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运的抉择 英明睿智的决策
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两次决策的解析与启示
郭建波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向休息去的历史选择。蒋介石为取得政治主动，首先发起了“和平攻势”，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审时度势，接受邀请，莅临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艰难谈判，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召开了政协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政协决议，和平的曙光似乎就要来临。但随后国民党就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最终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内战的烽烟迅速遍布神州大地。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在和战问题的选择上，就是在我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也存在着分歧。在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后，国民党又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面对胡宗南集团的进攻，陕北我军处于绝对劣势，党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过黄河到相对安全的晋西北解放区，中央书记处又发生了激烈争论。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剖析，并由此揭示中国革命胜利的真谛及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启示。
和战问题上的两种方针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政协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使在中国大地上刚刚露出的一缕和平曙光迅速地暗淡下去。形势急转直下，内战的阴云又布满中国的天空。国民党磨刀霍霍，准备进攻解放区，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当时我党有两种选择：一是妥协，一是坚决打下去。我党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在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与国民党和战问题上，我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一般干部中，也存在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
据胡乔木回忆：“1946年6月底，恰好在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党内有两位高级领导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提出他们的看法、疑虑和不成熟的政策建议。一方面，供中央参考；另一方面，希望中央能作出判定。
关于国际形势，这份报告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革命势力的中心苏联却严重受伤了，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在战争中打死打伤，极大地削弱了，但美国却相对地打强了，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目前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都依赖美国来恢复自己的元气，帝国主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暂时相对地潜伏着与减弱着。这两方面情况造成的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力量无法发动有力的进攻，形成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的大规模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内部则暂时地相对平静，未发生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严重的危机；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与以苏联为中心的人民势力的矛盾，更加尖锐了。目前世界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反动势力，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世界人民革命势力特别是苏联则采取防御巩固的状态。报告估计，这个基本形势可能持续三年或五年；此后，苏联元气恢复，美国经济大恐慌，英法与战败国恢复元气，已解放各国全面巩固之后，世界形势才又发生基本的变化。
关于国内形势，报告认为，经过八年抗战，人民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尚缺少一个更有实力、更坚强的中心，目前也不可能得到来自国际革命的实力援助。中国整个反革命势力在抗战中消弱了，但反革命的中心势力蒋介石CC派反而在抗战后加强了，嫡系军队增多，特务网遍布全国，官僚资本有所发展，又得到美国空前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援助。反革命势力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例如经济恐慌、内部矛盾、人民不满等，但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今后数年内，在美国的强大援助下反革命还可能克服困难，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力量。但是，随着中国更殖民地化，人民群众灾难更加深重，反抗运动也将更有组织地不断兴起。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分析，这两位同志建议，我党应采取力求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并提出三种对策供中央考虑：一，让步以达和平；二，拖延以待时机；三，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少，只有一、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第一个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军队与部分解放区，求得全国范围内部分民主改革，还是让步以求和平为宜。但他们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党让步就放下屠刀，相反他会把刀拿得更稳，随时可能发生大屠杀，杀得鸡犬不留，铲草除根而后已。这样，则不如采取最后一个坚决打下去的方针。但这个方针也有危险，胜利把握不大，如打得好则可能打打停停，求得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形势的根本变化。
这份报告的观点和所反映出的疑虑在当时带有普遍性。毛主席阅读了报告，并立即作了批示。毛主席指出：报告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毛主席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一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予以坚决斗争，其结果比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1]
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胡乔木没有说明起草报告的这两位同志是谁，而是用了一个模糊称呼：高级领导同志。胡乔木没有具体界定这两位同志是中央还是地方领导人。从胡乔木对这两位同志的称呼看，这两位高级领导同志不大可能是地方领导人，而是在中央有影响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这两位同志是地方领导，胡乔木一般会予以说明这是地方领导给中央的报告，既使这样，读者也难以推测出起草报告的人是谁，不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如果是中央领导同志，胡乔木若直接说明是两位中央领导同志，读者就容易推测出这两位同志是谁。因而，胡乔木用党的高级领导同志的称呼代替中央领导同志，这样既隐含着这两位同志是中央领导同志，不致与事实发生矛盾，又使读者难以直接推测出这两位中央领导同志是谁，避免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报告是供中央决策参考的，同时也有自己内心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这个报告对当时我党面临的处境看得比较严峻，对于革命战争的前途深表忧虑，因而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显得悲观。这个报告的基点是倾向于和，当然对和也是顾虑重重。这个报告谈到的问题关系到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和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从这个层面考虑问题的也往往是处于中央决策层的高级领导人。从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快作出批示及批示的内容可以看到，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报告。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这个报告，这不仅是这个报告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事实和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客观上反映了起草这个报告的同志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这两位同志是对中央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因而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这两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处于中央的领导人，起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极有可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由此可以看到在与国民党和战问题上中央书记处也存在着分歧。当然，我们应当说这种认识分歧在党内是正常的，分歧双方都是从我党和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的。通过这个报告，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就我党和国民党的和战问题及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如果我们对这两位同志的职务判断靠得住的话，那么他们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又与后来他们在中央是否留在陕北问题上的主张有着密切联系。正是由于他们对当时的形势持一种悲观看法，才导致他们认为中央不宜留在陕北，应该过黄河到更安全的解放区。由于尚缺乏更祥实的文献资料，不排除我们的这种判断会出现一些失误和偏差。至于这种推测是否正确，尚有待于史料上的进一步印证。
党内关于国内外形势及与国民党和战这样的分歧并非这个时候才出现，至少在两个月前就已存在。
一九四七年四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文件，也就是《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一篇短文。这篇短文才四五百字，但却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这篇短文阐述了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直接影响到我党对时局的决策，并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从这篇短文的题解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是针对党内“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 “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由于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将全文收入到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2]这里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应该是指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是中央的决策机构。我们注意到，在题解中称《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为“文件”，而没有称它为短文。这说明当时这并非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起草的文章，而是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我党对国际形势判断的文件。只要书记处五位书记同意，这个文件就可以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当时这篇文章没有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反映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当时对这个文件中的形势判断存在不同意见。由此看来，这种悲观估计也存在于书记处的几位书记中间。后来，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文件的观点已经被实践所证实，中央领导同志才一致同意这个文件印发全党。据胡乔木回忆：“美苏必战在党内有相当影响。毛主席不赞成这种看法。”[3]在题解中又指出“一九四六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施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4]题解中对这个文件起草背景的进一步说明，恰巧与前面两位高级领导同志起草的报告的思想观点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示相吻合，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起草报告的两位领导同志极有可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说：“（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内或者十几年内，或者更长时间。（二）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断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但是，这一类的妥协在目前短时期内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5]
这篇文章所阐述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1）近期不会发生美苏战争，美苏迟早要妥协。美苏妥协的原因，毛泽东解释说：“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一方面，经过二战，世界人民斗争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组织性不断提高，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超过了世界反动力量；另一方面，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因而，经过世界人民的坚决斗争，是能够制止新的世界大战，迫使美苏妥协的。可见，毛泽东对当时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对比持乐观态度，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寄望于美苏战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借机发动内战，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旨在说明蒋介石难以以此为借口，动员准备，发动内战。同时在美苏妥协的背景下，由于中外反动势力之间缺乏因为战争形成的利害关系，因而蒋介石难以获得国际反动势力的直接倾力支持，这为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这样就破除了笼罩在广大人民群众心头的美苏必战的阴影，而且会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军民同美蒋反动派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2）妥协，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而是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这里界定了妥协的范围。这什么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而是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作出妥协呢？在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反动派统治的情况下，其阶级本质使然，是不会作出全面妥协的。之所以作出若干重大妥协，这并非情愿，而是因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并仍在不断发展，妥协更有利于维护其根本利益的缘故，是在力量对比不利状况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由于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美苏之间进行妥协，因此暂时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但由于并非在一切问题上美苏之间能够妥协，美苏之间仍然会有矛盾和斗争。这里是提醒人们既不要因为美苏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就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也不要因为美苏之间达成若干妥协，就认为美苏之间的矛盾消除了，不会再出现分歧和斗争了，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缺乏必要的警惕。要对美苏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的分析，冷静判断美苏关系，既要看到美苏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又要看到这种分歧和斗争不会激化为战争，导致世界大战。妥协在近期内还不会太多，这是说妥协的时间。旨在告诉人们，在短时间内美苏难以妥协。为什么美苏近期难以出现妥协呢？因为只有经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坚决斗争，才会迫使美苏妥协，美苏妥协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坚决斗争的结果。要准确把握美苏妥协出现的时间，否则就可能因近期美苏妥协没有出现，就误认为美苏矛盾要激化，产生爆发战争的的误判。
（3）美苏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也进行妥协，各族人民仍然要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会有利于促进美苏妥协。单纯强调斗争，容易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单纯强调妥协容易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的出现就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来分析敌我之间的斗争情况，而没有注意到敌我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心向背等诸方面复杂多变的事实，因而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往往简单化，不符合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斗争规律，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斗争策略。斗争和妥协都是维护革命利益的手段，将斗争和妥协结合起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将斗争和妥协能动地应用于革命斗争的进程中，这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这种妥协既包括美苏妥协，也指各国人民与反动势力的妥协。在美苏妥协的背景下，鉴于“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因而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本国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对比和斗争情况，在世界民主力量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应将坚决的斗争和适当妥协结合起来，而以革命人民的坚决斗争作为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只能是有利于促进美苏妥协，有利于推迟乃至消除世界大战。如果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随着妥协，而不是继续斗争，那将会助长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反动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反而不利于美苏妥协，也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这个重要观点，就是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过去讲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服从、服务于苏联的外交斗争，而这个观点讲了被压迫民族可以根据本民族斗争的具体情况在美苏妥协的情况下仍然进行斗争。这里阐明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斗争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利益是毛泽东决策的出发点。这个判断中闪现着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的思想萌芽，是毛泽东向两极格局挑战的重要表现。这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提出的为维护统一战线要采取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又一光辉范例。
