元。如果税率不是单一的，则必然造成人为扭曲。用扣额法就无法计算。如果进项税率为13%，销项税率为17%，用扣税法计算:应纳税额=200元×17%-100元×13%=21元。同样的增值额，该纳税人多纳税4元。深入分析，B纳税人从A纳税人购入的这l00元货物，尽管A纳税人确是纳了13无的增值税，但这100元的货物转移到B纳税人那200元商品中是要用17%税率来计算的；同是这100元的货物，在A纳税人那里是13元增值税，而在B纳税的这里则要纳17元的税。这4元钱的增值税款实质是补纳的。同理，如果在A纳税人那里免税，则在B纳税人这里要全部补上。如果税率相反，则B纳税人就可得到17元钱或4元钱的退税。国家给A纳税人免的税或减的税，要B纳税人补缴，道理上能讲通吗?在实践中，有时矛盾被掩盖，但有时就很突出。如销售购进的免税品、用收购的废品生产的商品销售、运费抵扣7%，购进免税农产品抵扣13%等等。根本解决以上问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选择单一税率；二是多税率时，进项扣除率采用销项税率。
我国增值税采用的是购进扣税法。诚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从增值税的原理上来分析，购进扣税法有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不匹配的弊端。并且把国家征多少税，在什么时间征税的权力交给了纳税人，与税收的根本原则相悖。本来纳税人当期销售收人20万元，增值额10万元，税率为17%，按增值额计算应纳税1.7万元。而纳税人当期购进货物40万元，按购进扣税法，当期应纳税额=20万元×17%-40万元×17%=-3.4万元。纳税人实现增值额本来当期应纳税1.7万元，按购进扣税法，不但当期不用纳税，而且还有3.4万元的留抵税额。如果当期货物全部出口，则按原来的政策，该纳税人还可得到3.4万元的出口退税。这不难看出，购进扣税对增值税原理扭曲多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是对增值额征税，所以也就不是在征收增值税了。这也是我国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政策之初为什么退那多税，以致使国家财政承受不了的基本理论原因。
购进扣税造成的弊病很多：
首先，实行该税之初必然遇到期初库存货物进项税抵扣问题。因为税法规定购进货物就可以抵和税款，所以期初存货进项税额就应该允许抵扣。但国家财政绝对承受不了。就拿我们烟台市涉外税收来说，经过多次检查核实，到1995年3月底的核实数是全市期初存货分离税款2.17亿元。1993年全市涉外税收仅1.67亿元。1994年在没有允许按比例抵扣的情况下，实现增值税1.98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购进扣税法，当年不但没有增值税收入，国家还应该给纳税人退税0.19亿元。可见，购进扣税不但扭曲增值税原理，而且国家财政也难以承受。因此，国家只好决定期初存货分离税款五年摊销。这样的选择，既没有依据增值税原理，也没有依据购进扣税的政策。
其次，购进扣税，因为购进的权力完全在纳税人手里，所以实际上他就掌握了什么时候纳税、纳多少税的权力。我国对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税负高返还的政策。纳税人完全可以运用购进扣税的权力"制造"税负高，从而得到本不应得到的退还。举例说明:某纳税人如果按照正常的购销经营，税负与原缴纳的工商统一税税负齐平，这样五年税负高退还的政策对他来说没有实惠。他利用购进扣税可以最多"制造"三年的税负高退税。第一年配合使用期初存货分离税款不准抵扣的政策，该购进原材料等也不购进，进项税少，销售收入多，税负肯定要高，必然得到退税。第二年正相反，多购进，税负让它特低。
第三、五年重复第一年的做法。第四年重复第二年的做法。三年的税负高不就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了吗?更有甚者，本来税负低的企业，也可以如法"制造"出税负高来。可见购进扣税的弊端是何等严重。不仅如此，纳税人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出"零申报"、"负数申报"。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征税机关毫无办法。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再其次，购进扣税，进销不匹配，既有内销又有外销的纳税人，外销部分相对应的进项税额要进成本，这部分税额是按照外销收入占全部销售收人的比例计算的，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本来一定数额销售收人中包含的进项税额是固定不变的，按以上比例来计算，不同月份的比例是不同的，所以税务机关不同时期对纳税人进行检查，就计算出不同的数额。
最后，购进扣税与发票扣税法相结合，还给一些不法之徒留下一个大漏洞，使其可以轻易攫取不义之财。(后面详谈)
从理论上讲，可供我们选择的不单单是购进扣税，还有实耗扣税。实耗扣税又可分为投入实耗扣税、产出实耗扣税和销售实耗扣税。按道理讲，销售实耗扣税，进项与销项最匹配。所以我们应选择销售实耗扣税法。据1995年第3期《国际税讯》载文称:俄罗斯就"采用实耗扣税法，即按库存货物拨付生产或销售部分计扣"。这样可以完全解决以上所述弊端。至于有人认为计算不够简便，这相对于采用购进扣税法的弊端是小问题。企业所得税那么复杂，全世界不是都在征收吗?如果把增值税的会计核算与企业所得税的会计核算结合起来；我们对增值税征收管理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也结合起来，采用销售扣税也费不了多少事。 专用发票问题是实行增值税以来一直困扰我们的最棘手问题。违法犯罪，屡屡发生，尽管开了杀戒，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征收管理中"假"的问题--假发票、真票假开、大头小尾……等等，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交叉稽核、建立防伪税控系统，采用计算机填开发票…… 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不能不使我们静下心来，进行理性思考，找出根源之所在，然后对症下药，以期药到病除。
