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篇对有关文帖的简评
一、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二、师振德的《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三、李太和的《卫士长回忆》
四、李用胡的《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五、刘军医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六、朱可先和卞卡的《刘少奇的最后27天》
第二篇有关谣传辩析
一文革不是为了整刘少奇
二、少奇没有坐过牢
三、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
四、“蘸紫药水写字告之转移开封”并无不妥
五、转移到开封不是最大的“躲猫猫”
六、造反派故意停药辨析
七、“蚁行蠕动去打饭”不合事理
八、“经常吃剩菜馊饭”的证伪
九、对塑料瓶捏成“宝葫芦”的质疑
十、“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冤枉了好心护士
十一、“看病如上刑”的证伪
十二、全身真的没有一条好血管吗
十三、“在床上拉屎拉尿”的胡说八道
十四、“白发尺多长”是刘军医造的假
十五、“全身赤裸”之谜
十六、死时“全身发臭”是无中生有
十七、遗体的小腿和脚露在车外是不实之词
十八、临死前进行了抢救
十九、不送医院抢救无可非议
二十、怎样解读用“刘卫黄”的姓名登记火化
第三篇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一、刘军医其人
二、刘军医虚构的一个幽灵——中央特派员
三、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第四篇毛主席与少奇同样的亲情遗憾
少奇之死谣传辨析 刘军医或负有责任
前言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花明楼。1959年4月任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5年1月任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在开封逝世，终年71岁。
网上传出刘源说的一段话:“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源没有说这样的话，认为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不管他说没说这样的话，反正打着他父亲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现象客观存在，打着为他父亲鸣冤叫屈的旗号制造谣言攻击毛主席的也大有人在。有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整掉刘少奇的，更有谣传刘少奇是被迫害虐待致死，是毛主席有意整死。
长期以来，关于少奇同志患病期间的治疗情况特别是最后在开封27天的治疗与死亡情况，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谣传。如：造反派停药不给少奇治疗;强迫少奇改变生活习惯;在少奇病重不能行走时，让他蠕动着去食堂打饭;让少奇吃馊饭馊菜;先批判然后再看病;医生用听诊器打;护士用注射器乱扎;紫药水写通知告之转开封;死时全身赤裸、全身发臭、嘴鼻变形、白发一尺多长等等。本文从寻根探源入手，经过认真整理并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剖析，以揭示其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第一篇对几篇有关文帖的简评
一、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顾英奇的回忆标题用的是《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后简为《抢救纪实》)，纪的是否是实，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字就可以作出可信的判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请注意，做出这个结论的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第十一届党中央。
二、师振德的《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所写《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下称《师振德回忆》)载于《党史纵横》。
少奇同志在开封的二十七天时间里，他是负责内务工作的，从接机到为少奇送葬，自始至终见证了少奇在开封的治疗和去世的全过程。他的文章全部是客观的叙述，不含只言片语的煽情成份。所述内容皆为自己的亲见亲闻和亲为。条理分明，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之处
三、李太和的《卫士长回忆》
李太和，1962年调任少奇同志警卫，后任卫士长。他有一篇《卫士长的回忆》，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卫士长是少奇生前最信任最贴心的部下，也很受少奇子女的信任与尊重。他们称之为“老李叔叔”。
他的回忆全是客观的叙述，无煽情之语。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少奇的品格非常敬重，对少奇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忠诚。
少奇患病治疗期间，从北京到开封，除最后五天外，他一直陪伴在少奇身边。11月7日回京汇报以后，1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要他再去开封照顾少奇。后得到少奇已去世的消息。遂于14日，赶到开封，参加了少奇的火葬。对于少奇患病期间的生活和治疗情况，他最有发言权。他写的虽然不多，但均为自己亲历，无可挑剔，真实可信。
四、李用胡的《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李用胡，原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所写《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下称《看守长回忆》)载于《党史纵横》。
与刘军医一样，李用胡也是一位自诩为非常尊重、同情、关心少奇的良心未泯者。
首先，按照他描述的囚禁少奇的神秘色彩。对于少奇在开封的治疗情况，他根本就没有发言权。请看《看守长回忆》：
“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只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他自己就是一个看守，只不过是个头儿。大家知道，文革时期的公检法是被砸烂的对象，在政府和公众中，信用等级很低。所以，此次少奇在开封的医护和安全，都是交由当地驻军管理的。少奇的身份，对于部队工作人员是公开的。当地驻军的军副政委王景春在布置任务时明确告诉部队工作人员：“刘少奇要来开封了”(见《师振德回忆》)可是，少奇的身份，对于李用胡这个看守头儿却是保着密的。见《看守长回忆》：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
少奇的身份都没有向他公开，他有可能知道少奇治疗的内情吗!
其次，他的文中根本没有说出什么独特的信息。所说都是那个刘军医或其他人说过的。如接机时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师振德说过。其余像专案组的人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 ”、“没有一条好血管”等，则都是那位没有名字的“刘军医”说过的。
又次，他的文章虽然实质内容很少，但煽情的意味特别浓厚。尤其是警卫工作，被他描写得好像旧小说中监斩钦犯那样的戒备森严，“特别监狱”被他描写得就像旧时的天牢一样。这一点，后面将详析。
再次，他对于少奇的治疗护理和死亡情况的叙述，不用看就知道是胡扯蛋。那些涉及到治疗的几点几分的具体时间，病人几十几点几度的体温，是他这个看守能知道的事吗!即使他知道，过后也不可能都准确的回忆出来，因为他并没有像刘军医一样冒着“杀头”的危险记下《刘军医日记》。人脑不是计算机，有可能把很多年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准确到分钟回忆出来吗?
他还说过：“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
这样的话，哄小孩子也嫌“档次”太低了!五个护士(北京两个，开封三个)还有医生和李卫士长等多人整天围着少奇转，竟连鼻饲也要他们这些看守来协助!
他们协助“定时翻身”?第一个不卖账的就是那位刘军医!因为《刘军医日记》中，既没有记下“定时翻身”这项规定，更没有记下李用胡为少奇翻身的一回半次“协助”!其中只有4天总共5次“翻身”记录，而且也记得明明白白，都是李卫士长和曹护士干的!
这个李用胡，胡扯得没有个边，因此，他的所说，基本上可以认定，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五、刘军医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刘军医，无名。网上有一篇以刘军医名义写的《刘少奇之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的27天》(下称《刘军医日记》)。有关少奇在开封治病期间的种种谣传基本上都出自这篇帖子。所以，我们不能不就他的《日记》多说几句。
这个帖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了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刘军医日记》的主人——所谓的“刘军医”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和口吻，采用逐日记录的日记形式来记录少奇在开封的27天，希望在公众的眼里，收到真实无误的效果。人们稍不留意，也确实很容易受到迷惑。不过，只要细细一看，便会发现其中伪迹遍是，疑点甚多：
1、刘军医为何不敢露真容
令人不解的是，当年敢于冒着杀头危险写“监护日记”的刘军医，今天竟然会胆怯到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名字!要知道，为刘少奇主席保存这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一件大功劳啊!难道今天还会有人为了这个要杀他的头吗?!
肯定不用再冒被杀头的危险了。可他为什么要藏头缩尾不现真形?无法做出解释!
无法做出解释的藏头缩尾使得他的“监护日记”的可信度至少要打个85折!没有商量的余地!
2、除卫士长李太和外，《日记》中没有提到一个真实姓名
《刘军医日记》中多次提到、重点塑造的反面人物“中央特派员”不知是谁?既无名也无姓。北京来的两位护士提到了一个姓曹。其余开封方面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有名有姓(刘军医除外)。因叙述的需要涉及到开封方面的人，则用“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和“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等“称呼”表示。
为什么不敢写出姓名?难道他们“报告”一下，给病人测一下体温也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吗?又是无法解释。
3、只能鼻饲的病人喂玉米糊说明了什么
《刘军医日记》：第三天，……上午，见曹护士给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护士抓住他的手轻轻摇晃着劝慰：“哎，吃点东西呀……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少奇自1968年10月11日开始鼻饲(见《抢救纪实》)。《师振德回忆》也提到了这点：“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
刘军医连这个情况也不知道，竟然还是军医，还在记“监护日记”!
是病情好转可以自己进食了吗?1969年10月17日晚9点半钟少奇到开封下飞机时，接机的师振德和李用胡都看见插着鼻饲管，在开封不到40个小时的第三天上午，就可以自己进食，能好得这么快吗?
而据《刘军医日记》的记载，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有所加重。《刘军医日记》：“第三天……凌晨他肺炎复发，咳血、高烧，是旅途颠簸、受了惊吓引起。”
《看守长回忆》也提到了病情加重：“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
只能鼻饲的病人，可刘军医却看见护士在喂玉米糊，是他眼花了吗?当然不是的。这就叫乱弹琴，胡编瞎造。
《刘军医日记》后有多处提到病人的“吃”。如：“第二十三天……上午，病人强吃了小半碗玉米糊。”
就这一个“吃”字，便彻底暴露了他的所谓“记”，全是假的!
4、外行话露出了假医生相
《刘军医日记》：“第九天——1969年10月25日。上午九时从病人身上取了尿样、血样。由两名“陪同”乘吉普车返回一五五医院。……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了，他的病本不是什么难症，只因治疗不及时，引起多种并发症。”
神乎其神。这是一个医生说的话吗!一个尿检、一个血检，他就把身患重病的少奇的病情完全搞清楚了。不但搞清了检测时的病情，而且还搞清了检测以前的病情——“本不是什么难症。”尿检、血检，真有如此大的功用?如今医院里那许许多多的服务价格贵得吓死人的检测仪器岂不都成坑蒙拐骗病人钱财的工具了!
刘军医到底搞清楚什么了?他什么也没搞清楚。“多种并发症”的情况，那是人家北京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早就搞清的了。用得着他来搞清吗!
不错，他搞清了“只因治疗不及时，引发多种并发症”。
不过，血检、尿检检出了“治疗不及时”，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5、以“年、月、日”为主体的所谓“日记”说明了什么
请看“刘军医日记”：
第四天，1969年10月20日，病人恢复使用D八六0。
第五天，1969年10月21日。“病人”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
第六天，1969年10月22日。为“病人”翻身两次。
第十七天，1969年11月2日。高烧不退，继续输液。
第十八天，1969年11月3日。高烧不退。输液，注射退烧针。
第十九天，1969年11月4日。体温降至三十九度。继续输液。
第二十天，1969年11月5日。体温降至三十八度。总算降下来了。
这样的“日记”，可以说是惜字如金。“日记”的主体基本上就成了“年、月、日”!他是从第二天开始记的，26天时间，这种惜字如金的以“年、月、日”为主体的“日记”就占了14篇!
