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 之三
辉煌：“苏维埃公司”
溃疡：吏治
“翰林院”：被钳制的大脑
“分家喽！”
苏联基于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的官僚政治体制，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欧国家用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工业化。
回顾各国工业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识别出两类模式：
一类以英美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以官僚体系为私人资本保驾护航，属哈耶克向往的“财富控制权力”的模式。
另一类模式以德、日、俄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学者李斯特的“历史学派”, 这个学派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因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此行政权力必须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在后发国家中，单纯追逐利润的“自由资本主义”只会将国家引入经济殖民地的泥潭。
从这个视角看，苏联与其说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将李斯特主义推到了极致。由一个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体系掌控整个社会，推动俄罗斯快速工业化。这条道路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政府竭力扶持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则主动配合政府的经济战略。故西方称日本为“日本公司”，这其实有些名不副实。与之相比，苏联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维埃公司”。
辉煌：“苏维埃公司”
前文已经提到，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是借鉴德国，彼得大帝如此，列宁也如此。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局面可谓漫无头绪，对德战场上军队溃散，国家陷入了失业与饥荒之中，走马灯似更替的临时政府松散、软弱。1917年9月，列宁写了《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主张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统计和调节生产与流通，规定生产中劳动力的正确分配，爱惜民力，消除对民力的浪费。监督的主要办法是银行国有化，大型垄断公司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中、小工商业者实行合并，强迫人民联合于消费合作社。
列宁指出：这是“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是在德国早已实行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强调：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末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苏维埃公司”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安排整个国家的生产，借以使生产安排在宏观上合理化。苏联的统计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就是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计的，它关注的焦点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任何一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把握各种平衡对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如果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观察苏联，会发现，它的政治局就是董事会，总书记就是董事长。各部就是各事业部，而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总经理。各部下设置各级部门，这些部门由各级“干部”们（кадры）管理运作。
由此，整个社会可清晰地识别出两个集团：“干部”与非“干部”。“干部”集团是高度有组织的，每位“干部”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任命，因而对“干部”而言，获得上级的认可与赏识无疑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任何一位当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部门经理的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你的下属不由你任命，不听命于你，你这头儿是没法当的。
而非“干部”集团的社会成员（他们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则在“干部”们的管理下，为“公司”的目标而工作。由于全国资源与权力都属于“公司”，结果全国人口都是“公司”的员工，“公司”必须负责他们的生老病死，而无法砸烂任何人的“铁饭碗”，令其“自谋出路”。于是这样的公司不是西方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它集中了全部资源与权力，所以无法将责任推给任何其他人。
这样的模式运行了几十年，其效率如何？从《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世界主要国家统计数据中，能查到美、苏工业增长速度，其对比见图一。
图一：美、苏工业生产增速比较
数据提示我们：
首先，直到1986年，苏联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美国，在1976年以前，更是明显高于美国，且波动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如果将两国1949年的工业生产均视为100%，到1976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21倍，而苏联增加了11.5倍！苏联在1/4世纪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表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苏维埃公司”体制在“赶超”方面卓有成效。
第二，从长期趋势看，美、苏这两大体系的工业增长率都持续下降，这暗示我们，在一个国家内，工业发展存在上限。且苏联的增长速度比美国下降更快，意味着随着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渐趋消失。
第三，苏联经济崩溃发生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即使这一年，其工业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的历史低点（1975年），可见是国家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而非经济崩溃导致了国家解体。
到1975年，两国经济结构对比见图二。
图二：1975年美、苏经济结构对比
到1975年，美国最大的产业是“其他”，即今天显赫于世而又创下塌天大祸的“虚拟经济”，它居然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份额。而苏联的统计口径的中根本没有这一项，苏联最大的产业是工业，占到了53%。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苏维埃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工业化。
溃疡：吏治
对这样的模式，俄罗斯人并不陌生，它与Дом类似；中国人也不陌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
