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上发表了《涨了多少：共和国60年来的人民生活水平》，不少朋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令我受益非浅。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有些看法存在一些问题，较多的说法是“前30年对农村剥夺较多，农民生活水平不高”。最近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又发生了逼良为娼的邓玉娇案这一恶性案件，表明农村地区很大一部分基层政权已经被黑恶势力把持。今天，我想谈一谈我对共和国60年来的农村发展的看法。
一、如何分析农村发展
农村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农业发展、农民生活等诸多方面，有时也称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探讨农村发展也必须首先确立分析标准，注重综合分析，否则，很容易犯大的错误。这里我简单的说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1．注意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不少人说，1978年时我国还在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今天已经补贴农业了，所以说农业政策有了极大的发展。不错，这的确也是一种发展，但是这样判断是毫无意义的。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首先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发展工业，然后等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业反哺农业。如果没有当时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我们今天拿什么补贴农业？像英国历史上尽管有巨额殖民财富，仍然搞了400年的圈地运动剥夺农民，今天不一样在补贴农业吗？认为历史上英国农业可以和工业同步发展和认为今天英国应该继续剥夺农业一样，都是荒谬的。只有进行国际比较，把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较才有意义。其中，中国和苏联可比性最强，本文将主要和苏联进行对比。
2．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分析
有人说：“肚子不会骗人，前30年不少农民吃不饱，后30年农民大多吃饱了，所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下文还要详细说这个问题，这里我只说一句：难道现代人的生活仅仅是吃饭吗？现代人的生活基本需求包括吃饭、穿衣、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方面。同样是吃到八分饱的两户农民，能免费上学看病的农民和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农民生活水平可能有天壤之别。这种说法单单强调吃饭一个方面，岂不是把人当成了猪？探讨农民生活水平变化单单强调温饱特别是吃饭，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因素视而不见显然是不合适的。探讨农民生活水平变化和探讨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变化一样，除了考虑温饱问题，必须考虑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显性的社会福利，同时考虑就业、治安、环境等隐性的社会因素。
3．注重长时段分析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农业生产和自然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具有不稳定性。特别是粮食，丰年和荒年有很大区别。不少人以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1959年粮食减产，随即出现了三年困难，来证明人民公社不好。可是不要忘了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后1985年同样出现了粮食减产，随即连续好几年粮食产量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这是否可以证明人民公社好呢？显然，用某一年或某几年农业的增产和减产判断农业制度和农业政策的优劣是荒谬的，必须注重长时段分析。应该以10年以上，二三十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这样才具备科学性。
总之，分析农村发展必须注意首先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发展工业，然后等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业反哺农业的现代化一般规律；必须进行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分析，不能单单强调温饱特别是吃饭问题；必须注重长时段分析，不能用某一年或某几年农业的增产和减产判断农业制度和农业政策的优劣。
二、共和国前30年的农村发展
1．集体化和生态农业为中心的农业政策
⑴集体化
不少人认为1953年集体化才开始，其实集体化从建国之初（某些老区甚至在建国之前）就开始了，1950年到1952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从10.7%增至40%，供销合作社社员从2568万增至13820万。众所周知，1953到1956年中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8年中国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又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农业集体化水平。毫无疑问，集体化是共和国前30年最重要的农业政策。
对于集体化，不少人恶毒攻击为剥夺农民攫取剪刀差的政策，这是毫无道理的。前文已经说过首先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发展工业，然后等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个体农业更容易被剥夺，像英国400年的圈地运动，一系列血腥的立法把个体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廉价劳动力，美国100多年的西进运动更是把印第安人几乎杀绝。而在共和国前30年，农业上获得剪刀差被压到了最低限度。仅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例，1975年比1965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11%，经济作物收购价格提高了8%，而1976年比1965年手扶拖拉机价格降低了25%，农用水泵价格降低了37%。共和国还给落后县大量补贴。像臭名昭著的凤阳县，国家1953年到1978年净调进粮食3﹒6亿斤，拨付救济款5200万元，贷款1800万元。这怎么能算剥夺农民呢？
共和国前30年为什么注重集体化？应该说集体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集体化有利于农业发展。个体农民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也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其次，集体化是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发展的一条道路。多数国家现代化中剥夺农民，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集体经济可以通过兴办社队工业就地实现农村现代化，显然比农民涌入大城市的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病态现代化道路好得多。此外，集体化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民共同富裕。集体经济可以通过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集体经济也保证了农民贫富不会过分悬殊。
当然，共和国前30年的集体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也存在凤阳县这样的落后县，但是这只是少数。试想，如果每个县都像凤阳县这样净调进粮食，那么国家又有什么粮食可供调进呢？对于这些落后县，应该解决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把集体经济搞得更好。
⑵生态农业