再看：
第七天，“咳嗽复发。医生提出为病人做化验、透视拍片建议”。本天，他就提了一个建议!
第八天，“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这叫医疗服从项目”。本天，他就收了一个上级答复。
第十三天，“病人咳嗽复发。我再次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本天，他又是提了一个建议。
二十六天时间，医护人员没有为少奇同志做任何事的情况，他记下的有六天!
这是记的什么“日记”?还说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这样的“日记”，它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这位刘军医，不是在记“日记”，而是在凑合“日记”!他必须凑满这26篇，缺了一篇，他就无法完成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一本完整的“监护日记”。
疑点尚多，待后续述。即此五条，基本上可以认定：
这样的《日记》，还有这位刘军医，都是假的。
6、刘军医虚构的一个幽灵——中央特派员
《刘军医日记》中，不时出现一个中央的“影子”——“中央特派员”。这个特派员，没有名也没有姓，但是却全权代表中央，干涉阻挠对少奇的治疗护理，妄图尽快地置少奇于死地。不过，在李卫士长、李用胡以及师振德三人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什么“中央特派员”。
说起在北京登机时的情况，《卫士长回忆》只提到刘少奇专案组有两人到了机场：“我们和专案组、医生护士，到了西郊飞机场。专案组老邢在，还有一个姓何的在。”专案组的两个人是都到了开封还是一个人到开封?李太和没有交待。不管怎么说，这两个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份只是专案组的普通工作人员而已。将他们视为“中央特派员”未免太抬高了他们的身份。可是，除了他们，也实在再找不出另外有人具有“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而且，刘军医所说的“中央特派员”与李用胡所说的“专案组的人”应该是重合的。
先看《刘军医日记》：第23天，11月8日，“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
再看《看守长回忆》：“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
到火葬场去的是同一个人还是“专案组的人”和“中央特派员”两个人?相信不用我来提醒，大家一眼就会看出来：是同一个人!
好了。我们还是听刘军医的，相信中央真的特别委派了一位要员——“中央特派员”。这位“特派员”在《刘军医日记》中首次出场是1969年11月1日，即少奇来开封的第16天。《刘军医日记》中说：“‘特派员’不知何时又进来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场，真尽职。”从这个“又”字来看，“特派员”应该早就来了的。
11月7日，即少奇来的第22天，“特派员”再次在《刘军医日记》中出场：“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
《看守长回忆》也记述了这个情况：“11月6日(时间提前一天)，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
“全部撤回去”和“一个也不留”，意味着“中央特派员”也撤回北京了。可是，四天以后的11月11日，即少奇来开封的第26天，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刘军医日记》记载：
深夜，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失声叫道：“烧到四十一度啦!”转身往外跑，要上楼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员”忽然幽灵般出现了，堵住他，并训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护士站下，差点要问：“您，您怎么又回来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报告上级，他烧的厉害，嘴唇都紫了，两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员”走到病床前看看，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
这不是活见鬼了?“中央特派员”在四天前已经回北京了!莫非真是他的“幽灵”乘着夜深潜回来了吗?不对。幽灵总不能在白天现身吧。据“可靠”消息，第二天，即11月12日，青天白日，这个“幽灵”又出现了。《刘军医日记》：“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
怎么解释这件怪事?刘军医可能会说：“这是‘日记’有误，漏掉‘除我以外’四个字了。‘中央特派员’当时传达的上级指示本来是：‘北京来的人，除我以外，全部撤回去，一个也不留。’”所以，“中央特派员”就一个人留在开封了。所以，他就在11日深夜幽灵般地出现了。
不过，漏掉的“除我以外”四个字，刘军医想要捡起来也非常难，难于上青天!因为，《刘军医日记》另有记载：当时这个“中央特派员”还“走到我们几名本地医护人员面前说：‘今后，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这是上级对你们的最大信任。希望你们服从命令，圆满完成任务。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明白了吗?’”这不明明是“中央特派员”作的告别词嘛。已经向大家告别了，他还能不走吗!他还会留下来吗?
还有，值班男护士差点要问的“您，您怎么又回来了”也明确表示“中央特派员”此前是回北京了。
当然，刘军医也可以这样说：“‘中央特派员’当时虽然走了，可是，这时候他又回来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中央特派员’回北京，你的“日记”记下来了。他什么时候又来的开封?这样大的事，你为何不记下来呀!”
从男护士差点要问的“您怎么又回来了”来看，医护小组的人肯定都不知道“中央特派员”已经回来了。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问刘军医：“莫非这个“中央特派员”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真的是突然在深夜出现的吗?”
从《刘军医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中央特派员”对于医护小组和少奇监管的严格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依常理而言，离开几天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少奇病房检查医护人员对少奇的医护情况，哪有可能回来以后还潜伏着，直到深夜才像幽灵似的发动突然“袭击”呢!堂堂的“中央特派员”，他有必要潜伏吗?他有必要搞突然“袭击”吗?
事实上，据《卫士长回忆》，“专案组”的老邢是和李卫士长等人一道回北京，又在少奇死后和他一道再来开封的：“13日晚上，打电话告诉我，少奇同志已经去世，让我明天早晨8点到昌平飞机场坐飞机到开封。到了昌平，我和专案组老邢飞往开封。”
可见，11月7日至13日，这里根本就没有北京来的人!既没有“中央特派员”，也没有“专案组的人”。
因此，可以断言，《刘军医日记》中的这个“中央特派员”，只是刘军医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而已。也可以说是他虚构的一个幽灵吧。至少，在11月7日北京来的人全部撤回以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幽灵!这是一个被刘军医掌控“言行”的幽灵。它的“言”出自刘军医的嘴里，它的“行”来源于刘军医的想象中。
六、朱可先和卞卡的《刘少奇的最后27天》
《刘少奇的最后27天》，由朱可先和卞卡合写。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也是以“第一见证人”的口吻向人们讲述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诸如什么：
“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向市区驶去……”
“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
“又一座特设的监狱出现在祖国大地上!里边监禁的，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弥留的少奇同志。”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从口腔进食了，全靠从鼻饲管中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医护人员只有定时做流食，定时帮他翻身，进行简单的药物治疗。除此之外，别的有什么办法呢?”
“少奇同志的病情恶化了。 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实际上是被拒绝了。”
“几天前组织起来的一个医疗班子，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出现在少奇同志床前。”
“一辆灵车向开封市东郊火化场驶去。少奇同志的头和面部全部用白布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车身容纳不了少奇同志高大的身躯，他的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这两位先生对少奇同志的治疗和死亡情况如此的熟悉。他们是什么人?是当时为少奇同志治疗的医护人员吗?是当时少奇同志身边的看守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吗?不是。不是。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与当时的少奇同志唯一的“沾亲带故”，就是同处在一个省，河南省!少奇同志在河南省的开封市，他们工作在河南省文联，是靠卖字为生的。就是凭着与少奇同志在同一个省的地理位置“优势”，他们用天文望远镜似的目光和锋利如刀的生花妙笔，以第一见证人的架势，为少奇同志的最后27天，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文章!
他们写的都是一些什么玩意?现在，我们已不难看出，他们所写的，大都是窃于《刘军医日记》和《看守长回忆》。其中有好几个整段文字，都是照抄李用胡的《看守长回忆》。当然，也有少许是他们的独创。
譬如：“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
何谓重兵?如果李用胡所说属实，最多也就是六位解军战士外加上他的这一个排警力。
譬如：“少奇同志的病情恶化了。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实际上是被拒绝了。”
这个答复，不知是谁答复他们的?
譬如那句“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吧。这两位的造假和煽情可以说是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请看他俩说的：
“接受‘紧急任务’的几位医护人员爬上舷梯……”
“他那熟悉的面孔，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不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吗?医护人员怔住了，禁不住一阵酸痛之情涌上心头。”
(紧接上面另起一段)“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
他俩“煽”得非常痛快，却忘了将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正是那几位为少奇同志而“酸痛之情涌上心头”的医护人员!
他们就没有想到，这“酸痛之情”与“拖下舷梯”如同水火，是势不两立的!能狠心将少奇“拖下舷梯”，就不会有“酸痛之情”，有“酸痛之情”，就不会狠心将少奇“拖下舷梯”!
假若蒋介石先生听了这样的混话，他老人家肯定会要骂“娘希逼”!
那个李用胡要是听到了，我想，他一定也会要骂娘的：“好你个卞卡朱可先，竟然诬篾是我伙同别人把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因为他就是当时为少奇同志接机的，而他又自认为是少奇同志的铁杆粉丝。
不说这两位了。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位的无稽之谈，虚妄之语，居然登上了我们国家的喉舌——人民日报上，时间是1980年5月20日。2009年11月15日，新华网有一篇帖子叫《羊城晚报发表了朱可先卞卡的文章》。看样子，此前不久，羊城晚报又把这垃圾翻炒了一遍。
没有名字的刘军医的胡说八道，就这样变成了真言。
第二篇有关谣传辩析
一文革不是为了整刘少奇
文革是毛主席为了整刘少奇发动的。毛主席要整死刘少奇。这个谣言在当今中国传播很广，影响很大。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对于刘少奇的处置，我想和他(指毛泽东——编者注)的赫鲁晓夫恐惧症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害怕鞭尸。所以他对刘氏一定要下狠手，把他整到完全不可能翻身，置他于死地为止。”
号称“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的曹思源说：“毛泽东害怕自己身后被刘少奇揭发，所以要打倒刘少奇，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
文革是不是为了整刘少奇?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以毛主席在全党全国的崇高威望，真要整垮刘少奇，根本就无需发动文革!
