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停止西进后，每况愈下。
1937年1月12日起，高台、抚彝相继续被围攻，西路军陷入困境。
于是，西路军“东返”之议，再度被提出。
这次“东返”是谁动议的，《历史的回顾》的陈述是从1月16日开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这当然与该书“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想吻合。然而笔者查询1937年1月16日中央指示电后发现，中央在这个通报形势、指示西路军“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指示中提到的关于西路军行动部署的内容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中央“同意”谁的意见？“同意”自己的意见？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电报并不完备，所以这个动议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据现在史料是难以定论的。虽然这次“东进”的确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细究谁为始动议者意义并不大。但作为一部重要历史当事人回忆录的编撰者来说，如此轻率落笔，虽然配合和呼应了这部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但却不幸触犯了史家大忌，而且大有“刻意附会”回忆录署名人纠结心态之嫌。
1月20日，敌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红三十七团团长吴岱期、红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何志余、原红三十一军二九五团参谋长张静波等指挥员相继阵亡，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
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致电军委主席团，报告当晚即开始东进的决定：“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小时后，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东北军商洽配合策应的事宜：“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该电中提到了红五军高台失利董振堂牺牲的情况，这在1小时前“徐陈”来电中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很可能是从二局截获的敌电或其他渠道的获知敌息中得知这个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报》有短讯：“一月二十日讯 高台战斗，击毙匪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三十一师师长、参谋长、特务团长、匪军共被我击毙三千五百人”。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如何密切关注西路军情况的。
当晚20时，毛泽东甚至已在与周恩来等商洽西路军东返后的驻节地点了：“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为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1月21日、22日，驻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相继突围而出，开始东进。
几天后的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度授予西路军行动“自主权”，而这回更大，是“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如你们决定东进”？这至少也间接证实了，此次“东进”之议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东进受阻，西路军首长自己开始犹豫起来，自己改变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的原计划，转为就地休整，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须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军行动”，“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住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情况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后”，“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这个时候，除了打气鼓劲，毛泽东等已经没法就其行动方向和路线再作“指示”了：再说什么都难以符合“徐陈”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军委主席团致“徐陈”的“西路军自决行动方向”的“指示”。
虽然没有“指示”，但军委主席团在1月25日复徐、陈电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杨旅只一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部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两天后的1937年1月27日21时，“徐陈”来电却是举棋不定：“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
《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可这又与该书稍前段落阐示他们准备东进时所称“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难以互洽——想想月初吧，军委刚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要他们“暂勿西进”，就惹发了他们一大通牢骚，甚至数十年后都余音不绝！
《悲壮的征程》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说得稍微详细一点：“28日，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军不能自救东返。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重返临泽倪家营子。西路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指挥部二进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10里之地的43个屯庄。马元海即调集兵力，从四面形成对西路军的包围，伺机发起进攻”。
