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无术的张戎看不懂档案
— 1935年大渡河之役川军刘文辉部防御部署及调整
双石
1935年5月下旬，由金沙江畔北进的中央红军取得了大渡河之役的胜利。
大渡河之役最为传奇的故事是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红一团的安顺场孤舟强渡战斗和红四团22勇士飞夺泸定桥战斗。这些传奇故事如今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如此也有意无意地屏蔽了一些这场战役为什么能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在这些“重要因素”中，担任大渡河防线主要责任的川军第24军刘文辉部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在部署上的失误也是很关键的。笔者在查阅比照了双方有关历史档案文献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并多次到实地踏勘考察有关地理要素后，就川军方面的部署作出了一些分析考证，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1935年大渡河泸定-富林河段道路交通情况及有关地理要素
当年的大渡河两岸没有今天这样的公路，俱为崎岖陡峭的人行小道，不通汽车，交通工具一般都是骡马或滑竿。就是雅安-西昌的“宁雅正道”和雅安-康定的“川康要道”也是如此。
（一）联接“宁雅”和“川康”的两条主要通道
宁：是指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属地，当时称“宁属”；
雅：是指现在雅安地区，当时称“雅属”；
这两条主要通道的情况如下：
1、所谓“宁雅正道”，是从西昌经泸沽、小相岭、越西、海棠、坪坝、河南站、晒经关、大树堡、富林、清溪（当年的汉源县城）、大相岭（泥巴山）、凰仪堡（又称“黄泥堡”）、荥经至雅安的“茶马古道”，其间要翻越大、小相岭，乘舟过大渡河，这是当年联接宁、雅的主要道路。直到今天，坪坝与河南站之间仍不通公路。
除了这条“正道”外，从泸沽经冕宁、拖乌、察罗，从安顺场过大渡河，再经挖角坝、王岗坪、富庄，亦可经清溪（当年的汉源县城）到达雅安。然其间要翻越拖乌山、王岗坪，从安顺场乘舟过大渡河，还要通过冕宁、拖乌间的彝族区，且道路更为崎岖难行，沿途人烟稀少，人马就食较为困难，一般商旅都视为畏途 — 现在则恰好相反，这条道变成大道了，不久还要成高速公路。
2、所谓“川康要道”，是指从雅安经荥经、大相岭、清溪（当年的汉源县城）、富庄、宜东、飞越岭、化林坪、龙八步、沈村、冷碛、泸定、冷竹关至康定的“茶马古道”，其间要翻越大相岭（泥巴山）、飞越岭，经泸定桥过大渡河 — 当时民间将这条路称之为“大路”。
当时泸定、天全间的二郎山没有今天这样的公路，就是小路也没有 — 有的只是既或是猎人也很难涉足的荆棘路。除了“川康要道”外，从泸定到雅安只有经五里沟翻越马鞍山，从两路口（亦称烂池子，今新沟）沿天全河东行，经天全而去雅安。这条道 — 特别是马鞍山小道，非常险峻崎岖，连骡马也很难行。虽然也属“茶马古道”，但却是只能人行的“茶马古道”，只有那些买不起养不起骡马的“干人”，才会背负茶包往返此间 — 当时民间将这条路称之为“小路”。
除此之外，由荥经至化林坪之间还有一条当时被人们称之为“新路”的峡谷小道：即从雅安到荥经后，不经凰仪堡翻越大相岭去清溪再由富庄、宜东翻飞越岭去化林坪，而由泗坪、三合、新厂、三王岗，尔后至化林坪与“大路”汇合的山间小路（20世纪30年代曾拟由此建设公路）。较之于要翻越大相岭（泥巴山）、飞越岭两座高山峻岭的“大路”，这条道路只需翻越三王岗一座高山，然而因其间地形险峻、人烟稀少，骡队就食住宿不易，故而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罕有骡队和客商往来，相对来说比较冷清。
（二）大渡河泸定-富林河段两岸沿岸道路情况
当年的大渡河泸定-富林河段两岸沿岸没有今天这样的公路，且两岸多为悬崖峭壁，此间群众彼此往来都要翻山越岭 — 时常要离开大渡河很远，这些道路因20世纪70年代公路的开通，现在已很难有外界人士涉足。
1、西岸道路
这里主要介绍从安顺场到泸定间的道路。
