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吾：一定要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

老兄吾：一定要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被两条新闻的细节所吸引，所感动：
       一条是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我军高级军官授予上将军衔证书时，背景音乐响起了熟悉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乐曲声，不由随之哼了起来，“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飘，开天辟地第一次，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
       一条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来京参加世界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研讨会与会代表时所在的会见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副巨大的油画，画面上身穿上青大衣的毛主席和盛装的全国各族青年男女，谈笑风生，信步走来。
       我为什么感动？因为我们终究在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历史性的场合，还没有丢掉我们的信仰，丢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魂。
      我实在想不出在授衔仪式上，还有什么其它的曲子可以替代《人民军队忠于党》？我也想象不出如果是其他什么人替代毛主席，和各族青年男女在一起走来，会是怎样的唐突而不适？这种不可替代性、唯一性，说明了历史选择的严肃和不可改变。说明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人民、一个军队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难万险所找到的信仰和灵魂之后，是多么难以撼动的和不可替换的。
       但是近三十多年来，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在做、想做、要做撼动和替换中国党、国家、民族、人民和军队信仰和灵魂的事。

      他们是从彻底否定文革开始做这个春秋大梦的，以为毛主席做的两件大事，否定了其中的一件，也就拿掉了人民对毛主席百分之五十信仰。此招旗开得胜，他们乘胜追击，先把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信仰和热爱，说成是对“神”的崇拜，然后将毛泽东从所谓的“神”的地位拉下来，毛主席变成普通人，不就可以随意“打骂”了吗？。但是中国人民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仰和热爱能和对“神”的崇拜相提并论吗？反对对神的崇拜的人，却对今天中国到处兴建的庙堂 ，到处弥漫的香火没有异议，可见这些人并不是真正反对对神的信仰，而是反对对毛泽东的信仰。中国老百姓发现他们居心如此不良，于是不依不饶直到今天。
      其实，正如《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曲子的歌词中所说的，开天辟地第一次，从无到有靠谁人？将“军队”换成人民、国家一样，中国人民自1949年有了自由、幸福、当家作主，靠的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对于给人民带来千百年来第一次自由幸福和当家作主的毛泽东予以信仰和崇拜，到底何罪之有？
      信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人民需要信仰，就如需要水、空气一样。物质代替不了信仰。物质贫乏需要信仰，物质丰富更需要信仰。人民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和信仰对象，要撼动替代比撼动搬走泰山还难。任意糟蹋、剥夺人民的信仰，肆意强逼、改变人民的信仰，随意贬低、抹黑人民的信仰，终究要付出代价，吃尽苦头。
      一位藏学专家告诉笔者，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对毛主席的崇拜信仰并不是天生的。多少年来他们是将达赖作为神来敬拜的。是毛主席和解放军帮助他们从农奴主的压榨下解放出来，走上了幸福之路。从此，西藏人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将毛主席的像挂在家里，西藏解放以来流传到全国的藏族民歌，几乎都是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但是自从内地发生对毛主席“三七开”后，西藏人民糊涂了：信仰的偶像怎么可以指责批评？于是，达赖乘虚而入，散布谣言说，汉人都不信毛主席了，藏人还信他干什么？许多藏人又将达赖的像挂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西藏动乱的原因之一。
      其实，中国的少数民族同胞对毛主席近乎神似的信仰崇拜是令人极为感动的。新疆的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为的是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结束了自己全家悲惨的流浪生活。库尔班大叔说，只要见到毛主席，这一辈子也就满足了。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老人终于实现了“平生最大的心愿”，见到了毛主席。据说，任凭内地“三七开”，直到今天，许多新疆人家里依然挂着大幅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照片。
      1976年前，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家里都挂着毛主席的像，像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还没有听说这是在什么政治压力下，或者是什么人规定的。中国的穷苦人怎么不要信仰毛主席？怎么不要感谢共产党？

