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１９５７年的整风反右--驳《炎黄春秋》的谬论

毛泽东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

——驳《炎黄春秋》的谬论兼及郭罗基的《历史的漩涡——1957》

奚兆永

《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除了在最突出的位置（第一篇）刊登姚力文、刘建平的《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一文（简称“新文”）外，还在相当突出的位置（第二篇）刊登了郭道晖的《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简称“郭文”）。两篇文章，一篇是从经济方面攻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篇是从政治方面攻击毛泽东的整风反右，称得上是双管齐下，全面反毛。我已经写过一文批驳了“新文”，现在再写此文来批驳“郭文”，并兼及郭罗基的《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一书中的谬论。

一、关于整风的初衷

“郭文”说，“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见者。”文章还说，“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

事情是不是如“郭文”所说的那样呢？

我们知道，整风的问题实际上是1956年就提出来的。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既有好事，也有坏事。说好事，是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坏事，首先是赫鲁晓夫在年初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在此之后，又先后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针对国际上的这些事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著名文章。两篇文章讲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考虑更多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这年的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风的意见，他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还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的差不多了，……。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他还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有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使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8页）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整风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郭文”虽然也引用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但却把整风的初衷归之于“防腐”和所谓“敲打不同意见者”，还说什么“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说“防腐”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把毛泽东为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考虑说成是为保自己“党国之尊的地位”，并且和所谓“敲打不同意见者”相联系，总之看作是为了一己之私，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要问，毛泽东是“农民革命的领袖”吗？

在这方面，有人把马恩关于农民和农民战争的某些具体论述当做普遍真理，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民革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同时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说成是农民革命。并以此来贬低和否定毛泽东。郭文也是如此。当然，马克思曾说印度“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恩格斯也说过，德国“农民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们在中世纪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8页）但是，马恩的这些论述并不是对农民革命的根本否定，而只是针对具体国家的具体情况对这些国家农民革命不甚发达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应该看到，中国的情况与印度、德国并不不同。由于中国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农民的狭隘性相对来说要小些，他们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些，因此，中国农民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远远高于印度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农民革命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也远远大于印度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印度农村公社“表现不出”的“伟大和历史首创精神”，在中国农民身上却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了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对农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既肯定了农民革命的进步作用，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同时还指出了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显然，全盘否定农民革命，并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贬低为农民革命，把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都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革命，毛泽东理所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能把毛泽东说成是“农民革命领袖”呢？

“郭文”把“防腐”和所谓“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 联系起来，这完全是污蔑。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动员自己的亲人投身革命，其中有六位亲人为革命而捐躯（包括其妻杨开慧，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长子毛岸英、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对于这样一位为革命献出了一切的伟人，怎么可以说成是为了保“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呢？这里要指出，毛泽东对于所谓“地位”其实并不看重。我们知道，毛泽东很早就有退居二线的想法，1959年为了有更多精力从事理论研究，他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为毛泽东非常看重名誉地位，这除了说明将这话的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郭文”说，“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也还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应该说，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当然应该有统一的思想，而通过整风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手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郭文”却将其说成是毛泽东要“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这显然又是对毛泽东的恶意攻击。在历史上，王明路线给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为什么就不应该对其进行批评呢？如果没有整风，共产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吗？而且，整风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怎么能够说成是“排除不同政见者”呢？实际上，在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也根本没有对王明采取排斥的态度。在七大和八大，毛泽东还做工作要人们继续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这个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再说，在1956年决定、1957年进行的整风中究竟排除了哪些所谓“不同政见者”，“郭文”却说不出一个来。“郭文”如此毫无根据地发表意见，是很不严肃的。

