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像做“太监”，一个是亲如一家
一个是按部就班，一个是随心所欲
一个是夫人当家，一个是拒见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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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像做“太监”，一个是亲如一家
翁元记得：“我们刚入伍当卫士的时候，上面发给我们一篇‘侍从人员训条’，里面有一段话，我到现在还没忘掉：‘古人教养子弟门人，先令其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再进而讲习养心修身，所谓礼义廉耻之道。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若不自重自治刻苦耐劳，敬事慎言，则下惟其本身无成，即为其师长者，亦必受其影响，甚至左右不良，以致身败名裂，比比皆然……’那句‘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看待侍卫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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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和身边卫士说：“我是为人民服务，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你们帮助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是分工不同。”。
1956年调整工资时，卫士田云玉只提了一级，没有涨两级，就到处痛哭流涕。毛泽东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考虑到田云玉家庭人口多，经济困难，毛想帮助他，说：“小田，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60块钱，行不行啊？”田答：“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你私人的钱？那样的话，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此事就作罢。在他们的观念中：主席和卫士都是公家人，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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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浙江寿昌人。1946年保卫蒋介石的警卫总队在浙江招兵，16岁的翁元考入了该总队。起初干些站岗等工作。50年代后期，调到“总统府”官邸做内勤管理、负责清理办公室、接待外宾等。因工作认真负责，被蒋介石记在心上。1966年7月的一天，蒋要手下打电话，命令翁立刻到他避暑官邸报到。翁到后被带进书房见蒋。蒋看了翁一眼，说：“好！好！那就开始工作吧！”说完，翁就立刻退了出来。就这样，翁正式加入“总统”贴身副官的行列。起初，担任蒋介石的副官，1975年老蒋去世后，继续当小蒋--蒋经国的副官，到1988年小蒋去世。
下令指名调副官，这是蒋介石唯一的一次。一般跟蒋介石的人都是几十年的老人，包括蒋夫人宋美龄的女佣人、副官，都是从宋还是小姐的时候就跟着了。而且要跟一辈子，因为安全是绝对重要的。这些老人最初是怎样进入蒋宋府里的，翁元没有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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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名调卫士时，有的还亲自做工作。李银桥，河北安平人，1938年11岁时参加八路军。1947年初，李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当卫士。转战陕北时，李的机智敏捷，被毛泽东看在眼里。通过组织要将李调到毛身边。李不愿意。毛亲自找李谈话，了解原因。李说：“从38年参军、我一直当勤务员，当卫士。我想到部队去。与我同年当兵的人有些已经是营、团级干部了。”毛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作我卫士组的组长。”“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李答应了。到期后，李愿意继续为毛服务。一直到1962年。
又如吴连登，江苏盐城人，1942年生。1960年进入中南海，为毛等中央领导服务。1964年在国庆十五周年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休息期间，把吴找到身边，说：“我今天跟你商量一点儿事，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没有人做，你看，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吴说：“好，但是我就怕主席的事我做不好。”毛说：“没关系，那你就过来吧。”吴就开始在毛家服务，到1976年毛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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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用卫士专招浙江人。早在西安事变前，蒋的便衣卫士，便全部是浙江人。后来也有5%左右的外省人，但绝大部分还是浙江人。这主要是基于蒋个人对浙江人一种“人不亲土亲”，和语言、习惯上彼此相近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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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卫士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地情况，警卫毛的第一中队的约一百名战士选自全国不同的专区，一个专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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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回忆：老先生（翁对蒋介石的称呼）自己召唤副官，通常是叫一声：“喂！”在大陆时期，他是以喊“卫兵”召来随从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战时期，老先生用拐杖，敲打一位“卫兵头”的往事。叫我们“喂”，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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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招呼卫士就叫名字，或叫小X。吴连登的“登”和电灯的“灯”是谐音，毛泽东有时开玩笑说他“是自己身边一盏不灭的灯”；喊他“咸城人”，因为吴连登的家乡是盐城，“盐是咸的嘛”！警卫曾文，广东人，个子比较小，周围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叫他“小广东”，毛泽东从来不叫他“小广东”，而是叫他名字，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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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蒋介石长孙蒋孝文有一句名言，‘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指蒋经国)顶多骂一下，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所谓虎毒不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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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连登等有些卫士的年龄比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李讷还小，但按毛立下的“家规”，她们还得叫卫士“叔叔”呢！毛泽东对子女说：“对工作人员要好，要尊重人家。工作人员付出劳动照顾我，我们好多事都不是自己作的，都是靠人家的劳动，所以要尊重人家。”这里还有一个辈分原因，毛把卫士看作是自己的“同事”、“同辈”。
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回忆：“1970 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问中国，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些芒果，毛主席不吃，我担心放久了要坏。便对张玉凤同志说：‘你向主席报告一下，是否把芒果给他在北京的孩子送去一些？’毛主席却说：‘不要给他们，给大师傅、你们和警卫战士吃吧。你们比我的儿女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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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开始做侍从副官时，没有人教我怎么做。我就认真地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老先生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最喜欢吃哪些东西？蒋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一项一项地记在心里，一点也不马虎。后来，我就成为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对蒋氏父子的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我在工作中也没有什么失误。我虽然受到官邸人事派系排挤，曾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老先生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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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说：“我对工作热情负责，不懂偷懒，也不去偷懒。有多年的勤务员、卫士工作经验。我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理解领导意图。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的习性很快便熟悉了。要茶、要饭、要书、要笔，甚至是见不见客，他只需递个眼色我就知道该怎么办。有时他刚想到我就替他办了，连眼色都不用递。这种默契配合使毛泽东很是欣赏，几次抚着我手背说：‘我们很合得来。你是善于发现规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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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回忆：“我们侍从副官，就是要照顾老先生的饮食起居。说得难听一点，就像皇宫里的太监一样。
我们伺候他洗澡、擦背、更衣时。老先生很在意我们是不是服装整齐，允许我们脱去中山装上衣，上身穿着衬衫不必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老先生夏天怕热，但他既不吹冷气、又不吹电扇。在官邸平常吃饭的时候，侍卫人员就要像古时候的婢女或者太监那样，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打扇子。每当夏季气温上升、酷暑难当的时节，他的身后一定有副官人员，专门为他打扇扬风祛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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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卫士的工作，李银桥说：“毛泽东吃饭时，是卫士端去饭菜，并陪在一旁静候他吃完；他办公时，卫士一般在门外值班，同时又不时地进去为毛泽东准备些烟、笔墨和倒茶之类的活儿；睡觉前，卫士要为毛泽东擦澡、按摩，起床后，得为毛泽东准备洗漱用具和水；外出活动与开会时，卫士更是寸步不离。”又说：“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卫士的便发现毛泽东虽然是主席，是领袖，但又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每个人所有的吃喝拉撒，他也完全一样。譬如，不愿在外人面前暴露一些个人生活习惯上的小隐私，不愿生人在他身上东摸西瞅的。他身上也有痒痒肉，有时我们在擦澡时，不小心碰到了他的痒痒肉，毛泽东不是极其敏感地阻止你的进一步行动，就是像孩子一般地嚷着：‘哎哟，别动了，别动了，哈、哈、哈……’地笑起来。”
每次睡前按摩，都是毛泽东和卫士拉家常的时候。大事小事随便聊，发牢骚骂娘也可以。毛常说：“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
卫士封耀松回忆：“一个冬天晚上，毛泽东在办公，但双脚不停地拍着地。开始我以为毛泽东是在活动血脉。随着拍地的次数不断地增多，我猛地想起了什么，忙去看温度计。糟了，才13℃！那时，中南海的暖气供应不好。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法子，赶紧找来两只热水袋，灌满热水后，走到桌前，蹲下身子，轻轻地将热水袋捂在主席的脚背上。那双脚不再拍打地面，安静了。我正要起身离开，忽然停住了。在我的头顶上，探出一张亲切的面孔，目光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望着我，望着我……忽然，那嘴角抽动两下，眼睛变湿润了，说：‘好，很好，谢谢，谢谢你。’”
毛泽东习惯晚间办公，卫士年轻，有时值班时就睡着了，只要没有事，毛就不叫醒他。天冷时，毛还把自己的大衣轻轻地盖在睡着了的卫士身上。保健医生王鹤滨也曾享受过被盖大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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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有个轿夫班。国民党在重庆时期，由于西南多山，地形复杂，就成立了官邸轿夫班，作为特殊的交通工具。撤退到台湾时，从大陆带来两顶轿子和轿夫。十余人的轿夫，被编到“总统府”清洁班，平时从事清洁杂役。到了蒋介石要出巡，而且需要乘轿子的时候，就把这些轿夫编组执行任务。从50年代到70年代，蒋宋夫妇在全台湾各个偏远山区游历时，如果当地没有通车的公路，他俩就乘着轿子，徜徉于山水之间。坐轿子舒服，抬轿子则是一件累人的差事。每次出巡，轿夫个个腰酸背痛、暗自叫苦。翁元说：“从这里也可以想见，蒋宋夫妇当年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实际上是轿夫们凭借着原始的人力，把两个老人抬到山水之滨的。”“诚然，老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种享受却明白地显示，他过着一种20世纪绝无仅有的奇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形态，只有在清代的紫禁城里才看得到的那样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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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共产党内有个规定，党员不准坐轿子、滑竿等工具去游山玩水，不能将自己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从没有听说过：毛泽东坐过轿子或滑竿游山玩水。1979年时年75岁的邓小平徒步登上黄山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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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记得有一回，蒋介石自己把他桌上的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临时要找却找不到，情急之下，就把我们副官人员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几分钟后，一个副官找着了这东西，他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刚刚拿了，年纪大了一时健忘，搞错了东西放的位置，让我们这些无辜的副官白白挨了一顿好骂。蒋介石明明知道是自己忘了放的地方，是自己的错，和我们副官无关，但是，他也不愿向我们说一声抱歉。他除了没有向任何人说抱歉的习惯之外，也绝对不会向他心中视为奴才的内务科人员讲一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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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时毫不客气地训斥身边的人。每当此情况发生，他一定有什么特别不遂意的心事。
