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传播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再传给毛远新，搞家天下。但是毛泽东生前并没有把班交给江青，于是就编制了“毛泽东身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要让江青在毛去世后接班。
名单有两种版本，都是张玉凤回忆的：
一、主席从（1976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二、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发表了江青秘书阎长贵、杨银禄的《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两位秘书认为这名单是编造的，他们和汪东兴、张玉凤、毛远新核实过，都说没有这回事，完全是一篇谎言。
《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登载了邵燕祥的《关于一则“传闻”的辨伪》，《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刊登了薛开震的《请勿轻易下结论——与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商榷》。这两位都认为核实的疑点重重，在毛泽东晚年的完整档案尚未解密前，一切都只能是聊备一说。
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是否想让江青、毛远新接他党主席的班，搞毛氏的“家天下”？
我们不能只考虑几则传闻是否真伪，而应考察整个过程。
（一）
生前圈定、身后继位。这在君主制国家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世袭的家天下的继承制。继承人一般都是局限在近亲范围内挑选。像康熙皇帝，在十来个儿子中选择了第四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写成密诏，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他死后，打开遗诏，雍正就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他的兄弟们即使内心不服，也没有办法，只得俯首称臣。外姓人想当皇帝，那更是大逆不道。君主制国家也有在老国王（皇帝）在世时就确定了继承人，并予以公布。现在的某些欧洲国家，还有日本，虽然国王（天皇）已没有实权，但王位则排出了第一继承人、第二继承人……。不久前举行大婚典礼的英国威廉王子，就是排在他父亲王储威尔士亲王查尔斯之后的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这样，老国王一过世，按顺序新国王就能继位。避免了纷争。
不是君主制国家，要搞世袭、搞家天下，那得靠实力。
看看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是怎样传位给儿子蒋经国的？
蒋经国，1910年生。
1925年10月去苏联。
1938年回国，蒋介石让他在故乡奉化溪口读书，进行思想改造，消除赤化影响。
1939年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独挡一面。在这期间，积累了全面从政经验，组织了干部班底，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4年1月，调到中央，担任三青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同年10月出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6年夏，蒋介石要教育部举荐蒋经国为政治大学教育长，并以政大校长蒋中正的名义发布任命。在CC系的策动下，学生中掀起“反对老子任命儿子，我们不当孙子！”的反抗浪潮。蒋经国无法上任。
1948年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与孔宋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因军事失利，蒋介石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
同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将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转运到台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各个派系都自然地消失，蒋介石大权在握，不再有人和他分庭抗礼。于是就有计划地培植他的长子接班。他让蒋经国：
1950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台湾的政工改制工作。又兼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统筹全台的情报特务工作。同年7月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进入党内决策核心。
1954年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1957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196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旋即升任国防部长。
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蒋经国实际上全面掌握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
1972年5月原行政院长严家淦当选副总统，辞去院长职务。于是“总统”蒋中正推荐他儿子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写了一个公文给立法院，请求同意。公文是这样写的：“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这次老子任命儿子，就没有人反对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他就顺理成章地接了班。
归纳起来，如果想搞“家天下”，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至少要做到下面几点：
首先，老子本人要全面掌控权力。否则就像蒋介石在大陆时那样，儿子碰壁，自己的宝座也不稳。本人坐稳了位子，才谈得上让儿子接位。这是问题的前提。
其次，接班人本人要全面掌握中央的实权，不能只依靠家长的威望、影响。刚开始，可以从地方或部门做起，逐步到中央党政军关键岗位。
第三，举贤不避亲，制造接班的舆论，争取民意。
最后，这些工作，都要在家长在世时完成。等老的一去世，小的就水到渠成地接班，没有人有实力能和他争夺大位。
在非君主制国家搞“家天下”，这四条，一条也不能少。关键是最后一条。
（二）
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第一条是完全达到的。即使在文革前，党内外没有一位领导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刘少奇、林彪倒台后更不用说了。但是其他三条都没有做。是没有做，不是没有做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因为毛泽东根本没有想让江青、毛远新接他主席的班。
江青1937年7月到延安。
1938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
1947年3月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
1951年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副部级）。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内外资料。
毛泽东和江青夫妇，在政治上是一致的。从1967年10月调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忆：“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江青另一个秘书阎长贵回忆：“毛泽东赞扬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有帮助。”江青帮助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她也因此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6月23日，江青在京戏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戏革命》的讲话。26日，毛泽东在江青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5个字:“已阅，讲得好。”