       笔者的少年、青年和中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告诉我：毛主席早在将要夺取政权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全国一解放，毛主席党中央作出了要关心工人居住条件的指示。1951年，上海市长陈毅提出：“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市政府为此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以解决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居住困难。上海解放才两年啊，政府就动用300亿元（旧币），化了七个月的时间，兴建了上海第一个也是全国最早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一期工程建了48幢2层楼的住宅，后来发展成718幢2至6层的住宅和多幢高层住宅，居民从早期的1000多户发展到1958年的3万2千多户。曹杨新村很早就有煤气、卫生设施等，中小学、医院、影院、图书馆、交通一应俱全。绿化率达到总面积的34%。那时候，住进曹杨新村的有曾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陆阿狗、杨富珍、裔式娟等一千零二个劳模和先进工优先入户，更多的是工人相继住进。原上海绢纺厂先进工郑长保回忆当年，激动不已地说：“我是1952年五一节后第一批搬进来的，当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看着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绿色的窗框，兴奋的一夜没睡着，感觉自己真正解放了，真正感受到党的关怀。”（人民网2005年1月19日）
       整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上海最好的房子就是工人新村，以地区划分如彭浦新村、闵行新村、鞍山新村、凤城新村；以系统划分如钢铁工人新村、造船工人新村、纺织工人新村等等。幸福是及时雨，信仰才会发自内心。大多数劳动者安居乐业，信仰才会毫不动摇。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可怕的文人，他们除了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信仰作了直接的否定之外，更对这种信仰的物质化外部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扫荡。看到直到今天居然还有一批批外国人在听白发苍苍老人讲解当年入住曹杨新村的喜悦，感激自己的信仰为自己带来的翻天覆地的人生变革，极其厌恶。他们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挖掘出资料说，当年的这些工人新村，是毛泽东受1918年一个日本作家办的《新村》杂志的影响，而后付诸实施的。这些工人新村是“乌托邦建筑，并不完美”。“没有独用的卫生设备，却设有大礼堂、运动场和花圃及其它公共设施，”等等。（见《工人新村的建筑政治学》2005年12月5日《真名网》）这些惊人的爆料，动摇不了如今已经是爷爷奶奶级的中国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工人阶级的信仰，但对他们的孙辈就难保不起作用。因为今天的建筑设计理念、建筑材和施工方法都已经大大超越半个世纪前，这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给事物下结论怎么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客观的条件呢？对于高智商的中国某些文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研究问题的材料和文化元素，而是不具备基本的立场和方法。他们可以赞美高科技的3D使《清明上河图》在上海世博会复活了封建社会的盛世繁华，他们不会讥笑其中的乌托邦，缺乏运动场文化实施等，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将会遭到今人的嘲讽，抖落自己的无知。但他们讥笑解放初期毛主席和共产党在口袋里只有“100元”，却会拿出“50元”来为刚翻身的工人建造当时中国最好的民宅，难道不是在尽显自己的无知吗？暴露无知，并不一定是他们的真正的内心所在，想从中国工人阶级的第四代开始，彻底抛弃他们父辈的信仰，毁坏信仰的物质表征则是真意所含。因为中国的第四代已经绝大多数信仰歌星影星，信仰自己，信仰欧美不断产生的政治文化经济偶像。他们只要再添把火，加把柴，就能把父辈投射在第四代身上的信仰的晚霞残余烧尽，全部被华尔街的霓虹所淹没。

       但淹没那么容易吗？尽管昔日的信仰已近晚霞，但不比今日春天故事里的朝霞逊色。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富豪们就差住到月球上去了，上海才想起要为普罗大众造经济适用房，且是富豪们住进了别墅和私家花园后，将市区挤满了，才将缺房户安置在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郊区。2010年7月31日《新民晚报》头条刊登了上海第一位电脑选中经济适用房的居民赵珺。赵珺在上海南昌路的老式里弄房面积有25平方米，现在的经济适用房89平方米，位于闵行区浦江镇，价格48.8万元，首付20%。笔者在为赵珺高兴的同时，也为她叫冤。南昌路那是上海中心的中心淮海路的黄金地段，岂是位于上海郊区的闵行浦江镇所能比的，25平米又何止48万元！凭什么还要让她付钱！？更怳至今哪里生活设施还没配套。当然比起十五年前，要讲理多了。1995年笔者父母住在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寺对面18平米的老式里弄房，市政拆迁，不搬不行，先搬有奖，后搬居差，不搬强拆。父母搬到闵行区龙柏新村，仅是市价8万元的15平米六层楼的房子的二楼。更有甚者，上海许多改善住房条件的，竟是靠父母传下来的老房子被开发商看中，拿了动迁费去买边缘地区的房子才得以改善。他们感谢的只会是父母。为翻身的工农雪中送炭和为先富起来的富豪锦上添花，哪一个更会被历史铭记呢？

       是的，上海的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得益者，共产党毛主席是他们唯一的信仰。信仰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才有了上海每年贡献国家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海工人群众自身也成为全国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眼见为实，还是讲讲自己家里的事最有说服力。笔者的伯父13岁从浙江绍兴到上海当学徒，在一家丝绸厂做扦经工。直到上海解放前，伯父每月的收入是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十元。解放后，五十年代伯父每个月的工资是535元，比国家领导人的月薪还高。怎么哪么高呢？原来扦经工是丝绸行业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后来，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伯父自愿减工资，替国家分担困难，从500多元到300多元，一直减到最后的132元，直到退休。十二年前伯父去世后，我们从伯父保存的工会会员证里看到，当年伯父每月交的会费是5元3角5分，才知道当年他的月薪真是535元，当时规定会费是按月薪的百分之一缴纳的。伯父多年被评为“五好工人”，也是共产党员，文革一开始当然是老保，后来听到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他也加入了“工总司”。他的信念就是毛主席总是对的，跟着毛主席绝不会错！从伯父我想到今天，还有哪个工人的月收入会高过领导人的，或者会是中国最高的？为什么五十年代做得到的事，今天已近神话了呢？当然，那个时代像我伯父那样的高工资不多，绝大多数在月薪70,80元左右，但那个时候涨钱不涨价，钱经得起用。哪像今天，钱前脚涨，物价后脚涨。工人家有电视机，富豪家有直升机。