曹思源等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少奇夫人王光美。她在接受《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的孙兴盛时说：
……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
从王光美的述说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后来翻出的“61人叛徒集团事件”牵扯到刘少奇，如果少奇的身体状况保持良好，他完全有可能像邓小平一样复出工作。而且，很可能先出的是他而不是邓小平。
那么，“61人叛徒集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6年3月，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书记。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
4月的一天，刘少奇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商谈这个问题。
柯庆施告之：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草岚子监狱)中的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内的一批同志，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登反共纪事)，及早出狱。少奇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呈报中央，请求批示。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王光美告诉采访记者孙兴盛，正是这份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1967年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
此后，刘少奇的问题便起了质的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了。毛主席不但不好开口保，即使想保也保不住。这就导致了刘少奇1967年7月18日被批斗。导致了1968年10月8届12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二、少奇没有坐过牢
网上谣传少奇一家有六人坐过牢。其他人在这里不论，只说少奇，他肯定没坐过牢。
众所周知，少奇在去开封以前，一直住在中南海自己的家里，顶多也就叫监视居住吧。只有最后的27天是住在开封。谣传说他在开封时，住的是“特别监狱”。
这是个什么样的“特别监狱”呢?这个“特别监狱”位于开封市南士街“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少奇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
看了这个信息，大家一定会知道这个“特别监狱”的特别之处了。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监狱，而是开封市革委会里面的一个小院、国民党时期的“和裕银行”所在地!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从原河南省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李用胡的嘴里吐出来的。此人自述曾协助过对少奇的押送、看守工作。
他把这个小院的戒备森严翻来覆去地大炒特炒了一番。
《看守长回忆》：“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看守长回忆》中的李用胡说：“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这使他 “感到实在可笑”。
且不论李用胡所述是否属实，真的这样戒备森严又值得他如此大惊小怪吗!难道说，戒备森严就是监狱和特别监狱的独特标志?当时的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外出的住所，哪一个又不是戒备森严而是戒备松弛?世界上哪个国家领导人的住所，又不是戒备森严而是戒备松弛!
如果不是少奇所具有的国家主席身份，有可能会对他采取如此的戒备森严措施吗?
戒备森严的措施究竟为了什么?一不是为了防止逃跑，他已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二不是为了防止“保皇派”或敌人策划 “劫狱”，在当时的形势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时的一军副政委王景春在动员时对部队工作人员说的话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
把保密和戒备强调到如此高度，是为了什么?王政委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要保证少奇同志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
那么，有可能 “劫狱”威胁少奇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当时的造反派!他们对于少奇的健康和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保密和戒备就是为了防范他们的。也正是由于警卫工作的戒备森严，才使少奇在开封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来自这方面的任何威胁和干扰!
这样的戒备森严难道错了吗!
假如当年国家不将少奇送进这样戒备森严的“特殊监狱”而安置在一个不设防不保密的医院，听任造反派在他病重时继续进行批判，我们不知李用胡们，今天又会有何种说法?
三、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
关于少奇同志的去世，很多人完全归罪于文革，均认为是被迫害致死。但客观事实并非如此，他是病故的。
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中虽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但并没有把他的死因与迫害直接相连，而是明确指出：“1969年12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
刘少奇同志是病故不是迫害致死的结论，是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科学结论。由小平同志下这个结论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铁证!文革中，他是仅次于少奇同志的二号走资派，受的精神刺激和批斗与少奇同志基本相同，可他却没有因此而致病致死，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无法企及的九十岁!(2004年10月1日统计数据：日本90岁以上的老人有101.6万，占总人口的0.77% ，居世界第三位。）
少奇同志是1967年4月6日才第一次接受批斗(在自己的家里)，可是，早在1967年1月以前，周总理就对他的治病作过专门指示，说明此前少奇的病情就已经比较严重了。顾英奇《抢救纪实》的叙述是：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0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调集好几家医院的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五官科、放射科的科室主任以及教授级的名医到家里会诊，当时的中国有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医疗待遇!1968年2月由中南海门诊部接管少奇的治疗后，医护人员更没有片刻稍怠。《抢救纪实》：
“1968年4月，他(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
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汪东兴传达)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仅凭这一串长长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央对少奇的治疗有多重视了。就这样，医疗组先后7 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从肺炎的危险状态中抢救了少奇的生命。
不过，用我们老家的俗话说，少奇的这个病是得真了。他不但又患了这个要命的“肺炎杆菌性肺炎”，更要命的是“他原来(还)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虽然顾英奇说的“原来患有”是指他们在1968年2月接手少奇治疗工作以前由北京医院确诊的病情。但是，根据百度到的“糖尿病”知识来看，少奇的糖尿病应在周总理1957年1月指示北京医院的治疗原则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初期的糖尿病“没有明显症状，不易觉察”，所以，到了觉察时应该就不是初期了。而且，糖尿病的发生原因也与接受批斗之类的精神刺激无关，倒好像有点“富贵病”的味道。
百度上的原文是这样的：
糖尿病发病率较高，我国一般人群发病率为1-2%，老年人发病率更高。解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渐增多，城市居民解放前低于1%(北京)，现在为1-2%，40岁以上者为3-4%，个别报告退休干部可达12%。农村及山区低于城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病率为2-4%。早期糖尿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不易觉察，在我国与西方工业国家都有大量的糖尿病人未能获得及时诊断和治疗。由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目前也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如任其发展，将成为不可逆性的改变，可导致患者病残或死亡。
少奇患多种疾病的原因也在这里找到了：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
另外，据少奇的大女儿刘爱琴在“鲁豫有约”中接受采访时说的“我就担心父亲身体，他有严重的肺病。生我的时候，他的肺病就很严重了，总吐血”之语推算，在1968年，少奇同志的肺病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了。刘爱琴于1927年生于武汉，可知少奇同志开始患肺病应是1927年以前的事。(即使中途痊愈，肺部也留有疤痂)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少奇患病与文革的批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尤其是糖尿病。我的这个分析是否正确?请具有相关医学知识的网友予以进一步论述。
当然，由于接受批斗所受到的精神刺激也是加重病情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一个体质如此之差的快七十岁的老人，身体状况的变数很大，即使没有受到精神刺激，生活起居照顾稍有不周，也有可能使疾病加重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少奇同志患病以后，中央对他的治疗非常重视，对他的生命延长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蘸紫药水写字告之转移开封”并无不妥
在少奇转移到开封以前，护士用棉签蘸紫药水写大字转告中央的指示给少奇看，也成了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虐待少奇之事。
关于1969年中央领导疏散的问题，有说是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部署进行的，旨在借此迫害老干部。有说是根据毛主席的决策由周总理主持安排的，是准备打仗的一项具体措施。
对于这两种意见，本文不作探究。但可以肯定几点：
1、中苏两国当时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1968年8月20日，苏联曾有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1969年3月2日，苏军又发动了入侵我国珍宝岛的军事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中国好欺负，苏联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如果珍宝岛战役中国战败，一场恶战很可能就爆发了。因此，备战成了当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毛主席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主席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此段引自《1969林彪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真相》)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标语，刷得到处都是。防空洞没有哪座城市没有挖。所以，备战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是扎扎实实的而不是松松垮垮的。正因为备战的扎实，才避免了中苏之间全面战争的发生。
2、作为准备打仗的一项措施，中央领导的疏散有必要性。
3、确实有一大批中央领导疏散到外地，包括毛主席、朱德和林彪在内。三人分别去武汉、苏州、广东。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的《周恩来年谱》记载：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4、疏散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
据《1969林彪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真相》一文载：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此项工作。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
少奇正好在10月17日转移到开封。关于此事，其机要秘书李智敏有一段回忆：
“大概是1969年的10月17日，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到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首先给我们工作人员开会，布置了一下，说是要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外地，把刘、邓、陶都转移到外地去，让我们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同时给少奇同志宣布了这个指示，是在他的房间里宣布的。当时宣布的时候，少奇同志不听，他们就对着他的耳朵说，他把脸转过去了。后来又让身边的护士，用棉花球、紫药水写了几个字，内容是“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给少奇同志看了。他仍然是把脸转过去，不看，以示反抗的意思。”(《文革中的片断回忆》——李智敏)
先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再到少奇房间里宣布通知，少奇不听，就附耳再念。少奇还是不听，便写成文字给少奇看。传话者的这三个步骤，并无不妥。因为他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少奇传达，目的是要讲清中央疏散的精神，希望少奇能听明白这个“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
至于用紫药水在报纸上写字更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出发点无非是想将字体写大些以便少奇能看清楚并希望他能明白这个“为了安全起见”罢了。那时候特别讲究节约，不惜用紫药水写字说明当时对传达文件精神的高度重视!如果是写小字纸条，医生护士应该都有笔，医护小组应该也有公用信笺的。
如果，护士当时不惜浪费紫药水在报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将你这个叛徒驱逐出中南海”之类的恶语，那么，今天的我一定会以手中的笔作刀，朝她的胸口狠狠的一击。然而，事实上她写的却是“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她呢!因为讲清了、让少奇听明白了“为了安全起见”，就可以减轻他精神上一些压力，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益处!
即使这个“为了安全起见”是假的，其中也体现了一种对少奇的尊重——是将他和其他中央领导按照同一个中央文件精神疏散而不是作为“叛徒”驱逐出北京的。否则，真按“叛徒”待遇，转移一个安置地方，还有必要再三再四的讲清“为了安全起见”吗?根本不打招呼就可以转移了!说一句“现在将你转移某处”就是最大的瞧得起你了。如果要刺激一下，加上几句如“勒令转移、限期转移、驱逐、滚蛋”之类的恶语，也不怕你不转移嘛。
是不打招呼好还是打声招呼好?肯定是后者好。如果不打一声招呼就将少奇转移了，大家也会有话要说的：“连一声招呼也没有，就把他转移到开封了。”
是用“为了安全起见”打招呼好还是不说原因用生硬的语言或是恶语打招呼好?肯定是前者好。如果是后者，大家肯定也会有话要说的。
现在传出的谣言就是在把传达者前面两步工作(宣布不听，又附耳告知)抹杀掉的前提下，没头没脑的用一句“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说事，而将“为了安全起见”的内容也向公众隐瞒了。接下来又把李智敏所述“他们就对着他的耳朵说”改成了“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这一改，“他们”(转达转移通知的人)所做的三个步骤的工作就只剩下“护士用棉签蘸紫药水”写字了。
究竟是谁附耳说的?《卫士长回忆》中，李卫士长并没有说是他。少奇的机要秘书李智敏应该不会说假话的吧。所以，可以肯定，向少奇附耳说的是传达通知的人。
五、转移到开封不是最大的“躲猫猫”
少奇之死的谣传辨析被“穆天子”网友转载到《中华论坛》以后，有位“无想思”网友对上节提到的少奇被疏散到开封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最大的“躲猫猫”。他说：
说少奇是因为战备“疏散”到了北京之外某地，不是被拘禁，战备疏散是解释不通的。刘是国家主席把他给“疏散”了。滑稽不滑稽?“被疏散”直到“被病死”这就是真相。其实，刘少奇死在北京，现在文革粉丝们就好解释得多了，可惜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走的，中国当时的形势真的到了要抬着国家主席找地方“疏散”的最危险的时候了吗?越解释越没劲。”
我答：
客观历史事实是，1968年8月20日，苏军占领了捷克。1969年3月2日，苏军发动了入侵我国珍宝岛的军事行动。如果中国不作好打仗的准备，也像捷克一样的好欺负，苏联肯定不会心慈手软，入侵中国不是不可能的事。苏联要打的话，它会怎么打?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而是导弹核武器时代。我们总不会忘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吧——劈头盖脑的就是一个突然袭击——斩首行动!