卫士们说，毛泽东发脾气极大多数是为了睡觉的事。李银桥举了一个例子。一次，毛泽东刚写完一篇重要文稿，精神非常兴奋，两天没合眼。服了三份安眠药才入睡。值班卫士李连成看见有强烈的阳光穿过百叶窗射进来。这光过不了多长时间，将会照到毛泽东脸上。于是李小心翼翼地将窗放下，一失手百叶窗像散了架似的坠落下来，发出巨大的响声，将毛惊醒。毛泽东吃力地从床上坐起，张着那双因极度疲乏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李连成：“说，怎么回事？”“我关……关窗。”“关窗，早干什么去了？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出去！你给我外边站着去！”事后，毛泽东向李连成道歉说：“你有些小错，我是大错，我不该向你发脾气。”“不，主席……”李连成泣不成声，“是我不好，是我不该……”毛说：“莫哭了，莫哭了。是我委屈你了。我工作忙，脑子想的事也多，睡不好就烦躁，情绪不能控制。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毛泽东越这么说，李连成越哭得不能控制，最后竟号啕痛哭起来。李是被毛泽东的话所感动的，谁知毛误以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便一个劲地哄。在此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毛泽东竟三次向李连成表示道歉，弄得小李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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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回忆：“1973～1974年间一天，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他突然问我：‘翁元，你受过什么军事教育吗？’我说：‘我因为一直跟在您身边，所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或是正规的高等教育。’他接着问道：‘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我就从实地告诉他实情。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没有人可以和他聊天，所以，在心情烦闷无聊的情况下，才找我问话。当时也在一旁值班的医疗小组姜医官事后和我打趣：‘翁副官，你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先生问你这些话，表示你升官有望，老先生要提拔你了！’我只笑了一笑。后来什么事都没有。”翁元既没有升官，也没有上学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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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卫士们说：“你们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失去了学习机会。趁现在年龄还不大，应抓紧时间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啊！”“建设新中国，没有文化知识怎么搞建设啊？”
卫士田云玉刚在毛泽东处工作不久，毛就要送田到学校学习，但是田不愿意去。
毛泽东倡导在中南海机关专门为卫士和工作人员办了一个业余学校，并自己出钱买了课本、作业本和笔墨，70多人每人发一套。还以毛的名义请来了5位老师，开设了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自然等课程。文化低的同志在这学校里补习到初中程度。毛泽东还常常利用空隙时间检查卫士们的学习情况。1956年派李家骥等十来名身边工作人员去公安部办的文化学习班系统学习了一年多。后来还选派李连成等一些同志到大学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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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蒋介石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但翁没有提到过，蒋曾为副官等身边工作人员修改过什么文章。
翁元还回忆：“老先生有他严肃的一面，但他的严肃却不失其宽厚与细腻。”
例如，“一次宴会已经结束，他坐在位子上休息，我则在忙着收餐具。在我正不经意用手抓起高脚洋酒杯，准备集中收存的时候，老先生忽然说：‘翁副官，你这样拿酒杯是不对的，会失礼的。你看我拿酒杯的样子！’说完，他很优美地用手托起一只高脚酒杯。然后又说：‘你看，洋酒杯应该这样托着拿，不是手抓着它。抓着拿会在杯口留下指纹，很不礼貌。’ 一个贵为‘领袖’的老人，竟然亲自为副官示范如何正确取拿洋酒杯，他的平易近人、细腻守礼，直教我敬佩有加，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又如，“有一回应由我值班，我临时请了半天假去办一件私事，请同事代理。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昨天怎么没有来？以后应该要跟我请假呀！’
还有一次，有位护士骆小姐有事叫我，她叫了一声：‘翁元！请你过来一下！’老先生听了马上纠正她说：‘骆小姐！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应该叫他翁副官才是！’”
翁元对蒋介石的要并求不高，上面这些点点滴滴小事情，却使翁一辈子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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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骥回忆：“1950年访苏期间，一天晚上，毛主席躺在床上休息，我在他办公桌上练毛笔字。正在我聚精会神练字时，毛主席出现在我的身旁，我急忙想躲开。他说：‘别走，你写的不错，接着练。’我边写他边看，自然发现我的缺点了。他说‘来，我帮你练。’于是，他把着我的手，握着毛笔，写了几个大字。而后，他又对我讲起中国书法的历史、刚开始练毛笔字应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1953年，李家骥父亲病重，回家探亲。临行前，毛泽东要他“回家探亲别忘了搞调查研究。”并亲自给他拟定了调查提纲。李回来汇报后，还要他写调查报告。毛在这报告上修改了三十多处，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标点符号。毛泽东还加了“山西盂县情况调查”标题和“李家骥”落款。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写得很好，可在全班传阅，有些错字。”并署名毛泽东，写上年月日。
李家骥还说：“毛主席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李银桥等同志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专门指点过。”1955年毛对一中队警卫战士说，要求他们回家探亲时搞调查研究。回来后要向他报告家乡真实情况，提交调查报告。后来，毛泽东不仅仔细听了汇报，看了报告，还对报告中的错别字也作了修改。
卫士封耀松回忆毛主席带卫士学游泳的情景。毛主席站在池水中，让我们卫士环绕他四周。老人家兴致很高；下操一样大声喝令：“憋气！”我们卫士立刻都憋了气。有的鼓嘴，有的瞪眼。“听口令扎下头去，别害怕——下去！”毛主席一声令下，扑通，率先将头扎入水。扑通通，我们跟着将头扎入水。片刻，毛主席嗯隆一声冒出头，见我们跟着冒出头，便喊：“喘气！再下去！”可是，我呛水了。吭吭直咳，便想朝岸上爬。“浙江人不会游水，该打屁股。”毛主席并没有打我屁股，大手不轻不重打在我背上。我便咳得更欢，还夹带着笑。只听毛主席喊：“莫用鼻子，用嘴喘气。听命令。憋气！——下去！”扑通通，我们又随毛泽东将头扎入水中。工夫不大又嗯隆隆冒出水面……。就这么“扑通”、“嗯隆”一番，我们几个卫士竟都学会了游泳。
毛泽东游泳能躺在水面上，一中队干部陈长江努力学也没有学会。陈回忆：“1959年在庐山水库，毛主席见我想躺在水面上，可是身体还未放平，就失去了平衡，沉了下去，几次试验，几次都失败了。这时，毛主席游到我的身边说：‘长江，不要紧张，把身子放平了……，身体要放松，再放松些……随便一点，不要那么紧张嘛。’‘游泳也有个规律，摸到了这个规律就容易学会……’他边说，边为我做示范，纠正我的不正确的动作。我照着毛主席的指点，反复模仿，多次失败，败了再做，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但终于有一次，我突然觉着腿没有蹬，臂没有划，平躺在水面上，很是悠闲，而且没有任何要沉下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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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给老先生当副官，大不了也就是提升个内务科长干干，他绝不会因为副官对他无限忠诚和效命，而委以重任或为副官谋一个官位。始终如一地奉献忠诚，做到老做到死是蒋介石官邸内务科人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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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他的卫士不搞特殊照顾。如卫士长李银桥，1938年参加革命，在毛身边工作了15年， 1962年离开中南海，调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处长、国棉二厂副厂长。毛去世后，调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1988年，李在公安部老干局副局长的岗位上离休。
卫士李家骥1945年参加革命，1961年主动要求下放到大庆工作。离休时享受正处级待遇。
卫士兼理发员周福明在人民网上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7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我1995年退下来，评了一个处级干部，发财根本说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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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许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因为，蒋家的人有把我们当作他们家族的奴隶的心态。特别是大陆时期，老先生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潜意识里面有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心态作祟，他在不知不觉间会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王者。可是，败退到台湾，蒋家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君临天下’的锐气。然而，尽管退居海岛，老先生仍旧把自己视为统治区域内独一无二的领导者，或者是接近皇帝那样的无上地位。”
翁元的回忆录中附有近百张照片，就是没有一张蒋介石和翁元的单独合影，更不要说蒋和翁元全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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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卫士李家骥生了病，毛泽东派李银桥拿了水果代表他来看望，江青专门找大夫给小李看病。
卫士张仙朋回忆：“1961年12月的一天，我得了感冒，因为怕把病传染给毛泽东，没去上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主席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写着：小张，你好了些吗？过几天上班不迟，要好好静养。最后一句是，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因为那时候全国生活都很困难，我们生活也不好，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的伙房吃饭。”
封耀松说：“平日，毛主席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些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下面是权延赤写的《红墙内外》一书中描述的关于卫士封耀松谈恋爱的经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卫士们的亲密关系。虽然长了些，还是全部转引。
在中南海跳舞时，我认识了战友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谈了一段恋爱，吹了。这件事毛泽东全知道。曾多次关心询问。
“我的卫士不发愁，要有信心么。”毛主席轻轻拍打我的头。
我说：“不发愁么，也不是什么高兴事”。
毛泽东放低声音，像父亲开导儿子那样慢条斯理对我说：“老婆不是花瓶，不是为了摆着看。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那多好啊！家里和和睦睦，出去干工作也有劲。你说呢？”
我赦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笑了：“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我扑啼笑。毛泽东也笑，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收住笑，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要不然的话……”老人家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黯淡，叹了一声，“唉，是要背包袱的。”
我没有做声。听卫士长讲，毛泽东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到了合肥，在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我又认识了一位姑娘。看来我是到了该讨老婆的年龄了。跳舞时心里总发热，浑身细胞充血膨胀。精力多得用不完似的。我从前不像这么热情活泼，现在却被一致认为是“活跃分子”。很快我便同那位姑娘“谈”上了。她是安徽省话剧团的一位演员。
我们几名卫士间是无密可保的。小张、小田还有卫士长都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事情是我自己闹到了主席面前。
那天，我们和毛泽东一道吹牛聊天。这种时候是无话不说，没大没小的。既可以贫嘴，也可以动手动脚。
我首先发难：“主席，今天我要打瞌睡你可别怪，要怪怪小田。昨夜里他翻饼子，床板响一夜，吵得我没合眼。”
毛泽东感情丰富，有时候很容易相信人。见我一本正经，便认真起来问：“是不是娘老子又病了？”
这下子小田可通红了脸。上次在北戴河，他接到家里电报：“母病重速归”。当时主席身边人手少，不够用。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仍然命秘书从他稿费里支一笔钱，帮助小田回家探母。小田回到家里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干得正欢腾。一问，原来是想儿子拍了假电报。主席听到实情后，不但不批评，反而感慨万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亲，天理难容。”
