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供部分文稿，以飨读者了解历史真相。）
这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小说，是真实的记录。
1970年7月，我们，北京工业学院（后来叫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还在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接受“再教育”，突然被通知回校，要毕业分配。学校公布要人的单位和人数，个人也填了两三个志愿。某天，在大教室开全系学生大会，老师宣布分配方案：“二机部821厂，35641班周桂明，35651班郑黄金，35652班江坤章。”啊，我兴奋地差点站起来，是我的第一志愿，而且是宣布的第二个名字。第一名是1964年进校的师哥。我们只知道，821厂是军工厂，不过，到底干什么的，不知道，但是，能够回到四川家乡，而且在火车站旁边，交通方便，这就很好。
我们3个“老乡”原本不熟悉，这下可亲热了。很快，我们订票、乘火车， 8月10日 ，到了四川昭化火车站。按照派遣单要求，找到了宝轮中学，报到。
接待我们的，叫王占元。是前辈大学生，人清瘦，说个话，和蔼可亲，轻言细语，文质彬彬，戴眼镜，身高过 1.7米 ，总是笑容可掬，让人感觉如兄长（30多年后，他从中核集团人事局局长位置上退休）。在他那里，我知道了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有关指示，受到鼓舞和激励。他让我们住进宝轮旅馆，吃饭，在宝轮中学。生活关照无微不至，他告诉我们，写信，不要告诉我们单位的地址，通信，只能写“成都345信箱”，然后是具体单位的号码，信封上面千万不能出现广元等地方名的字样，而且，信要交到单位的专门邮电所。只是，我们最关心的是，821厂是干什么的？他却不予正面回答，只是笑笑，说，以后就知道了，然后，环顾左右而言他。
很快就领到了整月的工资，43.5元。我说，我们还没有上班呢，即使算上班，这个月也只有20天啊。他说，国家不在乎这点；另外有什么困难或者要求，尽管说。后来才知道，如果我们有人提出回家看看，他会答应，而且，工资照发。
我很快给家里寄了20元钱，表示自己挣钱了，可以回报父母了，然后，买了一个手电筒。洋洋得意。
在宝轮旅馆住的时间长了，心里就烦了，尽管我们各地来的大学生有几十个，天天打篮球，在近处游山玩水，也看点书，吹吹牛。特别是，见到老职工，问他们，821是干什么的？离这里多远？没有人正面回答，都是嘿嘿一笑，打“马虎眼”说话。我们的心里，都难免发虚。他们有些人也住在宝轮旅馆，天天乘汽车进“山里面”去上班，也有住在“山里面”出来办事的，都一个“腔调”。不过，后来，终于打听到，他们都拿有18元“保密费”，也叫“事业费”。所以，不能告诉你。
“保密费”，还18元，可以供3个中学生的伙食费了。这成为我们大家的兴奋点。不过，据说，我们没有。“为什么？不公平！”我们都这样说。
我们有时在街上饭馆吃饭。有次，我拉肚，住进了职工医院。医院是临时寄住在宝轮荣誉军人学校的。化验结果是，阿米巴痢疾。医生们搞中西医结合，自己上山采药，熬中草药给我喝，还扎“银针”，针灸治疗，嘿，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后来，经过我一再催促，而且，人越来越多，必须有人进山，于是，王占元同意我进“山里面”去“一队”报到。于是，我一只手提纸箱，里面全部是书；另一只手提行李箱，是在北京买的，13元，后来才知道材质是纸，还结实、好看；背上是铺盖卷。在公路上很容易就拦了一辆满载红砖的卡车，坐在砖上面，上坡，下坡，摇摇晃晃，约过了四五十分钟，来到一个铁索桥码头，司机刹一脚，说，你到了，你过铁索桥往前面走，边走边问吧。
一年以后，在露天剧场看文艺演出，一队（后来的一厂）“老九”张忆佰(北京人)与医院司机董师傅的相声中，有这样的对白：
“我是坐专车来的！”
“你什么人，还有专车？”
“拉砖的车啊！”
全场哄堂大笑，我一直记忆犹新。
第一次走铁索桥，真恐怖。桥面上有缺失的木板，有的木板还悬吊在铁索上。桥面离水面有约10米。走到约1/3的距离，铁索桥左右、上下晃动非常剧烈。打退堂鼓后退是不行的，但是，失落到桥下面，就是要命的！难道今天就在这里把我报销了不成？我站在那里细细思量，不敢看别的地方，只能看桥面。慢慢地，心情平静了下来，晃动也“平静”了。于是，我慢慢体验，感悟，看怎样走动，晃动小。终于，胜利过桥！
