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的，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他们在来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的住所，搬来搬去的，给人漂乎不定的感觉，这些人大多拥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与技能，想在各自领域一展宏图，但是却由于其诸多因素而不能对于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故此得名。乍一看，“北漂”是个近年来才有的新鲜词汇，“北漂一族”更是21世纪新新人类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翻开尘封已久的历史，蓦然回首，却发现，早在上个世纪初，“北漂一族”就已登场，并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挥洒着自己的青春。
民国时期一大批有志青年，由于受到当时进步文化的感染，纷纷云集北平追逐各自的理想，在北平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一起第一次离开湖南，奔赴心向已久的北平。此行他们是为了赴法国勤工俭学而做准备。初到北平，对于连来北平的路费都是向同学筹集的毛泽东，北平的物价与长沙较之更高，对于他来说，生活上的开销实在是太大了。
此时的毛泽东的处境与北平的繁华喧嚣正好相反，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窘迫。为了生存，他只好向曾经在湖南省第一师范任教的恩师杨昌济求助。这时的杨昌济已经成为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把初出茅庐的得意门生毛泽东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
在李大钊先生的安排下，毛泽东成为了图书馆中的一名助理员。他每天除了打扫卫生之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读者的名字。作为“北漂”的毛泽东生活颇不容易，在同时期的1916年，鲁迅的月俸薪是300块，1917年26岁的胡适在北大任教一个月以后的月俸薪是280块，而毛泽东每月只有8块大洋（当时的一块大洋可以买到30斤大米）。尽管收入微薄，毛泽东并没有抱怨，相反，他对这个工作相当称心，因为这份工作意味着他可以阅读各种新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为青年。
可是毕竟是地位悬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在来来往往借阅书籍的人当中，他认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和胡适等人，毛泽东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肯花时间去听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南方口音。然而，在与名师交往中的阻碍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探求真理，积极向上热情。他积极参加北大的学术团体，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分别参加了《京报》社长邵飘萍组织新闻学会和由杨昌济、梁漱溟等发起的哲学会。
毛泽东作为“北漂”，在北平居无定所。刚来的时候，他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家和看门的人同住在一个小屋。由于与其他同伴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人搬进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他们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间小屋的炕上，人多炕窄，每逢要翻身，都得和两边的人打招呼。这群年轻的学子却毫不在意艰苦的生活环境，仍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追逐自己的理想。
由于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一到冬季，出门连像样的御寒衣服没有，他们为了御寒，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在有事的时候着穿，既可以抵御北平的严寒，也可以穿着的相对体面。
1919年的春天，由于毛泽东的母亲病危，他不得不赶回湖南老家，结束首次的“北漂”生活。与此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也结束了半年的预备学习，就要启程出国了，他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等人，由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要多了解和研究中国当时现状，坚持留在国内而放弃这一次出国的机会。他们从此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寻找各自的理想。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平已是生机盎然，作为“北漂”，此刻毛泽东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新思想一下子展现在他的面前，他虽然不能立即消化接触到的色彩缤纷的新思想，但是北京的这段“北漂”经历，毕竟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到全中国第一步的跨越。
当今的青年，在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初始阶段，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很青年人总是抱怨各种困难，于是出现了“北漂”、“蜗居”和“蚁族”等一些新的名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成为了抱怨社会的理由。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时代，刚走向社会的青年总会碰壁，但是只要我们青年人常怀理想和激情，学习青年毛泽东乐观、积极与淡定。定能克服各种人生道路上的困难，为人民作出时代的贡献。毋庸置疑，没有当时毛泽东的首次“北漂”生涯，他很难成为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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