所不同的是，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的生产主要用于自己的直接消费，需要官僚承担的社会职能较少。而在工商文明时代，分工深化造成了事实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不是自己直接消费。于是全社会消费与生产间的协调，成为性命攸关的社会职能，导致“干部”们的作用远重于郡县制下的官僚。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模式中，实为至论，相信每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管理庞大的“干部”队伍成了这一模式最大的难题。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这一难题在农耕文明时代的郡县制中就存在，正是官僚群体的功能异化，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
在每个王朝初期，官僚群体数量均少，惩于前朝覆亡之鉴，吏治较为清明，官僚群体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因而较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官民矛盾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然而，官僚们终归要追逐自己的私利，这种追逐一开始往往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希望退休后能悠游林下，衣食无忧（不要以为在体制范围内，这一定是有保障的，一些清廉终身的老干部，其晚年处境令人心酸），又比如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事实上有些干部的子女已沦为“啃老族”，一旦父母去世，他们就只能以“当年我家如何如何”自慰了）。
然而，这种追逐的胃口随时间推移而放大、积累，必然导致官僚群体膨胀而吏治败坏，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数代之后，官僚群体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渐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渐成主流，官场潜规则成了一种强大的人才筛选机制，将那些独立思考、关心社稷前景者层层淘汰，最后官场内有真知灼见者仅余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与精通潜规则之徒日增。《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不下数百口人，能为朝廷效力者不过贾政一人而已，还还未见其为社稷做出过什么贡献。而社会却需为这数百口人的锦衣玉食提供资源，官民矛盾焉能不激化？
在这样的演化机制面前，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对官僚集团的控制。然而，在官僚政治的构架下，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会监督，（武则天曾试图依靠群众监督，结果被士大夫集团臭骂至今。）于是只能依赖内部监督。事实上各王朝初期几乎都曾严厉地监管官僚集团。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酷吏立传以来，《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这些酷吏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官僚集团的腐败趋势。到了明朝，朱元璋甚至将贪官“剥皮实草”，以儆效尤。然而史实证明，这一切终究无法抗拒官场腐败的大趋势。大清朝总结历代经验，为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搞出了十六册四十二卷的《钦定台规》---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在内部监督的创新和制度化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钦定台规》颁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台了。
苏联的历史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当初列宁的期望是：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
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到1930年代，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仍很小，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主要表现在住房方面。当时普通群众多住在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共有一个厕所。而领导干部居住的楼房内，则有电梯、楼梯甚至货梯。
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见《苏联的工资制度》 国外社会科学情报 1983年第6期。)。
后来，斯大林搞了一个“钱袋”制度，在正式工资外给高级领导干部发一个大信封，内装数额不等的卢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后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这些钱秘密发给，不上税，也不计入交纳党费的基数。
同时，高级领导干部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集团的腐化进程。然而即便如此，腐败现象这时就已经出现。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称：
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已成为历史。名列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层官僚群体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个统治集团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统治集团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据《20世纪俄国史》估计，这个阶层人员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够爬到一把手的位置，并稳坐18年直到去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体系的成员认为他是个“老好人”。当年，苏联安全部门负责人安德罗波夫，曾就腐败问题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专门报告。勃列日涅夫的反应竟是：三个月内不与其见面，也拒绝与其通电话。
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以“稳定”为治国要诀。为此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郡县主官不得是本乡人，且需定期考绩、轮岗，这对预防出现朋党乃至独立王国至关重要。勃列日涅夫抛弃了这个制度，结果官僚阶层日益封闭，形成一个一个沾亲带故的小圈子，以至被称为“官僚氏族集团”，其各类特权迅速扩张：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除了这些体制内“合法的”特权外，
“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盛行”(《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86页。)。
例如，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着一批贪官，将本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攫为私有，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