苏联当时如果要入侵中国，第一步棋势必也会是同样的——斩首行动。其导弹的淫威所向，首当其冲的便是北京，便是北京的中南海!如果中央领导不疏散，全部集中在中南海，只要两三个导弹，基本上就会报销得差不多了。
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为什么都往南方疏散而又分别疏散到不同地方的根本原因。
当然，战争最后并没打起来。这就轮得到“无想思”网友说风凉话了：“中国当时的形势真的到了要抬着国家主席找地方‘疏散’的最危险的时候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问一下：战争为什么没打起来?这就是扎扎实实备战的结果。战争的规律就是这样，你准备好了，人家他就不和你打了。你不做准备，他突然就挥刀杀过来了。顷刻之间，最危险的时候就到了，导弹就在身边爆炸了，你还想疏散啊!
请问“无想思”网友，如果真的面临了这样的最危险时候，如果其他领导都疏散了而只有少奇没疏散而吃了苏联导弹而死在了北京，今天的你又将怎样说话?
六、造反派故意停药辨析
网上谣传说：“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接着，他们又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
上面提到的“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没有出处，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信息?也不知造反派采取了什么强迫的具体措施?我想，造反派的措施无非就是无休无止的批斗吧。每天只准睡三个小时，那就得每天批斗二十一个小时。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造反派”故意停药(D860)倒是有个出处，出自《刘军医日记》。同样，也就是这个“日记”，证明“造反派”并没有停少奇的药。
1、《刘军医日记》证明没有停少奇的药
《刘军医日记》：“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我对曹护士说：还要加大‘D八六0’的用量，继续用你们从北京带来的。曹护士刚替病人擦洗完，就转身去了对面存放药物的房间，却在门口被人挡住：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曹护士空手返回，眼睛发红。我都听到了，没再问，只说：就用我们这里的吧。老卫士长和曹护士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们一五五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
如果刘军医的此记属实，停用的也只是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国产药还是有的，还可以用。但看守长李用胡回忆的并不如此，而是：北京带来的药还可以用，只是不能完全用进口药而已。
《看守长回忆》：“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
不全用进口药，搭配国产药用，为保障少奇长期治疗的需要，这也没什么好非议的。因为当时的药物非常缺乏，进口药更是难得，一般病人根本就不可能用上。那时的住院治疗，药物都由医院配发，外面有的药医院肯定都有，根本就没有必要到外面去买，所以，“禁止到外面购买”的禁令实际是多余的。河南准备的药“退回一部份”也没有“急退”的必要，因为“留下来的一部份”不能限制不用，用完了还得送药来，太麻烦。
《刘军医日记》：“第22天，1969年11月7日。……‘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
这是刘军医所记“中央特派员”在临走时召开的工作人员会议上说的话。李卫士长、李看守长和师振德同志应该都参加了。可他们都没有提到“中央特派员”说过这样的话。依理而言，即使北京带来的药真要全部带回，这位“特派员”也不会在会上说。一是没有必要告诉大家，向管药品的人打声招呼就行了。二是要带回的药品早已打包准备好，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特派员”在会上下了命令：“(走的人)十分钟后上车出发。”要是没有准备好，十分钟以后能出发吗!
更难理解的是，从北京带来进口药，本来就说明了中央对少奇治疗的高度重视，是要为他治病的。前面已经说过，当时要弄到进口药，非常非常的难!可是，带来不准用，如今又带回去，这不就成忽悠了!中央玩这种带来带去的“把戏”，目的何在?是不是为了给刘军医的《刘军医日记》添料增色呀?
下面再看《刘军医日记》：
“第24天，11月9日。……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我说，快给他打退烧针!护士说：药已经没有了……。那‘D八六0’呢?您忘了，前天都带回北京了。护士没有话说了，我也没有话说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第25天，11月10日。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命运对人大残酷。”
“第27天，11月12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迟到了两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在第11天“(少奇)病情确实比刚来时稳定多了”的情形下，“我(刘军医)决定加大‘D八六0’的用量”，可是，北京带来的药却不准用了，随后又全部带回去了。本地的药“领又不给、买又不许”了。这是《刘军医日记》记的主要内容，是记述最多最详细的事项。
他在《日记》中塑造了一个代表中央的冷酷无情的“中央特派员”形象，通过“特派员”的言行，竭力渲染着一个“明摆着——让人死掉”的主题。
可是，自11月7日以后，这里已不存在什么“中央特派员”了，“领又不给，买又不许”不可能是“特派员”干的吧!这个人是谁?刘军医却没有作个交待!再说，据李用胡回忆的，专案组的人(即“中央特派员”)在开封的时候，也只提出过“禁止向外面买药”，并没有禁止向155医院领药。没有药，你为什么不向155医院要?况且，如今他已不在开封了，还能禁个什么呀!
2、“明摆着让人死掉”是无稽之谈
刘军医叫嚷着“明摆着让人死掉”。这个要让刘少奇死掉的人是谁?他虽然没有明言，实际上已经表露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中央特派员”的派出机构——党中央，党中央的领袖毛主席。
其实，他的“明摆着，让人死掉”能不能成立?一句话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请问刘军医：难道只有在开封才能“让人死掉”而在北京就不可以“让人死掉”吗?
少奇在北京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先后七次把他从病危中抢救过来，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即请专家会诊共40次(见顾英奇《文革抢救刘少奇纪实》)。这中间只要有一次稍微“疏忽”，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少奇死去!又何必劳师动众，转移到开封再“让他死去”?
如果刘军医的“明摆着让人死去”可以成立，那么，少奇在北京就不知死过了多少次，根本就没有到开封死的机会了。难道说，北京医护人员先后七次把他从病危中抢救过来，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到开封去死?
中央不惜代价，让少奇在北京活下来而有意让他到开封去死的目的，除了让刘军医作个历史见证，以便他记下这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刘军医日记》外，我们实在再也找不出中央为何非得要让少奇死在开封的任何理由了。
3、明摆着是要“让人活着”
刘军医叫嚷着“明摆着让人死去”。可是，我们从《刘军医日记》和《看守长回忆》中，却看出，他的“明摆着让人死去”应该改成“明摆着要让人活着”才对。
《刘军医日记》：第23天，11月8日。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
《看守长回忆》也记下了这同样内容的话：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
原来，李用胡说的“专案组的人”和刘军医说的“中央特派员”，他们都害怕少奇在他们的手上死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害怕?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们承担着让少奇活着的责任，就是能够左右他们命运的人或是机构，要少奇“好好”的活着!这个人是谁?这个机构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的上级，他们的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派他们到开封执行任务，就是要他们保障少奇不发生意外，争取让他“好好”地活着。
有人可能要对此提出质疑。这里不想多作解说。只说一句话，即使上级不是怀着善意让少奇活着，但怀着“恶意”让少奇“好好”活着则是没有疑义的。有《看守长回忆》可以作证：
“(专案组的人)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要“保留活证据”，这不就是要让少奇“好好”地活着嘛。让他死掉了，活证据也就没有了!
这样一来，刘军医的“明摆着让人死去”在“保留活证据”面前就没有了立足之处，代替它的，只能是“明摆着要让人活着”!
当“要让人活着”明明白白地摆在大众面前的时候，那些什么“不准用药、停药”之类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不准用药治疗，作为活证据的少奇还能活着吗!
七、“蚁行蠕动去打饭”不合事理
网上谣传说：“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
网上查到一份蚂蚁行进速度的试验报告，测得蚂蚁在地面每分钟可爬行1米，推算出时速可达60米。
30米“走”了50分钟，这样的速度已经低于“蚁速”了，可算是“低蚁速”，两个小时“走”30米，那就只能叫“超低蚁速”!
这种速度，对于蚂蚁来说，是急速的行进，而对于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处于“静止”不能动弹的状态。
一个人，只要他的两条腿还勉强可以站立，只要他的两只脚还勉强可以挪动，就不可能在50分钟特别是两个小时这样的长时间内只走动30米!
再说，少奇同志如此艰难的“蚁行蠕动”去打饭，即使看守的卫士不敢上前扶而有耐心在后面看着、跟着(他们反正也没有别的事要干)，炊事员应该就不会有这个耐心了。让他们守候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等少奇同志来打一次饭，他们还要不要休息!?他们还要不要做下顿饭!?
假如我是那里的炊事员，我就不会这么干。我就偏要把饭送上去，谁要啰嗦找麻烦，你就替我当班来做饭!
历史的真相是根本不需要少奇自己去打饭，给他安排了专职的服务人员和专门的厨师。《抢救纪实》：“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
八、“经常吃剩菜馊饭”的证伪
网上谣传：“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历史的真相是，根本不可能让少奇吃剩饭馊菜。对他的饮食安排非常讲究。《抢救纪实》：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
卫生管理也非常严格：“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九、对塑料瓶捏成“宝葫芦”的质疑
治疗护理不周致使少奇因剧痛难忍把塑料瓶捏成了“宝葫芦”的谣传，见于《刘军医日记》，还有《看守长回忆》：
《刘军医日记》：“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要求给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肯定有人不高兴。曹护士用热毛巾替翻过了身子的病人擦洗着，对我说：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况还不错。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护理组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好转、康复。我们只管治病救人。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
《看守长回忆》：“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
刘军医所记的“两个塑料瓶”李看守只看到了一个。这也无关紧要。
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这种情形，我是不相信的。
一是60年代末，塑料瓶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像今天这种薄薄的盛装饮料的塑料瓶绝对没有。瓶装药物用的大都是玻璃瓶。塑料药瓶难得一见，本人记忆中好像没有一见。当然，国外的塑料用品可能比我国出现得早，所以，进口药可能有用塑料瓶装的。但是，药瓶的材质都不薄，上面提到的也是“硬塑料瓶子”。而且药瓶的形状也大都呈圆柱状，少有扁体。即有扁体，也不可能捏到变成“葫芦”形状。所以，被少奇同志捏在手上的这两个塑料瓶可以肯定是两个圆柱状的不薄的硬塑料瓶。
二是这种成圆柱形状的物体的弧面抗压力是比较强的。一般都很难用手捏烂和捏得变形。就像一个小小的鸡蛋很难用手捏烂一样。我用塑料药瓶做了一下试验，两只手捏一个小瓶，拼尽全力弄了好久没有对它的形状产生任何影响。各位不妨也亲自试一试，看你能奈何得一只小塑料瓶不!
