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家之言：对反右运动要一分为二

还是一家之言

对反右运动要一分为二　　

罗四夕　　

打油诗、整风反右　　

反右整风天命年，悠悠往事确如烟。由于群众不清楚，恨毛“精英”胡乱编。　　

整风反右已过了50多年了，对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往事如烟。但有的人为了抹黑毛泽东和挣点稿费，总是恋恋不忘整风反右，对整风反右进行歪曲、造谣。把反右派运动完全看成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对毛泽东进行攻击和污蔑。因此，有必要对整风反右谈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风？毛泽东是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才反右的；对划右派人数的置疑；反右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反右派运动要一分为二。　　

第一节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风？　　

有的反毛人士说：“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认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见者。”他们还说：“毛泽东是农民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不保。他知道最危险是败在内部的腐败。”有的人又说，主要是“整知识分子”……。这是他们自己的胡思乱想，不是毛泽东整风的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整风？57年，毛泽东整风的目的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当时妨碍团结的主要因素是一些共产党员干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因此要整风。　　

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就是当时有些共产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不尊重，不重视，轻视党外人士，特别是轻视知识分子。整宗派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有些党员干部这些坏作风，以便更好地团结党外人士，尊重党外人士，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官僚主义，有技术性的官僚主义和制度性的官僚主义之分。技术性的官僚主义是工作作风问题，是指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疾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瞎指挥，命令主义；制度性的官僚主义是指当官的只为官不为民，就是老百姓说的“官官相互”，当官的只为官负责、只为上级负责，不为民负责，对人民进行压迫剥削。　　

57年整官僚主义主要是整技术性的官僚主义，也是防止技术性的官僚主义变成制度性的官僚主义，防止共产党的干部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统治者，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53年就开始整官僚主义，当时的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六三年开始的农村“四清”，也主要是反官僚主义，防止共产党干部的变质，变成压迫者和剥削者。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更是防止共产党的干部变质，变成制度性官僚主义者。　　

他整官僚主义的办法有两手：一是搞一些运动；二是教育干部要经常自觉地参加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搞运动就是发扬民主，也就是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干部，是用外因（外力）整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参加劳动和看书学习就是要干部自觉改造世界观，改造灵魂，脱胎换骨，自觉自愿地克服官僚主义。这是毛泽东整官僚主义的两手，一手是让人民监督，一手是要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　　

因此，毛泽东说：“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　　

毛泽东整风的目的，　1957年5月1日　，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得很清楚， 指示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有时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一指示的发表，标致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 　　

开始，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看后，认为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毛泽东是肯定和欢迎的。如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文章，毛主席看到后，在这份报纸的第二版上做了如下的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他认为，当时的“三个主义”是很严重的，非整风不可，不整风党就要毁了。　　

5月16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膺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从这段批语看出，毛泽东是要认真整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　　

从以上一些情况看，毛主席党中央对整风是真诚的，对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是重视和欢迎的。目的是要把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整好，缺点整掉，更好地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这就是毛泽东要整风的真正目的，其它的说法都是猜测的、编造的，没有根据的。　　

第二节　毛泽东是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才反右派的　　

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下册第190页上，王蒙说：“他对苏联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1956年前后，他是想摸索出一套和苏联不同的路子，他先提出百花齐放，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要树立一个比较灵活、务实的社会环境，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一个和苏联不一样的中国独特的道路。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在1957年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他确实受到了某些知识分子给以他确实承受不了的批评的压力，另一个是他受到了党内一些不赞成他的新思想的人的压力。”　　

当时毛泽东确实是受到党内党外两方面的压力。　　

那么，某些知识分子给毛泽东那些承受不了的压力呢？有以下一些：“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取消党委制”,“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轮流坐庄”。他们还说“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轿下台了”等言论铺天盖地而来。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五月底、六月初就出现了高等学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要逼毛主席下台。　　

六月六日，章伯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的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大的错误，现在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这种情况，是毛泽东共产党决定开始整风所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党外一些人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　　

