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党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读李慎明、陈之骅新作《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有感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苏联这个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强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颠覆解体。众多学者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大致有“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①]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是内因。邓小平说：“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②]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斯大林模式，也不是其它外在的因素，而是苏联共产党自身的蜕化变质。　　

一、    指导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改旗易帜，根本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苏共高层领导集团，而是从上至下的党员干部。　　

领导集团逐步抛弃马克思主义是苏共亡党的重要诱因。列宁、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之后掌握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太差”，“善于搞权术，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坚定的信仰，在世界观上是个实用主义者。”[③]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一知半解，甚至模糊篡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将党的性质改为“全民党”，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勃列日涅夫调整和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但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马列主义修养太差”，基本沿袭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等错误观点。[④]戈尔巴乔夫则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作为苏共唯一的指导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变了形的、曲解了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就是要摧毁这个制度，在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⑤]如果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全党和全社会指导思想的混乱，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广大意识形态工的失职和背叛是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苏共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明显下降是从20世纪60年代前后开始的。苏共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放在首位，但实际情况却是：抽象的理论回避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空洞无味的宣传使广大群众厌倦马克思主义，暗含恐吓或强迫的官方意识形态限制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行政命令式的简单化处理，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高度统一，却在实际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上层领导由于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写的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⑥]马克思主义修养水平的下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广大意识形态工言行不一，则直接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苏共内部出现过一些冒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毫无原则、不学无术、不负责任、只想尽快升官发财”，“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极力攫取物质福利待遇。”[⑦]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精英们过度追求物质和名利，不但造成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还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⑧]正是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倒戈，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⑨]　　

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掌控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直接后果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从上至下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人逐渐教条理解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导致在实践中背离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苏共一批有影响的舆论工具先后被“新人”接管，《消息报》、《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等重要的报刊杂志均被大副调整。[⑩]正是这些报刊杂志，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煽动舆论，成了解体苏联的急先锋。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上的失误导致苏共的的分裂：党员队伍分裂为左中右三派，纵向出现中央委员、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三级断裂，苏共实际成了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11]在此情况下，苏共的瓦解和坍塌只是迟早的事了。　　

二、组织领导偏离了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2]组织路线是贯彻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列宁不仅倡导创建了苏俄共产党，还为这一组织规定了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在听取广大党员意见的基础上少数服从多数，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保障。苏联解体与苏共的灭亡有着密切的关系，苏共的灭亡则与组织路线偏离民主集中制有着重要的关联。　　

背离民主集中制导致决策的失误。背离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在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纵观苏共的历史，在列宁逝世以后，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被破坏，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将历史的命运维系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导致产生许多严重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极端民主化，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党内派别林立，逐步演化为实行多党制，最终导致政党垮台。斯大林执政初期能够较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但在联共（布）十七大之后，斯大林性格中粗暴、任性、独断专行的特点开始显露，一是造成党的代表大会不能按时召开，从1934年十七大召开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近20年只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二是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在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之后，在党的会议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党的决议，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群追逐名利的阿谀奉承之徒；三是决策的错误，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导致了大肃反和卫国战争初期对敌情估计不足等错误的发生。赫　鲁晓　夫人为划分工业党、农业党，导致党的统一领导被破坏，对外轻率提议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导致古巴导弹危机，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勃列日涅夫则大力倡导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执意出兵阿富汗。与专制主义相对的是极端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为了抵制过分集中的倾向，提出“无条件的民主”，在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在新党章中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提法。结果导致党内派别林立，最后提出多党制的要求，[13]直接促成了苏共的灭亡。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还导致干部选拔和监督机制的缺失。按照苏共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一律由选举产生，党的领导人必须向选举他们的党员大会、党员代表会议定期报告工作，接受他们的监督。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机构设置中的体现。实际工作中，党的上级领导人决定下级党委会候选人，不是根据群众和广大党员的意见，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和好恶。各级党委会候选人是由上级事先决定，选举只是履行法定程序。[14]这即造成党内只唯主要领导和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人意见是从，而忽略了集体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民主集中制的破坏还导致党内监督机制缺失，造成实际工作中无法监督、不敢监督。由于党的领导人由上级指定，这即导致下级机关在工作中唯上级意志是从，下级机关不敢监督上级机关，群众不敢监督党的领导机关。即使想监督，由于上级意志的左右，下级机关也可以对来自下级和群众的监督视而不见。所以，一些有限的监督只能是上级监督下级，监督时对于上级和上级看好的下级的缺点和错误则回避开了。　　

如果说思想路线的迷失导致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组织路线的失误则更直接造成各种错误和失误。组织路线背离民主集中制，导致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错误频出，导致很多投机分子混进党的领导机关，还导致这些领导者由于缺乏监督，逐步脱离了人民群众，并开始贪图安逸享乐，成为特权阶层，最终瓦解了苏联共产党。　　

三、实际工作脱离了人民群众　　

苏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步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即造成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使党失去了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组织路线偏离民主集中制原则，则导致党风的败坏和一些特权阶层的产生。　　

党风的败坏表现在党的工作脱离人民群众。由于指导思想的迷失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盛行。赫鲁晓夫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不切实际的理论提出即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从1954年赫鲁晓夫大力削减机构开始，到1963年“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减少，反而扩大了3倍。”[15]指导思想的迷失导致许多党员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思进取，陷于安逸享乐之中。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则导致很多并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攫取个人权益的投机分子混进党内，占据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这些人在掌握了某级最高权力之后，不做调查研究，不去联系群众，而是密切联系领导和上级。导致党内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党的先锋作用衰退。　1968年11月5日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党脱离群众的程度：党对大学生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16]党的优良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党逐步脱离了人民群众。　　

党风败坏的另一必然后果是产生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导致特权阶层的产生。这些人掌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只考虑个人和小集团私利，官官相护，贪图安逸享乐，作风专断，将党作为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益的工具。当党内高层反对特权、尝试新的改革时，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反对改革。一旦改革出现失误，他们便开始与境外势力相勾结，谋求彻底改变现状，走资本主义道路，试图一劳永逸享有特权，并将此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1991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共高层干部中，76.7％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12.3％的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改革。[17]即是改革出现挫折时特权阶层不惜牺牲多数人利益以维护自身特权的明证。据俄罗斯社科院权威调查显示：俄罗斯新社会精英来自前苏共的官僚，最高领导层占75％，政党首领占57.2％，议会领导占60.2%，政府部门占74.3％，地方领导占82.3％。[18]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是苏共垮台的最大受益者。事实说明特权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竭力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一旦时机成熟，即公开背叛党和国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的产生是亡党亡国的前兆。　　

苏共亡党是苏联人民的灾难。苏联解体后，原本属于苏联人民的财富迅速转向少数人，“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19]苏共亡党也是世界人民的灾难。苏共亡党后，波兰、罗马尼亚等六国政权先后易手，人民生活水平大副下滑。对苏联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古巴、朝鲜也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由于苏联解体，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了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美国等国家的意识形态、福利体系等都在右转，人均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全球经济大动荡。[20]　　

以上思想正是《居安思危》一书的主题。该书以翔实的史料，透彻分析了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吸取苏共亡党的教训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强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中国一项不容缓的工作。　　

（单位：张治银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谭春玲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