田云玉急得两手乱划：“主席，他造谣，造谣……”
我一边笑一边说：“娘老子没病；是西子姑娘病了。那边相思。这边也睡不着。”
毛泽东随我们一道笑，冲小田说：“好事么，不爱不相思。”
田云王手指头快捅住我鼻子了，叫嚷着说：“我们谈两年了，热了凉，凉了热，至于吗？他才是发高烧呢。主席你还不知道？他来合肥又跳上了一个。”
“真的吗？”毛泽东望着我。
“没错”。田云玉抢着说，“这么搂着人家转，转晕了就甜言蜜语说悄悄话……”
我狼狈透了，周围是一片笑声。
张仙鹏说：“主席，我作证。小封跳舞跳上个对象，满不错的。”
我拔腿就逃，却被主席下令，让小田把我抓住拖回来。毛泽东问：“怎么个情况啊？别搞封锁。她叫什么？”
我有些忸怩。张仙鹏便说出那姑娘姓名，并介绍说：“跟咱们跳舞的那个话剧团演员。”
毛泽东根据张仙鹏的描述回忆一番，望住我说：“小封，你是不是速胜论呀？”
我摇晃着身子不做声，那姑娘的舞姿总是在眼前晃。
“这个人好不好呀？她的情况你全了解吗？”毛泽东把身体仰靠到沙发上，接着说：“不要一时头脑发热，要多了解了解。”
隔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主席。谈过几句话。毛泽东突然指指我说：“我们小封跳舞，认识你们这里活剧团一个演员小X，这个人怎么样啊？”
曾希圣夫妇互相询问，摇摇头：“不了解。”
毛泽东说：“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
曾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
毛泽东说：“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上的，帮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妇说：“行。这事就交我们好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情况了解来了。对主席说：“哎呀，不大适合。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着我，“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我虽然不语，却遗憾地低下头。
曾希圣夫妇又说：“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毛泽东又望着我问：“怎么样？小封。给你个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我真难为情，可还是摇了摇头。
毛泽东笑了，安慰一句：“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他对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刚走，毛泽东便捅了我一指头：“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然而，有毛泽东帮忙，我便不曾打持久战。
上庐山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主席。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你那边老表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不容我张嘴，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喊起来：“好啊，江西老表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略一思索，说：“你们一八七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李银桥跟着说：“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我和郑义修同志谈上了。庐山会议开得紧张激烈，我们俩谈得轻松愉快。下山时，彼此已经有些恋恋不舍。
以后，每逢我陪主席散步聊天，主席总要问问：“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呀？”
“来了。”我把信递给主席，请他看。回信也要请他看，请他修改。毛泽东每次都要认真帮我改错别字，一边改一边说：“要加强学习。写了错别字人家是要看不起的。改过的错字你要记住，下次不能再写错。”
终于。有那么一封信毛泽东看过以后，笑了。说：“小郑发信号了。你该朝前迈一步了，升升温。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姑娘总是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么。”
于是，以后写信我便加上了“亲爱的”。毛泽东再问我小郑来信没有时，我的脸红了，不自然地掏出信。毛泽东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划一个弧：“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我和郑义修结婚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去看毛泽东。他满面笑容，让我们坐他对面。毛主席望住我爱人问：“小郑，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岁。”
“比小封小三岁。爸爸妈妈干什么？”
“退休了。我们兄弟姐妹都能照料他们。”
“那好么，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能孝敬的人还肯为别人服务吗？当然不会。”
我悄悄捅小郑，她便起身走近毛泽东，剥一块水果糖：“毛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说：“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多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随后，他和我们合了一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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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少数内务科人员，打着‘总统府’官邸的招牌，在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搞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些包赚不赔的营利事业。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私利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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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林克回忆：“在1962年春，毛泽东发现身边有老鼠，就要他的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在整风中，揭发出个别人在随毛泽东到外地视察工作期间，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而该同志又不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当毛泽东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便果断决定将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这位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毛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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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按部就班，一个是随心所欲
翁元回忆：“蒋介石的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数十年不变。他早上五点多就起床、更衣、梳洗，喝水。老先生不愧是个军人，他做任何事情，乃至早晨起床盥洗，都是那样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从他打开洗手间电灯，到他完成洗脸的动作，我们都训练到可以算出他这一连串动作，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在阳台上做柔软体操、唱圣诗，约莫20分钟。再回书房静坐祈祷。静坐时，口中还念着祈祷文。静坐时间大约40分钟，从来没看见他计时，可是，他静坐的时间似乎永远不会有误差，有时候一分钟都不差，确实让人不可思议。
做完静坐和祷告，便在自己书房写日记和看报。老先生是一个习惯日间活动的人，不习惯熬夜，所以，他通常是利用一天当中精神最好的早晨写日记。
把日记写好了，开始看报纸。如果他有兴趣的新闻，会特别交代秘书，等到吃早饭的时候，再念给他听。
早上9点钟左右，便进食早餐。然后动身到“总统府”上班。
蒋介石下班的时间不太一定，有时候一件公文比较费脑筋，或是有什么事，需要即刻处理，下午1点多下班的情况也有。
中午下了班，他便直接回官邸吃午饭。他是绝对不到外边吃饭的。
中饭后，通常他有睡午觉的习惯。午觉醒来，老先生习惯出去散散步，然后回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结束后，就开始办公。他所谓的办公，无非是看看报纸、剪贴一下他觉得不错的报道，顶多再处理几件比较紧要的公文。如果有重要的外宾，他也趁下午这段时间在官邸接见。
等所有的公务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们为他和老夫人预备了茶点。
到傍晚4点多钟，假如老夫人也有兴趣，他们就到台北近郊的一些地方兜兜风，再回来吃晚饭。如果他们不外出兜风的话，老先生就在官邸室内或者花园里面散步。
宋美龄喜爱看电影，可以为了看一部片子，废寝忘食，可是蒋先生不受好片子的诱惑，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他一定叫暂停，在他看的某个段落做下记号，改天再看。
晚上上床之前，照惯例蒋先生是先做静坐40分钟，再散步片刻，然后才回房入睡。
人年纪大了，睡不踏实，常常会半夜失眠，所以，我们会在他的床头柜内放一两粒镇定剂和安眠药，因为有医生交代，而且剂量轻，不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老先生非常节制，非必要不会服用，对医生的建言是绝对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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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具体作息时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说法不一样。
徐涛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经过仔细观察，他认为：“毛泽东的睡眠，可以找出两条规律：一条规律隐藏在他自身，就是脑子疲劳到极点，便用手指在头顶上画着圈喃喃‘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吩咐卫士：‘我睡觉吧。’还有一条规律是他的睡眠可以概括为‘每天多赚四小时’，或者说，毛泽东的一天有二十八个小时。比如。今天早七点入睡，中午十二点起床，那么明天就可能中午十一二点入睡，下午三四点钟起床。后天又会拖至下午三四点钟睡觉。晚上九十点钟起床。就这么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天’。比大自然的一天多四个小时左右。然而，还不能遇大事。遇大事他就没明没夜论不了‘天”了。说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间办公，其实不准确。只能说这种时候不少。许多中央领导找毛泽东汇报工作，总要先问‘主席现在是睡觉还是工作？’无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碰上毛泽东睡觉的时候。这就对不起了，只能回去等候，过段时间再来。当然，大事除外。大事可以叫醒他。
毛泽东吃安眠药相当厉害，几乎天天吃。睡眠是毛泽东的一等大事，安眠药如何使用便成了我全部工作期间的一大问题。既要让他睡觉，又得让他少吃，避免上瘾。这个工作太困难了，我一个人担不起责任，常常由卫生部帮助研究安排；须不停变换安眠品种，又须研究决定用药量。
毛泽东的安眠药每天由我放在他床头柜上。他总想多要多吃，我不叫他多吃。他很倔犟。简单拒绝不行，必须讲明道理。道理讲透了他才听，才不坚持己见。但是，药量也不能太小，必须保证他能入睡，能使他在高度持久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得到休息和恢复。”
卫士李家骥说：“在外出视察时，他才尽量把自己的起居时间与周围工作人员同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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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的饮食，翁元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蒋家家族当中，老先生是最重视吃食的一位。他吃的食品，非常精致但很简单。
蒋介石吃早餐，依惯例，是先吃一片木瓜，再开始吃早点。早餐通常是吃一些点心之类的食品，诸如汤包、包子、馒头，有上海式的餐点及西式餐点，也有北方式的口味。
为了让老先生吃得舒服称心，大师傅几乎天天得变换花样。可是不管饭菜再怎么改变，老先生有几样家乡菜是每天都要吃的，那就是腌笋和芝麻酱，他的吃法是拿腌笋沾着芝麻酱吃。
老先生非常喜爱喝鸡汤。厨师每天都会准备好一只老母鸡，煨锅浓鸡汤，成为官邸饮食的基本特色。吃正餐时一定会准备一碗鸡汤。不管是中餐、晚餐，桌上大概是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每道菜虽然称不上是宫廷美食，但是也兼顾了风味和营养。
大体而言，蒋介石不是一个喜爱大吃大喝的人，而是喜欢精致的江浙小菜，例如水煮笋头、酱菜、小黄瓜等，芝麻酱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调味品。
士林官邸的正餐，是以中式和西式餐饮交互替换，中餐是吃中式餐点，晚上八成就是西式餐饮。
老先生是一个看重饮食口味的人，但是，他绝不挑食，只要是端上桌子的菜他都会吃上一点，对西餐的兴趣始终不高。所以，当官邸晚上吃西餐时，老先生有时宁愿吃他的家乡味，比如腌笋、酱菜，沾着芝麻酱，吃一点稀饭。稀饭是士林官邸每天都有的食物，是用鸡肉熬成的，可说鲜美无比，或是白米稀饭。
老先生习惯饭后吃点水果。他比较喜欢吃木瓜、香蕉、西瓜、美国大梨等时鲜水果，不喜欢吃苹果。
从他吃水果也可以观察到他的俭省个性，像他吃香蕉的时候，中午若是只吃其中的一小段的话，他会把没吃完的部分，留在盘子里，这小段香蕉没有人敢碰，如果有人不知情，把这一小段丢掉或吃掉的话，等他晚上问起时，难保要挨一顿责骂。
老先生平日喜欢喝水，到任何地方，隔个十几二十分钟，他就想喝水，然而他对水的温度又很考究，过热和过凉的都不喝。我们副官很清楚他的脾气，大概每隔20分钟，就会为他换一次开水，只有在汽车行进间，他才不喝水。
有时候天热，他心血来潮就想喝可口可乐。他喝可乐从来不喝冰的，他最喜欢的是可乐刚开罐时，气泡猛冒的情景，老先生就是喜欢喝可乐初开罐时冒的那些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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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说：
“毛泽东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他喜欢吃肥肉和青菜。他那个吃饭不讲究。有时一碗面条，有时一茶缸麦片粥，有时一大碗红烧肉，有时又只吃一盘青菜，而且想起来就多吃一顿，想不起来就少吃一顿，甚至干脆不吃。就那么随心所欲，听其自然。
但是，我还是想用学得的知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的吃饭水平。我下厨房和炊事员研究食谱，每顿饭根据营养定出四菜一汤。我还给炊事员讲营养学，讲食品卫生。可惜，我的苦心收效不大。你定了四菜一汤的食谱，他到时候叫卫士煮了一茶缸麦片粥便算作一餐，那食谱便只好留待下一顿。你这里注意卫生，他那里吃饭掉了米粒菜叶，总是拾起来便往嘴里送，从不许桌上碗里有一颗米粒。
完全如他老人家所说——农民的生活习惯。”
从1962年周福明正式值班到1976年5目主席病重，按周福明每天为主席开两顿饭计算，15年累积下来，为主席开饭的次数达10800次之多。所以说周福明对主席吃的饭菜，了如指掌。他说：
“主席一天就吃两顿饭，吃饭的时间也不固定，从来没有到点吃饭这一说法，因此很难找出时间规律。如果非要找的话，只能这样讲，两顿饭时间相距10个小时左右。