任何经济犯罪，频繁发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赃物丰厚，攫取容易，"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以冒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是发现的概率低，受到的处罚轻。从我们已破获的利用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案件来看，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都有。抢银行都达不到那么高的数额。再看难易程度，由于购进扣税法，见发票就可以抵扣税，凭发票可退税，有的开个皮包公司不用生产，只开发票就来钱。在南方一份发票就可卖四千元，100份就是40万元。比走私贩毒容易多了。这从反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必须弱化专用发票的作用，不能购进就可以扣税。所谓弱化专用发票的作用，并不是要废除专用发票，彻底否定专用发票制度，而是把专用发票的作用弱化到普通发票差不多的程度，再结合销售扣税，绝对再不会出现失控现象。销售收人在一个企业里是一个有限的数目，其中包含的进项税额再大也不会超过销项税额。这是彻底解决专用发票犯罪问题的根本办法。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彻底解决征管中专用发票问题的有效办法。交叉稽核是个好办法，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但在我国这样的大国，全面进行交叉稽核，成本太大。采用抽查的方法，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韩国抽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也只占发票总额的40%。另外，还有些发票如农产品收购、废旧物资收购、运输等仍在机控以外，这里的漏洞很大。堵塞漏洞的根本办法是依靠法律的威摄力。威慑力来之于被查出的高比例和处罚的严厉，这点在我国正是薄弱环节。多年的实践已经让我们看清了，增值税发票问题太多。这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么仍购进凭票就可扣税，漏洞大开；要么弱化专用发票的作用，结合销售扣税，彻底堵死漏洞，以确保税款不白白流失!
附2：《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全文目录（第一版）
前言
·形势分析和整体设计·
·价格改革·
·财政、税收改革·
·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金融改革·
·计划、投资、物资体制改革·
·企业改革·
·外贸改革·
·改革与经济环境·
·经验总结和理论论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局势与选择──整体协调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几种实施构想
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
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
避免循环往复，争取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争取尽快地走出相持阶段，开创改革的新局面
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选择
价格改革的设想
对钢材价格改革和“石家庄经验”局限性的一点看法
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
改革财政体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设想
税制改革的反思与选择
实行增值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
关于各级政府职能与分层管理的思考
应避免继续走地方分权的道路
应适当推进金融改革
关于我国银行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设想
计划、物资、投资配合改革的原则设想
组建大型生产资料公司，加快形成生产资料统一市场
`微观改革中的企业家阶层与所有制问题
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及其对应的整体经济模式
现代化需要的企业家与企业家需要的改革
关于外贸体制改革及其外部配合关系的探讨
改善外贸调节体系的原则设想
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
反通货膨胀措施与经济体制改革进度的关系
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
我国经济体制现状和继续改革的方向
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与改革经验的研究
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
：吴敬琏、周小川等（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
出版：中国展望出版社 - 1988年一版
分类：F123.9
尺寸：19cm
书号：7-5050-0212-0
定价：$4.80
形态：462 页 - 40 章节
误国精英利用改革祸国殃民，历史要求再次拨乱反正
：华夏嫡孙 文章发于： 点击数：6611 更新时间：2009-10-10
一、误国精英
《中国不高兴》所提到的误国精英有：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马立诚、王蒙、王朔、李银河、周孝正。在网民中形成共识的误国精英有：“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杨卖光”、“张产权”、“周改钱”，这是民意的集中体现，客观上也没有委屈各位精英。
