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敬重茅于轼这个人，第一是因为茅先生比我老得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不能丢掉；第二因为茅先生老而弥坚，他的许多话在网上遭到了普遍的批评甚至谩骂，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想说什么还是要说什么，哪怕明知说出去立即就会招来唾沫和砖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茅先生我也持这样的态度。
最近，茅于轼先生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写了一篇题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关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我是一直有个疑问的，就是：难道真是彻底地反错了吗？读了茅先生的这段话我心里的这个疙瘩终于解开了，那就是：右派真的是存在过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既然那时真的有右派存在，出于当时历史状况的考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右斗争的决策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只是下面政策的执行者把它扩大化了。在这里，茅先生的话算是对当年的反右斗争做了点平反的工作。这就说到了后来做的给右派平反。在同一篇文章里茅先生还写道：“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事是有的，照说平反也只能是平反那些因为扩大化而错化成为右派的人，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地搞“一风吹”就有些欠妥，因为“一风吹”的结果是连真右派如茅于轼者也被平反了，这算是什么呢？茅先生在文章里说：“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共产党把茅于轼平反了，可他并不领这个情。想想也是，人空是要“戴親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他怎么会在乎什么平反不平反呢？共产党是多情了。然而我觉得这事做得却是意味深长的，从后来的社会变化中我们或许会看出些门道来。
茅先生说他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共产党不允许，把他打倒了，后来呢？又把他解放了，河东转河西，很有意思。是不是因为他的想法改变了呢？不是，这从他后来的一系列言论里可以找到证明。茅先生吃着社会主义的饭，吹着资本主义的号，而且还一路高歌猛进地吹进了资改派的智囊团，这是实践了不再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决定的。茅先生算是生逢其时了。学者是有学者贞操的，学者在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时候他是会坚持到底至死不改的，即所谓“死不改悔”是也。茅先生当然是这样的学者。茅先生的学术思想受着资改派阳光雨露的哺育得到了茁壮的成长，最应该感谢资改派的茅先生当然要算一个。
我还感兴趣的是茅先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他话里的这个意思说得真是太明白了。我想提醒一下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也把它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茅先生为什么这样说？玩味茅于轼先生的说和所说，真是太有趣了。
说起来也许有些人不解，我是一直希望当年的真右派能够站出来说几句话，可是没有，事情过去之后大家全都摆着一副受了天大冤枉的面孔，把自己往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拥护者的行列里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着自己受到的委屈，让人感觉到有些够虚伪，也很无聊。现在好了，终于有真右派茅于轼先生出来说话了，我为茅先生鼓掌。可是我也为茅先生担心，他说得这样直率，他的同类们会不会有一种被撕破了面纱以后无法做人的感觉呢？他会不会因此伤害了谁而获罪呢？会不会有人由憎而厌而有除之而后快之心呢？这样茅先生就要当心“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俗话说“没有这个胆子不吃这个斧子”，茅先生既然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我相信他自有敢说的底气。而我，已经把他当成真右派的标本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标本，希望大家都来分析分析。
200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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