走约十分钟，来到“三堆粮站”。木料盖的二层楼，古式建筑风格。原本是粮站，821来了后，地方政府腾出来给821作“办公大楼”的。接待的同志告诉我，卫生所在附近另外一个老乡的二楼上。“一队”的同志把我领到街道一家姓查的老乡家里。这里原本是老乡的后门，老乡家厨房与猪圈（含粪坑）合二而一的，在后门这个地方，用旧竹芭隔离出来一块地方，仅仅能够摆放两张单人床，单人床之间的距离是，只能通过一个人。隔壁厨房里人的窃窃私语声，我也能隐隐听见。房东家18岁美女过来“串门”，站着说话，隔笆 那边老 太太监听的“气息”都能感受到。821是抢建，而且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只能首先挤在老乡中生活，然后，自己创造基本生存条件。我忘了打听：之前，这里住了一个还是两个？室友叫郝宝玉，是从戈壁滩404老厂来的，在404厂时，是消防队的，据说，年年都评比为劳动模范，是哪一级的，忘了。老实巴机，不爱多说。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四川，作为“砖头”，后来，重新安排作反应堆本体机械检修工。当时，是自己动手，开山修路，修建“干打垒”。
我是农民的儿子，对这样的生活环境与条件，很适应，很开心。我们每天按时起床，到三里路以远的老乡家，吃伙食团，然后，拿上铁锹等工具，爬坡上山，修路。我们这批人，已经不再修泥土筑的“干打垒”了，“升级”了，修建砖瓦房屋。第一间是平房，第二间就是二层楼，第三间就是四层楼了。几年后，为了腾地方修高楼，别的二楼三楼都拆了，留了我们修的两座作纪念。经过38年风吹雨打，经过2008年的“8级地震”，还巍然不动、昂首挺胸。
领导我们这批学生的，是前一批学生中留下的党员，名字叫程宗武。他是西安交通大学1968届毕业生，从解放军农场过来的。来山沟艰苦奋斗的，个个经过严格政治审查；“家庭成分”比较“高”的，或者家庭中有人还“挂”起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的，则被“歧视”分去了大中城市。所以，学生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顺口溜，调侃、发泄不满情绪。前批大学生，或者出去实习，或者出去出差，腾出地方，才有我们这批人居住。而且，领导也怕前批学生的顺口溜轻易传播给我们，所以，也不让我们见面，只是让党性强的留下带我们。
我们每周有半天时间学习，五天半时间劳动。此外，每周还有两个晚上也得开会、学习。
于是，我们知道了404厂创业时的艰辛。
1958年九、十月份，建设队伍陆续开进戈壁滩，战严寒（冬季可低至 -30℃ ），斗酷暑（夏季午时可达 40℃ ），自己动手修路、盖房、通水、通电、架设通信线，创建生存的基本条件。起初，住帐篷、钻地窝、吃咸菜、啃窝窝头；晚上睡觉，则穿靴、戴帽、捂口罩，一夜过去，沙盖被子满脸灰。最困难时期，还吃过沙漠里面的骆驼草——一种不宜人吃的植物。无论是领导干部、专家权威还是普通工人、技术人员，都“一个样”，所以，“人心齐，泰山移”，后来，404被建设成为美好的大家园。
比起404创业，我们的条件好多了！
我们还大概知道了821厂的基本情况与建设背景。
1968年，二机部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三线地区抢建一套“靠山、分散、隐蔽”的反应堆和后处理工程。
中央是根据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作出的指示。
从1960年开始，苏方不断挑起各种边境事件。比如： 1968年1月5日 ，苏军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之前，新疆那边（苏方）曾经把我们的边民，一批一批地给煽动过去了，累计有六七万人，把牛羊也给赶过去了，虽然我边防部队努力制止，但他们来的人多，制止不过来。
1968年8月20日 ，苏联强行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干涉人家内部事务，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苏联已经准备依靠武力来解决意识形态分歧了。
1968年10月，二机部开始选821厂建设地址。 10月26日 ，副部长李觉将军带领，有设计、勘探、施工安装专业人员组成的选点小组，开始在广元境内8个地方现场察勘，历时26天紧张工作，初步确定厂址。然后，地质队进入现场工作。
1969年2月25日 ，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建设821工程。