二、挖出祸国殃民的理论根源，对误国精英进行排列分析
谈到精英误国，应该作一个宏观上的分析。建国60年，精英将其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并不妥当，前后30年都应该再作细分，不能一棍子就扫荡了前三十年或后三十年，而且，这两个三十年中都应该有个“三七开”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改革还是受广大民众拥护的，八十年代初，对于农村的“万元户”、“专业户”，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也还是没有意见的。虽然中国学者写的书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学者书并不多。而后来真正祸害中国改革的书是那本《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许多人把改革的问题归于邓小平，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在当时（1988）被邓小平否定了。但是“中国戈巴”一上台就祭起了这本改革一开始就被否定的书。中国改革出现问题最多，最要命的是中国“戈巴五年”，三座大山就是从那时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改革发生问题的根源集中在那个时期，而那个时期影响决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此书堪称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光毁”的得意之作。
至于厉以宁，他虽然对中国改革影响极坏，特别是在十三大理论研讨班上，就认为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认为中国领导者生病了：“一是犯了老年痴呆症，二是得了小儿麻痹症。”提出了股份化制度的十大意义。大谈“经济人”理论“科斯定理”那一套。他的什么“杀富济不了贫”；什么“老大老二论”：“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什么“腐败不但可以摧毁旧体制，而且可以建立一个新体制”；“腐败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那么严重了”；“提倡二房政策”；“市场经济应该也必须把教育当作一门产业来办”；“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种值得欣喜的事情”，什么“全国3000万老工人要为改制做出牺牲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国有企业冰棍论”等等，实在是在为祸国殃民推波助澜，但要与“五人团”的整体设计相比，厉以宁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著者五人团才配登上误国精英排行旁的榜首。
在这个“五人团”内，虽然“吴市场”是祸国殃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名义上的课题组组长，没有他，这个东西当时根本拿不上一定的层面去讨论，但吴组长只能敬陪末座，郭少帅荣登榜首，其余三人不分先后：其一，据李向阳编著的《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介绍，吴市场其时已经58岁高龄，只是一个快退休的学者。——中国的改革大计其实出于“一个快60的老头子带着四个30多岁的研究生搞出来的东西”。如何评价这些人和东西，自有这些年的实践去检验，中国成千上万下岗工人走上不归路与此书有着很大关系。其二，据 张宏良 老师的统计，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误国以金融业误国精英为最，而那四个当年30多岁的研究生现在都与金融业有关。李剑阁，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董事长。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由摩根士丹利与建设银行合资建立，是由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和公司基于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注册资本为1.25亿美元。2003年，国有银行改革之后，中金公司的主要大股东(持有43.35%)，由原建设银行转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全资控股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建银投资)。其在金融海啸时的失误（？）损失了多少，大家都知道。周小川、楼xx职务和所干的事谁都知道，也不用多说。郭树清是最年纪最小的一个（显然应该是误国精英的冠军）。42岁时，体改委撤消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分管外资和金融。2001年起，郭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同以上几位一样写过很多书，被定义为“学者型官员”。他们都是原国家体改委的人，曾经对中国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因为经济危机，中国金融业成为重灾区，熟悉中国金融界险情，为中国金融安全担心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多少错误（失误），每个人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记还是其次，严重的是对中国金融业安全造成的损失恐怕难以计算。可能有人会说你有没有证据呢？其实不用证据，我们有办法，一是我们可以使用证据倒置的方式，如他们没有误国（卖国）只要主动将自己财产公布一下即可。