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0年代：学生时代和上山下乡的生涯

我的70年代：学生时代和上山下乡的生涯　　

人活一世必须要把握住自己的理性，时刻都应该让自己的理性，去战胜自己的感情。一个人只有当理智战胜了自己的感情，才能把握住人生的每一个脚步。人生必须去奋斗，人生不能只为了自己的活着而活着。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它会让你的人生都会感到充实。（75年在下乡时写的日记）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记忆这么深刻，不可否认，那个年代确实发生了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时它也深刻的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　　

我们是在68年正式恢复上课，当时，已经在读小学四年级。我们学校是工厂子弟小学，工宣队此时进入到学校，维持学校的纪律。刚开学，学校的教师可能是因为运动中受了冲击的缘故，思想上一时解不开疙瘩，对学校开学不是那么积极，所以工厂就从工人当中抽调了大批工人，进到我们学校作为代客老师。这些工人老师教课很耐心也很敬业，真正的做到了诲人不倦。　　

可想而知，仅十来岁的孩子，由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上课。成天在社会上游逛，看到工人、学生、农民举着打倒XXX、XXX的标语，群众举行大游行大示威大集会。看到的是如何批斗走资派，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沿街宣传鼓动。　　

一时间全部都变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老师天天给我们讲：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文革前我确实只知道中国有一个刘主席。大街两旁的墙上，刷满了打倒XXX,油炸XXX的标语，到处都贴满的大字报。接下来就是看到两派干仗相互攻打，我们亲眼见到有一派的工人开着大吊车，吊着大钢锭去砸毁对方防守的大楼，看到防守者怎样用高压电做反击，把司机电死在驾驶楼里，所有的场面，几乎已经淡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后来，部队开了进来，所有的两派武装相继的失去了冲突，社会立即平静了下来。　　

记得那时，我们这些孩子确实很野，在我十岁的时候和其它厂的两个孩子，三个人兜里揣了两角五分钱，扒火车就去了北京。我们当时扒的是货车，走走停停两天才到了北京。三个孩子胆也大，谁也没带干粮就这么在火车上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饿得起不来了，正好遇到两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青年人也上了火车，看到我们饿的样子就乐了起来，赶紧把他们带的面包分给我们吃，把水壶里的水也让给我们喝。东西下肚精神头就好了起来，我们在一起高高兴兴扯东拉西的闲聊了起来，为了表示谢意，我们把戴的主席纪念章送给他俩，他们也很高兴的接受了我们送的礼物，并且，他们告诉我们，这些纪念章要保存好，到了关键的时候这个纪念章是很有用的。结果，话还真让他俩说应验了，在北京玩的三天是在朋友的亲戚家里住的，不过全靠我们带的纪念章多，换了好几块钱，我们就用这些钱返回了家。现在想起来好后怕啊，要是搁到现在，说不定早让人给骗到黑砖窑当童工去了。　　

我们这些曾经脱缰的小野马，在外面野惯了的毛孩子们，一下子又被圈在学校里，确实很不习惯，不过还好工宣队的老师们，一个个都是调教小孩子的高手，对我们是“连哄带骗加咋乎”，再说他们与我们的父母几乎都相识，家访成了工人教师的家常便饭，家长们的话说得更绝：老某啊，我就把孩子就交给你了，他不听话你就代我好好收拾他。当然，这些工人教师从来没摸过我们一指头，所以，很快我们都安下心认真的读起书来。　　

70年，我们全体升上初中。为了加强教学质量，从工厂里又专门抽调了一批以往分配进厂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教学第一线。学校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教学质量抓的很严。记得，我们在上初中时，感觉那时的教学方法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不但学习上抓得紧，大家都是很认真的自觉的去学习。而且，我们学校会根据教学的实际，经常会组织我们到工厂里进行实习，理论联系实际加深我们的感性认识。　　

农忙时，学校要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农村，结合课本上学到的农业知识，在参加麦收劳动的同时，请当地的农民根据实际，讲授农业方面的知识。农民们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组织我们吃忆苦饭，进行两个社会的对比，宣讲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好处。　　

学校里组织学雷锋小组，号召大家做好人好事。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组织在一起，利用晚上时间，把自己班级的教学桌椅，全部修理了一遍。而且，每个年级都成立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晚上自己组织编排节目，或者搞宣传板，大家对学习的热情都很高。我们几个同学晚上就到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家，没事经常在一起学装收音机，我下乡时带到农村去用的收音机，就是自己装配的七管超外差两波段收音机，性能相当不错，当时我们用自己装配的收音机收听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播出的东方红乐曲时，别提多高兴了。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工厂派到学校的工宣队的一位工人，他的相貌长的可真的不咋地，文化水平不高，喜欢四处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动不动的就上纲上线胡诌八扯，拿同学的小毛病当大问题来批斗。 我记得被他批斗过的同学不下八个，动不动就是办学习班，同学们都很反感他，见到他就象见到瘟疫，那些成分好的调皮捣蛋的同学背地里骂他，当他的面就出他的洋相恶心他。
　　

