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抗日战争，是网络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我愿意将我的一些看法（几年来主要发在跟贴之中）拼凑成章，陆续发一个系列，和大家交流一些。
【正文】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制订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我军战略方针的会议。会议初步确定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
洛川会议制订的这些方针路线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得到了应用和验证，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此，可以说，洛川会议是一次很重要很关键的会议，也是一次高瞻远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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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网络上一直以来流传着一些所谓洛川会议的谎言，这些谣言说，共产党除了公开发布的这些抗日纲领之外，还有另外确定了一套所谓内部的方针路线。而这套内部的，则是坐山观虎斗，企图利用倭寇和国民党互相削弱，而保存实力发展自己云云。
这些谣言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捏造的张闻天同志的发言，一部分是歪曲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些谣言经过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右右们的一再辗转流传，同时不断篡改，又有了许多版本。
不过追查下去就可以发现，这些谣言的源头是出在一条叫戴晴的GG身上。戴晴好像是条老右右了。这个谣言是造在她写的《国共纷争》里的。因此戳穿这一点，也就足以横扫这一片了。
本来我是没有兴趣去戳穿这个谣言的，因为我根本不关心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脑子里曾经转过什么秘密的念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的的确确是做到了她所公开发布的这些抗日纲领。因此这个谣言之荒谬已经不证自明。
不过春节了，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戳着玩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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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闻天的讲话，戴晴是这样写的：
“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
戴晴说得有模有样的。
看看，共产党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否则怎么不敢把张闻天的发言列出来给大家看看？
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暴政怀恨在心，这就是共产党这样做的原因，难道不是吗？
再说了，戴晴说列宁导师都这么教导了，中国共产党有样学样也是有可能的。
看来这个谣言似乎无可挑剔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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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手头恰好有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
我的这个材料也并不是来自于什么秘密渠道，我们人类和那些改不了的GG不同，我们不善于制造“内幕”。为什么要制造“内幕”呢？无非是因为“内幕”无法验证，打着“内幕”“真相”为幌子，爱怎么造谣就可以怎么造谣。无非是这个好处嘛。我的这些材料来自于公开的出版物，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38－342页是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第343－349页是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这是大家可以验证的，事实上，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个文集的影印PDF。我就是从网络上DOWN的。
我看完这个材料，我不得不说，戴晴的的确确是个信口开河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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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说，“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
洛川会议从8月22日至8月25日，做报告的两个人，毛泽东做了军事和国共关系报告，张闻天做了政治报告。
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参加会议的虽然有23个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当时只有毛泽东和张闻天留在中央，其余都是会议前才集中起来的，因此报告由毛泽东和张闻天分担写是正常的。当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毛泽东是遵义会议后从军事三人小组开始重新上台的，军事被视为其所长。而张闻天则是留苏学生，公认的理论家。因此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报告，张闻天负责政治报告，是合理的安排。