三是“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的少奇，两手的握力应该比我的小，恐怕很难将塑料瓶捏得变形的。即使能将它们捏得变形，但要捏成“葫芦形”，“捏法”也有一定的讲究，因为葫芦是一端大一端小，而塑料瓶是绝对不可以在手中捏大的，只能固定在一端捏，将一端捏细同时还要拉长才有可能变成葫芦形状。难道少奇开始捏塑料瓶时就设计要捏成葫芦状，所以一直将手在瓶的同一端捏!
事实上，即便是这种捏法，能不能将塑料瓶的一端捏细拉长也还是个大大的疑问号。我的手对此肯定无能为力。
我们再来推敲一下“刘军医日记”中的这句话：
“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
刘军医描述的这个细节，意在为少奇的“确是比刚来的时候平稳多了”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气氛。可是，他借李卫士长的嘴把少奇紧捏着用来减轻痛苦的塑料瓶当作“笑引”是不近人情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塑料瓶是少奇无法言表的极度痛苦的一种标志吗!稍有同情心的人，看着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塑料瓶，谁又能笑得出来呢!即使为病人的病情“稳定”而高兴，李卫士长也绝对不会说出“宝葫芦”这样的俏皮话来逗引大家发笑!
所以，我认为，这个细节应是刘军医编造的!
十、“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冤枉了好心护士
诟病医护人员虐待少奇的“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谣言，出自《刘军医日记》：
《刘军医日记》：“11月9日，上午，我(刘军医)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下知为什么，心里堵的慌，可什么话都不能说。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刘医生，病人的体温有了。我问多少?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
《看守长回忆》则是这样记的：“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
李用胡把刘军医9日记的事搬到了10日。护士说的“(试体温)试了4个多小时”，被他改成了“试体温表5个小时才取出”。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改就把刘军医的一片好心变成驴肝肺了。
测量体温，体温表插下竟然长达5个小时才取出来，这是护士对病人极度怠慢和漠不关心的典型表现，是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任。
可是，刘军医的笔下是要表达这样一种意思吗?
通观他的整个“日记”，矛头始终对准的是以“中央特派员”为代表的“让他去死”的上级和中央。而少奇身边的医护人员，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对少奇十分敬重同情和关心，都想尽心竭力地为少奇服务，治好他的病，大家只是无能为力而已。《刘军医日记》：“第22天……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总是不分日夜，随喊随到。”
因此，在刘军医的笔下，为少奇测量体温的护士不可能会对少奇如此冷漠和不负责任!
再说，“试了四个多小时”，这话是出自护士自己的嘴里。真要是出了“5个小时才取出”的工作差错，她应该不会向医生报告。因为，对于治疗而言，根本没有必要汇报，他只需报告取出体温表时病人的实际体温就行了。
实际上，刘军医编造的这句“护士回答：试了4个多小时”是好心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没有把语意表达清楚。他的本意是：护士守候在少奇同志的身边对少奇的体温持续测试观察了4个多小时，以此强化39·7度的可信度，同时表明护士的极端认真负责精神并反衬出“上级”的残无人道。不料，李用胡却误解了刘军医的意思，竟然“翻译”成一句贬损护士的话，完全辜负了刘军医的一片好心也冤枉他笔下的这位护士了。
不过，从试体温的实际情况来看，“试了四个多小时”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是护士的工作差错，旁边还有一个等着少奇体温情况以便为少奇下药的刘军医在，他不可能会等这么久还不过问的。如果是出于护士的好心和认真，顶多也就试完一次再试一次，绝对不会“试了四个多小时”才报结果，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而且还会耽误治疗时间的。
因此，可以断定，这又是刘军医胡编滥造的一句外行话。可笑的是李用胡这个看守头儿却把它捡来——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十一、“看病如上刑”的证伪
网上谣传，也可以说是报上谣传：“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
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开封治病期间还是发生在北京治病期间?如果是发生在开封，《刘军医日记》和《看守长日记》都没有这样的内容记载。谁要说是他们干的，他们肯定会不认账，因为他们都自诩是良心未泯的少奇的崇拜者。
如果说是发生在北京，那就是有意诬篾中南海门诊部医护人员干的了。他们是怎样精心治疗护理少奇的。本文《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一节中引用顾英奇《抢救纪实》作了详细交待。中央对少奇治病的高度重视《卫士长回忆》也作了佐证：“后来总理知道了，赶快从北京医院调专家会诊。什么肺部专家、心脏专家，调大机器来照，最后会诊，各种抗生素用上，止住了。又从医院调了两个护士。”
试想，中央对少奇的治疗如此重视，有哪个医生护士吃了豹子胆，竟敢对病危中的少奇如此的胡作非为!
十二、全身真的没有一条好血管吗
网上谣传：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出自《看守长回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刘军医日记》第九天有这样的记载：“……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均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
怎样衡量血管的好坏?我以为，主要取决于其功能是否健全。只要没有栓塞，能保持血液循环的畅通。这血管就是好的，即使上面扎了几个针眼，仍然可以算是好血管。所以，只要人还活着，身体内的血液还在循环，就不可能出现“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的状况。
当然，血管的外部损伤也会对血管的功能产生一定影响，并造成人的身体痛苦。作为医护人员，必须小心谨慎，在医疗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病人血管造成的损伤。但是，由于治疗的需要，有时候损伤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损伤无可非议，更没有必要拿来大做文章。对于一个危重病人，总不能为了保护血管不受损而放弃必要的打针输液治疗吧。如果当年少奇的医护人员真的这么做，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又会给后人给少奇亲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话柄?
不过，在“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前加上一句“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来看，少奇的“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是被人恶意“用注射器使劲乱捅”造成的。医护人员真的如此，那就叫丧心缺德，惨无人道。但是，这样的情节找不到出处，也没有给出具体的行为人，所以，这样的“有的……有的……”很难叫人心悦诚服。不但我们这些听众不服，那位刘军医和那些“随叫随到”的医疗小组工作人员更不会心服!因为，根据《刘军医日记》记载，医护人员对于少奇都是忠心耿耿的充满着崇敬与同情。
就算这两个“有的……有的……”是百分之百的真的罢，“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的状况也不可能存在!相信这些“用注射器乱捅”的人也不敢朝大动脉下手吧!
十三、“在床上拉屎拉尿”的胡说八道
在少奇同志治病与死亡问题上大做文章大造谣言的有不少人。他们好像在举行比赛似的，比谁造的谣言更大、更玄、更离谱!
天涯网友“永远有多远”在我的帖子里留言说：“刘少奇被毛某人的走狗绑在床上六个月不能动，在床上拉屎撒尿，……”
不用我说，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胡说八道。
我答：“看了你这个网名，我想起了一个问号：你的话与实际有多远?回答是：要多远有多远!永远有多远!
‘绑在床上六个月不能动，在床上拉屎拉尿’，你真会胡编!六个月是182天，每天以拉两斤屎尿计，共拉屎尿364斤。照你这样说起来，少奇岂不是睡在粪坑里!”
我满以为这是“永远有多远”无聊自己编出的谣言。谁知有个“西元”答话了。
西元说：“你应该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让你养成了不读书的坏习惯。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臯、严家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178页)”
原来，这玩意儿还真有据可查呢!而且是有“史”可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这是什么样的“史”?我想，不用我多说，可能很多人都会作出回答：“狗屎”!
《刘军医日记》的第十天，借北京来的曹护之口，也有“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之说。
真相如何，且看《抢救纪实》：
此次肺炎至(1968年)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一个靠鼻饲维持生命大小便失禁的人，就凭“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这几个字，就足以说明治疗护理的精心细致了。幸而周总理思虑周全，早就预见到将有人会进行谣诼，交待拍照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倘若真如严家其那狗屎样的《十年文革史》所述，恐怕不用一个月时间，少奇的整个身体就已经被肉蛆吃光仅剩一付骨架了。不信，可以让严家其自己“卧屎”试试，看他的小命能坚持几天?然而，少奇却从1968年7月患“肺炎杆菌性肺炎”开始卧床起，至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逝世，顽强地坚挺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岂不是在“卧屎”状态中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人间奇迹!
在无以复加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坚挺了一年多的少奇，可以用生命力特别顽强作出解释，不过，却苦了围绕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受罪了。别的人都可以远离他逍遥自在，但是那些负责监视的警卫就绝对没有逍遥的福份而只能是受罪遭殃了。据《看守长日记》载。“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通道门口的由自可，卧室门口的也不管他，这床前两位“双哨”不被臭气熏死那就怪了!
十四、“白发尺多长”是刘军医造的假
《刘军医日记》：“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他(李卫士长)急急走了过去，揭开白床单，是刘少奇。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
这是刘军医笔下少奇死后的惨状。
李卫士长看到这种惨状吗?没有。《卫士长回忆》只是说：“他们把少奇同志的遗体停在地下室金库旁边的房子里。我们去了，就说得看看，人家给抬出来，我看了看。”
为抬少奇遗体的六位战士作引导的师振德也没有看见，就连那位自述“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的看守长李用胡也没有看见。如果看见，他肯定不会放弃这个煽情的好材料!
其实，在李卫士长揭开白布以前，这位刘军医自己也没有看见!他是借助李卫士长的眼睛在李卫士长揭开白床单时才“看”到的。如果他比李卫士长先看到的话，他的这篇《日记》就应该换个记法，记成：“少奇的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这一切被一块白床单遮盖着。李太和急急的走来，揭开白床单，看见了这一幕……”。
刘军医的这种记叙混乱是写作水平低下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只能说，他的造假水平还差了一灶火。如果我们追问他一下：少奇嘴鼻是怎么弄变形的?下颌瘀血是怎么造成的?他就没有下文了。他根本没准备下文。
他准备的下文是，《刘军医日记》：“记得曹护士曾经跟他商量过要替刘少奇理发和修修面的。可这么件事就一直没有能给做。李太和卫士长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他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了头发，刮干净长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曹护士和李卫士长想给少奇理发修面却一直未能做，为什么?刘军医没有明确说出答案，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这段文字中找出答案来：是这个在旁边监视着的特派员作怪，不允许曹李为少奇理发修面!