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0期披露，“经济领域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多数已存在10～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可见这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与这些行为脱不了干系。丘尔巴诺夫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的警卫，后成为其丈夫。此后一路高升。丘尔巴诺夫在1976～1982年期间，总共受贿65.7万卢布，超过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勃列日涅夫去世5年后，丘尔巴诺夫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被捕、判刑。丘尔巴诺夫的倒台不排除政治斗争的因素，但贪污腐败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筹码，反映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普遍堕落。
“翰林院”：被钳制的大脑
吏治败坏显然是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大规模的官僚体制与工商文明密不可分，吏治败坏的国家显然不只是苏联。只要最高统治集团认同现行体制，聪明地治理国家，巧妙地应对内外矛盾，在吏治败坏的条件下，维持百十年甚至更长的先例甚多，如中国许多朝代跨过“盛世”之后，依然能维持上百年。
做到这一点，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直面现实。对苏联瓦解后的局外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生活在当时的苏联，却难于上青天。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当时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官方认识。当我们回顾这个已经走进历史的政权时，可清晰地看出，它既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是一个走到极端的“李斯特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权。俄罗斯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有其历史根源。然而终苏联一生，它的主流学者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
1939年，意大利共产党人布鲁诺·瑞兹(Bruno Rizzi)把苏联的国有的和集体的所有权与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应起来：
“私有制变为了集体所有制，却属于一个阶级”，
“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形式作为所有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
他还认为，在苏联剥削依然存在，但呈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单个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形式的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剥削代替了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剥削”，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官僚集体主义”。
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吉拉斯是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成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1950年他发表《阶级与阶层》，1952年发表《阶级与阶层：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1956年，发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1957年出版《新阶级》一书。
吉拉斯指出：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在苏联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他指出，权力既是官僚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是苏联模式的本质。
他援引罗马法指出：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对国有化和集体化财产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罗马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所有权是判定“阶级”的关键性的因素。由此他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新阶级”：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垄断，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对这些观点，人们见仁见智，各有评价，但这毕竟是直面现实进行的独立思考。而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却根本无视现实。他们竭力证明苏联的制度就是马克思意义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严谨而清晰，苏联的现实与之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他们只好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结果“政治任务”取代了学术研究，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从研究者沦为辩护士。两者的区别是巨大的，研究者须从事实出发，没有预定的结论，所得结论只接受事实与逻辑的检验；而辩护士先有预定的结论，一切工作都是争取辩护的成功，而不在于从研究中获得洞见。
到了50年代，苏联宣布“进入无阶级社会，全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在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是“全民国家”，苏共已经是“全民党”。这种既不符和马克思理论，又不符合事实的宣称，把苏联的主流理论家置于极为尴尬的地位，他们更没有可能直面现实，从事严谨的研究了。于是苏联的主流理论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苏联曾经拥有的道义力量日渐衰落，维持政权只能依赖秘密警察和常备军，而这是列宁当初希望“不得不”“立即开始消亡”的“寄生物”。
这样的理论界，只能生存在“专政”的保护下，一旦面临自由辩论，一旦裁决辩论胜负的不是行政权力，而是证据与逻辑，他们会立马溃不成军，其中一些人甚至会转身投靠对方，成为反戈一击的骁将。主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的身边，也不乏这样的“学者”。
主流学术界是统治集团的大脑，学术界的这种状况，使苏联的官僚统治集团日渐沦为“无脑人”，不但无法直面社会现实，甚至无法从长远、整体的视角关照本集团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在强大的秘密警察和常备军的保护下，在勃列日涅夫“稳定”政策的纵容下，埋头于积累特权，仅两三代人就沦落为浑浑噩噩，幼稚腐朽的群体。面对必然出现的困境时，只能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提出粗浅、鄙陋的对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的体制不过是工商文明的另一个模式，早晚会遇到所有工商文明国家必将遇到的同样问题--如何获得外部市场与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推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它包括：
