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因素
(内容提要)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无论是从制度层面、管理层面、医疗技术层面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赞。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指导思想正确是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效的基本保证。而从抗击疫情技术层面上讲，“中西医结合”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阶段性胜利的重要手段;“中西医结合”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决策。
虽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23日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国家级发布会上发布了 “在疫苗尚未成功的情况下，在西药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的“三药三方”即就是特效药”。但为什么国外不可能采用中医药即时遏制疫情问题?本文从国外对中国中医方案的认知、遇到的法律问题、中药资源问题、中国医药文化传承的信仰问题等方面作了讨论。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作出“中西医结合”抗击新病毒肺炎并取得阶段性胜利，是源于对我国几千年文化传承的“文化自信”。
本文还着重讨论了钱学森先生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认为：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判断：“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
还讨论了在中国为什么也会有不少人对中医提出质疑的根本原因。指出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错误观点。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在科学界，对待中医的态度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不科学，全是些讲不清的东西。虽然公开这样讲的人不多，但不屑一顾者却大有人在。另一种极端则认为中医理论十分完善，只要将自《黄帝内经》以来的浩瀚的中医古籍名家著述弄懂就完美无缺了。” 但是要让人们真正信服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科学的阐释。然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现在，错误的、偏颇的与正确的认识仍然胶着、纠缠。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一方只看到了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认知明显的不足，就否定了中医理论中的精华之处;一方因循守旧看不到其中的不足。一方指出中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华民族抗击瘟疫的“定海神针”，另一方面指出东汉以降，由于中医典籍经多次重大整理，除晋、唐、宋、明、清官方有过重大编校整理外，还经过许多沽名钓誉者，江湖游医著书立说穿凿附会。甚至“假借运气、附会岁露，变实效之书为玄谈的倾向”。
文章赞成钱学森先生的观点：“当务之急是要搞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除去中医理论中的糟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这样中医理论就可以发放出它固有的光辉，丢掉它现在的吓人的假象”。”
本文还讨论了如何将自然哲学的中医理论推向生命科学问题，用现代语言改造中医，试图用系统科学思想解释伤寒论“六经辩证”的系统性、发展性规律。
最后笔者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伤寒论》，认为它是一部专门研究“以上、下呼吸道感染症候群这种传染病为对象的专门性著作”。它不但研究了以发热为特征的传染病，还研究了以不发热为特征的传染性疾病、《伤寒论》犹如一部“病典”，故而中国熟悉《伤寒论》的学者，对于今之新冠肺炎疫情“见病知源”，立即就能判断出这种疫情的性质，并精准确定所用方剂。
笔者还认为：中西医进行比较的话，如果将瘟疫病魔比喻成一只鸟，西医找特效药的方法是用“箭射法”的话，而中医则是用“网捕法”。无论是“淮南子”，还是“吕氏春秋”都有古训说，“千目之网，罗雀仅一目，今织一目之网，无以罗雀”。《伤寒论》共搜集历代治疗传染性疫病的药方共三百九十七法，研究、收集开出药方一百二十方。显然，以《伤寒论》为首的中国抗击瘟疫学说，即是中国古人欲战胜瘟疫所织的“千目之网”，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一次次胜利抗击瘟疫的终极原因。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无论是从制度层面、管理层面、医疗技术层面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赞。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指导思想正确是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效的基本保证。从抗击疫情技术层面上讲，“中西医结合”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阶段性胜利的重要手段。“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提倡的重要指导思想。
2020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对于诊疗方案提出要求：“要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能够为人民群众构筑更牢固的健康防线。”对于药物研究提出：“要加快药物研发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
一、“中西医结合”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决策
有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从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三版到第七版，一直使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中国能在60多天的时间内取得阶段性成就，显示了这个方案科学性、准确性和实效性的。
2020年3月13日，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的第45场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称：“截至3月12日，全省累计中医药使用率达到91.91%，方舱医院中医药使用率超过99%，集中隔离点中医药使用率94%；武汉市284个集中隔离康复点累计康复观察18750人，中医巡诊累计79114人次。方舱医院见证了强大的中国医药的力量，也创造了伟大的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而“方舱医院”中使用中医汤药及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等，用使率达99%以上。”从3月上旬“方舱医院”全面休仓的结果看，显然中医中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披露：“全国新冠肺炎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表明，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方案是非常正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3日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
对于提出“采用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的决策看似简单，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是理所当然。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自信，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自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没有这些自信的西方国家则在抗击疫情中步履艰难。特别是欧美国家，由于没有对中国文化的信仰，由于没有对中医中药的认知和信仰，明知有有效控制药物，在欧美国家推行起来困难重重。