如果这位特派员存心折磨虐待少奇真的到了不许工作人员为少奇理发修面的地步，为少奇擦洗、翻身等服务应该也都被禁止了，那么，为何不干脆将少奇独禁幽室任其在痛苦中死去呢?还安排这么多人在少奇身边干什么?让他们来这里疗养吗?
何况，我们从《刘军医日记中》并没有看到中央特派员有过不准为少奇理发修面的禁令。你刘军医如此尊敬同情少奇，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监护日记”，为何就不动手或是安排护士动手把少奇那一尺多长的头发剪掉一截呢?这是绝对不用冒着杀头危险的。
退一万步，即使中央特派员下了不准为少奇理发修面的禁令，他也于11月7日和大家一道回了北京，至少奇12日去世，其间还有五天时间，你刘军医为何就不动手或安排护士动手把少奇那一尺多长的头发剪掉一节?
再说，尺多长的头发要多久才能长出来?这个问题刘军医从来就没有想过。
百度信息：现年79岁的越南老翁陈文海于上月24日(2010年2月)逝世。他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拥有一头长达6.8米的长发,是世界第一长。50年来他一直不剪头发,。
计算得出，他的头发每十年增长1·32米，每年增长近4寸。少奇的“白发尺多长”是一个“未定值”，若是1尺6寸长的话，他就有4年没理发了。按最少的说，1尺2寸或是1尺1寸罢，也有三年或是两年九个月没有理发了。
少奇于1969年12月12日病逝，上溯3年，应该是从1966年12月12日开始就没有理发了!而他与家人分开的时间是1967年9月13日。这就是说，他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时，就已经有9个月没有理发了!如果“白发是1尺1寸长”，那么，他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时，就已经有6个月没有理发了。
所以，刘军医的“高级”谎言，不要说我们这些外人不会相，少奇的亲人应该也不会接受的。
十五、“全身赤裸”之谜
网上传的“死时，全身赤裸”，没有出处。《看守长回忆》没有提到，《师顺德回忆》没有提到。《刘军医日记》也没有提到。
《刘军医日记》倒是有句“‘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李卫士长)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他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了头发，刮干净长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如果刘军医说的是真的。那么，从这个“换”字来分析，李卫士长来时，少奇遗体就已经穿好了衣服。
李卫士长看过遗体后，也没有说少奇遗体没穿衣服。但他交待了一个情况：“少奇同志两年多没下地，也没穿衣服”。这是指的生前患病期间，而不是指的死后现场情况。接下来他又交待：“衣服到开封前我给他带了，衬衣衬裤都带了”，这话表明：早在第一次来开封时，
卫士长就给少奇准备好了衣服。不但带了外衣而且还带了内衣，都带齐了。不过，他在后面又作了补充：“但是忘了带鞋”。对于这个遗憾，他也采取了补救措施：“走(回北京)之前护士跟我讲，给他买双鞋，后来去世时就穿了这双鞋。”此话表明，卫士长在离开开封回北京前，也帮少奇买好了鞋子。
怎么理解“去世时就穿了这双鞋”?如果理解成“去世时只穿了这一双鞋”，表示的就是没有穿衣服只穿一双鞋。不过，将这个“就”理解成“只”是不对的。
这个“就”应为“就是”的略写。因为在“走之前护士跟我讲，给他买双鞋”的后面，卫士长将“我就给他买了双鞋”省略了，“去世时就是穿了这双鞋”弥补了这个空档，表意为“去世时就是穿的我为他买的这双鞋。”
如果他看到少奇遗体全身赤裸仅仅只穿一双鞋的话，即使当时敢怒而不敢言，但今天回忆起来一定会怒不可遏!这句话他一定会说：“我们为少奇同志把衣服鞋袜都准备好了，可是，开封方面就是不给少奇遗体穿衣服，只给他穿了一双鞋!”
况且，依常情常理而言，有意不给穿衣服，应该也就不会给穿鞋!既然想到要穿鞋，应该就会想到穿衣服!
再进一步分析：
《师振德回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还照了相!为什么要照相?不可能是为了保存他们“虐刘”的证据吧?应该是为了以后有个交待!所以，即使平时“虐刘”是真的，到了照相的时候，肯定也要弄个假的——洗洗澡、净净面，整整容、换换装，让别人从照片中看出不是虐待而是优待!如果真有尺多长的白发，肯定也会在照相前剃掉了。如果平时真是全身赤裸，照相前肯定也会把衣服穿上了。
鉴于上述理由，本人认为：少奇“死时，全身赤裸”没有任何依据，纯系凭空臆造。
不过，从卫士长说的“少奇同志两年多没下地，也没穿衣服”来看，少奇同志生前重病期间没穿衣服应该是真实的。
《师振德回忆》对此也有佐证：
“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
请注意：他和卫士长都是说的“没穿衣服”!通常所说的“没穿衣服”并不一定包括没穿裤子，与“全身赤裸”是两回事。
正是考虑了这层意思，怕人家理会不到“全身赤裸”，所以，《看守回忆》中，李用胡把“没穿衣服”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补充。他说：“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
李用胡在这里用了一句“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将“没穿衣服”彻底的改造成了“全身赤裸”!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他的这段话逻辑非常混乱：既然外边罩上了一条白床单，不知他是怎样看到里面的粉红色棉被?既然病人被棉被裹着，不知他是怎样看到病人全身赤裸的?莫不是他的眼睛具有透视功能!
从他看到的“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棉被裹着”分析，接机时，他应该比师振德到得晚或者根本就没有上飞机。师振德是在北京医护人员为少奇换被子时(酱紫色毛巾被换成粉红色棉被)看见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的情况，这个情况李有胡根本就没有看到!他所说的“没有穿衣服”，只能是从师振德那里引进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又特别申明“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没有穿衣服”就这样被他改造成“全身赤裸”了。
这个“全身赤裸”只存在于他的臆想之中。
不过，卫士长所说“少奇同志病了以后就不能穿衣服了”也有两种解释。
卫士长此语指的是少奇自己没有能力穿衣服了还是因为疾病的原因身体不能穿衣服?如果是前者，他自己不能穿而护理人员也不给他穿，这就是虐待;如果是后者，属于治疗或护理的需要，那就无可非议。
先说“虐待”。开封方面，一个病人安排三个专职护士，应该可以算是特护之特护了!难道有可能是安排他们来虐待少奇同志的!
况且，前面提到的几份“一手资料”，都没有说过“上面”有不让少奇同志穿衣服的指示或是暗示，而提到的少奇身边的护理人员，都是十分同情少奇而尽心尽力服侍的，如护士用手抠大便，甚至连看守还协助翻身擦洗等。他们有可能会虐待到不给少奇穿衣服吗?即使他们会，李卫士长绝对不会!他是一直跟在少奇身边的(除了最后五天)，怎么会忍心看着别人不给少奇穿衣服呢!别人不给少奇同志穿，他一定会自己动手给少奇同志穿，只要少奇同志的身体还能穿衣服。
所以，虐待，没有成立的条件。
排除了“虐待”的“没穿衣服”，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治疗护理的需要，为了方便勤擦洗抑或其他别的原因?
十六、死时“全身发臭”是无中生有
这个问题应是无中生有的事。提供“一手资料”的几个人谁也没有提到过“臭”字。
少奇同志生前，不可能全身发臭。
因为围在少奇身边打转的有那么多人。除医护人员以外，据《看守长回忆》记载，少奇门口还有站岗的警卫，床前还有24小时双哨监视。如果少奇全身发臭，受罪的不只少奇一人，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得跟着受罪!他们不考虑少奇同志，也该考虑自己吧。因此，他们不可能让少奇全身发臭!
少奇死后，也不可能全身发臭。
师振德说得很清楚，少奇去世后，遗体及时进行了清洗。他说：“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
11月中旬，已经进入冬季的开封，气温不会很高。百度搜索到的资料：2005年11月15日到16日，最低气温为2℃～3℃。2010年冬季气温偏高，11月1日和2日两天，最高气温为17℃～18℃。1969年11月中的气温，没有找到数据，估计最高温度也应在18℃以下。
(http://tianqi.cncn.com/kaifeng/news-15909)
在汶川地震中，南方都市报有一篇关于尸体处理的报道，其中提到：
卫生部要求，尸体存放地点应远离水源、避开人员活动区，避开低洼地。存放时间在平均气温低于20℃的情况下，自然存放不宜超过4天……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08-05/18/content_470820.htm）
少奇于11月12日凌晨6时47分去世，于14日凌晨3时火化。遗体经过清洗，存放时间只有44小时13分钟，怎么有可能会发臭?即使死时没有清洗，也不可能发臭!
十七、遗体的小腿和脚露在车外是不实之词
这个谣传出自“刘军医日记”：
“遵照党中央命令：刘少奇遗体就地秘密火化。十四日凌晨一时，‘特派员’指挥几名军人将刘少奇遗体抬出小院天井，塞进一辆二」型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刘少奇高大的身躯，他的小腿和脚板都翘在车的后盖外面。吉普车后，跟着一五五医院的救护车，驶进郊外的火葬场后，火葬场早已经奉命做好了准备。两名工人开了电炉，但不准许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军人推进了焚尸炉。”
《看守长回忆》则是借用了《刘军医日记》的：
“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
《刘军医日记》表明，送火葬场时安排了两辆车，一辆救护车，一辆小吉普。推测到的乘坐人员，除了少奇的遗体外，少不了抬遗体的人，自然也少不了李卫士长和刘军医所谓的“特派员”。还有155医院的院长。大家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怎样安排乘坐比较好呢?
如果当时我是掌握“安排权”的“中央特派员”，我选出的最优方案是：将遗体安排在救护车的车箱内，抬遗体的除坐驾驶室的外，其余可在救护车车箱内陪护遗体。“我”和卫士长以及院长则坐在小吉普车内。如果刘军医也在，坐哪辆车就随他自便吧。这样既符合了“我”的“中央特派员”身份，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刘军医笔下的这个“中央特派员”好像是神经错乱了。放着标志“官身”的小吉普不坐却要去坐救护车，而让少奇遗体去挤小吉普!
不可思义!不可思义!
