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的报告

对俄罗斯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

——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的报告

　  俄罗斯历史为何被篡改

　　俄罗斯科学院资深院士谈对苏联“改革”及赫鲁晓夫等人的政治评价

　　一、对苏联大清洗人数事件的评价

　　人口学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学科，有关人口方面时常出现造假数据。例如，有关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就存在人数造假的情况。最新研究表明，在大清洗历史上有很多不可信的数据。如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全国被镇压的人数超过700万人，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认为被镇压人数达到1300万人。其他一些人由于算法不同，有2000万、3000万甚至7000万人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在比赛谁算得多。但是有关镇压的规模、幅度和人数还是应该有客观真相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

　　斯大林领导苏联总共33年，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死刑的总共是78.6万人，即年平均判处大约2.6万人死刑。从政治镇压角度看这一数据相当巨大，但这不是一些历史造假者论著上提到的数据。与现在相比，今天的俄罗斯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到4万人，每年死于各种犯罪的人数是5万人，每年自杀的人数大概是6万人，俄罗斯每年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达到34万人。因此说，斯大林时期的镇压一方面的确是残酷的，同时它是可以解释的。

　　首先，外国的军事干涉以及内战。内战虽然以苏联的建立而告终，但是苏联政权面临很多的敌人。其次，列宁逝世后有两人在竞争领袖地位，即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他们两人的分歧十分严重。托洛茨基是世界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他为了点燃世界革命之火甚至愿意牺牲俄罗斯。而斯大林并不拒绝世界革命的设想，但是他赞同列宁著作中所言：社会主义可以在俄罗斯一国建成并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所以斯大林认为，苏联应该进行文化革命，要搞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要搞大型项目，从而建立强大的国家，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典范。

　　斯大林既是一个理论家也是一个实践家，他十分清楚苏联和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对他而言，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国防能力。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包括罗塔克、里科夫、布哈林等人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苏联应该首先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等，国家的工业化可以延后一段时期进行。如果苏联按照他们（托洛茨基）设想的道路发展的话，不可能赢得与德国的战争。政治斗争的性质是十分残酷的。内战时期，托洛茨基是国防人民委员，他在国内的威望很高，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

　　在理解苏联大清洗时，我们应该从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苏联所面临的历史环境以及国家所面临的任务背景去思考。如果我们从21世纪的所谓道德高度来分析、评判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迫害事件的话，这种对历史数据的造假就不可避免。我们在分析政治迫害的时候，实际上很简单的做法是看当时的统计数据。比如，1926—1936年苏联每年的自然增长人数是110万人，而1936—1940年政治迫害高潮时期苏联每年自然增长人数是150万人。战争期间每年关押在集中营中的人数大约是90—100万人之间，而今天的俄罗斯监狱中被关押人数有100多万人，与前一数据大致相当。所以，如果用真实的数据来分析历史的时候，很多事情完全可以理解。

　　因此，关于苏联时期的这一事件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我们在给任何一个统治者做政治结论的时候，哪怕在他统治期间死了一个人，我们对他的评价也不可能是完全正面的。任何一个统治者在他执政期间发生的不公正的事情越多，他的罪责就越大。但是，我们在评价任何一个统治者的功劳和罪责的时候，都应该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进行。历史是任何一个民族的主要财富，而真实性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恢复历史真实的工作有时很复杂、很费力甚至很危险，很多历史学家为了历史的真实要付出代价。公布历史的真相不能获得什么，但是获得真相的代价却很高昂。

　　二、苏联在二战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有成千上万种，很多教科书获得索罗斯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赞助，拿这些外国基金写教科书的人们已经在莫斯科郊外盖起了别墅，但是他们躲在那里不敢见人。正如大家所知，在俄罗斯历史问题上的造假行为已经十分普遍，规模巨大，俄罗斯总统被迫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应对这一情况。遗憾的是，这个委员会有的成员就是参与造假的人。这个委员会还有几个工作组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支持，我本人负责其中一个工作组。12月份我们将组织一个研讨会谈论历史教育问题，我将在会上做一个主旨报告，我们将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对中国的访问使我坚定了参与这场斗争的立场和信心，即研究本国历史的时候要坚持历史的真实。