共和国前30年的生态农业模式不为人所关注。其实，共和国前30年虽然很少用生态农业的提法，但事实上生态农业也是共和国前30年的基本农业政策之一。介绍穷棒子社事迹时，就有富农妄图和穷棒子社竞赛，花钱施用化肥，结果化肥施用过多反而减产，穷棒子社施用农家肥则增了产。著名的“八字宪法”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利用）、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加强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主要是传统的有机农业。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寨经验注重水土保持的“海绵田”就是一种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模式。这一时期南方也大力推广稻田养鱼等生态农业模式。共和国前30年哪一个模范社队的经验是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呢，哪个不是主要靠传统的有机农业？
当然，共和国前30年的生态农业模式并不绝对排斥施用化肥﹑农药，70年代毛主席还引进了大批化肥生产设备，但毛主席始终坚持主要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方法发展农业，施用化肥、农药只是起辅助作用，同时强调科学施用化肥﹑农药，控制在不破坏生态的限度内，仍然可以说是一种生态农业模式。
2．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国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81年）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70年代农机制造业发展很快。1976年又一新的大型拖拉机制造厂—山东拖拉机厂建成。到1979年，全国有拖拉机56万台，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现象这时就逐渐消失了。中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进人60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
农业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粮食产量为例，如果以1949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1318万吨增至30475万吨，29年间增长了171%，年均增长率是3.5%；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6392万吨增至30475万吨，26年间增长了85%；以实现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20000万吨增至30475万吨，20年间增长了52%，无论从那个角度说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后劲很足，大部分农业产量是后期增长的，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间增长了57%，年均增长率是3.9%。而且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产量比较稳定，1965年至1978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减产。
社队工业蓬勃兴起。不少人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其实，哪个国家的农村没有乡镇企业呢？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其实是社队工业。仅从1966年至1976年，社办工业产值从5.3亿元增至123.9亿元，队办工业产值从38.8亿元增至119.6亿元。社队工业发展较早的江苏省，仅从1965年至1976年，社队工业产值在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从6.7%猛增至40%。多数国家现代化中剥夺农民，农民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而中国社队工业是就地实现农村现代化，逐步将农业为主的人民公社变成工农兵学商一体，农民共同富裕的一条科学道路。
3． 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在拙文《涨了多少：共和国60年来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涉及农民生活质量问题。这里重点说一个问题，即共和国前30年的城乡差别问题。不少人胡说共和国前30年“剥夺农民”、“忽视农村”，似乎共和国前30年的城乡差别扩大了。这种看法是不合适的，是买办集团长期错误宣传的结果。
首先说一说货币收入。1952年时城镇人均年工资为445元，1978年城镇人均年工资为615元，增长了40%；1952年时城镇人均年消费为148元，1978年城镇人均年消费为405元，增长了170%；1952年时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57元，1978年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134元，增长了130%；1952年时农村人均年消费为62元，1978年农村人均年消费为138元，增长了120%。也就是说，论每个劳动力的收入，农民比工人增长的快许多，但是由于城市逐渐实行了双职工制度，全体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反而比全体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的快。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随着城市妇女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每个劳动力的收入增长的更快的农民和工人收入差距必然会缩小。
再说一说社会因素。以医疗为例，共和国前30年，特别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实行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从而使农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提高。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到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长期困扰农民的天花、血吸虫等疾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了。教育和医疗类似，公社普及了小学教育并兴办了大量的中学。治安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善，黄赌毒绝迹，宗教、宗族等势力横行乡里的局面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政治地位也很高，包括高级干部也大量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集体经济也保证了农民贫富不会过分悬殊。可以说，就社会发展来说，农民生活质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差别也在缩小。
不要忘了，共和国前30年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一般来说，这个阶段是城乡差别迅速扩大的阶段，而中国这一阶段城乡差别没有显著扩大，堪称一个奇迹。费正清、梅斯纳等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尽管对共和国前30年缩小城乡差别的成绩看法不一，但国外几乎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承认共和国前30年致力于缩小城乡差别。
总之，共和国前30年集体化和生态农业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有效遏制了城乡差别的扩大。可以说，集体经济是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一条阳关大道。
三、共和国后30年的农村发展
1．个体经济和化学农业为中心的农业政策
⑴个体经济
1978年开始推行“大包干”，到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为标志，个体经济基本上占了主导地位，到2003年以后开始注重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但到2008年仍未改变个体经济占主导的地位。