二、中医抗疫成功方案在国外推行困难的原因
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取得性胜利的同时，笔者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相比世界各国越演越烈的疫情，中国抗击新冠肺炎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但是为什么外国就不能作为借鉴呢?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因外，为什么就不能直接采用中国探索出来的第七版救治方案呢?特别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23日下午16时首次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国家级发布会上，明确地向全球分享中国经验中指出：“在疫苗尚未研制出来的情况下，在西药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的“三药三方”即就是特效药”。
1、中国中西医结合抗疫方案为什么欧美借鉴困难。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全球来看，除亚洲地区外基本没有办法借鉴。从世界各国情况看，认同中医抗疫方案的亚洲国家抗疫效果都较好。如韩国、日本，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甚至周边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都比较容易应对。从新闻报道及中国专家与各国与中国专家交流情况看，“三药三方”基本无法在这些地方实施。以意大利为例，虽然想学中国采用中药控制疫情，也第一时间从中国订购了十万盒“莲花清瘟胶囊”后来又追加了十万盒。但是还是收效不明显。究其原因，在媒体采访援意中医专家时，人们才得到了答案：
一是可能对中国中医方案的认知问题。中国中成药“莲花清瘟胶囊(颗粒)当年在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甲型流感、乙型流感、禽流感等一系列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屡屡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方案中的“三药”(“莲花清瘟胶囊（颗粒）”、金花清感胶囊（颗粒）、疏风胶囊（颗粒）)在抗击疫情中，中国方案说得非常明白，三个中成药只是使用于抗击新冠病毒观察期，对轻症及初发阶段有较好效果，它起到对大量疑似、轻症、初发病人，起阻断、筛滤作用。而真正临床(确诊)后使用的是“清肺排毒汤”、“宣肺败毒方”“化湿败毒方”。这些方剂还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作权变与加减。
二是可能遇到的是法律问题。在国外，由于各国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中药认知甚少，西方对于用药有许多法律规定，甚至到了疫情严重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候，还需要欧盟有关部门评估、认证。对于象“莲花清瘟胶囊(颗粒)”、金花清感胶囊(颗粒)、疏风胶囊(颗粒)这些有中国国药准字号的，可能还好些。而在国外如“清肺排毒汤”、“宣肺败毒方”“化湿败毒方”这些治疗方剂的使用，也还有许多认证、评估、测试等等程序。并且需要详细注明、声明配方、药物组成、毒性试验情况，同时，中国的中药方剂是要因人，因人(男、女、老、少)原有基础病灶等等情况临时权变加减用药，要让其整个国家层面的认同，直接是不可思议的事。有如“云南白药”在国外的遭遇。
由于西方各国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医历史的认知、对中国医圣张仲景的信仰，许多人不敢喝中药。而华人(包括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华人)则普遍有中华文化遗产自信。其实就是在中国，如果没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决策，即时将中医药加入抗击新冠肺炎方案，人命关天的抗疫大事，谁也不敢自作主张。而在西方由于没有对中医的认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领导者敢于发布同意让中医加入抗击疫情的命令。即使是有中医也没有人敢于授权让医生象中国中医随时随意加减用药的。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介绍：“三药三方”的基础方都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加减。这种因时，因地、因人、因病情对用药方案的加减，在这中医抗疫中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抗疫3号方”就是在疫情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用药的，这种情况在西方更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涉及用药的授权、药品的毒性评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谁也不敢作出这样的决策。
三是可能遇到中药资源问题。虽然“三方”在中国疫情控制中非常出色，特别是1号方“清肺排毒汤”。中国医生到西欧抗疫到哪里去找到这么多中药资源?说实话，中国的中医资源也是有限的，根本不足以应对全球抗疫。“三方”基础方也都主要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其中：
1号方是：“清肺排毒汤”。同样来源于《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是一个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通用方。
2号方是：“宣肺败毒方”。是在《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千金苇茎汤”等经典名方的基础上凝练而来。
3号方是：“化湿败毒方”。这是在国家诊疗方案推荐的方剂的基础上，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结合临床实践优化而成。
仅从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通用1号方“清肺排毒汤”看。仅“麻杏石甘汤”中杏仁、麻黄、甘草三种药物，从国内资源情况看，笔者就注意到，多年来，由于对中医药的认识不足，国内资源大有枯竭之势。特别是甘草、麻黄、杏仁。野生甘草由于过度采伐，年产量连年萎缩(仅3到4万吨）、麻黄是限制审批栽种的药物，由于多年没有重要疫情，产量大幅减少，苦杏仁的产地有限，其年产量也不多，况且这些药物都属于草本植物性药物，生长周期长，扩大规模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达到的。并且这些药物有生产区域限制。仅在中国北方几省生产，根本不足以应对突然发生的世界大疫情。如果按世界卫生组织判断，明年可能还会再来甚至与人类长期共存。这些药物都是庇护中国14亿人的不可或缺的必备战略资源，而不是向世界各国廉价推销的产品。
除了资源不足外，还有中药炮制的问题。仅以杏仁为例，杏仁分甜杏仁和苦杏仁。从资料文献可知，南方大多是甜杏仁无毒，人们普遍作为坚果食用。而药用杏仁大多产于北方内蒙、河北、山西、陕西及东三省一带。从药物文献可知“苦杏仁含有氰甙毒素，如果食用过多会引起中毒，其毒性成分位于尖端和皮上。在胃肠道中被水解后会释放出高毒性成分氢氰酸。氢氰酸被迅速吸收到血液循环中并作用于人体的各个部位，导致组织细胞无法利用红细胞所携带的氧气，引起组织缺氧、组织窒息。在细胞中产生毒性低氧症，使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因此在中药药方中，苦杏仁有时需要去尖、去皮。据文献可知：“人口服苦杏仁55枚(约60g),含苦杏仁甙约1.8g(约0.024g/kg),可致死。”而就《伤寒论》“麻杏石甘汤”方剂而言，查《伤寒论》原文可知。“麻杏石甘汤”就有注明：“麻黄四两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碎，绵裹)”。显然，在“三方”中所用的是苦杏仁，但要去尖，去皮。去皮怎样去?去尖去到那一个部位?在西方国家都是问题。
在中医药的炮制中，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其实中国民间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是药”。按西方标准许多中药都是有“毒”的，比如南方人常吃的“鱼腥草”等，连东部许多人都不敢吃。其实许多有毒性的植物，无论是食用还是入药都有个量的问题。其次还有科学炮制问题(如马钱子、马兜铃等)都是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精心炮制才能入药的。有些药方还需指定地域的药材，如淮山、秦椒、川贝等等。同时，如果国外对中医药无认知的情况下，只根据植物名称在未加炮制的情况下去检测，难免得出药方中含有有毒物质的结论。如只根据处方字面自以为是用药，或药物不地道，炮制方式不对等，非但不能显现疗效而且还可能败坏中医的声誉。