从这篇短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主张进行斗争。这样就奠定了毛泽东武装抵抗国民党进攻的思想基础，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从思想上确定了和国民党打下去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对形势的乐观和主张与国民党打下去的观点，同这两位高级领导同志在报告中对形势的悲观和倾向于采取保存实力以待时机的方针（实际上是主张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位高级领导同志的观点是与两个月前毛泽东起草这篇短文时所针对的当时党内对形势的悲观估计相似的，这进一步反映出党内这种悲观估计的广泛性，和毛泽东对形势发展的信心和主张进行斗争的坚定性。据此判断这种分歧至少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份前在中央乃至书记处就存在。毛泽东在给两位党内高级领导同志报告中的批示和两个月前他提草的这篇短文中关于国内外形势及与国民党和战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从这篇短文题解中的介绍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证。
毛泽东的艰难抉择
那么，我党和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对国共双方的关系发展到底持什么态度呢？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不克服蒋介石与中国的斯科比，则中国的内战不可避免。”[6]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爆发有着清醒的估计。那么毛泽东也一定会想过这样的问题，抗战结束后，一旦内战再起，我党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胡乔木的下面这段回忆对我们理解毛泽东的心境很有启示。胡乔木回忆说：“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讲话，我不记得是那一次讲话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心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7]有人曾经查了一下档案资料，胡乔木说的是七大闭幕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悲壮的话：“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8]我们从毛泽东对太平天国悲壮结局的称颂中，可以窥测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思想动因—宁可失败，决不投降。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看到，一旦将来内战再起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武装抵抗国民党进攻决策的源渊。
据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当然，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想在不放弃原则和人民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寻求妥协，原则是人民的利益寸土必争。这是重庆谈判的观点。一方面维持和平局面，一方面达到妥协，妥协要有原则。”[9]由这段回忆可以看到，在同国民党妥协还是决裂问题上，毛泽东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因为毛泽东要对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进行反复对比，权衡着到底采取那种选择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如何能够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求通过妥协实现和平。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10]正是由于这种担忧，也由于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责任感，所以才造成了毛泽东的艰难抉择。我们下面来分析影响毛泽东决策的因素。
现在我们首先来分析阻碍毛泽东决策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因素。
除了我们上面分析的中央书记处在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及与国民党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对毛泽东形成的制约外，尚有以下因素：
（1）对国民党实力的评价及敌我力量对比状况。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获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战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量的迫击炮。[11]从敌我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来看，我方显然处于劣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到底能不能打赢？这是毛泽东在决策时忧虑的一个主要因素。
（2）美国支持国民党。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扶蒋反共是美国战后对华基本政策，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二战后期，美军计划在华登陆对日作战，需要我军配合，同时鉴于抗战后期我军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中坚力量，美军向延安派出了观察组。我党也试图争取美国，起码中立美国，减轻我党在与国民党斗争时的压力。赫尔利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出尔反尔，但其偏袒国民党的迹象日益明显。重庆谈判时期，赫尔利背信弃义，失去中间调解人的身份，向我党施加了很大压力。赫尔利作为美国驻华大使，这当然并非他个人的主观好恶所为，而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意识形态以及对我党与苏联关系上的考虑，但其根本点还是由于他们认为国民党能够给予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才有实力维护美国在华利益。马竭尔来华调解前，杜鲁门总统已与他商定，到中国后，尽量劝说蒋介石不要打内战。如果蒋介石非要打内战，从美国利益考虑，还是要支持他。毛泽东考虑确定的是，美国要采取什么方式支持国民党呢？是政治支持，经济、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的方式？还是直接出动美军帮助国民党剿杀共产党呢？这里应该看到，我党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力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解放区看到的社情民意，民主政权的清廉和朝气，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与当时的国统区对比就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印象，他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在延安，他们的这种观点想必也反映到美国最高层。同时，苏联的存在，成为美军大规模介入中国内战的制约因素，以及在美苏妥协的背景下，美军是难以直接采取大规模武装干涉行动的。当然，这仅是一种理性的判断。但美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既使没有直接的大规模武装干涉，仅就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仍然会给我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我党能从世界进步力量方面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和战略上的配合，却难以从国际上获得实质上的援助，因而与国民党所获得的国际援助相比，我党就更处于劣势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在决策时不能有考虑的一个严峻现实。
（3）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早年又得到苏共的帮助和支持。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决定方针政策和人事变动，处理重大事务。但就是在抗战胜利后，苏共在中国共产党内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因而，苏联的态度对我党决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毛泽东回忆：“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12]由此可以看到，斯大林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武力抵抗国民党的，虽然斯大林没有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放下武器，但我们可以从斯大林的话，推测出他当时对中国革命的真实态度。在这个回忆中，斯大林明确反对中国内战，当时国民党要发动内战，斯大林是管不了的，要想使内战停止就只有共产党解散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答应蒋介石的条件，不要抵抗国民党的进攻，才能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因而，毛泽东说期大林“不准革命”，就鲜明揭示出了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据胡乔木回忆：“战后，苏联希望与美国取得妥协，想让我党与国民党取得妥协。苏共领导人始终有一种倾向，就是对美国估计过高，对中国人民估计过低。马歇尔来华后，苏联友人通过恩来同志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共中央意见，要我党无论如何应决心停止内战，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实行民主化。苏共中央特别提醒说，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再不停战，美国的陆军和空军就会压下来。”[13]苏联不赞成我党武力抵抗国民党，对我党力量的发展没有信心，觉得我党没有力量战胜国民党，同时，也担心内战打起来后，将苏联也卷入进去，迫使苏联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摊牌。苏联的这种态度意谓着苏联不但不会给我党以实质上的援助，甚至在政治、道义上的支持也很困难，因而在我党与国民党军事斗争激化后，我党的处境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同时鉴于苏共对我党的巨大影响，也会动摇我党其他领导同志的信心。这对统一全党认识，协调全党行动，武力抵抗国民党方面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苏联的这种态度成为毛泽东在决策与国民党和战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
刚才分析的几个因素是制约毛泽东做出武装抵抗国民党决策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困绕着毛泽东，使毛泽东在利害得失的比较中进行着艰难地思索，在探求着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最佳方案。
下面我们分析有利于我党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因素。
（1）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斗争历程。经历过两次巨大挫折，在逆境中又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已经成熟，而且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斗争的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在历史的磨难面前，前仆后继，誓志不移，执着顽强奋斗的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练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使中国共产党人成为站在历史前列的先进的中国人，成为引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冲锋陷阵的空前伟大的民族英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根据地内，党制定的政策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夯实了党执政的根基，成为我党力量的源泉。党的成熟表现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根椐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具有战略的洞察力，及时进行政策调整，给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这个领导集体是在紧张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选择出来的，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驾驭复杂的革命斗争全局的能力。这种成熟还表现在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给陈毅的信中说：“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14]他们不但忠诚于党的信仰，坚决果断地执行党的政策和指示，而且能够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党的一般性政策指示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将党的政策和主张创造性地施行于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斗争实践中，推动本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这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精通业务，善于处置突发性事件，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这批干部就成为我党在新的条件下粉碎国民党进攻，筑固并扩大解放区的重要骨干力量。党的成熟还表现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党已认清中国的国情，通晓中国革命的逻辑，认清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构筑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光辉前程。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
（2）当时我党在解放区建立了比较筑固的政权，解放区人口一亿三千六百万，面积约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我军总兵力约为一百二十七万人[15]，这已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是我们抵抗国民党进攻的物质基础。和国民党军相比，这支力量仍然是弱的，人数仅相当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分之一，武器装备落后，仅仅是小米加步枪。但我们还是要分析这支力量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回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总共才几万人，但是在井冈山道路的指引下，相继创建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标志，经过长征，抗战前夕，才剩下三、四万人，一个陕北根据地和南方若干的红色游击区域。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二百万民兵，一百万军队。从我党我军发展的历史证明，错误的路线给革命带来了惨重损失，正确路线却导致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现在拥有的力量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基础，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逻辑又预示着只要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全党全军共同努力，携手并进，指挥正确，我们的革命力量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因而在对当前敌我力量对比的估量中，我们也要能动地看到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会逐步消灭敌人，从而导致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便消除悲观情绪，树立必胜信心，沿着历史脉搏跳动的节奏，去迎接革命战争的黎明。
（3）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筑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农民的支持。鉴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筑固的根据地，稍遇挫折，旋起即灭，难以持久。因而毛泽东从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开始，就主张建立筑固的革命根据地。而当时党内不少领导人对建立筑固的根据地缺乏清醒的认识，为此在当时还出现过争论。毛泽东生动地打比方说：游击战好比人的两条腿，根据地好比人的屁股，人光有腿，没有屁股，那是要累死人的。以此说明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为建立筑固的根据地，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抗战开始后，我党的发展是立足陕北，布局山西，相机向河北发展，在广阔的华北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政权，征兵征粮，发展生产。同时，江南的新四军向江北发展，在日军的后方建立了苏南和皖东等根据地，以成互相策应之势。抗战结束后，我军及时挺进东北，占领了北满及其它地区的广大乡村。我党建立的陕北、华北、华东、东北等根据地，在战略上形成互相策应之势，这样在国民党进攻的时候我军就处于有利的态势。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获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离开农民阶级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就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没有获得农民的支持，因而单靠资产阶级自己领导革命就显得势单力孤。要获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给农民以物质利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时中国土地高度集中到地主手中，农民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受到残酷的剥削，他们迫切希望获得土地，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这是我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赢得农民支持的重要条件。因而，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突破口，调动农民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使农民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将农民阶级转化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为革命战争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为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4）国民党在政治上输了理，而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优势，取得了主动地位，这与我党在政治上的天然优势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党抵抗国民党进攻的有利因素。毛泽东曾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16]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又通过了政协决议，已经就中国和平建国的若干问题达成了协议。可蒋介石却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协定和决议，向解放区进攻，挑起内战，这样国共两党谁应该承担内战责任就泾渭分明地出现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我党是为了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去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因而我党进行的战争就具有正义战争的性质，起码在道义上获得全国乃到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党就可以在宣传舆论上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暴行，从而牢牢把握宣传舆论的主导权，在宣传舆论领域向国民党展开凌厉的攻势，为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的革命斗争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又可以激发解放区军民的斗志，这为我党砥励民心民气，动员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地进行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样，既分清了战争责任，又有利于我党动员解放区军民进行斗争，这就是我党在国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获得的政治主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决定了我党在政治上必然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代表，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我党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就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指明了革命的发展方向，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而且也实践于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的历程中，逐步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和信任。这种政治上的天然优势与我党在和战问题上的主动态势结合在一起，就会进一步赢得民心，扩大我党的感召力，涣发出蓬勃发展的革命激情，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5）二战后，世界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为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二战结束后，德意日法西斯被消灭，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被严重消弱，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声势浩大，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被冲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两股强大的时代洪流的冲击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顾此失此，矛盾重重，罢工不断，斗争频繁，需要美国的援助才能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稳住阵角。美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要攫取世界霸权，而苏联成为唯一能够抗衡美国的政治军事大国，也在谋求与自己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在美苏同盟关系破裂下的两极格局对峙，客观上有利于我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苏联虽然不会直接帮助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不但有利于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且客观上牵制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从战略上制约着他们向革命力量的进攻。由于世界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以及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因而会导致美苏妥协而不是战争。而美苏妥协也只有在美国暂时不会大规模干涉世界人民革命的背景下才会出现。这样，苏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动势力的制约与威慑，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为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昭示着辉煌的前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又给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以巨大的信心和精神鼓舞，世界革命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还在继续发展，这种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就构成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国际条件。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党的成熟、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筑固的根据地和农民的支持、战争的正义性和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以及有利的国际条件，就构成了我党进行武装抵抗国民党的有利因素。这些有利因素也是明显的，在推动着毛泽东做出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决策。