应该说个体经济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个体经济不利于农业发展。个体农民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也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其次，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发展的一条道路。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户”只能让农民吃亏。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农民受到剥夺，拉大城乡差别，农民纷纷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此外，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民共同富裕。个体经济不仅难以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设施，个体经济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当时农民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仅退回资本主义，而且退回封建主义，倒退了2000年”，“如果老牛会说话，也要到北京去告状”。
既然个体经济的缺点显而易见，为什么有些人却把个体经济吹到了天上？公开的理由是增产，的确，“大包干”的头几年，从1978年为起点至1984年，粮食产量由30475万吨增至40712万吨，6年间增长了34%，年均增长率是4.9%。甚至有些左派朋友也觉得个体经济的确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可是不要忘了，从1965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13年间粮食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9%。而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水利不修了，合作医疗不办了，机械化也不搞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到了临时的“增产”上，难道还换不来几年的“增产”，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有多大关系呢？难道坚持人民公社体制的情况下，如果水利不修了，合作医疗不办了，机械化也不搞了，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到临时的“增产”上，短期（几年内）粮食年均增长率上升不了一个百分点？显然，即使是个体经济初期，“大包干”也并没有多大增产作用。而且，这种“增产”能维持多久？“大包干”的头几年华西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都面临不少困难，30年过去后的今天，集体经济较之个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很明显了。
应该说，推行个体经济的真实原因是某些买办、官僚、奸商希望通过瓦解集体经济实现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把广大农民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实现自己“先富起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罪恶目的。当然，少数落后农民（如小岗村）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不愿意为农村长远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出钱出力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少数落后农民是共和国前30年也存在的，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浪，显然，主要责任应该在买办、官僚、奸商身上。
⑵化学农业
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水库，水电站纷纷荒废，农业科技推广站也名存实亡。依靠集体的力量把全国农田改造成大寨式的保持水土，旱涝保收的“海绵田”这种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道路显然办不到了。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已经变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共和国后30年的农业，抛弃了共和国前30年主要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方法发展农业，施用化肥、农药只是起辅助作用生态农业模式，走上了一条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的“美国式”化学农业道路。由于中国耕地不到美国的一半，为取得更高的产量，今天中国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的单位数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数倍，成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化学农业。
2．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问题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的变化。共和国后30年的农业生产条件某些方面继续改善，如修建了葛洲坝、三峡等大型水利工程，继续培育并推广一些良种等。但是，总体上农业生产条件恶化了。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大型水利工程由于没有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1998年降雨量远不如1954年，但是却发生了特大洪灾，这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不无关系。近几年北方的连年旱灾更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的直接结果。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更是导致土壤板结，牲畜疾病频发。乱开发、乱占地更是使我国宝贵的耕地资源连年减少。
农业产量继续提高，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以粮食产量为例，以1978年为起点至2008年，粮食产量由30475万吨增至52850万吨，30年间增长了73%，比1949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29年间增长了171%慢一些；以1978年开始推行“大包干”到2003年开始注重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行单干的25年，粮食产量由30475万吨增至43067万吨，共增长了41%，比1952年为起点至1978年大力推行合作化的26年，粮食产量增长了85%也慢一些；以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为标志到2003年开始注重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个体经济体制下的19年，粮食产量由40712万吨增至43067万吨，共增长了6%，比实现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为起点至1978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20年，粮食产量增长了52%增长速度下降的更加明显。
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粮食产量不稳定。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农业产量是前期增长的，这一时期的后期1996年到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由50453万吨增至52850万吨12年间增长了4%，考虑人口因素人均粮食产量是在下降，而共和国前30年的后期1965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间增长了57%，尽管这一时期人口增长较快，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14%。而且，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粮食产量不稳定，如1984年丰收后1985年出现了1965年以来的第一次粮食大减产。特别是1998年至2003年出现了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5年减产，我国粮食产量由49417万吨减至43067万吨。不要忘记，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灾，2003年并没有特大自然灾害。这表明单干体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正因为如此，2003年起党中央开始注重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事实上宣告了单干体制“小岗模式”的破产。