       今天，极右派攻击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信仰是“极左”，似乎中国人民都是傻瓜，只有他们才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聪明蛋。事实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中国劳动者是经历了多少历史的场景转换，多少历史的比较抉择，才作出了自己的信仰的选择。中国劳动者最实际，谁给予他们最多实际利益他们就信仰谁，就认为谁是自己的大救星。你可以哄他们一时，却哄不了他们一世。他们不仅看领导者说什么，更在看领导者手里拿什么现货给他们。三十多年才想到要给他们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给了也不会高兴，也不会更换信仰。人们心里知道那都是无奈地给，无奈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又收回去了。中国劳动者会比较，他们不要求给他们住万年都不破的房，拿千年最高的薪水，但也不会满意于住适用房拿最低的收入。毛主席成为他们的信仰，是因为毛主席不仅让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还在国家刚起步、国家最困难、国家最没有钱的时候给予他们最好的住房、最可观的薪水，最全面的福利，那叫雪中送炭。中国劳动者最懂得回报，他们只有一个心眼：跟毛主席共产党走到底。 他们只有一个满足：让毛主席知道我在为他干!那种在千万富翁富得漏油，国家钱多得直往外国资本口袋里塞，才想到建经济适用房，那叫给根骨头尝尝，能让人感动得起来吗？这种感动能化为信仰吗？

       有些极右理论家喜欢嘲笑中国老百姓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仰是“盲目”“宗教”，似乎他们头脑最清醒。但是，世界上有清醒的信仰吗？有点盲目就哪么值得嘲笑吗？中国老百姓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只能从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去形成自己信仰。一九六0年二月二日下午六点，在陕西平陆县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个农民工发生食物中毒。一小时后，县委知道了，组织全力抢救，未果。向北京报告，于是全国行动。笔者童年看过有关电影，记得解救中毒的药来自上海第一制药厂，空运是由解放军的飞机承担，当飞机降临平陆县时，地上的篝火熊熊燃起，空投成功！地面一片欢呼：“这是毛主席送来的神药哇！”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得救了。民工周满禄说，“万恶的日本鬼子打瞎了咱一只眼，没人管；国民党阎老西杀了咱多少人，苦水往肚里咽！今天，咱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中央就派飞机救咱们，党和毛主席真是咱贴心的人哪！”老汉吴进喜，从八十里外赶来看他的得救的儿子吴广新，浑身抖动地说，“小子，在咱这偏僻山沟子里，我想你是没啦！谁想毛主席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儿子！小子，毛主席才真是你的亲爹娘!”当场，大家再也躺不住了，“为了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首都人民的支援，我们明天就上工，”（1960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挽回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生命，惊动全国上下，动用军队支援，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工农的命最值钱，上海瑞金医院抢救烧伤97%的钢铁工人邱财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医生陈忠伟为模具工人王存柏断肢再植，都是当时的世界奇迹，哪有先付钱再抢救一说，那个社会就是为工农群众而建立的。对于这样的时代，今天由共产党一手培养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编出世纪大谎言，说那个年代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谁信？要党和领袖承担罪责？见鬼去吧！真狠不得再来一场反右斗争，让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邱财康、王存柏们的后代和他进行辩论。反右有扩大化，但将杨继绳们划为右派则绝对正确，将他们改正，真乃放虎下山，贻害无穷。中国工农大众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非中国工农大众是不会明白和理解的。但杨继绳们却又要装出为工农大众鸣冤叫屈，为民请命的样子，可推翻了共产党，打倒了毛泽东，哪里会有中国工农大众的好日子过？这一点中国工农大众比谁都清楚，中国工农大众之所以发自内心地将党和毛泽东视作比爹娘还亲，是因为这个党和毛泽东给了他们的父母所给不到，多得多的东西，就像西方资本基金给了许多极右人士的东西是共产党所给不到的一样。
       写到这里，想起2010年7月22日香港一家《果》报，登了有名女才子林燕妮的一篇《保持方言》短文，劈头第一句是，“共产党搞过不爱爸爸妈妈，只爱毛主席那灭绝伦理的失德之事，如今又想灭绝方言了。”对内地一点不陌生的，也被内地媒体称为“人美，文美”的林燕妮，就是这样将事物引向极端，然后加以否定。共产党对林女士很厚爱，出了她很多书，但林女士天生厌恶共产党，回到香港尤甚。没几天，又在一篇小文中说，“解放毁了上海，造就了香港。”（2010年7月25日《果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哪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是老百姓的深切体念，1949年的解放，解放了中国绝大多数穷苦人。但世界上就是有人不愿相信。不相信也就罢了，还要阻止别人相信，你说霸不霸道？连别人的信仰也要干涉、否定，且一骂就是几十年，这就是可怕文人的德行。
       可怕文人不限于海外，内地也有。除了上面提到的嘲笑工人新村的，近来余秋雨先生也来凑热闹。一九五九年正处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上下从党的领导人到老百姓的绝大多数都在节衣缩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用各自的努力为国家分担困难。但在余秋雨先生的笔下是这样的：
    “我到上海两年后，一九五九年，一场大饥荒突然降临。上海连摘野菜、网小鱼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干饿着。”
     “家里的稀饭越来越薄，最后，每人每顿分到五粒手指头一般大的”面疙瘩”了，吃完还没有走到学校就已经饥肠辘辘。”（余秋雨《我等不到了》第96页）
        寥寥数语，字字见狠。笔者和余秋雨先生住在上海同一个静安区，也就说，当年他和我家领到的粮油肉票等是属于同等水平，差别仅是人口不同而已。一九五九年笔者读小学三年级，每月的粮食是二十五斤，当时鱼肉限量供应，是少，说奇缺也对。大米更是较少，每人每月三五斤，余下的是籼米。籼米胀性好，所以许多上海人家是大米籼米掺和着吃。在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居民可用一斤粮票买十斤左右的番薯吃，或者十斤粮食要搭五斤左右的面粉吃。面粉有标准粉，还有从加拿大进口的精白粉。原来国家为了解决粮食的短缺，从有限的外汇中拿出部分去换进口面粉。
       虽然有面粉，但许多上海人看见面粉还是傻眼了，不知怎么做成馒头。平时吃生煎之类的都是上街买的。除非家是北方籍的，像笔者这样的浙江籍，看着面粉真是发愁，买来鲜酵母和在面粉里，放进棉被中发酵，面粉就是发不起来。于是母亲学北方人家，面粉和水加点盐，锅里水一开，用筷子一划一划，将水面团划进锅里，再放点喇叭菜，吃起面疙瘩来了，一顿两小碗，但从来没有少到每顿只有五粒手指头一般大的面疙瘩，毕竟每人每月有25斤粮食。吃完面疙瘩，上完第三堂课有点饿，哪会还没有走到学校就已经饥肠辘辘，余秋雨先生怎么会有哪么大的消化能力？真是奇怪。余秋雨家里的粮票到底是少发了还是另作他用？看来要查一查了。再说，当年的上海，还发了每人每月四张糕点券，可以买四个蛋糕类的干点，一斤就餐券可以去餐馆吃一两一碗的小馄饨，二两一碗的阳春面，以及至今被人笑话的半两一根的油条。余秋雨先生家不会没有吧。老实说，党和政府在这样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给予上海居民基本生活用品在全国是很好的了。你可以不满足，但你不能昧着良心胡编乱造。说上海连摘野菜网小鱼的地方都没有，笔者告诉余秋雨先生吧，我还和同学去“拷浜”抓过小鱼呢。说大家干饿着，是百分百的谎言，人，干饿几天早死了，还能干饿几年？余秋雨先生，你是有文化的学者，你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你并非出身工农，也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除了你的勤奋，难道不是党的政策的公正？当年，中国人固然生活艰苦，但斗志昂扬，同心同德，就因为我们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世界上哪个国家不会遇到天灾人祸？韩国人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拿出自己的金首饰帮国家渡过难关，你在那个年代少吃一点，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又有多大的委屈？竟要记到今天，利用自己的名望来非常控诉。但当年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愿意与党和毛主席患难与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是信仰所决定。信仰的力量是无敌的。