从1962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向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同年11月10日发表，从而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搞了一个会议纪要。3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第一次明确发出了进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号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理论即“黑线专政”的概念。《纪要》在4月I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一个不受政治局领导的、直接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机构。组长陈伯达自称为“刘盆子”（即傀儡），实权掌握在江青手里。
毛泽东尽管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他考虑的不是私利，而是反修防修、人民利益。
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要求江青当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来信上批语：“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据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九大’期间，刚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主席给划掉了。”
1969年4月九大上，可能是照顾各方面搞平衡，江青和林彪老婆叶群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是江青的最高职位。
中共十大后，1973年11月，江青趁批周恩来错误的机会，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明确表示：“不要”。
毛泽东的长媳刘思齐曾问过毛泽东,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答复是：“不会的，她不行！”
即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也没有担任过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职务。
1974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2月下旬，江青又托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向毛泽东提出她的任职问题，说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分工主管一方面工作，而江没有。毛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
在舆论方面，毛泽东不仅不树立江青是理想接班人的形象，反而多次公开指出江青有野心，批评她的缺点，还要她作检查。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时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自称代表毛泽东说话，许多人也误以为江青所有言论和行动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去做的，所以，毛泽东在那些谈话中两次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1974年12月23日在长沙，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
1975年初，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说：“将来江青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了江青，要她作检讨。6月28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1975年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江青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1975年12月10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在毛泽东造成的这种氛围下，江青还能接党主席的班吗？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江青接他主席的班，那为什么不在他在世时就把班交给江青。做不到吗？不是。毛泽东能把一个普通工人王洪文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仅在毛周之后，并一度主持中央工作。而王的资历、贡献、威望各方面，都比江青差得多，所以将江定为接班人，毛完全有能力做到。因为是自己的妻子，怕影响不好吗？不是。在“文革”初期，江青出尽了风头，毛并没有因为江是妻子而阻挡，相反还为她创造条件。毛泽东的性格是凡是他认定了事，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的。问题是毛泽东没有认定江青能做他的接班人。
在世时没有把党政军最高权力交给江青，而希望她在身后接班，能实现吗？要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非常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做出这种幼稚可笑的事来吗？毛泽东身前没有把权交给江青等人，所以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打倒。这也说明这个身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的不真实。
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江青接他主席的班，那为什么不在他在世时就把班交给江青。做不到吗？不是。毛泽东能把一个普通工人王洪文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仅在毛周之后，并一度主持中央工作。而王的资历、贡献、威望各方面，都比江青差得多，所以将江定为接班人，毛完全有能力做到。因为是自己的妻子，怕影响不好吗？不是。在“文革”初期，江青出尽了风头，毛并没有因为江是妻子而阻挡，相反还为她创造条件，让她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者。毛泽东的性格是凡是他认定了事，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的。问题是毛泽东没有认定江青能做他的接班人。
（三）
再说毛远新，他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从小学开始就住在毛泽东家里。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当时，毛泽东随口而谈。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轰动了教育界，毛远新也出了名。
1965年夏，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谈到工作问题，毛泽东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给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泽东知道后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于是吴法宪一下子就把毛远新安排到云南边防的一个炮兵营去，实打实地当了一名操炮手。
“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毛远新回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一个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吉林延边造反，并参加过那里的武斗。