他们不仅有以上言论，还有以下行动：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就是只准他们说共产党的坏话，不许别人说共产党的好话，如有人说共产党的好话，他们就气急败坏地打断别人的发言，还讥讽别人是“歌德派”。 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　5月25日　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意见。他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织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卢郁文反驳章伯钧，他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指国务院核心领导起草好的文件给大家的讨论本）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谈到党与非党关系，卢郁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说，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以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以为应该允许反批评，这并不是打击报复。对于卢郁文的发言，同为民革成员并在国务院任参事的谭惕吾马上进行了驳斥。她说，“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土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会上，甘祠森认为谭惕吾是太主观了，不能说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第二天，这些发言都登在《人民日报》上。　　

又如在上海，复旦大学于　6月7日　举行教师座谈会，经济系教授笪移今由于在会上说了“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立即遭来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大声呵斥：“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还有几个人也拍手叫喊，要组止笪移今继续发言。　　

就在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彭真在北京正式拉开反对派斗争序幕之后，当天晚上，章伯钧还到史良家说：卢郁文是“跳梁小丑”。　　

二是写匿名信对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进行辱骂和恐吓。　6月6日　，在国务院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揭露，有人写匿名信给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匿名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后来卢郁文在一次会上讲到了匿名信的事，谭惕吾一再毫无根据地认为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搞的，她甚至说，“我百分之百地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直到80年代末，一位记者在自己的文章里还说，“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戴晴：《储安平》，《东方纪事》1989年第1期）就是说，匿名信是为了反右派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但是，郭罗基在他的书中却证据确凿地说，匿名信“确有其事，并非‘小把戏’。1959年，写信人就被公安部查了出来，又是我们历史系55级的学生，名杨秉功。1958年，全年级分赴边疆地区进行少数民族史的调查。杨秉功在广西听说某些地方饿死了人。1959年回校后，他在未名湖畔的建筑物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公安部发现，小字报的笔迹与1957年匿名信完全一致。缩小了范围，一下子就查出了。杨出身于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但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杨被捕时是四年级学生，刑满出狱后，北大仁慈地给他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这些都是杨亲口告诉我的！”（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1页）在这里，郭罗基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匿名信和小字报的作案者的准确的信息。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用这种辱骂和恫吓的手段来阻止左派讲话并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现象。还有一位也是在国务院当参事的党外人士李仲公，由于在　5月27日　召开的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的意见，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骂他是“逢党之恶”。甚至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也收到了匿名信，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这说明，当时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已经发展到相当猖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反击吗？　　

　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报》之所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而社论之所以又特别提到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恰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有人说这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在　6月10日　举行国务院非党认识座谈会上，卢郁文再次谈到，在他收到了第一封匿名信以后，又收到了4封匿名信，（见　1957年6月11日　《人民日报》）足见当时右派的气焰是何等嚣张，而对其开展反击又是多么必要。　　

三是煽动学生上街游行，工人罢工，南京学生游行就公开要求要请蒋介石回来。　　

章伯钧后来在交代中说，“　6月5日　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就我们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的很厉害，……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一些人谈谈，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去。”（见　1957年7月4日　《人民日报》）第二天，即　6月6日　章伯钧召集了民盟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六位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故又称“六六六会议”（　六月六日　六教授会议）。参加的还有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请了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金若年参加。胡愈之在会议开始前即离开了会场。据参加会议的闵刚侯后来揭发，“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许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此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见　1957年7月4日　《人民日报》)另据费孝通的回忆，发言者对共产党是否已经掌握了各学校的实际情况表示有怀疑，章提出要找周总理、李维汉、康生、彭真。史良主张在座的人一起去见党的负责同志。史良说她晚上可以见到周总理，如果周总理同意，当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谈。不过，周总理没有表示可否。（转引自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从这些情况人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章伯钧们认为，共产党实际上已经不能对局势有什么影响了，继续放，学生就会上街，市民也会参加，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如果收，那就要依靠民盟来收拾残局。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他们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吗？ 　　

由此看出，当时有的右派的气焰确实是十分嚣张的。　　

还必须指出，最先反击右派言行的人，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干部，而是无党派人士和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　　

在鸣放时，有的人确实是很猖狂的，就连有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为共产党打抱不平，如57年5月15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689页）　　

　5月22日　，陈劭先在民革中央小组的扩大会上讲，现在各地都“鸣”、“放”有放得好的，有放得不好的，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本着爱党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不要把整个共产党都说成是宗派主义，那样就说不到长期共存了。　　

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地“鸣”、“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党倾向。（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验》85页）　　