农民涌入大城市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1984年，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社队工业改为了乡镇企业，事实上开启了社队工业私有化的大门，90年代的后期，通过一轮“股份合作制”为旗号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乡镇集体企业的私有化。社队工业和乡镇企业是有本质不同的，社队工业是集体所有，可以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而乡镇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只能让少数农民富裕起来，大多数农民只能日益贫困。1984年开始，掀起了农民纷纷涌入大城市当农民工的浪潮，到2008年，农民工竟达1.5亿人，不少农村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城市的农民工极为贫困，失业严重。这一切表明，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经被农民涌入大城市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的道路取代。
3． 农民生活的变化与问题
在拙文《涨了多少：共和国60年来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涉及农民生活质量问题。应该说，共和国后30年的农民生活水平也是有所提高的，最为突出的是家用电器的普及。这主要是由于科技普及带来的生活方式便利化。这里重点说一个问题，即共和国后30年的城乡差别问题。
首先说一说货币收入。1978年城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343元， 1978年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134元，二者比例为2.57: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有一点不容忽视，这一时期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人数急剧下降，从1978年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2.53人下降至1998年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1.55人，每个城市就业者负担的人数下降则较为缓慢，从1978年每个城市就业者负担2.06人下降至1998年每个城市就业者负担1.76人。也就是说，论每个劳动力的收入，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更快。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农村劳动力枯竭以后，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会进一步扩大。
农村社会因素的恶化更是无可讳言的。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村社会福利体系也走向崩溃。以医疗为例，从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一度下降至5％，看不起病成了农民的普遍现象，血吸虫等疾病卷土重来。加上环境的恶化，出现了大量的艾滋村、癌症村，这在共和国前30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这几年重新发展合作医疗，但是缺乏集体经济的依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这笔烂账。教育和医疗类似，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村教育受了一次重创。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承认：“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中学人数急剧减少，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 1981年10月12日 《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90年代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行，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上不起大学，借钱上了大学毕业又面临失业，教育变成了“买办文人的割肉刀”。治安等方面也严重恶化，黄赌毒泛滥，宗教、宗族等种种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局面再度出现，习水强奸幼女案，逼良为娼的邓玉娇案等恶性案件多发生在农村和小城镇，这表明农村地区很大一部分基层政权已经被黑恶势力把持。农民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农民”变成了一种侮辱性的词汇。此外，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
不要忘了，共和国后30年正处于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一般来说，这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差别缩小的阶段，而中国这一阶段城乡差别却显著扩大了。特别是，这个阶段后期城乡差别扩大的反而更厉害。中国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97元，二者比例为1.74:1；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近几年尽管注重解决“三农问题”，但城乡差别仍在扩大，如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2006年为3.28:1，2008年为3.33:1。这是极不正常的。
总之，共和国后30年个体经济和化学农业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尽管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村社会因素的恶化等严重问题，在现代化深入发展出现了城乡差别显著扩大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说，单干体制是农民涌入大城市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病根所在，是有利于把广大农民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的独木桥。
四、几个相关问题
1．中国农村发展和苏联农村发展的比较
苏联1928年开始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但是“只是小修小补，没有改变集体农庄模式”。中国的集体农业既学习了苏联的集体农业的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中国1978年开始搞得单干体制据说“根本上纠正了苏联模式的弊病”。苏联农村发展进程比较典型的反映了首先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发展工业，然后等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业反哺农业的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和苏联可比性很强，下文将和苏联进行对比。