还是师振德同志可靠，他合情合理地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向我们交待清楚了。《师振德回忆》：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车还是两辆。一辆坐着老邢、卫士长和院长在前面引导(应该就是刘军医和李用胡所说的小吉普了);一辆装载遗体和抬遗体的战士。这么多人还加上少奇同志的遗体，可以肯定，是大六九车而不可能是小吉普了!
腿稍微露出一点也是细心的师振德检查时发现的，造成露出一点的原因则是在遗体抬到车上时引起盖布翻卷起来了。拉一下布就盖好了，与车子大小毫无关系。这也值得大做文章吗!
十八、临死前进行大抢救
网上谣传：少奇“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这就意味着，少奇临死前无医护在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抢救。此说根源在于《刘军医日记》。
前面说过，《刘军医日记》(第26天)记载1969年11月11日深夜，值班护士发现少奇病情危急，正要报告刘军医，却被中央特派员制止了。
第二十七天的《刘军医日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六时四十五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注意看了手表，我赶到楼下病房是六时四十七分。迟到了两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主治医生在少奇死后两分钟才到场。没有抢救的谣言就从这里添枝加叶的传出。
然而，《师振德回忆》却清楚表明进行了大抢救：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
请注意这里的三个“关键词”：“4点钟”、“很多人”和“院长”!“院长请示回来说”，说明是155医院院长亲自组织的抢救;很多人在抢救说明这是从155医院赶来的“大部队”在进行大抢救，医护小组这几个人是承受不了“很多人”这个词语为它“捧场”的;4点钟就看见很多人在抢救，说明12日4点以前早就开始了抢救，而据《刘军医日记》所记，值班护士是在11日深夜发现少奇病危的。所以，这次抢救是及时组织的抢救。
其实，《刘军医日记》记的“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也说明此前进行了抢救。“中央特派员”不具有作出病危诊断结论的能力和权力，他只是批准发出病危通知而已，作出病危诊断的肯定另有其人，这就是负责组织抢救的医生，具体的说，应是155医院的院长。
试想，要是没有医生在场并做出“病危”诊断，“中央特派员”凭什么批准发出病危通知呢!
十九、不送医院抢救无可非议
“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源于李用胡的《看守长回忆》：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
首先得指出，这里的10日晚应该改为11日晚才行。否则，由“10日晚”到“深夜时”再到“第二天早晨”少奇去世的11月12日6点45分，中间缺失了11日的一天整整24个小时。
李用胡的这段回忆，与刘军医同时的《日记》所记内容大相径庭。这一天，刘军医只记了值班男护士准备向他报告少奇体温却被“中央特派员”阻止的情况。至于少奇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半个字也没有提。而在10日的日记中就有了“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的感叹。照此分析，11日自然也不会为少奇同志做任何事了。而李用胡说的，不但还有药，而且还在按肺炎治。
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不同讲述的谁真谁假。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工作性质与医务不沾边的看守李用胡多年后回忆当时的医疗情况竟然比刘军医的“及时记录”更详细，更具体!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
李用胡说：“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
“限于条件”，是不假的。但是，少奇不是患的癌症、脑溢血等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而且早在北京就经过多次专家会诊确定了病状病因。所以，特设的这个有病房、有药房、有医生、有护士的临时医护机构，也可以说是“家庭医院”，不能说条件十分有限。
“限于医疗水平”，不想多说，估计这位姓刘的军医就不会承认。
“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估计刘军医也不会承认。为了让开封的医护人员熟悉少奇的“病史”，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在开封待了22天!给了这么长的“熟悉期”，还不熟悉“病史”，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
“不许送医院抢救”之说，没有送医院抢救是实在的，但“不许送”就得作具体分析了。
首先，要看需不需要送医院抢救?需不需要，必须由医护小组的医生确定。《刘军医日记》中，刘军医没有提到要送医院抢救的事，“不让送”自然就无从说起了。再说，少奇同志不是患的需要大型手术治疗的疾病。从这个方面分析，也不需要送医院，没必要送。
其次，是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允不允许将他送医院抢救?如果他的身体虚弱到经受不了送医院过程中的折腾和颠簸，在半途就去世了。又将怎么说?
再次，送医院抢救还有一个延误时间的问题。派医护人员到病人住处进行抢救比派救护车接病人到医院抢救，至少要减少一半时间。而对危重病人的抢救，时间就是生命，有时候，几分钟甚至几秒钟都可以决定病人的生死。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患危重病的普通人甚至具有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也都没有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医院院长亲自带很多人上门进行抢救!
最后，如果经过现场抢救，少奇同志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他的身体状况暂时好转，可以允许送医院抢救了，而他的病又必须送医院抢救，这时候送医院抢救才是最佳选择。如果有关方面在这时候放弃了这种最佳选择。我们就有理由责怪“不让送医院抢救”了!
遗憾的是少奇同志没有等到这个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李用胡的“不让送医院抢救”纯系无稽之谈。是有意搅浑水的。
二十、怎样解读用“刘卫黄”的姓名登记火化
网上传出：“20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
据《刘军医日记》，填写火化单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开封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
怎样解读火化单上填写的这些信息呢?毫无疑问，这些信息在当时带有很大的保密性。为什么要严格保密?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骨灰的安全保存。在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当时，如实公开他的死讯对于他本人和亲属都没有益处。因为人们对于“叛徒”大都具有天生的敌意，特别是那个时代。
譬如发个讣告。这讣告又该怎么发?
江青死于1991年5月14日3时30分。新华社6月4日从北京发出电讯稿：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这个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的角落上)
这样的“讣告”，如果征求江青亲属的意见，他们会同意发吗?他们一定会坚决要求不发!
如果给少奇发讣告，肯定也是第四版的角落位置待遇，而且也绝对少不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这样的讣告，要是征求少奇亲属的意见，他们也一定会坚决反对发。
江青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的福田公墓。墓主的名字用的是李云鹤，立墓人的名字也没敢留，就用了个“女儿、女婿、外孙敬立。”
江青的遗愿是葬回诸城老家。诸城市委也同意派车去接。但李讷却不敢了却其母的这一遗愿。为什么?她说出了原因：“现在恨妈妈的人还很多，放在那里，我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我岂不更不孝了吗?”
就这样，她一直把其母的骨灰存放在家里，直到十余年后才隐匿姓名安葬在福田公墓。
如果当时让少奇子女处理其父后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想，出于安全考虑。很有可能他们也会把少奇的真名隐瞒下来寄存骨灰的。
所以，我以为，如此严格的保密，很有可能是出于骨灰保存的安全因素。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说的是一种可能而已。
至于“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是不是因为害怕人民知晓起来造反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则可以肯定不是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事绝对没有发生的可能。
再说，张金贵填写火化单时，也没有“干得神鬼不晓”的意思。若有这个意思，随便编两个名字就行，走出火化场就再没有人能找到痕迹了。
他干嘛要用“刘卫黄”的名字，因为这是刘少奇的曾用名。对于外人是保密措施，对于其亲人和老同事则不是保密而是留下的一个标记。他干嘛要用刘源的名字?因为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以便于后来辩认。
如果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实在解不透张金贵为什么要用这两个真名字而不胡乱编两个假名字!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它在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方便少奇亲人辩认骨灰。
第三篇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一、刘军医其人
近日，在中新视频中找到一篇《刘少奇在开封最后的日子》。这个视频介绍了“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展出的当年刘少奇在开封的情况。
刘少奇平反以后，1994年，有关部门将他当年的住处辟为“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
陈列馆讲解员的讲解词有“专案组要求按一般肺炎治疗，否定了当时的主治医生刘英干提出的拍片和会诊……从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品全部带走，一点也不留”之说。这话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正是《刘军医日记》中的刘军医说的。看起来，我此前认为“刘军医”是个虚假人物并不正确，原来刘军医还确有其人，应该就是这位当年刘少奇的主治医生刘英干了。
那么，真实的刘英干医生为何要把“医护日记”记成“监护日记”，编谣造假千方百计地将少奇的治疗问题往政治上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刘英干是个医生，如果是“监护”，还用得着把你调来吗!请看“监护日记”，即本篇所称的《刘军医日记》：
第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过去最高层而今处于最底层的人物!他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啦……
第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北京来的老卫士长对他很尽心。每天都在监视下进入他的房间多次。……
第九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我为他争取到一次化验的权利，却受到如此待遇--在武装押护下去为一个病人化验，恐怕在历史上少有……
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象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
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我算弄明白了，本来就不叫治疗，而叫监护，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我们实在弄不明白：少奇在开封，连工作人员包括李卫士长和刘英干主治医生都受到了严格的监视，为何少奇在北京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李卫士长以及为他治疗的医护人员都没有受到监视?
我们实在弄不明白：既然明摆着是要“让人死掉”，为何替少奇选择住址时却要选一个带暖气的地方?为何不选一个没暖气的地方让少奇直接冻死?
据“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副馆长韩长建介绍：事先为少奇住处预选了两个地方，由于一军招待所没有暖气，所以最后确定在这个地方。
这对待同一个人的选有暖气的地方安置与把药品全部带走，怎么能统一到同一条道上来呢?
二、刘军医虚构的一个幽灵——中央特派员
《刘军医日记》中，不时出现一个中央的“影子”——“中央特派员”。这个特派员，没有名也没有姓，但是却全权代表中央，对医疗组进行全程监视，干涉阻挠对少奇的治疗护理，妄图尽快地“让人死去”。不过，在李卫士长、李用胡以及师振德三人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中央特派员”。
《卫士长回忆》提到专案组有两人到了机场：“我们和专案组、医生护士，到了西郊飞机场。专案组老邢在，还有一个姓何的在。”专案组的两个人是都到了开封还是一个人到开封?李太和没有交待。不管怎么说，这两个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份只是专案组的普通工作人员而已。将他们视为“中央特派员”未免太抬高了他们的身份。可是，除了他们，也实在再找不出另外有人具有“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看守长回忆》提到：“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
《刘军医日记》第23天(11月8日)对同一件事是这样记的：“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
可见，所谓的“中央特派员”，就是李用胡说的“专案组的人”。
《刘军医日记》虽然在第三天即有李卫士长“每天都在监视下进入他的房间多次”之说，但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直到第16天(1969年11月1日)才在《刘军医日记》中公开“亮相”：“‘特派员’不知何时又进来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场，真尽职。”
第22天(11月7日)，“中央特派员”再次在《刘军医日记》中出场：“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
《看守长回忆》也记述了这个情况：“11月6日(时间提前一天)，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
“全部撤回去”和“一个也不留”，意味着“中央特派员”也撤回北京了。可是，四天以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第26天(11月11日)《刘军医日记》：
深夜，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失声叫道：“烧到四十一度啦!”转身往外跑，要上楼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员”忽然幽灵般出现了，堵住他，并训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护士站下，差点要问：“您，您怎么又回来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报告上级，他烧的厉害，嘴唇都紫了，两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员”走到病床前看看，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
第27天(11月12日)《刘军医日记》：“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
这不是活见鬼了?“中央特派员”在四天前已经回北京了!莫非是他的“幽灵”乘着夜深潜回来了吗?