从安顺场出发，经海耳洼（今新民）离开河岸，翻山到田湾，过菩萨岗，经什月坪，翻猛虎岗，经湾东、共和到磨西（这段也要离开大渡河岸，沿磨西河西行一段），翻磨杆岭，经奎武，沿河岸经咱威、杵泥坝进至泸定，行程约160公里（一说是170公里）。这个里程是当地民间凭行进经验度量的数字（有些要道设有驿站，驿站和驿站之间是通过步测而得的里程），根据笔者经验，路途平坦时，估算里程容易误近；路途崎岖时，估算里程容易误远。比较保守估计，此间行程亦当在140-150公里之间。
2、东岸道路
这里主要介绍从安顺场对岸桃子湾渡口到泸定间的道路。
目前已有沿河公道，里程约为103公里。但当年小道的行程要远高于此。
从桃子湾渡口出发，从山背小道（离开河岸）进至挖角坝约40公里，从挖角坝上山（又离开河岸），到雨洒坪，再上山下山，到河岸边的得妥，约40-50公里，再翻山越岭行至加郡，再翻越海子山至龙八步、沈村，约25-30公里，经沈村、冷碛至泸定桥，约25-30公里。总计行程在130-140公里，或者更多。
（三）比较重要的地理要素
1、清溪（当时的汉源县城）
位于大相岭南坡下，南距富林（今汉源县城）约30公里，西距飞越岭约50余公里，这是“宁雅正道”和“川康要道”的枢纽，两条要道都要经过此间。
2、富林（今汉源县城）
位于大渡河北岸，与南岸大树堡渡口隔河相望，是茶马古重镇，重要商埠，交通枢纽。
3、安顺场
位于大渡河从北-南流向转向西-东走向的拐点，也是一个重要渡口。
4、飞越岭
横亘在汉源与泸定之间“川康要道”上，海拔2830米，是一个联结川康的险关要隘。
5、化林坪
位于飞越岭西麓，是一个古茶马重镇，当年建有城堡。
6、龙八步-沈村
龙八步又称龙巴铺、龙八埠，今兴隆镇，位于海子山北坡下。沈村就在河边，是一个渡口。
7、海子山
位于东岸得妥与沈村之间，当年泸定-安顺间的必经之路，设有关隘。
8、天全-泸定间的马鞍山（不是安顺场边的马鞍山）
位于泸定与天全间，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茶马古道，骡马也很难通行。
9、海耳洼
今新民，位于安顺场以北约20公里，也是一个渡口。
10、菩萨岗（西岸）
亦称横岗，位于田湾河东北，当年从安顺场到泸定的必经之路。
11、什月坪
位于菩萨岗与猛虎岗之间。
12、猛虎岗（不是清溪附近的猛虎岗）
位于什月坪与湾东之间，高大险峻，亦是从安顺到泸定的必经之路。
13、湾东
位于猛虎岗北坡脚下。
14、磨西
今磨西镇，距大渡河岸约十余公里（当年要翻越磨杆岭，路途更为艰险，也更远），由此经雅家埂，翻雪门坎山可经结榆林到康定。
15、磨杆岭
位于磨西镇与奎武之间，当年是从磨西镇到大渡河边的必经之路。
16、奎武
今奎武村，位于大渡河西岸边，从磨西镇出发至泸定必经此间。
17、挖角坝
今挖角乡，位于大渡河东岸边，距安顺场彼岸桃子湾渡口约40公里，由此经王岗坪小道可经富庄去清溪（当时的汉源县城）。
18、王岗坪
位于挖角坝与富庄之间，是一个险峻山隘。
二、1935年5月25日前川军刘文辉部的判断和部署
1935年5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从金沙江边向大渡河北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作出了“大渡河会战”的部署：
一、着杨森全部，不待部队接防（此时杨部主力尚在金沙江下游地段设防阻挡红军 — 笔者注），克日取快捷方式，赶赴大渡河筑碉布防，扼守自安庆坝（不含）以下大渡河北岸全线，主力控置富林。
二、刘文辉部，除原驻康、巴及大渡河部队不计外，应以有力部队固守西昌、会理待援，并另派一部，担任自安庆坝（含）经察罗、三道桥、大营盘、大桥、冕宁、凹古脚、河边、沙坝、拖琅，至集福场之线，扼要筑碉防守，并左与杨部，右与雅砻江孙渡部，切取联络。
三、龙云应以薛岳部之吴、周、李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攻，以解会理之围。另以孙渡纵队，取快捷方式至盐边、盐源及其以北沿雅砻江西岸，筑调防守。并在水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翼与刘文辉部切取联络。[1]
在这个部署中，川军第24军刘文辉部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只有刘文辉的川军第24军和杨森的第20军，因杨森部此间尚在宜宾附近部署金沙江下游防务，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到大渡河边的机动，且刘文辉部在会理、西昌间的部队未能有效阻止中央红军向大渡河边的迅速进展，所以到5月下旬中央红军先遣队进抵大渡河之时，川军方面能够用于大渡河防线的防御兵力只有这样几支部队：
1、川军第24军第四旅，旅长袁镛（国瑞）。