        多少年来，中国工农大众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信仰没有因灾难困难而消失，反而越挫越勇。这里不说有次《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新疆某部军营练兵，笔者看到营房上挂着大标语，“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心中在想，换成别的什么的战士，还能听党的话吗？也不提《打靶归来》中的歌词“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枪法数第一”唱到今天，更不说开国大典纪录片里天安门广场那个苍苍的老汉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跪下磕头致谢，就以最近的一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秘密运输过程》报道来说吧，其中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珍惜。担任运输原子弹的是一位火车司机，叫姜士荣，当年一路向西驶去：
    一天傍晚，车停检修。几位军人走到姜士荣面前。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的老军人，笑呵呵地向他问好。姜士荣双手沾满机油，不好意思伸手，便说手上有油。老军人听后更乐了：“有油?有油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嘛。”老军人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了他好久：“司机同志，这次行动非同一般。你们火车头是先锋，一定要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铁路工人的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将直接指挥我们。我们要争气，要扬眉吐气，要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临走时又说，“此次行动千古难逢，将载入史册。咱们是幸运者，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项光荣使命。”第二天，姜士荣才知道，跟他握手的老军人是聂荣臻元帅。（2010年7月20日香港《文汇报》）

        中国人民的省吃俭用换来了保护家园的原子弹，谁不高兴？就是真吃了五粒手指头大小的面疙瘩，也值！在中国就是这么神奇，从元帅到工人，毛主席党中央就是力量的源泉，就是胜利的保证，就是信仰的聚焦。中国人中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强烈翻身感的人，从来是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谁也不会怀疑自己信仰的毛主席党中央。怀疑还叫信仰吗？怀疑还是信仰吗？怀疑还能信仰吗？世界上有一边信仰一边怀疑的吗？天底下有可以怀疑的信仰和信仰的怀疑吗？
       但是自从一九七六年后，中国人民被告知，他们信仰了二十七年的毛主席共产党可以怀疑了。从党中央领导到党的决议，从党的代表大会到党的政治报告，一片怀疑，穷起生疑，铺天盖地的质疑：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党犯了严重错误。

