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统计问题上的伪科学及其推波助澜的机构
2010年2月24日和25日，在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了题为《关于＜官方首次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860万人＞的看法》、《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人算算是怎么来的》两个帖子。前者为无良精英所写、后者为投机官员所写。
关于数学模型和数据来源还想说几句。改革开放后全国举办数学模型研讨会。第一次在秦皇岛，第二次在青岛，我都参加了。自然生物种群的还是基于马尔萨斯的人口模型，属于几何级数增长的，当然只能及其有限度使用。马尔萨斯陷阱说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问题。
增长可以分为，线性、超线性和指数增长等几种。线性增长就是（相似）比例，科尔用的模型，看上去是线性的，但他线性乘线性，按照牛顿插值，这就是二次，所以李成瑞认为科尔使用的是超线性模型，结论数据是1700万。国内的蒋正华和金辉是按“动态参数估计模型”计算，这样自由度就更大了，第一是参数选择，第二是样本选取。金辉们与廖伯康们（给廖伯康作书还请李锐写序）合流也就很自然的事。
如果把那三年，说成是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还是说得通的。无良学者，为何数据可以不断刷新？用的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比如蒋正华出生率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数，而金辉用56年57年的平均数。自然死亡率用56年57年的平均数，甚至更低，如同廖伯康死亡人数就是饿死那样。看看上海交大金辉的结论：根据其非正常死亡人口计算公式：“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这里不包括他的其他修正与死亡来源，最后他的结论超过4千万。那么他所为的正常死亡人数是怎么得来的呢？以57年为例，再乘以年度的人口之比。那么所谓的正常死亡每年应该是450万，如果按照中国6亿人口，当时中国人人均寿命超过一百岁。然而，那三年恰恰是自然灾害（这些人认为那三年还比其他年度好），食物严重短缺情况之下，死亡率是不变的？
既然不变，怎么能称自己的模型是“动态参数估计模型”呢？看看他们动态在哪？比如，他们发现城镇人口是增长了680万，在他们眼里农村该如此增长，怎么长？唯有出生率！这些参数既可以估计，也可以修正，随心所欲。他们怎么能知道当年虽然放慢了工业建设速度，但是许多项目正在继续，水利建设也没有停下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1959年几乎每年平均10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来，那三年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还是继续在转移（征地工和计划招工），多数是未婚青年。说这些人是无良学者，正是因为他们不但不从农村人口扣除，反而将城镇增加因子，同样加到了农村，这一来一去680乘２，那就是1360万。他们吃饱撑得，不知道饿死是个啥样！红军当年长征吃树皮、啃草根。饿死一个有生活能力的活人也并非他们所想象。看看海地震后的场景，不就清楚了？要有多少军队维系？有人说，那时有民兵，那民兵不是各家各户的青壮年吗？
其实，有点阅历的，总可以从那三年以后的各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四清”与“文革”在揭盖子时，为何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字报、小字报揭露“饿死人”事件的呢？像河南、四川、安徽，按照他们的数据，几乎每家（７口之家）平均都要饿死一个人的，全国每１７个人要饿死一个。这个揭盖子能悟得住吗？从“四清”到“文革”哪次也不能轻饶这些迫害饿死人的历史罪人！结论也就是一个，当年中央的粮食政策只有一个，城乡虽有区别，严格执行的相差无几。凡是瞎折腾就差！
但这30年来，我们却看到了那些投机官员的文章，看到了那些无良精英的以“科学”的名义发表的学术文章。比如，《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会》杂志、《中国人口年鉴》等等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彭尼·凯恩的《1959-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内外一起夹击，一股阴风四处挂起……这不是反攻倒算又是什么呢？
我的相关帖子（人民网）
关于《官方首次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860万人》的看法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60&view=1&id=97871642
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人算算是怎么来的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treeView=0&id=97911605&boardId=2
关于《官方首次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860万人》的看法