先比较一下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以粮食产量为例，1928年苏联开始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时粮食产量为7330万吨，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4%；而中国前30年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6392万吨增至30475万吨，26年间增长了85%；以实现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20000万吨增至30475万吨，20年间增长了52%。这一时期苏联最高粮食产量为9564万吨，比十月革命前最高粮食产量8600万吨增长了11%，而中国前30年的最高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比解放前最高粮食产量15000万吨增长了103%。而且，这一时期苏联粮食产量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大的减产，而中国6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产量比较稳定，1965年至1978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减产。再考虑到中国前30年社队工业蓬勃兴起，合作医疗等农村福利体制的建立等因素（苏联这些方面做的远不如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优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
再比较一下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以粮食产量为例，苏联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76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8位，到1978年苏联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约为2370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77%，人均粮食产量从1953年的432公斤增至1978年的912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25年间增长了111%；而中国1978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到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52850万吨，30年间增长了73%，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18公斤增至1996年的406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18年间增长了28%。从城乡差别看，苏联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在缩小，1965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6.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51.3卢布，二者比例为1.88:1；1981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72.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122.1卢布，二者比例为1.51:1；而中国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却显著扩大了，1985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为397元，二者比例为1.74:1；2008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再考虑社会因素，完全可以说，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优于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
总之，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优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优于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农村发展和苏联农村发展进行了比较后得出的基本结论。
2．吃饱问题
是单干模式解决了吃饱问题吗？这个问题许多左派朋友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我就不多说，下面我简单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⑴毛主席时代真的吃不饱吗
谈吃饱问题首先要确定吃饱的标准。1958年中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的口号，后来虽然强调节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放开肚皮吃饭”的“十分饱”的追求。
孟子提出丰年能吃饱，荒年饿不死的标准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但事实上，旧中国从来没有实现过。一般估计，丰年也有60%到70%的人吃不饱，荒年有80%到90%的人吃不饱，大批人饿死。像著名教授朱自清因为不愿吃美国救济粮，又买不起粮食活活饿死。1949年建国时，饥民占中国人口22%，加上半饥饿状态的人，占中国人口80%以上。
到了70年代，非农业人口的主要食品，如面粉、肉、油、糖等实行凭票供应，粮食人均月供应量达30斤，以今天的标准是有富裕的，当时虽然追求“十分饱”，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仍然基本上过得去。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数。在当时农村，有些比较贫困的农民吃的是黑窝窝头，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况下吃炒菜和肉，然而这已经是解放前中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就是一般地主，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这二十五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依靠全体农民群众和全体农村干部努力的结果”。显然，“刚够吃”，决不是“吃不饱，饿不死”的半饥饿状态，而是刚够吃饱的状态。应该说，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很好的回答了毛主席时代是否吃不饱的问题。
⑵今天我们真的吃饱了吗
在不断宣传“吃饭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吃饱的标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先是宣传“只吃八成不用请医生”，后来又宣传“六分少，七分好，八分饱，九分十分不得了”，听说最近又有人提出六分饱最合适。如果按今天吃到七八分饱，粗细粮搭配，多吃蔬菜、野菜，少量吃一些肉、蛋、油、糖的合理膳食标准，可以说毛主席时代完全符合要求。到了70年代后期，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不能说一个没有，至少是寥寥无几，不少人还超标了。
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呀，毛主席时代我确实感觉吃不饱，今天我确实感觉吃饱了，难道肚子还会骗人？” 肚子的确会骗人，这和心理因素有关，如果追求“十分饱”，往往吃到九分饱仍然觉得饿，如果追求“六分饱”，吃到七分饱多半就撑了。不信可以按70年代后期的食品标准吃1个月看够不够吃，恐怕还有富裕。
有人可能会说：“还是不对呀，毛主席时代我很瘦，今天我胖了。” 这一方面和今天的人缺乏锻炼有关。另一方面大家想一想，今天中国的化学农业生产出来的食品里有多少化肥、农药、激素，听说有的面粉里还有滑石粉，共和国前30年的食品是这个样子吗？用最委婉和最不夸张的语言说，这种食品根本不适合人类食用。这种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垃圾食品吃下去堆积到身体里，能不胖吗？毛主席时代的“瘦”是健康的表现，今天的“胖”则是虚弱的标志。不信，像大寨、红旗渠这样的工程，以今天人的体质能干出来吗？不仅肚子会骗人，人也会骗肚子。当初旧中国饥民经常用树皮、草根、观音土骗肚子，饿死的时候肚子都是涨得鼓鼓地。今天我们吃这种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垃圾食品又何尝不是在骗肚子，在慢性自杀，这也能算吃饱了吗？
讨论今天“吃饭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我们是否真的吃饱了，我们先应该明确几个问题：
70年代中国四大粮食品种，水稻、大豆是出口，小麦是进口，玉米有时出口有时进口。今天中国四大粮食品种统统进口，其中中国传统出口作物大豆进口比重达到60％以上。尽管我们一直严厉批驳“谁来养活中国”的谬论，但是，粮食进口仍然不断上升。讨论今天“吃饭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前文已经说过，今天中国的化学农业生产出来的食品里有相当一部分化肥、农药、激素严重超标，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垃圾食品。计算我们是否真的吃饱了不应该把这些垃圾食品计算在内。