其实他们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胜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主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反击进攻之敌，击溃马步芳第一００师手枪团韩玉龙部，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也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歼“马家军”团级建制单位的胜仗。
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胜利起到的作用却是负面的——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他们又放不下“西进”获取援助物资的期盼了，又开始指望中央已经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了。
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
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西路军首长的徘徊犹疑中，丧失了！
陈昌浩后来也承认：“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
这话，应该不是违心之言。
结论：这次“东进”之议，实际上是西路军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次机会。手中有了“行动方向自主”之权，他们犹豫不定，就地徘徊，丧失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如果说，此前他们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央的说辞还有勉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这回这个“坐以待毙”的决定，则完完全全是由他们自己作出的。
1984年，西路军一位领导人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回忆文字作出了与当年的陈昌浩迥然不同的结论，对陈昌浩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予以了全盘推翻——在这部回忆文字中，西路军的失败原因被归结为三点。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
这段文字论点值得商榷，论据也与史实不符，与原始文电不洽。
首先，“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就不是事实：徐、陈在西渡之后拟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自设任务就是“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拟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赋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后朱德、张国焘给予他们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军首长开始西进时给中央的包票也是“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这是徐陈于1936年11月12日回复中央电的内容，《历史的回顾》予以了刻意回避。
当然论点的问题更大：如果在西进中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靠拢新疆又进不了新疆，队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谁来提供物资？如果西路军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则只能靠盛世才接济，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变西路军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为依托？如果没有依托，那会是谁“收拾”谁哩？
还有，既然“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那《历史的回顾》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尔后“回师横扫而东进”，那怎么又被认为是很切实际哩？“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那边厢那么荒凉，地理民情生存条件等比甘州、凉州一线还要困难，又怎么解决“要吃要住”的问题哩？
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
还是认为只有一路西进，才能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运动战”就是只朝一个方向去。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建立根据地”就是拉成“一字长蛇阵”（这更象是要一路西进吧？）？“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怎么给下文哩？什么下文能让当时的你们满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顾一路西进！哪怕是先跑到肃州、安西蹲下来，没吃没喝没衣穿，也没关系？
数十年后再重新检点这些问题，无论什么人怎么去质疑，都难逃“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反诘。可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东返，除了“集中兵力”、“齐打齐进”，请问还能有什么赢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更好办法？“建立根据地”与“占据地盘，要吃要住”真得就对立得互不相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根据地，又有哪一个是仅靠“占据地盘，要吃要住”发展起来的？建立根据地的首要前提是“击破敌人的进攻”！不击破敌人，一切皆无从谈起！而“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这不也是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在经营建设鄂豫皖、通南巴这两大根据地的实践中，多次使用过的有效办法么？