　　2010年是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年，这两件事已经成为热议话题。5月9日俄罗斯纪念了胜利日，9月2日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是苏联和中国。苏军在远东打败了日本关东军。作为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承认，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

　　为了贬低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以及在二战胜利中的作用，有人出版了不计其数的书籍来贬低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等战役的作用，同时极力宣扬英美等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有的书籍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用两三行就写完了，而对于北非战场却用了很多章节，描写得非常详细。事实上，英国军队在北非面对的主要是那些受过伤的准备康复的德国士兵，而且德国在北非投入的坦克数量少，火炮等也是老旧装备。英军在数量上占优势，隆美尔虽然被打败，但是英军的胜利对二战结果没有多大意义；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则要残酷得多，它也是二战的转折点。

　　另外，苏联在二战中的损失十分惊人。这里仅提供一个数据，苏联在战争期间直接战斗减员为868.4万人，另外在苏联广袤的被占领土上还有8500万苏联人民，德国人在这些占领区屠杀了850万苏联老百姓。苏军被俘人员为450万人，其中250万名俘虏被德军屠杀。苏军俘虏的德国军人是390万人，其中的350万人最终回到了德国。即德国人屠杀战俘，苏联对待战俘却是非常人道主义的。德国战俘因为疾病等原因死亡了40多万人，其余的350万人都回到了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其他国家，他们战后正常地生活了下去。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全部人员损失加起来有2660万人，这是巨大的损失。二战前，苏联人口有1.9亿人，二战期间损失了2660万人。

　　三、关于波兰卡廷事件

　　卡廷事件在历史上长期秘而不宣。当时苏联把枪杀波兰军官的责任推到了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身上。

　　1938年，苏联积极努力跟法国、英国、波兰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此有两个目标：首先是赢得时间建立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吓阻德国的进攻；其次是为苏联军队准备武器装备和培训军官等争取时间。遗憾的是，当时只有英国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持肯定态度，但最终还是拒绝了。相反，英国和德国秘密签署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得知英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也开始努力与德国签署这样的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英德互不侵犯条约之间从原则上没有任何区别，但这个条约有一个秘密附件。根据这个附件，苏联把内战期间失去的土地收回来，包括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西部、摩尔多瓦的一部分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俄罗斯土地，根据立法会议的决议不费一枪一弹都收了回来。

　　但是，波兰的情况不同。1939年9月，德国进攻了波兰，波兰一小部分军队进行了抵抗，但是这一部分抵抗被德国残酷地消灭了，作为应对，苏联也进入了波兰的领土。波兰的一部分军队也对苏军进行了抵抗，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当然也没有人拿着鲜花来迎接苏联红军。2万波兰军官被俘，还有很多普通俘虏，但士兵被当场释放，2万军官就被关押在离卡廷不远的集中营里。苏军对俘虏进行了甄别，即哪些人是亲苏联的，哪些人是反苏联的。

　　6月22日德国开始入侵苏联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最高统帅部有一个判断，如果释放这批军官，他们很可能加入德军，与苏军作战。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入侵苏联的德军中有200万人来自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捷克等国家。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时，就有一个全部由波兰军人组成的军团。苏联当时的担心就是这些被俘的波兰军官加入这个军团，参加德军进攻苏联。但是这2万军官不是根据法庭的判决被枪毙，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犯罪。我们可以辩解的是，如果这2万军官加入德军进攻苏军，将有更多的苏军牺牲。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我们不能因为假设而杀人。

　　在搞清楚卡廷事件之后我们还有一些情况要考虑。1918—1920年苏联面临的不仅是内战，它首先还面临军事干涉问题。当时，最早与年轻的苏维埃军队作战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此后法军在克里木登陆，英军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南部进攻，美军和日军在远东进攻，等等。年轻的苏维埃面对14个国家军队的包围，其中就有波兰，波兰军队深入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部分地区。红军在打败这些外国军队的时候，也有计划要彻底打败波兰军队。当时红军统帅契诃夫斯基的任务是歼灭华沙方向的波兰军队，但是1920年的这个战役并不成功，红军被打败了，约有10万红军被俘，其中有8万人没有回来，这些人全部在波兰的集中营里被杀害。

