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

    一、毛泽东高度评价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

    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已关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在1934年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 是“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246页)的标志之一。他还以大会主席名义致电慰问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再次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事实作为“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红色中华》1935年11月25日)的最好证明，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东北抗联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联的斗争对于全国抗战的价值：“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这和他在中共七大上“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的论述一起，成为毛泽东对东北抗联历史地位和贡献的经典评价。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指出，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时，毛泽东删去了原稿中“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一语及相关阐述，参见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指出“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等的电报中，对抗联工作从总体上进行了高度评价：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的独特历史贡献，强调要承认和尊重东北抗联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抗联工作中确实存在的一些不足，但这是中国革命事业经验教训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不能过分夸大和苛求。

    二、毛泽东肯定和关怀东北抗联领导人

    在东北抗联14年的英勇斗争中，涌现出了以杨靖宇、周保中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抗日将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亲切关怀。

    杨靖宇是东北抗联干部的优秀代表。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殉国18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吉林通化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公祭仪式，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杨靖宇陵园敬献了花圈。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2月24日。

    周保中作为东北抗联负责人之一，经历了东北抗日斗争全过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从杨松、彭真等处听说过周保中及其所部的事迹。在解放战争中，周保中率部作战800余次，战绩卓著。特别是他在1946年4月指挥的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对稳定东北局势、坚持国共和谈具有重要意义，一度打乱了蒋介石集团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8页。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等的电报中指出，周保中是“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代表，同时要求东北局等对周保中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使有更大的进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00页。不久，周保中突发心脏病，毛泽东得知后又委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前往医院探望，指示让周保中住院治疗、休养一个时期，不要急于去云南。参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回忆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杨松（在东北工作时化名吴平）是东北抗联最主要的政治和党务工之一，也是实际领导东北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唯一亲临前线的同志。1938年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与他多次长谈，并提议由他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联的斗争经过和经验教训。在延安期间，杨松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总编等职，多次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并被毛泽东指定为他与苏联同志会见时的翻译。1942年杨松积劳成疾卧病在床，毛泽东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用自己的稿费为他购买营养品。同年11月23日杨松病逝后，毛泽东又为他题写了“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的挽词。参见陈光旭、吴隆繁：《杨松传》，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插页。

    除杨靖宇、周保中和杨松外，毛泽东对其他东北抗日干部也十分关心。1934年，在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全体同志为童长荣、金伯阳等东北抗日烈士默哀致敬参见《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料委员会翻印1957年版，第236页。，并在大会期间接见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向他详细了解东北的情况，提议将当时已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杨林（即毕士梯）的妻子李秋岳调来使之团聚，后因敌人封锁严密未成。参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编《东北抗日烈士传》 第1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接见抗联干部刘海涛、李范五（即张松）、赵毅敏、韩光、李延禄、李荆璞等，详细了解东北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顾。东北抗联二军原参谋长陈龙（即刘汉兴）和五军干部蒋泽民还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受他的赏识和信任。

    三、毛泽东深刻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对联络和支援抗联作出部署

    在东北抗联与党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仍十分重视总结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他多方收集材料，分析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

    对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要求全党在抗日斗争中重视和借鉴。比如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毛泽东曾对斯诺指出：“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6页。再如开展游击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毛泽东在谈到游击战争的作用时，特别举了东北抗联的例子，来说明其游击斗争在牵制日军、策应关内战场方面的作用。对杨靖宇等创建的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把它列为“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的首位，号召以长白山和其他根据地为榜样，“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又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东北“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3页。。实践证明，这些经验对全国抗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曾对东北抗联斗争三个核心问题作了如下精辟论述。这些论述都已被东北抗联正反两方面的斗争实践所证明，成为研究东北抗联斗争史的指导原则。

    第一，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工作重点。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讨论抗联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他还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在这里，毛泽东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指明了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任务和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关键之处。

    第二，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遭受严重挫折后的前途。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0页。这一论述实事求是，以东北斗争实际情况作为观察分析的基础，而不是生搬硬套关内敌后战场的斗争经验，其科学性已被东北抗战实践所证明。

    第三，关于东北抗联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及其原因。这方面的内容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部分。1945年4月9日，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七稿时，亲笔加写了一段话：“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倾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15页。这段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同时指出抗联和全党一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因而没能很好地区分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态度，从而损害了抗日斗争和革命事业。

    在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同时，毛泽东还一直关注党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问题，多次对援助抗联作出部署。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07页。关于红军和八路军设法援助抗联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出指示。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于1937年7月至9月间数次致电前线八路军主要领导同志，部署组建部队挺进热河事宜，特别要求多派红军大学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页。1938年后，在与东北抗联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工作更为重视，对冀热辽根据地的建设十分关注。在党中央领导下，冀热辽根据地发展很快，至抗战胜利前夕已经建立了十几个联合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参见《朝阳抗战纪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虽然由于长期失去组织联系，上述许多指示未能及时传达到东北抗联，但这一切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视和关怀，为科学总结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奠定了基础，同时，冀热辽根据地与抗联在战略上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态势，为最后收复东北作了初步和必要的准备。

    四、东北抗联自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抗日斗争

    在长期与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自觉地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实践。尽管组织联系已断，日伪军又严密封锁，但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部分文件还是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辗转传到东北抗联将士手中。

    1934年前后，杨靖宇等抗联主要领导人开始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东北斗争实际相结合。据韩光回忆：“1933年至1935年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情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适用于抗日战场。”《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411页。在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杨靖宇结合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以“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为主要内容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参见赵俊青：《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在当时传入东北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最为显著。这三篇文献集中反映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对这三篇文献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贯彻，这三篇文献也确实对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干部在政治和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保中曾指出：“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据这个文件。”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1980年内部版，第110页。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卷， 1988年内部版，第322页。。之后，北满临时省委于同年4月底5月初举行第七次常委会议，系统纠正了东北党组织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倾向，宣布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为会议结论，事实上成为以后北满地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政治路线在北满地区的补课，是全党反思和纠正“左”倾错误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底以后，通过《新华日报》等党报党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又相继有一些传入东北，东北抗联组织干部战士进行了深入学习。周保中指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予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号召党员干部要“以毛泽东、朱德为榜样”，东北人民要“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373、207、593页。他还力图与当时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建立联系。参见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决定在部队内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像，学习彭德怀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述，以廉臣（即陈云）《随军西征见闻录》为教材学习长征精神。参见《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5卷，1991年内部版，第54、65页。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成立后，政治学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周保中亲自主持了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学习和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活动，参见《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765、706页。并指示当时部队中唯一会画像的彭施鲁绘制毛泽东像在野营中悬挂。参见《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42页。

    在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的同时，东北抗联注意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制定和实施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周保中于1940年初起草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以《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尽分析：“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的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2页。并据此制订了党务、军事、群众工作的各项要求，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指导性文件。李兆麟则教育部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卷，1991年内部版，第128—129页。1941年后，以周保中为代表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又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确立了主力隐蔽整训、坚持小部队游击侦察的斗争方式，不断打破敌人的“围剿”，造成了敌我相持局面。

    1945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集体学习了中共七大精神，为配合反攻作了思想上的重要准备。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联主力立即按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部署，配合苏军进占东北57个战略要点，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尔滨指示电台播送《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参见政协灯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李兆麟将军史料专辑》，1991年内部版，第141页。，使东北人民对全国政治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理解、运用，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东北抗联所作的一切已属难能可贵。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斗争实践中，既自觉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贡献了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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