而遍查1937年1月之前的西路军作战纪录，没有一个团以上建制的歼灭战。
唯一的一个歼灭“马家军”团以上建制单位的歼灭战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战斗，这个战斗的胜利恰恰就是分兵驻守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的部队被敌人各个击破后，突围而出的部队在倪家营子附近全部集中了。
结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个胜仗，这难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终是西路军指挥决策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时任马步青骑兵第五师参谋主任的吴辑痒先生曾从当年对手角度有过这样的概括：
⑵红军在高台、临泽、甘州西南，同时占领各地，同时分散使用兵力。马军始终集中兵力，先高台，次临泽，后甘州西南。
[吴辑痒《河西战役中红军同马家军实力对比情况（摘录）》，《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上）》第59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历史的回顾》还刻意回避了西路军西进至高台附近的1937年1月4日向军委提出的“难以西进”的报告，而中央要其“暂勿西进”的电报也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报告作出的，同时也刻意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军东进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军首长的自主决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在《历史的回顾》中，认为这笔账由中央和陈昌浩分摊：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
这一条跟前面同样的问题，不光是论点，论据也与史实不符，与原始文献不洽。最起码，“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就不是事实——这是有当年原始文献档案为证的！至于“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的“作战新计划”！然而现存的历史文献文电却铁证如山地证明：中央当时在“作战新计划”中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而在西进中建立“建立根据地”，本身就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信心满满向中央打包票要来的任务，中央在此重提也是为了“远方”物资到达之前西路军的生存大计着想！而且，河东三军主力没有执行“作战新计划”却选择了“就地坚持”，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胜利，从而迫使刚刚西渡黄河尾追西路军让“徐陈”大为紧张的敌毛炳文军掉头东返，为“徐陈”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谁在配合谁哩？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回顾》中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这三条“反思与总结”，并没有包括自己在内——唯一的检点是“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如此这般反思总结历史责任的态度，与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书中的躬身自检与承担责任的勇气相比较，不能不让人在感慨嗟叹之余，倍觉齿冷心寒！
这么大的失败啊！身为领导人之一的当事人，怎么就这么一句话的担戴？
《历史的回顾》中的这三点结论，后来又基本照搬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成为权威的党史、军史结论。之后，以此三点结论为权威依据，某些史学家充分利用执政党的宣传工具广为散布“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之“阴谋论”，并使之最终成为境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妖魔化毛泽东、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
西路军“蒙冤”？——五十年代西路军将士的部分回忆文字 [ 双石 ] 于:2011-02-28 05:59:12
1957～1959年间的西路军将士的回忆文字
《星火燎原》第3辑中西路军的回忆文字
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苦战临泽》
周纯麟《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历史的结论》
《红旗飘飘》第3辑
秦基伟《苦战临泽》
李天焕《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从祁连山到陇东》
《红旗飘飘》第10辑
李天焕《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
1986年《星火燎原·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谈清林《要革命，向东走》
邱正基《风雪祁连山》
肖永银《奔陇东》
饶金才《王军长带领我们走出祁连山》
李宽和《党在我心中》
龚兴贵《孤雁归群》
转一个谈清林的《要革命，向东走》给各位瞅瞅——
一九三六年秋，我们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肃河西走廊地带，在那里受到了“五马”（即西北地区马步芳、马鸿逵……等匪帮的统称）匪帮的几次分割包围。虽然我们也打了一些胜仗，但终因长期征战，人困马乏，经过凉州（武威）、二十里铺、山丹、大浪、永昌、高台等战斗之后，主力损失很大。十二月中旬，我们三十军的后方机关和部分部队，还有五军、九军的一部分，其中多数是妇女和伤病员，又被敌人三面围困于甘州（张掖）南，喇嘛寺对面的雪山上。情况危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难道真的革命到底了吗？”当时，我心里乱极了，不断地回想起长征以来所经历的一切。虽然我只有十七岁，但我已经明白，除了革命，我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就是拼，也要拼死几个敌人。这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指挥员，来指挥我们的战斗啊。夜晚，月色惨淡。一阵阵北风吹到我们还穿着单衣的身上，从脖子一直冷到脚跟。雪地里出现三三两两的人影，缓缓地向前移动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忙赶了上去。原来，同志们一个个互相靠拢在一起，商议怎样应付眼前的情况。“冲下去，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在冲击着每一个红色战士的心。眼前，就静待着指挥员的一句话了。