革命老人，何香凝，因健康关系没有出席　6月1日　在统战部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她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书面发言，信中说，“革命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党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基本上有爱国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1957年6月2日　《人民日报》）何香凝已经清楚地看出了“新时代”左、中、右的分野，并且对右派的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同时也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规劝，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何香凝的话右派是听不进去的。（请参看《》,奚兆永《毛泽东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　　

时下有关“反右”问题的认识，一些人往往认为当时对右派的严重性被看得过重，而对反右的必要性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当时右派对党社会主义的进攻是相当猖狂的，局势是极其严峻的。
以上是右派给毛泽东的压力。

那么，党内一些人又给毛泽东那些压力呢？当时，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整风，党内有些干部就想不通，对党外同志向党提意见，他们就有抵触情绪。他们说：过去革命几十年没要人监督都走过来了，革命胜利了反而还要人监督。加之整风一开始先把矛头直接指向他们，并来势凶猛，如果继续再整下去，有的干部就脱不了手了。于是他们早就跃跃欲试想反击了，只因毛泽东不准，叫他们硬着头皮顶住，他们才没有反击。　　

5月20号以前，由于右派来势很猛，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很紧张，担心出“匈牙利事件”。近来还有人说，反右派前夕，刘xx、邓xx、彭xx就向毛泽东说，如果整风再这样整下去，就要出匈牙利事件了。这话是网上说的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因为邓xx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很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这天下午，刘xx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xx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在会上通报了这一情况。最后，刘xx讲话。他说：xx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毛泽东传》1949－1976第697页）　　

邓xx　1980年2月22日　――1981年7月17日，还先后五次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当时的右派分子确实是“杀气腾腾”。由于右派分子的杀气腾腾，才促使党内强烈要求反击右派。　　

由于党内外的压力，当时毛泽东也很担心，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由于党内党外的压力，毛泽东才反右的。毛泽东反右派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关系到共产党的江山能否坐稳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不是毛泽东要整知识分子，而是有些知识分子要整毛泽东，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节　　我对57年划右派分子人数的置疑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全国有30万右派分子。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是45万右派分子”。由此看出，57年全国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毛泽东还不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的结果，说全国划的右派分子是55万人。还维持右派结论，只摘帽子的还有5千多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右派只有5千多人。后来又说真正的右派分子只有96人。现在有人又说，“根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　　　　　

30万、45万、55万、317万8千4百70人，到底那个接近真实呢？　　

我对317万8千4百70人的置疑？因为反右派是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名正言顺的，理直气壮的，堂而皇之的，为何对右派分子人数要保密呢？为什么对当年具体负责管反右运动的总书记邓xx也要保密呢？　　

如果真有3178470个右派，80年代为何只改正54万多右派，而留下260多万右派不改正呢？ 　　

80年代改正右派是大张旗鼓的、轰轰烈烈的，为何那错划的还未改正的260多万的右派分子不提出申诉、不要求改正呢？难道他们都死光了？难道他们都是弱智，不知道在给右派落实政策吗？如果他们申诉了，不给他们改正，那又说明什么呢？如果真是这样，那胡跃邦落实政策的丰功伟绩不就付之东流、全部泡汤了吗？　　

说317万8千4百70个右派的人们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为了说明反右没有必要性时，说落实政策的结果只有96个右派分子没有改正，难道反右是必要的吗？他们为了说明反右扩大化的严重性，又说实际上还有260多万右派分子没有改正、平反。　　

我不仅对317万多右派分子置疑，还要对55万右派分子提出的置疑？这55万是根据落实政策时各地报的数字统计的。这时报的数字是有水分的。因为在80年代落实政策规定，落实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因政治问题搞错了的人给予改正落实，其它问题，如学生因成绩不合格，或身体原因和品德问题受处理的一般不予落实。又因为政治问题落实后有优惠政策，如大学生本来只读一年书，如果是右派，落实政策后就要当大学本科毕业生对待。由于这政策很有诱惑力，于是有些不是右派的人就想当右派。也许人们会说这是“天方夜谭”。但现实生活中这确是活生生的事实，我校有个人，他56年进校，57年因身体不好，自己要求退学，因他在反右中无大问题，学校照顾他，给他安排了工作，当中专待遇。但在落实政策时，他硬说自己是内划右派才退学的。他落实政策后，一切待遇都给大学本科生一样了。于是有人就讥笑说：过去当右派要吃苦头，现在当右派有甜头，所以有人要争当右派。人们说，当时学生中那些真正划成右派分子的学生都没有处理他退学，怎么会要一个内划的右派退学呢？既然当学生都没有资格，为何还照顾他留下当干部呢？　　