1967年，毛泽东叫毛远新做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即宋任穷一派和陈锡联一派）的联合问题。毛远新和宋、陈都很熟。
1968年5月8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任副主任，在15名副主任中排名第六。
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上批语：“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代表指党的九大代表。
1971年1月，毛远新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前面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和另一名副书记，毛排第五位。
1973年8月，党的十大，许多代表提出想选毛远新为中央委员，毛泽东没有同意。
1975年9月，因事路过北京，被留了下来，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的联络员。
毛远新从一个普通干部一下子升任省级领导，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有老干部、军代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中央也有不少群众干部，如吴桂贤，原是一个纺织女工、劳动模范，后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比毛远新的官还高。吴虽升了大官，但按当时规定，工资不动。她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次茶要交2角钱，吴的月工资只有70多元，还要养家，喝不起。她就借口不喜欢喝茶，而只喝白开水。90年代吴桂贤是按正厅级待遇退休的。二是毛泽东的关系。正因为这个关系，毛远新才能比较容易地成为造反派的头头，才能作为群众代表结合到辽宁省领导班子中去；他虽然排名在中间，不是独挡一面，手中没有真正的实权，但是实际起的作用比一般的委员、书记要大。他是靠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工作的。后来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看起来很威风，权力很大。说得不好听，有点像电视剧中的太监，传达皇帝圣旨，代皇帝问话，大臣们毕恭毕敬地跪在他面前。离开皇帝，他只是一个奴才，谁也不会理他。当然毛远新不是奴才，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但事情本质一样，一旦毛泽东去世，毛远新什么也不是，他和江青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捕。
毛泽东从没有说过毛远新适合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可以接中央的班。
在世时没有把党政军最高权力交给江青、毛远新，而希望他们在身后接班，能实现吗？
即使有这样一份“毛泽东身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那么，首先，这名单是什么性质？是遗嘱？是向政治局的建议？还是其他？另外，这名单谁负责执行？何时执行？怎样执行？都不清楚。
要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非常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自己也几经曲折、历尽艰辛，才被推上党主席的位置。他能做出这种像小孩子玩家家那样幼稚可笑的事来吗？毛泽东身前没有把权交给江青等人，所以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打倒。这也说明这个身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的虚假。
（四）
再看毛泽东的其他子女。
次子毛岸青（192-2007），杨开慧所生。童年流浪街头，被警察殴打，脑部受到伤，留下了严重后遗症。他一生从事翻译工作。
李敏，1936年，贺子珍所生。1949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1959年和孔令华结婚。1963年搬出中南海。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文革”中，李敏因保护老干部成了“保皇派”，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被说成是埋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戴过高帽子。
李敏见到父亲，说：“令华和我都在受批判。我是‘随叫随到’，他还要戴高帽。”毛泽东听了后，大笑说：“经风雨见世面嘛！”毛没有采取措施让李敏夫妇免于被批斗。
1976年，毛泽东从病危到去世，李敏只见过父亲三次。
李讷，江青所生。
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先到农村搞了一年“四清”。
1967年1月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报社领导，左右了报社的运动方向。不久担任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
同年她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负责了解北京各大学运动的情况。李讷向毛泽东反映了大专院校武斗情况，毛就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制止武斗。1968年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李讷收集各方面反映，写成书面材料。毛泽东看后，对材料没有发表意见，只是提出要她好好养病，书宜少看。
1969年7月，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军委办事组建议肖力（即李讷）仍任小组负责人。毛泽东批示：“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职。”
在干校期间，李讷与服务员小徐相爱。小徐的父亲是铁路扳道工。虽然双方家庭悬殊很大，但毛泽东同意这桩婚事。1972年生了一个儿子。不久两人离婚。
1974年至1976年李讷先后任中共北京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
1976年后曾一度赋闲，后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
除了毛远新外，毛泽东还有两个亲侄子（女）。
毛远志（1923-1990），是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女儿，毛泽东唯一的亲侄女。毛远新的同父异母姐姐。她小时要过饭，做过童工，1937年去延安。从北方到南方，从军队到地方，最后调到中央组织部。一生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着。1990年病逝。
贺麓成，1935年生，原名毛楚成（又名毛岸成）。他是毛泽东三弟毛泽覃和贺子珍妹妹贺怡之子，贺麓成不仅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贺麓成自上海交大毕业后一直从事导弹科研工作，对我国导弹事业有重要贡献。毛泽东逝世时，治丧委员会以为他和贺怡在1949年因车祸同时牺牲，经过李敏提出才把他找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生前和这个亲侄子贺麓成没有来往。
毛泽东的孙子辈有四人：孔继宁（李敏之子，1962年出生）、毛新宇（毛岸青之子，1970年出生）、孔东梅（李敏之女，1972年出生）、王效芝（李讷之子，1972年出生）。他们都是生在毛泽东在世时，但是只有孔继宁两岁前随父母住在中南海，幼小时见过外祖父外，其余三人都没有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和许多人合过影，就是没有见过一张他和任何一个孙辈的合影照片。为什么？毛新宇的母亲邵华说是因为毛泽东太忙了。这解释不通，6年内不可能忙得连见孙子一面的时间都没有。最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要孙辈们能独立生活，不要沾他的光。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牺牲了六位亲人。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也是对家人“亲者严、疏者宽”，没有搞什么“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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