同时生产这些植物产品的生产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同时这些药品还承载着防止、抗击生化武器的作用，从某种角度看，说成是“国之重器”也不为过。实属“保家卫国”的战略物资，从现实世界疫情的角度讲，从中国14亿以上人口总量看，从目前疫情看，其实不是国外重不重视中药的问题，实际上目前的中药资源是不足以应对世界疫情大爆发的。不是我们要苦口婆心请世界认同中药，而是更重的是这些中药应该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性储备资源。从某种角度看，许多中药也是应对、预防生化武器的药物。
2、可能没有对中国医药文化传承的信仰。 在中国，吃中药治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在其他各国则不然。虽然从中国抗疫实践证明，“三药三方”就是特效药，而在欧美各国，没有哪个国家领导者敢于同意，中医根据病情轻重和不同临时加减用药。因此，中国抗疫临床用药方案基本不能实现。而在亚洲，由于华人对中医药有基本确定的信仰。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对于中医的抗击疫情方案普遍是接受的，没有认知和法律上的问题。有了中国的抗疫方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控制不会有大的问题。而欧美则不同，由于对中国中医药认知甚少，对中医、医圣精典都没有信仰。
长期以来中医不但受到国外、国际上的质疑甚至还受到国内一些人的诋毁。即使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对中医药也有偏见。直至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武汉方舱医院了解新冠肺炎救治情况时，亲眼看到了中医药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的巨大作用，才于3月初删除了其网站上“不应当使用传统草本药物”的表述。3月6日从中文页面删除，3月7日从英文页面删除，3月8日从联合国其余官方页面删除。
正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的防治工作，演绎了一次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次生动实践。中医在其中不俗的表现，在治疗疾病全流程的深度参与，与西医形成优势互补、协同作战是打赢此次疫情医疗救治的关键。
三、中国抗疫成功源于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1、坚定的中医药文化信仰是中国领导层的传统。 其实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和理念是一贯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当地出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对中医药问题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窑洞中工作得了风湿病，经西医治疗长期不愈。后力排众议请李鼎铭先生用中药，开四副中药而见效。从而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沿用至今。
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时指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1954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写道：“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对中医药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宣布成立;
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提高中国医学科学水平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还指出：“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2、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珍宝是中国精英层的共识。“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先生也是中医的推崇者。1982年，在“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完成后，他一直在推动中医现代化。希望通过研究将中国中医纳入生命科学的工作。
钱学森对中医的认知，源于他少年时得过伤寒，后经中医治疗得以痊愈。1930年春夏之际钱学森暑假结束前几天正准备从杭州家中返校时，经医生诊断得了伤寒，并且病情来势汹汹。其父钱均夫求助于中医，一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方子，伤寒居然大好了。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从这种在家里就能练习的气功，应该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健身气功八段锦”或华佗的“五禽戏”一类的健身气功)，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他对自己如何提高对中医的认识，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对祖国医学的认识过程》。多年后他一直有将中医理论纳入这种自然哲学，纳入现代生命科学的夙愿。
他在给山东中医药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教授的信中指出：“我不是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正是西医的严重缺陷。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最终会引起科学体系的的改造——科学革命。”
从今天来看，中国古代中医的治疗方法可能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笨办法”因为它的代价太高了。它只能产生在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度。这是一个需要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试错验对，是中国历代瘟疫中，以成千上万人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是用大浪淘沙的方式，通过中国医家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换来的医治方法和用药及诊疗方案。
一般而言，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然而这里边确有珍贵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有被科学和时代证实是错误的东西。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钱学森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医的现代化。他说“我以前用“阐述”，现在又加“总结”二字，成为“总结阐述”;因为中医理论也是发展的：从《黄帝内经》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再到张景岳的《类经》，所以要总结，不能只“述”，不能“述而不作”。”
钱学森先生还指出：“人类认识自然界之初，必然有一个自然哲学的阶段。在经过了科学的巨大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自然哲学了，而应该接受自然科学。我认为中医理论很像自然哲学。其中包含着人类智慧的珍宝。人体科学很需要这部分珍宝，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绝不能丢掉。”（《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纵横观》108）
3、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宝。在抗击新冠肺炎取得重大成就的现实面前，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即使在事实面前，对中医的质疑和误解并没有消除。至今天还没有人能全面论证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中医的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科学的。”也没有人从系统科学的角度，论证“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也还没有对中医比较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全面回答清楚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的论段。