后来有资料披露，据统计，从1960年至1969年，由苏方挑起的各种边境事件有约五千起。1969年3月上旬，中苏两军迎来更猛烈的交战。珍宝岛一战，苏军阵亡58人，受伤94人。中方阵亡29人，受伤62人，失踪1人。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1969年5月30日 ，周恩来总理批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抢建八二一工程的联合通知》，是军发（5）357绝密发电。 6月6日 ，（自辞元帅军衔的）粟裕大将与余秋里召集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该《通知》。 8月15日 ，821工程“三结合”设计队在广元嘉陵旅馆开始工作。 10月10日 。现场正式破土动工。
1969年，全国全民大挖防空洞，流行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
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10月18日 之前，毛泽东、林彪已经撤离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中央其他领导人，如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疏散到外地。边界谈判准备１０月２０日开始。中国领导人估计，这次可能谈成，达成某种协议，也可能苏方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之日，没准就是苏联动手之时，这是有先例的。
于是，18日，在苏州的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有人说，林彪是背着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发的“一号”，另有用心。）
11月5日 ，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绝密电文，决定404厂2465名员工到四川，其中1735人到821工程，家属随迁。不久，几千人，分3批，3天之内，乘火车出发，经过70多小时，到达广元地区，受到广元人民的无私热情接待。突然到来的好几千人，老老少少，要吃喝拉撒，全部由人民群众、主要是山区农村人口来“消化”，由山区几十里长的公路两侧的十几个人民公社安排，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难、困苦、“不可思议”。许多人，不得不居住在农家原来的猪圈、牛圈、羊圈里，当然，也有农民把他们准备结婚的新房让给821的工人住。
后来成为我朋友、我曾经的领导张敏，他的家，首先被安置在姓步的一个“富农”家里。所在房间，放着一口棺材，一面直通牛棚，另一面连接猪圈（带粪坑）。住了七八天，这位老共产党员考虑到，房东是“富农”，相处太好怕被人说阶级界限不清，相处太差又很难住下去。于是，又搬到一个仓库；由于耗子太多，怕伤害才4个月大的女儿，于是，住了一天，又搬。这次是四家合住一个大仓库，相互之间，象征性地用席子隔了半截。他去工地上班，家属留守，4个月。有次女儿高烧，赤脚医生给打针，屁股上隆起个大包，直到十几岁才散开。第二年春天，终于到三堆附近找到一间房，约 7平方米 。不过，有人告诉，这原本是新婚房间，前不久，新郎吊死在新婚床上了。虽然不舒服，也不得不瞒着老婆搬进去住。一直到1974年，3代5口之家，才搬进821自己的房子，感觉很幸福；不过，还只是“一户型”，也就是说，3代5口挤住一房间。
为什么感觉“很幸福”？请看下面介绍。
有个叫尚文玉的回忆文章说，1974年，他们家千里迢迢来到四川，6口人，居住在山梁上搭建的席棚子里，两年后，才搬进30平方米的两居室眷楼。
关于我们的伙食团。记忆最深刻的菜是5分钱一份的南瓜与1毛钱一份的煮黄豆。粮食定量38斤/月，尽管成天体力劳动，我也吃不完。
我买了一个竹壳温水瓶，花1.80元。
后来“搬家”，搬到原三堆屠宰房的一间屋子，几个“老九”（我们自己调侃，这样称自己）挤在一个屋子里。我买了个铝锅，有时自己下面条吃。在屋檐下面，用砖头一围形成灶，捡些柴禾烧就是了。
其实，真正的工程“主战场”不在我们这里，那是在白龙江对面峡谷里面。1969年4月，工程主要领导与工作人员就进入工地现场。6月开始，核工业22、23公司等单位施工队伍，就已经开进工地做施工准备。10月开始，昭化火车站每日进货几十个车皮，有时高达120个。光卸货，就有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到69年底，进入现场的运输汽车达307台，施工队伍已经15200人，日夜奋战。十里峡谷，热火朝天。组织指挥这样的“战役”，你不得不佩服。艰难困苦，你可以充分想象。