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在与国民党和战问题决策上的有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毛泽东之所以一时难以作出决策，就是他对这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要进行反复的对比与思考，从中寻求如何才能有效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虽然最终是否与国民党关系破裂，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党，但我们党的选择却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发展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毛泽东格外慎重，衡量再三，一时难以做出决策。这种选择的艰难在毛泽东辉煌而悲壮的一生中也是罕见的。但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毛泽东最终做出了和国民党打下去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的做出，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对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必胜信念，从宏观上驾驭中国革命战争的能力和得心应手地政治斗争艺术。这是毛泽东能够做出决策的根本原因。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政协决议，违犯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的原则，要对我党施行“招安”，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迫使毛泽东做出决策的外部原因。国共两党角斗二十年，国民党多次暗算、屠杀共产党，使革命事业惨遭损失，这种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毛泽东做出决策的历史原因。同时，这也是与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分不开的。这是毛泽东一生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这个决策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社会发展前途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对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演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既然毛泽东做出了和国民党相决裂的决策，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策的呢？这个决策又是在什么时候在中央通过的呢？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所阐述的关于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估计及与国民党的斗争策略，已表明毛泽东从思想认识上已决定用武力来抵抗国民党的进攻，做出了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决策。因而，我们认为将毛泽东做出与国民党打下去的决策确立的时间锁定为一九四七年四月为适宜。
当然，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从前面我们所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这还是毛泽东的个人想法，在中央乃至书记处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由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当时没有下发全党可以看出书记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已经做出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决策，但在中央书记处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还未形成中央的决策。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形成中央的决策呢？现在我们尚未发现文献资料上的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分析中做出判断。我们研究认为，形成中央决策的时间应该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份。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形势危急，就连这两位高级领导同志的报告中也认为“和战已到最后关头”。因而中央就和战的决策不会超过七月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本来倾向于和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同意打下去了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1）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使这些同志更清醒地认识到除非投降，否则和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主张和的同志，就是当初他们主张的让步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在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较大让步来换取形势缓和，求得和平。当然，他们也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反动派是不会放下屠刀的，因而对这种让步能否能够取得成效，是遏止反动派的扩张，还是更进一步刺激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也是忧心重重的，这在他们的这个形势报告中就有所体现。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转变态度接受毛泽东主张的思想基础。（2）通过讨论毛泽东说服了这些同志。通过党内的民主讨论，消除分歧，扩大共识，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在讨论中说服了其他同志，使他们同意了自己的主张，形成中央的决策。（3）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当时在中央的权威和赋予的决策权。档案资料显示，毛泽东一般很慎重地使用这一权力。毛泽东在中央的权威，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过去毛泽东处于少数的时候，而他的主张却往往是正确的。全党同志对毛泽东心悦诚服，授予毛泽东书记处决策权就是一例。这样在国内形势变化及毛泽东的坚决主张和耐心说服下，书记处同意了毛泽东做出的决策。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从思想上就已经做出武力抵抗国民党的决定，但那还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尚未上升为中央的决策。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直到一九四六年七月，这个决策才最终在中央得以通过，确定下来。
这时，虽然我党做出了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决策，但仍然在尽力争取和平。我党积极配合美国总统特使马竭尔调解国共之间冲突。我党为体现和平诚意，在政治上团结民盟，孤立国民党，支持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力量在国共之间的奔走调解。但国民党却积极进攻解放区，并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占领张家口的当天，未经各党派协商就擅自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最终以国民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国共关系最终破裂。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做出了和国民党坚决打下去的决定后，就解决了打不打的问题。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打赢？胜不胜的问题。在敌强我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呢？这是摆在我党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
针对有人对革命力量估计过低，对美蒋反动势力又作了过高的估计，因而对战争产生的悲观情绪，要使全党乃至解放区军民认识到美蒋反动势力是能够战胜的，提高全党和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增强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7]当然这是从战略上说的，从本质上说的。这个论断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而且更有历史的科学依据，是从新旧力量的兴衰中得出的客观规律。这个论断从思想上大大武装了全党和解放区军民，转化为进行革命战争的物质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由于反动派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群众压迫基础上的，是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立的，因而不但难以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还会成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对象。而我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将人民群众从这种反动统治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就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将群众组织起来，向着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将其彻底消灭。因而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最终会战胜美蒋反动势力。这个论断揭示了尽管当时反动势力表面上还有力量，但在历史发展的洪流面前，一切反动派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遭到灭亡的命运。全党和解放区军民就要认识到美蒋反动势力这种外强中干的本质，认识到反动派的必然灭亡和革命战争的必然胜利，认识到自己代表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现时物质条件极为简陋、革命力量较为弱小的条件下，坚定信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革命的早日胜利。
从经济上就要发展生产，增收节支，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经济需要。毛泽东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为着粉碎蒋介石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须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即在东北亦应提倡。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18]由于解放区没有先进工业，物质条件较差，给革命战争提供经济支持就比较困难。由于这时我军作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主动放弃了一些区域，致使解放区面积缩小；战争又主要在解放区进行，使得解放区的生产和人力、物力、财力遭到巨大破坏，这更增加了解放区经济的困难。因而经济发展能否满足战争的基本需要，就成为在战略防御阶段我这能否取胜的重要经济因素。
利用国统区各界群众的反战情绪及与国民党矛盾的激化，我地下党组织根据本地时机的成熟与否及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领导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形成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政治上进一步孤立国民党，争取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力量站到我党一边，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如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代表团仍然留在南京，为争取和平作最后的努力。特别是争取民盟和我党一起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我党代表团在伪国大召开后，才离 开南京，这样谁是国内和平的破坏着就鲜明地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是我党在政治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我党支持和引导国统区人民群众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声讨美蒋反动派制造的血腥暴行，揭露美蒋反动统治的独裁法西斯本质，使国统区人民清醒认识到美蒋反动派是中国和平、民主和统一的天敌，提高国统区人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增强党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配合解放区的革命战争。
在宣传舆论上，解除人们的疑惑，鼓舞士气，对我军暂时放弃一些地方，作出正确的解释，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宣传策略，使宣传舆论工具真正成为党的“喉舌”，使党的政策方针能够及时传达到全党和解放区军民中去，使他们从思想上明白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必将克服目前面临的暂时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宣传就是要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锐气，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提高斗志，坚定信心。宣传作品不仅要有强烈的鼓动性，而且更要有科学的分析，这样才能够既涣发出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革命激情，又使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革命发展前途的预见，自觉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形成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给陆定一的信中说：“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和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19] 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我党对形势的看法，以便彻底肃清悲观思想，树立必胜信念，毛泽东要陆定一就战后国际形势问题写一篇大文章。陆定一的文章写好后，毛泽东又反复修改。正如陆定一后来说，这篇文章虽然由他执笔，但思想完全是毛主席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加了一段结束语：“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蛮横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和新世界而坚决奋斗。”[20]宣传领域，是我党对敌斗争的又一条战线。这条战线直接配合解放区军民抵抗国民党进攻的武装斗争，这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斗争，又与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遥相呼应，共同筑成我党反对美蒋反动统治，进行革命战争的合成攻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程。
毛泽东及时对各根据地的作战情况、歼敌数目、作战特点及敌我之间的实力对比，从战略上予以概括，从中总结出形势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由此制定出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全军推广，以鼓舞士气，增强作战信心，提高战斗力。毛泽东和各根据地的首长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各解放区敌我双方的实际作战情况，发布命令，提出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同时，向各战略区及时通报各地情况，战局发展的整体形势，使各根据地的领导对全局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使各根据地的领导人从战略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来谋划本地的作战，又从本根据地战争的发展中进一步推动革命战争的整体进程，推动着我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转变。这对充分发挥地方负责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求战积极性，对战局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从大局上给各根据地提出作战计划的同时，又提醒各根据地首长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处置，给地方负责人以灵活机动的权力，显示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不但自己，而且向全党提出将最困难的情况作为布置工作的出发点，告诉各根据地负责人要培养独立生存能力，不要依靠别人，不要心存侥幸，要扎实做好一切工作。这样在心理上有了戒备，行动上有了准备，就可克服困难，少受损失，摆脱被动，获得主动，以利于革命取得胜利。
能否在防御阶段打退国民党进攻，取得战争胜利，这是我党和国民党斗争的中心环节。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减少敌人的机动兵力，才能最终停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然后，适时打出去，转入反攻。当时关健是如何保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证全军每个月完成歼敌八个旅的目标，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直接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改变敌我之间的战略态势。全党和解放区军民如何完成面临的这个中心任务呢？
一是由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使命产生的这支军队所特有的一往无前、奋不顾身和英勇牺牲的精神。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确定人民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和原则。这支军队保护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就使这支军队有了强大的后盾，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源泉，这就是这支军队所具有的天然正义性。这也是这支军队能够始终充满朝气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我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农民分得了土地，处于保卫胜利果实的需要，勇跃地参军参战。党的教育就将具有浓厚小生产意识的农民，改造为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先锋战士，使得这支军队不但提高了阶级觉悟，而且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更具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而形成了这支军队无私奉献和为了革命事业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焕发出广大指战员的冲天干劲和革命豪情，转化为进行革命战争的物质力量，使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