记得有一天，可能是神差鬼使，他回家敲门的时候，我正好路过他家门口，因为他老婆耳朵有疾，在加上睡觉又睡的太死，敲门她根本就没有听见。这位先生在爆怒之下，一脚把门给踹开。我见他老婆惊恐的被踹门的声音惊醒，背靠着墙，呆呆地看着他，他怒不可遏的上前对准他老婆那一张黄脸就是一拳，只听“嗵”的一声：接着“啊呀”一声的惨叫。吓的我赶紧闭上了眼睛，等我睁开眼一瞧，老工人把手捂在怀里，痛苦的蹲在地上，双目紧闭，五官已经抽凑到了一块。半天我才看明白，原来当他的拳头，在即将打到他老婆脸上，似打着没打着之即，他老婆头一偏，这个出力极猛的拳头，正好打在了墙上，这就是那“嗵”的一声，接着“啊呀！”的一声惨叫，却是他拳头打在了墙上，痛的他大喊了一声。这一下非同小可，这位老工人的手掌骨竟然断了两根。

第二天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把手吊在胸前，往讲台上那么一站，俨然就象一位在战场上光荣负伤的英雄，威风凛凛大气而又傲然，忍着伤痛要来学校，管理我们这些学生。

人要是笨，谁拿他都没有一点办法。当年，我确实是个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人，嘴又快了点，在课堂上悄悄的把他英勇负伤的事实真相告诉了大家。得，这一堂课，算是炸了锅，全班让这个笑话给闹的一堂课都没静下来。

接下来，我被请到了教导处，让我这个没有改造好的，小“阶级敌人”老实交代，是如何造谣惑众。为什么要造这样的谣言？竟敢公开侮辱工人阶级宣传队。这个检查让我整整写了半个月，在班里读了十次，才算是过了关，恢复了我上课的资格。我被安排管理班上的煤火炉，也算是对我进行个惩罚。

那一天，是星期一，上课前炉子没有升着，下课间操的时候，我赶紧升起了炉子。结果上课时间到了，炉子的火还没有旺起来，整个教室都是烟，没有办法上课。这时那位老工人可找到了借口，来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衣服领子，把我往教室外面拽，我当时被烟呛的正没有好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啦？抬手往他那受伤的手掌就是一拳，他痛的蹲在地上，我抬腿又是一脚，把这位工宣队员踹趴下，上前骑在他后背上，抓住他的头发，在地上又嗵嗵的来了几下。给他的脸上来了个万朵桃花开。闯下滔天大祸，知道自己非得倒霉，当天就扒火车偷偷跑回东北老家，整整躲了一个多月。

后来，工厂革委会知道了他的德行以后，那个工宣队员被调走了，我也被老爸从东北接了回来到学校上课。我们的班主任也换了一位姓刘的老师，这位老师我不敢恭维，虽说是个知识分子，他的阶级斗争观念，却高的更出格。本来已经被处理过的事情，他却紧紧揪着不放，非让我对过去的事情，写出深刻的检查不可，必须认真找出思想上反动的根源，不然别想再去上课。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就是不写检查。

几天下来，我一个字也没写。直到把这位老师激怒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大声的呵斥我，让我必须同自己的“地富”家庭，彻底划清界线。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的说：“好吧！刘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和父亲划清界线吗？让我和父亲彻底决裂，我父亲可是个中共老党员，老劳动模范，你让我和一个中共老党员，老劳动模范划清界线，你告诉我，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你究竟让我听谁的”。顿时办公室里的人都成了哑巴，谁也没有话可说了，他们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起身离开办公室
　　

晚上回到家，知道今天老师肯定要来家访，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也没告诉父亲。

到了七点多钟，当当的响起了敲门声，我开开家门一看，是刘老师和两位同我父亲认识的工宣队师傅，他们真的来家访了。我说：你们来了，我父亲在家里等着呢。我回头就进了我父亲的房间，告诉父亲：“老师来家访了”。我父亲出去和老师打了个招呼，请老师都坐下，因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父亲也就没有问他们的来意，坐在那里等他们开口说话。