对中医药的将信将疑的态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于这种现象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的认识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逐步发展的。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正如钱学森先生指出 ：“中医理论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是有发展的，有《黄帝内经》，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以及名家研究专著，后又有张介宾的《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以及其他浩瀚的中医书籍，这些珍宝有许多“天才的思想”，但也有“十分荒唐的见解”。怎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们现代有这么多经验，科学这么发达，有那么多仪器，我们吸取古人的长处，但还要发展”。的确，即使今天科技如此发达，但对人体生命中的病痛远没有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人类发展几千年后，同样会嘲笑今天的西方医疗技术。
4、中国精英层也有嘲笑、诋毁、误解中医的情况。站在人类文明发展高度的今天，中医理论的表述确有玄幻部分，的确也有钱老所说的“十分荒唐的见解”。
不独中国广大庶民百姓对中医将信将疑的芸芸众生，就连鲁迅先生早年也对中医有偏见和误解(据说晚年有正确认识需考证真伪)。笔者虽然出生在中医世家，但少时确实对中医并不感兴趣，当时可能误解在鲁迅先生对中医的认识，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对中医的描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多年。文中有对中医的如此描述：“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前一位郎中所用的药引。其实在《伤寒论》芦根确是常用作药引的药），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引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鲁迅先生对中医的刻薄讽刺当时影响了不少中国文人。
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确实有不少庸医，治不好病就推找不到药或药引，老百姓在民间唱本中对庸医的讽刺挖苦似乎还更夸张一些，一些戏文中，庸医看不好的病(如《梁祝》中的庸医)，就说这个需要药引：“一要东海龙王角，二要罗汉手中香，三要冬月蚊子胆，四要千年铁牛肠”当然这是对庸医的讽刺挖苦。想必鲁迅先生父亲遇到的亦或是庸医。但话又说回来，据记载，其实鲁迅先生父亲一家因受冤屈之故，长年酗酒，医治时已经是肝腹水后期。大约与画家陈逸非先生同样的病，即使在现有医疗条件下，亦有充足的治疗经费的今天，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其实都是回天乏术的。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还是影响了不少人。至今在还对中医深恶痛绝的，还大有人在。许多人对于中医的误解，原因还有很多方面。东汉以降，中医典籍经多次重大整理，除晋、唐、宋、明、清官方有过重大编校整理外，还经过许多沽名钓誉者穿凿附会。甚至“假借运气、附会岁露，变实效之书为玄谈。”
解放后人民卫生出版社才正本清源，将张仲景的《伤寒论》等书刊校出版。“由于本书成书年代较早，至西晋时已有散失，后经王叔和（晋）、高继冲（唐）、林亿（宋）等人多次整理。以现存本来说，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也是其中较早的一种，因此，我们在1963年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涵芬楼影印明嘉靖汪济川校正成无己注本，重加标点，并对原有校勘作了整理后排印出版。按：商务印书馆在1955年出版时，曾参照赵开美本和《医统正脉》本校勘。” (见人民卫生版《注释伤寒论》出版说明。)即使解放后中医得到重视，但研究的人很少，重视也不够。手中这本较早的珍贵版本，一九七二年人民卫生出版的《注释伤寒论》仅售0.43元。当然也有一些存疑问题。中国世代尊崇为医圣的张仲景，其《伤寒论》中也不可避免有存疑之处。认真研究原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确有一些看来是“十分荒唐的见解”。比如“烧裩散”治“瘥后劳复病”，为历代至今垢病中医圣典、一叶障目的笑料。
而今之学者对其中的研究也是不够的。包括人民卫生版的《伤寒杂病论》、包括“中医四大名著版”、“北京科技版”，校正中也有一些问题，如常常将“瘥”字自以为是改为“差”其实是不正确的。“瘥”古意为“带病房事”之意。男病为“阴易”、女病为“阳易”。对于伤寒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疫病，或许正相似于今之“无症状感染者”、“转阴后的带毒者”在“大病新瘥”之后，病重时《伤寒论》给出此方：需要男或女对方之私处底裤烧灰成药，如系青楼、野合染疾，则无药可寻。或为阻吓“瘥后房事”之用也未可知。况王叔和所编《伤寒论》系从民间尺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是刻在竹简上的)传抄集成而来，亦或此方系“画蛇添足”或“民间创意”也未可知。
5、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中医药的问题任重道远。虽然钱学森先生认为：“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但是要让人们真正信服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科学的阐释。然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现在，错误的、偏颇的与正确的认识仍然胶着、纠缠。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在科学界，对待中医的态度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不科学，全是些讲不清的东西。虽然公开这样讲的人不多，但不屑一顾者却大有人在。另一种极端则认为中医理论十分完善，只要将自《黄帝内经》以来的浩瀚的中医古籍名家著述弄懂就完美无缺了。”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一方只看到了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认知明显的不足，就否定了中医理论中的精华之处;一方因循守旧看不到其中的不足，看不到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技术创新成果早已将“人体黑箱”过渡到“灰箱”甚至接近“白箱”的新阶段。
6、“系统整体”观及“黑箱分析”的认知方式，是中华古文化的智慧。中国古人采用类似系统整体和“黑箱”分析方式治病，是中国人对“生命科学”的原始、朴素而伟大的贡献。中国古时并没有可能对人体进行解剖分析，更没有对人体各器官做科学和系统的研究。只能通过人体病变表现出现的现象，和人体功能失调的情况判断五臓六腑出了什么问题。这种方式非常似于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控制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功能模拟、黑箱、灰箱、白箱等方法。研究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等关系。
《中医与控制论》认为中国古代医者是把人作为“黑箱”系统来研究的，是把人的五臓六腑当成一个“黑箱”系统来看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受凉、无论是病毒、病菌。只根据人的“吃、喝、拉、撒”、根据“寸、关、尺”脉象情况，根据人面部“精、气、神”的表情信息，用“望、闻、问、切”的方法，根据人体“黑箱”输出的面色、情绪、体态、饮食、舌象、脉象、大小便情况等一系列的信息输出，断定人体五臓六腑的功能变化，从而使用药物、针炙等各种方法控制病情，改良人体病变。显然运用人体系统信息的输入、输出信息变化，用不同的药物，对人体的病变情况进行控制。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与系统科学的思想有相同的逻辑基础。并且在《伤寒论》有许多根据病症变化，对药方进行权变的“如果——那么”治病用药逻辑。如在太阳、阳明并病一节提出：
伤寒五六日后。往来寒热，时热时寒，胸胁苦满、不欲饮食…
1、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
1、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
2、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3、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4、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
