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本身就是专政--兼论整风反右运动

整风反右－一场倍受争议的运动

整风反右是两场紧密相联，而又倍受争议的运动。有人把它视为一场阴谋，即“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历史问题的决议》则给出另一种评价：“整风运动，即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理由都不大充分。

整风＝民主？

在很多人看来，整风代表民主，因此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决议》的精神）；但是反右的理由就不充分了，因为即使抛开官僚集团借机打击迫害提意见的人不谈，单就反右的初衷而言，好像也不甚合理；尽管右派人士提出的‘轮流做庄’等等主张比较过激，但是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总该让人自由地发表一下观点吧，扣帽子，封嘴巴好像也过于专制。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并不完全同意；因为在现实的社会中，民主与专政是一对共生的事物，民主的本身总是伴随着专政，整风未必代表纯粹的民主，反右的初衷也未必代表纯粹的专政。对这一观点，下面将详细论述。

民主的本身就是专政

说“民主的本身就是专政”，这话可能会令很多人惊诧。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对国事必表意见的权利。一般来说，新闻自由、舆论自由，畅所欲言，并且不被追究责任，这是民主；而对新闻、言论进行政治引导，甚至干预、强制，这是专制。要发扬民主，就不能有干预和专制，因此，怎么能说民主本身就是专制呢？

民主与专政是对立的，这并没有错，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单就这一点来说，它还不全面。因为没有干预、没有强制，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有话语权。回想《物权法》出台之时，媒体上诸位学者一片叫好之声，欢呼这个“明确保护私人合法财产”的时代；而新《劳动合同法》出台时，“操之过急”，“不合国情”的批评却不绝于耳。我们很多人熟悉电影《我是刘跃进》中那些偷鸡摸狗、老奸巨滑的‘农民工’，但是有多少人能有机会读一读杨海燕的《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呢？我们听说过饭岛爱自杀身亡，但是又有多少人听说过某些职工宿舍区自杀防护网呢？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在经济危机中步履艰难、急待援手，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珠三角的工人常常需要通过堵塞国道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比较民主，因为基本上没有人不让你说话；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社会很不民主，对此美籍学者金宝喻有一个形象比喻，她说：这个社会虽然人人都能说话，但是有些人说起话来声音很大，所有人都能听见；而有些人说起话来就像窃窃私语，其他人几乎听不到。

那么为什么我们工人、农民、基层技术人员没有话语权呢？这并不仅是因为我们被暴力卡着喉咙，而更是因为自身“水平不够”：第一、我们在文化上‘修养’不够，我们的语言不够‘优美’，意境不够‘深沉’，我们的文章没法跟《色诫》这种“大家之作”相比，杂志怎么能刊载呢；第二、我们在学术上“造诣”不够，我们不懂得怎么建模，不懂得怎么引证[1]，我们“没有理论深度”的观点表达出来只能是“愤青”之作，怎么能在权威书报上发表呢；第三、我们在经济上‘贡献’不够，微薄的工资连‘版面费’‘评审费’都支付不起，更不要说办报纸了；第四、我们在政治上力量不够，不过这方面还算令人欣慰，毕竟农民工在全国人大里还有三个代表。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没有话语权，绝不单纯是暴力和行政干预的结果，相反，倒是新自由主义先生们的话更为贴切：“人生来是平等的”，只是很多人“素养不够”。的确，我们工人、农民以及基层技术人员发不出声音，并不是仅仅暴力迫害造成的，也不是仅仅行政特权造成的，而是学术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经济差异等等诸多客观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果给这些差异寻找一个统称，那正是所谓的“阶级”。尽管自由派的先生们一贯厌恶这两个字，但是，只要我们讨论民主时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头脑中抽去了一切经济差异、政治差异、文化差异、民族差异的抽象人，而是社会现实中活生生的人，那么“阶级”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汇。

回首五十年前的整风运动，看看那时的《文汇报》等等著名报刊，其中类似“政治设计院”的诸多主张又有多少是工农兵提出来的呢？我们可以说一些干部很“没水平”，只会扣帽子[2]，只会行政干预，不会以理服人，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不是民主，但是我不禁要问，难道不扣帽子，没有行政干预就民主了么？在无产阶级刚刚政治翻身，理论上还不成熟的时候，难道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工农兵，以及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也就是“没有水平”的人，就能获得话语权么？不，在一个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民主，必定同时也是专制。

专政的本身也是民主

一个人要想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就必须首先吃、喝、住、穿；同样，一个人要想获得话语权，也不是无条件的，他需要文化、理论、经济、行政的权力，甚至暴力。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人类社会，那么话语权，就是这些权力的占有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谁在这场经济、文化、行政交织的博弈中占了上峰，谁的声音就能被公众听见。由于胜利者压倒失败者，因此这场博弈可说是专制；但是由于这场竞争同时也是‘公平的’，‘自由的’，没有外界干预和强制的，（注：如果我们‘公平’一点，站在整个社会，而不是某个党派或者社会群体的角度上来考察这个问题，那么在社会这个整体之外自然没有‘外界’，也就没有‘干预’），因此，这场博弈也是绝对民主的过程。[3]（新自由主义者有很多优美的语言来颂扬自由竞争的伟大，笔者就不多费笔墨了。）

民主与专政是矛盾的对立面。但是，只有在规定了先验的前提或者立场的时候，（比如人为规定“文化、学术权威”合理而行政干预不合理），它们才是泾渭分明的，才是仅仅对立的。而一旦我们抛弃一切前提，那么对整个社会，民主将同时是专制，专制也将同时是民主[4]。他们之间的差别被扬弃了。

结语

我们要民主，不要专政。但是民主并不是仅仅消灭暴力强迫、消灭行政干预就能到达到的。只要还有阶级分化，只要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的权威还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基层劳动者的手里，那么话语权的争夺就是一场博弈，任何民主都将同时是专制。只有逐渐消灭阶级（绝不是仅仅从肉体上）、消灭三大差别，才可能有纯粹的民主，但这种民主也可以说是纯粹的专制，因为这时民主与专制的差别已经消逝了。[5]

兼论整风反右

整风仅仅是民主么？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质上等于让暂时没有能力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农兵放弃刚获得的话语权。反右仅仅是专制么？同样不是，对于理论还不那么成熟的共产党干部来说，要夺回话语权，如果既不扣帽子，又不搞行政干预，那还能采取什么手段呢？

很多人批判反右，却很少有人批判整风。整风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广开言路来纠正共产党出现的官僚主义问题，但是整风的实际形式却并不能使基层的劳动者真正获得话语权，相反却把话语权直接送给了文化学术精英[6]。而到了整风运动后期，毛主席已经面临着，要么放弃舆论领导权，要么让官僚集团借助反右运动打击异己的两难抉择。因此，真正埋下祸根的是整风运动，而到了反右运动的时候，已经没有完美出路了。九年之后，当毛主席再次希望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时候，他也没有再采用整风这种形式。

（注：尽管本文对“扣帽子”之类的行为做了一点辩护，但是我想，这种做法仍然应当批判，因为它不但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副作用严重，免不了打击一些正直的同志。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劳动者就必须“占领”上层建筑。这场文化革命的对象，不是肉体上的敌人，相反却可能包括我们自身的思想。这场文化革命的出路，也绝不是把操作工人和技术员培养成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7]，而是要在提高能力的同时，改变学术和文艺的现有评价体系，建立起新的科研方向和文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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