“郭文”还说，“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

“郭文”此说更是凭空杜撰。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在七大提出来的，并且写进了党章。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其实并不赞成。1948年8月13日，时任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校长的吴玉章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主张在华北大学的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至于“这样说是否妥当”，它也不能断定，因此要求“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页注释⑵）毛泽东在知道此事后即在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很严肃地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一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由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坚决，所以，这以后，不仅没有人再讲“毛泽东主义”，再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连写进七大党章的“毛泽东思想”也没有人再提了。1949年3月，中央举行七届二中全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规定。毛泽东后来在1953年8月12日的讲话里曾再次提到，“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点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页）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可见，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自觉的，早在1956年之前就已多次提出，根本无需等到苏共20大以后才由别人提出，更不会因为不提毛泽东思想而耿耿于怀。“郭文”所谓“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云云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

总之，在整风问题上，“郭文”对毛泽东的所有攻击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是应该推倒的不实之词。

二、关于反右派的必要性和“扩大化”问题

关于反右的必要性和扩大化问题，邓小平曾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侯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款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上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明确地指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三中全会以来》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5页）

“郭文”显然不同意邓小平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上述看法。文章说，“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已100%“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郭文”的这些说法能不能成立呢？

毛泽东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8页）所谓左，是指先进者，就是能够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并且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那一部分人；所谓右，是指落后者，就是不能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想把社会拉向后退的那一部分人；而所谓中，是指介于进步分子和落后者之间的那一部分人。不能说毛泽东把人群分为左中右不对，因为这是客观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按照毛泽东当时的估计，中间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4页）问题在于，社会上一部分人（左派）要把社会推向前进，而另一部分人（右派）则要把社会拉向后退，因此在左和右之间发生矛盾，发生斗争应该是必然的。当然，仅仅这样说也还不能说明应该发动一场反右派的运动是必要的。如果因为存在右派就必须开展反对右派的运动，那岂不是天天都要开展反右派运动了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左派和右派之间由于方向相反，他们之间当然会有矛盾，有斗争，但是，这里所说的“反右”，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的左右之间的斗争，而是在特定意义上说的。所谓特定意义，就是说，它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场政治运动。“反右”是一个简称，为了弄清它的特定含义，有必要恢复其当年的全称。“反右”的全称应该是“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一全称不仅见之于毛泽东著作，也见之于党的文件。1957年6月8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开始“反右派”的那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用的题目就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不会有继之而来的反击。对1957年的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我们正应该这样来认识。

我在本文的前一部分已经指出，1956年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全世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接着又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正像中央在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代理商经验》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有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

中国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国际上的这些事件当然也影响到了中国。本来，就国内形势而言，情况还是较好的。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比预期的还好，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也已基本完成。但是，经济战线上的胜利还要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来巩固。实际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并不是一回事。资本家的工厂可以在一夜之间就转为全行业合营的企业，转为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资本家的政治思想却不能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也不能一下子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可以敲锣打鼓地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其世界观和其思想深处的东西却不能马上就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点，从上海资本家李康年在195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赎买20年”的主张就可以看出来；而当他的这一主张受到千家驹和广大群众的批评后，他又在6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重申他的观点，并与千家驹进行商榷。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些资本家对于“亡国”（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共产”（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是心有不甘、十分痛惜的。