　　因此，如果说1941年2万波兰军官被枪毙是犯罪的话，那么1920年8万苏联官兵在波兰的集中营被杀害同样是犯罪。这两个都是犯罪，所以无论是俄罗斯当局还是波兰当局都应该忏悔。

　　现在有人要求俄罗斯承认犯罪，而对自己的犯罪却只字不提。

　　我不需要去做俄罗斯的总统，但是如果我做了俄罗斯总统我会要求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人这些参与过对苏联作战、屠杀苏联平民的国家对俄罗斯道歉。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有很多怨恨，我们要问的是，苏联早期领导“契卡”的是什么人，是拉脱维亚人。拉脱维亚的枪手是“契卡”的主要进攻力量。所以，历史往往都是绞缠在一起的，它有很多不同的线索。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可能完全对其他国家持一种客观的立场，我们现在只是努力地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我的俄罗斯同行们比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要更加客观一些。比如，200万外国兵团所参加的不仅仅是德军，还有党卫军，其中148万死于与苏联的战争，这些人死在苏联的国土上，但他们是作为希特勒的同盟军来到苏联国土之上的。他们的后代要把他们祖辈死亡的责任放到希特勒身上还是斯大林身上？他们把责任放到斯大林身上的做法难道公平吗？那些人可是站在希特勒一边与希特勒一起进攻苏联的。

　　四、史学家应客观公正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让整个欧洲尸横遍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任何时候都应该知道历史真相是什么。任何一个错误如果把它放大，那么它就不是真相，这是对历史不负责的态度。

　　在讨论二战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分析胜利的来源。现在基本都不提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也不提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作为战争组织者在战争中的作用，也不提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优越性在这场战争的胜利中所起到的作用。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这场战争中“人民”取得了胜利。当然，没有“人民”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1855年战争、1904年战争和1914年战争中都有“人民”：1855年，“俄罗斯人民”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失败；1904年，“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又被小小的日本打败； 1914—1917年，也是“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打败了，“人民”带着武器逃回了自己的老家，让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土地。人民本身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人民需要人来领导。因此，斯大林对于二战胜利的作用是不可排除的，同样，苏联共产党的作用也是不可排除的。

　　二战中苏联共产党有700万党员，其中300万人战死在前线，后方的党员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来保障前线的需要。所以，历史是人民最主要的财富，而政治领袖则是其中的瑰宝。如果我们贬低我们的前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就等于我们贬低自己。

　　我们也许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一方面真实地描述历史，另一方面用一些浪漫笔法来描述历史。比如说美国与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相比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没有我们这些国家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全世界的冒险家从英、法、俄和全世界各地跑到北美洲屠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这么一个国家，这本来是很可耻的一部历史，但是美国人却为自己的历史感到骄傲。美国人完全歌颂和赞扬自己过去的历史，事实上它在历史上的罪行罄竹难书。美国人很清楚如何才能加强民族精神，对他们而言历史是具有召唤性的东西，是取得进步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呢？我们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在科技、文化等很多领域我们都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防御他国入侵的国家。俄罗斯在历史上也多次面对外敌入侵，比如俄罗斯与波兰进行的战争就是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的。俄罗斯与法国打过仗，但是捍卫国家主权却是在莫斯科郊外进行的。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战役主要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基辅和库尔斯勒等地进行，而不是在德国领土上。在苏联的军事战略中就没有要奴役邻国人民的内容，相反北约的文件中这样的内容却多得不可胜数。

　　五、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

　　面对当前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我们应该联合各国的学者来研究当代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危机中平稳发展并克服危机的经济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对此有很多解释，我们应该研究其中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厘清这场危机的性质。有人说，这是一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等。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和金融问题只是危机中表现较为突出的领域而已。这场危机首先是世界观的危机，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危机和一个理论的危机。事实上，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自由民主”的这一套理论遭受了失败，那些极端革命的理论也没有带来正面和积极的效果，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那些理论也同样需要我们进行检讨。