当时生活确实难度很大。我现在手里有《八二一厂志》，里面记载，1969年至1975年，821工程现场，全部人员每月粮食定量超过48万斤。比当地原来的销售量增长数十倍，仓库容量、调运都非常困难，能够保证正常生活，就非常不容易了！
不过，事情总是有两面性。据老同志讲，他们刚去的时候，鸡蛋两三分钱一个，于是狠劲地买，不与老乡讲价的。后来老乡要“提价”，他们才慢慢学会讨价还价。我去的时候，三堆的鸡蛋已经五六分钱一个了，核桃，两三毛钱一斤，木耳，两三块钱一斤。那些从404厂来的，因为工资类别高，加上事业费等，是“高薪阶层”。比如大学毕业生转正的，工资75元（成都的才53.5元），加上18元事业费，两项就93元，还有别的收入，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钱。见到好东西就买，木耳、核桃、天麻、杜仲等，买来大包大包地找人带到外地，或者邮寄外地。别的地方来的，干瞪眼，也买，但是少。我后来也买木耳、核桃，偶尔买点天麻，带回家。
最有趣的是，刚去时，有的干部不好意思买老乡的东西，甚至，有人觉得这好像是资本主义尾巴吧？我怎么去参与呢？经过一段时间耳濡目染，他们也不得不去讨价还价了！
有的老乡，为了到三堆赶集，卖个好价钱，头天下午就要出门，带上干粮，走一通宵山路。于是，有人多早的就出门，到多远的地方去“拦截”，老乡不知道行情，就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卖了。
物价“上涨”，当地拿工资吃饭的人们意见可大了，而农民可高兴了。821给当地以及周边农民带来的巨大好处，后面再说。
我睡的是铁床。脑袋碰到床头角纲，疼得要命，于是，用草绳缠上。有段时间，屋内有奇臭，找不到原因。过了许久，把缠角钢的草绳拆去，发现有一只干了的死耗子。
星期天爬山。有一次，大伙拣了许多野蘑菇，晚上一煮，香气扑鼻。王朝发，重庆大学高材生，非常活跃，馋得口水直流，连当晚单位在三堆剧场举办的文艺晚会都没有去看，边煮边尝，结果，他成了中毒“冠军”。我有别的事回宿舍晚，最后品尝了几口，是少有的几个没中毒的。
一起住的“老九”们“凑分子”，买了理发推子、剪刀、梳子。我们都学着理。原籍广西的瘳益奎水平最高，“客户”特多。第一个让我动剪，做我的“试验品”的，是校友周桂明，自贡人。他一个头，我给理了约两个小时。最后“杰作”，界线分明，上面成了“盘子”，人见人笑，周老兄回之以笑，说，“失败是成功之妈”；以后成了我的“常客”。
理发水平高的“老九”，星期天还主动上路去给山民理发。都是无偿服务，没有想过要一丝回报的，学习雷锋嘛！
理发次数多了，我的“水平”也提高了，甚至还有了“名气”，许多老职工也找我理。几年后，从西安技校来的老陈，我尊称他陈教授，也成了我的“常客”。
我们几个人凑钱买的推子，我一直保存着。
领着我们上山干活的程宗武班长，原籍江苏，戴着眼镜，看上去瘦，可身上有肌肉，壮实。嘿痴嘿痴地抬石头、砖头、水泥什么的，身先士卒，从没见他“训”过人。15年后，他陆续当上了821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地师级哦。我们抬着砂石等爬坡，喊着号子，期间，有几个活跃分子，比如周桂明、广东女孩陈葵等，把劳动情景编成诗歌，激情朗诵，或者来段快板，或者背段毛主席语录，宣传鼓动一番，让人喜笑颜开。
那个时候是学习解放军，设连队。我们连的指导员叫刘志敏。他风湿性关节炎严重，我们穿单裤，他已经穿毛裤，还“带头”与我们一起干。大家叫他“活着的焦裕禄”。我毕业直接来单位，所以，过段时间就请假，回去了几天。回来后，有人告诉我，要扣工资。老刘晚上就找我谈心，问，扣工资，有什么想法？我说，按照规定嘛，该扣就扣。他笑笑，说，好！
1970年底，厂要召开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事前，厂政工组组织一班人分别撰写先进人物“活学活用”的讲用材料。我分工写供应处李同仁师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破禁区”，较长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在高压电线下面开吊车抢卸铁路运输物资的动人事迹。我找了好多人“采访”，然后，一人主笔，集体讨论，反复修改后定稿。我作为一个刚进厂几个月接受着“再教育”的“老九”，对自己的“作品”十分看重。