5、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
6、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显然这种根据病情细分，权变给药的方式，对人体系统整体性的认识，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式。这其实是与西方经典隐函数F(x,y)的思维方式和“如果——那么”的逻辑基础完全是一脉相承的。笔者就纳闷了，西方人怎么就不明白了呢？
中国人几千年前诊疗疾病的智慧与局限。人不能象机器，可以打开来看，运行情况，哪里出现问题了?因此是把人体相似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来看的(当然这种比拟也是很不准确的，因为人与机器的黑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人的眼耳口鼻都是裸露在外的，算不得真正的黑箱)。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利用“望、闻、问、切”来获取人体黑箱的信息，根据经验对症下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应该说是一种智慧。但是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非常不易，需要多年经验与传承。仅从“切”脉而言，就相当玄秘。《脉学》将这种方式归纳为：“脉有七诊，曰浮、中、沉。上、下、左、右，消息求寻，又有九候，举按轻重。三部浮沉，各候五动”(见《濒湖脉学》)
诊法中，仅《脉法》就有所谓“七诊”，即浮、中、沉、上、下、左、右七种诊脉的手法。浮取能观察有无外感表证，中取能观察脾胃机能的变化，沉取能观察有无内伤里症。上，指寸部;下，指尺部。左即左手，右即右手。诊脲时既要上下相互比：较·也要左右相互对照。运用“七诊”手法来体察病情、寻找病因。这样，对疾病的观察和分析就较全面了。诊法中还有所谓“九侯”的，即在寸、关、尺三部，每诊一部时，都必须经过轻手浮、稍重中取、重按沉取三种手法，每用一种手法时，都必须侯到豚搏五次以上的搏动。一只手分做寸、关、尺三部，每一部又分做浮、中、沉三侯，“三三得九”，这就叫做“九候”。侯，即仔细观察的意思。
仅这一种信息获以方法，就一般非专业的人而言，就难以掌握了。并以“望闻为神为圣”，问与切，还只作辅助。因为病者常“错语呢喃”表述未必准确，而切脉者，对“寸、关、尺”动脉与静脉，流动的强弱、频率变动的意义只有长期实践和研习才有对这些模糊信息有比较正确的理解。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手段早已经能够侦知动、静脉血管频率变动的真正意义。有了这些新的比较准确的手段，那种比较模糊的“人体信息来源”切脉的方式必然被仪器准确测量替代。况且广大芸芸众生对脉学的理解亦有误会，常常看不懂，认为这是玄学。广大民众不是行内人自然不懂其中奥妙，普遍认为中医是玄学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有时候我们对人体“黑箱”内的信息并不需要特别清楚的定量数据。正象我们找一个人并不一定需要最准确的，披露他的身高体重等等各项最精确的数据，只要几个特征就能找到其人。但是采用人的“寸、关、尺”切脉这样的方式，即使长期实践也有对信息接收不完整或错误的情况。笔者认为，当今时代由于西医的介入，人们经常接受静脉注射，输液等方式，这种切脉侦察病因的方式，难免影响“人体信息”的准确接收。治病是人命关天的事，事关用药的准确性。今天的科技发展已经有更准确的方式获取这些信息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种古老的方式完全可以送进博物馆供人研究而不是用于临床侦病。
钱学森先生指出：“中医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中医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科学化。中医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蕴含着丰富的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的哲理，迄今尚没有一种能够完全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他认为：“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这就是中医的终结问题。只有将中医理论提升到生命科学的高度来研究，才能完成中医的现代化。”笔者相信，世界公认具有“大成智慧”的钱学森先生不会看走眼。他的论断一定是正确的。
四、中医现代化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恩格斯指出：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再去恢复古代的自然哲学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倒退！因此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把中医的这种自然哲学理论现代化;将中医理论升华成为人类“生命科学”。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改写中医的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需要有人做开创性的工作。
1、用科学认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对于中国古代中医药中这些天才的珍宝，如何根据当今科学认知，怎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是摆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全球发达国家抗击新冠肺炎都力不从心的今天，当前有许多发达国家有那么多经验，科学这么发达，有那么多仪器，而从世界各国抗击新冠病毒，大多数国家措手不及的情况来看，从中国借鉴古人智慧，利用《伤寒论》方剂成功抗击疫情、阻断病毒的情况看，从中国古人医疗思想中吸取的长处，掘祖国医学珍宝，发展中国医学事业完全是紧迫而必要的。
2、中医理论精华及珍宝在哪里？中国中医治病的理论有如“荆山之玉”，务须明眼宗匠，剖释卞和之璞，必待高明之仕，锻救命之精金。
窃以为，首要的问题是寻找中医珍宝埋藏在哪里?中国中医文献汗牛充栋，我们的眼光当然应该聚焦于，中国历代公认的中医精典“四大名著”：《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条辩》。而这四大名著中《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医家汇编。主要内容是以黄帝与歧伯的对话成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看，《黄帝内经》其间确也包括了一些对自然和事项的正确认识。但只能说是比较的朴素的唯物思想、辩证思想和整体观的思想。比如在整体性方面，提出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黄帝内经》把人体“黑箱”认为由十二臓器组成。并将其比拟成朝庭中相辅相承的各种官职：“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中国古人曾将“三焦”当作气官），不得相失也。”这种整体性意识是可贵的。
同时提出“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可贵的。《黄帝内经》(包括上篇《素问》、下篇《灵枢》)《素问》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今天来看，人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但凡传染病都必须尽早阻断传染途径。但《黄帝内经》内确有从今天的角度看来，确有不好理解的玄理及牵强附会之论。不但有而且不少。但是如果我们在淘金的时候只见泥沙漫漫，无视真金之所存，则世上无金可淘。
而《温病条辩》则是清人吴瑭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及东汉以降各代实践医疗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温病”一说。提出：温病的种类，温病的产生，认为“大凡温病，邪多侵犯上焦，病位在太阴肺经。”(见中医四大名著《温病条辩》 P1130)之说。进而提出“三焦”之论。吴氏之书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年)，应该说中国古代认为“三焦”是臓器，后世人们逐步认识到“三焦” 并不是臓器，不提十二臓腑，转而提“五臓六腑”。虽然说《黄帝内经》称“三焦”为臓器但必竟是古人的见解，若清代以“三焦”论中医，难免不会被今之学者垢病。其实《温病条辩》的也认为“治法必须以张仲景《伤寒论》六经辩证原则为准。”(见中医四大名著《温病条辩》 P1131)由此看来，《温病条辩》并未有超越《伤寒论》六经辩证之处，最多算是补论。