2、川军第24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
以上两旅5月中旬从雅安经荥经、凰仪堡进抵汉源县城（今清溪镇）及其附近。
3、川军第21军第六旅（旅长王泽浚），暂受刘文辉指挥，5月中旬进驻富林（今汉源县城）。
另外，川军第24军第二旅余如海（松琳）部驻康定，原本就有负责康定、泸定防务的责任。
据原第24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的回忆所述及与川军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迄至5月24日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安顺场的当晚，川军方面的部署为：
一、第24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以下简称杨旅）主力（第七团余味儒部、第24团唐灼元部）在安顺场至大冲间布防，旅部位于南岸纳耳坝（今石棉县大堡乡）对岸的八牌。安顺场守军为“彝务总指挥部”赖执中部不足两连兵力，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余味儒团韩槐瑎部一营守军，余团主力驻安靖坝（今石棉县城附近）。
该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汉源县城）布防，后富林防务由第20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接替。
该旅第21团肖绍成部（以下简称肖团）则在挖角坝-王岗坪一线布防，并负责与上游的第四旅袁镛部的联系。安顺场与挖角坝之间约40公里，当时均为山岭隔绝，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难，故该团与旅主力之间的联系并不畅通。
二、第20军第六旅王泽浚部负责大冲-富林间防务（以下简称王旅）— 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该旅装备精良，兵员充实，并拟与负责富林-金口河段防务的杨森部主力切取联络，但杨部主力当时因在彝区被阻，尚在绕道前进，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务实际上呈空白状。但中央红军由此间渡河路途遥远崎岖，要耗费许多时日，实际可行性并不大。
三、第24军第四旅袁镛部驻汉源县城附近（以下简称袁旅）。
四、第24军第二旅余如海部驻康定，而该旅配置于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两营，分别布防于菩萨岗和猛虎岗两个要隘上（以下简称余旅）。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川军方面的对中央红军渡河方向的判断是：中央红军将循西昌-泸沽-越西-海棠-大树堡这条“宁雅正道”（这也是当年从西昌进至雅安的最主要通道），从富林附近渡河，经汉源（今清溪镇）翻越大相岭（泥巴山），以图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基于上述判断，川军方面在这条“宁雅正道”大渡河北岸路线上，部署了两个旅，第20军第六旅王泽浚部在前，第24军第四旅袁镛在后。袁旅当时所在的汉源县城（今清溪镇）是个比较机动的枢纽位置，向南可为王旅后援，向西南可为第五旅第21团肖绍成部后援，向西则可翻越飞越岭扼守大渡河泸定至得妥河段，保护沈村-龙八步-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的安全 — 这是当年川康地区的主要通道。
第24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两个团）位于富林与安顺场之间，在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一营守军，安顺场仅有“彝务总指挥部”不足两连的兵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迄至5月25日，川军方面的防御兵力主要集中在安顺场-富林间的河段上，上游挖角坝至泸定之间河段防务基本上是空白；挖角坝至安顺场之间亦有40公里左右的防务空隙；泸定县城除民团性质的“自卫大队”外，并无正规军驻扎；安顺场位于杨旅部署中右翼最边缘。