前文已经说过，现代人的生活基本需求包括吃饭、穿衣、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方面。70年代中国医疗、教育、养老等是有保证的，计算我们是否真的吃饱了首先应该算一算今天有多少人为看病、上学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还有，共和国前30年生育政策比较宽松，一般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从1979年以“节约”为名开始实行病态的一胎化政策（一般认为，2.3左右的生育率为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正常的生育率不应该低于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讨论今天“吃饭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一家有四五个孩子，我们能吃饱吗？如果将来我们一家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我们能吃饱吗？
顺便说一句，有人总是算人民公社体制下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左派朋友已经论述的很多了），以此证明单干体制的“优越性”。那么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合作医疗瓦解无钱看病，病死的人有多少？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滥用化肥、农药、激素生产的垃圾食品，害死的人有多少？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涌入大城市流浪乞讨，奄奄待毙的人有多少？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像邓玉娇一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生不如死的人有多少？
五、农村发展的出路
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近几年党中央注重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城乡差别仍在扩大。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单干体制是农民涌入大城市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病根所在，今天仍然有人抱着小岗村这面破旗子不放，这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应该明确，“小岗模式”的单干体制根本不是改革，而是复辟倒退。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存不存在问题，需不需要改革？当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应该是解决问题，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搞得更好，怎么能像小岗村这样分田单干，把集体经济搞垮呢？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人,没有一个文件说集体经济不如个体经济,1993年宪法修改中才取消了“人民公社”的提法,这时离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已经9年了。1978年开始推行“大包干”到今天，30年过去了，现在老百姓看的很清楚，集体经济较之个体经济有明显的优越性。江苏华西村、兴东村、浙江上园村、腾头村、湖北洪林村、尧治河村、山东房干村、得利斯村、河南刘庄村、南街村、山西大寨村、皇城村、陕西阳山庄、辽宁西洋村等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尽管这些村子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应该没有什么人否认这些村子比小岗村这样的单干村强的多。这一切清楚的表明，中国农村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学习共和国前30年的成功经验，学习30年来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的成功经验。一些人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学习美国等国的模式，这是不合适的。应该明确美国等国的“合作经济”仍然是私有经济，不可能根本解决单干体制的严重问题。美国自己也承认“合作经济”问题重重，“首先，缺乏合理的计划。许多农业合作组织企业刚开始想法较好但缺乏细致的市场研究，或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发展，致使在运作过程中缺乏竞争力。第二，管理理念不切实际。热情和梦想是企业的动力，但有将企业引向不切实际的目标---对经营中市场的风险和代价估计不精确的倾向。第三、管理低效。在合作组织成立初始，缺乏专业人才和懂行人士去经营。第四、随着合作组织的发展，服务和经营的商品质量越来越差，不能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显然，这些问题是致命的。而美国 “合作经济”的主要优点“市场型农业合作组织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优点。美国耕地是中国的两倍，粮食产量还没有中国多，这不能说明问题吗？为什么总有一些人看不到身边的东西呢？
近几年中国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掀起了一股土地私有化的歪风，胡说“国家政策应该从现有的事实上的私有化（即家庭承包制）再向前迈进一步，走向完全私有制，地权可以自由买卖”。 1978年到1984年建立的单干体制，事实上把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分割了开来，占有权仍然归集体，使用权私有化。尽管这种半私有制的单干体制不如公有的人民公社模式，也不如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但是比完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体制还是要强很多，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受到了抑制。目前，无地农民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5%，和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的完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埃及、印度、巴西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如果中国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必然导致严重的土地兼并，只会使少数人更富，多数农民快速破产，沿着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的道路走得更远。
我认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实现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应该是：废除单干体制，把承包下放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让半私有制的土地真正归集体所有，在此基础上发展规模经济。主要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方法发展生态农业，严格禁止滥用化肥、农药、激素的化学农业。把私有化了的乡镇企业重新收归集体所有，在此基础上逐步重建工农一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公社体制。走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集体工业发展基础上逐步把农村合并改造成现代化的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消灭城乡差别。最终目标是和城市一起逐步建立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中国公社，实现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这一目标应该循序渐进，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操之过急，不过，希望不再有小岗村这样分田单干的严重曲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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