刘老师来个开门见山“老师傅，实在是对不起，我们实在不知道，您是个党员，今天和您的孩子闹了个误会，我们特地来象你表示道歉的”，刘老师先开口说话了，而且当时那个表情确实是很难看。我父亲听到这里，是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随便的回答了他们：“是呀！我五零年春上就入党了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刘老师赶紧解释说道：“老师傅，别误会，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今天我们和您孩子闹了点别扭，没有什么大事”。这时我父亲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心想老师和孩子闹别扭怎么和他他的党员挂上了钩？心里更加迷惑不解：“能告诉我，我这个党员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把这句话听拧了，赶紧回答：“老师傅，您千万别误会，我们实在不清楚，您是老党员，今天的话只是我的气话，请您千万别见怪呀”。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本来，老师来家访都是来告孩子状的，今天是怎么了，老师却来象自己一个劲的道歉了起来。不仅问了起来：“刘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别客气，孩子是不是今天又惹什么祸了？”。刘老师听到这里，似乎也明白了，我父亲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知道我没有向家长讲这件事。他也就没好意思再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只是说：“今天是来家里看看，想让家长给老师提一下意见”。这时我也看出来，老师好象把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精神似乎也轻松了许多。我也没有得理不饶人，赶紧给三位老师倒了开水，让他们喝。气氛也就缓和了下来。随后他们在一起聊了些其它方面的事情，到八点多，老师们提出告辞就从我们家走了。

这件事情，在当时可是个很棘手的问题，那时，我完全可以抓住这件事和老师为难到底，以大字报的方式进行报复。所以，当时所有老师都感到很为难，怕我写出大字报来报复他，他没啥可辩解的。　　

文革后，看到很多文学作品里，有关肆意攻击当年工宣队的文章，我很反感这些不实之辞。那时，学校里工宣队的师傅们是站在老师立场上，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在偏袒着老师。拿我这件事情来讲，工宣队的师傅们态度很坚决，找我谈过几次话，明确告诉我，这件事就算完了，不许我在纠缠老师。而且，父亲也对我讲，“得饶人处且绕人”的道理。再加上我也不是多喜欢惹事生非的人，两厢无事的一直到了72年初中毕业。　　

关于阶级斗争的事情，我们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不知道脑子里的那根神经出了毛病，偷偷的在地上写了一句“打倒毛XX”的话。公安局派出所来人进行调查，让我们每个学生都写一句话，然后对笔迹，很快就查出来是他的杰作。后来，学校让他到我们年级的每个班做了检查，学校并没有批斗过他，以后就没人再提及这件事情。在我们这样的年纪里，从来就没有见到过什么血腥的阶级斗争场面，同学还是同学即使他做了让同学不理解的事情，最多我们见到他说一句你吃饱了“撑得慌”，他可还是我们的同学。　　

72年初中毕业，我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坚决要求下乡。可是老师、家长都劝我继续学习，特别那个整过我的刘老师，反复劝我要继续学习，学的东西多了，将来肯定对自己有好处云云，特别是我母亲，坚决反对我的意见。没办法，只好又上了高中。　　

那时初中毕业想下乡，必须有家庭困难的申请，街道办事处的同意，初中生才能被批准下乡。初中毕业后去下乡的知青，大家确实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去强迫他们必须下乡。　　

72年，我们这一届的初中生是全体升入高中，那是一锅端没一个人被拉下。因为，当年国家虽然不富裕却要普及高中教育，所以，升高中不需要通过任何考试。　　

升入高中以后，学校对我们的学习就抓的更紧了，不过学校对于那些不想好好学习的学生也没辙。现在回想起当年在校学习情况。实事求是的讲，那时，学校确实是费尽心机的要搞好教育，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工宣队与老师密切配合，天天教育学生们一定要认真好好学习，在工宣队的调和下师生的关系相处的也很好，那时也有师道尊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学生自觉的尊敬自己的老师，老师一般也很少与学生发生什么冲突。　　

大概是在72年吧，那个人一上台，提出了要治理整顿。结果，本来一个挺安静祥和的社会，由于他的出现，社会治安反而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时间，在我们这里，学校与学校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打架斗殴现象非常严重。而且，一打就是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参与的群体斗殴事件屡见不鲜。当时，社会上出现严重的偷偷摸摸的现象，此时社会乱像已经开始冒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那个人一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社会立即就要混乱起来。人们的精神面貌又发生了改变，那些所谓的根正苗红的子弟，开始对一些所谓五类子弟进行各种诬蔑和挑逗的现象时常发生。有一天，几个闲极无聊的同学，到我们班上来捣乱，见到我们几个成分不好的学生，开口就骂了起来。（当时学校一些成分不好的学生，大部分都在我们班）我刚开始没有说什么，只是不服气的看了他们一眼，其中一个马上就给了我一巴掌。我也不知道，从哪来了这么大的勇气，顺势接住他的胳膊，一拉就把他拉了个跟头，其他三个冲上来帮忙，我顺势抄起一把凳子，指东打西，指西打东，再加上用脚踹，几下子就把他们四个打跑了。从此，我就打出了脾气，在学校里也打出了名，结果那些过去受欺负的同学反而团结了起来。　　

刚开始，有很多调皮捣蛋的家伙不服气我们。在那时，我也很干脆，不管是谁，你只要不服气，咱们就立马开打，结果那些调皮捣蛋的家伙，几乎和我们打了个遍。到后来，谁也不敢再到我们面前骂那些话了。我们几个过去的受气包，大家都很团结，也就没有人在敢欺负我们。从那时开始，我也就成了在学校里没有人惹的家伙，打架斗殴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当然在那个时期，我们采取这样的做法，其实也就是一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其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有些时候什么道理也别讲，拳头能讲出最好的道理。　　