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苏联：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保卫自由世界）
大国责任论：苏联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苏联：我是家长）（美国：美国的国际责任）
国际分工论：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内实现产业分工；（苏联：将外围国家定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美国：比较优势论）
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苏联：你的主权不能违背我的利益）（美国：你的主权必须服从我认可的“普世价值”）
国际专政论：即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超过了一国范围，可以跨国实行专政。（苏联：不听话就揍你！）（美国：国际警察）
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与之相比，为达到同一目的，美国统治集团的说辞更有学术味，显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达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义”则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为“社会帝国主义”。后来的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勃列日涅夫主义”功不可没。
行政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导致了大量盲目而短视的决策，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咸海的命运就是一个案例。
咸海位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其水源主要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咸海地区曾是地球上最富饶的地方之一，主要产业是渔业。海岸的港口城市穆伊纳克每年捕鱼上千万吨，还有飞往塔什干的航班。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决策将这里发展为棉花生产基地，在沿河流域大量开垦土地，引水灌溉棉田，1960-1980年总棉花产量增长了20%，而其代价是流入咸海的水减少了90%。
到80年代，咸海水平面下降14米以上，东、南部海岸线退了80公里，萎缩为“大咸海”、“小咸海”两个部分。曾经捕鱼的渔船到处分散在干湖床上。旱季从每年30-35天拉长到每年120-150天。野生动物从173种减少到38种。曾有上万渔民的穆伊纳克港，已沦为仅2000人的沙漠小镇，距离海岸线超过100公里。今天的旅游者看到的是：
“眼前的一切建筑似乎都废弃了。工厂、巴扎、剧院、甚至机场，早已门窗破碎，空无一人。不少楼显然是盖了半截后停工的。”
在无人参观，已经关门的市博物馆里，旅游者看到：
“展品为反映昔日穆伊纳克居民生活的实物和照片。有小渔船和各种渔具。从黑白照片上看到食品厂里有堆积如山的鱼罐头。”（见《老荒游卡拉卡尔帕克斯坦》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965485.html ）
而这一决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前述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的贪官集团，棉花收入为他们提供了80多亿美元的赃款。
由此人们看到，在官僚体制下，行政权力垄断“真理”的后果。这甚至传染到自然科学领域，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
学术界是一个社会的大脑，而大脑需要自由探索的空间。当官僚体制钳制学术自由时，它实际上钳制的是社会的理性与良知。这使苏联一步步走向无脑化，以至于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毫无辨别能力，浑浑噩噩地服下了人家开的药方。
“分家喽！”
没有社会的监督，没有学术界的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过几十年的近亲繁殖，苏联的官僚集团已经演化得与1917年的老布尔什维克面目全非。勃列日涅夫就对他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位苏联的一把手称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
人们看到，苏联早期官僚集团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早已消退殆尽，他们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他们在总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有学位，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西方的统治上层是垄断资本家，在那个“财富控制权力”的社会中，垄断资本家只需关照自己的利益，只要交了税、不犯法，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内，可以为所欲为。而苏联的官僚集团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手举着“工人阶级”旗号，总不免觉得碍手碍脚。正如《20世纪俄国史》的评论：
“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的财产的途径。”
苏联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事实上是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也不是因为外敌入侵（曾经横扫整个欧洲的德军也无法征服苏联），也不是因为人民起义（1991年春天的时候，全苏联境内进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一次全民公决大约有75％的老百姓都支持留在苏联体制之内，在中亚地区共和国更是超过90％的公民都要求留在苏联内）。
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Дом，要席卷家产而去。而社会底层一旦离开Дом却不知能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铁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犹以年轻而高学历的共青团高官为甚。
在社会底层公众的眼中，叶利钦的“法统”向上追溯，最终是列宁，从列宁到叶利钦是一个逐代继承的整体。这个整体一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公有化”，到最后却由高官们私分。于是末代苏联权贵资本家们的罪行，甚至玷污了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名声。尽管他们本是“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普列汉诺夫语）的理想主义者。
至此我们看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上演化的一个全过程。它是工商文明的主流模式之一，另一个主流模式是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证明了自己在工业化方面能高效地完成“追赶”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苏维埃公司”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官僚统治集团最终演化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瓜分“苏维埃公司”的同时，他们将国家推入了分裂与衰落的境地，将同胞推下了灾难的深渊。
社会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而这次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而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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