但谁是指挥员呢？半天不见动静。停了一会，才看见从黑暗里闪出一个戴飞机帽的人。当时，西路军在服装供给上，只有团以上的干部才有这种长长护耳的飞机帽。他慢慢地走上一堆凸起的雪堆，象是要说什么，但半天又没有出声。这时，我只恨时间过得太慢，急得发了疯似地看着他，想着：“快下命令吧，我们没有一个孬种。”
“同志们，亲爱的红军战士们……”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得这样沉重。“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宁死不屈……”
借着从云缝里挤出来的月光，我看见指挥员的右手在面前晃了一下，接着说，“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没有子弹，援兵也接应不上，凭着你们负了伤的身体，去和敌人的骑兵拼命，行吗？”
一下把我们都问住了。这时，谁也没有吱声，继续听他说下去，“再说，我们还有大部队（当时指挥员们都不敢直说党中央及毛主席的名子，而用“大部队”来代替）在东方……”“东方？”这句话大家都好象没有听懂。打秋天以来，我们一直是往西走的，但是他仍重复地说着，“是啊！在东方，在陕北。今天晚上，我带你们钻进深山，先甩掉敌人，然后，为了缩小目标，大家分散走。”说到这里，他突然把声音提高了说，“要革命，就向东走！”他讲得那样肯定，那么自信。他的话已在红军战士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心里重复着“要革命，向东走”的话。想着想着，恍然大悟。我们在西边，也实在走够了，不是被包围，就是被打散。对，应该相信他。但这个指挥员是谁呢？这个问题没来得及问明，部队往深山老林里冲去。终于，突破了重围。
马家匪帮搜山以后，又派骑兵追赶过来，漫山遍野地搜索追踪，还在山谷、要隘，设下关卡，前堵后击。不知多少同志遭到了他们的屠杀，但活着的，仍然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敌人，继续向东走。
出了包围圈以后，我和三个战友在一起，摸索着前进。陕北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觉得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就没有错。为了避开敌人，我们把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白天认准了方向就睡觉，晚上走路，走着走着，我们又三三两两地碰到一起。走了三四天，又是二三十人的一支小队伍了。
走过了多少弯弯曲曲的道路，绕过了无数道封锁线和关卡，我们来到了青甘公路（由青海西宁至甘肃甘州）。白天，我们隐蔽在公路西边的山腰上，准备晚上绕过去。
这天夜里，黑云象一块毡子一样，不时地遮挡着昏暗的月亮。
我们一直等到半夜，确实没有一点动静了，就一个个跟手镊脚、弯腰弓背地往公路上摸去。我因伤口没好，身体虚弱，一会儿，就拉下了。我忍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赶，心里默算着：过了公路就没有事了。突然，一阵马蹄声从左右两边传过来，一片粗野的喊叫声响起来：“站住，不许动！”紧接着就是一阵扭打声和同志们的呻吟声。它们象一盆盆冰水泼在我身上。我赶忙转身往后跑，躲到了一堆碎石子后面。随着敌人的搜索，我的心璞通直跳，但始终没有被他们发现。
听着敌人走远了，我才冷静下来。这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深深地感到孤独无助。回想着每一个同志的面容，我伤心地哭起来了。哭了一会儿，看天快亮了，我想，哭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趁着天黑爬过公路去。于是，我擦干了眼泪，向公路对面走去。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着。走的路对不对，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反正向东走就行。这样走了十几天。有一天，天刚黎明，我遇到一个年龄比我小的小鬼。他一见我，就流露出一种惊奇的目光。我也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一样，向他看了几眼。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原来他是新剧团的小演员。这个原来爱唱爱跳的小鬼，现在瘦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两眼凹得很深，几。寸长的头发蓬松着，拄着根小棍呆站在那里。望着望着，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还是我先开口说：“小兄弟，你上哪儿去？”他一听我的四川话，猛地一头栽到我怀里，大哭起来。好一阵，他才止住了哭声，仰着脸，问我：“向东走，真能找到大部队吗？”
我心里正在难受，能不能找到大部队，我心里也没有数。
但我到底要比他大，我决心带他一块走。我说：“小兄弟，跟我一起走吧。上级不会骗咱的！”两人中式蹒蹒姗姗地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去。
向东走。走着走着，已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间。不幸，我和“小演员”在甘泉子附近，被关卡上的敌人盘问住了。匪兵一听我们是四川口音，不容分说，把我们绑了起来，押到凉州，关进了监狱。从那时起，我跟“小演员”分开了。
监狱里关着一千多个难友，绝大多数是红军战士。我们几十个、几百个的被关在一个个阴暗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不少同志被敌人拖出去审问、拷打，也不知有多少同志被敌人杀害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被押出去修路。我因年纪小，编在小鬼班里。修路时，我们周围都有匪军监视，一不顺眼，就要挨打。我因为抬不动大石头，常常被打得浑身一道道血痕。有好多同志被这样折磨死了。
有一天，听说逃跑了几个人。是真的吗？要能逃出去该多好啊！但怎样逃呢？我真想和谁商量商量，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敢张嘴。要是“小演员”跟我在一起该多好啊！
转眼到了九月，国民党突然给我们发军衣，每人还给了两块钱，想引诱我们给它当兵，还说：现在为了抗战，共产党已经投降了国民党，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了。我们听了，不敢相信。但却使我们知道，共产党还在，红军也没有被消灭。因此，想逃跑的人就更多了
有一次，我抬不动沙石，被监工拿洋镐把子打了一顿，身上、腿上、手上都冒出了鲜血，幸亏一个三十来岁的难友，把我扶到帐篷里去。我又疼又伤心，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哭着哭着，那个难友突然说：“你想跑吗？”