我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说那个时候所谓的五类子弟如何受欺负，有些问题是看你怎么对待它，五十多岁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怎么对他不好了如何如何，我认为那全是屁话，那得看他想怎么做人。如果成天低三下四的想巴结个谁，或者耍个小聪明搞个阴谋诡计的想糊弄谁，这样的人，如果不受别人的欺负就怪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咱不想欺压别人，但是，别人别想欺压我，这就是我的信条。可能是因为我们几个比较另类，没有感觉什么文革时期受到什么压迫，所以，对文革的认识没有那么深刻，我反而认为文革就是一场反对压迫的斗争。

虽然那时，我们经常和别人打架。打起架来的声势，把老师都吓的不敢出来看。曾经有一次外学校的四十多个学生，找到学校和我们干仗，我们学校几十个学生，大家一致对外，共同把那些外校学生，给打的满校园里乱跑，当场就打伤了十几名外校学生。因为他们是来我们学校干仗的，属于破坏教学秩序，结果还让公安局把他们都处理了。在那时，知道我们几个很孬，好打架斗殴的人确实不少，我们有时也会去参加帮外校的朋友打架斗殴。可是，我们在自己的班里，从来就没有欺负过任何同学，对那些敢欺负我们班的人，我们决不客气的以暴制暴，对于我们的同学，关系处的都很好，学习好的同学没人说我们不好，学习差的学生也没人说我们坏。　　

在七十年代，学校里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有一种毛道女同学的行为，叫挂赖子（即找女朋友的意思）。这种现象，我们班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我们班的女同学们，只要在外面一讲自己是高二四班的，就没有人再敢找她们的麻烦，女同学对这一点也很自豪，她们都有一种其它班同学所没有的安全感。　　

高二的时候，就是接近毕业时，社会上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批宋江，这场运动不可避免的要波及到学校。那时，老师们好像感觉到了政治风向的不对，他们当时都很紧张，我们班主任李老师，曾经是部队上转业到我们学校的政治教员。俺俩的脾气不和，经常在班课上公开的吵架，有时为此搅得班里的政治课都上不成。他感觉到这场运动对他肯定不利，找到我谈心，叫我写大字报可以批判他。尽管我们老干仗，可是我内心里确很尊重他，认为他确实是个很有政治水平的好老师。我确实跟他学习到不少的东西，最起码在辩论上我向他学习到不少的东西，受益匪浅。我对他付之一笑说：李老师，你看错人了，我不是那种人。和你干仗，纯粹是一种辩论或者叫做争论，那和政治完全搭不上边际，说良心话，我很尊重你。结果，李老师听完了我的话，当时就流下了眼泪。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使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有所收敛。　　

尽管如此，当时的学校还是出现了大字报，不过都是老师对老师之间写出的一些大字报，我们连看都没有看过。政治斗争几乎就是上面的事情，不过就是这个老师看不惯教导处了，就是批判校务处如何如何，这些根本与我们学生无关。

高中很快就毕业了。我们大家都在忙着准备下乡的事情，那时都是人心慌慌的。实在让我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本来我们约好的五位同学，一起到一个村去插队。没想到其中一位女同学的家长找到学校，发生了一幕让我终身难忘的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阶级斗争的观念很强的老人家，马上到学校向老师了解了我的一切。谁又能想到，因为我家庭的成分不好，让老人家实在忍无可忍。从而导致一幕令人恐惧、让我终身难以忘记事情发生。她父亲以那种祖宗三代都是老贫农的自豪，竟然跑到课堂上，把我这个可恶的“地富”子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可是当着全班56位同学都在场的情况下，竟然当众指着我这样一个穷学生的鼻子，破口大骂了起来。他老人家怒不可遏的公开宣称：“你这个不要脸的“地富”阶级的狗羔子，你这个癞蛤蟆，休想要吃我们贫下中农家的天鹅肉”。所有的同学，都被他的怒斥和怒骂给惊呆了，大家坐在那里呆若木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都害怕我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我坐在那里，低着头在默默的听着他的漫骂，那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连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也没有说，我的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我尽可能的忍着，始终没有让它流出来。这时和我非常要好的几个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把他老人家给请出了教室。那令人心碎的辱骂，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那一场屈辱让我默默的忍受了下来。我等她父亲走了以后，起身没有和任何人说一句话，就蒙楞的走出了教室。那位女同学看我离开了教室，赶紧跟着我也走了出来，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可是我连看也没有看她一眼，没有和她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一怒之下，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我记得很清楚，74年4月25日，带着我的几个“狐朋狗友”去了知青队。在农村里一呆就是四年。后来，从同学那里知道了事实真相，当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她老爸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她的日记。在她的日记里清楚的写下了一些让她家长无法接受的话。她曾经去过我们的知青队两次，可是我为了自己的那一点尊严特意的回避了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参加县里召开的知青代表会议的时候，我曾经见了她几次，我都是悄悄的躲开了她。尽管以后我和同学们经常到她下乡的所在地去赶庙会，每次都会在一个我必经的路口和她相遇。她也几次诚恳的邀请让我去你那里坐坐，我的自尊心驱使着我，我拒绝了。　　