不过，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的民族资资产阶级并不具备与共产党对抗的实力。但是他们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中都有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从苏共20大后西方反对共产主义的恶浪里看到了希望，也从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里受到了鼓舞，加上共产党整风又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个跳出来“大鸣大放”、“仗义执言”，一个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就这样开始了。一时间，什么“党天下”，“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下轿下台”等言论铺天盖地，而不同意见则横遭干涉，不让发表。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曾经在1949年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并担任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秘书长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意见。他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织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卢郁文反驳章伯钧，他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指国务院核心领导起草好的文件给大家的讨论本）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谈到党与非党关系，卢郁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说，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以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以为应该允许反批评，这并不是打击报复。对于卢郁文的发言，同为民革成员并在国务院任参事的谭惕吾马上进行了驳斥。她说，“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土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会上，甘祠森认为谭惕吾是太主观了，不能说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第二天，这些发言都登在《人民日报》上。6月6日，在国务院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揭露，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849032有人写匿名信给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匿名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后来卢郁文在一次会上讲到了匿名信的事，谭惕吾一再毫无根据地认为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搞的，她甚至说，“我百分之百地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直到80年代末，一位记者在自己的文章里还说，“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戴晴：《储安平》，《东方纪事》1989年第1期）就是说，匿名信是为了反右派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但是，郭罗基在他的书中却证据确凿地说，匿名信“确有其事，并非‘小把戏’。1959年，写信人就被公安部查了出来，又是我们历史系55级的学生，名杨秉功。1958年，全年级分赴边疆地区进行少数民族史的调查。杨秉功在广西听说某些地方饿死了人。1959年回校后，他在未名湖畔的建筑物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公安部发现，小字报的笔迹与1957年匿名信完全一致。缩小了范围，一下子就查出了。杨出身于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但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杨被捕时是四年级学生，刑满出狱后，北大仁慈地给他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这些都是杨亲口告诉我的！”（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1页）在这里，郭罗基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匿名信和小字报的作案者的准确的信息，但是他在叙述时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说 “杨出身于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殊不知，是不是“阶级敌人”并不决定于作案者的家庭出身，而是决定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杨秉功的作为，按照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当时定杨秉功为反革命罪应该是正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用这种辱骂和恫吓的手段来阻止左派讲话并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现象。还有一位也是在国务院当参事的党外人士李仲公，由于在5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的意见，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骂他是“逢党之恶”。甚至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也收到了匿名信，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而在上海，复旦大学于6月7日举行教师座谈会，经济系教授笪移今由于在会上说了“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立即遭来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大声呵斥：“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还有几个人也拍手叫喊，要组止笪移今继续发言。这说明，当时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已经发展到相当猖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反击吗？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之所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而社论之所以又特别提到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恰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有人说这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10日举行国务院非党认识座谈会上，卢郁文再次谈到，在他收到了第一封匿名信以后，又收到了4封匿名信，（见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足见当时右派的气焰是何等嚣张，而对其开展反击又是多么必要。

时下有关“反右”问题的认识，一些人往往认为当时对右派的严重性被看得过重，而对反右的必要性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当时右派对党社会主义的进攻是相当猖狂的，局势是极其严峻的。

章伯钧后来在交代中说，“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带家里家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就我们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 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的很厉害，……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一些人谈谈，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去。”（见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天，即6月6日章伯钧召集了民盟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六位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故又称“六六六会议”（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参加的还有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请了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金若年参加。胡愈之在会议开始前即离开了会场。据参加会议的闵刚侯后来揭发，“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许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想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此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见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另据费孝通的回忆，发言者对共产党是否已经掌握了各学校的实际情况表示有怀疑，章提出要找周总理、李维汉、康生、彭真。史良主张在座的人一起去见党的负责同志。史良说她晚上可以见到周总理，如果周总理同意，当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谈。不过，周总理没有表示可否。（转引自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从这些情况人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章伯钧们认为，共产党实际上已经不能对局势有什么影响了，继续放，学生就会上街，市民也会参加，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如果收，那就要依靠民盟来收拾残局。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他们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吗？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描述“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所作所为，说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5页）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描述和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现在有人不赞成“章罗联盟”这个说法，说他们二人的私人关系不好，而且他们之间也并没有订立什么同盟或协定，因此认为章罗联盟之说不能成立。我认为，这是一个皮相的看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都想走第三条道路，有共同的利益——都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两股力量能够走到一块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应该说，当时毛泽东对于民盟内部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因为民盟内部有左派，而且民盟的秘书长胡愈之就是一位未曾公开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对于民盟内部右派的动向怎么会不了解呢？