       那个历史决议真是历史性的。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没有一个决议对已经去世的最高领导作如此全面的政治判决。这个判决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政治品质、政治道德、思想作风和思想政治路线作了彻底的否定。中国人民心中那个谦虚和蔼、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苦共甘，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宵旰图治的毛主席不见了，变成了固执己见，心胸狭窄，报复成性的宵小之徒，毛泽东周围的人敢怒不格言，又比他高明。这样的毛泽东，到底是历史选错了他，人民选错了他，还是他选错了历史，选错了人民？但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毛泽东是正确的，而批判他的人是高估了自己，暴露了自己的短视、偏见和蛮狠。就以上述毛泽东的所谓错误中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来说，就可以知晓一些人根本就是在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论述还少吗？说社会主义社会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论述还不够多吗？批判毛泽东的论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是起草的人做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好，请问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有哪一句论述是讲到社会主义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是说社会主义不存在阶级斗争的？自己在做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你就做吧，你就创造性吧，没人可以阻止，但倒打一耙就太不厚道了，说毛泽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还有谁比毛泽东更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起草决议的人的哪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怎么好意思拿得出手？

       如果我们仔细查看历史，可以发现指责毛主席犯了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从来就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在眼里，从来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哄骗只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老百姓。记得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那个热闹劲，让人觉得中国怎么一下子冒出那么多比毛主席还精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手？现在明白了，那是要用他们的实践来检验掉毛泽东思想，即使假坚持毛泽东思想也不行。而他们的理论是不要接受实践检验的，也不允许接受检验。当中国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特定场合，还见他们挂在嘴边吗？他们等待着这一天，有朝一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实践中信仰里“解放”出来，送进课堂，回归学术。

       主持起草决议的人，都是一些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走过来的人，尽管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没有一个超得过毛泽东，甚至和周恩来朱德也无法相提并论，但他们就敢拿毛泽东同志和自己的党开刀。这是连资产阶级政党也不会做的。尽管他们在毛泽东同志活着的时候，跟在后面干的非常出色，屡有发挥创造，且极其诚恳地虔诚地服膺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极为严厉的批评。但毛主席一离世，他们就敢公开自己蕴藏了多年的对于毛泽东同志和党的评价。这种活着坚决拥护紧跟，死了公开鞭挞的作法非常容易使人想起前苏联的那位赫鲁晓夫同志。但赫鲁晓夫同志会说，“我并没有批判过苏联社会主义的的创始人列宁同志，且我批判斯大林的报告也是秘密的，不公开的。”是的，我们走的更远。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是近二十五年后苏联解体了，我们在公开批判毛泽东同志之后近三十年，还没有解体，但这不能证明公开批判的合法性有效性，而是归于毛泽东同志当年率领全党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以及对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警觉的深入人心，否则还会有今日吗？

       批判毛泽东同志的人当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决议中不是用了大量的篇幅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不是说了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等等，一句话就是“三七开”。但他们忘记或者是故意忘记，按照这个世界的国家学说的基本法则，任何执政的政党和领导人，如果承认犯下严重错误，不！哪怕讲了一句不得体的话，就要引咎辞职。所以直到今天，国内的李锐杜导正胡绩伟辛子陵们，海外极右分子一直吵吵嚷嚷，要共产党下台。从承认犯错必然要下台的国家政治学来看，他们的主张并不错。但问题的全部原则性在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并没有犯下滔天大罪，也没有犯严重错误。所谓的严重错误，完全是某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不计后果，强加于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和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至今并不认这个账。毛主席共产党至今仍然是他们的崇高的唯一的信仰，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信仰所在。也许今天的领导人意识到了前任的做法的严重政治后果，所以今天不再重提当年的决议，也不允许极右人士放肆攻击毛主席，更不再循公开批判离世领导人的错误的先例，特别是严禁公开批评总设计师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接受了公开批判毛泽东错误的历史教训。从执政党长期执政计，也是正确的。我们终于明白了，作为人民信仰的人物是不能批判和批评的，是不能“三七开”，连“九一开”也不行，“九点九九零点零一开”也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这里并没有深奥的理论，就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作为亿万人民信仰的人物，是不会有一般意义上的缺点错误的，也不允许有一般意义上的缺点错误，更不允许任何人说他有一般意义上的缺点错误。这是由信仰的完美性完整性所决定的，也是信仰所产生的巨大崇拜性盲目性和依赖性所在。信仰一旦完成，就具备了这些特性。世界上不存在作为一个万众敬仰的信仰的人物是可以被人批判批评的事。任何理智的政治人物不会去做触怒万众敬仰信仰人物的事包括言论。因为这样做是与人民过不去，后果要多严重有多严重。毛泽东作为一个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信仰的人物，已经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想不想成为被信仰问题，而是人民不允许任何人来替代他。人民已经认为毛泽东是他们的大救星了，在这种历史已经形成的情怳下，突然人民被告诉：毛泽东有严重错误，那么造成的动荡就可想而知。但是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信仰人物贯穿其中，也没有一个本土或外来的宗教处于长久的统治地位，这就给了一个了历史的机遇于今天的政治人物，他们可以冒这个险：动摇和否定毛泽东的被信仰的地位，而无需承担巨大的历史后果。至多一代最多二代人会强烈反弹他们的做法，加上他们在进行这种搬移信仰的过程中，采取“三七开”、“谁都会有错”，“实践检验真理”“继续四项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放弃，世世代代高举”，等等手法，“温水煮青蛙”，终于信仰开始移动了。直到今天，除了六十岁以上的部分中国人还执着地信仰着毛泽东主席，真的所剩无几了。