毛主席工作或看起书来非常专注，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来形容恰如其分。每顿饭前，我当班的时候总是提醒主席是否该吃饭了，由主席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往往是主席答应了，我再去通知厨师，等我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来时，主席又忙于手头上另一件事。我知道，主席手头上的事办不完是绝不吃饭的，这时你叫他也是徒劳。我只好把端上来的饭菜再拿到厨房重新热。有时来回地热上两三遍，主席才吃上这顿饭。
主席吃得最多的要数蔬菜，每天都能吃上三个素菜。主席自己吃饭时的大菜是一荤一素，睡觉前这顿饭，由卫士陪着吃，厨师就要打出两个人的量，从一荤一素做成两荤两素，这样一天就能吃上三个素菜，常吃的蔬菜有马齿苋、木耳菜、冬汗菜、苋菜、空心菜、龙须菜、紫菜苔、水萝卜、小油菜、蒜苔和苦瓜等等，种类很多。
主席每顿饭的小菜里，其中必有一个是主席最喜欢的湖南特产腊鱼或腊肉。另一个小菜就不怎么固定了，像众所周知的主席爱吃辣椒。
主席每顿饭必不可少的不是辣椒，而是一小碗蒜泥。用剥好的一头蒜砸成蒜泥，再用盐、味精、香油一拌，就可以吃了。主席的这一生活习惯对他的身体很有益处，蒜本身就有杀菌作用。
主食里，主席喜欢吃粗粮，如玉米、红薯，每顿饭里总得有一样，面食吃得很少。主席吃的米都是糙米。只去掉稻谷的一层外壳。
主席吃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油性特别大。猪油要比植物油比例大。第二个特点就是喜爱清淡，基本不放酱油，口味也不重。炒素菜，要保持原色原味，做鱼清蒸的多，红烧鱼吃得很少。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吃带骨头、带刺的鸡和鱼。像武昌鱼刺特别细，而且还很多，可主席不怕，吃起来也不觉得麻烦。鸡肉也是如此，不带骨头的鸡肉，主席吃起来就感觉不那么香。”
周还说：“毛泽东从不追求山珍海味。毛没有吃水果和零食的习惯。也不爱喝酒。”
封耀松回忆：毛泽东喜欢喝龙井茶，一天至少换两次新茶。茶冲得差不多了。手指就伸进杯子，把最后一点残茶叶送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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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介石的衣着，翁元只说：“晚年蒋介石只有在检阅军队或参加重大军政活动时才着戎装，以显示其统帅的威严。”但对宋美龄的旗袍讲得较多。他说：
“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无人出其右者。
宋美龄的旗袍件数多，和有一个勤奋的裁缝师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这位裁缝师傅叫张瑞香，是一位男性的裁缝师。手工细巧、忠心耿耿。在大陆时期，张瑞香就跟着宋美龄。几次宋美龄到美国去，都还带着这位御用裁缝。
张瑞香除了过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一年有364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们为了投老夫人所好，送的东西多半有衣料。送的这些绫罗绸缎，就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做好以后，张瑞香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老夫人面前邀功。也不知道是宋美龄不喜欢穿新衣服，还是她只喜爱用纯欣赏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大凡张瑞香拿给她看的旗袍，她只是大略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橱里妥为保管，然后便再也没见她穿过，因而，宋美龄的旗袍大概穿来穿去，总是那几套，不会有太多的更换。
大小官员衣料送得愈多，张瑞香的旗袍便做得愈多，宋美龄的超大型衣柜，便成为世界最大的旗袍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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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明介绍毛泽东的衣着穿戴：
“主席的衣着穿戴与普通人一样，没有多少区别。他的衣服随季节的变化而穿戴不同，薄厚不一。他的衣服种类算是比较齐全的，衣服的数量也不少。
毛主席穿衣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穿中山装，从来没有穿过西服，在他留下的遗物里，也没有发现过西服。
他还讲究不穿短袖的衣服，包括短裤。他一年四季、严冬盛夏都是长衣、长裤，就连袜子也是长筒式的。
无论是春夏秋冬穿什么样的衣服，主席在家的时候从不套罩衣，只穿睡衣，除非参加活动非换中山装不可，像一些短时间、短距离的外出，主席也是这样。
穿着睡衣在家办公、看书既舒服又随便。所以说主席睡衣的种类也是因季节而异。冬天是带绒的，里面有衬，外面是一层方格的或者是条绒布做成的。春秋穿的睡衣也是夹的，睡衣外层的面料为木薯棉。到了夏天，穿的睡衣面料要尽可能地选择簿的，主席夏天穿的睡衣就选择了纺绸的面料和一种叫东方呢的，东方呢叫呢实际不是呢，是人造棉之类的东西，做出的睡衣很薄很轻，主席穿在身上也感觉特别凉快。
毛主席一生节俭。一床在战争年代盖过的军用毛毯，解放后他外出视察的时仍然经常用它；主席盖过的两条毛巾被全都是补丁摞补丁的，有一条补了56块，另一条补了73块。”
毛泽东不讲究穿着。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回忆：“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要穿军装上天安门。1949年进北京后，毛主席没有穿过军装。现做又来不及。警卫中队一名战士，身材和主席差不多，新近特为他定做了一套。我赶紧把这名战士的新军装拿来。毛主席穿上一试，除前胸略显得紧一些外，其余基本可以。对这套衣服毛主席表示满意。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是穿着别人的衣服上天安门，检阅百万游行队伍的。”
李银桥讲了有关穿着方面的趣事。
一个夏天的一天。越南胡志明来访。
因为天热，路上大概又走得急，只见胡志明的汗衫湿了一大块。
当时中南海还没有什么空调，毛泽东的办公室也就是一台台式电扇。
“来，擦一擦，好好擦一擦。”毛泽东像普通人的家里来了一位尊贵而又亲热的客人一般，忙碌个不停，亲自把毛巾递给胡志明主席，并且弓着腰，为正在洗脸的越南朋友扇扇子。
“哎哟，毛主席，这可使不得。”胡志明发现后，忙争着接扇子。
毛泽东把手中的扇子往后一扬：“你是我请来的亲戚，怎么能让你自己动手呢！洗，痛痛快快洗一洗，我们俩还要好好聊呢！”
胡志明主席更乐得合不拢嘴：“好，听毛主席的。”
北京的大伏天，热起来也是让人难熬。尽管屋里有台电扇，但依然抵不住酷暑的炎热。
坐在沙发上的胡志明主席不但没有得到消热，反而时不时地不停地用毛巾擦着额头和脖子上渗出的汗滴，那件薄薄的汗衫已经湿得前后贴住了。正当我为此着急得不知如何办时，一件从未有过的事发生了，毛泽东把手中的扇子一放，从沙发上坐起来。
“太热，你干脆把湿汗衫脱了！”他对胡志明主席说。
胡志明主席一听，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没关系么，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脱，脱吧！”毛泽东不由分说地伸手就帮胡志明主席脱了起来。
“哈哈哈……毛主席，这个样在你面前太那个了。”胡志明主席的里头没穿任何衣服，这汗衫一脱，上身便赤光光的。他见自己这个样，摸着长长的白须，不好意思地大笑起来。
像帮胡志明主席脱汗衫、赤膊说话，在宾主之间还是第一次，也只有胡志明主席一个人能受到“特殊待遇”。通常，不管接见职位多高，还是普通人士，毛泽东总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衣着仪表和言谈举止的，所以，当他穿着拖鞋，打着扇子，与赤膊的另一个国家主席谈话时，我和其他工作人员自然感到十分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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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阳明山、桃园角板山、南投日月潭和高雄西子湾等地，都建筑了蒋宋夫妇的‘行宫’。他俩在台北住腻了，就到这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度假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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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长沙、韶山等地都有为毛泽东专修的“招待所”。
警卫局长张耀祠介绍韶山滴水洞的情况：
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他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毛主席讲修几间茅房，两年后变成了几间别墅。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主席的下榻处。1号楼背着毛家的祖坟地，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房内的会议厅，还有两套住房。一套是主席住的，另一套是江青住的。但江青从未来这里住过。两套住房包括办公室、卧室、卫生间。从1号楼通过回廊到2号楼。2号楼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3号楼有数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1号楼和2号楼约有六百米左右，是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
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修成后，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由此，本来就很神秘的滴水洞，越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1966年，毛主席到滴水洞，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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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讲蒋介石的出巡：
“从蒋宋夫妇出巡时，侍卫人员和官邸内务科工作人员，忙得人仰马翻的情况，可以想见蒋‘总统’出游，其实和清朝乾隆爷下江南的盛况相去不远，而安全保障和各种生活起居杂务更是繁复。
蒋宋夫妇若同时出巡的话，他们的车队规模称得上是十分浩大的。在60年代，老先生夫妇的座车，已经换成各种型号的美国豪华凯迪拉克大型座车，从安全保障的角度，老先生的车队，可说完全是一支密不透风的钢铁队伍。
‘总统’车队，基本上第一辆是先导车，是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的豪华轿车。第二辆车是‘总统’和夫人的座车，是七人座的凯迪拉克，前座右侧坐着侍卫官，负责帮老先生夫妇开车门。第三部车是所谓的“随一车”，就是第一辆随行的工作人员座车，里面坐着夫人的侍卫官，还有‘总统’的副侍卫长或者是内卫组主任，当车队指挥官。他的后座，右侧坐着‘总统’的侍卫长，中间的位子，坐‘总统’的随从副官，左边是侍从医官；‘随一车’基本上是为了预防‘总统’座车损坏抛锚时，可以立刻替换‘总统’座车而准备的备用车。第四部车是所谓的‘随二车’，也是凯迪拉克七人座车。坐在车头右侧的，是内卫组组长。第五部车供武官和秘书及一些不担任警卫工作的人员乘坐。总计跟随老先生的核心侍卫人员，除了侍卫长和副侍卫长以外，至少还有六位以上侍卫人员随行。如果再加上外围的军警，少说也出动了100人以上的警卫人力；如果再加上临时动员的各个情报单位的人力，出动的人数更是难以估算。
早在老先生夫妇从士林或是阳明山官邸出发前24小时，官邸内务科的先遣人员已经先搭公务车辆，到达目的地，打理好诸如用膳、衣着、住处杂务、娱乐消遣及一切想到的任何问题。
假如要到南部去度假，因为路途比较遥远，就会改搭专机。‘总统’专机原则上只由侍卫长和侍卫人员及少数一些随从人员跟上去。内务科的一些人员，算是先遣人员，搭乘先遣飞机，先到达目的地，把一切必须处理好的事情先做好，然后在原地等候老先生及夫人的大驾光临。老先生乘坐的豪华座车，也必须提早用火车运送到目的地，供老先生夫妇到达以后使用。当然，像前面讲过的轿子，若是地形比较陡峭而且没有公路可以到达的地方，只好准备轿子，让老先生去寻幽揽胜。至于，维护安全的官邸警安组人员，则是先到目的地的警察局，成立所谓的‘联合勤务指挥所’，以官邸的警安组组长为指挥官，指挥当地的军宪警人员，统筹执行保护老先生安全的一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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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毛泽东外出视察不坐飞机，要乘火车。毛泽东等五大书记都有专列。
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外出时，我们按他的指示行动，他说走就走，说停车就停车。每当停车时，或请当地领导上车汇报工作，或下去走走，都是毛泽东下令。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到哪里去，见什么人，事先都由我去通知，做安排。必要时我还要去打前站。毛泽东不喜欢迎来送往那一套，他出行前一般不说去什么地方。即使说，也不让我告诉对方是哪位中央领导来。”
1966年6月18日，张耀祠跟随毛泽东从长沙到韶山。毛坐在一辆吉姆车上，直奔滴水洞。一前一后均有轿车。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张坐在前卫车上，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那上面坐的是随行的8341部队警卫人员。
安全保卫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由当地的警卫部队负责，内卫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后期的卫士周福明为主席外出准备物品：
由于年龄关系，主席外出所带的物品逐年地增多。
60 年代初，外出时周福明总是为毛主席准备这样一些物品：一个大帆布包，里面装着主席床上用的物品，三个枕头、毛巾被、两个褥子；一个食品箱，有茶叶、饼干、糖；一个专放衣物的箱子；一个办公用具箱，装有主席的毛笔、墨盒、墨汁、砚台、铅笔等；办公用纸还有一个箱子，各种类型的纸，备用的笔、信封，为了不和食品串味，主席抽的烟也放在这个箱子里；最后就是七八箱书了。主席到哪，书是必带的，七八箱书算是最少的，有时外出时间长了，除了向地方上借阅外，就要与在家的工作人员联系，随时增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席希望每次外出在外地办公、休息要和在家里一样。毛主席不想因个人的生活习惯而打扰地方的同志，所以他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来解决。从此以后，主席外出巡视带的物品逐渐增加，越来越多，行李件数从十几件到二十几件，最后达到三十几件。像床上铺的6条褥子时外出都要带上，还有主席办公、看书时用的台灯、落地灯，以至到了晚年不可缺少的氧气瓶。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谈到江的一次出行：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天气火热。江青对我说，她想到比较凉快的八达岭去住上几天，要我做准备。我劝她最好不要去那里。根据以往的做法，她要去的话，参观景点就不对游客开放了，这样社会影响不好，也影响景点的收入。
江青听我这样说，立刻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叫我去吧？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你是不是认为我去了，他们就不对群众开放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我告诉你，我的精神和身体比他们的经济收入更重要，党需要我有好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身体，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损害，就是党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况且， 我去了以后，我江某去的消息一传开，会给他们带去更大的利益，这叫做无形资产，你懂吗？你快去办，越快越好，我今天晚上就去，明天一早儿在八达岭上看日出、照相。”
我问：“江青同志，从这里到八达岭有六七十公里，路比较远，又不好走，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呢？”