二是战略战术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不能采取死打硬拚的方式，力戒打消耗战。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将敌人放到根据地来，因而暂时放弃一些地方是必然的。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方法。当时，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约一百六十万人，共达一百九十三个旅（师）。毛泽东规定只要一个月歼灭国民党八个旅，经过几个月作战，国民党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将会停止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保证我军一个月歼灭敌人八个旅，毛泽东将歼敌任务分配给各解放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敌人放进根据地后，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群众基础，坚壁清野，熟悉而又有利的地形，和敌人进行周旋，使敌人兵力分散，而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时候，突然抓住一支孤立而又较弱之敌，将其歼灭之。只有在运动中才能造成敌人兵力分散和疲惫，才能造成敌人判断失误，为我军作战创造良好的战机，因而，只有运动战才能达到此目的。只有歼灭战才能将被包围之敌干净、彻底地消灭，不使一人漏网，震撼其它敌军，挫伤敌之锐气。既使被歼灭之敌的番号恢复，但其战斗力也已不如以前。而击溃战因为只消灭敌人部分兵力，其基本骨干仍在，只要补充些新兵和武器装备很容易恢复战斗力。因而从对敌沉重打击，迅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加快革命战争进程的角度来考虑，我军以打歼灭战为主要原则。要慎重初战。因为初战是整个战役的序幕，关系到以后阶段战役的发展，同时也事关部队的士气，因而要谨慎从事，没有确切把握暂时就不要打，以免因初战失利，导致被动，影响战役全局的发展。
三是指挥正确，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指挥正确与否，是关系战争胜负的必要条件。既使战略战术得当，战士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情况下，如果指挥失误也不会取得战争胜利。要做到指挥正确，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对全体指战员特别是各级指挥员的必然要求。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指人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动性不仅使人能够认识革命战争的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还能够在革命战争规律的指导下，根据战场情况及其变化，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抓住战机，果断决策，灵活指挥，迅速出击，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单纯对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尚不能够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关健是将认识到的革命战争规律创造性地灵活地运用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示形于外，声东击西，兵不厌诈，造成敌人判断的失误，使集中之敌兵力分散，使士气旺盛之敌疲惫衰竭，使供应充足之敌匮乏，为我军歼敌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我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非此不能战胜敌人。而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做到指挥正确，使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上的优势，利用有利的地形，造成战场作战对我有利的态势，使敌我之间的强弱易形，歼灭敌人。指挥能力的培养来源于战争实践。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战的战争实践，我党已培养了一批熟练掌握我军战略战术，具有较强指挥能力的干部，他们是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力量。他们根据各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将敌我双方部队的战斗力、兵力配备、士气、后勤供应等情况，通过思考准确地做出判断，捕捉战机，创造战机，利用解放区的有利地形，在当地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调动部队，迅速组织实施作战计划。同时，还要根据战场的情况变化，对已有的计划进行调整，以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这种能力需要长时间的战争实践磨练才能取得。由于我军有这样一大批英勇善战的指挥员，这样就减少了指挥上的失误，将我军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术、战役上的优势，这是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能够迅速歼灭敌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是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不仅包括部队内部的指挥纪律，而且还包括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部队作风建设、如何对待俘虏等更为丰富的内容。严格的纪律，不仅能够保证部队军令畅通，整齐化一，行动迅速，而且还可以形成部队良好的形象和作风，为部队创造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组织纪律观念的形成，不仅依靠纪律的严格实施予以保证，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广大指战员养成主动遵守组织纪律的自觉性，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它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我军的指战员能够形成这样的组织纪律观念，党对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教育，进一步增强了我军广大指战员遵守组织纪律观念的自觉性。因而，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就成为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它使每一个指战员主动地、自觉地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为大局着想，而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也是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进行革命战争，能够提高战斗力，歼灭敌人，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正是由于我党采取以上的措施，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军共歼灭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如果今后几个月再歼灭国民党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同以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那么全国的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因而，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草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既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21]
过黄河，还是留在陕北？
下面我们分析中央在决策是否留在陕北时的情况。
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是什么时侯决定留在陕北的呢？
毛泽东决定中央留在陕北经历了一个过程。由原先是自己个人的设想，到在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直至三月三十日枣林子沟会议结束才最终确定下来。这个决策过程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1、由决定和国民党打下去，到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时间一般为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在这个阶段，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一定想过这样的问题：既然已经决定武力抵抗国民党的进攻，那么就要做最坏打算，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甚至延安一旦难以守住，党中央将迁向何方。应该说这个时侯毛泽东就已经决定留在陕北了，但由于延安没有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直接进攻，关于延安的防守及一旦撤离延安后中央的转移方向仅是毛泽东个人心中的一种设想，当时并不见得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进行讨论。
2、胡宗南集团准备进攻延安，到毛泽东撤出延安。这个时间为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撤离延安。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放弃延安。过去有人认为毛主席从一开始就要放弃延安以诱敌深入，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胡宗南即奉蒋介石之命加紧准备进攻延安，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央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瓦窑堡等地。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作战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22]这样看来，毛泽东首先是想保卫延安，守住延安，但在敌我力量对比绝对悬殊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放弃延安。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问题。[23]在延安面临国民党军队现实威胁的情况下，延安弃守及党中央的行动方向已提到书记处会议的议事日程上。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文献资料，我们推测，延安的防御及弃守问题应是这个时期会议讨论的重点。至于放弃延安后党中央的行动方向，会议应该进行了讨论，毛泽东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党中央和自己留在陕北，但料想这并非讨论的重点，更没有做出决定。
3、从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撤离延安到三月三十日枣林子沟会议结束。由于中央已经撤离了延安，而陕北的形势又极为险恶，因而这个时期中央的行动方向就成为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重点。据胡乔木回忆：“党中央到底什么时候决定留在陕北的呢？应该指出，毛主席早已下了两步走的决心。第一步，坚决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以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3月19日夜，毛主席在延安附近送别王震将军的时候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0日，也就是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新华社电讯称：‘此次保卫延安，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安全转移。现在此项目的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3月25日，当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之时，毛主席、恩来同志正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离到这里的少奇、朱德、弼时同志会合，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4]在中央是否留在陕北问题上，书记处出现的两种意见的争论逐渐尖锐，于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枣林子沟会议上达到高潮，并最终做出了决定。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七日给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说：“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同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也明确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25]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王家坪决定留在陕北。周恩来由王家坪去晋西北布置工作。次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26]这里让人困惑的是，既然中央已经做出决定留在陕北，毛泽东也发电报告诉了地方领导人，但后来又为什么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又为中央是否留在陕北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三个：
（1）毛泽东起草了中央留在陕北的电报，没有送其它书记过目，就发出去了。一般来说，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应是召开书记处会议议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再起草电报，或毛泽东起草好电报经其它书记圈阅后方可发出。除非十万火急的电报，需要立即答付但又来不及招开会议商议，就由毛泽东起草电报发出后，再送其它书记过目。但三月二十七日的电报显然并非这种紧急电报，当时是有时间征求其他书记意见的，而据前文胡乔木的回忆这时中央的五位书记已经在王家坪会合了，并“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因而，毛泽东不可能在不征求其他书记意见的情况下，对于中央是否留在陕北这样的问题冒然给各根据地打电报说明中央去向的。这样我们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2）其他书记原先同意留在陕北，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觉得不应留在陕北。我们看到，二十七日毛泽东起草的给地方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中央留在陕北，二十八日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到二十九日枣林子沟会议又就中央留在陕北问题进行讨论。既然中央昨天决定了的事，今天又提出来重新讨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从后来枣林子沟会议争论的时间之长、争论之激烈可以推测，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反对中央留在陕北的书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又在形势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态度难以突然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反对中央留在陕北的书记，他们的反对意见由来已久，不是刚刚出现的态度变化。因而这种可能性也是难以存在的。
（3）毛泽东在起草电报前和其它书记就中央留在陕北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就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27]应该是当时在党中央留在陕北问题上其他书记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通过讨论，说服了其他书记，对党中央留在陕北在原则上暂时取得了一致意见，因而毛泽东才起草了三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但其他书记当时并非对中央留在陕北没有想法，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当时不过是没有再激烈反对罢了。也正是由于其他书记原先就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只是后来在毛泽东的说服下才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所以才出现后来枣林子沟会议上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当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下面我们分析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枣林子沟会议上在讨论中央下一步行动方向问题的争论情况。
枣林子沟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将最终决定中央是否留在陕北。当时尽管不少地方领导纷纷发电报给中央，希望中央离开陕北到更安全的解放区。但是中央是否留在陕北的决策权还是在书记处。因而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据胡乔木回忆：“29日凌晨，他们（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因周恩来已于昨天出发到晋西北。—引者注）从王家坪到了枣林则沟（即枣林子沟，—引者注），一下车连觉也顾不上睡就继续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弼时同志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而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反复阐述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意义。经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仍然留在陕甘宁边区，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刘少奇、朱德过黄河，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中央机关大部分同志随他们到晋西北。”[28]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在枣林子沟住了三天，在此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毛泽东要不要留在陕北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29]由此可以看到，在行军途中召开的这次会议，当时争论的时间之长，情况之急迫，争论之激烈实属罕见。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的几位书记对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由于现在尚未公布几位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档案记录，同时担任这次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等人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又不便于在回忆录中将几位书记的观点鲜明地揭示出来，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回忆的材料及相关文献的筛选中逻辑地推测出几位书记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对党中央是否留在陕北的态度。当然，我们应该说不论是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还是反对党中央留在陕北，这两种观点都是从中国革命和我党的长远利益出发，探索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革命和我党的根本利益的。只是由于着眼点和思路的不同，才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党内斗争在我党历史上是正常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矛盾的出现就是要通过民主的方法予以解决，党也就在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中走向成熟，更加具有朝气澎勃的精神风貌。从这次会议争论的时间之长，争论之激烈，也客观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本来，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就作出决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30]毛泽东本可以利用这个授权决定中央留在陕北，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就中央是否留在陕北再一次进行热烈讨论，想通过讨论在几位书记中间勾通意见，统一思想，协调一致。从会议最后做出的决定看，在两种意见交锋、折中和融合的基础上，毛泽东的主张基本被接受。中央五位书记中的三位留在陕北，这样中央仍然留在了陕北。另外 “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31]据刘长明回忆：“谁敢百分之百的保证能有不测事件呢？万一有遇不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他们，中央前委受到损失，不能实施指挥的时候，那中央工委就要代替了，接替这个指挥，指挥全军的工作，全党的工作。但是中央前委这几个字呢，是党的中央会议上定的，中央文件上没有中央前委这几个字，但是转战陕北时，这个支队叫中央前委，那么代表着中央在陕北。”[32]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朱德，一个负责党务，一个负责军事。就是准备一旦陕北的中央出现危险，难以实施领导工作，工委就要承担起领导全党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重任。那么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各位书记对中央留在陕北是什么态度呢？
当时中央四位书记参加了枣林子沟会议。周恩来没有参加。那么周恩来对中央留在陕北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据胡乔木回忆：周恩来是不赞成过黄河的。 [33]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是赞成中央留在陕北的。应该是三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留在陕北后，周恩来才过黄河到晋绥部置工作的。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四位书记参加了枣林子沟会议。毛泽东主张中央留在陕北，那么其他三位书记是什么态度呢？其他三位书记的态度只能有四种情况：