但是问题在于，是毛泽东先做报告（8月22日），而后张闻天（8月24日）。因此洛川会议绝不是什么“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这首先就说明戴晴在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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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又说，“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彷佛洛川会议是一个诉苦大会似的。彷佛洛川会议是毛泽东安排好的，首先由张闻天煽动起共产党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仇恨，然后顺理成章地提出保存实力的内部路线似的。
但是，很糟糕，我不论在张闻天的发言里，还是在张闻天的报告里，都没有找到这个内容。
张闻天的确在报告里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但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是认为，“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我们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因此这句话只是提醒党内要保持独立性，而不是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一定如何如何。这个批评也根本不是敌对的，发言里说得非常清楚，“包括批评国民党平津失败的教训，善意地批评他不好的地方。”“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
事实上，张闻天对蒋介石国民党所报的态度，与其说是怨毒仇恨，不如说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还指望国民党会有“转变”，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转变，但相信“相当时期”之后会“完全成功”。他虽然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保持独立性，坚持批评，但是他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那叫“建设性的反对党”。
张闻天甚至提到“至于参加政府问题是有一定条件的，共同抗日救国，允许共产党公开与发动群众，而且欢迎我们参加。参加政府就是参加内阁，参加行政院，而这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来看还没有到这一步。最近南京召集的国防会议，我们是应参加的。因为我们赞成抗日，而且是我们的部队受其调动。我们就要争取拿出我们的主张去当教练。”
张闻天认为只要国民党真的抗日救国了，共产党应该参加政府，而且愿意承担政府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责任。
通观张闻天的报告和发言，我找不到一个字是关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6）的回忆的，更谈不上戴晴所谓的怨毒仇恨的态度云云。相反，我倒是觉得张闻天对蒋介石国民党抱有幻想，对阎锡山等地方军阀抱有幻想，甚至提出了在阎锡山地区不扩军以“尊重”阎锡山的主张！按照张闻天的这个思路，共军除了在陕甘宁扩军，在别的地方就没有办法扩军了，因为要“尊重”蒋介石要“尊重”各地方军阀。这样还怎么坚持抗战啊！
至于戴晴捏造的所谓张闻天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所谓“一箭双雕”的议案，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张闻天在发言里最后提出的是加强党内团结，在报告里最后提出的是，要争取抗战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的争取，也只是通过以正确的主张吸引群众，团结国民党的左派和中派（张闻天认为蒋介石是中派，哈哈！），来实现的，而根本不存在所谓利用倭寇削弱国民党云云。张闻天的不论发言，还是政治报告，根本找不到“一箭双雕”四个字（真佩服戴晴居然把这四个字加上引号，彷佛是张闻天的原话引用似的），也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归纳为这四个字！
总的来看，张闻天，准确地说，是当年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性质认识不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的革命联盟。清共分共之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已经蜕变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四大家族代表着英美派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一度跟着蒋介石反共，但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里始终只是个点缀，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尊重。可是张闻天那一代共产党人却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蒋介石看作资产阶级的中派，造成了判断上的失误。他们幻想着还能象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革命联盟，而在联盟中由共产党掌握领导权。
这也反映了当年共产党的不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克思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教条地照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没有把握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阶级情况复杂，不仅有工农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是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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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这么说，某些右右是不服的。他们会叫嚣道：“匣中剑！你怎么肯定你看到的这两个材料是张闻天的原稿，难道不可能被共产党篡改过？！一定是共产党觉得见不得人，把张闻天的‘一箭双雕’删除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不过有一个最大的漏洞，戴晴一开始就露馅了。事实上，我在找到我现在手头这份材料之前，我就很清楚戴晴在撒谎在恬不知耻地造谣，因为我当时就发现这有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我之所以找材料，只是为了最后的验证。