从此，我在青年队里只知道努力干活。下乡的第一个月，大队干部就让我担任青年队的副队长，我就更加的拼命的干活，一心想让劳累和汗水洗刷自己内心的痛苦。当时，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县里设有知青办，公社（现叫：乡政府）设有专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大队设有专管知青工作的大队长。吃住有大队统一安排，他们安排的很周到，处处关心和体贴着我们36位十几岁的娃娃们，我们这些离家的知青根本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生活方面：第一年，由国家提供每月45斤标准的商品粮，15圆的生活费，说实话，比在家里吃得强的多了。分配给我们每人住一间瓦房，上工由大队知青队长亲自带领。　　

后来，青年队解散了，我们三个男同学和两位女同学五个人，一起转到了生产队，大家的关系一直保持的很好。因为，我是他们四个人的老大哥，所以，不管干什么，我都得让着他们点，凡是他们不想干的事情，我作为老大哥就得我来做。刚下乡时，烧火做饭可是个麻烦事，刚开始，那几位同学以不会烧柴火为理由，就是不做饭。只有我从小在东北农村呆过会烧柴火，没办法，只能由我这个老大哥亲自动手，来给他们四位做饭吃。不过，在农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知道了象我这样的男孩子竟然会烧火做饭，一个个惊奇得都了不得。刚开始做饭的时候，她们都是三五个人过来帮忙，她们帮我烧火的烧火，和面的和面。可别说，当他们看到我是擀面条、蒸馒头、烙油饼煮汤炒菜样样在行的时候，由衷的感叹城市和农村就是不一样。　　

我做好饭，他们也下工了，五个人围在一起乐呵呵的吃着说着笑着，其乐融融就象一家人。当时，我也不能白做饭让他们吃，那俩男同学负责挑水，女同学就得负责给我洗衣服，反正我也没吃什么亏。当然，那时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不过我们都是很清纯的那种友谊，谁也不会往邪道上想，。我们心里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表现好点，早点招工回城。　　

我们来的村子，是个十二户人家的小村庄，人口只有98人。小村子的环境非常好，虽然小山沟的口不大，但是沟里面却很宽敞，所有农户家的院子前后左右都栽满了树，两面的山坡更是绿葱葱的，整个村庄完全庇护在绿荫之下。
　　　　

“哇！这里真是好地方，美苏的飞机来轰炸保证找不着这个地方”小玉，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把大家都逗乐了起来！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等美苏的飞机到了这里，我们早就成亡国奴了”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小玉反驳到。
　　　　

“去去，去你的万一，呸！呸！呸！乌鸦嘴”小玲马上帮腔和小玉抬起了杠。
　　　　

“哼！你们别忘记了，苏修在东北陈兵百万，美帝在台湾正虎视眈眈的窥视着我们”小玉来了劲头非要说个明白！
　　　　

“管那么多干屁用？反正仗打起来也不会让我们去参军打仗，到时会有人保护和监视着我们，瞎操的是哪门子的心”我的一句话，大家都不在争吵了。
　　　　

我一句话点到了所有人心里的痛处，大家心里一下子都不是个滋味起来。是啊！我们大家当时都是没有资格谈论什么参军打仗的人，谁让我们大家的出身都不怎么地呢。我家庭出身是个富农，小赵的姥姥是个地主婆，小玉的爸爸是个被打倒的老教师，小玲的爸爸是个刚出来工作的走资派，就小王家成分还好一点是个贫农，但是他因为身体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参军的。那时什么参军不参军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我们一心只想着好好的劳动，有机会能回城参加个工作就不错了。
　　　　

大家看了我写的这些东西，千万别认为这就是当年知青的境遇，我说的当然只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局部现象，至于其他的地方我真的不清楚。当时我们大家在农村确实是很自由的，可以在一起发点牢骚没什么人管，大家可以唱点当时禁唱的歌曲也没有人去说，我记得...... 　　