（1）三位书记全部同意党中央留在陕北。因为在枣林子沟会议就中央是否留在陕北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留在陕北，其它三位书记肯定有人反对中央留在陕北。否则，就不会有这种争论了。因而这三位书记不可能都同意中央留在陕北。
（2）二位书记同意中央留在陕北，一位书记反对。毛泽东主张中央留在陕北，这样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就是三位书记同意中央留在陕北，仅一位书记反对了。既使不将周恩来赞成中央留在陕北计算在内，就是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就中央留在陕北问题上的表决就是三比一，同意中央留在陕北的书记占多数，而更何况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在中央决策中又起着关健性的作用，站在多数书记一边。这样在枣林子沟会议上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既可做出决定。当然争论是会有的，但不会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致使会期达两天之久，也不会在此前中央已经决定留在陕北的情况下再召开枣林子沟会议了。因而在枣林子沟会议上不是仅一位书记反对中央留在陕北，因而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3）一位书记同意中央留在陕北，二位书记反对。毛泽东主张中央留在陕北，这三位书记中的一位也同意中央留在陕北。在枣林子沟会议上的表决就是二比二。此前周恩来同意留在陕北。这样在五位书记中就有三位书记同意中央留在陕北，二位书记反对。据胡乔木回忆：“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34]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决策中央留在陕北时用了“力排众议”这个词，这当然主要是指在书记处，因为书记处有权决定中央的行动方向。如果是三位书记同意中央留在陕北，两位书记反对，用“力排众议”这个词显然是不合适的。由此可见，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4）三位书记均反对中央留在陕北。我们在排除以上三种可能性以后，这三位书记对中央留在陕北的态度就只剩下一种结果了，就是都反对中央留在陕北（当然反对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主张过黄河到晋西北，或其它比较安全的根据地，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枣林子沟会议上四位书记就中央是否留在陕北进行讨论时，毛泽东一人主张中央留在陕北，而其他三位书记反对，而毛泽东在中央决策时又起着关健作用，不肯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而此时自己在书记处又处于少数地位，因而才会发生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三位书记的这种态度又与前文胡乔木对毛泽东“力排众议”决策中央留在陕北的回忆相印证。
下面我们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中从正面说明三位书记的态度。
据前文胡乔木回忆：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考虑，任弼时是主张党中央过黄河，反对中央留在陕北的。 还有资料显示：“3月29日夜，中共中央在枣林子沟开了扩大会议，就党中央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开成了两种不同意见。朱德、任弼时从各大战区领导同志打来的电报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建议党中央东渡黄河，迁移到晋西北、太行山等地方，因为那里相对安全，也便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对此，毛泽东表示非常理解。但是，毛泽东从全局考虑，坚持留在陕北。因为只有‘我留在陕北，才能拖住胡宗南，减少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利于别的地方打胜仗。’”[35] 现在尚未发现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文献资料，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测出刘少奇是反对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当然，这三位书记当时反对的程度可能又有所区别。
以上我们根据已经披露的若干史料对五位书记对中央是否留在陕北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推测。由于史料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可能会与当时的真实情况出现一些偏差。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公布，我们的分析和推论将会得到进一步检测，当时争论的真实情景最终会水落石出。
毛泽东因何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央书记处在决策党中央是否留在陕北问题上的情况。对党中央留在陕北问题毛泽东后来有一段回忆：“重要的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国有个蒋介石，他发动了对我们的进攻，包括攻打延安。延安和延安以北的所有县城，除了两座以外，全都被占了。我当时退出了延安，但是不离开陕北。蒋军离我们党中央和总司令部取近时相距只有两里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我们离他们这样近。我身边的主力只有三个排，这里那里打打枪，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蒋军迫近延安时，有人说，离我中央所在地二十里就该走。我说不忙。离十里时，我也说不忙。离二里时，我说可以走了。走到那里去呢？到敌人背后。那里没有蒋介石的军队，老百姓是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在陕北打了一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终于，我们不但回到延安，并且把解放区扩大了。”[36]下面我们分析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
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之一：紧张、复杂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洞悉美蒋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因而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念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不是一种主观幻想，而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这在毛泽东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也是一以贯之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本来是安排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但毛泽东却主动要求到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去领导秋收起义。[37]当时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共领导了一系列起义，但先后都失败了。只有秋收起义的部队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对丰富的实践活动予以总结，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奠定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面对当时有人提出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悲观言论，毛泽东预言中国革命斗争的星火必将呈燎原之势。后来我党领导的南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长征前夕，形势危急，前途未卜，毛泽东写下“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词句，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事业发展的乐观情怀和坚定信念。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面发展道路的艰难万险，革命遭遇的巨大挫折和惨重损失，毛泽东在四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后，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词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汲取教训，藐视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百折不挠的壮志豪情。经过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这两次巨大挫折和失败，又历经长征的洗礼，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因而，毛泽东率领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跨过六盘山时，写下“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词句，自信豪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吴起镇讲话，长征胜利，取得经验，有7000骨干，前途光明，当时只7000多人。很多人不赞成这样讲，说吹牛皮。[38]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透过日本帝国主义表面的强大看到其虚弱的本质，揭示了它因违反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而必然灭亡的命运，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据梁漱溟回忆：“在延安，我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了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观点。”[39]抗日战争发展的历程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使我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结束时，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人口就有一亿多人，二百万民兵，一百多万军队，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思想上极大地武装了解放区军民，成为他们战胜美蒋反动派的强大精神动力。正是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把握，毛泽东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我军大量歼敌导致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全面进攻被粉碎，同时国统区蓬勃发民的人民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二月，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于是起草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出我党要独立领导这第三次革命高潮。[40]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曲折、动荡、紧张的中国革命发展历程，使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认识和体验上，走在了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前列。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所以才产生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正是由于这种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才使毛泽东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经过热烈的讨论”，“力排众议”，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了陕北。
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之二：从我军的武装斗争实践出发，毛泽东总结出一套适合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套战略战术的正确性不但已被革命战争的实践所证明，指引着以往的人民战争取得了胜利，而且现在也已被广大指战员所掌握，并熟练运用，转化为我军的战斗力，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使毛泽东认为，虽然在陕北我军占绝对劣势，但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是可以逐步战胜敌人的。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从敌我力量对比及我军的实战状况出发，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挠、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慎重初战”“注重打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取得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抛弃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结果遭到失败，被迫长征，在长征初期又惨遭损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过程中的决定性胜利，又一次显示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巨大威力和炉为纯青的指挥艺术。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系统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心所向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从中国抗日的实战出发，写出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指导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毛泽东从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的实战中提炼出来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确实是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敌制胜的正确指导方针。这一战略战术的巨大威力不但已被以往的战争实践所证明，而且也被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战员所掌握，转化为我军强大的战斗力。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随着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与时俱进，我军“十大军事原则”的雏形这时已基本形成。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七十多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又一次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进一步说明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要我军战略战术正确，沉着应战，是可以歼灭敌人，逐步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既使像陕北我军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只要我们齐心一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指挥有方，战略战术正确，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基于此，毛泽东多次豪迈地说：“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因而，毛泽东决定党中央留在陕北，和陕北军民一起进行抗击胡宗南集团的斗争。
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之三：党中央留在陕北将在政治上大大鼓舞全体解放区特别是陕北军民的斗志，增强他们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勇气，并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延安是革命的象征，党中央驻在延安。延安的失守，关系革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当时世界上有不少人认为延安的失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应当说当时就是在解放区，甚至陕甘宁边区也有不少人对我党主动放弃延安是不理解的，甚至还有不少情绪。撤离延安，不少干部和战士一时想不通，在感情上更难接受。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反复作了动员。在对警卫战士的动员会上，周恩来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41] 据高富有回忆：“到了青阳岔以后，我在那儿散步，毛主席也在那儿散步。毛主席就问我，你听战士们对撤退延安有什么反应？还有老百姓对撤退延安有什么反应？我说老百姓说得更难听。怎么难听？我说真话？你说过假话吗？我说他骂人。你说啊！我说老百姓说，这个共产党啊，胡宗南进攻延安一枪不放，你这个共产党，我们在延安养育了你们十年，吃了我们十年小米，我们还不如喂了个狗。喂这些狗，坏人来了还咬几口，结果共产党（国民党）来了，一枪不放就跑了，还不如养了个狗。噢。就说到这。”[42]当时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有二十五万人，而陕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只有二万多人，我军占绝对劣势。蒋介石的意图，是将我党中央消灭在陕北，消灭不了就将我党中央赶过黄河，以求在政治上打击我党。毛泽东原先想保卫延安，但在敌我力量对比绝对悬殊的条件下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决战，保持作战的主动性，诱敌深入，以便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歼灭敌人，最后不得不放弃延安。如果说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党不得不放弃延安尚有军事上的缘由，那么我党在放弃延安后，再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在陕北乃至其它解放区军民尚有不理解，甚至对革命前途茫然的情况下，将会大大涣散解放区军民的斗志，会给解放战争的进程笼罩上一层悲观的色彩，严重损害党中央的权威和号召力，对我党政治上的打击将会更大，直接影响到我党的政治信誉。毛泽东当然清楚在目前情况下放弃延安是我党政治上的损失，因而在不得已放弃延安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不过黄河到相对安全的晋西北，而是率领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继续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和陕北军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样就不但使得蒋介石在政治上打击我党的企图破产，而且更雄辩地说明放弃延安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保存有生力量战胜敌人的需要，这必将大大激发陕北军民的抗敌斗志，坚定广大解放区军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振奋他们的斗争精神。如前所述，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在党内外弥漫着一股悲观思想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将党中央留在陕北，不仅给全党做出表率，而且也有利于克服悲观思想，树立必胜信心，凝聚全党及解放区军民的战斗力，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胆略，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之四：在军事上牵制胡宗南集团，减轻其它解放区的压力，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起草的通知中说：“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43]在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只好施行重点进攻，一个是陕北，一个是山东。胡宗南集团进攻陕北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我党中央，占领陕北，割断我党右臂。如其不然，就将我党中央赶过黄河，随后胡宗南集团也就紧跟着过黄河，压向华北，增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困难。这样，将会严重挫伤解放区军民的作战信心，使我军的战略回旋余地大为缩小，面临国民党的压力将会增大，这将会严重影响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决定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使蒋介石难以将胡宗南集团调到其它战场，拖住胡宗南集团，减轻其它解放区的压力。当时陕北我军主力才二万多人，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如果不是我党中央在陕北，单从军事上着眼，蒋介石是不会在陕北投入二十多万大军的。当时胡宗南集团是国民党的战略预备队，是蒋介石仅有的机动兵力，因而只要我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牵制住胡宗南集团，致使国民党兵力分散，难以集结，形成其战略上的整体优势。也使蒋介石再难以寻求战略上的主动出击，而给我军创造对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战机，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性，以待时机成熟，迅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曾说：“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44]