二是对这些有卖国嫌疑的人我们可以终生监察他们全家的消费。如果认为不公，谁请你站在“瓜田李下”呢。想必我们这些中国老百姓还是讲理的。如果损失了中国老百姓如此众多的血汗钱，不拍身上只是亮亮腰包，恐怕老百姓一万年都不会相信他们没有卖国。他们若是一不愿自觉公布财产，二不愿意受人民监督，那你又怎么能消除别人对你的怀疑呢？又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他们应该有多少钱呢？号称“改革少帅”的郭，从1982年毕业参加工作，85年工资改革，每月不过60余元工资，85年后他的工资不会超过200元，85年到92年成为助理研究员，其工资每月大约150余元（还是按副处级最高一等算），92年后实行新工资制度，他的工资是助理研究员，副司长，工资不过400余元，到96年后涨工资不过700至800元之间，1996年到2001年他到外汇管理局时，他的全部工资账面工资总额绝对不会超过10万元。而任建行董事长时年薪超过85万元，一年的工资就是中央领导们最高一级工资从49年至2008年的总和还要多（据按历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工资标准计算共为76万元。）我们一方面要算他“正常”收入，同时也要算算他们的消费是否超除了他们的“正常”收入。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们错了，我们愿意向他们赔礼道歉。其三，郭少帅登榜首的证据很充分。据 2008年09月28日 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时年不满30岁）、邱树芳和刘吉瑞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设计。国务院领导批示“有益无害”，下令在北京西山为楼xx、郭树清、许美珍、王芹、李弘、刘吉瑞、邱树芳、宫著铭、贾和亭等年轻人安排了房子，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份《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这就是中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见 经济观察报，吴敬琏语）仅由此就足见郭某功劳最大，足以忝列精英误国的排行榜首。其四，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老朱掌门后，竟然在他们的忽悠下，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作为改革蓝图，做了四件事：砸碗（国企破产工人下岗）、端窝（住房货币化）、断路（教育产业化）、要命（医保社会化），件件事都是穿老百姓心窝的事（这或许正是他一届而下的原因，今后历史将会证明）。新的“三座大山”即形成于此时。而“新三座大山”的始作俑者是谁呢？虽然中国自认精英的人大有人在，但许多人并没有决策操作权。而郭某则不一样，从理论到实践完全是“郭少帅”一手完成的。中国房改、医改、教改都是他一手完成的，看看他在贵州期间的多次讲话（讲话大多出了书的，查起来十分方便），再查查他的《改革攻坚的思考》这一著作，任何人都不会有异义了。其五，很多人并不知道，误国害民的中国房改方案其实原本是发端于贵阳市的。中央解散了体改委后，“郭少帅”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难以实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贵州推销，当时该省人大、政协60多名委员联名反对，只好以副省长的名义将方案拿到贵阳试点（可以查贵阳方案出台时间）。贵阳市的头们不知是碍于“下级服从上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推行了房改方案。这就是后来的所谓“贵州模式”。曾几何时，中国一些精英认为，“住房制度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种观点，近年来渐渐地被实践证明完全是痴人说梦。这种提法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其六，郭某隐瞒贵州民众强烈反对的真相，将“贵州模式”在各种场合吹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国众多省市欲来贵州取经。但许多省来人到贵州考察之后，发现与其吹虚的大相径庭。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与民谋皮”且影响安定团结的“苛政”，断不可学（后来证明贵州房改模式确实没有任何一个省敢于效仿）。房改伟大胜利“顺利实施了全国推开”；顺利实施了住房商品化，乐了房地产商，气死了不少老百姓。这个模式的实施也使贵州人民叫苦不叠。有些人曾找当时腐败书记刘芳仁申诉，刘芳仁也曾拟过问此事，郭某知情后，虽然天天见面，但还采用写信方式告诉刘，房改方案大有来头，是老朱的意思，并附有给老朱写信的复印件。其时刘芳仁案情虽未败露，但自知是“夹屎狗”，只好收声了。贵州老百姓也沉默了。从实施这种被老百姓称为“祸弊化”房改方案出现以来，不但给贵州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在全国也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影响。
虽然“住房是新经济增长点”的房改观点已经被否定，但其留下的后遗症确是致命的。回过头来看十年房改，其恶果早已被实践证明了其荒唐性。面对今天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10年以来的现状，回首十年来的历程，再看看今天不断攀升的房价，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在近年两会上，住房改革设计始作俑者郭树清也承认“十年住房制度改革教训深刻”）。虽然2007年下半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六大措施，但是，即使是从现在起改弦更张，调整土地审批政策、重新制定住房标准、落实廉租房制度，要改善住房问题也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有所缓解，甚至可以说这些政策于老百姓来说可能只是“画饼充饥”。