两个非常刺眼字眼“官方首次承认”和“饿死3860万人”，来自金冲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此文还提及了《墓碑》一书，来势不小。还有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李锐 谢韬作序）一书，引起争论，引出了“颠覆谎言”之说。其实，这世界是有各种谎言，有各种违心的话，还有疑点重重的文章。在下看来，毛泽东选集、文集透明度与一致性是最高的，争论了3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观点（如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的不同可以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也都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社会的各类运动许多也是亲身经历在其中的，社会的变化也感受着的。所以，人不无全生活在言语和文字这种状态下，更多的是活生生的实际生活。
毛泽东时代没有进步吗？回答是否定的，不仅有进步，而且在世界大国中属于进步快的行列里面的。咱们的国际环境不如人家，经历几场相关的战争和战役，也经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苏联好了几年，后来也不好了。也就说中国出了一穷二白和不好的国际环境下，支撑着、发展着，这不是谎言不谎言能够取而代之的。
四届人大周总理满怀信心地说，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说明在新中国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具备走向现代化时代的基础。比如，军事装备部依赖国外，也不再是那个“汉阳造”，两弹一星、核潜艇、各类战机、舰艇、军车、武器装备等。钢产量快速上升（尽管有曲折），石油、煤炭等能源快速提升，化工、化纤工业几乎从无到有，缓解了粮棉相互争地的局面（关系到百姓的吃和穿大问题），机械工业也得到大发展，不再是老江南造船厂的初级水平了，轻工业星罗棋布。农业总体上也基本完成了翻番。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到1976年外汇储备也有5.8亿美元，黄金600吨（其中400吨是73年与74年在国际黄金市场购进）。
诚然，发展过程中也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大问题。争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那就不好说，因为全国情况不一样的。以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最为严重。就是同一省份情况区别也非常大。无论如何问题的指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毛泽东，问题归结毛的“大跃进”和“反右倾”。其实浮夸风59年上半年度已经提出遏制，不信可以看看毛泽东先后六封党内通讯的文章和毛泽东当时的指示，这些信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都可以看到的（有些省看不到是另有企图的）。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提到的“六条”说得很清楚。在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毛要这样做？
从1956年开始党内分一线二线领导开始清晰起来，到1959年就比较分明了。一线以刘邓为主线，刘主抓农业，邓主抓书记处（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就是协助刘分管农业）；周不属于一线，主抓工业、财政、科技。自然还都须向毛汇报工作。日常工作分为两大方面。但在后来的他们各自的文选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选明显缺少，上面所说的透明度，对他们来说就逊色许多。对这三年的争论和问题，都推到毛的头上，在下以为不公允。62年毛作了自我批评，是作为最高领导所承担的责任。其他领导不该承担责任？各有各的账，归于毛一人身上，这仅是毛去世后所发生的。这三年出这么大的事，没有人敢担责任，也许唯有毛可以功过相抵才能缓急的，还是一些人的掩盖错误的法宝呢？反正毛的肩宽，一推了事。事实也是这样的，就连河南、四川等主要领导也轻松许多，甚至似乎没发生什么大事一样。吴芝圃、李井泉就是一例，在下以为是极其不正常的。这一口恶气都冲着毛。欺上瞒下毛并不知情，所以毛当时要各级领导开展调查风。
当时全国的粮食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况且刘是主抓农业也是赈灾的领导，他的足迹在哪儿呢？李井泉的问题是七千人大会上一个四川干部用匿名信揭示的，李当初就在四川不让省委宣传贯彻执行毛在五九年的那个六条。在七千人大会的分组会上，刘在安徽组（曾希圣），邓在四川组（李井泉），河南由于信阳事件，七千人大会前对吴芝圃作了些处理。事实上“各有各的账”并没有算，文革中算了一下，文革后都彻底平反了，接着就是全部倾倒在毛的头上，一线的领导算了什么账了？所以在文革后对毛各种评价（包括现在精英们流行的），一般都低于毛在国际上各类评价。尤其是对于各国政要和多数学者是这样的，偏差主要是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各有各个账的不同理解。