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之五：陕北是党中央直接指导下的模范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渔水之情深厚，形成血肉相联的情谊，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已经十余年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往往率先在陕北实施，陕北根据地就是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为建设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不但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而且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据胡乔木回忆：“以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标志，建设边区的思想在毛主席思想的发展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这个《施政纲领》实际上是毛主席写的，全部由他修改定稿的。这是规定党中央对内的政策，即椐据地内实行的政策。相对于其它根据地来说，陕甘宁边区所处的是较和平的环境，政策的实行可以较为从容。1941年的这个《施政纲领》代表了抗战时期毛主席对根据地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后来国民党进攻边区时，表现的更充分。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这是一个因素。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转战陕北是难以想象的。群众对党、对军队爱戴，信任，毛主席对群众也信任。这种信任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施政纲领》之后两年中，毛主席作了很多指示，直接作了很多工作。毛主席和党中央住在陕甘宁边区，不是住在旅馆里，的确是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45]“毛主席、党中央与边区关系之深，不说这些事情，就不容易了解清楚。毛主席确实有点像把边区当作自己的‘亲儿子’，非常爱护。”[46]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一些政策也正是从当地群众的怨言、党政军民的矛盾中及时发现问题，引起他的重视与思考，从而制定出有利于根据地长远发展的政策，使党更进一步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据叶子龙回忆：“一次，清涧县一位农民被雷电击死，其妻早就对公粮负担重不满，借机骂政府和共产党，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押到延安受审。还有，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时，正值天降大雨。突然一声巨响，会场被雷电击中，靠着柱子坐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此事很快传开了，延安城议论纷纷。警卫排的同志从街上回来，对我说，有一个老农说，雷公也不长眼睛，劈个小县长算啥？咋不把老毛劈死！我马上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对这两件事，毛泽东都做了耐心的工作。毛泽东亲自接见了那位农妇让当地政府给予优待，并要求进一步调查了解农民负担情况。对群众的不满和怨言，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理解。他说：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骂几句娘，有什么不可以！老百姓有困难，国民党又封锁，怎么办？还是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47]毛泽东从这位老乡的怨言中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发现粮食征购过多了，于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又采纳陕北开名绅士李鼎铭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更加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由于留守兵团和地方的关系比较紧张，毛泽东严历批评了留守兵团，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关于军政、军民关系的深层思考，于是制定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政策，进一步密切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我党在陕北建立民主政府，成立参议会，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原则，通过民主改革，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广大农民翻了身，我党采取的这些政策措施及时理顺了各阶层关系，化解矛盾，党的威望与日俱增，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我党在陕北执政的根基日益巩固。在当时党领导的根据地中，既有老根据地，也有新开辟的根据地，就群众条件而言，还是数陕甘宁边区最好。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到了枣林子沟，住在老乡吴进增家。据叶子龙回忆：“但吴进增还是认出了毛泽东。出得家门，他激动地对儿子说：‘是毛主席！是毛主席哩！’接着他又补允了一句：‘可不敢对别说！’毛泽东离开以后，他精心照管着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为了使年久失修的那孔窑不致坍塌，他特地在窑的东墙又垒了一间。五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这几间土窑洞完好无损，吴家的后代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照看着这三孔无人居住的窑洞。”[48]毛泽东在小河村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在小河村的房东曹九林的儿子曹怀清后来回忆说：“我回到家和我父亲说，李德胜住咱家。父亲没说什么。后来才知道，父亲明知毛主席在我家住，只是怕我不懂事到处乱说才没有告诉我。父亲是个老红军，过去曾在谢子长的部队当过兵，他的原则性可强了。毛泽东在我家住的四十多天里，父亲一直帮助部队搞宣传和治安工作。农活都是部队同志给做的，收麦子、养蚕、担水，样样都干。”几十年来，曹九林一直精心管理着毛泽东等领导人住过的窑洞，临去世时还特别叮嘱儿子，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在咱家住是咱们的福分，要把这几孔窑维护好。至今，曹怀清和他的家人还在无偿地管理着那些窑洞，里面的物品按原样摆放的井井有条。[49]正是党政军民这种渔水情深的关系，使毛泽东所率领的这支队伍这如同渔儿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纵横自如地和敌人在陕北沟壑间兜圈，因而毛泽东决定中央留在陕北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从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过程来看，在西北地区，人们常称这支部队为四十五团，骡子多，背短枪的人多，驮东西的马多，明眼人一看这就不是一支战斗部队。蟠龙大捷后，周恩来要去真武洞参加西北人民解放军三战三捷庆祝大会。据刘长明回忆：“毛主席告诉他，告诉周副主席，你去了在会上宣布，中央仍在陕北，我毛泽东仍在陕北，告诉他这个。所以去了以后，说出这个话以后，在场的人不得了，兴奋的不得了。”[50]毛泽东仍留在陕北还是周恩来首次在公开场所透露出去的。但胡宗南始终弄不清毛泽东的真正去向，后来胡宗南根据电台测向仪发现在王家湾一带有密集的电台群，因而怀疑毛泽东在这一带，才命令刘戡火速向王家湾突袭的。因而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1947年撤出延安为什么坚持留在陕北，而且在同胡宗南军队作战中胜利了？党、政府、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本的原因。”[51]由此可以看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是好的。我党在陕北建立民主政府，通过民主改革，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广大农民翻了身，我党采取的这些政策措施及时理顺了各阶层关系，化解矛盾，党的威望与日俱增，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我党在陕北执政的根基日益巩固。因而毛泽东说陕北群众基础好，是有根据的。这是毛泽东将中央留在陕北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之六：陕北山峦起伏，地域广阔，便于周旋，地理环境优越。在国民党逼近延安时，毛泽东首先组织延安保卫战，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延安难以守住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陕北的山沟里与敌周旋，采取“蘑菇战术”，以求消耗敌人，消弱敌人，疲惫敌人，分散敌人，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陕北良好的群众条件是在运动中歼敌的一个有利因素。陕北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交通不便，这种地理环境是我军实施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诱敌深入，进行内线作战，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运动中寻找歼敌的时机，注重打歼灭战。要打运动战和歼灭战就要有广阔的地域和良好的地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良好的地理条件是我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唯有良好的地理环境，我军才能在广阔的区域内和敌周旋，将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使敌筋疲力尽，粮弹匮乏，兵力分散，士气疲惫，然后择其一路孤立分散之敌歼灭之。良好的地理环境又是我军隐蔽主力的天然藏身之地，同时也是我军防守敌军的天然屏障，也为实施歼灭战提供了有利的场所。而陕北的地理条件则为处于绝对劣势的我军作战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敌周旋的便利地形，再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正确，良好的群众条件，就成为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同时，陕北的地理条件也是毛泽东率领的昆仑纵队隐蔽、行军与敌周旋的有利场所。毛泽东曾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起草的通知中说：“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无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52]因而这种地理条件就成为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原因之七：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决策，是毛泽东代表中央做出的。毛泽东以对中国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觉得应该留在陕北，与陕北军民共命运，打败胡宗南，赢得陕北战场的胜利。在党内不少人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前途持一种悲观思想的前提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最终做出和国民党作战的决策。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个决策是自己做出的，在敌强我弱，战争形势尚不明朗，而党内仍有不少人对战争前景存在悲观思想的情况下，毛泽东觉得党中央，尤其是自己应该留在陕北，坚定解放区军民特别是陕北军民的抗敌信心，激发广大军民的斗争激情，自己应该为全党做出表率，从而奠定解放战争的胜利基础。当时，国民党来势汹汹，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取得战争胜利，中央决定每个月消灭敌人八个旅，并将指标下达给各战略区。各战场均比较吃紧，面临的压力很大，许多地方领导对革命战争的胜利深感忧虑。对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缺乏深刻而又清醒的认识。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透过国民党表面强大的外貌，看到其虚弱腐朽的本质，提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自己就率领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在陕北的山沟里和国民党二十多万大军兜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各解放区军民的巨大精神鼓舞，各战略区的领导又有何委屈和抱怨呢？毛泽东认为，自己作出了决策，又在延安生活了十多年，国民党的兵一来，自己就过了黄河，离开了陕北，又怎么对得起陕北人民？这也反映了毛泽东的人民史观，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毛泽东认为，既然做出和国民党打下去的决策，自己就应该代表党中央留在陕北，处于对中国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留在陕北，留在危险和艰难的地方，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和陕北军民共同打败胡宗南集团。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也是毛泽东的政治品格使然。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勇挑历史重担的典范。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处于对中国革命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产生的献身意识，使毛泽东做出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策。这个决策是建立在战略战术正确，指挥得当，良好的群众条件，有利的地理环境等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这充分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胆略和宏伟气魄，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精彩一幕，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预言。这种不畏风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则是中国革命的象征。那种认为毛泽东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是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主观盲目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岁寒乃知松柏之坚
毛泽东率领着七、八百人的队伍在陕北的沟峁间和国民党二十多万大军兜圈，在这一年里也是险象环生，遇到过两次大的风险，颇居传奇色彩。就是在处于危险的境地，毛泽东也是触变不惊，指挥若定，仍然坚持不过黄河，这种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革命家的气概，战略家的远见和理论家的深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使毛泽东成为独具风格而又富有个人魅力的人民领袖。
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以后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危险降临了。
对这一次遇险胡乔木后来有一段详细回忆：“6月7日，敌军刘斟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来。‘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可是，往哪转移呢？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毛主席和弼时同志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主席和弼时同志争论的嗓门都很大。弼时同志提出：我军主力远在陇东作战，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能调兵来掩护中央；敌军四个半旅两三万人，而我们中央警备团只有四个半连，才二百多人；敌人从西边来，如果我们向西走，万一和敌人相遇怎么办？除了刘斟军，西边还有马鸿逵的八个骑兵团，向西回旋余地小，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越往西，人烟越少，粮食也越困难。因此，他认为，往东走比较安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东渡黄河。一听‘过黄河’，毛主席就很火。他尽量克制地解释道，敌人就是估计到彭德怀远在陇东，离我们有几百里，救不了我们，那么我们只好往东转移，这样他就设下一个圈套，想把我们往东赶，从南边来的这股敌人，就是想在东边拦截我们，既使消灭不了，也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毛主席说：‘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他还说；中央机关的安全，不用担心。这点队伍算什么，再大的队伍我也能指挥。天快黑了，‘三支队’（指昆仑纵队—引者注）打前站的早已向东走去，可大队人马还在原地集结待命。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毛主席和弼时同志差不多争论了一天，最后还是恩来同志出面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不一会，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安安静静住了53天的王家湾，上山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主席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半夜雨停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毛主席忽然灵机一动，要‘三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同志带一个排到王家湾附近骚扰侦察敌人。汪东兴同志立即带着队伍出发了。向东追赶的刘戡扑了个空，立即掉头上山向北追去。6月9日，‘三支队’到达小河，刚要做饭、架电台，敌机就来低空盘旋，骑兵侦察员也来报告，敌人越来越近了。队伍出村不久，天又下起雨来。夜里，只见左边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连敌军的人喊马叫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敌人离得这么近，但是陕北地形之险、地区之大，正如毛主席所说：‘隔了一个山，就象隔了一个世界哩。’敌人没有群众，如同瞎子、聋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乱撞。‘三支队’有老乡做向导，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过，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宿营。不料，敌人紧追不舍，也向天赐湾逼近，和‘三支队’只隔一个山头，隐隐传来机枪声。情况十分紧张，各大队紧急动员，干部战士纷纷表示决心，要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除一部电台坚持工作外，全部人员整装待发。雨过天睛，烈日当空，人们在一条狭窄的光秃秃的小山沟里曝晒，闷热无比。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了解敌情，连毛主席身边的内卫排也派出去侦察了。毛主席临危不惧，地图摊在面前，仔细分析敌情。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而十二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果然，下午侦察小组纷纷回来报告，敌人在东南方没有发现我一兵一卒，便不再继续西进，通过尖山一带顺沟向保安方向去了。人们惊叹毛主席神机妙算，成功唱了一出‘空城计’。后来，毛主席指着地图介绍其中的奥妙：“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实力，消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53]
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次遇险回忆道：“胡宗南进攻陕北，我们在王家湾，只剩下咱们几个人了，任弼时、陆定一劝我走，我说不走。我那时还有一个连，等敌人靠近了，我先撤出一个排，它搞不清我有多少队伍，以后再撤出一个排，我还有一个排的预备队。距离十五里了要走，他俩要我向东，我说向西，因为敌人就想把我们赶到东面去。果然嘛！敌人后方是空的。”[54]
毛泽东主张往西，任弼时主张往东。为此还吵了一整天。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往西走呢？当时国民党军队从西边往东，就是要消灭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消灭不了就赶过黄河，这是国民党军的打算。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往东走，回旋余地小，敌人也想到我党中央要往东走，因而很有可能在我经过的途中设下埋伏。况且，又有黄河挡着，到时候前有黄河，后有追兵，为避免被敌消灭，就只有过黄河了。而毛泽东又是反对此时过黄河的。往东走，风险大，又面临着过黄河的危险，因而毛泽东反对往东走。胡宗南的军队从西边来，我军出其不意转向西方，出敌意外，胜算的把握就大一些，在敌人的疏忽大意中给我党中央摆脱困境创造条件。陕北地域广阔，国民党军各部之间的接合处就不会那么严密，我党中央就要从胡宗南军队接合处的缝隙中穿过去，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转危为安。往西走，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又处于胡、马结合部，可利用胡、马之间的矛盾，化解危机。这不但可以和敌从容周旋，而且还避免了过黄河的后顾之忧。因而，毛泽东主张往西，反对往东。而任弼时主张往东，往东可以摆脱敌人，实在不行还可以过黄河来摆脱追敌。当时我中央警卫团才有四个半连，与追击之敌兵力悬殊，呈绝对劣势，而如果向西，一旦和敌人交火，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向西，人烟稀少，粮食接济困难，自己作为中央书记，昆仑纵队司令，应该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负责。因而和毛泽东争论的很激烈。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央书记，也不好说什么，后来他想出了一个方案，先往北，再往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实际上是赞同毛泽东意见的。毛泽东和任弼时关于这次行动方向争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1）如何才能摆脱追兵，更有利于维护我党中央的安全。毛泽东和任弼时在维护中央安全问题认识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彼此经历、思维方法、认识角度等方面的差异所致（比如毛泽东主张向西，迎着敌人前进，那是最危险的地方，但因为出敌不意，从敌之缝隙中穿过，到敌人后方去，又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央所负责任的不同使然。毛泽东作为中央的核心领导人，又力主做出武力抵抗国民党的决策，主张和陕北人民并肩作战，因而毛泽东战斗在第一线带领着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战陕北，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全党和解放区军民做出表率，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任弼时当时负责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事关中国革命的核心利益，因而任弼时又往往从安全角度考虑中央的行动方向。