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吃完晚饭，一起来到村口的泉水河边，当时河边有几个农村的大嫂正在河边洗衣服。我们大家劳累了一天都很沉闷，低头坐在河边的柳树下，默默的看着天空中的星星。
　　　　

这时小玲用压得很低的嗓音唱起了：“亲爱的杨哥哟，收到你的来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你让我怎么说哟，杨哥哟！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怎么能够与你相配，假如你是真心的爱我的话呀，那就祝愿我们的友谊万古常青，我再向你说句真心话呀，我还是爱你的！......这首当年知青自编的歌，曲调委婉悠扬非常感人，听起来会让人产生一种无限的惆怅。
　　　　

“小玲，你唱的是啥歌了啊，好听却让人心酸，这歌怎么听起来这么让人揪心的难受啊，心里咋感觉怎酸咧”！几位农村的大嫂被小玲那充满哀怨和令人产生一种莫名惆怅的歌声所感染，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放下手里正在洗的衣服，有一位大嫂眼里含着泪问小玲。“玲，好闺女是不是想家啦”？这位大嫂由于是六十年代的初中生，她听懂了小玲的歌词，已经被小玲的歌声感动的哭了起来。　　

这是当时流行在知青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当年知青自编自唱的小调，歌词的内容在当时绝对是不能公开唱的，净是些哥啊妹啊的。在那个年代里，这些简单好记的歌曲，一出来马上就会自动流传开来。所谓的阶级斗争多么的残酷啊？多么的血腥啊？反正我们几个，从来就没有体验到过，大家还是可以随便的抒发一下自己感情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可能都忽略了：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人，从上三年级开始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那时，国家整个局势动荡不定，谁也不清楚究竟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造反和老保两派之间的武斗事件经常发生，我们这些八九岁的毛孩子天生的又好奇，哪里热闹就往那里凑。所以家长们害怕我们这些懵懂的小孩子在外面闯祸，成天价的被家长们看护着，我们那时很少有什么自由可言（指家长的看护），我们一天到晚不是上学就是回到家里被家长约束着，那时的政治气氛和我们现在确实不一样，当我们这一代人长大以后，我们中间好多人已经厌烦了那种沉闷的毫无生机可言的城市生活，我们从九岁文革开学一直上到高中毕业，成长的过程就是在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自打小玲唱歌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农村的大嫂们，可能回去告诉了她们的男人，村里的人可能都被感动了的缘故，以后他们都很关心和照顾我们这些知青。小玲和小玉她们倍受农民的关照，生产队看庄稼的轻活就成了她们的专利。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当年的农民是多么的淳朴，他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是极具同情心的大好人，他们很多人一直都在同情和关怀着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特别是每当干重体力包干劳动的时候（指临时分片包干），他们一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本就不用队长打招呼，自己会主动过来，义务帮助我们这些知青完成任务。四年来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丢下我们知青不管，自己下工回家的现象发生。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农民，真就就没见过什么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如：今天锄地，一般都是社员到现场后，由队长规定每人锄多少垄庄稼，锄到头就算下工，他们却能够主动做到，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马上主动过来帮助我们这些知青一起锄完庄稼，然后，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的下工。他们当年确实很照顾知青，把我们当作自己家的兄弟姐妹。这也就是我们知青，为什么要怀念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为什么我们要捍卫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荣光，因为，当年的农民那无私的精神，永远在感动着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无私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所以，我认为凡是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其实质就是污蔑中国的农民，他们就是看不起中国的农民。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民！中国的农民几十年来承载了我们共和国所有的苦难！共和国的发展与农民默默无私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一代人将永远记住，中国的农民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的丰功伟绩！（事实上，我们到今天还是在剥削着他们）　　

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我们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了那曾经是火红的年代里。第二年，生产队选举我当上了生产队长。在后来的三年中，我们几个都参加了公社和大队组织的农田水利大会战，　　

第一次是参加大队组织的河滩改造工程，就是在大河边砌水坝让河水改道，然后在河滩上引浑水灌溉，靠淤泥造田的办法，一次就造出水田三千亩。我们几个城市里出来的孩子，哪出过这样的力，在河滩里扛石头，肩头磨出了血，大家都是在咬牙坚持，没一个人叫苦叫累，女同学跟农民一样的挑沙子和水泥垒大坝，大家都是很卖力气的。在河滩一干就是一冬天，我是没见到过一个使奸耍滑的人。　　

第二次，在麦收前的20天，参加公社组织的老北山植树造林的工程，二十天全公社完成了二万亩的任务。当时全公社有四万人参加，由公社书记亲自挂帅的大会战，其声势之浩大让我至今终身难忘，艰苦加艰辛，在石板上一镐头一镐头的硬刨出一个又一个一米见方的树坑。手上的水泡，破了重新再有磨出新的茧子，在云雾缭绕的山上，硬是造出了二万亩的果树林。　　

第三次，是秋后参加大队组织的改河道的工程，每人分五十立方米的土方任务，全靠我们肩挑背扛的去完成，那时，没有机械完全靠我们自己一镐一镐的刨，一锨一锨的挖出来，装上车再一车一车的拉出来倒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知青，当时很要强想自己完成这百十方的任务（知青，大队给与照顾，我们分的任务少），结果很不好意思，还是在大家共同帮助下，我们才完成了这些任务。尽管如此，我们这些知青因为就是可嘉，还是得到了公社的表扬和称赞。大家都很高兴。四年中，我参加了四次县里的知青先进代表大会，三次县里组织的三级干部会议。　　