三、拨乱反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由人民主导的继续改革开放和持续自我完善的中国特色道路
《听法国人尖锐说中国》文中说：“法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分析、判断一般都离不开人权、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国家控制的严密与否、民族自决等西方观念。”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西方现行的主流观点，不是出自西方，完全是出自东方的毛泽东思想，“当时我们都学习《毛主席语录》，认为中国是理想社会。当中国人认为文革是动乱的时候，西方青年和主流一直都认为文革大民主所倡导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反对与防止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法权、特权和剥削权相结合的思想启蒙运动，本来是革命者的自我文化革命，却因为被当权的官僚阶层利用，唆使代表人民利益的红卫兵疯狂武斗，几乎使“文革”陷入到“武革”混乱状态。到1978年，拨乱反正的历史车轮导致了中央政治权力的易手。再后来，文革的积极作用被刻意完全否定而其消极作用却被某些人蓄意渲染扩大了。
改革开放，其初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但后来又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阶层利用而走上了邪路——“住房货币化”、“国有银行股份化”、“教育产业化”、“医保社会化”、“国有资产流失合理化”等等极其荒谬错误的改革措施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破坏（直到目前，这些破坏活动还在公然“合法”的进行）。0.4%的人抢劫了70%的社会财富，广大的劳动人民又一次被推入了三座大山之下，国家的金融、土地、资源又一次被殖民化，这还不够，他们组成了西山会议派，拟定了“08宪章”，公然修改党章、宪法，继而要求共产党下台，实行全盘西化。愤怒的人民忍无可忍，再度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 兹附网上一篇声讨误国精英的奇文共赏——《讨逆檄文》 芸芸众生，失德则泠；烝烝灵息，无仪则獍。人有温热，天有暗明；荣于善行，耻于恶名。富坐金山，不仁劣性；贫居寒窟，德守温情。当思泽东系民，一统德道盛兴。拭目今日，邪恶横行；法不能畅，制不得清；老无所养，少入窘境。不守节操，淫乱成性。食民之不敢食，饮人所未尝饮，嫖稀少之年龄，霍巨额之公款，养别墅之娇伶。弃德之昭明，抛心之魂灵，阳为人之形状，阴则阿谀后庭。登堂妒忌，官位争相沽名；入室纷争，以讨蛾眉高兴；谗语掩杀，对手怏怏无命。怂恿污流，演义肮脏之风；金钱万能，可以不要魂灵。为钱，卖笑纵情；为钱，抛却亲情；为钱，放弃爱情；为钱，丧尽人性；为钱，远离友情。如今神人共怒，天地更所不容。犹有暗藏祸心，妄想天崩。以达乱中取胜，饱囊别宫。国之蝥虫，祸害已成；民之贼子，何其求成？嘻嘻！国人幡然悟醒，追尊泽东孔孟。柳丝飘拂，觉春来之绿生；荷珠映彩，喜夏花之幽净。愚一介布衣，无所适名。谨奉党之宗旨，循泽东之志，演仲尼之遗风，气冲云天，立志长缨，顺乎民心，爰举义旗，吁呼之诚，竭尽所能，但求清风，呼唤道德，呐喊人性！复苏复苏兮，道德！回归回归兮，人性！
这一次的拨乱反正也是在中央政权易手之后开始的，但步履维艰。从十六大以来，一些苛政开始被改变，科学发展观正在抚平中国民众的创伤。今天，我们看到了医改已经从市场化的道路改到了公益性公共产品的指向，虽然还不能说三座大山倒了一座，从趋势来看其他两座大山也应该快了。从十七大的“五有”看，房改的回归应该不远了。按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教育改革也有回头的意思。对于下岗问题，本届政府的要求是“保岗求稳”。应该说“新三座大山”在科学发展观的强震下，倒掉是有希望的。
对于前、后三十年，总体来说还都是好的时候是多数。要整体否定哪个三十年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毛主席的伟大和高明毋庸置疑，邓也是有原则的，从他不同意老帅、少帅们的“整体设计”方案就可看出，他是不同意“踩这些地雷”的。 1985年3月7日 ，他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值得庆幸的是，奉行全盘西化的“08宪章”正好遭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08经济危机大爆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世界已经看到，这一轮的拨乱反正已经轰然启动了。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党中央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是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道路一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由人民主导的继续改革开放和持续自我完善的中国特色道路！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属于人民，由人民而不能由精英主导改革开放的方向，要避免精英误国就必须将参政议政的权利归还给真正的广大人民，以后所有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注：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聚焦中国疑似误国精英——兼议排行榜提名 ：s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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