（2）他们的激烈争论又涉及到过不过黄河。前面我们说过，离开延安后，在过不过黄河问题上，毛泽东和任弼时就产生过激烈的争论。而这次在王家湾的争论又涉及到过不过黄河了。应该说这是他们就这个问题争论的继续。刚才我们看到，任弼时主张往东，实在不行，就过黄河，以求万全之策。毛泽东担心，向东走，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没有回旋余地，到时候身不由己，就不得不过河了。因而，毛泽东主张避开这个险境，以免险入不得不过河的艰难处境中。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行动方向问题，这个行动方向上的分歧客观上又反映出他们在党中央是否过河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第二次风险中，当时真是如毛泽东所说的“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形势非党危急。据胡乔木回忆：“钟松率36师离榆林南下了，这一方面使我军有了歼敌主力的机会，但又一方面也使我党中央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长地带，敌我双方集中了十几万大军。钟松南下，刘戡北上，将我军主力和党中央压迫在佳县及其西北一隅，亡图施行南北夹击。为摆脱被敌军包围的危险，也为了使彭老总放手打仗而不必顾及中央的安全，‘九支队’（即昆仑纵队—引者注）原想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一带，插入敌人后方。可是，派人找船没有找到，又不能涉水过河，无奈，‘九支队’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于8月16日到达神泉堡附近。刘戡率大军紧追不放，距离我党中央只有半天行程。而黄河已近在眼前，真如毛主席所说：‘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这时，不但原先主张过河的弼时同志，就是原因不赞成过河的恩来同志，也不能不劝说毛主席过河暂避一时，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恩来同志甚至说：‘等打了胜仗，我们再过河来，兵不厌诈嘛。’毛主席还是坚决不同意过河，但他却命令西北局机关和伤病员东渡黄河以确保安全。这样，‘九支队’又沿着黄河边北上。8月17日，刘戡军扑向黄河边上，但却扑了个空，于是分几路向佳县、神泉堡等地围追，咄咄逼人地向我党中央所处的位置进逼，使‘九支队’处在极端危险之中。中央警卫团一早接到三道命令，派团长率一个连赴前沿侦察、警戒。队伍又一次在夜间冒雨行军，沿佳芦河往西北方向潜行，中午抵达白龙庙。眼看人困马乏，一个个筋疲力尽，毛主席往石头上一坐，说道：‘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敌人上山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8月18日，刘戡和钟松两支大军愈加靠拢，将我党中央夹在当中，就像两块大石头中间的一条缝，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九支队’又出发了，中央警备团大部留在山上，准备阻击敌人。山洪暴发，奔腾的佳芦河拦住了‘九支队’的去路。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恩来、弼时同志亲自指挥战士和老乡们架设浮桥。毛主席若无其事地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拿着铅笔专心致志地批阅电报。木桥架好后，恩来同志在桥上来回走了两趟，才让毛主席过河。可毛主席却要机要人员把电台、文件先运过河，然后他才慢腾腾地走过桥去。人刚过河不久，雷雨大作，桥被洪水冲垮了。‘九支队’在大雨中行军，在电闪雷鸣中默默前进。8月19日晚11时，彭老总电告中央，我军准备在20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因此不能到中央住地去，请中央转移到刘全塌（离梁家岔20里）以靠近主力。‘九支队’当即离开扬家园子到过梁家岔。8月20日凌晨3时，毛主席电复彭总，完全同意对36师的作战计划。电报说，据区政府报告，刘全塌西北15里之刘庄到有小股敌人，因此今天在梁家坌不动，如该敌向梁家坌前进，我们拟向槐树湾方向转移。由此可见，当时我党中央的处境是何等险恶，稍一不慎即有落入虎口的危险。尽管彭德怀主力已经在沙家店附近将钟松36师分割包围，但刘戡主力近在咫尺，敌人两支人马加在一起共有十万大军，而我军只有八个旅共三万多人，这一仗能不能打赢，还要作两手准备。因此，毛主席下令，各大队轻装，备好七天干粮，把文件烧毁，随时准备向西突围。他说：‘沙家店一带要打大仗，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这天中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沙家店战役打响了。经八小时战斗，歼灭钟松36师，西北战场我军从此由防御转放进攻。”[55]
从胡乔木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在第一次风险时，周恩来在毛泽东和任弼时争论中央行动方向时基本上不说话，最终还是同意毛泽东的主张。而在这一次甚至连以前不主张过河的周恩来都感到很紧张，主张过河暂避一时。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危急程度。当时在陕北转战的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中的两位书记都主张过河，但毛泽东毫不为之所动，仍然坚持不过黄河。当时刘戡带着四个半旅在后面追着，前面有黄河拦路，我党中央仅有四个半连的部队，当时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甚至在黑夜里和国民党军队擦肩而过，我军主力又准备围歼三十六师，一时难以顾及中央安全，形势极为危险。当时毛泽东这种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的统帅风度，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都难以忘怀。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过黄河呢？难道是他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急吗？当然不是。从毛泽东后来回忆的“前有黄河，后有追兵”以及他同意西北局机关和伤病员过河可以看到，他意识到形势到了紧急时刻。当时过不过黄河已是箭在弦上，弯弓以待了。我们可以设想，虽然毛泽东做出不过黄河的决定，但面对当前危险多变的形势，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重的、复杂的，他在苦苦寻求着摆脱危机的出路。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当时我党中央虽处于极危险的境地，但还有机会摆脱困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沉着、冷静，利用陕北沟峁相连的复杂地形和有利的群众条件，大胆、小心、机智地穿插过去，仍有可能摆脱危机，因而他们才沿着黄河西岸向北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仍然坚持不过黄河，是建立在客观冷静思考之上的。我党虽然为形势所迫，暂时放弃延安，但“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这是毛泽东代表我党立下的政治誓言，也是对革命充满信心的表现，因而毛泽东坚守这一誓言。特别是在紧急关头更积极地为能继续实践这一诺言而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因为这关系到我党的信誉，也直接影响到全党和解放区军民对战争的胜利信心。因而毛泽东对此格外慎重，小心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这种在历史紧急存亡关健时刻所流露出来的从容和自信，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党和军队统帅的胆略和气魄，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和壮志豪情。在这个时候，统帅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全军之安危，毛泽东却愈发显得从容、镇静，若无其事地行走于陕北的山间小路上。毛泽东是有这个信心的。当时彭德怀率领的陕北我军主力已经包围了钟松的三十六师，但钟松的三十六师离敌主力很近，我军能否迅速歼灭该敌，这一仗能否打好，仍然是个未知数。因而，毛泽东下令昆仑纵队烧毁文件，备好一周的干粮，随时准备突围。说如果此仗打得好，就不走了。打不好，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由此看来，毛泽东当时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没有歼灭三十六师，处境没有变化，我党中央也不过黄河，而是一直向西走，摆脱围追之敌。沙家店战役结束，我军歼灭敌三十六师，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打破，陕北我军开始转入反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处境才转危为安。
由以上我们回顾毛泽东在转战陕北过程中的两次遇险的经历可以看出，同任何重要的决策往往带有风险一样，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确实是有风险的，就是在危急的时刻，毛泽东依然对留在陕北的信念坚定不移，如同屹立在山巅的青松顶风冒雨，威武不屈。这两次危险局面都在毛泽东沉着、机智的指挥下化险为夷，我军也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党中央留在陕北，并非什么“义气”或“冒险行为”，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英明决策，导演了中国革命斗争史上险象环生而又光辉璀璨的精彩一幕。
离开陕北，横渡黄河，向着太阳前进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作为战略配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也主动出击，创立了豫皖苏根据地。陈赓、谢富治率领太岳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了豫陕边根据地。我三路大军如同三把钢刀，插向国民党的胸膛，使武汉、南京直接处于我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之下。鉴于我军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又先后被粉碎，敌我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同年十二月的杨家沟会议上，毛泽东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有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56]
冬天到了，由于考虑到当时陕北尚未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57]
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58]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来到黄河边，面对滔滔黄河，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黄河哺育了我们中华民族，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回转身来，毛泽东深情地望着陕北。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峰峦叠嶂伸向远方，一直消失在天际。毛泽东那伟岸的身影映照在苍茫、浑厚的黄土地上，越发显得古朴、凝重，震撼人心。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长征中的红军到达陕北。当时革命力量惨遭重创，我党处在困难危急关头。日军大举侵华，我党果断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重任，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坚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解放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胡宗南率领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在放弃延安后，率领七、八百人的昆仑纵队，在陕北的沟峁间和胡宗南的军队周旋。“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这是毛泽东代表全党立下的誓言。这誓言不仅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如今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陕北的战局已发生根本改观，全国各大战场也陆续转入反攻，对革命战争的必胜信念早已根植于广大解放区军民的心中。现在就要离开陕北，过黄河，到华北去了。毛泽东望着生活战斗了十二年的陕北，思潮翻滚，眷恋之情涌来，心中久久难以平静。这时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走来，端起相机，将这历史的瞬间摄入镜头。几十年后，叶子龙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那种心灵激动和震撼：“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这种感觉至今令我激动。我想到了12年前第一次渡黄河的那一天，毛泽东也是这样地伫立着。突然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以致无法看清镜头中的景物。”[59]在众人的招呼下，毛泽东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登上了船。三月的黄河，河水中尚夹带着冰凌，在黄河艄公的号子声中，船离开了黄河西岸，劈波斩浪，颠簸着缓缓地向东岸驶去。
上岸后，毛泽东率领着中央机关经五台山到了阜平县城南庄，在城南庄住了一个多月。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到了平山县西柏坡，和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根据敌我战略态势及力量对比的变化，抓住时机，适时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的主力，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重要准备。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前往北平。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鉴古可以知今。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支配历史运动的规律，再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中去观察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以求较为准确地把握未来。我们通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和战问题及主张党中央留在陕北决策过程的剖析，来透射中国革命发展的曲折历程，再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宏观视野中去探寻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有益启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1） 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和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不断地汲取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训中逐淅完善和成熟。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因而，毛泽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60]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是因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总结这两大巨大挫折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获得全党共识，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在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艰难岁月里，陕北我军以极为劣势的兵力与敌周旋，最终打败了胡宗南，充分说明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对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61]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胜利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路线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发展成败。建国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验证了两条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两条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利弊得失已被丰富的社会实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对这两条路线、方针、政策一味地否定无足于认识历史，一味地肯定同样也无足于认识历史。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通过辩证地否定，深刻地总结这两条路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我们应该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国企大面积破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必须要走私有化道路？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当前的两极分化到底有多大？两极分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腐败产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三十多年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教训值得总结？三十年来到底是什么人从改革开放中获得了更大的实惠？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等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阴暗面是枝节问题，还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它们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些问题？采取那些措施加以解决？解决的成效如何？这些似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深刻地总结。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迫切问题。我们相信，既然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经过两次巨大挫折后，形成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指引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那么如今总结建国六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一定会形成更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针政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先进的弱小的革命力量战胜落后的但仍然强大的反动力量，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告诉我们，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革命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胜利。弱小的先进力量必能战胜强大的落后力量，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才五十多个党员，经过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发展到几百万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刚建立的时候才几万人，经过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五百万军队，终于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刚刚领导武装斗争时，毛泽东就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又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这些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的论断和预言，不但在当时对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先后在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两次巨大的挫折中几乎损失殆尽，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挫折中崛起，一次又一次地将革命推向高潮。这种对革命斗争的坚定信念，顽强执着的精神在人类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巨大挫折，社会主义力量还比较弱小，而帝国主义力量仍然比较强大，我们更要坚定信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虽然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公平和正义，这是多少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在我国六十余年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有令人痛心的曲折和失误。因为成就，讳言曲折和失误，这种文过饰非的作法决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因为曲折和失误，就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怀疑，甚至由此断言社会主义的失败，又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挥舞，继承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去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投降变节的行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对此加以深刻地总结，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做好必要的理论准备。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在昭示我们，饱经忧患，经历过巨大灾难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战胜目前存在的困难，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光明灿烂。