第四次，77年冬天，大队组织的修大坝的工程，当时，工地上还下着鹅毛大雪，天寒地冻的。只干了有十几天的时间，突然接到我被招工进厂的通知。这件事很突然，因为我得到大队干部传给我的消息，公社当时把我的名额给扣了下来，问题出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没参加公社组织的什么讲清楚活动，（当时，所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都要讲清楚）所以怀疑我是帮派体系，差点被耽误了自己。后来知道，是大队和生产队的人去公社帮我说清楚了，我算是侥幸被招工回城。从此结束了我上山下乡的生涯。　　

说良心话：知青上山下乡是迫于当时的形势需要，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眼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我是认同年轻人应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让我们到农村去锻炼锻炼也没有什么坏处，一方面可以减轻当时社会秩序管理上的压力（当时，学生中有些人已经常常混迹于社会上，参加集体斗殴打群架，规模已经在不断的升级）。最起码减轻了象我们这些家庭人口多的生活困难和家庭负担。我们这些毛孩子当时真应该上山下乡去，让我们从城市里赶紧滚出去，这绝对是个明智之举。我认为当时把我们这些人分散开，让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离开城市，送到农村里锻炼锻炼是对的。不然，根据当时社会所出现的那些乱象，到后来会把我们变成什么样，只有鬼才知道。　　

我说话实在，如果当时有下乡和进厂两条路供我们选择，我保证大家一定都会积极选择进厂参加工作。现在有人说什么，当时国家在欺骗我们知识青年，把我们骗到农村去的，那纯粹是胡说八道。因为，学校当时就一再强调农村确实很艰苦，国家也是一再的宣传：我们国家农村还很贫穷，农民的负担还很重。这些问题当时大家都知道，下到老少边穷地区的知识青年，根本就谈不上会有什么经济收入，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谁家不需要增加经济收入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家无奈的选择也是对的。国家尽管如实的告诉了我们上山下乡是艰苦的，可是我们这些人却无可奈何，必须毫无选择的去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大家还是在无怨无悔的情况下，义无返顾的走上了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艰苦征程。所谓的“上当”说，纯粹是一派胡言！因为，在当时我们早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所以，我们还是高高兴兴的走向了农村。刚出学校大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在农村集体经济大保护伞下，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已经够让自己自豪一把的了。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难以理解，他们到现在也根本就搞不懂，当年大部分的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为什么会没有抱怨，有的人甚至还在赞美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象我们这些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的年轻人，确实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开始到结束，从来就没有什么怨言。因为，我的家庭本来就是多子女户，生活条件肯定不好，自己也主动想下乡，其他没有什么出路，到农村表现好就可以早点回城，将来参加了工作不就好了嘛，这是同学中间普遍存在的心理。下乡后，我们也把自己当作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相比起来我们比农民还是有优势的，起码我们家里每月会给点零花钱，我家每月都会给我五元的零花钱。我们三个男同学有俩会吸烟，我们学着当地的农民，买个旱烟袋挂个烟荷包，往腰里一别很象回事的。那时一个月一块五毛钱的旱烟叶，就够我们一个月的烟钱了，而且，农民对我们平时很照顾。所以，到了田间地头，我们就把自己的旱烟拿出来，大家一起过共产主义，互相品尝着谁的烟叶好吸。我们几个和农民是真心的以心换心做朋友，所以我们和农民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吃了多少苦头的感觉。　　

再者，我们这一代的学生（指74届的高中毕业生），当我们还在学校学习的时侯，我就经常领着几个同学跑到朋友下乡的农村去玩，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自由自在，都在自食其力的过着无拘无的束生活。才知道我们只有上山下乡，才可以脱离城市逃离父母的管束，使自己变得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那时我们这些天真浪漫的孩子们，打小在学校学习时，大家成天被一种无形的让人感到无法解释搞不明白的氛围中生活，任何人只能在非常小心的情况下严格的进行着自我约束。 对那些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新生活的向往，大家又有“读书无用”早晚也是上山下乡的思想在做怪，很多人已经不再安心好好学习。在那时，当年在知青中传唱的知青歌曲，已经在我们这些学生当中私下传唱了起来。再说还有我们大家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奇怪现象。当时在我们学校自然的形成了一条非常严格的男女生界线，我们男女同学一个个都是非常循规蹈矩，特别是在我们上高中的两年时间里，男女生之间从来不说话。虽然大家成天在一起上学读书，却又好象我们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似的。所以说我们这些18、9岁的年轻人都非常热切的渴望着自由。
　　　　

上山下乡以后，那种天然形成的男女生界线终于被彻底打破了。在学校从来就没有相互沟通过的男女学生，今天突然一下子全部摘下了平时严肃得一本正经的假面具，大家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大家都在憧憬着即将要共同劳动和生活的未来，谁也搞不清楚那时的心情是高兴？还是由于一时失去了约束就象被解开了缰绳的野马，只是盲无目的自由自在的放纵着自己。只有在这时我们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少时不知愁滋味，谁也没有想过以后的日子将怎样的去打发。同学们在一起，各展本领吹拉弹唱热热闹闹，无拘无束的放纵着自己。
　　　　