比如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两次（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时间较长的访问中国，走了许多地方。“闹大饥荒”就是一个他所考察的内容之一。英国在香港是睁着大眼睛的，西方的情报机构那个也不是白给的。蒙哥马利是军人出身善于侦查，所以在西北考察时途径一个公共浴室，他便问熊向晖说：“我可以进去吗？”熊向晖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说完，蒙哥马利径直走进了男浴室，从裸体的人看人的营养健康状态。答案是两个字“正常”！还有1960年，美国的著名作家、记者斯诺也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国考察，给周总理提出了40多个问题，回国后也撰写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从某些领导和精英的主导思想是对毛的彻底清算为先导，所以“饿死人”的数字也一路上升。关于数字问题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三年自然灾害时人口数据。中国在1953年有过人口普查，直到1964年。单项上报统计数字应该是有。由于统计口径（内涵、范围、时间）不同，故统计数据有偏差。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众说纷纭。八十年代初我国进入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并担任领导职位，从1983年开始有国内外学者、专家开始介入。增加了几分“科学”的色彩，加上政治气候也越来越推动这一潮流地发展……
国外的有彭尼· 凯恩、杰斯帕·贝克、安斯利·科尔等，有用专著、回忆录、自传性小说等流传，最有代表性的有安斯利·科尔开始用数学模型，他推断非正常死亡人口结果是2700万，他的用得是“线性模型”。说白了这个模型小学生也会算，都是四则运算。关键这：“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怎么得来的？
国内李成瑞认为科尔使用了多次线性相乘，称其为超线性模型，加以修正后得1700万这个数。1987年蒋正华发表论文，采用的模型叫“动态参数估计模型”，结论还是1700万这个数据。1993年金辉按“动态参数估计模型”计算，得出2791万这个数，为何会多出1000多万呢？出生率不是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数，而是用了56年57年的平均数，前者低后者高，更不是那三年的真实统计数；同时他发现了此时城市人口还有增长的数据（统计的口径不同数据也不同），而且增长了680万（事实上工业建设需要，招工及征地工仍在延续）。所以最终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471万。
关键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这些数字怎么得来的？比如“总人口减少值”，金辉发现城市人口增加的，那么农村的人口减少值必须还要增加！比如“出生人口”，是总人口数乘以出生率。有用1‰ ，有用53～57年的出生率的均值，有用56年、57年的出生率。怎么用要看这些学者的心态。比如“正常死亡人口”也是根据时间段来获取自然灾害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排除由于营养不好引起的各类疾病而死，也就说这样原因引起的死亡自然也纳入饿死。
怎么用？要看这些学者的心态。其实这就是立场与观点。比如金辉1960～1961年的情形较为严重，这两年是：2568－1395＋1348＝2521（万）。 那么不少专家坚信1959年也必须是这个平均数，那么这三年总和为3781.5 万，再加上城市人口的增长680万，就是4461.5万。为什么不能更多呢？那么，反过来想一想不行吗？在所有的模型中，第一项“出生人口”，是至关重要的。这三年为何不能是零增长呢？为何不能是负增长呢？大饥荒为何还有正常的结婚率呢？大饥荒为什么还要多生孩子呢？而生出孩子为何又不加以统计和采用呢？
这种带有数字偏好的现象比比皆是，近年来倒是发现这三年相关人口数字不断增加，也就说或者人数在增长，比如这三年出生人数，只会在日后会减少，但实际数字却在奇怪地增长，而且是百万之众。那么一进一出都是翻了番的。再说了只要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人口”，甚至连死亡数也当作“饿死人口数”。数据引用无疑是走极端的，拿着这几个重灾区说事。
从八十年代中期的全国数学模型研讨会（第一、第二届），在下都是参加的。私下听人说起过（当时是不能张扬的），我们这些人是持不赞成的态度，起码动机不纯。而相关的人士有兴趣，而且非常高涨，所谓的调研也都是往重灾区跑。河南史来贺的刘庄就没有饿死一个人，所以是各有各的账。虽然中央关于城乡的粮食政策只有一个，但结果是不同的。这样的数学模型和这样的清算毛的思维，这个数据还能有多少真实呢？但有人喜欢它，在这些人看来它比“原子弹”还厉害百倍千倍。请问：如此走下去，是不是要掉进马尔萨斯的陷阱？重现拉普拉斯之魔呢？
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人算算是怎么来的
说“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这话的人是改革开放后担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廖伯康。看看这数据是怎么来的。以下引用《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一文（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7_2664_415017.shtml）。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所以，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也就传开了。专家（曹树基）的数据为：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940.2万（其他专家推算四川饿死1000万），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万。领导这么说，专家也是这么算的，铁定了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本来看看，随他们怎么说，也都过去的事，说起来也揪心，总是共和国令人不爽的三年。可是，最近有些人来劲，非要揭露，还按上“官方首次承认”的字眼，其实那是咋唬人的。凤凰资讯对这些也一直很积极，去年就刊登这篇文章。在下不想说，近来又有人逼着要说，否则这1000万算是铁案。