从自然哲学和系统科学的角度看，《黄帝内经》主要是我国春秋时期医家汇编，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虽有闪光之处，但并不系统。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正是博采上古精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成。故而中医珍宝这块“荆山璞玉”显然已经被张仲景蒐集于其《伤寒杂病论》之中，而其中《伤寒论》又是这块精玉的最耀眼的核心。因此，把《伤寒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才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础和重点。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中医的科学内核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集中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之中。从今天而论，《伤寒论》原文仅仅是一本三万余字的考察报告。完全是一个小小课题的规模。但几千年来，注释、附会，改编、择要，甚至画蛇添足者，多如牛毛。笔者以为研究《伤寒论》主要应该研读原文。剥落附在其上的各种历史氧化的外皮。
窃以为，自东汉以降，至清代止。真正参透《伤寒论》的，应该是清代《伤寒赋》的毛上溥。《伤寒赋》是清代名医毛上溥的巨著《无底编》(全编已佚)的精要部分。其文深得《伤寒论》的精髓。其文分上、下篇，共约三千余字，是用标准骈体写就之骈赋(或称俳赋。前后两句绝对相骈，讲究对仗关系，即如二马并行之文)，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医理角度都闪耀着光辉的文采。他认为真正对《伤寒论》发展有贡献的不过几人，其开篇及直接道出：
“人生疾苦，
莫过伤寒。
歧伯陈传变之经，内经俱载。
仲景详方法之论，金匮斯明。
补论方，晋王叔和功大。
加注释，宋陈无已功多。
自宋及元，于今为盛。
集大成，王肯堂之辈；
摘精要，陶节庵之徒。
考古而徵今，
博学以说约。
欲明其症，
先正其名。
霜降后为伤寒，若温暖则有冬温之异；
春分后为温病，倘暴寒则有寒疫之殊。
寥寥数语即道尽《伤寒论》的传承和发展之脉络。以及伤寒与温病的主要分别。
钱学森先生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理论思想是系统的，充满自然哲学思辩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他讨论伤寒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瘟疫，是以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分类方式对伤寒症进行分类的：
初感太阳为表症，认为瘟疫会由表及里发展。甚至会由太阳转阳明转少阳。同时会有太阳——阳明并症;太阳——少阳并症;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并症”。此即六经分类。
如以系统科学分类方式，当今的以上、下呼吸道感染的肺部感染炎症，应该可以作类似分类。一是以发热为特征的“阳症”，一是以“不发热”为特征的“阴症”。
同时，对于六经辩证系统的发展性可表示为：
也就是说《伤寒论》将所有以发热为特征的“上、下呼吸道感染”统称为“伤寒阳症”。把所有不发热的传染病统称为“伤寒阴症”。
对于《伤寒论》的六经辩证，清代名医毛上溥在《伤寒赋》中仅用极简的语言对六经各症的主要特征说得清楚：
“ 太阳则发热恶寒，头疼脊强，拘急体痛。
阳明则头额自痛，微寒身热，鼻干不眠。
少阳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
太阳腹满自利，尺寸沉而咽干。
少阴之经，舌干口燥。
厥阴之症，烦满囊缩。”
《伤寒论》主要内容共八章：
1、辩太阳病脉证并治
2、辩阳明病脉证并治
3、辩少阳病脉证并治
4、辩太阴病脉证并治
5、辩少阴病脉证并治
6、辩阴厥病脉证并治
7、辩霍乱病脉证并治
8、辩阴阳易后劳复病脉证并治。
“六经辩证：应该是指前六章内容。全书共收集397法，针对六经病症，对症用药。众采各家之说，博收各代之方。以一百二十余方对应397证。
《伤寒论》全书仅约三万余字，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了“阳症”(即以发热为特征的伤寒瘟疫系统的救治辩证以及治疗方剂。对于太阳症部分分上、中、下三篇，用了全书的1500字左右，阳明症部分5000字左右;少阳症400字左右。对于阴症，在当时医疗环境和水平来看，阴症大多为死症。如从295条至300条大都为死症。
295．少阴病，恶寒、身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296．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
297．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298．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299．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300．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张仲景的《伤寒论杂病论》本是写在竹简上的。到了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部“蠹简”，也就是被虫蛀了的竹简，题有“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宋代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校定出版时编者在《伤寒论》序中认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而元、明、清以降，经历代医家披著其间虽有一些独到见解，也有不少欺世盗名、牵强附会，画蛇添足之作。把一部仅三万余字竹简，硬是搞成吓人的几十万字的大部头。钱学森先生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搞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除去中医理论中的糟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这样中医理论就可以发放出它固有的光辉，丢掉它现在的吓人的假象”。
五、现代人对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1、对《伤寒论》的基本评估。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于宋仁宗时期，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其在《伤寒论序》中对张仲景有评介：“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
张仲景写这部专著的原因在其《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写得非常清楚“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井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之重点是研究和讨论的是伤寒疫情(注：伤寒病与伤寒杆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从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伤寒论》，笔者认为它是一部专门研究“以上、下呼吸道感染症候群这种传染病为对象的专门性著作”。
《伤寒论》犹如一部“病典”，故而中国熟悉《伤寒论》的学者，对于今之新冠肺炎疫情“见病知源”，立即就能判断出这种疫情的性质。无论是非典、还是中东呼吸综合证，新冠病毒肺炎。中国中医专家便可见其病之初期症状，即断定其病必在太阳——阳明之间。故开出“三药”意在阻断病情从“太阳”向“阳明”及其变症的发展。“三方”则是根据不同情况阻断病情向“少阳”及变症发展。实践证明中国中医专家的判断是准确的。由于中国中医专家判断的准确，故而中国中医参加抗击疫情收事半功倍之效。可以说《伤寒论》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抗击、战胜一次又一次瘟疫的“定海神针。”
2、《伤寒论》对瘟疫的应对策略原理。张仲景面对伤寒疫情，认为瘟疫一旦潜入人体后日盛一日，其致病之变症多样、发展多端，而百姓老少妇孺体质、长幼等不同。他不是苦寻一种救世济民的特效之药，而是运用六经辩证。广集众方，阻击病变各阶段邪祟。由于传染性疾病一旦由表及里，必然“变症蜂起”会产生“太阳——阳明——少阴”的合病、共病、并病甚至三阳并症。最终发展为死症。
如果将瘟疫病魔比喻成一只鸟，西医找特效药的方法是用“箭射法”的话，而中医则是用“网捕法”。无论是“淮南子”，还是“吕氏春秋”都有古训说，“千目之网，罗雀仅一目，今织一目之网，无以罗雀”。以《伤寒论》为首的中国抗击瘟疫学说，即是中国古人欲战胜瘟疫所织的“千目之网”，这就是中华民族胜利抗击一次次瘟疫的终极原因。
《伤寒论》共搜集历代治疗传染性疫病的药方共三百九十七法，研究、收集开出药方一百二十方。反查今天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抗疫“三方”，其主要方剂“麻杏石甘汤”方剂，首见于《伤寒论》第63条《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可见中医专家判断，认为今年疫病为太阳病。“三药”正是对应其病而出。这是早期、初期，即今之“医学观察期”所用之药。而中国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第七版后的“三剂”则是针对重症开出的方剂。
