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中国工运著名领袖
陈淑妍
2011-06-23
人物简介:
罗登贤(1905~1933),原名罗举,化名光生、达平、何永生,南庄镇紫洞隔巷村人。1925年入党。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曾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广东省委常委、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中国工人运动早期的著名领袖,东北抗日武装的主要组织、创建者。
“罗登贤是我的伯父,我从小就听长辈提起他。”罗仲利说。1945年出生的他未见过伯父罗登贤,却经常能从姑妈罗才那里听说有一位革命烈士伯父,心怀敬仰。他听闻在伯父牺牲的地方南京雨花台,有一个雨花台烈士纪念馆。1978年,罗仲利第一次到南京出差时,就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以烈士家属的身份缅怀伯父。参观时却发现馆内资料上写罗登贤是“广东顺德人”,罗仲利迫不及待地与接待人员提出纠正,“应该写‘广东南海人’。”
“可能是伯父从前为了掩护,说自己是顺德人。又或者是经常跟战友讲家乡的桑基鱼塘,别人就误以为他来自顺德。” 罗仲利猜测误会的原因。直到误会纠正后,他安下心来,“虽然素未谋面,但毕竟是自己的伯父,也是从佛山出来的革命英雄,当然会记挂在心上。”
在工人斗争中成长
1905年,罗登贤出生在南海县南庄镇紫洞隔巷村。罗登贤小时候只在家读了两年私塾,便去广州做工。不久,又转去在香港的姐姐罗才处再读了两年书,然后跟随姐夫进了香港英国皇家太古船厂当学徒。
在工厂期间,罗登贤目睹外国老板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天天辛苦劳动的工人,却过着贫穷的日子。这使他对帝国主义、剥削阶级无比痛恨,对穷苦兄弟无比关心。
一天,一位新进厂的小徒工不熟悉工作,干活时出现了差错。工头火冒三丈,狠狠地殴打新徒工,还恶言恶语说要开除他。罗登贤站出来对工头说:“你不要打他,出现差错是我的过失,是我教错了,该打该罚由我承担!”工头看见他为新徒工讲人情,转而迁怒于他,边打边骂。罗登贤虽然无辜遭受一顿打骂,但他这种敢于挺身而出帮助少年工人的高尚品格,赢得了工人们的尊敬。
1920年4月,罗登贤所在的太古船厂全厂工人参加了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通过参加这次罢工,罗登贤深深认识到组织工会来团结工人力量的必要。
1922年初,香港爆发了著名的海员大罢工,罗登贤和太古船厂工人积极分子迅即发动厂内工人进行罢工,迫使资本家同意了工会提出的增加工资要求。但太古船厂的老板对罗登贤发动工人罢工十分仇视,以“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逮捕他,并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坐牢没有动摇罗登贤的革命信念。在牢中审问时,罗登贤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揭发外国老板剥削工人的事实,申诉工人的痛苦生活。出狱后,罗登贤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组织了香港金属业工会,并成为该工会的领导之一。
经过一系列工运锻炼和考验,罗登贤于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香港早期党员之一。
“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罗登贤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广州协助组织筹划广州起义。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罗登贤任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队长,带领工人赤卫队,配合教导团等攻占了广州公安局。
广州起义失败后罗登贤返回香港。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组成特别侦缉队,到香港四处搜捕由广州等地转移到香港的革命志士。罗登贤毫不畏惧,积极协助组织的领导,安排革命同志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并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安排同志们开展工作。
罗登贤非常注重斗争策略,处理问题机智沉着,危急时刻也不慌张。有一天,他在地下机关的三楼正与数名同志商议怎样开展革命活动。突然,有人听见二楼逐房搜查。有几位同志急忙把手上的一些文件烧掉。罗登贤冷静思考了一下,谈笑风生,迅速把警号拿掉,然后镇静地摆出早已准备好的“麻将牌”,打起麻将来,装作完全若无其事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们再去打听:原来是警察来捉拿抽鸦片烟的人。
1928年2月,罗登贤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与省委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几个常委在香港省委地下机关开会,突然遭到香港警察的搜查。罗登贤机智地将几张以薄纸写成的文件揉成小丸,吞到肚子里,使警察找不到证据。
此次被捕,是罗登贤第二次坐监。但他不畏敌人酷刑,宁死不屈,誓不泄露党的机密,只说是找几个老朋友在一起畅谈友谊、叙旧。通过姐姐罗才和党组织的极力营救,罗登贤等人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继续在香港从事革命斗争。省委秘书问他:“你不怕再坐牢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前,罗登贤被调往上海,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任弼时等主持与领导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日常工作。后罗登贤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委书记苏兆征指导全国工人运动。1929年2月,苏兆征病逝后,罗登贤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东北抗日斗争主要组织者
1931年春,罗登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东北。同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把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领导同志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分析了当时形势和这次事变的性质,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共卖国罪行,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年底,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立即广泛组织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先后派出许多优秀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分赴东北各地建立抗日游击队,为以后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罗登贤还非常注意团结东北各地的其他抗日队伍,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正确的路线和策略,使东北各地掀起了抗日斗争的热潮,大大打击了日军的气焰,延缓了日军侵占全东北的计划。
不畏白色恐怖抗争到底
1932年12月,罗登贤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调回上海。他并未消极退缩,仍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展反对国民党“围剿”红军的斗争。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在叛徒的指证面前,罗登贤愤怒地痛斥法官说:“你们加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里我同义勇军一道与日本强盗作战;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的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罗登贤义正词严,驳得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赶紧摇铃制止罗登贤的控诉。旁听观众议论纷纷,对反动法庭无理审判表示不满。最后法官强行宣判,于4月1日把罗登贤解送到上海市公安局关押。
国民党对抗日爱国志士的无理迫害,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宋庆龄于4月1日在上海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书》,号召各界人士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文中尖锐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指出:“这个事件正是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对罗登贤的坚强不屈精神给予了热情的赞颂:“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她呼吁:“全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到酷刑与死亡……释放他,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的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中,更加恐慌,于4月2日急急忙忙将罗登贤解送到南京,囚禁在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在狱中,罗登贤遭受到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遍体鳞伤,其革命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
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宋庆龄、杨杏佛等不顾个人安危,到监狱里去探望罗登贤等同志。罗登贤坚定地对宋庆龄等代表说,“我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为这斗争贡献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挡不了我。”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敌人决定秘密杀害罗登贤。当他被带出牢房时,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凛然回答:“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罗登贤昂首挺胸站在雨花台上,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罗登贤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纪念他,特把江西省的信康县改名为登贤县。1933年11月30日上海公开出版的《中国论坛》刊登了题为《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光辉灿烂》的悼念文章,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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