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学生社团的邀请，安排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认真的试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与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我们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之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你们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中没有这四个字。也有人说1978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断创造增量，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创造增量。
为什么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们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有的解释说农民退出。我的解释是农民无权退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的逻辑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经验分析，这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代价转到哪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理论创新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与农村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为什么?因为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
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追，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1949-1950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为什么排除这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我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黄金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因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外生性的危机跟今天一样，现在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大危机，金融过剩，当年是生产过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资本自身解决矛盾，于是金融资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现所谓必然战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当代的趋势。当年产业资本遭遇过剩危机，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战以大量人口的死亡为代价，才使危机平缓下来。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场大危机导致贵金属价格上涨，中国当时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北方有“袁大头”，南方有“孙大头”，海外白银价格上升，与中国原来签有白银稳定协议的四个产银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国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白银危机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这是我们说的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内生变量是什么?因为中国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内向型发生。城市工业高速发展，地主就转变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来的秋后收食物租改变成春前收货币租，货币化在农村开始推进，于是农民就开始遭到高利贷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夺，农村小农大量破产，社会开始不稳，乡土社会衰败，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击队，农民革命就起来了。内生性变量极大影响着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
民国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开始推行纸币制。但紧接着就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日本在日战区大规模抬价抢购白银，试图摧毁民国经济，摧毁刚刚实现的货币制度，于是进一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中国不得不用残留的一点贵金属去海外买军火，金融大规模通胀，从1937年开始一路通胀1950年。所以说1949年到1950年的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延续了民国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变量的同时作用。
应对危机：土改使农民回归传统割断与现代经济联系
新中国面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怎么办?土地改革。什么叫土地改革?让88%的农民回归传统。历朝历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个字，均田免赋，新中国同样是均田，没免赋，这就是土改。土改使中国接近90%的人口回归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城市经济割断了联系，用萨米尔·阿明(备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提出依附理论)的理论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数人口回归了农村，自给自足，作为政府不用再管他们到底会怎么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这是新中国重新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使民国时期遗留的危机软着陆的重要制度基础，恰恰是乡土中国，而不是我们想象的现代经济，那时城市现代经济一片凋敝，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业，知识分子也大规模失业。
现在很多意识形态化的解读都说因为建立了新政权，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然后斗志昂扬走向新胜利。其实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怎么能够应对大危机。第一个因素是农民回归传统的乡土中国;第二个因素，1950年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求使得原来凋敝的工业开始开足马力生产，于是城市经济火起来，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国参战，苏联把中国作为战略盟友，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境内投入军事工业，导致中国工业复苏。
1950年代并非“极左”体制追求工业化亲资本
我所提出的逻辑关系是在进入工业化的目标之下，最大的挑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者领导人，而是资本稀缺程度趋零。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确立的讨论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可以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最终达成最优，但它适不适用发展中国家呢?根本不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挑战是要素绝对稀缺，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趋零。
以中国1950年要进入工业化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而且连国库黄金都已经被前政府带到台湾去。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追求外部资本进入，每一次成规模的外部资本进入都会转化成外债，每一次大规模的外资转换的外债都会带动发生危机。由于中国是在90年代开始加快进入全球化，而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危机，很明显具有全球化代价向中国转嫁的特点，所以我们把90年代末期以后的最近两次危机归类为外生性变量造成的经济危机，而把此前中国自己进入产业资本发展过程归纳为六次内生性危机。
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只要追求工业化，一定是资本导向。任何体制、意识形态、领袖领导之下的政府都会亲资本。今天我们意识形态化得把上世纪50年代定义为“极左”的时候，世上可有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如果不亲资本，就根本没有资本积累的可能。
当人们说1950年代是“左的错误”的时候，恐怕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忘了。一个亲资本的，追求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基础，会有“左”的上层建筑?不要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左”，其实官僚主义是典型的极右。教条主义也不是“左”，都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们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1953年后苏联投资形成国家资本，已经有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变成工业主导，这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如何替代原来的私人资本。
到了1956年完成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一点在当年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比如1957年国家“一五规划”报告就明确指出，“一五计划”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认真看1950年代的实际过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后六年是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才会转向为不亲资本。我们现在是什么层次上出现资本过剩?中央层次出现资本过剩，因此中央转向民生。地方上特别是中西部仍然面临资本短缺，仍然亲资本;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资本过剩，开始转向亲环境，也部分转向亲民生。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朋友，一定程度上是资本稀缺发生影响。
让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1949年中国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直有争论。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农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从1949年土地改革以后，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都和小资的分散性，以及小资并非自觉阶级有直接关系。因为小资高度分散，没有集中表达意愿的可能，因此政府对付小资的经验是在农村实行村社制，城市实行单位制，卓有成效。
但几十年过去，中国崛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资人群，据说有五亿，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盟国家中产阶级的两倍。政府没有“对付”中资的经验，现在所遭遇到的网络各种各样表达，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单位解体，深受破坏，小资、中资的多样化表达，又不能够形成集中的表达方式。中国现代社会乱象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
中国本来是一个小资社会，根本不是枣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稳定结构，庞大的底座60%、70%是有地的小资。现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剥夺，把他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他们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这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说得清楚点，这是在城里拍脑袋拍出来的。
你们再去问问进城的打工者，有几个是愿意在生产线上长期当产业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资之梦，进城是为了干什么?挣点钱开小店当老板。
印度为什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它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少说了半句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贫困人口总和还多，民主解决贫困吗?它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村无地农民，因此是枣核形，是倒金字塔，底层社会是无地的无产者，大量流入城市变成贫民窟的群体，城市贫民窟是底座，农村中的无地农民是底座，这种倒金字塔能稳吗?
你们知道现在中国是私人住宅拥有率世界最高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仍然还是一个小资国。我们的私人住宅拥有率高达89%，接近90%，什么人是100%的拥有私人住宅?农民。你让小资变小资，还是让小资变中资，变中资他高兴，变小资他认可，变无产他不干。我们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剥夺农民使其无产，这就是社会矛盾。
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社会，现在是小资、中资仍然占大部分人群的社会，我们的上头，最上边的大资只占人口的不到1%。但是小资不是自觉阶级，谁是中国现在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我得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说法，那就是大资，大资最懂如何稳定并且增加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体系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对国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大资本自觉性的利益集团主导的政策体系，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当人们都在高唱改革的时候，请问改革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动力是谁?谁改谁的革?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不搞清楚，很难让大家跟着一块喊。
另外，我最近在海南讲课，他们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观形势，我说先搞懂中国经济体制的ABC是什么?有谁想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它在竞争，可承担最终风险责任了吗?没有，风险层层上交，最终上交到中央政府。我们在90年代后期的金融改革，中央政府买单，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银行坏账一次性得转交到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备注：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这些不良资产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干出来的，人都提拔了，因为他不承担责任，完全没有风险责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没有风险责任的条件下一定是恶性竞争，谁比谁更“恶”谁就上去了。最终风险责任中央能承担吗?不能。他只能增发货币，增发国债，于是向社会转嫁，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实际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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