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

关于党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

甄岩

    由于刘少奇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事关中国共产党重大的理论和路线问题，必须非解决不可了。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自1962年7月下旬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

（一）毛泽东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在7月19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23、24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1.7月20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2.7月22日毛泽东批语。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114-116）

3.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二）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从7月25日至8月24日，整整开了一个月。

1.会议的前半段，到8月5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文件总共有20个之多，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2.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会上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都涉及到了。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有关共同性的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上（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毛泽东批评王稼祥等人在对外政策上，搞“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的路线”。所谓“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七千人大会之后，王稼祥等曾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意思是：不援助或者少援助。——笔者注）。（《王稼祥选集》，P445、455）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3.毛主席“周游列国”。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半段，毛主席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这是毛泽东常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下面摘引毛主席“周游列国”及其谈话的一些情况。

8月2日晚，毛主席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毛主席先问目前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主席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主席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主席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8月3日，毛主席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4日，毛主席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5日，毛主席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主席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主席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谈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8万言的信。）

讲到分田到户，毛主席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这次谈话，毛泽东是为8月6日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4.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5.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能让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主席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6.8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么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点题作用。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全体与会代表都一致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讲话。

7.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

从8月9日到8月20日，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议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主席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8月9日，在第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主席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略。

当李井泉讲到，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主席插话，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主席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主席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主席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8月11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主席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当时，刘少奇认为全国最困难时期没有过去，形势不好，一片黑暗。而今公然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笔者注。）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泽东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刘少奇接着说：“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充分一点，即是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完全是诡辩！他是极力鼓吹形势“一片黑暗”的。此人毫无自我批评精神，历来如此！——笔者注。）

刘少奇讲到这里，毛主席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二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注意：毛主席在这里，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右倾！——笔者注）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主席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当刘少奇讲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主席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否则生产就要破坏。”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保护田家英过关，这一次，毛主席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主席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又提到搞农业合作化他反对，要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是在刘少奇支持下，邓子恢提出的。这也是对刘少奇的警告！——笔者注）。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8月12日，毛主席找来1961年庐山会议印发的一个文件，当时是邓子恢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主席曾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主席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还批评了他1955年砍掉合作社，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等问题。这个批语极为重要，因为，这个文件不仅是批评邓子恢的，也是批评刘少奇等人的。现引录于下：

“此件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新印发给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137-138）

8月13日中心小组会议，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主席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主席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钱能让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主席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主席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讲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主席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主席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8月15日，中心小组会议。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主席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而是强调，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因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明确地在“十六条”中，专门加上一条“抓革命，促生产”。这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被一再证明了的，完全合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当然，走资派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总是要攻击这是极左，这是毫不奇怪的了，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主席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到一九六四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事实说明：刘少奇们提出，不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恢复要有八年的时间，真是右的不能再右了！——笔者注）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过分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主席插话：“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540万吨，今年进口470万吨，减少了70万吨。逐年减少。毛主席说：“减少了70万吨，就是14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70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70万吨，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主席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主席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毛主席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7日）

8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毛主席同意他提出的规定个传达范围。

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40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

毛主席在讲话中，反复地讲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这就抓住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总纲，正如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邓时所讲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8月24日下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主席主持会议，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北戴河会议）结束。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当天晚上，毛主席回到北京。

（三）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8月26日到9月23日，在北京举行）。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9月6日、7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翻案风”。

1.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24日的全会，由毛主席主持并讲话。他说：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着，他对8月6日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就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毛主席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这样，毛主席就把国内、党内的问题同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确带有其必然性。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彭就和赫鲁晓夫关系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遥相呼应。所以，毛泽东于今，即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提出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到了一九六五年，他就一再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的确是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的。

这个问题，一再被现实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证明：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历经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完全赤裸裸地搞修正主义，公开抛弃了共产主义，而复辟了资本主义，导致整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全崩溃。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们就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和毛主席对着干；所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揭露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主席逝世后，那个“永不翻案”的“还在走”的走资派上台，经过了不过十几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复辟了资本主义，又重新把工人阶级和亿万人民群众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下岗失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重受二遍苦、遭二茬罪；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则生活在极端腐朽糜烂的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之中。占全国人口0.4%的亿万、千万富翁，掌握了整个国家70%的财富。在世界上也是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请问：这个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毛主席接着说：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毛主席特别提醒大家：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正是由于毛主席接受和总结了庐山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而表示了这个鲜明态度，使得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不仅没有影响生产，反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另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30、1131）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中间，康生曾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说这本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为此，支持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受到批判。在这次会议上，设立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一个是彭德怀一案，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等人一案。

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为了不使全党像李自成那样的悲剧重演，特别强调在进行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要认真抓好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像新中国建立之后，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整风反右，等等一系列的斗争，无不是认真抓好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2.在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时，毛主席又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当陈伯达谈到1958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主席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0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1961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主席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主席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讲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主席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碕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谁说毛泽东不重视对外开放？那些人完全是睁眼说瞎话，恶意攻击！毛泽东在这里就强调了要对外开放的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极为重要的。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正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1963年6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参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P31）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是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主席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主席：“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毛主席：“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3.对搞包产到户的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

毛主席当时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作为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主席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毛主席不论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议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展开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主张是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泾渭分明，前者以刘少奇为总后台、邓子恢打先锋，自上而下，代表了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而后者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人民群众共同走向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毛主席在世时，在每个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毛主席总是及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地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和路线，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和发展。然而，当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篡党夺权上台以后，即继承刘少奇的遗志，冒天下之大不韪，解散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首先在农村完全实现了私有化，复辟了资本主义；继而，又扩展到整个城市，几乎是全部的集体企业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营企业，都变成了私有制，而且大部分骨干企业，核心技术、尖端技术，几乎都为外国跨国公司所控制和垄断；中国只能成为外国的加工厂。亿万人民群众，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主人，如今重新被压在最底层，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打工仔和雇佣奴隶。极端严重的两极分化，难道不是今天血淋淋的现实吗？

4.9月25日到27日，继续大会发言。

25日的大会，先有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26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27日，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先有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之后，通过十个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修正草案》两个文件。（见《毛泽东传》1949-1976，P1259注释<1>）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主席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毛主席之所以，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科学地总结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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