实际上，不仅是毛泽东，当时许多党外人士对右派的猖狂进攻也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革命老人，民革的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丈夫廖仲恺遭到暗害的何香凝，因健康关系没有出席6月1日在统战部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她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书面发言，信中说，“革命党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党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基本上有爱国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何香凝已经清楚地看出了“新时代”左、中、右的分野，并且对右派的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同时也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规劝，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何香凝的话右派是听不进去的。

孙中山夫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也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撰文说，“我对于有些人发表的一些谬论，是肯定不能同意的。有些人的批评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从这种见解出发，他们进而提出在各种机构里处于决策地位的共产党代表和党委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说这样会限制民主，会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 ；又说共产党既然不懂技术，就不能领导等等。当然，什么地方存在着这种情况就应该加以纠正，并且纠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须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她强调指出，“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决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或它的领导地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275页）宋庆龄对反右派的态度是如此鲜明，但是，居然有人在网上造谣，说宋庆龄曾在1957年写信给党中央，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宋庆龄后半生的心路历程》）而事实是，宋庆龄对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止一次地进行了驳斥。她在1957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再次撰文批判右派说，“他们把攻击集中于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她还说，“饥饿、贫困、孱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对于反右，宋庆龄说的是“不难理解”，“完全正确”，而绝不是什么“很不理解”和“想不通”。应该说，谣言制造者的手段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伪造信件连个写信的日期都没有，而且对当时反右的情况和宋庆龄的活动也非常无知。就在反右几个月后，即11月初宋庆龄即以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虽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可见毛泽东和共产党对她的高度信任。怎么可以设想，宋庆龄会在反右“两个多月”后给党中央写那封对反右派“很不理解”和“想不通”的信呢？如果宋庆龄的观点是和党中央尖锐对立的，她还会和毛泽东一道去莫斯科参加上述活动吗？

当时还是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郭沫若，在195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上发飙了一个对记者的谈话，题目是《拨开云雾见青天》。访谈写道：“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郭沫若加重语气地说是：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叶永烈认为，郭沫若的话“在逻辑上是极为混乱的：首先，凭什么区分‘无罪者’和‘有罪者’？也就是说，罪与非最的界限是什么？其次，郭沫若把‘言者无罪’圈定在‘无罪者’的范围，而实际上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亦即以‘言有罪’定下‘言者有罪’，定下言者是‘有罪的言者’！”（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其实，叶永烈对郭沫若的批评并无道理。应该说，任何话都是有其语言环境的，在一个场合是正确的话，用到另外一个场合就不一定对。就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句话来说，如果是用在善意批评的场合，它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是用在恶意攻击的场合，那就不适合了。这在逻辑上有什么说不通的呢？叶永烈问“凭什么区分‘无罪者’和‘有罪者’”？很简单，是根据事实和法律。至于所谓“以言定罪”，应该说，历来都是如此，各国都是如此，只不过定罪的标准各有不同罢了。试问：造谣、诽谤、恐吓、漫骂是不是言？这样的言有没有罪？对这样的言要不要定罪？答案显然应该是肯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就明确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据法律对这些有罪的言者治罪又何错之有？

在1957年，正如宋庆龄所说，人们对右派的一些言论非常气愤。许多人至今还记得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当时发表的言论，他说，“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页是没有用的。”（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当人们看到些话时都感到很震惊，觉得此人定与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否则怎么会说出“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的话来呢？邓小平说“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他说的这“有些人”很可能也是指葛佩琦这样的人。后来为右派摘帽改正，人们自然也想到葛佩琦的问题。最近从叶永烈写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得知，在1957年6月9日，葛佩琦曾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更正信，信中说；“六月八日你报刊登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取）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叶说，“《人民日报》没有理睬他，没有刊登他的更正。时隔将近三十年，在为葛佩琦改正时，才在《人民日报》的档案中找到这封更正信。不过，显而易见，这封更正信是葛佩琦看了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赶写的。因为《人民日报》在5月31日已经发表过他类似的言论，他当时并没有要求更正。”（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我认为，叶永烈的这段记述和判断是正确的。