与此同时，经过个人书面申请，组织上调查，批准我与对象结婚。征得我同意，父母把婚礼即办酒席日期，定在工厂开过代表大会之后的 1971年1月17 日。包括几十里远的亲戚，家里人都走路去通知了。谁知道，“会”到临头，不知什么原因要推迟几天，这下我的“周密部署”乱了套。说实在的，我想看着“作品发表”，分享那种快感；最重要的是，当时流行这样的时尚：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于是，我置“小事”于不顾，等着参加“大事”。17日下午，接到一封电报：“父病重速归”。领导问明情况后说，傻小子，快回家吧！
第二天傍晚赶到家，亲戚们都走光了。这才知道，我大妹妹替我做新郎官，履行了所有礼仪。
探亲假仅12天，总共约20天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10个月后，生孩子时我也没有回家。妻子来信要我给儿子起名。想了好久，取了个自认为含义深刻的名字。几年后才知道，孩子一出生，我父亲就到公社去报户口，公社干部问：取什么名字？“灵感”一来，老人家“随机应变”就给取了“郑明”。若干年后我才悟出，还是虽“无墨水”但不失“文化”的老父亲深刻，他是欣慰于他的孙子“证明”着什么吧！
1971年初，春节过后，我们几个人被安排去沈阳水泵厂参与反应堆主泵装配调试。
水泵厂有专门的军工产品研制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两个技术员，一个机械专业，一个机械密封专业，都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时间长了，我们与水泵厂职工就畅所欲言了。有次谈到日本人侵占东北时，七级工（当时最高八级）老韩头口无遮拦地说：日本关东军，军纪严明，老百姓院子周围钉几根桩桩，用绳子拉上，鬼子就不进绳子以内，不对百姓胡作非为；要不这样，怎么能维持其统治？
老工人实话实说，我佩服，深受教育。最大的收获是，强化了逆向思维，辩证思维，开始懂得“不唯书，不唯上”，要善于分析思考。
上面这段话，821厂报在发表我的有关文章时，给删去了。也许，编辑认为，这些话，是美化日本军队。不知道，读者怎么看。
其实，工人们还说过许多“杂音”，比如，他们恨日本鬼子，但是，更恨“苏联鬼子”，当年，参加苏联红军打日本鬼子的，有许多从监牢里面放出来的犯人，他们奸淫妇女，留下骂名。
我们与工人无话不说。以后我们再去，就在北京买许多猪肉，给他们带去。他们给我们“工业卷”，让我们买当地的东西。记忆深刻的是买处理品压力锅。合格品的压力锅，市场上就没有见过。而这处理品压力锅，其实质量也很好，24吋规格的19.90元。我就曾经起大早排队，买了个回来，原价转让给了404来的工友。
从404厂过来的年轻工人，与我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大多数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进厂，二级工，因为有老厂的实践经验，所以，牛，有的非常牛。他们或者在工程现场参与质量检查，或者在外地驻厂催设备，或者其他事情出差。那个时候出差，吃饭是自己管自己，他们中有人却经常吹嘘自己，与领导出差时，如何“敲领导一把”，要领导请客，其实就是，嘻嘻哈哈地纠缠领导，多点两个菜，请付一顿饭钱，显示与领导关系很“贴”。不过，这招仅仅对“第一世界”的领导管用，对其他的，特别是新提拔的，没用，因为，这些领导的收入，还赶不上他们呢。
有个年龄大些的，他吹牛的内容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他出差，公款放一个兜，私款放另外个兜，自己买私家用的东西，绝不用公款，公私分明。我半信半疑，怀疑“可操作性”，但是，居然有旁人说，“我也这样！”
1971年2月，821厂从新疆部队接收复员军人814人。这些人，在部队（21基地）就是从事核事业的，许多人参加过原子弹爆炸试验。总体而言，他们比较敢想敢说敢干。加上之前从地方招的818名复员军人，这些“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出来的人，企业称呼他们叫“军工”。一般都是二级工，月薪38.50元。虽然也没有保密费，但他们的保密意识仍然都很强，外省家属来单位找他们，有的就真的跑到成都去了，费了许多周折，才到821厂。
也有胡说八道惹火烧身的。有个404厂来的“力工”，他居住老乡家，说话口无遮拦，吹牛说，他参与了原子弹试验，电影里面牵猴子的就有他。还说，他厉害，有几桩命案，等等。话传到领导耳朵里，运动一来，可能是“一打三反”吧，就办他的“学习班”。平时，还安排人跟着他。我就被安排过这个任务。不过，我不相信什么命案，所以，嘻嘻哈哈，倒与他熟悉起来，他把我当成了朋友，从那以后，见着我首先热情招呼，挺有意思。
人们“活学活用”毛主席“三个世界”的说法，根据工资多少与负担情况，把821职工分成“三个世界”。404来的，都是“第一世界”了；其他地方来的，大学毕业，负担少的，第二世界；军工以及本该第二世界，但是负担重的，就是第三世界了。我们的车间主任李相德也属于第三世界。