什么破绽呢？
破绽在于，戴晴为了造谣诽谤共产党，为了加强自己的说服力，它捏造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
但是，这里错了。
戴晴显然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最起码的历史知识。事实上，这条戴晴在造谣中露出这么大的破绽我都觉得奇怪，戴晴小时候，不应该没看过列宁选集，或者列宁全集啊？如果它有看过，它应该清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怎么可能会有一箭双雕之计呢？还是聪明绝顶之计？虽然列宁的确是个秃头：）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起，自1914年7月（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随后迅速升级，各大国陆续卷入，战争全面爆发）起的文章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在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从来没有支持过战争。
事实上，俄国杜马（当时是第四届杜马）在7月26日表决时，所有的各党各派都地宣布支持沙皇，只有布尔什维克，虽然只有6名代表，却做着徒劳的抗争，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拒绝投票表决战争预算，并退出大厅。为此，这6名布尔什维克党人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沙皇政府以“叛国罪”逮捕，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俄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不计成败地要制止战争！而列宁更是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著名口号。（没有想到戴晴竟低能到连这个口号都不知道！）
非常清楚，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绝没有从战争中渔利的打算，相反，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制止这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肮脏战争，希望能把各国人民从战争的苦难里解救出来。
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自触霉头的“一箭双雕”之计吧？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公开地坚决地反对战争，结果是自己首先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我们实在无从理解，这还怎么可能“一箭双雕”？这种和中国抗战完全无法比照的情况，这种“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一贯立场，又怎么能被“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戴晴自己是个肮脏无耻低能的小人，它不熟悉历史，胡扯八蛋这是可能的。人家张闻天可是留苏学生，必修的一门课就是联共（布）党史，必读的《列宁全集》，如果说张闻天会愚蠢到从列宁那里找出“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之计，还“具体到中国”云云，这怎么可能？！
只有一个解释，这一切不过是这条戴晴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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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又接着歪曲道：
“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
这几句话是否毛泽东的原话我无从验证，因为我找不到毛泽东当年的发言记录。不过这几句话即使属实，也不能说明什么。把戴晴之流所添加的连接去掉，这几句话的第一层的意思是“坚持游击战争”，这是后来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第二层的意思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抗日嘛，当然要越战越强，只有不断缴获敌人壮大自己，才能持久抗战，假如越战越弱，岂非要葬送民族抗战大业？第三层的意思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就更没有问题了，我们共产党人抗战当然是要解放敌后沦陷区以建立根据地嘛，总不见不建立抗日根据地，却如蒋介石指使投敌的曲线救国军那样建立太君主子的维持会新民会不成？第四层的意思，保持“独立自主”，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从历史教训和后来的抗战实践看，只有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更有力地压制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活动，才能避免国民党蒋介石如1927年那样再次叛变人民再次投降帝国主义，才能避免使民族抗战事业遭到损失，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
某些贱胚右右必然会跳出来打断说，匣中剑！你漏了这一句，“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这句话说明共产党从来就不抗日！至少不是真心抗日！
嗯，这句话需要单独澄清。这句话经常被形形色色的右右，包括一些成名的教授所引用，以证明共产党的不抗日。这句话如果离开了当年的实际情况，的确容易产生误解，容易被右右们加以歪曲利用。因此我这里有必要向大家点明一下右右们歪曲的关键在哪里了。
这个关键就是“前线”二字。
关键就在于，共产党这里提到的“前线”是指国军正在溃败的正面战场的战线！对于打游击战的共军来说，共军自己是没有“前线”可言的，充其量有前方，有敌后，却没有一条固定的战线可以称为“前线”。这里的“前线”只能是指国军正在溃败的正面战场的战线！