　　其次，当今人类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国拥有这样一个战略（理论模型和框架），所以取得了我们所见到的成果。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几乎没有感受到这场危机。从全球发展和定位来看，中国在危机中极大地提升了自身地位。正是因为中国目前拥有先进的发展理论，所以很多国家不愿讲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情况对中俄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大多数是一群面向西方立场的人，俄罗斯学术界有人希望改变这种局面。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向西看一个向东看。我认为现在向西看的这只鹰看起来个头大一些，但是不明智；向东看的这只鹰看起来个头小一点，但是卓有远见。我们的任务是让这两只鹰长得一样大。

　　（本文是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茹科夫2010年9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作的关于苏联历史的学术报告。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 薛福歧 译　杨进 整理）

附文1：

　　经过近20年的社会转型之后，俄罗斯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那么，在这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的历史科学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俄罗斯历史科学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文所要阐述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同时也是俄罗斯历史科学所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俄罗斯历史被篡改的问题。

　　俄罗斯历史被篡改的社会历史根源

　　近年来，很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对目前俄罗斯国内外出现的篡改俄罗斯历史这一行径和现象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和愤懑，同时对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对遏制这一现象和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各自的中肯意见和建设性对策建议。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教授、历史学博士 ..斯米尔诺夫在发表于俄罗斯史学杂志《近现代史》2010年第3期上的《关于历史知识的可靠性问题》一文中指出：“历史知识的可靠性问题，是历史科学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掌握了关于过去的可靠资料，或者只是提出假设、推断？当然，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各个时代并且在各个国家，严谨的历史学家都力求对历史事件作出可靠的阐述，力求将可靠的资料同不可靠的资料区分开来，将事实同传说和臆想区分开来，将真正的文件同伪造的文件区分开来。这是历史学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目前在我国，历史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恰恰是在我国并且又是在目前呢？因为在最近的20年里我们经历了大规模的震荡，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垮台，整个价值体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急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绝大多数苏联人以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因为这个国家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的惨绝人寰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其工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射火箭探月，并将人送进了宇宙，成为曾经生活在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力量。然而，突然爆发了一场改革，并且在大约四五年的时间里国家的面貌就完全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国内的新闻工、政治家、出版界人士开始写道：‘布尔什维克多年执政的主要结果是一具具尸体堆积如山’；苏联人70年在‘一个悲惨的’、‘倒霉的’、‘该诅咒的国家里’‘建造了一所疯人院’。继新闻工之后，一些历史学家也提出了跟他们自己仅仅在几年之前所确定的观点和论调完全直接对立的观点和说辞。特别是对待一次次革命的态度和观点遭遇了重新审视，这些革命曾经被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和学说而看作是‘历史的火车头’、‘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节日’。而现在，新闻工们则痛斥‘革命瘟疫’，努力证明‘革命比战争坏’，‘革命从精神和道德上瓦解了人，因为革命不具有任何的精神和道德根据’。奠定了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十月革命，现在则被看作是‘1917年惨剧’，是用德国人的金钱完成的‘一场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对历史的篡改，甚至干脆就是杜撰。”

　　俄罗斯历史被篡改的国外因素

　　俄罗斯学者不仅剖析了俄罗斯历史被篡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根源，而且还揭示了俄罗斯历史被篡改的国外因素。 ..斯米尔诺夫教授指出：“公众对于历史学家们的著作的不信任，引发了在苏联解体之后在其原先的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国家重新书写历史。原先的苏联的一个个加盟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个以其原先的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或者第二书记为首的主权国家，这些人迅速地痴迷上权力，给自己置备了大量的警卫和随从人员以及私人飞机。在国外访问的时候，他们受到了仪仗队的欢迎，他们跟大国领导人站在一起拍照留影。一些人开始给自己建造宫殿，整套整套地收集珍贵物品，在一个个广场上竖起自己的金灿灿的雕像。为了看上去像是重要的、有历史记载的活动家，他们不得不重新书写历史。这些国家里做这件事情的历史学家们不仅受往上爬的欲望的驱使，而且受爱国主义的意图的左右。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希望证明他们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获得过杰出的成就，战胜过无数阴险而凶狠的敌人。在这里，可靠性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事实‘跟上了’所需要的想法；‘不利的’事实则被回避提起或者干脆被否认。叛徒变成了英雄，而原先的英雄则变成了叛徒。”