还值得一说的是，和一些竭力否定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同，现在定居美国的那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郭罗基认为，右派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他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无罪的，因为它并不违反法律，是合法的，相反，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倒是不合法的。他在前揭那本书里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的。开国以后的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序言指出，‘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共同纲领》并没有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将‘过渡时期总任务’写进想法的序言，但同时宪法也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该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两年以后，中国瓷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违反宪法，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擅自宣布：‘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非但是不够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郭罗基自称学的是历史，教的是哲学，现在研究的是法学。一身而跨三个学科，无疑是一个饱学之士，奇怪的是，他竟然连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的概念也没有弄清楚。实际上，早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初，就已明确指出了“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既然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际上也就肯定了它同时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点，在周恩来1949年关于《共同纲领》的说明和刘少奇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说明里都有清楚的说明。周恩来在1949年作《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说明时说，“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个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新华月报》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刘少奇在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里也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希望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说：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要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维持现状的思想。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相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页）事实是如此清楚，郭罗基又怎么能够说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法的呢？

最近，大名鼎鼎的右字号人物茅于轼也步其后尘，声称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应该说，右派们从矢口否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到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并不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错，而是他们今天的心态已经与当年大为不同。在当时，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种反革命罪行，他们当中除了那些特别坚决特别顽固的极端分子敢于公开承认外，一般是不敢承认的；而在今天，他们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他们当年所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可以以先行者自居并为此而感到骄傲了。不过，他们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写进了宪法的，而在四项基本原则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显然是其重要内容，反党反社会主义明显是违宪的。违宪就是最大的违法。茅于轼公开提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也就是公开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违宪违法又是什么？

关于反右“扩大化”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的讲话里都有肯定，不过对一些具体问题还应该作具体分析。

毛泽东在苏共20大以后对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曾经有所批评，他对在中国划右派还是相当谨慎的。这里不妨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例子之一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1957年4月27和29日，傅鹰两次在整风鸣放会上发言，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将其发言整理后刊登于仅供高层领导参阅的《宣教动态》上。他的这个发言相当尖锐，仅从整理所用的题目和小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其题目是“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几个小标题是：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毛泽东看了以后，不仅不反感，反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页）毛泽东如此评价傅鹰，不仅是看到了他发言的真正用心，恐怕也是因为知道他为人正直，非常爱国之故。我们知道，傅鹰抗战期间曾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并且兼任教务长和理学院院长，时任校长的萨本栋因病准备辞职，而他对傅鹰的学识和为人十分器重，拟推其为继任校长。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也赶到长汀，企图乘机劝说傅鹰加入国民党，傅鹰则放出话说，“宁可不当校长、院长，也不加入国民党”，并且借口外出招生而不与陈立夫见面。后来，傅再次赴美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使傅鹰大受鼓舞，认为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于是毅然决定回来报效国家。毛泽东不把傅鹰当做右派，显然与他的为人正直和是一位爱国科学家有关。由于傅未被划为右派，北大许多教授也都未划为右派。不仅如此，傅鹰在1962年还被提拔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例子之二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落。张奚若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也发表了十分尖锐的意见。他说党和政府的偏差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他也没有被划为右派。“据称，其中原因，一是周恩来力保，二是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十六字批评不满意，但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百科知识》2005年3月下半月号）历史也确实证明，张奚若是个好人。抗战前，张是清华教授，抗战后随校西迁昆明，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他曾面对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六七千名听众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展开猛烈抨击。他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同上）因此，尽管毛泽东对他的十六个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并没有将他划为右派。他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反右后仍照当会长不误。

