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值得永远追随的（一）
——献给辛子陵先生
雨来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今年1—8期《炎黄春秋》连续几期有步骤、有计划的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章，讲了以前不敢讲的“大实话”。引起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坚持社会主义广大积极分子的强烈反响。
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主要是一些东西以前虽然不讲，但在实践中已看出来，现在讲出来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譬如《炎黄春秋》08年第三期辛子陵先生的《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就是这样。
辛子陵先生的这篇文章不算长，分为五个小标题来阐述。这五个标题是：
一、从王震访英说起；
二、《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三、苏联和中国的共同经历；
四、东德亡国的“痛处”；
五、要重新认识资产阶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
子陵先生是从王震访英开始的，我们也从王震访英说起。
王震这位中共元老，70年代末（子陵先生时间没有交代清晰，以推断当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事了）访英时，王老“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这里我是严格遵循子陵先生的意思表述的）。在这个失业的工人家里，王老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王震副总理看了感慨良多！
不要说是王老感慨，就是我国目前的所谓“公务员”，“白领”更应该感慨了：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奋斗了这么多年，房子贵，教育贵，医疗贵。这“三贵”，搞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看，我国“白领”，“公务员”们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七十年代英国的失业者即下岗工人。当然时间过了这么多年，与人家的差距肯定是更远了，更不用讲我们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农民与及千百万的下岗同胞了！！！
“王震由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于是辛子陵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注意不是王震副总理的结论）：“自视为根红苖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当然，访英回来以后辛子陵先生是再也不愿与“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为一伙的，因为他们有“办不到的事”，所以当然不屑与他们为伍。然而“办到的事”，恰恰又是英国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我们”（这里当然是新子陵先生的我们）要学要办，当然不能呼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称呼政治味太浓，太抢眼，善于讲策略的子陵先生当然不喜欢的。但辛子陵先生自己又不命名，又为了不引起“朋友们”的“误解”，那我们暂帮辛子陵先生们一个称呼的方便，呼为“另类”。这样没有政治上的误解，而有潮流上的时髦，子陵先生当是认可的！
有了“办不到的事”，那就该有“办到的事”。
那么 ，看一下“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办到了那些事。
在苏联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从人口、疆土和地理上都是无比重要的东方大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这也许根本不是一条天堂之路，但却确实是一条强国之路。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势对于俄国、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当时恰恰是一种可能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的过的那种野蛮剥夺（请回顾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种植园制、充满血腥的开发西部运动，以及18－19世纪残酷的美国劳工制度）。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清教徒伦理也促进了早期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1949年后的40年来，共产党也有过种种失误，以上四点，我想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由1949年一个经济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实际上，若就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标准看，也就是说，以钢铁、能源、机械等资本资料产量（即霍夫曼的标准）以及国家总体实力为衡量标尺，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可评价为相当成功。
苏联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强国行列。中国亦于1949革命后，经三四十年时间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大国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和中国式工业化模式曾被第三世界国家于取得政治独立后广泛效仿。
所以，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化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1949年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都的确没有错误！
写到这，又记起屈原《离骚》里的诗句：
……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惠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
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竢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
哀众芳之芜秽
……
连文字与诗一并送予子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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