《伤寒赋》指出“随证而治，乃为良医。治之失时，变症蜂起。”故而说明：伤寒之太阳病若是失时而治，必然生出变症，堕入重症之深渊。今世界各国疫情乱象，完全证明了如果耽误病情，后果很严重。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清肺排毒方”等“三剂”中，仅“小柴胡汤”全书出现17次。横跨太阳、阴明、少阳至厥阴重症的治疗。最后出现于《伤寒论》第394条。“五苓散”则首现于《伤寒论》71条，主要针对：“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者，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全书出现11次用法。显然是治重症、危重症之方。这种治病的方式或许就是钱学森先生认为的：“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亦或就是中医优于西医之处。
2020年4月26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钱学森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医的现代化。钱学森先生对中医的现代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主要有这样一些论述附后供大家参考：
1、“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还有个旁征，人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指出中医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不仅因为有中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几千年和这么多人民的实践证明，而且另一方面，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所里讲的人体科学的看法。我讲过，越来越证明我们这个观点错不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301页）
2、“要在我国保存并进而发展中医，必须在维护中医理论全部实质的前提下，把其表面形象改变一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述，不用古医书中的词句，写出真正的现代中医书籍。这要一整套书，不是零星的一本、几本，要从人体理论到医理，到临床医学。”“所以中医（当然包括藏医、蒙医等）的现代阐述是一件关系到祖国传统医学的生死存亡大事，而且时不我待呵！”（1984年5月22日致崔月犁——《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90页）
3、“把中医都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科学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当然这一步应该是彻底的，不仅是现象的概括，不仅要知其当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301页）
4、“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8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6）
5、“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其实这里并没有贬低中医理论的意思，没有自然哲学也就没有自然科学；今天的中医理论正是将来中医现代化（或医学科学革命）的老祖宗。”（1983年3月17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44页）
6、“医学不已有几千年的经验了吗？人的一生是有变化的，生老病死，但模式基本一样，在几千年中重复了亿亿万万次，所以医学，特别是中医，是有经验基础的。”（1994年12月2日致王寿云等六同志——《钱学森书信选（下卷）》0992页）
7.“中医的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科学的。”（《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107页——此为1983年至1987年钱学森在507所学术讨论会上的历次讲话汇编）
8.“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297页，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12）
15.“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277页）
16、“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其实这里并没有贬低中医理论的意思，没有自然哲学也就没有自然科学；今天的中医理论正是将来中医现代化（或医学科学革命）的老祖宗。”（1983年3月17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44页）
17、“人类认识自然界之初，必然有一个自然哲学的阶段。在经过了科学的巨大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自然哲学了，而应该接受自然科学。“我认为中医理论很像自然哲学。其中包含着人类智慧的珍宝。人体科学很需要这部分珍宝，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绝不能丢掉。”（《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纵横观》108页）
18、“什么叫自然哲学？什么叫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1984年6月2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92页）
19、“中医是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而恩格斯早就说过，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再去恢复古代的自然哲学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倒退！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医现代化，也要把中医的哲学理论现代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改写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系统科学语言中最接近于这个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的是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吴学谋同志的‘泛系元理论’。”（1987年8月19日致肖汉明——《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335页）
20、“中医理论的这一令人生畏的形象也使得不少人对它不理解，所以尽管《宪法》上明明写了，他还不愿支持，甚而打击。就连中医学院也有人反对中医！”“怎么办？”“我想只能对症下药，给中医换装！把中医理论、中医医理用：（1）现代语言，（2）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阐述清楚，写出一套现代的中医书籍。这还不是中医现代化，不是用将来会出现的人体科学来提高中医，创造新医学，只是保留中医的真正科学内容，老老实实地阐明中医的道理。请老中医同志不要担心，我们是要把中医的珍宝保留下来！
21、“我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大自然探索》1983年3期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讲的就是这项工作。我现在感到它已经十分迫切，不能拖延了！我们要培养下一代中医只能用这套书籍，不然培养不出今天的中医。有了这套中医医书，反对中医的人也能说服了。因为我们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呀！
22、“我现在认为，中医所遇到的困难是个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医理论讲阴阳五行，令人望而生畏！“为什么一定要讲‘子午流注’，不直说‘人体昼夜节律’？”“也因为中医理论还不是现代科学，所以就如写文章还不是现代科学一样，中医临床看病，多少是得靠老师带，以身教为主、言传为辅。中医教学最后要老师带着看病，一年、几年才能学成。”（1984年6月2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92页）