李相德原籍山东农村，文革前大学毕业，分配北京，在核工业科技情报所工作。老婆是农村老家的，身体有病。1972年，考虑来821厂支援三线建设可以老婆孩子“农转非”，于是就响应号召，离开北京，来到深山沟。月工资50多元（属“事业工资”），3个孩子读书，老婆没有工作，当然生活很困难。特别是，821厂有200多种工资标准，差异很大。他的同类人员，如果是从404厂（11类地区）来的，工资性收入近100元。那个时候，工资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工资表与工资，一起发到班组，有什么变化，立即去查问，有差错，立即发现，立马改正。谁多少，一清二楚。可想而知，看见工资表，看见人家数钱，他是什么心情。
1973年底，821厂一分厂正式投入生产。之前3个月，按照岗位标准，提前享受保健费。保健分6个等级，级差2～3元。我的检修岗位，是二等放射性保健，当时是13.50元（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时还是“实习工资”43.50元）。李相德当时是管生产运行的副主任，按照规定，只是比运行岗位（三等）低一等（好像是8元）。
但是，他怕自己的等级定高了，工人有意见；而且，没有投入生产，怎么能够提前享受？所以，他不敢领。直到后来，各个方面解释，他才领了。问他怕什么？他说，经济问题，不能犯错误；不该拿的，一分也不能拿；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同事出差，乘坐公共汽车，自己买自己的车票，因为，连号的车票都不能报销的。
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共产党员，后来居然“出事”了！
有一天，分厂开全体职工大会。党委书记，一个很好的老头，从部队转业来的，在会议上情绪激动地批评错误倾向，是职工队伍存在的。其中一段话振聋发聩：居然还有干部要动手，要煽我！
是谁呀？有这样的胆量！
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的主任李相德，已经是正职，瘦瘦的文弱书生。保健等级低，而放射性比较强的地方，也不能不去，这样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领导干部。
据说是，他给上面反映工作问题，特别是车间的困难与工人的困难。而党委书记，虽然是个好老头，但是，从部队来，不了解企业情况，用部队那套方法对待下级，所以，把李相德气得，窝在心里的火气，“砰”地就爆发了。到底“要煽”进行到什么程度，真相我就没有进一步打听了。
再后来，不知道与“煽”有没有关系，李相德被调去821厂当副处长（那个时候升职务不升工资），抓职工培训；保健费保留3个月后，就不再享受了！不过，那个时候，他的工资收入已经“套改”成“企业技术工资”，接近70元了。
那个时候，干部之间讲究的是“革命原则”，“斗私批修”，无私无畏。“穿小鞋”，当然也难免，不过，不能太明显。
几年过后，李主任，不，是李处长，因为癌症，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与那些年在车间接触放射性与“窝火”、心理不平衡有关。
821主要生活区，建设在临近三堆场镇的山峦间，没有占用良田。
1969年4月21日 ，二机部文件有个“干打垒”标准：就地取材，每平方米造价60～70元。 9月19日 ，821现场领导小组确定：临建工程建筑面积，单身宿舍不大于4平方米/人，带家住房不大于3.5平方米/人；正式工程，一室户占20%，二室户60%，二室半与三室户20%。
1971年7月1日 ，生活区通往厂区的白龙江大桥建成通车。
直到1972年1月，才开始由建筑公司为主，建设生活区，相继给821职工盖住房、医院、食堂、学校、幼儿园、电影院、百货公司等，大规模建设持续到1975年，生活区初步形成。之后，就是改善、锦上添花了。特别是1978年7月，天然气管道安装验收通气，821人沉浸在幸福与希望之中。
说说猪肉供应。1969～1972年之间，为了保证地方政府每人每月1斤的定量供应，821厂无偿提供运输车辆，按计划调运。除此以外，各个单位自己养猪，或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外地市场买猪肉回来供应职工。1974年初，821投资20万元，自建的 150平方米 屠宰场投用，与地方合营，条件是，第一，保证国家定量部分如期供应821，第二，保证821全年28万斤保健肉，按季度如数供应。生猪调运，仍旧由821无偿包干。每年调进生猪8000头以上，出动汽车200多台班，派驻人员在食品站协助工作，每年为此贴4万多元。