估计刘军医会解释为，中央特派员“回北京后又马上赶回来了”。不过，《卫士长回忆》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专案组”的老邢是和李卫士长等人一道回北京，又在少奇死后和他一道再来开封的：“13日晚上，打电话告诉我，少奇同志已经去世，让我明天早晨8点到昌平飞机场坐飞机到开封。到了昌平，我和专案组老邢飞往开封。”
可见，11月7日至13日，这里根本就没有北京来的人!既没有“中央特派员”，也没有“专案组的人”。
因此，可以断言，《刘军医日记》中的这个“中央特派员”，只是刘军医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而已。也可以说是他虚构的一个幽灵吧。至少，在11月7日北京来的人全部撤回以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幽灵!这是一个被刘军医掌控“言行”的幽灵。它的“言”出自刘军医的嘴里，它的“行”来源于刘军医的想象中。
三、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当我们弄明白，11月7日至13日这里根本就没有北京来的人这一铁的事实后，就可以斩钉截铁的断言：刘军医所说的11日深夜值班护士要向他报告少奇病危而被中央特派员阻止，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既然没有特派员阻止植班护士向他报告，值班护士肯定就向他报告了。那么，接到报告的刘军医为什么直到6点47分少奇死去2分钟后才来到现场呢?分析起来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迟到两分钟是谎言。事实上他参加了对少奇的抢救，根本就没有迟到。之所以要放出他这个主治医生在少奇死后才到的信息，目的就是说明没有对少奇进行抢救，而他的迟到则是因为特派员阻止了护士向他报告，从而证明少奇之死是中央特派员政治迫害造成的恶果。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无耻的见不得人的大阴谋。
第二种情况：迟到两分钟是事实。是刘军医将护士的报告不当一回事而蒙头睡大觉，也可能是他当时不在岗护士无处报告。只好直接向155医院领导报告。于是，院长立即带人赶来组织抢救。负责内务的师振德，很可能就是被抢救人员的声息惊醒而于4点起床赶到了现场。而刘军医却到6点47分才来到现场，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行为，绝不可能用一句“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就可以把责任推卸掉!
总的一句话，即使真有一个“中央特派员”阻止值班护士报告，但他还留下了一句“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见《刘军医日记》)”。从楼上到楼下需要几分钟?值班护士不可能在下了病危通知以后才向你这个主治医生报告!你刘军医在少奇死后两分钟才到，能说没有过错吗!
如果真是没有药物不能组织抢救可以认为不是你的过错，但病人病危直到死去主治医生不在现场则绝对是过错。从这个角度上讲，刘军医对少奇的死亡是负有责任的，虽然组织抢救并没有挽救少奇的生命。
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出刘军医对少奇之死负有责任：
少奇于1968年7月初检出患有“肺炎杆菌性肺炎”，此后的半年时间内，连发五次，而1969年，到转移开封时的10个半月，只发生2次，说明他的肺炎有所控制。到开封后的前22天，也没有大事，可是，等北京的人走后，不到五天时间，他就去世了。这是为什么呢?
刘军医反反复复的强调的原因，一是没有按照他的意见透视拍片，二是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带回去了，三是本地的药，领又不给，买又不许。
可是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发现这三个理由都不成立。
根据《刘军医日记》：
第七天刘军医建议透视拍片;
第八天上级批示不行;
第十一天“上级命令”不准再用进口的D八六0。
第二十一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维持在三十七点二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 ”
可见，没有透视拍片，没有用进口药并没有影响少奇的治疗。
根据《刘军医日记》：
第二十二天，上午，北京的人撤回，一日无事;
第二十三天，“下午，他又开始发烧”;
第二十四天，高烧三十九点七度，退烧药没有了。D八六0也没有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第二十五天，“没有药，不给药。”
第二十七天，“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没有药。没有药。刘军医把全部责任推给了“没有药”。为什么会没有药?北京来的人顶多也就把北京带来的药带回去吧。可是，他们走后的第三日，实足时间还不足两天，你就嚷嚷着没有药了，谁信呢?中药看病最少一次会开三天(三付)药，西医同样如此，任何小病，医生也会开三天药!身为少奇的主治医生，你竟然没有给他准备两天的药。
再说，“领又不给，买又不许”的人是谁?这时候已经没有“中央特派员”了，他们是院领导还是军领导?你有冒着“杀头”危险为共和国主席记“监护日记”的无所畏惧精神，为何就没见你冒着“杀头”危险为共和国主席去找院领导、军领导要药!
通过治疗体温已经维持在正常的三十七点二度、“又创造了生命奇迹”的刘少奇，北京的人走后第五天(实足时间不到4天)，就被你这个主治医生把他送上了西天。要知道北京那边汪东兴还吩咐李卫士长再来开封照顾少奇呢(见《卫士长日记》)。你刘军医是怎么弄的!?凭你这“没有药”的一面之词就想把责任全部推给一个虚拟“中央特派员”，可谁给你的“没有药”作出证明?即使你说的“从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品全部带走”，《看守长回忆》、《卫士长回忆》、《师振德》回忆》也都没有为你作证哩!(不知陈列馆对此是否作过认真核实。如未作核实而采信刘军医的一面之词，那就是很不严肃的)
还有问题要问你刘军医。少奇死后，“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刘军医日记》第27天)是怎么回事?这和“中央特派员”和北京来的人毫无关系。在你们认为连个蚊子也飞不进的“特殊监狱”里，你是少奇的主治医生，只能问你，你是怎样把少奇治成这样的?
第四篇毛主席与少奇同样的亲情遗憾
少奇病中没有亲人陪侍，也是许多人渲染“迫害”的一项重要内容。
《天涯煮酒论史》有位“重庆皂角山李氏”网友发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之后，……不让其亲属探望，合符哪家法律?”另外，少奇子女也提到“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奉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
说句良心话，谁都感受过自家老人临终前那种渴望亲人陪侍和送终的心情?老人临终没有亲人送终和子女没有为老人送终都是人生的一件憾事。本人对此深有体会。我的祖父弥留之际好长时间不掉气，一直等到我从外地赶回叫了他一声，这才放心地走了。但是，后来祖母和父母亲去世时，我都没有能够及时赶到他们的身边。至今回想起来总不是个滋味。
所以，当时我就对“重庆皂角山李氏”网友作了一个这样的回答：
“探望的问题。不好说。不过，毛主席住院期间，其子女也是很难一见的。死时好像也没有谁在身边。”
一位叫“s_j_c_”的网友马上就接话了：“呵呵，又来混淆概念。子女难见毛，是因为毛没有传唤，跟毛想见某人却不被允许是两回事。拜托你六、七十岁的人不要这么无耻行不?”
袁德靓网友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话能说到这份上，鹤龄网友脑子确实出问题了。善意提醒：先去治病，再来照顾帖子。”
怎么答复他们呢?毛主席子女不能随意见父亲的事。这是好久以前看过的信息，脑子里只是留了一点点的印象。没办法，只好慢慢的搜寻。还真搜到了。于是便给“s_j_c_”作答：
“混什么概念?请你不要随意将‘无耻’送人。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无耻。下面转帖李敏的两段回忆。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权力随时传见李敏。当然，比少奇同志的遭遇还是要好一些。这就是做大人物的悲哀!”
其一、《“毛泽东万岁”与妻女离散，是辉煌还是孤独》摘录：
毛泽东可能更愿意自己首先是一位父亲，其次才是一位领袖。但历史却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他是受到亿万人瞩目的中国领导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的另一位爱女,他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搬出了中南海.对此,父亲则并不知情。
李敏：“跟我谈话,说让我搬出来，我说我还在上学，经济上还不独立。他们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让他们（跟爸爸）说。他们也没人跟（替）我说。我生气。我也没跟他（爸爸）说。我知道我说了也没用啊。”
（毛主席）和江青貌合神离,李讷去了江西。李敏搬出了中南海。毛泽东身边没有了一个亲人，他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政治领导。
李敏：“我去见他。他们说，不让进。我说我要见我爸爸。他们说我爸爸不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其二、《毛泽东临终前给女儿留下奇怪的手势》摘录：
李敏来到床前，看到爸爸病成这个样子，眼泪又要流下来了，她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带着微弱的声音说：“娇娇，你来看我了?”毛泽东神智十分清醒，他仍然习惯地称呼李敏的小名“娇娇”。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毛泽东望着李敏，目光中充满着慈祥和怜爱。
李敏此时无法向爸爸道出个中缘由。但她觉得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家人的爱，享受到天伦之乐。
……
没过几天，中办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让她去看爸爸。中办派来的车把她接进中南海。她以为是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病逝的爸爸，输氧的罩子也已经撤掉了。见此情形，李敏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周围的人告诉她，毛泽东是0时10分与世长辞的。
这两段摘文告诉我们，早在60年代，毛主席的身边就没有了一个亲人。他的亲人想见他也受到严格的约制。很难一见。他在重病时李敏也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必须走人，直到死后才给她一个信息。
一句“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表露了作为伟人的毛主席的常人心态。他和我们常人一样，渴望着亲情，特别是在人生即将逝去的时刻，更加百倍地渴望亲人。他何尝不知道李敏不常来看的原因，他是在无可奈何中的明知故问!
面对这种现实，就感情而言，谁都会感到残酷而不愿意接受。少奇子女如此，李敏同样如此。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我为他们发出了一声“这就是做大人物的悲哀”的叹息!
对于这个“结论”，没有人再提出异议。
总不能说毛主席也受到迫害吧!
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悲哀，也不是专属于大人物。为数更多的小人物更是如此。只是造成这种“悲哀”的原因有所不同，大都是为生计所迫而已。
人生的憾事实在太多了。不说它也罢。
附：
李用胡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7/19/content_8568476.htm
刘军医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http://space.tv.cctv.com/act/article.jsp?articleId=ARTI1204695476174466&nowpage=2
李太和卫士长的回忆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513/30519/2533537.html
师振德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599/5030921.html
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53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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