然而，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泸沽后，并未经“宁雅正道”去大树堡，而是经冕宁通过彝区，直趋安顺场渡口，并于5月25日强渡成功。
如此，川军方面的部署完全被打乱。沿安顺场以下河段布防的杨、王二旅完全被置于了无用之地，驻汉源县城的袁旅也就不得不考虑“上游防务”和“川康要道”的安全了。
图-1：大渡河富林-泸定河段地理要素及1935年5月25日前川军部署
三、中央红军安顺场孤舟强渡成功后川军方面的部署调整
（一）5月26日的部署调整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并于当日击溃从安靖坝上行增援的杨学端旅余味儒团，巩固了渡口。但根据现有的川军方面档案文献，驻汉源县城（今清溪镇）的刘文辉及第四旅旅长袁镛并未于当晚得到确切信息。5月26日凌晨1时和3时30分，袁旅有两次部署调整，其内容是经富庄-王岗坪，向挖角坝一线增援：
袁镛派兵一营前往挖角坝命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前一时汉源教育局旅部）
顷本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绍成）团防线，仰派队取快捷方式前往增援。等因奉此。仰该团即派肖守哲营（即第38团第一营），即刻出发，经富庄取小道快捷方式向挖角坝前进，位于肖绍成团后方，并切取联络，相机行动。仍将前方情形随时报部为要。
此令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
袁镛命各团向挖角坝出发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前三时汉源城教育局旅部）
顷奉军长电谕，安颁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仰率部取快捷方式增援，并派兵一营进驻冷积（碛）。等因奉此。除令十一团曾（子佩）营进驻冷积（碛），三十八团肖（守哲）营经富庄向挖角坝先行搜索前进外，其余部队按照如下之时间顺序向挖角坝出发：
一、十一团二、三营于午前五时三十分；
二、手枪连、旅部于午前六时二十分；
三、三十八团二、三营于午前七时三十分；
四、各团及本部笨重行李一律存汉源城，由陈盈欧营派兵一连负责保管。
由此可见，这个部署是根据“赤匪便衣队骚扰”的信息作出的。如果这个部署得到执行，袁旅主力当日即可进至王岗坪-挖角坝一线。
然而这个部署并没有执行，当日傍晚的18时，袁旅又作出了另一个部署调整，而作出这个调整时，袁旅旅部并未在去挖角坝的路上，而是在飞越岭东麓“川康要道”上的宜东。可见，26日白天，袁旅已经改变了向挖角坝驰援的部署，而开始部署沈村-龙八步-飞越岭这条“川康要道”的防务：
袁镛命进驻龙八步飞越岭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四十分泥头（今宜东镇）驿县公署旅部）
一、顷奉军长电渝，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步，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等因。
二、杨（开诚）团陈（盈欧）营随同副师长到飞越岭，李团肖营暂驻蛮庄林，待情况明后再报向飞越岭归还建制，该营即派官长侦探一名，设法前进至挖角坝，与肖（绍成）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
三、明（二十七）日拂晓，按十一团、三十八团、旅部手枪连之顺序，向目的地出发，杨（开诚）团务于本日到达。仰转饬遵照。此令。[3]
从两个部署调整的时间上看，前两个部署调整26日白天并没有执行（否则该旅主力当天至少已进至王岗坪，第三个部署调整也就无法执行）。究其缘由，很有可能是26日白天不断有更为确切的消息传来，过河红军不是什么“便衣队”而是主力。这直接就威胁到了沈村-龙八步-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袁旅主力不得不开始部署这条要道的防务。
这个部署中，仍然没有泸定桥的内容。
究其可能原因有二：
其一，“中央红军在安顺场渡河成功”这个信息在刘文辉等人心中是很具有震撼性的，对于中央红军方面强渡成功后架桥不成而从最坏处着想所产生的“船只忧虑”，刘文辉等人未必就能清楚洞悉。26日当天中央红军过河部队已向下游河段敌军发起反击并将其击溃，逐至三梭窝、美罗场附近，这在刘、袁等川军将领的心目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数十公里河段的船只完全有可能已被红军控制，中央红军主力完全有可能从此间全部渡河。他们很可能溯河而上来抢沈村-龙八步-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控制沿岸船只。此间对川军的首要威胁是“路”，而不是尚在“路”之北侧数十里之遥的“桥”。