（3）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理论一经联系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渐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了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然后又将总结出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能动地应用于革命战争和斗争实践，以检验其是否正确。由此可见，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变革实践都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力量弱小，客观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但可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而且还有利于认识客观规律，并进一步利用认识到的规律去能动地变革社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一是要正确认识革命规律，根据革命规律制定政策和策略，将其能动地应用于实践。二是要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自觉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是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俄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验证了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一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列宁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更强调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取得胜利的，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工人阶级队伍弱小，反动力量非常强大，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更进一步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这是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条件下，为取得革命胜利采取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的前提是承认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这就是它的科学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从实践上证明其正确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能动作用。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改革开放十周年的时候，邓小平就说：“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58]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邓小平说的这个失误我们到底纠正没有呢？我们有没有较好发挥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作用呢？我们不能不忧虑地看到，当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遭到挑战，精神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世风日下，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喧嚣尘上，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道德伦理水平下降，这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消极现象在不断侵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当前，国际共产主义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力量还比较弱小，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将他们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4） 要有一大批既忠诚于党的事业，又能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62] 在总结这两次巨大的革命挫折的过程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终于在遵义会议后在全党获得统治地位，并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进行了一次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教育，从思想上被全党广泛接受，提高了全党干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经历过两次巨大挫折的中国共产党在淘汰了投机分子、动摇分子和变节分子后，更进一步坚定了留在党内的党员干部的信仰，通过血与火的考验使他们成为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自觉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以大局为重，这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这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白韬曾对蒋介石的淮海战役战场巡视官李以劻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63]由此我们也进一步看到，干部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也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党不论在理论素养，还是实践能力上培养了这样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所以一旦时机成熟，派出去后，就能独当一面，很快打开局面，使本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起来。现在我党干部的文化水平已非昔日可比，但当今干部队伍缺乏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党的方针政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以坚决贯彻执行，顾全大局。同时，在干部队伍中也缺乏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立足于中国国情，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创造性地提出带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方针政策。这突出表现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片面追求GDP，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倾向加重等等。因而，怎样培养一大批既忠诚于党的事业，以大局为重，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又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既有较高马列主义素养，又能熟悉国情，在本地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干部，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当前，公务员考试万人空巷，这种状况值得深思。对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要有严格规范的制度。这种制度要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我们目前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5）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人民群众的主体是工农大众。工农大众深受雇佣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我党就是要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领导工农大众从雇佣制度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我党也就由此获得了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因为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工农大众又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我党就获得了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取得了革命战争胜利的物质力量。这是我党力量的源泉，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既是革命党，又是执政党。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继续保持革命党先锋队的性质，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而革命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利益，这不仅是我党在历史上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也是今天我党执政的道义基础，是我党能否保持生命力的关健。如今，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工农大众，却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流动，合法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初步拉开了收入差距；以股份化改革引发的大规模私有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的失衡；腐败现象，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干部和社会上的得利者阶层进行勾结，瓜分社会财富的结果。在这几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三十余年社会创造的财富主要为少数人所得。这就不仅让人发生疑问：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由于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主体工农大众的利益，我党就取得了战胜敌人的决定性力量。而今，如果我党所代表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利益产生分野，那将动摇我党执政的根基，败坏党的声誉，严重消弱党的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使党失去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导致党发生变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就有夭折的危险。这种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鉴于目前两极分化的状况，我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来缩小两极分化，逐渐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我党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6） 党内高层领导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分析了党内高层领导在决策与国民党和战问题及在胡宗南进攻陕北时中央是否留在陕北的分歧。我们看到，这种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决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 “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64]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很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65]在这里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了中央高层在党和国家演变过程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悲剧也说明，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批人窃取了苏共领导大权，苏共高级领导层的蜕变，才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苏联演变的历史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其实这也是将演变的希望寄托于党内高层领导。由此看来，党内高层领导的决策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这也就启示我们，如何才能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如何才能保证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才能保证党和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由此看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经过探索并对失败教训的总结中逐渐形成的。以弱胜强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鲜明特色。培养一大批能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利益，是我们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战胜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源泉。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若干总结。从总结中我们认识到，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笔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文化遗产揭示了我党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政权的内在规律。我们通过对这些规律的剖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探索如何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颜色不变，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避免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来之不易，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经过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失去却可能在举手之间，其它国家共产党失去政权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党的执政地位面临重大考验。我们要从现实和历史的对比中发现我党现在的执政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面临着那些隐患和威胁？从而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因而我们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的道路如同咆哮奔腾的黄河，九曲回环，最终涌入大海，取得革命胜利。革命战争年代两次巨大挫折在昭示我们，每一次挫折都是以另一次革命的崛起而开辟一个辉煌的局面。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革命战火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崇高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而凝铸成的党魂、国魂和军魂成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无庸讳言，建国六十余年的发展，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出现过曲折和失误，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现在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六十余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系统总结，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引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山穷水复凝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象战争年代我们经过两次巨大挫折，在总结经验教训后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一样，我们今天通过总结六十余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一定会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我们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在汲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定能够走出低潮，迎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未来。
一天深夜，我读中国革命史。当读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两个决策时，深深为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所折服。他那超越时空的睿见，博大的胸襟，英明的判断，战略家的视野，铿锵有力的声音，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虽然是发生在六十多年前，但就像发生在今天一样，令人经久难忘。这段英雄史诗点燃了我的激情，使我热血沸腾，激情迸发，思潮翻滚，在理想的大海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窗外，朔风怒吼，尘沙飞扬，阴云密布，星月无光。我独步斗室，辗转往复，彻夜难眠，不禁口占一绝：
七绝
伏天
大漠风沙卷入云，
昏天怒吼向人群。
诸公碌碌皆逃遁，
玉宇澄清尚待君。
二0一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62]，第5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4]，[5]，第1184页至1185页； [16]，第1159页；[17]，第1195页；[18]，第1188页；[21]，第1211页；[31]，[43]， 第1221页；[56]，第1243至1244页；[52]，1221页。
3、《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0]，第219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2]，第42页；[10]，第328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4]，第247页；[19]，第275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60]，第29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61]，第242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一0年一月第一版。[36]，第239页；[54]，第290页至291页。
9、《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11]，第764页至765页；[27]，第795页；[37]，第140页；[44]，第794页；[57]，第818页；[58]，第832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65]，第1393页。
11、《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二00二年八月第一版。
[30]，第431页。
12，《毛泽东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二00二年八月第一版。
[23]，第173页；[25]，第177页；[26]，第178页。
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第434页至436页；[3]，第91页；[6]，第441页；[7]，第76页；[9]，第92页；[13]，第431页至432页；[20]，第441页至444页；[22]，第477页至478页；[24]，第481页至482页；[28]，第482页； [33]，第499页；[34]，第481页；[45]，第29页；[46]，第35页；[51]，第35页；[53]，第499页至500页； [55]，第490页至492页。
14、《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0年十月第一版。
[29]，第95页；[47]，第69页至71页；[48]，第94页至95页；[49]，第113页； [59]，第121页。
15、《险难中的毛泽东》，赵大义、高永芬、邵永贵编著。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二000年七月第一版。
[35]，第337页。
16、《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苏扬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版。
[39]，第20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
[64]，第53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58]，第306页。
19，《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15]，第226页。
20、《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41]，第837页。
21、《读毛泽东札记》，陈晋著。三联书店出版，二00九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8]，第71页。
22、《蒋介石传》，杨树标著。团结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
[63]，第487页。
23、《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8]，第210页。
24、四集专题片《毛泽东转战陕北—离开延安370天》，中 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摄制。[32]，第一集《撤离延安》中刘长明的录像访谈，当时刘长明任中央前委司令部作战参谋；[42]，第二集《小河遇险》中高富有的录像访谈，当时高富有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50]，第二集《小河遇险》中刘长明的录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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