又有一个单位，57年反右时，党支部确实把某个人划成右派分子，但报上去，上级没有批准，因此，本单位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右派分子对待。由于没有告诉他本人，他本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右派。这是单位的失误。　　

因此，我认为，55万右派是有水分的。　　

我对只有96个右派分子的置疑？这96个是缩了水的，茅于轼的右派是改正了的，但他自己声称“是准确地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加上茅于轼就应该是97个了。有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就原形毕露，马上露出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他们当权之后，马上就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方励之等人就是这样的真右派。加上方励之，至少就是98个右派了。因此我有理由说，只有96个右派是缩了水的。缩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识不清的，有作顺水人情的，有“沟对”的。　　

安子文说的45万右派分子基本上接近真实，出入可能有，但不会太大。理由是：第一，当时安子文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右派人数他应当基本上知道；第二，1959年给10%的右派摘帽子，摘帽人数是四万五千余人，与四十五万总数相符合；第三，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计划，是“积以时日，争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够摘掉帽子。”从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共摘掉三十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与四十五万的70%比较接近。　　

我不是否认反右扩大化，而是对有些人说的右派人数的置疑。反右扩大化是铁的事实。扩大化是不对的、错误的，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错了的应当改正，但改正也不应当扩大化。　　

应当说，要防止扩大化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划右派时要完全防止扩大化不易，改正右派时要防止扩大化也难。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们的主观原因：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品德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　　

第四节反右派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　　

一些反毛人士，为了抹黑毛泽东，把反右和反右扩大化都全部栽到毛泽东的头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反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在反右派这个问题上，当时党中央的认识是高度统一的、一致的，没有出现分歧，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比毛泽东还积极，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抢先反右的举动。反右的文件是当时中央一致通过的，具体执行是中央书记处，把有些重要人物划成右派分子是中央书记处共同讨论决定的。黄克成同志说：“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1964年，毛泽东针对刘xx等人制定的《后十条》要整社员群众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xx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　　　

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右只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是刘xx等人主张“满天开花”。　　　

反右派斗争高潮时，也就是6月29日，毛泽东在《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请注意！毛泽东说：“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毛泽东这里用的是“批评”，不是“批判”，更不是“斗争”。批评“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与人为善的态度”。特别强调“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和无党派人士张奚若等人，毛泽东就是这样对待的。　　

1957年4月27和29日，傅鹰两次在整风鸣放会上发言，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将其发言整理后刊登于仅供高层领导参阅的《宣教动态》上。他的这个发言相当尖锐，仅从整理所用的题目和小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其题目是“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几个小标题是：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毛泽东看了以后，不仅不反感，反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页）由于傅未被划为右派，北大许多类似的教授也都未划为右派。不仅如此，傅鹰在1962年还被提拔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　1957年5月15日　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也发表了十分尖锐的意见。他说党和政府的偏差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十六字批评不满意，并对他的十六个字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并没有将他划为右派。他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反右后仍照当会长不误。　　

但在划右派时，有很多单位就根本没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有的人不仅没有右派行动，就连右派言论都说不上，也把别人划成右派分子。　　

十月十五日，下达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说：“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叫各地按这个标准来检察所划的右派。但有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按这个标准来检察所划的右派。　　

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办，反右扩大化就不会那样严重。显然反右扩大化与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领导人的理论水平和道德品质有关。由于理论水平不高，把不是右派言论当成右派言论；由于道德品质不好，对给自己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服。　　

下面三个例子也说明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　　

第一个例子。请看王蒙与访问人的对话：　　

访问人：他们四人当时受到批评，是不是给这件事有关系？　　

王蒙：可能给这有关系，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整个文艺形势，受到批评。他们后来写的这一篇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文章没有发出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团员吗？（别人回答说：不是，是党员），是党员也很年青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当然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他还引了王勃《滕王阁序》中最有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与毒草共放。毛泽东讲话的内容我记得就是这样。他讲这些，当然都是从最高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讲的，我体会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尽可能把空气搞得活跃一点，创造一个自由环境，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讲话给我极大帮助，起码也有保护作用，使我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很好。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反右之前。　　