至于其他的知青对当时的社会是怎么认识的，现在各有各的说道，反正我们当时在一起插队的几个知青，理想确实没有那么远大，反而日子过的很自在。

现在，有同学见面时就说什么自己是被耽误的一代，我一听到这些话就来气，毫不留情的讽刺他们：狗屁，当时国家免费让我们大家上高中，我们有多少人是在真心学习？如果当时真让你去上大学，你自己敢去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上了大学，咱们能学进去吗？究竟是谁耽误了我们的青春？我看还是我们自己耽误了自己青春。在学校学习好的那些同学，后来他们不是个个都去上了大学，有的还去美国当了博士生，那你咋不去呢？这些同学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当年国家即使是那么的穷，但是却不惜血本的给我们提供了多么好的学习条件，一切都是免费的，号召我们要好好学习，学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咱他妈的自己不争气，没把握住自己，反而学着赶时髦，玩起了“伤痕”埋怨起了过去那美好的年代。下乡以后农民可以推荐知识青年去上大学，可是象我们这样，自己不争气的人敢去上大学吗？自己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还不够给自己丢脸的。现在，细细的回想起过去的一切，真是从内心里感到对不起毛泽东他老人家啊，自己真从内心里感到万分的惭愧！　　

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时间，现在也算在我们工龄里了，证明国家还是承认我们当年的贡献。对于当年的事情，我们几个从来就是无怨无悔的，经常回去看看过去的老乡们，我们现在还把这当作亲戚一样的进行往来，他们只要进城就会和我们打招呼。　　

国家的大道理我不懂，可是我知道一个家庭过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明白的。当家庭有了困难的时候，需要家庭成员一起作出贡献，多作出一些努力困难自然就能度过去，如果不是共度难关，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只知道自私自利光会索取，那么这个家庭的日子还怎么能过得下去？　　

社会主义就是需要大家共同作出贡献，努力建好共同的家园。资本主义就是自私自利只知道想方设法的去索取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剥夺别人的资产变为自己的财富。所以，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伪善、贪婪、自私、暴敛，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信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你是个讲理想讲奉献的人，你就是个傻瓜，你就是超级大笨蛋。有这种思想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永远也不能发家致富！　　

那么当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今的国有企业改造有什么本质区分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算是国家为了解决就业压力，当时学生们总归还有一条出路，尽管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但是，他们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他们可以养活自己。当年这个知青群体总人数也就是两千万人左右吧。他们享受的社会待遇是什么，不可否认：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出现过问题，在毛泽东主席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指示，拨出专款解决知识青年的困难，同时，各级政府成立了知青办，知识青年的待遇很快就得到了彻底解决。　　

如今的国有企业改造，五千多万人被迫下岗失业，导致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下岗失业者流落他乡四处为家？他们艰难的处境又有谁来过问过呢？那级政府真正的关心过他们呢？虽然，国家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可是哪一条可以让下岗失业人员得到了实惠？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小额贷款，一个铁定的必须由公务员担保的政策，让真心创业人员的梦想成了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在人海苍茫之中起伏不定，饱受自我创业带来的磨难。有谁调查过？知道有多少下岗失业后自主创业的人员，因为资金不足，导致自己倾家荡产，有谁知道？有多少人就是为了自主创业，导致家破人亡？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政府的职能到哪里去了？　　

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虚伪的招牌下，制造出来的是绝对不平等的罪恶。在这个市场万能的罪恶虚伪的招牌下，普通的劳动人民永远是被压迫的劳动工具。在这个罪恶的招牌下，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成为了合法手段，打砸抢烧成为了正义。即使你有再好的本领，再好的技术，由于没有关系没有门路，你必将成为被人剥削与压迫的生产工具。假如你有一个好父母，或者你敢于坑蒙拐骗，或者你能与官僚买办挂上钩，那你就是强人，你就是在社会里高高在上的强者。　　

现在想起来就生气，当年我们上山下乡有毛泽东主席给我们罩着，我们肯定不会误进黑砖窑，误进黑煤场，我们和贫下中农们在集体的家园里努力耕耘着，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资料。如今的农民工可是生活在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啊？他们也同样是青年，不过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农民。他们走了与我们相反的路，是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可是他们得到的社会待遇，能够和我们当年相提并论吗？我们看到的是：血汗工厂的大门如血盆大口，把他们一个个的吞吃进去，辛辛苦苦的干一年，榨干了他们的血肉和汗水。结果为讨薪白白丟了性命的还少吗？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是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两种人文政策，一个是曾经的无微不至和关怀备至。一个是冷酷无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　　

所不幸的是：这两个时期全让我我们这一代人给赶上了，世事沧桑让我们感触颇深。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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