她说：“那好办，调一列专列，在火车上载上我的汽车，把我骑的马和我用的被褥、马桶等物也都带上。我坐火车去，下了火车可以坐汽车，也可以骑马嘛。这叫做‘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到晚上10时左右，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凌晨两点多钟，江青动身到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奔向八达岭。因为是夜间行车，又是上坡路，火车司机出于安全考虑，车开得很慢，好像老牛爬山，到达八达岭已是早晨5点钟了。火车停稳以后，我们把江青的汽车开下火车，马匹也从火车上赶下来。
江青由两位警卫战士扶着骑上了一匹高头大马，一位警卫战士牵着缰绳，另有3位骑士在其周围保驾，江青显得神气十足。几辆轿车紧跟其后，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地来到长城脚下。
杨又说：
“1971年2月，江青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
江青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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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
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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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14个旅，向延安发动猛攻。50多架飞机整天轮番轰炸。警卫人员几次请毛泽东转移。他不走，总是那句话：“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一颗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院子里。爆炸声中山摇地动。毛泽东当时一手端茶杯，一手抓笔在地图上画。爆炸的烟雾使窑内一片昏暗。烟尘散去，毛泽东左手仍然端着茶杯，地上没有一滴茶水洒出。笔仍在地图上画。那条调兵行进路线没打一点折扣！当时，受爆炸惊吓之后的工作人员们见此情景，不由得又吃一惊，被毛泽东的安详惊得目瞪口呆。”
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对自己的安全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担心，他对警卫战士的忠诚和能力，也是完全相信的。但在1971年‘九·一三’前后，他问我：‘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我回答说：‘带了。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一百二百，能对付得了。’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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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习惯。
1966～1967年间的一天，他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当车队到达卫戍师某部队的驻扎地点时，他要座车靠边停下来，走到那个营区。这时，门口的卫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许人也，见他一个劲地往营区闯，连忙举起枪来，高声喝斥：“你是谁？！”并且作势瞄准。我们立刻蜂拥而上，侍卫长这时亮出身分，大声骂道：“见到‘总统’还不敬礼，这样成何体统？”“总统”这时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侍卫长：“卫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责备他。”
“总统”视察部队通常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到部队的营房、厨房、厕所去看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觉得如果一个部队连这些最起码的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话，部队的军纪、素质根本不用谈了。
记得有一次，他忽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他发怒说：“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刻停车，叫住那个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号。然后通知所属部队的部队长，要部队长深刻检讨，并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还有一回， “总统”到部队视察，看见部队还是在睡稻草铺的床铺，营房也是茅草屋，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找来军团司令，问怎么现在有的部队还在睡茅草房？回答是因为经费不够。后来，老先生亲自下令，要“国防部”编列预算，把台军营房全部改建为钢筋水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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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讲述了毛泽东接近群众的故事。
1953年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五，毛泽东拾级登上了武汉的龟山蛇山。虽然戴了口罩，还是被几个小学生认出来了。小学生一下咋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霎时，这喜讯犹如长了翅膀，传遍黄鹤楼四周，传遍江城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黄鹤楼涌来。把我们围住了……。
我们全体护卫毛泽东的人，一边喊着一边一步步地向江边挪动。人实在是太多了，任凭我们使多大劲，也动弹不了几步路。眼看我们全要垮了，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急眼了，铁青着脸朝群众大声喊了起来：“不要再挤了，不要再挤了！”“我们要为毛主席的安全考虑！”“大家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让毛主席走好不好？”
不知怎的，你挤我拥的群众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竟然自觉地从针插不进的人海之中闪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就这样从从容容，毫没受什么挤压地离开了黄鹤楼，走到江边，上到船上！
1958年8月13日这一天，当时，毛泽东上午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后，正逢午饭时，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而不是到由天津市委安排好的地方去吃饭。
谁都倔不过他，于是只好就近选了一家饭馆。那便是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么，天津市公安局对饭馆做了布置，到处都是便衣哨兵，一般是不会有外人进得来的。偏偏吃饭时，毛泽东大概感到憋得慌，便凑近窗口朝街头上瞅了一眼。事情就这么巧，偏偏这几秒钟的时间，恰巧被饭馆对面楼上的一位正在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
“毛主席？！啊，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那妇女先是惊喜，继而便放开嗓子高呼起来。这一呼不要紧，正阳春饭馆四周的人全都惊动了。听说毛泽东就在饭馆里，那兴奋劲就甭提了。
不一会儿，大街上，小巷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边喊口号边朝饭馆拥来。虽然他们没有亲眼看到毛泽东，但那种带着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热爱之心，使得他们像潮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刹那间，正阳春饭馆四周被挤得水泄不通，沸腾的人群，高呼着口号，恨不得把饭馆都给掀翻了。
…………
从中午一点左右一直到下午六点多，我们整整被围困了六个多小时。后来，天津警备区派一个排的兵力，硬是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挤到正阳春饭馆门口。一群慓悍精壮的战士连同我们几个卫士好不容易地将毛泽东连拉带扶地硬塞进了汽车。上了车，却依然寸步难行。战士们就分成前面开道，后面推车的两股力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冲出了重重的“包围圈”。
事后，一位天津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收拾现场时，光捡到的鞋帽、钢笔和手表就达七筐半！
毛泽东说：“下不来的黄鹤楼，出不去的正阳春啊！”
为了确保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了加强对他安全保卫的几条新措施。
李银桥又说：
“1959年，毛泽东视察各地。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毛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了解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
我赶忙通知随行其他领导和列车长，同时又赶忙用专线电话通知所在地方，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到他们那儿去，要吃碗红烧肉。
‘什么，要吃红烧肉？'对方觉得毛泽东应该是到他那儿作指示，巡视的，怎么只说吃红烧肉，于是很惊异地反问。
‘对，就照这个意思办！'我干脆答道。
于是，当毛泽东下到专列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家早已把院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炕头铺上也换了样的农舍主人，在省、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他家做客，然后又忙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泽东吃。
毛泽东对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气地说了两声谢谢，但他没有马上端起那桌上的红烧肉，而是把老乡拉到身边，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
还用问，老乡早已把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几回红烧肉。'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毫无半点破绽。虽然毛泽东起初的目光里带有几分怀疑，但尽管他明察秋毫，却始终找不到能让他怀疑的证据。
红烧肉吃到了，但我却不见毛泽东以往那吃完红烧肉后的兴奋情绪。
回到专列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里心潮起伏，汹涌澎湃。毛泽东分明硬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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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蒋先生身体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几次感冒的几率，然而，在1969年7月发生车祸，他的心脏遭受到致命创伤，身体开始衰退。
蒋“总统”突然在1972年7月22日的下午昏迷了。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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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江说：
毛主席的身体素质本来是很好的。但自“九·一三”事件以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毛主席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他的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林彪会背叛他的事业，更没有想到竟然那么狠毒，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梁、飞机轰炸、手枪打、平射炮轰、火焰喷射器烧等极端手段杀害他，致他于死地。林彪之所以能执掌军政大权，在“文革”中一跃而进到副统帅地位，成为绝无仅有的写在党章上的、宪法上的接班人，而且是在许多同志不赞成的情况下，做到这一切，没有毛主席力排众议，竭力扶持，是根本不可能的。毛主席对林彪可说是仁至义尽，得到的却是恩将仇报……这样寒心的结局，又能怨谁呢？
林彪出逃之后那几天，毛主席一连几天没有合过眼，除了讲出那句著名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之外，再也没有讲出什么话来。
一连串的挫折，太多太多的刺激，对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从那之后的几个月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也不想见任何人。是啊，如果同志、战友、朋友、部下问起来，作为主席的毛泽东能怎么说？他有口难言，闷闷不乐，非常忧苦，他有话不好对人讲，硬是憋在心里，颇有些闭门思过的样子。从此，他的身体垮了。当然这是我的想法与看法，在我的周围，我所接触到的上级和下级，对这个问题都缄口不语。是啊，我们之中，又有谁愿意在他的伤疤上撤盐呢，往火上浇油呢？谁也不想惹他再生气。
1972年毛泽东发生过两次休克，但很快就抢救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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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
曾经不只一次有外国医学专家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像你们这样，为了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像帝王般的医疗照顾。
或许，美国人这些话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含意在里面，可是，如果从正面去设想这句话，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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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根据毛泽东休克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成立了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人组成的毛主席医疗领导小组。
陈长江、张玉凤、孟锦云回忆：1975年8月，给毛主席的白内障动手术。在这之前，为了给主席做这个手术取得经验，眼科专家唐由之大夫，给四个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做了这样的手术，都相当成功。
医生们把主席的宽敞书房兼客厅的那个角落隔出一小间，经过严格的消毒，摆上必要的医疗器械。这次手术，就是唐由之大夫来做的，是用针拨的方法。主席让张玉凤放一段昆曲演员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手术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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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每次医官来为老先生上药，我在一旁观看和协助，发现老先生不但不叫疼，连哼都不哼一声，从这里可以知道老先生的忍耐精神，尤其是他和医生间的配合，更是合作无间，一点都不打折扣。所以，在官邸医官的眼光，老先生是最标准的病人，叫他吃药就吃药，要他打针就打针，绝对不会对医生的诊治方式有所怨言，或者有不合作的情况。