访问人：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右派呢？　　

王蒙：现在有很多外国记者也这样问我，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反右派运动一起，各报刊对这篇小说还是给予否定，时间不长，我就被定为右派。定我为右派的过程和内情到现在也不知其详，我也不想知其详。　　

……　　

访问人：你的小说要是放在1957年后发表，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王蒙：恐怕更遭，幸亏他老人家说过那些话，虽然我定为右派，讲老实话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对我的处理也是最轻的，报纸上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访问人：这可能和毛泽东年初讲话有关系？　　

王蒙：我觉得有点关系，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感谢老人家，起码他对我的小说保护过。当然我无权也无法要求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不断地过问我的创作、个人的遭遇，我不能那样去要求，也不应该再去麻烦他。说你一次已经三生有幸，还能等着再来？　　

 （见《说不尽的毛泽东》下册，182—185页）　　

从王蒙的答问可以看出，如果按毛泽东的看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就不是毒草，王蒙就不该划成右派。　　

第二个例子。北京友谊医院院长朱仲丽的回忆：反右时，毛主席问医院划了几个右派？　　

朱说：划了十二三个。　　

毛问：医院多少人？　　

朱说：1100多人。　　

毛说：不能划这么多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　　

朱仲丽回去提出五个右派交党委，建议不戴右派帽子。但讨论结果，一个也未取消。　　

朱仲丽的回忆也说明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北京友谊医院当时就该把右派的人数砍掉一半。　　

第三个例子。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人员崔英的对话更说明问题。“1962年12月8日，在中南海的周末的舞会上，崔英同毛泽东跳舞时，毛泽东问：“具体负责哪些事情啊？”　　

崔英：“处理人民群众给主席的来信。”　　

毛：“好啊！这项工作很重要，要认真做好它……”　　

崔：“嗯，我一定认真工作。”　　

毛：“群众的来信多吗？”　　

崔：“多……”　　

毛：“都反映哪些问题呀？”　　

崔：“主要是……右派要求平反……”　　

毛：“说说看，有那些具体问题？”　　

崔英列举了三件典型案例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党的政策，甚至趁机打击报报、陷害一道工作的同志，把一些好人打成“右派”……　　

毛：“你告诉我，被划成右派的材料寄来了吗？”　　

崔：“寄来了。”“这么多的材料，大都是右派的申诉……”　　

毛：“有些右派的事我是亲自过问的，你讲的这些我还不晓得……”　　

崔：“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　　

毛：“详细情况不大晓得。”“你可以直接去找我……”　　

崔：“对右派的申诉信件，我们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做处理……”　　

毛：“什么原则？”　　

崔：“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谁说的？真正错划右派，要纠正，要平反！”　　

毛：“回去告诉你们领导，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直接给我送来！”　　

　12月9日　，崔英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秘书室的领导即让她起草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　　

　12月14日　，崔英将综合报告初稿刚刚送交了秘书室的领导审阅、尚未报送毛泽东时，突然接到了被调动工作的通知，并让她马上办理手续，交出工作证，离开中南海……　　

（摘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240—245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早就应当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平反了。但结果不但没有即时给错划的右派改正、平反，反而把帮右派反应情况的人调离中南海。崔英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还活着，你把调离中南海的前因后果再详细说一下。　　

第五节　　反右运动要一分为二　　

第一个一分为二是反右运动的左右双方。反右运动是左右双方共同造成的，双方都有责任，不能只怪共产党，更不能只怪毛泽东。反右运动的起因主要是一些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共产党整风是要求整“三个主义”，他们却要整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而且还来势凶猛。就因为来势凶猛，共产党才提出“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是后来邓xx也多次说的，当时的右派确实是“杀气腾腾”。反右运动是一些右派人士挑起的，是他们“杀气腾腾”向共产党进攻，没有他们的“杀气腾腾”进攻，就不会有反右运动，也就不会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就连有些民主人士也说，‘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　　

现在有的人，把当时的所有右派都说得那样温柔，那样善良，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因此，不能把反右扩大化只当成是共产党的过错，更不能认为只是毛泽东个人的过错。共产党反右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的，是防卫。攻与防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攻就不会有防，不可能只攻不防。　　