事实上，5月27日已渡河至东岸的红一师在挖角坝击溃杨旅肖团，的确很可能控制了此间船只。而与此同时，沿西岸前进去抢泸定桥的红四团亦在叶坪歼灭肖团过河运粮的一个连，泊在西岸海耳洼（今新民）的运粮船只也的确可能被红军掌控，中央红军的确可能有继进部队由此渡河 — 肖锋的《长征日记》甚至提及红三团是从新民渡河的，但肖的日记改写编辑痕迹较重，且“新民”并不是当时的地名，故难以采信，但中央红军有部队由此渡河之说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其二，泸定桥当时属驻康定的第二旅余如海部防务范围，与袁旅没有隶属关系，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如此，川军方面的26日的部署调整没有提及泸定桥防务，是可以理解的。此间这个部署调整，实际上是将原在汉源县城作为机动的袁旅，调整到了东岸的“川康要道”上，形成了以“路”为重心，向东岸下游设防的新部署。
（二）5月27日袁旅各部进止位置及部署调整
根据《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中袁旅有关文电可以看出，袁旅第38团李全山部（以下简称李团）27日已进至飞越岭西坡下的化林坪，从他们日前部署的行军序列判断，袁旅旅部亦有可能同时进驻化林坪，而该旅前卫第11团杨开诚部（以下简称杨团）则有可能已按26日部署调整进至龙八步，开始向海子山一线布防。
按袁旅26日的部署，李团主力两个营原本拟用于飞越岭防务。但27日晚间，在汉源城（今清溪镇）中的刘文辉又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部署调整：
袁镛转奉刘文辉关于根本任务在康泸特急电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龙八步旅部）
特急。李团长鉴：
顷奉师长转奉军长感酉电开：我根本及任务皆在康泸，委座谆嘱注意者亦在此。辉计划如次：
一、康防由余（松琳）、邹（善成）两（人）负责；
二、袁旅须团结兵力，以掩护泸定为主任务，在化林坪附近设防，酌派一部据河之险，在沈村或其以南扼匪上串（窜），并对匪由坭头（今宜东镇）至化林坪间之隘路注意。等因。
希即切实遵照计划，迅速稳慎施行，是为至要。囗团及后方各连已令兼程前来，炮弹已交师部矣。今早康定情况匪之企图已明，我守河之王旅及杨军三旅已决下流上攻，扫清河岸。希相机联络为要。正译电间，得勘电已悉一切。等因。仰该团长即便知照为要。
上电主要内容是袁镛转发的刘文辉27日17-19时电（转发时间是28日19-21时 — 戌时）
27日这天，中央红军东西两岸部队都进展很快：东岸部队在挖角坝击溃肖团主力，西岸部队在叶坪歼灭肖团过河运粮一连，继而又在菩萨岗歼灭守军一个营，两岸红军夹河而上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刘文辉的这个部署调整很可能是在得悉了上述信息后得出的 —“康定情况匪之企图已明”（也就是说，此前是“不明”的）。
这个部署调整有两个要点：
1、解除了驻康定的余如海旅原来“康泸防务”中的“泸定防务”，“掩护泸定”的任务改由袁旅担任，而这个改变很有可能是驻康定的余如海旅告急所至。在余部看来，中央红军沿西岸疾进既可能是沿磨西-雅家埂-雪门坎-榆林进取康定，也可能是沿河谷直趋泸定夺桥。而两者之中，对余旅威胁最大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康定是刘文辉部最后生存避难之所，当然要全力确保，西岸余旅“康泸防务”之责遂被分解为两岸川军分别负责，东岸袁旅被紧急赋予了“护桥”的使命。
事实上，毛泽东等到磨西后曾开过一个短会，短会议定的内容之一就是：不去康定。
可见，红军方面至少是曾经有过“进取康定”的想法。
2、袁旅又得到一个团的兵力增援，上述部署调整与张伯言等川军将领有关回忆可以相互对照映证，“囗团及后方各连已令兼程赶来”中的“囗团”（“囗”系电文原件字符缺损）为原留守汉源县城（今清溪镇）的第十团谢洪康部（以下简称谢团）；“后方各连”系袁旅各团留驻汉源县城（今清溪镇）看守辎重行李的直属连队，这部分增援部队“兼程赶来”，为的是接替原拟由李团负责的化林坪-飞越岭防务 — 李团要前出大渡河边“掩护泸定”。