1971年春天，老先生有一次发现小便中竟然有血，医生很清楚这是蒋前列腺手术的后遗症。每年春天，都会好一阵子出现小便出血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只要出一次血，老先生就会紧张个半死，显得十分沮丧失志，连散步也都没有什么精神，也很少再看到有一丝笑容。
有一天，我当班站在他的后面服侍他小便，忽然见他脸色大变，我知道八成又是尿血了，就赶忙拿一只尿瓶给他，他两手颤颤巍巍地接着血尿，接完后，脸色如土地急声命令我：“快！快！你把这瓶血尿拿给医官检查看看，到底里面有几个红血球？”老先生既然气急败坏，我当然也是十万火急地将这瓶血尿赶快拿到医官的手上。没想到那位医官却说：“这种毛病是没办法根治的，检查什么红血球？你把它拿去厕所倒掉吧！不用化验了！”我只好无奈地把那瓶血尿倒在厕所马桶里。没多久，老先生非常紧张地叫来那位医官，十分慎重地问他：“我的尿里到底有多少个红血球？”医官却毫不迟疑地说：“大概五六个吧！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常现象！”其实，蒋介石哪里懂得什么红血球的单位，医官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他，而是他有时候太过紧张，搞到自己吓自己的地步，医官是要缓和他的情绪，才随便敷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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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生徐涛的记忆中：“毛泽东患小病，我给他药，他全给我顶回来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话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他病比较重时，也有听我话的时候。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我是大学毕业，可以讲出一套一套道理。他信服了，便自觉用药。”
卫士周福明说：“晚年的毛泽东身患多种疾病，肺部和心脏有问题。身上很多部位经常会疼痛难忍。面对病魔，毛泽东有着一种罕见的顽强。作为一般病人觉得不舒服了，哼、哼、哼。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从来不提出来，我这个哪里疼啊。他呢，就是看他出汗，头上冒汗，出汗，看书，看东西，他从来不说我这个病怎么办，你们大夫怎么怎么，从来不说。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三o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讲：‘我行医凡四十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象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长江说：“主席后期对他自己办的事不满意，特别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他感到很不满意，这个事不好向谁去说去，有苦不好说，所以主席很生气。后来，有的时候不愿意吃饭，有的时候不愿意吃药，有的时候折腾自己。有一个晚上一天一夜看了七部电影，我们一般的人都不行，他就不想那个了。他就是说早点去见马克思，有这么个想法。他后期有这么个觉得自己这些事做得窝囊。”
最后一年多担任毛泽东护士的孟锦云也提供了几个事实。1975年10月1日，毛对孟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孟锦云快三十了，想要一个孩子。秘书张玉凤对毛泽东说：“孟夫子（对孟锦云的称呼）想要一个小孟夫子”。毛说：“再等一年。等我死后再生。”
孟锦云还说，毛泽东的手抖得很厉害，医生说这是肾虚的表现。曾用补药和输液治疗。有几次颇为见效。但他不继续服用。孟当面对毛泽东说：“您这个人就是怪，不爱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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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蒋介石80岁寿辰，台湾中央银行特别铸造祝寿金币。生日那天，在大溪慈湖宾馆，老先生的一些至亲好友，为他唱戏祝寿。有关方面还特别请大鹏剧团的学生来唱戏。大鹏的名角廖苑芬饰演铁镜公主，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也粉墨登场。演出结束后，老先生高兴得不得了，给大鹏学生每个人发一枚祝寿金币，以资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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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来不做寿。国外发来的生日贺电、贺信，国内报纸一概不登载。毛泽东在世时，好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
1959年12月26日在列车上，卫士长李银桥率领众卫士和列车员姚淑贤等进入了毛泽东的那个大包厢。卫士长说：“主席，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看，我们几个在您身边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您老人家总得有所表示呀！”“对，主席，您得表示表示！”卫士们和小姚等一伙年轻人跟着起哄。毛泽东一看这阵势，便明白了。于是，把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一放，宽厚地一笑：“原来你们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好吧，今晚又是吃大户。”毛泽东大手一挥，道：“你们快去准备！”卫士们和小姚姑娘，还有秘书，便在毛泽东的包厢里摆上一张餐桌，端上寿桃、寿面和饭菜，还有几瓶酒，庆祝毛主席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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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每天都要洗一次澡。洗完之后，如果蒋觉得脚指甲长了，就要叫专车将修剪指甲的吴先生接来，为他修剪。吴先生，原本是台北一个澡堂服务员，专门为客人修指甲的，手艺不错。后来便为吴在“安全局”安插了一个雇员的空缺，让他辞去澡堂的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为上班，实则是待命，待“总统”需要修剪脚指甲时传呼。有时候，老先生到南部度假，比如像梨山那样偏远的地方，只要老先生一想到自己的脚指甲似乎好久没剪了，他还是要我们打长途电话叫吴先生隔天赶到梨山，为他剪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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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卫士李家骥跟随毛泽东到长沙，坐了游船，游了湘江。当时在游船负责保卫工作的小伙子叫杨光耀。毛临走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下次还坐你的船。”李家骥听说，这句话被地方领导记在心中，于是就让杨光耀专门看守这只船。一年四季，吃住在船上。70年代初湘江大桥落成，不再用船渡江，因为还想到毛主席中央首长还可能乘船游江，所以这条船并没有弃置。毛在世时没有第二次坐这条船！一直到毛去世，这条船和杨光耀才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时的小杨已变成了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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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回忆：
常有人说，宋美龄自幼就喜欢吃糖，事实上我很少看到她吃巧克力糖。但外面爱拍她马屁的人比比皆是，听说她喜欢吃糖，自然投其所好，送礼总是送些当时台湾还不多见的外国进口巧克力。士林官邸的特大号冰箱，经常是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巧克力。
有的巧克力，一方面是老夫人没有来得及吃，一方面也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吃不完，放在冰箱内几年都没动过，最后发现的时候有的都已经黏成一团了，已然不能食用，她却像是对下人多大的恩宠似的：“这些糖你们拿去吃吧！”试想，有谁会去吃她的快发霉的巧克力？
另外还有好几次，记得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她吩咐我们从官邸拿一些水果、蛋糕送给华兴或振兴育幼院的小朋友们吃。可是，我们很清楚，这些蛋糕有些都已经放在冰库里边好久了。有时候也送些糖果去给院童吃。可是，通常她总是把最精致的东西留给自己吃，普通的东西才给育幼院的儿童吃。
因而，官邸就有人私下批评她实在太小气了些，自己都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还和小孩子抢糖果吃，连好一点的都不舍得拿给孩子们享用。
在国民党的众多官员当中，当然不乏耿介之士，但国民党的送礼文化是国际知名的，尤其是在早年台湾一党独大的强人时代，更是如此。宋美龄既是“第一夫人”，巴结谄媚者自是比比皆是。所以，这些人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送礼。
宋美龄的书房旁边，有一间储藏室，专门存放一些大小官员孝敬她的宝物，大凡她比较值钱的东西全部储存在这个小房间里，稍微次级一点的礼物或是过时的礼品，她就差人把东西搬到官邸隔邻的一栋平房式建筑的仓库里面去。
1991年，宋美龄离开台湾赴美国定居，这个消息引起台湾岛内一阵哗然，人们议论的重点是她究竟从士林官邸带了哪些金银珠宝去了美国。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香港有九七回归，宋美龄有九七大件。”
然而，根据我们同仁们的推估，宋美龄应该带走不只97箱宝贝，她至少带了一百多箱的东西离开台湾，当然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随员们的行李。就因为她和随员一行带走了那么多的物品，难免引起外界的极度关切，一时之间猜测纷纭，然而却也莫衷一是，不知孰是孰非。
翁又说：在现时社会当中，送礼好像早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办法在一时半刻的时间内彻底革除。蒋经国不能禁绝别人送礼，但他却坚守了自己不收受任何礼品与馈赠的基本原则。如果，他的办公室收到了任何的礼品，诸如外国朋友送的高贵礼物、金门酒厂固定送给“总统”或“行政院长”的高级金门高粱酒，全部都在年终举办一个全体员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会，把所有的礼品提供大家摸彩同乐。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宪兵抽到大奖，是一块劳力士金表，那个宪兵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蒋经国自己到死为止，手上都还是戴着一块普通的石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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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周福明说：
给毛主席送礼的人，包括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加上国际上毛主席的很多朋友，在国内，也有许多人给毛主席送过礼品。
一般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放在一个专门放毛泽东礼品的库房里。能保存的礼品绝对都放在库里保存。里面有各种纪念品，比如说美国总统来的时候送给毛主席月球上的一块石头，另外就是手表，礼品库里光金表就十来块，包括一些珍珠、玛瑙、翡翠等，这些都在礼品库里。这些礼品我们都进行登记。有一次有一个日本人送了一个小收音机，李敏李讷她们拿来看看，但是就又放了回去。
不能存放的礼品就分送给中央其他领导，比如说朱德、宋庆龄等，或给身边工作人员，但是毛主席从来没有把这些礼品送给自己的孩子。一次，朝鲜金日成主席赠送毛主席24箱苹果。这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李银桥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泰国有一次送毛泽东32公斤的燕窝。周福明说主席咱们留下来点吧。主席说，这个东西要送到人民大会堂国宴上去，这是人家看见我是中国的主席送给我，我们国家要还礼，要送情给他们的，所以这要送到国宴上。
毛主席对礼品的态度是，这个东西人家不是送给我自己的，这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要在我这个位子上，人家也同样会送给你，所以他说，自己家庭不能享用，只可以大家共同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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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蒋介石亲自数钱给翁元发奖金。有一次数错了，还重新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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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说毛泽东最讨厌钱：
“毛泽东从来不摸钱。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去摸钱。
记得50年代，原来的警卫张瑞岐给毛泽东来信，说回家后遇到困难了。毛泽东是很恋旧的，一见信立刻吩咐寄钱。我从毛的工资节余的存款中取出几百元，装入一个牛皮纸袋，送毛泽东过目，以便他放心。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我递来牛皮纸袋，像接公文一样接过去，准备掏出来看。
‘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我的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癫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把牛皮袋扔开了。
‘拿开！交待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
“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他们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
1952年到1986年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也知道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了儿子效芝后，几十元的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写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说：“在毛主席临终的时候，全部财产只有五百多块钱，老人家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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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夫人当家，一个是拒见妻子
宋美龄1897年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6岁到20岁在美国留学。1922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初次见面，立刻展开了热烈的追求。由于蒋介石已经结婚，并且信仰佛教，宋母要求蒋先行与现有妻子、侍妾解除婚约，并答应在婚后研读基督教教义才能答应他的追求。蒋都应允了。1927年，蒋宋两人结婚。1930年，蒋介石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蒋介石生于1887年，比宋大10岁。
