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毛泽东整风的初衷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见者。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郭道晖《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356783.html )
事实：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考虑的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整风的问题是1956年就提出来的。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既有好事，也有坏事。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赫鲁晓夫在年初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此后，又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针对国际上的这些事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著名文章。两篇文章讲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考虑更多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风的意见，他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还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的差不多了，……。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他还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有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使用武力来解决。”从上面的介绍可知，毛泽东整风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而把毛主席发动整风运动，看作是毛主席的一己之私，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把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进而推断毛泽东发动整风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譬如“排除不同政见者”，是完全错误的。据毛泽东的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了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对农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既肯定了农民革命的进步作用，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同时还指出了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显然，全盘否定农民革命，并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贬低为农民革命，把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都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革命，毛泽东理所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看毛泽东发动整风，所谓毛泽东整风为的是“排除不同政见者”、维护自己的“党国之尊”的地位，显然更像某些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测罢了。
事实：毛泽东发动整风，并非“排除不同政见者”、惧怕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事实却是毛泽东1956年之前就曾多次反对将自己同马、恩、列、斯平列，并多次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郭文”说，“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也还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应该说，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当然应该有统一的思想，而通过整风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手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郭文”却将其说成是毛泽东要“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这显然又是对毛泽东的恶意攻击。在历史上，王明路线给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为什么就不应该对其进行批评?如果没有整风，共产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吗?而且，整风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怎么能够说成是“排除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在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也根本没有对王明采取排斥的态度。在七大和八大，毛泽东还做工作要人们继续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
“郭文”还说，“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郭文”此说更是凭空杜撰。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在七大提出来的，并且写进了党章。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其实并不赞成。1948年8月13日，时任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校长的吴玉章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主张在华北大学的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至于“这样说是否妥当”，它也不能断定，因此要求“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页注释⑵)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即在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很严肃地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一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由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坚决，所以，自这以后不仅没有人再讲“毛泽东主义”，再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而且连写进七大党章的“毛泽东思想”也没有人再提了。
1949年3月，中央举行七届二中全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规定。毛泽东后来在1953年8月12日的讲话里曾再次提到，“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点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页)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可见，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自觉的，早在1956年之前就已多次提出，根本无需等到苏共20大以后才由别人提出，更不会因为不提毛泽东思想而耿耿于怀。“郭文”所谓“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云云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总之，在整风问题上，“郭文”对毛泽东的所有攻击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是应该推倒的不实之词。
( 参考《毛泽东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驳<炎黄春秋>的谬论》//m.drhuete.com/Article/cpers/2009/09/6826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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