5月28日的这个部署调整，实际上是给袁旅增加了“掩护泸定”的新任务。其实质仍然是以“路”为防御体系的轴心，不同之处是原来向东岸下游伸出一翼阻击东岸红军，改为东岸以沈村-龙八步为中心，分别向上、下游两翼伸出阻击两岸红军 — 其目的仍然是：守“路”。
（三）5月28日的部署调整
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袁镛于28日下午作出部署，李团主力（两个营加强机枪、迫炮连各一）赶赴泸定，扼守泸定桥。李团先头部队携带全团旗帜下午出发，当夜赶到泸定遍插旗帜“安定人心”，团主力亦于次日凌晨先于红军西岸部队赶到泸定桥。而28日当晚19时左右，袁亦将刘文辉日前调整部署的电报及有关情况转至李团“知照”，而当日（勘日）李团亦有电向袁报告情况。由此判断，李团此间有可能正在赴泸定的途中。
张伯言等人关于李团于5月28日午后赶赴泸定设防的回忆可与〈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中“30日泸定遂陷，其李团退守泸定、天全间之马鞍山”[5] 这个信息互为映证形成逻辑链。从化林坪-龙八步到马鞍山必经泸定县城，别无他途可循，李团只能经泸定才能“退守马鞍山”。所以，既或抛开其他史料不谈，仅根据现有的川军档案文献亦可确证：29日红军在泸定夺桥之时的桥东守军必系李团主力无疑。
由于目前收集到的川军档案文献并不完备，5月28日至6月2日之间川军方面没有相关原始部署文献可寻，故有人（如张戎）曾以李团5月27日在化林坪的两封电报来左证其“红军进抵泸定桥之时李团驻化林坪而不是泸定”、“29日泸定无守军，没有发生战斗”的观点，这当然是缘于其人对大渡河上游地理要素道路情况毫无了解所致 — 也是毫无军事常识所致：李团27日的位置如何能证明其28、29日的位置﹖化林坪到泸定桥也就不到80华里，不过一日行程而已。
另外，袁镛6月3日的一个电报也可使李团5月27日后运动轨迹的证据链更加完备：
川军24军川康边防步四旅急调李绍云团进驻雅安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
干急。天全正石关一带探送。李团长绍云兄鉴：
设密。希速率部进驻雅安，切勿延误为要。
上电中“李绍云”（有些文献中称“李绍荣”）与“李全山”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 当时很多中国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而且这个不难判断，大渡河上游刘文辉部守军中（包括余旅袁旅杨旅）就一个团长姓李。而“正石关”系“紫石关”之讹音，位于天全县城以西十余公里处（今脚基坪以西），这也是李团从泸定-马鞍山退下来的必由之路，别无他途可循。
曾经看见张戎姐弟与人讨论时一口一个档案，俨然一副当年革命小将钢鞭在手的模样，可有了档案文献不会判读不会研究有什么用呢﹖判读档案文献需要参照许多信息尤其是地理要素和道路信息，需要最起码的军事常识，更需要下许多文字以外的功夫去把这些信息尽可能地了解完备。如果仅凭自己需要寻章摘句来一惊一乍地爆料，这样的所谓“研究”除了爆出一个接一个的笑话来，还能弄什么学问来哩﹖抛开因政治立场所造成的史观扭曲因素不言，仅就治史来说，张戎们也尚处在孩童阶段，并未入门。
图-2：1935年5月27-28日川军的部署调整
四、川军刘文辉部溃败的一些主客观因素
1935年5月29日傍晚，中央红军主力夺取了泸定桥，继而转道南进去夺取东岸“川康要道”。5月30日夺取化林坪，5月31日夺取飞越岭，掌控了“川康要道”的险关要隘，摆脱了大渡河峡谷的险境，从而取得了大渡河之役的完胜。
随即，中央红军主力经化林坪-飞越岭、化林坪-水子地分道前进，进取天、芦、宝。红九军团则经马鞍山小道追击李团，进取紫石关，配合主力占领天全。
图-3：1935年5月29-31日川军溃败及撤逃路线
6月4日，中央红军泸定桥最后守桥部队在部分破坏泸定桥后，经二郎山小道赶赴天全与主力汇合。
从1935年大渡河之役川军部署及其调整来看，从军事角度而言，川军之所以溃败，除因兵力不足、装备简陋、兵员素质不佳、战斗力不强、大渡河两岸交通困难导致联络不畅应援困难等等客观原因外，主观上也存在着对中央红军渡河方向上判断失误、对中央红军夹河趋上游袭取泸定的企图判断不明也不及时等等问题。