　　俄政府及史学界遏制篡改俄罗斯历史行径的对策

　　俄罗斯国内外出现的对于俄罗斯历史的篡改，自然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及其领导人以及广大历史学家们的深切忧虑和关注。2009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建立遏制损害俄罗斯利益篡改俄罗斯历史的企图和行径委员会的命令。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分部负责人 ..季什科夫在2009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语言学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2008年历史学研究主要成果的总结报告， ..季什科夫院士在其报告一开始的时候就评价指出，梅德韦杰夫总统于2009年5月19日签署的命令“是社会各界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的关注度正在提高的一种反映”，“对于历史的兴趣，是俄罗斯公民与日俱增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一个部分”。 ..季什科夫院士认为，篡改历史的问题比较复杂，“除了跟俄罗斯邻近或比较遥远的国家对于过去提出了种种新的解释和说法之外，种种自我毁灭的解释和说法也隐含了巨大的危险。”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斯米尔诺夫也在其《关于历史知识的可靠性问题》一文中对梅德韦杰夫总统所签署的上述命令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并且对如何遏制对俄罗斯历史的篡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带有倾向性地描述历史事件并且直接篡改历史事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和程度——以至于俄罗斯政府在不久前建立了同篡改历史的企图和行径作斗争的专门委员会。一些历史学家建议通过专门法律以便界定哪些可以被看作是可靠的、而哪些应该被看作是被篡改了的。在我看来，这么做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我认为，同篡改历史的企图和行径作斗争的主要方法是在让专家们无障碍地接触到包括收藏在国家和各部委局一个个秘密档案馆里的档案文件在内的文献资料的前提下，自由地展开学术讨论。”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金获得者卡尔波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教授在其发表于俄罗斯史学杂志《近现代史》2009年第 5期《当代的历史科学：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文中也对如何遏制对俄罗斯历史的篡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对于篡改历史之风的盛行深感忧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正确的。他们应当把主要的壁垒放在认真的、专业性的鉴定上，放在宣传科学的历史知识上，放在搞清楚伪历史理论得以形成和出现的方式方法和根源上，而不是放在书报检查的种种限制上。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不应该为了迎合‘社会订货人的口味’而牺牲历史的确实性并掩盖或者简化复杂的过程和现象。在同论敌们的争辩中，要有勇气坚定地说‘不’，而不要屈从于错误的折衷意见。”“有一个问题比较尖锐，这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学者与跟俄罗斯近邻的各国学者对历史事件持不同的阐释。我们源自一个摇篮，我们大家都还处于一个共同的教育空间，因而我们应当探寻研究我们的共同的过去的共同立场。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只能是对话、用超越于政治之上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历史、摒弃错误的政治化。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有原则的、深思熟虑的立场，并且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将会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大家要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将会极其困难。”

附文2：

　　出生于1929年、现今已81岁高龄的根纳吉·奥希波夫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被誉为当今俄罗斯社会学的“泰斗”。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奥希波夫与俄罗斯政界关系密切，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访俄，与奥希波夫等俄方学者座谈。下面结合座谈内容和奥希波夫的其他著作，分析介绍其关于苏联解体和苏共败亡的观点。

　　一、 苏联不是自动解体，而是被瓦解、被肢解了

　　在回答苏联解体原因时，奥希波夫首先强调，苏联不是解体了，而是被瓦解、被肢解了。苏联解体违背人民的意志，也违背了全民公决。在全民公决中，除格鲁吉亚等少数几个加盟共和国外，所有其他的加盟共和国都赞成保留苏联，反对解散苏联。苏联解体是历史的悲剧，是巨大的地缘灾难。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凸现了这一点。