洛川会议上激烈争论的一个中心议题正是共军在抗战中要采取什么战略战术。彭德怀林彪等认为共军可以打运动战，甚至可以打阵地战。而毛泽东则认为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当毛泽东疾呼“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共军不应该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正面战场的战线去打那种阵地战。
显然这里争论的只是如何打击倭寇，以何种战术打击倭寇，而绝非打不打倭寇。事实上，戴晴也无法否认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的“坚持游击战争”。
虽然今天蒋粉们千方百计地贬低游击战，因为抗战中的国军的游击战打得很差，可是在当年，共军游击战的战绩却是无法否认的。国民党一方面污蔑共军“游而不击”，一方面却很羡慕共军，不但请共产党人来传授游击战术，办了南岳训练班，而且还成立了冀察和鲁苏两个游击战区，并要求其他各战区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担任敌占区的游击。但是，日本人承认的，“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拙，不够熟练和妥善。”（《华北治安战》上册201页），根本原因呢，是因为，国民党“游击队的政治领导者，也不具备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技术和经验。想在一个晚上，把不惯于与农民互相协力的旧式军官，变为能得到群众信赖和支援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斯诺语，《华北治安战》上册201页）。游击战要求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而骑在人民头上的国民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显然，共产党拒绝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战线拿着大刀片打阵地战，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这不等于共产党不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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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不愿意加入正面战场呢？固然共产党得民心，打游击战是拿手好戏，可加入正面战场的“前线”进行阵地战也是抗日工作需要嘛。彭德怀林彪不是也都认为共军可以打“前线”阵地战吗？
彭德怀在洛川会议上的确是认为共军可以对倭寇打运动战、阵地战，彭德怀甚至提到，如果国民党肯把嫡系部队的装备给共军装备二十万人的话，倭寇包打。这句话也是没有错的。毛泽东后来在1945年4月的共产党七大上也说过这句话。
1945年4月时，共军已达91万人，47万条枪，已经今非昔比了，可是子弹仍然严重不足，缴获子弹比缴获枪支困难，打死倭寇缴获枪的时候，子弹可经常是已经剩没几发了。更关键的是重武器不足。连掷弹筒算在内，1945年4月时，共军也只有900多件重武器。这比起国民党嫡系部队20万的装备可差远了，所以毛泽东仍然发出这样的感慨。1945年4月的共军已经在到处反攻，成片拔除据点，解放一个又一个县城，毛泽东这时描着“集中几万步枪打北平”的目标，可是重武器严重不足成了进行阵地战攻坚战的巨大障碍。
而当彭德怀在洛川会议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共军的装备更提不上。当年共军可连一件重武器都没有，1937年当阎锡山晋绥军在倭寇面前溃逃时丢了一门炮被共军拣了，于是才有了第一门炮。不要说炮了，就算枪都远远不够，即使到1937年底，共军已经在华北连战连捷，声威远扬，大量地方武装慕名加入共军，得到不少民间枪支，急剧扩大到10万人，枪支数也大大增加了以后，也才只有2万支枪。也就是说，洛川会议之时，陕北共军虽然有近四万人，可只有不到2万支枪，正如许多回忆录里提到的，共军是拿着大刀片开赴抗日前线的，有数的几支枪，还是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已经磨平了膛线已经打不准的那一种。
因此彭德怀的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前提是“如果”。问题就在于，这只是“如果”。国民党是打死都不会去装备共军的，更不要说拿嫡系部队的装备去装备共军。这既然只是“如果”，那么共军就不应该去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前线”去打阵地战。
某些右右企图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的建议歪曲是不抗日，但是我却恰恰以为，非要强迫忠勇将士拿着大刀片呆在“前线”遭受倭寇优势炮火的屠杀，这才是有类于汉奸的行径，只有一小撮太君主子豢养的汉奸才会这么热衷于以敌之长攻我之短，以屠杀我国抗日健儿消耗我国抗日战力为荣为乐！
既然共军的装备不适合阵地战，既然游击战是共军的拿手好戏，那么共军进行游击战是当然最合乎民族利益的选择。何况蒋介石的嫡系何止二十万？本来他们就该包打倭寇的，不晓得为什么既然有这么多装备精良的嫡系，却还非要拉着大刀片共军在“前线”呢？我们需要追究的是，为什么蒋介石非但不能包打倭寇，反而一溃千里，而且还不肯把装备让给那些能打倭寇愿意到最艰苦的敌后抗战的英雄呢，甚至还要在背后配合太君主子插抗日部队一刀。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共军不是采取游击战术，不是独立自主深入最艰苦的敌后，收复沦陷区解放那里的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是很听蒋介石的话，去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前线”。那么会怎样？
结果不外乎三种。
第一种结果是“前线”一溃千里，刘峙汤恩伯等国民党长腿将军溜走了，而共军也跟着撤退，于是蒋介石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宣称共军畏敌如鼠，甚至污蔑共军叛变通敌，否则为什么要撤退？甚至调集大军围攻消灭共军，通敌叛军嘛，当然应该消灭。当然，蒋介石国民党是绝不会追究自己嫡系刘峙汤恩伯部的一溃千里的，虽然以装备人员而言，他们才应该是正面战场溃败的主要责任人。
第二种结果是“前线”一溃千里，刘峙汤恩伯等国民党长腿将军溜走了，而共军不撤，坚持打下去。结果是大刀片共军在优势倭寇优势炮火的围攻下失败。于是达到了蒋介石在事变之初就策划的利用抗战借刀杀人将共军削弱五分之二的目的。甚至可能超额完成蒋介石的这个目标。可是对于民族抗战事业的贡献，那就微乎其微了。