笔者认为，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最为关健的一仗是安顺场孤舟强渡战斗，这个旗开得胜的初战出乎川军方面的意外，完全打乱了川军的原部署，并使之对中央红军强渡成功后的去向企图难以准确判断，本来就不敷使用的兵力机动起来更为困难。至于中央红军方面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后所忧虑的“船只问题”和“时间问题”，并非如后来渲染的那般严重。一则中央红军夹河而上所经过的渡口均有获取船只的机会 — 有些渡口如海耳洼（新民）几乎可以肯定会掌控了一些船只，而川军方面对中央红军从最坏处着想的“船只忧虑”并不清楚；二则敌之追兵和下游杨森部主力的驰援并不像他们当时预计的那般迅速（杨森部在雷波彝区被阻而被迫绕道，薛岳部主力迄至5月31日红军攻占飞越岭打开“川康要道”之时尚踌躇于西昌-礼州间），中央红军沿途不断船渡的时机不仅有而且还是比较充裕；三则大渡河上游沿线个别地段河面狭窄，伐倒几棵大树即可为桥（如现在新民西北两河口附近）— 据说当年彭德怀视察三线经过此间时曾感叹和自责：“当年侦察不细，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
“飞夺泸定桥”之战体现了红军战士勇敢无畏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慨和牺牲精神，也体现出红四团指战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而且从战役中起到的作用来看，泸定桥被夺取也大大加速了中央红军摆脱大渡河峡谷险境的进程，这是永远值得后人铭记的。但由于攀铁索夺桥故事的惊险性和传奇性，加上后人及一些影视作品一些可以理解的过度渲染，使众多的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泸定桥那13根铁索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战役进程中其他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战斗行动和客观要素。大渡河沿岸处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隘道，如果中央红军闯关不畅，即或夺下了泸定桥也未必就能够摆脱被压迫在大渡河峡谷中的危险。比如笔者就认为泸定桥夺桥战斗后的化林坪-飞越岭战斗就更为激烈，也更为重要 — 只有夺取了这条“川康要道”，中央红军才算真正摆脱了险境。如果此战不畅，中央红军主力有可能继续沿河上行经丹巴去小金去寻求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机会，如此他们将继续在大渡河峡谷中辗转更多时日。抛开道路更加崎岖难行和追兵压迫等等困难不言，由此产生的就粮问题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严重难题，中央红军的处境无疑将更加艰难。
后人纪念1935年大渡河之役的胜利，应该对大渡河之役有更为完整的了解。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1935年4-6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袁镛派兵一营前往挖角坝命令〉、〈袁镛命各团向挖角坝出发令〉，《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0-151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袁镛命进驻龙八步飞越岭令〉，《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1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袁镛转奉刘文辉关于根本任务在康泸特急电〉，《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2-153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1935年4-6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36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川军24军川康边防步四旅急调李绍云团进驻雅安电〉，《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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