　　导致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是不存在的。苏联有雄厚的科技基础，在空间科学、核能和导弹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掌握了很强的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斯大林时期提出消灭殖民主义，消灭驻外国的军事基地，提出了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斯大林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如果不是苏联在二战后的努力(1949年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造成苏联瓦解的力量首先来自外部。西方国家把冷战强加给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进行妖魔化的宣传。西方国家每年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的资金达到600亿美元。 70年代后期，基辛格讲：“干什么还要进行宣传?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代理人。”为了使第五纵队发挥作用，就要推行公开性。在公开性的背景下，开始歪曲苏联社会与历史真相，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大屠杀”、“大恐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有一个历史学家讲，没有肃反，苏联就打不贏二战。有人讲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枪杀了5000万人，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1937年肃反后苏联人口明显增长了，而不是下降了。这种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制度。这些歪曲历史的事件都与第五纵队有关，他们有意识地歪曲历史。例如，把斯大林描绘成杀人犯，把苏联制度描绘成极权主义制度，苏联人民是幼稚可笑的,像垃圾一样。他们还胡说苏联靠压迫其他加盟共和国而生存。实际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包括乌克兰都是靠苏联的补贴而生存的。西方的代理人、第五纵队不仅进行宣传，而且组织和扩大队伍。

　　二、 苏共衰弱始于赫鲁晓夫时期 

　　二战结束后，冷战旋即开场。冷战的目的在于消灭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西方主要从两大领域着手——在经济领域，西方利用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在思想领域，西方通过腐蚀党政高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的威力更大。斯大林逝世后，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层一直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耗中。苏共精英的退化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国家灭亡的结局。

　　从1956年开始，温和的“去斯大林化”转变为极端的与过去历史决裂的运动。苏共20大期间，赫鲁晓夫在闭门会议上作了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一事件直接挑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沉重地打击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开启了国家灭亡的进程。

　　可以断定，这一系列打着国家和共产主义旗号行为的始作俑者就是赫鲁晓夫。个人崇拜固然为文明社会所不容，但当有一个领袖能代表民族利益时，国家更为强大。身居高位后，赫鲁晓夫追求的不是苏联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仅仅是一己私利。“如何才能打压斯大林，以雪多年充当克里姆林宫小丑的耻辱?”这样的念头始终困扰着他。“要超越伟大的前任并取而代之，必先使其威信扫地。”赫鲁晓夫无疑通晓这一权术。历史已经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做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充满了臆想、歪曲和不实之辞。斯大林虽然犯了严重的、近乎犯罪的错误，不算是一位理想的政治家和国家领袖，但在那个时代，正是他勇敢地维护了俄罗斯及苏联其他民族的利益。而在他之后的苏联以及俄罗斯的领导人常常被罪恶的念头所驱使，主观上犯罪，实际行动也是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崩溃并非始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所谓的“解冻”、“伟大的十年”才是剧变的先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过程中，有过分的野心，有超天才的自信，有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赫鲁晓夫对国家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堪比二战中的损失，这还不包括在政治上、道德和精神上的损失。我们在一本专著中列举了赫鲁晓夫对苏联200个致命的打击。赫鲁晓夫的政策措施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的国家权威，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声誉江河日下，无法挽回。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人腐化变质严重 

　　苏共党的变质，是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的，70年代后表现最为严重。干部任用凭个人关系、亲属和小集团，党内关系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官员干部只是追求个人生活享受。有人提出，在赫鲁晓夫时期，在导弹、卫星和核能方面也取得了成就。我的回答是，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斯大林时期打下的基础。例如关于原子能，早在1943年就开始核能研究了。如果不是有了这些研究，杜鲁门对于苏联城市进行核攻击就实现了。