第三种结果是“前线”一溃千里，刘峙汤恩伯等国民党长腿将军溜走了，可是共军不但不撤，坚持打下去，而且居然挺住了，就像皖南新四军那样坚守正面战线，五保繁昌，屡挫凶锋，那又如何呢？那就更糟。人家刘峙汤恩伯都溜了，你共产党居然拿着大刀片守住了，蒋介石国民党不给你扣个叛军帽子消灭掉，他们以后还怎么做人？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共产党守住了，挽狂澜于既倒，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勋，应该国民党不至于这么下流这么无耻吧？
但是皖南新四军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皖南新四军多规矩，多老实？国民党划定的几十公里的防区，于是项英就老老实实地蹲在里面，连追击倭寇进入沦陷区，都会遭到国民党顾祝同冷欣之流的追查，而项英也去解释也去保证。地方武装慕名要求加入新四军，项英也不敢收，别的同志收了，项英还要解散掉。都规规矩矩到这个份上了，以为国民党找不到茬了。又如何呢？人家国民党还不是一样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吗？
人家干这个多内行！看看这个，“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这是什么？这是《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 匪巢”，由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
有些改不了的贱胚污蔑新四军在茂林的失败是新四军擅自脱离防地袭击友军云云，可是按照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部署的这么周密看，就算新四军不走茂林，走那里都是一样的，只要新四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转移离开皖南，就必然会在某处碰上早就构筑好坚固阵地的蒋军，然后自然就成了袭击友军的叛军。蒋介石国民党是绝不会给你新四军一个“乘隙”转移的机会的！新四军注定是一支遵守蒋介石命令转移走进包围圈的“叛军”！注定要成全顾祝同上官云相们立下一桩值得太君主子拍手称快的“赫赫战果武运长久”的！
总之，共产党如果不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而是按照蒋介石国民党的安排去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前线”，结果无非是上面三种。这三种结果显然没有一种是我们中国人的运气，倒是倭寇及其豢养的一小撮改不了吃屎的汉奸们（我可没有说蒋粉，蒋粉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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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至此，戴晴的这个谣言已经就像一个老婊子一样，被戳得千疮百孔了。不过我愿意在此再深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共军为什么出兵比较迟的问题。共产党早在七七事业一发生，就立即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可是为什么直到8月22日到25日才召开洛川会议，9月2日才出兵呢？
这里我首先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直到8月22日，恰恰是在洛川会议前，蒋介石才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在这之前蒋介石虽然几次催共军出动，却拒绝给共军一个番号，拒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我请问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共军有办法出动吗？当共产党仍然是“匪党”，共军仍然“匪军”，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蒋介石围攻屠杀的情况下，共军能和国军，且必然是绝对优势兵力和绝对优势火力的国军，一起作战吗？
事实是，红军改编问题上国共双方的矛盾在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吞并共军，企图把共军分散使用，企图把红军置于正面战场借刀杀人，而共产党方面则要求独立自主的指挥，要求把红军作为战略游击队来使用。蒋介石国民党直到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形势逼人，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最终和共产党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显然，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念念不忘谋求自己私利，企图借刀杀人铲除异己的国民党蒋介石必须对共军的出动延迟负全部责任。而红军自8月22日收到改编命令（25日正式发布）到9月2日出发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可全部准备，包括开了个洛川会议，全体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有关政略和战略，其行动是十分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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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会有人举出些别的证据企图证明共产党未用全力。
比如，8月1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又比如，张闻天8月22日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我们可以宣言全部出动，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须知，红军的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我们也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而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才能最后提高信仰!”