       丢失了信仰的中国没有解体，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已经彻底解体，这还需要多费笔墨来证明吗？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文人，还是有点良心的文化人，在议论到今天的社会的最大问题都会说到“信仰”，挑点新鲜的说说：
       著名电影配音艺术家童自荣说：“我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们这一部分人富了。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的人民公仆有责任尽快拿出一些办法。
       然而我后来又想，富起来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但这年头更严重的问题倒是全社会在精神、理想、信仰以及是非方面的日益缺失，特别是年轻人大多数不讲什么理想了，生活似乎失去了目的，连生命也不好好珍惜和呵护。一味责怪他们吗？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谁最应该讲理想讲信仰呢？他们都做表率了吗？我不免想起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焦裕禄、孔繁森。试问，中国如果不奋起弘扬精神，而是满足于电视银屏前低俗无聊的傻笑或沉湎于所谓的快乐；人人钱字当头，钻进贪娈无诚信的死胡同，贪污腐败的“痛”“快”大行其道，有条件有门道的都宣誓效忠发达国家去了……如此这般，经济再上去，钱再多，我们难道会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吗”（2010年7月26日《新民晚报》）
       而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之排名第二的的青年才俊韩寒在今年7月的香港书展见面会上说，“昔日很多内地人都有信仰价值观，但很多人没有理想以后，物质成了他们唯一的信仰。”（2010年7月23日《香港《经济日报》）
       哪么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在青年一代中树立信仰？《新华网》报道，国家行政学院7月16日至18日举办了一个有关企业传承和发展的课程，300多名10到29岁的富二代参加为期三天的学习。课程的第二第三天，出席的富二代越来越少，当进行毛泽东思想一节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授课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江英等，他们主讲继承法、古代帝位传承、毛泽东思想等题目。可是，“富二代们确实不太在意台上讲者在讲什么，有的在翻杂志，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呼呼大睡。讲课的北京华商管理科学院院长袁青鹏坦言，年轻人的意志确实要比他们父辈差一点。”

       童自荣先生希望富起来降临自己头上，但当下富起来的是一部分人，不是以前的共同富起来，因此难以轮到童自荣先生。而要一部分富起来的人去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除非背叛自己的资本家庭。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上是穷人的理论，让富二代去学穷人的理论，学什么呢?学剩余价值，自己否定自己？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捐出全部家产？学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让打工者推翻自己？学继续革命的理论，向新的走资派造反？真不知国家行政学院是怎么想出此怪招的？而古代帝王传承居然和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糟蹋也恐怕只有中国的教授想得出。但富二代用行动回答了这种糟蹋：与“富”谋毛泽东思想，枉费心机。当然授课者也非当年毛泽东们的播火者，更非鲁迅的窃火者，而是趁机捞点富豪口袋里的钱而已，这点心机富豪们心知肚明。一个想捞钱，一个想附庸风雅，如此而已。不要装神圣，和意志没有一点关系。

       意志来自信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志力怎么可能来自于一个拜金主义的信徒？但失去信仰的中国社会却真是在上演一幕幕类似的荒诞剧，这一点，海外人士看得比我们清楚。一个香港专栏作家这样写道：
       题目是：《口唱工农身贵妇》
    “午夜了，写完稿，看看《成吉思汗》，豪迈大气……顺手扭到北京央视娱乐台，一大堆青年歌手摆擂台，非但比试人靓歌甜还竞赛晚礼服谁更夸张洋气。”
       此一夜也，是民族唱法电视大赛……一身露肩晚装的女歌手，“她和唱的《断桥遗梦》者，远看皆似一个个出炉柠檬奶油大蛋糕，跟歌曲表达的哀怨凄清撕心裂肺，仿佛是精神分裂的。精神分裂，是中国舞台华服普遍的病征，夜夜笙歌，全国大小城市大型晚会SHOW，口中唱延安开荒大生产，身上是欧洲是十八世纪裙箍撑的宠妃装。”（2010年7月《信报》）
       失去信仰的舞台，成了精神分裂者的场所，评论虽不无刻薄，但也切中时弊。而真正的精神分裂者是一批丧失了信仰的学者。且看他们是怎样分析当前的社会问题的。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产，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受？他们的存在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不妨把公共财产看成是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是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可以变成私有了。”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权利，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中国是否应该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历史上没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以上摘自2010年7月27日香港《文汇报》）
        如果真按这些学者的思路去治国，中国恐怕真要饿死三千万、甚至三亿还不止的穷人了。看了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丧失了信仰后，可以精神分裂错乱到怎样不可救药的地步？搞经济的在经济领域里精神分裂错乱，搞政治的在政治领域里精神分裂错乱，如李锐杜导正辛子陵等，搞文化的在文化领域里精神分裂错乱。而一些早就没有信仰的政府官员精神分裂错乱的更离奇离谱，让人不敢相信：曾经出现过焦裕禄、王国福这样的干部的共产党怎么会冒出这样的败类和混账东西。