　　勃列日涅夫曾试图阻止事态的恶性发展，但是他的个性软弱，好妥协、中庸，无力抗衡从赫鲁晓夫那里继承下来的党政班子进行的或明或暗的抵制活动，最终他未能胜任这项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光荣任务。勃列日涅夫的另一弱点在于，他不能正确处理军事手段和政治的关系，甚至有时候动武在先，政治反而被挟持了。像华沙条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8)、苏军在阿富汗开战等都极大影响了苏联国家形象，使苏联和它的盟友在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苏联官方宣传为“发达社会主义”，事实上苏联社会不仅在其他国家逐渐失去吸引力，连它自己的国民都越来越不满意。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影子经济盛行、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成风、体制僵化、停滞不前、国际冲突迫近，等等——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图景。这一切导致各种反社会主义事件频发，民众对苏共统治的负面情绪日益高涨，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 70年代后期，人民逐渐明白，苏联根本算不上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所以安德罗波夫才呼吁“要认清我们所处的社会”。这位领导人发出的呼声显示，苏共已经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束手无策，并且丧失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先地位。在这个时候，“唯有深谋远虑的，建立在民族共识的基础上并兼顾国内国际利益的大政方针才能把国家从覆灭中拉出来。”可悲的是，历史跨入90年代时，一场灾难已不可避免。

　　四、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背叛最终葬送了苏共 

　　导致苏共败亡和苏联被瓦解的第三个因素，奥希波夫认为就是背叛。背叛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使之解体，其罪魁就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说，他与戈尔巴乔夫本人相识已久，其夫人赖莎就是他们研究所一个研究室的研究生。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有一种反常的仇恨，这导致他后来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二战时期被德军占领。戈尔巴乔夫性格上特别自尊，领导国家又特别无能。他认为自己的总统制应该像英国女王的权力，什么都有，又什么不用干，不承担责任。再有就是“金钱”的作用。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时期最后一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透露，戈尔巴乔夫拿了韩国总统卢泰愚的钱，还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钱。

　　还有，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总统里根签署裁军协议，里根承诺给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另外，在东西德合并问题上，美国人曾许诺，如果苏联答应从东德撤出军队的话，西德给苏联4000亿美元的补偿。但是苏军后来撤出后，西德只给了苏联80亿美元资金。而撤出的西部军团回国后没有地方驻扎，只能驻扎在俄罗斯的旷野中。另外，当时连法国领导人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十分担心欧洲出现统一强大的德国，苏联军方和外交部门提出统一后的德国不应加入北约，可是戈尔巴乔夫竟然满口答应，容许德国自由选择，这几乎使得美国总统布什都感到兴奋和惊奇。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多个反苏的力量，如苏共“民主纲领派”。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们马上出版一部书，集中收集了瓦解苏共的种种案例，其中一本是“民主纲领派”会议的速记稿。其中披露，当时苏共“民主纲领派”代表人物波波夫就讲：“我们的行动不要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商品紧缺和局势紧张状态。”这是原话。

　　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们每年都进行年度社会政治调查，到现在一共出了18部年度报告。他们认定，戈尔巴乔夫是反人民的，其改革不是导致民主与市场，而是导致野蛮资本主义、寡头主义。

　　叶利钦很偶然地获得了权力，他对此没有多少准备。面对如此大的国家和众多的问题，全是靠一两个人拍脑袋决策。奥希波夫和他的研究所一份事关几个斯拉夫国家联合的报告，想面陈叶利钦。当找到叶利钦的贴身警卫科尔扎科夫时，他张口便说，保证叶利钦马上签字。今天带来今天签，今天没带，哪天送来书面报告当即签。这种不严肃的决策方式，令我感到震惊。叶利钦选盖达尔推行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也是凭感觉、拍脑袋的结果。

　　1991年11月的一个深夜，叶利钦找到盖达尔。盖达尔吹嘘说，两年内经济等所有情况都会变好。叶利钦问，你能向我保证吗?盖达尔讲，以我父亲的名义保证(盖达尔是红色子弟，祖父是红军英雄、作家，父亲是海军将军，曾以武官身份出使古巴、南斯拉夫等国)。于是开始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其实，对此奥希波夫和他的研究所早就警告过了，但被扣上“灾难论者”的帽子，认为在妨碍现行政策的实施。

　　所以说，苏联被瓦解不是瞬间的事，而是国际敌对势力及其国内代理人长时间里苦心经营的结果。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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