其他副食品供应，也不含糊。每年，到青岛等沿海一带采购6～10万斤鱼类，到巴中罐头厂采购猪肉罐头4～5吨。1973年，自行到南坪县采购牛羊肉，此后，经国防工办批准，每年拨给2万斤。总之，每年从外地购进肉、鱼约30万斤，其他副食品10多万斤。
蔬菜供应。1970年，广元市革命委员会就为821划定了蔬菜种植基地450亩，6个生产队。后来增加到550亩。由于当地人以前种植蔬菜的技术水平低，所以，1974年以前，821每年还要到外地采购约20万斤蔬菜。由于加强了科学种植蔬菜的技术指导，当地农民种菜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地提高，1974年就能够满足供应了，每天人们都可以买上多种多样新鲜蔬菜。到1975年，蔬菜种植面积达800多亩，蔬菜供应绰绰有余。1970~1983年，蔬菜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职工到门市部买菜，根本不问价格。1983年实行“自产自销，产销见面”，职工在市场与菜农讨价还价，蔬菜商品质量提高了，价钱也提高了，而且涨价幅度也大。
水果类。每年从外地采购柑桔10多万斤，苹果由初期10万斤，逐年增加到30多万斤，香蕉40万斤，瓜类50万斤。
这些，都是821总厂这级主持的生活福利保障，分厂级另外，各不相同。分厂除了到外地采购物品，还组织自己生产，比如，大约是1971年，我就曾经被派去附近看磨豆腐的机器，然后，画图加工，制作了豆腐机；单位建了豆腐坊，天天有豆腐供应食堂和家属。
看了这些数字，你肯定要问，多少人享用这些东西？答，1973年末，职工4712人，以后还逐年增加，顶峰时7000多人；连同家属，我手里没有数据，估计吧，1万多嘛。
821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园，真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政府职能，几乎都有！而且还有警卫部队。
周围农民，当然受益匪浅。
1969年，开始征地、移民。到1975年底，821工程的购地划界和移民工作全部完成，共征购土地9348.79亩，移民247户1086人；属于临时租用的土地463.15亩，1983年全部退还并且恢复了地貌。共支付费用397.08万元，其中，移民费101.97万元，购地补偿费64.58万元，改土造田费82.26万元，零星支付119.97万元。
移民工作是政策性很强、非常艰苦复杂的工作。移民组成立后，首先举办自己的“学习班”，学习方针政策，统一思想认识。与农民反复沟通，1969年底搬迁34户。 1970年4月30日 搬迁84户，到1971年上半年，247户全部搬迁完。据不完全统计，移民搬迁用汽车2940个台班，木材 327立方米 ，利用杂木 150立方米 ，以旧换新收回木材约 100立方米 。到1973年，支农补偿方案落实兑现，主要有12个项目，投资55.26万元。比如，修筑10万立方米库容水库一座， 15公里 长的水渠两条，河堤4处共 2.9公里 ，改土造田用水泥500吨、钢材10吨、架子车10台、炸药60吨、推土机台班300个、汽车台班300个、资金22万，造田1280亩，灌田面积达1350亩，估算每年增产粮食124万斤。
之后，支农工作也一直不断，到1975年底，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支援汽车推土机台班11593个，钢材330吨，木材 22876立方米 ，汽车10台，总价值119.97万元，其中，无偿支援71.77万元。在三堆和宝轮地区许多新建工农业工程项目中，都有821的支援。这里罗列的，仅仅是总厂的，没有包括分厂级的。
到1975年12月，又制订了“补充改土造田和支农计划”。计划的主要项目有，拦河大坝三处 1980米 、改土造田624田、保土500亩、灌地700亩。以后的情况我没有资料了。
至于土特产品价格提升带给附近农民的经济效益等以及其他许多好处，就不说了。
反应堆厂房1973年12月物理启动， 1974年10月11日 实现了满功率稳定生产，1978年实现 “1.3堆”目标。后处理厂1976年热试车投产，并于同年5月拿出合格产品；1977年达到了设计生产能力。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内核电骨干。成绩辉煌，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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