先来算算这本帐。四川人口总数是多少呢？7215.7万（1957年），按照1949年中国人平均寿命，一般说是36岁，如果按照灾年（四川确实是灾年，从其三年粮食减产来看，确定灾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人均寿命还要降低。为什么不能按照1976年时中国人均寿命65岁来记呢？那个时候没多少人挨饿，医疗防疫也都从62年以后跟上去了。挨饿未必就饿死，但寿命肯定要短。按照平均寿命36岁来记，那么自然死亡人口三年累计就是601万。如果按照平均寿命40岁记，这个数应该是541万。如果按照30岁的平均寿命，这个数应该是722万。按照公安厅死一个就抹掉一个人的计划供应来看，800万是有可靠出处的，而且理由充分。廖伯康的1000万虽然据他说来源省力文件，但统计口不同数据差别也不算什么问题，除非是国家人口普查。800万还是1000万说的总死亡人数，将其说成是饿死一千万，那就居心叵测了。此人其后被打成“三反分子”，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82年平反，以后升迁为省政协主席位置，在下觉得干部路线有问题，也与后来诬蔑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还是对的上号的。
朱德那个时期回过老家四川，一人一天八两米还是有保证的（亲友给他说），不满意的就是吃食堂，他鼓励要多搞副业。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很清楚计划经济下的食品供应问题。如果1000-800＝200（万）是瞒报的，那么200万的口粮也就平均给别人吃了，饿的程度也就降低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更简单道理，7200多万人，饿死1000万，也就说7、8个人中饿死一个，与自然死亡率由于吃不饱死亡率上升，可不是一个概念。那个时期是吃食堂的，吃不饱这一点是肯定的，每天挨饿但每天还有的吃，就是这个状态。由于挨饿，营养不良、免疫能力降低、疾病增多，人的平均寿命就要缩短，自然死亡率也就提高。把凡是死得人都算非正常死亡，这不是常识问题，而是良知丧失。非正常死亡也不等于饿死，还包括疫病死亡、事故死亡、没有食物来源的饿死等等。
如果真的饿死有那么严重，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川分组会议上主持人邓小平也不会放过李井泉这些人！开会时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李井泉不让传达和贯彻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信，倒是有，不知道却让他蒙混过关了？
其实，如何看待那三年，我以为先问自己，自己的家，尤其是过来之人，当年你看到了什么？经历与感受什么？因为我本人生活在公社的小集镇上，城乡也都看得到。我先跟母亲吃手工业社的食堂，后来跟奶奶吃街道居民食堂。农村有亲戚有走动，但不吃饭，因为他们也吃食堂。后来才解散食堂。中国这么大，极端饥饿的悲情肯定是有的，但我没有见过。说很普遍，那是不可能的，原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农村是集体经济。尤其是吃食堂，吃不饱但总有下顿吃。解散食堂最早是韶山，那时1961年上半年。据胡乔木给主席信介绍他在湖南调查情形，集体化制度与整风搞得好的，死亡率低，反之死亡率高。
我对当年的政策面理解是，由于缺粮，平均每人每天减少一两，农村也是这样。朱德回老家关注的也是那个八两米是不是有保障。乱哄哄的县、公社与大队这个问题就难说了，有听说变为八两毛粮了，有些连毛粮也不能保证了。毛泽东也认为食堂是在所有吃饭人的监督下进行的，把粮食分下去未必保证每顿都有的吃。但机动性就差，这也是实情。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问题还在于是不是按照国家的粮食政策？百姓能不能吃到这些米，吃不到时当地政府怎么办的？百姓又是怎么办的？为什么同样是河南，史来贺的刘庄就没有饿死一个人？这就是胡乔木所指的公社化后实际素质问题。
我所处的公社也没有饿死人。因为我在去支边以前，我还参加过公社编写“队史”的工作，尽管是跑龙套的，但对公社的各个大队有比较，哪个队好哪个队差，就是最差的也没有人饿死，浮肿的人是有。粮食的基本政策是一样，所不同的是各家的自留地蔬菜和养殖等问题。欠收的生产大队吃返销粮。吃返销粮的队实际上总要差一些。我许多亲戚在浙江嘉兴农村，大致也相差不太大，在一些小政策方面有些区别。其实，嘉兴农村与上海的南汇毛泽东在1959年就尖锐批评过的。毛泽东1959年的六条指示，不少来自对嘉兴批评后形成的。
关于自己打得粮食不够吃，吃返销粮的，应该说小岗村是很典型的。合作化至改革开放前23年，没有一年不吃国家返销粮的小岗，但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粮食就翻了一番。所以说农村还是很复杂的。小岗也说自己村饿死多少人？怎么饿死的？不说！是吃食堂时期还是不吃食堂时期？也不说！小岗地处安徽凤阳，那三年也算重灾区了，记得胡耀邦当年去凤阳做过调查的。凡是中央得到严重灾情报告，中央还管的，除非瞒上欺下。如果当年问题有现在说得那么严重，那么我也敢大胆推测，文革期间，为饿死人报酬不知道要有多少干部严重清算？起码我在我的公社没有看到这一幕，四清运动时，听说揭批多吃多占的干部，今天看来那才是鸡毛蒜皮的事。再说，一有运动，不管大小，大字报、小字报的早就揭发上了。
我写这个帖子，是以第二重灾区（第一为河南）四川饿死1000万为例，说明那些数据没有真实性的，仅仅表明他们仇视和歪曲新中国。现在的问题，需要提醒当今各级领导，只要不骂自己，骂谁都无所谓，甚至以为前人无能，才显得自己的光彩。理性看待历史，是各级领导起码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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