第二个一分为二是反右派斗争的好处与坏处　　

反右斗争的好处是：　　

第一， 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深入人心，使

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四十年，直到1989

年，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开始动摇。57年新

中国成立才7年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必

要性、重要性，许多人还缺乏认识，还未深入人心。经过反

右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比较多的人都不同程

度地提高了认识，基本上深入了人心，比较多的人心服口

服。有少数人虽心不服，但口头上也不得不服，不敢不服。　　

第二， 创造了一种好的民主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

报、　　

大辩论。这是民主党派人士发明的，功不可没。共产党把这个民主形式接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很好的民主形式之一，因为人民很容易掌握和运用，对官僚主义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如果现在把“四大”民主与网络民主相结合，民主就比较全面了，那腐败分子、牛鬼蛇神就无藏身之地了。　　

第三， 促使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反右前夕，他和其他　　

领导人一样，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没有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基本上结束了，有也只是残余了。由于右派的出现（存在决定意识），他又重新思考阶级斗争问题，提出在所有制解决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要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右前，毛泽东是横向发展了马列主义，反右后他是纵向发展马列主义。　　

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现在不少人还缺乏认识，还一股劲地说毛泽东反右后就犯了“左”的错误。其实，不是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而是有些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太低了，理论水平太低了，在国内国外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面前，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揣着明白装糊涂，还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实在可悲。苏联为什么亡党亡国？它的经济实力是第二号超级大国，它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与头号超级大国旗鼓相当，头号超级大国在它面前都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为什么几乎一夜之间就亡党亡国呢？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占支配地位的结果吗？美国如果要用武力打垮苏联是很困难的，即使打垮了，自己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它用意识形态这一手，却得来毫不费功夫。　　

反右斗争的坏处：　　

第一，众所周知，反右严重扩大化了，造成严重的后果，这　　

是很难洗去一个污点。为什么会扩大化？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未整倒，就开始反右，于是就导致许多人，是用“三个主义”来反右，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反右扩大化；第二个原因，是戴右派帽子。我认为，反右是应该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右派的猖狂进攻不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会后患无穷。对右派人士批判、斗争都可以，但不该戴右派帽子。因为，当时右派分子的言行，主要还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是复杂的，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思想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这三者是很难区分的，由于不易区分，戴右派帽子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扩大化的错误。　　

意识形态是变化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变了，比较多的人的意识也要变，不变的只是极少数。由于各个人的认识能力不同，世界观不同，阶级利益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变化也就各不相不同，有的人变得快些，有的人变得慢些，有的人变好了，有的人变坏了，有的人变成左派，有的人变成了右派。　　

就拿当前的拥毛人士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初，都是反毛的。因为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许多历史事实人们不清楚，走资派还未大量出现，无产阶级主人翁地位还是稳固的，有的人随大流跟着别人反毛泽东，骂毛泽东也就很自然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历史事实真相人们比较清楚了，走资派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了，无产阶级主人翁地位消失了，由主人重新成为奴隶，许多工人的饭碗也被砸了，造成一个庞大的失业弱势群体。这时，过去有些反毛人士才恍然大悟，觉得毛泽东太“神”了，他比神还“神”。于是在没有组织领导灌输的情况下，人们自觉自愿地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拥护毛泽东，热爱毛泽东，颂扬毛泽东经久不衰，而且还不怕风吹雨打，一往无前。如果当年因他们跟着别人反毛泽东就把他们划成右派，就冤枉了。因此，我认为当年反右时不该普遍戴右派帽子，为了杀鸡给猴看，只给几个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就可以了。　　

我这是后话，是事后诸葛亮。但作为总结经验教训还是有益的。　　

第二，妨碍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使人不大敢提意见　　

了，这又妨碍了发扬民主。　　

第三，由于反右，整风基本上夭折了，宗派主义基本上没有　　

整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但没有整掉，反而膨胀了，这就给后来造成了灾难。在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更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次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特别是主观主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后来的官僚主义逐渐由技术性的官僚主义发展成制度性官僚主义（只为官，不为民），久而久之盘根错节。这时要整官僚主义就更困难了，像“文革”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方式也没有把官僚主义整掉，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官僚主义马上就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如果当年不是右派的干扰，把“三个主义”基本上整掉了，后来的许多坏事也就不会那样严重了，技术性的官僚主义也就不会发展成制度性的官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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