我一下愣住了，看着他半天没敢说话。他又说：“你要想跑，明天，我们带你出去。”
听着他的声音那样的亲切，我一把抓住他说：“愿意，往哪儿跑啊？”
他说：“明天晚上，等人睡定了，你就悄悄地溜到西边……”说着，他轻轻地把帐篷揭开一道小缝，指着离山不远的一个帐篷说，“那边看得松些。先跑出去，再折向东……”“向东……”
我重复了一句。
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要是不愿意，可千万别告诉人。懂吗？”我点了点头，还想再间些什么，但他说：“时候不早了。”就上工去了。
他出去以后，我一直在想他那络腮胡子，河南口音，细高个子。他大概是一个老同志吧！一定要跟他跑出去。
当国民党兵多可耻。想着想着，就好象我真的出去了一样，身上也不觉得疼痛了。
好容易等到第二天晚上，大家都睡定了，我按指定的地方找到了他。我们一共聚集了六个人，向西逃去。果然，匪兵没有发觉。饱了几里，又向南走了一阵，才折向东走。为了避免目标过大，我们不得不分散走路。分散前，他又问我：“两块钱还在吗？”
“在！”“
好好留着路上用。”又说，“一个人也不用害怕。一直向东走，一定会找到主力。”说完，我们就分手了。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又走了五六天，我来到兰州城外。望见了滚滚的黄河，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黄河的铁桥被白匪卡死了，没有证件，根本别想过去。我只得在河西边的一座破庙里住了下来。白天饿了，就到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买两碗稀饭吃。不能过桥，也不敢远走。这时正是九月底，兰州郊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到处在宣传抗日。我急得直打转，却想不出一个主意。
饭店老板是一个很善良的小老头。他看我天天上他家吃稀饭，就怀疑起来。有一天，他故意跟我说：“现在的年青人，都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你怎么还在这里闲逛？”
我一听，也不好说什么，随便回了一句：“抗日行啊，可我到哪儿去抗日呢？”
“现在到处都是国军。我把你送到国军里去吧！”
我摇摇头说：“我不当兵。”
“为什么呢了”我觉得他的眼睛注视着我。我不能告诉他我是红军，就胡诌着说：“我要呵家看看，又过不去桥，父母都老了……”
他见我不吐真言，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不愿意当国军，我有一个朋友，能把你带到抗日的地方去。行吗？”
这句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就说：“到哪儿去？”
他笑笑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我更是奇怪，但又想，不管怎样，只要能过桥就好了，就答应了他。第二天，果然来了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把我带过铁桥，又一直把我领到兰州东门汽车站，给我找了个地方住下，说是等车去西安，并说到那里才能找到工作。说完，给我留了些钱就走了。兰州东来西往的汽车多得很，要等什么车呢？我又不敢乱问，只好将信将疑地等了四五天。
第五天，突然来了一部大卡车，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出来了，对我说：“这趟车是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坐上吧！”
“八路军？”我一听，马上想起监狱中白匪的话来。八路军不就是红军吗？我正想问他，他却又不见了。这时，车上已有好几个人。我也不敢问谁，一路上总想着他和那个小老头。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汽车一直开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口。刚下车，就过来一个穿着军衣，戴着国民党帽徽的人接我们。我吃了一惊，难道真如白匪说的那样，红军投降国民党了吗？我被骗了吗？跑吧，又怕跑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他把我带到一间小房子里，和气地招呼我说：“可别出门乱跑，免得惹事。”
接着，他出去给我拿了一床棉被和一套灰色的新棉军衣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仔细地想着，觉得他这些举动，都不象国民党当官的样子，心里才比较安定了些，但仍然不相信这就是红军的地方。他给我的帽子，我也不敢戴。五天过去了，一位干部找我谈话。他好象看透我的心思一样，一开口就说：“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是为了团结抗日才改编的，它还是共产党的队伍，总部在陕北延安……”
“陕北！我听说过……”没等他说完，我就一下跳起来了，并把自己的遭遇全都向他倒了出来。几天来的闷葫芦打开了，心里亮堂了，连房子也好象一下亮了许多。他也替我高兴，并告诉我说：“过几天有汽车去延安，可以把你带去。”又说，“你到了这里，就算到了家了。”是的，这时我真的象到了家了，兴奋得不知怎么才好。
到了延安以后，我被编在总部通讯连当通信兵。有一天，我到北门外的一个窑洞里去送信，遇到一位瘦瘦的首长。他听我是四川口音，又看我个子不大，就问我过去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是西路军回来的。他一听我是西路军突围出来的，亲热极了，忙搬了凳子给我坐下，又倒了杯茶递给我。我看看这位首长，和我穿的一样衣服，一点架子都没有，也就毫无拘束地坐下来。他笑着说：“真巧，我也是西路军回来的。”
象是见了老朋友一样，一路上的千辛万苦，一下子都在脑子里集拢起来。我恨不得一F子都讲给他听，但又不知从哪儿说起。经他一问，我就谈起来。
等我说完的时候，他问我：“你可知道西路军的总指挥是谁？”
“徐向前！”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了。
“你认识吗？”
“见过面，记不清了。”
这时，他象逗孩子似地笑了笑说：“你看我象不象？”
“啊！”我猛地站了起来，一下就看清了：“真是您！”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
谁能想到呢？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过去的总指挥。我真后悔不该把自己的苦谈得那么多，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才好。这时，徐向前同志也站起来，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说：“向东走，这条路算走对了。”
直到回到住处，我还一直在想着，总指挥他那坚定而又亲切的音容笑貌，似乎在哪里见过、听过。我后悔起来，为什么没问他一声，“您是不是在月亮底下教我们向东走的那个指挥员？”如果不是您，那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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