宋美龄在解决“西安事变”和重组中国空军中起了重大的作用。1943年2月18日宋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介绍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赢得了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
翁元说：“早年一些老一辈的侍从人员最常讲的一个笑话，就是蒋老先生和夫人争执的事情。话说抗战胜利后的那段日子，他们夫妇各行其是，宋美龄只要和老先生闹别扭，就索性往上海一躲，住在上海大姐宋蔼龄家，不去理会老先生。有时候老先生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等急了，就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催驾，无奈宋美龄硬是不买老先生的账，怎么劝都不去理会老先生的劝解。有时候，老先生实在给她逼急了，只好低三下四地低声说道：‘Darling! 亲爱的！无论如何都请赶快回来，你再不回来，佣人们都要造反了，快回来！’就这样子三催四请，才把宋美龄好说歹说劝了回来。可是，过没多久，宋美龄又为了别的事情，和老先生意见相左，又跑到上海去了。不管是为什么事情，最后投降的八成仍是老先生自己。”
翁元回忆：“东方大地还是一片昏暗，蒋介石已经起床。黑暗中，他拿着一支钢笔手电筒，蹑手蹑脚，摸索走进盥洗室洗脸。他所以如此，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宋美龄。老夫人是当年台北官场知名的夜猫子，当老先生起床的时刻，老夫人其实才入睡不到两三个钟头。长年以来，他们虽然是夫妻，可是实质上，他们之间的生活作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然而，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彼此间从来不相互影响干预。在保持彼此的生活习惯上，他们的确是相敬如宾的。
老先生虽然和老夫人一起吃中饭和晚饭，可是两个人吃的东西简直是南辕北辙，一点都没有饮食上的共同嗜好。大体上，老先生吃的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而老夫人则是全盘西式口味。有时候，老先生见到老夫人吃生菜沙拉，就开玩笑说：“你真是前世羊投胎的，怎么这么爱吃草呢？”老夫人也不甘示弱，略带不以为然的语气说：“你把腌笋沾上黑黑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的呢？”不过所幸彼此并不冲突，各安其食。”
“老先生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所以，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在官邸外，老先生也要迁就老夫人。宋美龄曾把一桩蒋介石坚决反对的台湾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继续民航合作的生意游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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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对家庭服务员韩桂馨谈过她的家世：江青的父亲开个木匠铺，娶了两房妻室。江青是小老婆生的，又是个女孩，母女两人在家中根本没有地位。江青父亲脾气暴躁，经常虐待江青母亲。江青5岁时，她的父亲不知为了什么，突然抓起一把铁锹，追赶她的母亲。江青扑上去保护母亲，被撞坏了一颗牙。之后，江青母亲带她出来做保姆。不久父亲病死。江青十二三岁时，母亲又带她到天津谋生，住在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家。江青在天津没有继续上学，家里人也不同意她去烟厂当童工，只是在姐姐家帮忙干杂活。生活来源靠在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
毛泽东与江青怎样结婚的，叶子龙回忆：
“一天我无意中看见毛泽东写了这么两句：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来来去去，来去随意。这两句话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在关注着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的同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也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1937年8月下旬，江青来到延安。
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上演的平剧《打渔杀家》。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1938年夏天以后，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后，南京、上海的党组织和新四军领导项英对他们结婚这件事提出异议，并发来过电报。我把电报送给毛泽东。他说，他清楚江青的情况，没有问题。并说康生亲自审查过。
虽说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了，但周围的人总感觉与她隔了一层。这一点孩子们表现的最明显。他们对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陈琮英等经过长征的女同志习惯于叫她们‘妈妈’，而对江青却只叫‘阿姨’。”
毛泽东和江青相差20岁。
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
李银桥回忆：
“在陕北期间，江青主要是照顾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她负责我们卫士组，应该说，她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很负责的。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
我初到毛泽东身边，每天行军打仗，身后总是拖着几万甚至十几万追兵。这种紧张险恶的环境，江青从来不曾与毛泽东争吵过。大家风雨同舟，协力奋斗。
记得在那戎马倥偬的日子里，行军一天，晚上吃过一碗黑豆，大家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她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我也记得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疲劳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我就用梳子替他梳头，促进血液循环。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反来复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朝江青温柔地笑，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初进城时，江青也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牌。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
“江青不爱打枪。喜欢打扑克，织毛线活。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李讷的衣服、裙子、布拉吉都是她自己动手做的，做得很漂亮。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她在冬天穿军装多些。有时也穿深蓝色布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皮肤白皙，腰苗条。她乐于暴露自己的优点。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忙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
阿姨韩桂馨讲了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刚到主席身边工作不久，江青叫我给主席补衣服。毛泽东生活俭朴．衣服全是又旧又糟，补丁接补丁。主席又不同意换新的。我没干过针线活，补起来更吃力，只好一针一针小心翼翼缝补。第二天早晨、我把补好的衣服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在写作，江青接过了衣服。她看看我补的补丁，又显示地扬扬她自己缝制的衣服．将匀称的针脚露出来让我看。我脸红了，特别是她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半是得意半是讥嘲的笑容，使我全身尴尬难受。然而，她并没完，忽然推着我朝毛泽东面前走，一边举着那件衣服说：“老板（当时江青把毛泽东称为‘老板’），你看看阿姨干的活，她补的补丁，哈哈，针线多粗呀？”
我脸上热辣辣，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眼里涌出泪花，抿紧嘴角，身体本能地朝后靠着反抗。可是江青还在推着我向前走：“老板，你看呀，阿姨给你补的补丁……”
毛泽东写得正专心，开始并没听清江青喊什么，只是随意掀了一下眼皮。正要低头继续写，目光忽然和我含泪的两眼相遇了。他突然沉下脸，并且听清了江青的话，立刻一拍桌子：“你要干什么？”
江青一怔，松开了我的手。
毛泽东已经立起身，走到江青面前，指着她鼻子说：“你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作风！阿姨缝得怎么了？我看就比你强！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工作来的，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向她道歉！”
我低着头走出房间。屋里，毛泽东还在继续批评江青。工夫不大，江青来到我的房问：“阿姨，刚才的事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急脾气……”我至今认为江青讲的是真心话。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说得不准确。这不是“急脾气”，而是一种“天性”。我认为毛泽东事后说的几句话是比较准确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爱表现，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李银桥又回忆：
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不让我弄。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说毛“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毛泽东发火了，说：“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此后，毛泽东和江青一直是各吃各的。偶尔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有这么股倔劲。毛泽东的菜，江青仍坚持要夹几片尝尝，她是想关心一下毛泽东的饮食，但轻易再不敢多嘴。
江青是很讲究生活规律的，晚上按时睡觉，早晨按时起床；该工作了工作，该活动时活动。毛泽东却循着他那28小时的“毛泽东的一天”来办事，极少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起居。所以，常常是江青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准备吃“晚饭”。何况，毛泽东稍遇大事便要连续几昼夜地工作，精疲力竭之后才由我们卫士服侍着上床，这时的休息容不得任何动静打扰，所以常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江青才能接近一下毛泽东。
毛泽东游泳或是跳舞，喜欢热闹。他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所以活动时一定要有一群青年男女，大家又说又笑，热烈喧闹才好。我们也了解毛泽东的这种生活需要，所以游泳跳舞时都很“放肆”。敢说敢笑。敢喊敢叫。大家没大没小，一律是普通人。
江青则不然，她见不得青年们“放肆”．在公开场合。总是庄严地板着一副面孔，目光严肃地扫来扫去，将一切轻松愉快都扫荡干净。特别是1957年以后，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
那是1957年，毛泽东与江青在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浙江省委在大华饭店组织舞会，毛泽东一个人去了，江青没有去。那次舞会气氛热烈活跃，笑声不断，我们都跳了一身汗，大家玩得尽兴而归。省委领导听说毛泽东获得了一次很好的休息，很高兴，隔两天又在杭州饭店为毛泽东组织一次舞会。
舞伴都是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我们这些卫士、保健医生及秘书们也都熟了。我们刚一露面，熟人们便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
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
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
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她都挑剔地说出一些“问题”。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呼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公平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太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朝我望了一眼，我马上心领神会，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堵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他对我，对田云玉。封耀松等卫士都多次讲过“江青这个人大煞风景”。”江青一来就扫兴”之类的话。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李银桥又说：
“江青喜欢嘀咕人，嘀咕对象不分大人物小人物，大事小事。毛泽东对此也是不满，并有所警戒。记得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淡淡的眉毛皱拢起来：‘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对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留给我们印象最深：‘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毛泽东是很有预见的。”
江青在一次散步时跟她的秘书阎长贵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她都经常带着他的厨师程汝明师傅。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能够善始善终的，大概只有程师傅一个人。江青从来不敢为难和欺负程师傅，这也反映了她的实用主义。因为只有程师傅做的饭，合她的口味，爱吃。秘书、护士，可以换，好找，但合意的厨师难觅，这大概是江青的想法，因此她对不合她意的秘书、护士，总往死里整。
总的说，江青对工作人员态度严厉，居高临下，很难相处，稍
不如意，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
1951年夏，卫士李家骥跟着江青到山东去搞武训历史调查。 李家骥说：“这次调查，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调查团的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等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总之，一切很顺利。”
1951年9月，毛泽东叫江青去参加土改，锻炼一下。江青也非常想去锻炼。于是，江青带着卫士李家骥等四人到湖北武昌县新屋乡搞土改。由于江青等搞得很认真，效果比较好，省市很满意。回来后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他也比较满意。
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说：
“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