23、“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中医不能独立于世界科学技术体系之外；犹如今天的中国不能闭关自守一样。阴阳五行学说如是科学真理，就应能把全部自然科学都概括在内。如不能，那就只有用今天科学技术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述中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984年12月1日致王敬——《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127页）
24、“发展中医只有这一条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中医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呢？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讲其当然，现在还讲不出其所以然。根据实践的经验，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把它讲得有条有理，这就叫唯象中医学。”（《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299页）
25、“如何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去创建唯象中医学？”“医学已有几千年历史，医案记录浩如烟海,这都是定性的点滴认识，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加上电子自计算机的帮助，综合集成是可以实现的。不但传统医学的医案，而且西医的医案也可以用新观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归纳进来。这就是综合扬弃，创建21世纪的新医学。”（1989年12月8日致杨学鹏——《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484页）
26、“问题是怎样把老中医的智慧总结起来，汇集成唯象中医学？我想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即：1）用专家系统、人工智能技术把每一位老中医大夫的学问经验记录成电子计算机程序。这项工作在几年前已开始了，只是扩广的问题。2）有了大量不同的老中医指导下制成的各有特长的专家系统，我们就可以将其汇总综合。这也已有具体方法，即我们现在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3）综合的结果是唯象中医学。新的中医临床经验还可以不断补充进来，所以这样的唯象中医学是不断发展的。”（1991年8月14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602页）
27.“如中医工程学会能把各家中医的专家系统用中医理论宗合成一个中医计算机辩证施治系统，将是一件大事。这个系统可以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那就是唯象中医学了。”（1992年10月10日致谭高德——《钱学森书信选（下卷）》0700页）
28、“对唯象中医学的研究您主张在中国古代医易的基础上构筑唯象中医学。而我认为中国古代医易的局限性太大，不适用于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久前见到西安西北大学孟凯韬写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数学论证，可见五行说的毛病在于把客观存在的复杂性简单化了。所以我不赞成您的主张，我认为您还没有从家传的中医学解放出来，真正进入现代科学。
29、“我劝您要大胆创新、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把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硬框在阴阳五行之中！阴阳五行不能解决社会科学问题，阴阳五行也不能解决人体科学问题。”（1994年2月16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0886页）
30、“所谓唯象学方法论，即一切从实践出发，先概括出若干经验规律，在进而构筑一个经验规律的体系。所以唯象中医学，即从中医临床经验构筑一个医学理论，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中医理论体系。这将是人体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31、“中医这个宝库似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打开后，才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这项工作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1987年4月18日致徐宝源——《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312页）
32、“经典的中医学、西医学都有其不足之处。如：中医理论中没有人体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介绍，而西医实践中一般误诊率不下于1/3。中西医结合则也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体潜能的发现。”（1995年9月12日致吴邦惠——《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086页）
33、“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所以请您也注意并收集国内、国外近年来对时间气象医学的研究成果，以发展并深化我传统的时间气象医学。”（1990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553页）
34、“我近来总感到医学，治病的医学，总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得病？不是总有人不得病吗？这种病（指‘无症状心肌缺血’）既然不是细菌、病毒感染，是人自身的问题，但问题在哪里？
35、“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求答案的难题，医学界好像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1993年12月26日致王士雯——《钱学森书信选（下卷）》0863页）
36、“中医与西医要真正结合，扬弃上升为新医学、人体科学的医学，的确很不容易，我曾说过：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珠穆朗玛峰！难的原因在于新医学是人体这样一个开放的巨系统的科学，除了中医、西医用的语言概念不同，还要用新的思维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对此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召集对此有兴趣的中医、像您和对此有兴趣的西医、像吴阶平大夫开讨论会。所以我寄厚望于中国人体科学学会。”（1996年2月2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126页）
37、“‘泛化’思想来源于‘象’即意象、形象，也是从整体上认识事物。这一思维方法的优点在于宏观，能避免微观方法的因小失大。我国的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称之为‘唯象中医学’。”“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则‘小’，微观认识不是可以不管的。也就是您还应该下点功夫学些西医学、生理学，使对人体的认识能落实到物质基础——细胞，以及细胞的内部物理与化学过程。然后把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这是对人体这样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认识的方法。所以我几年前就向您宣传这个观点，唯象中医学是第一步，下面的任务是把唯象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辩证地统一起来，扬弃为更高级的医学，21世纪的医学。”（1995年11月1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098页）
39、“从巫术到医学是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世界各地都如此，西方也是这样的。在西方，后来科学逐渐进步深化，就成为现在所谓西医学。但近年来又发现西医的一套也遇到困难，所以又找到中国的中医学。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是一点不奇怪的，是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包括人体的认识。（1996年6月16日致陶先刚——《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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