当然，右右们在引用时是否会像我这么完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里我请大家注意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战局发展。
1937年7月30日平津沦陷，8月7日，倭军进攻南口，27日汤恩伯弃守南口。9月14日，倭寇南下攻击涿县保定附近的国军，9月24日保定“撤守”。我点出这些时间点，只是说明一点，当毛泽东和张闻天，当共产党领袖们在洛川确定出兵规模的时候，华北倭寇只是刚刚占领了平津，关东军一部正在出察北。
对于认为有二十万蒋军嫡系装备就能包打倭寇的共军将领们来说，满以为四十万国军多少能在南口和平汉路津浦路北段守一段时间的，他们并没有想到，仅仅几次“接触”战，四十万国军竟然就“自动向南撤退”（黎东方《细说抗战》语），使得大片国土千里江山转眼间沦陷。不但共军将领没有想到，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想到，事实上，蒋介石给共军划的战区是察、绥。
因此共军考虑初步出兵规模时，实际仅仅考虑初步在察绥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而察绥能部署多少游击战兵力呢？绥远有傅作义部顶着，倭寇在抗战中占领了绥东。倭寇全面抗战前就和蒋介石政府一起夹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占领了察东，随后1935年通过签订的秦德纯土肥原卖国协议，又侵占了察北。绥东、察北、察东主要是蒙疆，地广人稀，共军在八年抗战中确实深入这一地区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如著名的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但是这一地区不可能部署大的游击兵力却是事实。而除此之外就是一个小小的察南10县之地，满打满算，10县之地又需要部署多少兵力开展游击战呢？共军出动三分一，也就是八路军的一个师，万把人，这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在察南充其量展开三分一的兵力，只怕还太多。只有当“战争发展”，倭寇继续深入国土的时候，共军才有必要进一步增兵。
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共军的三个师后来分布在晋察冀绥热辽豫鲁八省这样广大的土地上，而又以晋冀鲁豫为重点，那么在共产党领袖原先设想的“开始阶段”，在察绥一隅，该布置多少共军进行游击战争，是多还是少，那是根本不会有疑问的。
因此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共产党在抗战中未用全力，或者曾经打算保存实力。因为当这个时期决定出兵规模的时候，战局的发展还没有到共军必须全力以赴的地步。谁也没有想到，任何人都想不到，四十万国军仅仅几次“接触”战就会“自动向南撤退”，以至于战争的开始阶段结束得那么快!这与其说证明了共军如何如何，不如说，恰恰证明了国民党是怎样抗日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国民党军政上层的腐败无能，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怯懦畏敌保存实力，以至于一触即溃一溃千里，战争的开始阶段结束得远比共产党领袖们预料得快。当共军出兵的九月初，倭寇已经威胁山西，山西的战略位置可称得上是华北脊梁，因此共军出兵并不是按照原先设想的先出三分一，而是一开始就全力以赴保卫山西。三个师的共军扫数投入山西战场，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之后又从这里逐步挺进华北各省，直至深入冀热辽地区。而留在陕北以防不测的仅仅是改编后的编外人员约六千人，防的是当时部署在周围的国民党军十个师。只是当后来国共关系日益险恶，胡宗南集团麋集四十万之众威胁陕甘宁的情况下，共产党才被迫从前方抽回少量部队以策万全，如在南泥湾开荒的三五九旅就是后来撤回的。少量到什么地步呢？我们都知道，当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的时候，彭总手下也就只有两万多人。
×××
至此，戴晴之流散布的这些谣言，这些歪曲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反驳的必要了。
我最后列出一段网络上搜索到的谣言升级版，请大家注意这段谣言和戴晴的谣言原始版本的区别。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
这个升级版的谣言和戴晴原始版谣言的区别在于：戴晴在毛泽东的原话之外，添了些自己的鬼话，但是鬼话和原话还是界限分明的，界限就是引号。原话带有引号，而添的鬼话没有。而在升级版里则把这些都打入引号里，全部列为毛泽东说的，并且做了些改动以通顺。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举这个例子，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右右们谣言是怎么捏造怎样升级的。通过这样不断地添入新的“注释”，不断把自己的“注释”纳入所谓“讲话”原话里，最终的谣言里还有几个字是毛泽东原话，原话又处于怎样的语境，就根本无从捉摸了。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像这些升级版的所谓“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如果要说能说明什么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一小撮右右是怎样地肮脏无耻下贱!
我生也有涯，想到居然要浪费我宝贵的生命来戳穿这些肮脏的贱胚右右们散布的没完没了的低级到可笑的谣言，虽然我雅量非常，可难免有厌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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