在‘文革’中，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最突出的有三次，一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二是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的讲话；三是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这些讲话和作品，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提高了质量，规范了文字，扩大了影响，一句话，增强了江青的声誉。讲到毛泽东修改《座谈会纪要》，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就是毛泽东添加在标题上的。毛泽东添加这6个字，其意义，非同小可。使江青名正言顺，而且显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有人说，《座谈会纪要》是江青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是有道理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等。在这个通知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组长。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大会。关于这次活动新华社的通讯说：‘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在这里把江青和毛、林、周并列起来。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次日，即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阎长贵还说：
“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看到了，‘文革’期间江青主要住在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197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后来又担任机要秘书的张玉凤说：‘七〇、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她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
江青的另一位秘书杨银禄回忆：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年轻的哨兵，也不好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
警卫局长张耀祠在他的回忆录里举了下面这件事：
“1974 年3 月的一天，江青要求见主席，主席不愿意见。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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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说：
“1973年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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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徐涛说：“1972年毛泽东休克抢救过来之后，江青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的‘白衫阴谋’（1953年1月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叫我们人头落地。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以虚弱之身，抬手指向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我们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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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回忆：
“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总统’不久，蒋经国经过他父亲的授意，开始整合国民党的情报系统。
蒋先生把整个情报系统交给蒋‘太子’去领导、控制，可以凸显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把情报系统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归蒋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报系统军心。
来台之初，蒋介石要国民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蒋经国也把原来国民党所属的中统系统，也纳入新的情报组织整合范围。
现在的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当时，是以‘总统府’资料室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作为当年蒋‘太子’大刀阔斧整顿情报系统的司令部。
在蒋‘太子’的号召下，不论是军统出身或是中统出身的情报头子，全部汇集在‘资料室’。我就亲眼看到不少当时‘国防部’第二厅的一些上校处长级老情报员，以及老军统、中统出身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要人，三天两头地往新的情报系统的司令部跑。
这些人相当清楚，蒋经国是代表其父在做情报系统的重整工作，更何况，从蒋经国积极参与党的‘改造’，并且把CC系统逐出权力核心，已经能够说明，蒋介石是要把领导班子的棒子交给蒋‘太子’。”
翁元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2年，作为‘总统’的蒋介石举亲不避嫌，提名自己的儿子为‘行政院长’。理由是蒋经国‘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多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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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讲毛泽东得知长子毛岸英牺牲消息时的情景。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过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责任务很重，不好离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准还去？”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来了电报。叶子龙同周恩来、江青商量一番，没有立即告诉毛泽东。隔了几天，叶子龙和江青才把这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没敢说一句安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限，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住茶几上的烟盒。他去拿烟，两次都没有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咝咝的从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大概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变湿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用力拧熄在烟缸里，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把头扭向一边，我哭了。
毛泽东没有哭，又吸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我只听清几句：敌机轰炸，扔燃烧弹，毛岸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烧死了。更多的话我没听到。因为我脑子里总是回荡着那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韩桂馨回忆李讷在陕北时候吃大食堂的事。
我们工作人员都在大食堂吃饭。李讷也和我们一块到大食堂吃饭。大食堂主食是黑豆稀饭，就连这个也吃不饱，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粥不好消化，吃了肚胀。有一次小李讷偷偷地对我说，小韩阿姨，我吃了黑豆粥肚子疼。
我心想，大人都受不了，何况小孩子呢，老这样下去怎么行！于是，我去找李银桥商量希望和主席说说，让李讷和主席一起用饭，有时能吃上一点细粮。
银桥同意我的想法，找了个机会，就壮着胆子和主席去说了，主席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望着远处出神。
不知什么时候，李讷跑进来，很可怜的样子说“爸爸我吃了黑豆稀饭肚子疼。”
当时，江青在场，她给我们使眼色，鼓励银桥继续说下去。
主席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用手摸了摸小李讷的头，又推开她，对我们说：“陕北老乡的孩子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现在要比岸英、岸青小的时候强多了。”说着挥挥手，不让我们说下去了。
银桥不说话了，我继续请求地说：“李讷还小，就让她……”
主席脸色沉下来，决然表示就这样吧，不要搞特殊。
卫士尹荆山说：
“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大安全。卫士长李银桥便瞒了主席让我去接。她们住集体宿舍，或六人或八人住一屋，睡上下铺。我让汽车停在校外僻静处，进校找她们。再坐车回家。这事被主席知道了，严厉批评了我。我不服气，说：‘不然我也不接，天太黑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做一个断然手势：‘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我说：‘别人的孩子敌特不感兴趣，你的孩子敌特就要感兴趣。’毛泽东笑了，满意我的敌情观念。那时国民党叫喊反攻大陆，确实派遣不少特务。可他说：‘感兴趣能怎么样？过去他们不感兴趣鸣？中国革命照样胜利。’”
“李讷的脸色不太好。我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我回来向卫士长作了汇报。李银桥想了想，便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讷送去。江青知道了这件事，便向主席报告。毛泽东表扬了江青，批评了卫士长：‘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小声喃喃：‘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拍了桌子：‘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曹全夫（毛泽东的亲侄女婿）的来信，说李讷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姓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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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翁元的回忆录的书中，附有多张蒋介石天伦之乐的照片，如：
蒋介石、宋美龄生日，与孙子、孙女一起吹蜡烛、切蛋糕；
圣诞节，爷爷和孙子戴上滑稽帽，一起玩儿童玩具枪。
翁元还说：
“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孙子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的曾孙蒋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晚餐后，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在晚上8点55分左右，老先生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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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一个孙子、两个外孙子和一个外孙女。他们都是在毛在世时出生的。最大的一个是李敏的儿子孔继宁，1962年出生在中南海。李敏在她所著的《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儿。”没有听说，毛泽东还抱过其他三个孙辈。也没有见过毛泽东和孙辈的照片。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据护士孟锦云回忆，李敏、李讷都来了，江青带来了毛泽东平时喜欢的两个菜。其中胖头鱼汤，主席还吃得津津有味。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陈长江回忆：
“1975年8月28日上午，警卫局派车把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接来了，我把她送进主席的卧室。这时，毛主席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当告诉他李敏来看他时，毛主席才使劲地微微睁开了眼，他想看清站在自己床前的女儿。毛主席的嘴张了几张，在场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推断说，他在问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了？随后，毛主席亲切地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过了许久。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就将手慢慢抽出，谁知他将女儿的手紧紧地攥住不肯放开，他再次睁开饱含泪水的双眼，望着女儿。毛主席用含混不清的话，慢慢地与李敏说话。我意识到我应该离开这儿了，便退了出来。
后来，我看到有一段记录这父女俩谈话的一段文字，不妨摘录如下：
‘姣姣，你怎么不来看我？’
李敏哭着叙述了被阻拦，不能前来看他的事实。‘文革’初期，李敏曾来看过父亲。被江青碰上了，一顶政治帽子，一顿冷嘲热讽，李敏自然不能前来看望了。1969年l0月，李敏随所在单位疏散到了外地农村劳动生产，自然不能常来看望了。‘九·一三’之后，她虽然回到了北京，也想来看望毛主席。可是，江青交待说：‘主席特别忙，还要见外宾，他年事已高，不见客。’她几次来见，被阻于门外。
毛主席听着她的诉说，感到愕然，觉得困惑，他不解地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不妥，应该批评。’毛主席顿了顿，休息了片刻，又深情地说：‘姣姣，你要常来看我，我想你啊！’
‘嗯。’李敏流着眼泪点点头，她意识到躺在病榻上的父亲一定很孤独，很寂寞，他希望得到爱，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然而，他很难得到，很少得到。她向父亲说：‘一定要拆除人为的障碍。’
毛主席点了点头。
作为女儿的李敏，在父亲重病之际只在父亲的身边呆了一个多小时。
周福明回忆毛泽东临终时的情况：
“毛主席直到临终前他的头脑清楚，思路清晰。9月8日，主席去逝的前一天。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得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地警惕、观察、注视着。
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地显示主席的心脑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无济于事。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
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听不到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幽默而风趣的话语；看不到灯光下那与书相伴的主席身影；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问寒问暖，问饥问渴，我禁不住悲痛欲绝。”
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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