       2010年7月18日《人民网》披露了官场腐败的十大花招：
    一，情妇腐败；二，秘书腐败；三，家族腐败；四，借用腐败；五，雅致腐败；六，娱乐腐败；七，题字腐败；把，精神腐败；九，出场腐败；十，司机腐败。
      最新的信仰腐败是，江苏扬州一个已婚商务局长为讨好二奶，竟写四封结婚保证书，其中一封写道，“向党保证，本人于明年最迟后年同李清结婚。在这一年期间对李清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否则承担一切后果。”二奶李清后来发现局长包了四个情人，一怒之下，将保证书上网及送纪委，这才东窗事发。

       从五十年代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到今天商务局长的“把一切献给二奶”，连党都给献出去了；从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共产党到信仰二奶，中国官场惊人地腐败开来，引导社会已经走上一条靠全面腐败发财致富之路。中国的不计其数的官员不同程度地得了信仰丧失症。当年说文革是“积重难返”，危言耸听还得听，殊不知否定文革后，今日已经彻底的走上不归路，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了、
      不归路上的信仰丧失症带来的精神分裂错乱，都有一个特征，认为自己最理智，而谁怀疑他们的理智，谁就是“活在文革中”，“还嫌闹得不够”，“是出土文物”。但究竟是谁在闹个不停呢？本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开了一个公开批判毛泽东，丢掉中国的基本信仰的先例，但还是讲了不少为免落个赫鲁晓夫恶名而肯定毛泽东共产党的结论性的好话。而现在，党内外的极右派就连这样的结论性好话，也要推翻，要从中国的年轻一代的记忆中彻底抹去“毛泽东”三个字，将中共的历史彻底漂白。在这样的严峻时刻，老百姓“闹”已经是客气了。而海外有不少经济学家则在为中国失去毛泽东这个信仰而奔走疾呼。最近香港已经荣休的经济学教授郭益耀出了一本文集，书名叫《不可忘记毛泽东------一位香港经济学家的另类看法》，书的主要观点是：

       毛泽东主政三十年搞的农业集体化及形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不是多余的，而是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的基础、老本。真是有了这点老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能顺利展开，中国经济才能以较佳条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打造迅速崛起的奇迹。

       针对一种说法：如果中国不走毛泽东三十年的冤枉路，早在五十年代就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也许早就走进世界强国之林。郭教授的分析是，中国在五十年代是一穷二白的国家，工农业基础不比三十年代好，防洪抗旱能力极低，又备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禁运围堵，根本无力打进国际市场或争取外国资金。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除了自力更生；除了尽量压抑农民、工人的消费以提升储蓄率，增加投资额外，根本没有第二套办法可以想。而要有效限制消费，集中资源搞工业包括基础重工业、国防工业、斯大林式的指令式经济，计划经济是不二法门。

       郭教授认为，中国的工农业底子比三十年代的苏联还要差，技术水平还要低。如果不通过搞发动群众，无偿为国家、农场、公社搞好水利灌溉系统及类似的工程，不搞动员式经济体制，中国将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格局，中国将难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郭教授不仅从理论理念上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平反，他还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毛泽东主政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不输于改革开放年代。以农业为例，粮食产量在毛泽东时代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四，比七八年至0四年即改革开放年代增长百分之一点六八高。而工业化增长速度同样惊人。一九五二年工业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两成左右，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前夕工业的比重已占总体经济接近一半。这样的推进不可说不大。作为经济学者，郭教授认为必须尊重事实，不能抹杀否定那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及成就。

       不可忘记毛泽东！多么悲壮而又凄凉的呼喊！我们为什么会忘记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会丢失毛泽东？我们凭什么不要毛泽东？为什么“三七开”会最终导致忘记、丢失、不要毛泽东？为什么邓小平讲了那么多肯定毛泽东的话，还阻止不了日益丢失毛泽东的逆流？中国人，回答吧。