显然，笼统地说反右扩大化是不符合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摘帽工作从1959年就已开始执行，当年就有四万五千名即10%的右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计划，是“积以时日，争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够摘掉帽子。”从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摘去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摘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真正认识错误，二是在言论和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货有一定的贡献。显然，摘帽不同于改正。改正只是对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错案进行改正。但是在1978年以后的事实却是，不是对个别错案进行改正，而是除个别人外整个使用了“改正”一词，结果，占右派总数97%以上的右派分子都进行了“改正”。（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9-691也）这种“一风吹”的做法，看来与主事者胡耀邦对右派所采取的态度有关。人们都知道，胡曾经给许多右派包括后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很大的关照，结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栽了跟头。胡的这种做法使人们分不清是非，对反右派的必要性产生怀疑，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后果，是应该引以为教训的。应该看到，中国当时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有几百万人，其中有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左派，也有许多人处于中间状态，但是也有些人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这其实并不奇怪；至于当时的大学生，由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也会有一些人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不正确的看法，并且会有个别人成为右派分子也是不奇怪的。现在这样“一风吹”以后，似乎全国只有百把人是反党饭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样的比例符合事实吗？郭罗基在他的书里曾经讲到北大历史系55级唯一的一个右派，此人名叫黄友钊，他在鸣放时期“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1页）联系到茅于轼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再看看现在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的猖狂活动，我们能说中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吗？能说1957年的反右派和今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必要的吗？在这个问题上，郭罗基曾说，“所谓的‘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反自由化运动’；一九五七年的历史事件的实质是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较量。”（同上，第59页）他到底是一个学历史出身的，知道右派这个名称不好听，想为之正名，殊不知，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出现以后，自由化这个名称也早已不香，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不过，对我们来说，名称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叫右派，还是叫自由化，其实都一样，都是需要加以坚决反对的；其斗争的实质，都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较量。

三、余论：驳“整风反右自相矛盾”说

郭罗基在谈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时说，“口头传达毛的讲话，强调反‘左’，批评教条主义；《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本却强调反右，说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为了适应但是的需要，按照反右的口径，又增加了‘六条政治标准’。文件的内容自相矛盾，文风也迥然不同。口头传达时常常引发轻松的笑声，而看到了这个书面文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笑得出来。”（《郭罗基：《历史的漩涡》，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214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1957年2月27日之最高国务会议地十一此（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在整风之前讲的，也可以说是为了发动整风而讲的。整顿党的作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它包括反‘左’，但绝不是仅仅反‘左’，也包括反右。而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此文是在同年6月19日，此时正是反右派的高潮之时，因此增加与反右有关的内容，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强调反对修正主义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绝不是什么自相矛盾，而恰恰反映了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天才论“者。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社会实践。既然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整风转向反右，人的思想当然也应该随之变化.，因此对一篇尚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修改是无可厚非的。至于文风，讲话和书面论著当然应该有所区别。讲话中可以即席发挥，穿插一些生动的事例，而作为论著则要求有严谨的理论形态。听报告和阅读论著的感觉当然不会完全相同，这种区别是很自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郭之所以特别感觉两者不同，与他自身的思想也很有关系。这一点从他对反‘左’感到高兴，而对反右就非常反感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事实上，许多人无论是在在听讲话传达时，还是在读书面文本时都感到很兴奋：他们在听传达时兴奋，是因为他们过去从未听过毛泽东的讲话，而现在听到了如此详细的传达，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说过的事情，他们非常佩服毛泽东运用语言的艺术；他们在读论著时感到兴奋，是因为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特别是，使他们在反右斗争中获得了与右派斗争的理论武器。当然对于右派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前后是有变化的。如他在2月份讲话时讲的是“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而在6月份正式发表的文本里则增加了许多限制词，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进一步强调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郭罗基也对此大做文章，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的缺点，而正是一个他的优点。

应该说，整风和反右，一个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分清敌我的问题；一个是解决思想问题，一个是解决政治问题，将两者综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或在经济战线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进行了一场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就目的来说，它们又具有一致性，即都是为了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都是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的江山，使之永不变色。就此而言，整风和反右也是相辅相成，前后一贯的。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