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甄别“周惠谈李锐”一文及李锐夜闯美庐真假

 

做为一名党史研究工，新的党史资料的发现，总是会让我产生极大的兴趣，记得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时和金冲及同志闲谈，他说：“新史料的发现，常常会像一阵清风，吹散笼罩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迷雾，使历史转折的真正原因一目了然。”此论深得我心，可谓经验之谈。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这样的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这份材料目前还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上刊登，只在网络上出现，我不谙网络，也很少上网，但我从前的博士生小张是一个密切关注网络动态的人，他把相关的材料，包括各方的评论都整理打印出来送给我，才使我能够一睹“庐山真面目”。

就庐山会议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当时党内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威，始终是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和争夺的焦点。当毛泽东同志试图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时，党内各“山头”、对“大跃进”立场不同的各派之间的矛盾便爆发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毛泽东，努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彭德怀同志的信是这样，李锐同志的信也是这样。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同志往往也是各类信息的交汇点，他采取的一些行动之所以会让后人感到难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我们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不过，对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我认为还是应该采取“怀疑-甄别-采信”的态度。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但我仍然认为甄别是必要的。

当然，要确定无误地鉴别这份材料的真伪，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有关方面公布原始档案，但这一点却恰恰是不可行的，因为按照“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约定，这份资料不应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而目前的情况是，周惠同志虽然去世，但李锐同志仍然健在，所以原始档案是不能公开的。退一步说，即便要公开，也应该在有关部门出版的资料汇编上正式公开，而不应该为了追求轰动效应，随意散播到网上。张杰同志擅自把不能公开的材料公开，是违反纪律的，至少是不严肃的，即便是个人已经离职，不再受纪律约束，那也应该遵守基本的职业伦理。张杰同志的做法损害了“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信誉，增加了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的难度。

虽然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以公布档案的方式确定这份资料的真实性，但我们可以从各方的反映来做一点观察与思考。

首先是李锐同志的反应。这份材料的公开，对李锐同志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小张整理给我的资料中，我看到有人感叹“李锐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生事业尽付东流”，这当然是过甚之词。对李锐同志，我了解一点，他的性格可以用“精细”、“刚健”来形容。“精细”指的是他善于抓住每一个细节，对利弊得失有深思熟虑的权衡，“刚健”指的是他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有朋友形容他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更不饶人”，这在他处理和邓力群同志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现在，这份对他的个人历史和赖以确立其整个庐山会议叙述的正当性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资料，已经出现一个多月了，但他迄今为止仍然保持沉默，没有作出正面回应。这种沉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其次是戴晴女士的文章和一位署名“京客”的网络文章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这是目前仅见的两份对“谈话”真实性表示质疑的文章。

“京客”在文章中披露：“周惠的家人多次打电话向李锐解释说明该《采访周惠谈话记录》为伪造品。”戴晴女士也在文中披露了一个细节：“笔者抓起电话打到李家，直接向93岁老叟本人打问——该文亮出的周惠所言到底怎么回事？听觉有些许障碍，但头脑敏捷、声音洪亮的李锐立即朗声说：你知道惠浴宇（周惠之兄）吧？他的孙女、还有周惠的儿子，都已经郑重转告我：周惠生前绝对没有过这样的答问谈话。”——这个回答是很值得玩味的，李锐否定了周惠生前曾经做过这样的谈话，但对周惠谈话的关键性内容，包括是否“夜闯美庐”？是否表露过“志在总理”等，却不置可否。

坦率地说，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周惠同志是不是曾在“1990年代中”的某一天进行过一番诸如此类的谈话，周惠同志家人的证词只有参考意义，没有决定意义，并不足以证实或证伪这篇谈话；

第三，是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第四，关于李锐是否表露过想当总理的志向。我觉得这一点并不重要，即便他有过类似的表达，也应该只是在和周惠、周小舟、田家英等几位年龄、地位、观点都相当或相同，私交也不错的朋友之间用玩笑的口吻说的。一个值得参考的事实是：在庐山会议之前，李锐确实曾经“红得发紫”，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上，曾当着众多中央委员的面表扬他，点名让原本坐在后排的他到前面来。一时间，党内许多重量级的人物都纷纷向他示好，柯庆施是见过列宁的老资格，连毛都以“柯老”相称，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同样深受毛的器重与信赖，而他上庐山时，居然特意带了两瓶茅台送给李锐，据李锐自己记述，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李锐仍然敢拒绝柯庆施碰杯的要求，当面让他难堪，可见李锐当时确实是有一点膨胀的，这是人性的弱点，任何人都可能这样，不必隐讳。

有人质疑，“当总理”是邓小平、张春桥等都不敢有的想法，说李锐有这样的想法未免太离谱。但其实毛泽东同志最反感论资排辈，他用人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凡是了解毛的人都深知这一点，比如刘少奇原来在党内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但却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原来的地位也不高，全靠毛泽东慧眼识珠，大胆使用才脱颖而出，淮海战役时，他被毛泽东指定为总前委书记，不仅位居资深军事家刘伯承之上，也位居曾经是井冈山“三巨头”之一的陈毅之上，邓小平自己都觉得不是很有信心；农民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当副总理，王洪文当副主席，华国锋接任总理，又有几个人曾经想到？庐山会议如果按照原来的议程开下去，李锐势必会得到进一步的重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第五，关于李锐是否可能“跪”？我想提出的参考是：当年确实有一些人，包括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都曾在毛泽东面前跪下过，不过党内并没有下跪的规矩，毛泽东也从不要求任何人跪下。下跪是封建意识的残余，是人格不平等的表现，这说明继续反封建是非常必要的。

说了这么多，我仍然不愿意对这份材料作出我的甄别结论，结论还是让每一个研究者或党史爱好者自己去做吧。

笔者工作单位门前的一块巨石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时时提醒着我们，在研究党史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在认真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准确地还原历史原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历史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负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来自早报网论坛）

附：《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链接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95592352

 

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 

张杰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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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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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资料：

 

李锐案头摆放着他极力向人推荐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

 

李锐1982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
1982－198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后任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12届中央委员，12、13届中顾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