       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中国在忘记毛泽东，远离毛泽东，抛弃毛泽东。中国绝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吗？忘记、远离、抛弃毛泽东，难道就能记得、亲近、接受邓小平？把毛泽东放在自己的对立面，难道就能证明自己的伟大？就可以流芳百世？就能使自己成为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都能接受的新的信仰？幼稚天真的想法，鲁莽轻率的决议，佯作公正全面而实际是彻底的否定，终于迎来了残酷的现实。

       要不要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政治题目。正当人们破解这道难题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最近说，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就给了人们解答这道政治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坚决反对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首先就要坚决反对歪曲和丑化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坚决反对歪曲和丑化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二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坚决发对歪曲和丑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永固社会主义事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探索。那种在世人面前公开领袖的所谓错误、那种在执政之后公开和批判人民的信仰的做法，是愚蠢、不高明的、伤害人心的，也是将自己的领袖和国家拉下了道德高地，是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更是将自己立于不义之地，授人以柄，给了一切反对国家及其制度的人永远的口实。

       与此同时，坚决反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就要立即停止在主流媒体上刊登、宣传、使用已经流传甚广的说法和结论，例如，“三七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头脑发热，瞎指挥”,对某某某“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文革是“十年内乱”“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和结论，有的莫须有，有的言过其实，有的颠倒黑白，有的无中生有，有的对的说成错，已经流传了三十多年还不够吗？海内外的极右人士在灭掉共产党之前是不会停止只会加剧这些谬种的流传的，但执政的党不能提供炮弹，去和反对者唱同一个调。

       应该像当年邓小平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那样，严肃对待和处理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人物和一些媒体。“严肃处理”是“坚决发对”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那些多年来放肆的在内地和海外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党的领袖的所谓“老共产党人”，要敢于动真的，动硬的，动实的。多年来，这批人自以为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党员碰不得，老革命惹不得，致使他们越发不把现在年龄远比他们年轻，资历远比他们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放在眼里。他们尽在党的眼皮底下目空一切，惹是生非，妄议朝政，毁坏纪纲。放任他们，是对一心一意听党话的人的不公，更是给年青一代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对于一些歪曲和丑化党史的自由主义学者，要以党纪和国法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党校不是酒吧，可以酒后失言胡言；大学不是夜总会，可以任意扭曲政治肢体；媒体不是桑拿，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党校教授歪曲党史，大学教授丑化党的领袖，媒体提供歪曲丑化党史党的领袖的平台现象再也不能容忍和继续下去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毛泽东思想排斥在外，甚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也是极不负责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歪曲和丑化党史的表现。毛泽东思想难道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鞍钢宪法》等著作，哪一部不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对解决今天的深层次社会和经济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文革中的许多论述也被今天的严酷事实所一一证明。特别是阻止党内腐败，解决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离开毛泽东思想，那就必死无疑，无药可救。而要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素质道德水准，还有谁的著作可以有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那样的震撼力和操作性？

       坚决反对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应该从学生做起，从课堂做起，从青年抓起。现在的大中小学生已经几乎忘记毛泽东是谁了，甚至快要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怎样浴血奋战建立起共和国了。比歪曲和丑化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干脆将歌颂当年八路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课文删掉，将鲁迅抨击旧社会黑暗的文章从教科书里拉掉。歪曲和丑化，还能让人怀疑；删去拉掉，让青年一代脑子空白，那就丧失了储存历史的功能，这有多恐怖。空白之后，袁腾飞之类破门而入，如入无人之境，在青年的脑海里冲浪，其后果就是彻底断了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根。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的这种梦想破产，要在大中小学的课堂里悬挂毛主席的画像，要在中小学的课本里恢复一定数量的有针对性的毛主席等老一辈的有关理想信仰和树立正确世界观的经典文章、鲁迅等中华民族脊梁的文采思想斐然的文章、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和国家奋斗牺牲的历史故事等。这是信仰重塑的应有之义，必有之举，根本保证。

       对于丧失信仰的党员干部要严肃处理。现在，党员中“双信仰”的太多了。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应付门面，骨子里就是烧香拜佛。有的党员干部家里，信仰多元化，你一个党员都无法让你的家人追随你的信仰，还怎么带动其他人跟你的信仰走？有的党员一手捧着党员读物，一手戴着祈求平安的佛珠；胸前别着“共产党员”的小牌，口袋的皮夹里装着“金刚经”的卡片；每年“四月初八”在家庆贺佛诞，“七月一日”在单位庆贺党的生日；在“大雄宝殿”捐了香油钱，转身给支部交了党费；刚上完“三个代表”的党课，就去大仙那里求签解签。这类怪事给周围群众造成极坏影响，你可以信佛信其他宗教，但不能脚踩两只船。“双信仰”党员其实就是丧失信仰。对于文革中积极入党的，处理起来毫不手软，不分情由，“宁愿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而对腐败的，丧失信仰的，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和领袖的却明知无药可救，还极有耐心的等待回心转意，这到底要将党变成什么样的组织呢？我们还要不要信仰呢？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中国必须找回自己党、国家、民族、军队的信仰和灵魂，这个信仰和灵魂只有也只能是毛泽东。难找，也要找；花再多的岁月，也要找；一定要找回，也一定能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